爱华网《蒋经国传》 作者江南
旅美作家刘宜良
作者简介
江南（ 1932年12月7日–1984年10月15日)本名刘宜良，笔名江南，江苏靖江人。1949年随国民党到台湾进入“国防部政干班”学习，后来进入新闻界担任记者。1967年以《台湾日报》特派员身身份驻美国，并加入美籍。在美国期间江南写作《蒋经国传》与《吴国桢传》，其中蒋经国传于美国洛杉矶《论坛报》上连载后，由于内容记述蒋家内部与国民党内部之派系斗争，被国民党当局视为侮蔑元首。
1984年10月15日，刘宜良在旧金山自宅车库遭歹徒暗杀。此事传开，立刻震惊了海内外，江南生前友好及主持正义的华人学者，还成立了“为刘宜良伸张正义委员会”，要求有关当局彻查凶手。
美国联邦调查局随即查出凶手为台湾竹联帮份子陈启礼、吴敦和董桂森。陈启礼及吴敦逃回国后，被政府以“一清专案”的名义逮捕；董桂森则潜逃海外（最后在巴西被捕而被引渡到美国）。美国向国民党政府要求引渡陈启礼及吴敦未果，乃向新闻界透露已经掌握陈启礼为防万一而录制的一卷录音带，证实有国民党政府情治人员介入此案。蒋经国乃于1985年1月10日下令逮捕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要求彻查此案。并于1月13日由中央社发布消息，承认情报局官员卷入“江南命案”。
1985年3月1日，陈启礼的密友张安乐（绰号白狼）忽然偕同一位替陈启礼保管录音带，匿名“背影”之人士，出席洛杉矶台湾人社团所召开的“江南命案演讲座谈会”，宣布“蒋孝武就是谋杀江南的元凶。”国府虽判处陈启礼、吴敦、汪希苓无期徒刑，胡敏仪、陈虎门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经两次减刑后，三人服刑六年————余获假释出狱，却不能堵住世人对于蒋孝武涉案的悠悠之口。陈启礼和吴敦则先在一清专案被逮捕，移送法办之后，经普通法院判刑确定。
1985年7月1日，蒋经国下令取消“国防部情报局”，将该局业务与参谋本部特种军情室合并，另组“军事情报局”，由参谋总长负责指挥。该局局长由原八军团司令卢光义担任。此后一直到过世，蒋经国在情治首长出缺时，宁以军事将领接任而不提拔情治系统人士。刘宜良遗孀崔蓉芝，则在美国控告中华民国政府，1990年获得赔偿一百四十五万美元。
江南命案，震撼太平洋两岸，美国政界与媒体对台湾特务与黑道联手在美逞凶，大感意外与愤怒，台湾形象受到前所未见的重挫。被指涉案的蒋孝武固然得以全身而退，然而也逐渐淡出政府决策的核心。特别是1985年8月16日蒋经国总统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更明白指出中华民国国家元首依宪法选举产生，从未考虑由蒋家人士继任，或许也受到江南案的影响。
刘宜良先生除著有《蒋经国传》外，还完成了《龙云传》前半部分，而《王升浮沉录》因写出台湾政界很多内幕消息，且富有趣味性，也有广泛影响。刘先生遇害前正在撰写《吴国桢传》。
刘先生为人正直，笔力千钧，嫉恶如仇，不平则鸣，他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这个世界，要骂的事骂不完，此地《时代报》有一专栏，我每天都写，很多人为之光火。”刘先生具有浓厚的民族意识，关心中国统一大业，就是这样一位富于正义感的作家，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恐怖分子暗害了。
出版说明
今年七月，一位在美国的华人朋友向我们介绍了江南先生。不久，江南先生和我们建立了联系，并寄来了他的“江南小语”书稿。九月中旬，江南先生来京，又亲自将他所著的“蒋经国传”书稿交由我公司在国内出版。在他离京返美后，于十月五日致函我公司，信中说：“书稿中有不少错误，假使排版，我要做些修正。”不料，我们收到此信的次日，即已传来江南先生被害的恶耗。
《蒋经国传》一书是江南先生积多年心血之作，从六十年代起他就为撰写此书进行了材料准备工作，并为此而放弃了博士毕业论文的写作。除去进行采访和到图书馆查证资料外，为取得第一手资料，他曾多次回大陆，到浙江、江西等处实地采访。在他的努力下，此书的材料来源件件注明出处，很有史料价值。
现在，我们不负江南先生生前之托，出版此书，作为对江南先生的纪念。只是书中的某些错漏，已无法得到江南先生的亲自修正，终成遗恨。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一九八四年十月
序 谢善元
二十九年前，刚到台湾台中东海大学上学时，曾选修一门哲学概论，由张佛泉教授主讲。张教授上课有他独特的一套教法。我们第一次跟他见面时，他什么话都不说，就从灰色长袍里取出一只鲜红的苹果来放在讲桌上，然后要所有学生花十分钟去详尽地描述它。这一下可真把我们这一批大一新生搞糊涂了，完全不知道他老先生的葫芦里在卖什么药。
年事稍长，我们逐渐意识到认知主体与被认知客体之间往往有一层不可逾越的距离。可是由许多认知主体从不同角度去看同一客体，虽说不能求得绝对的真，毕竟会增加穿破表象，把握真相的机会。
认识自然界的物固然已很困难，要认识人文界的客体，特别是一位基于政治需要，必须作许多明明暗暗行为的政治人物，其困难又不可以道里计了。
江南写《蒋经国传》，其主要用意便在于帮助读者了解当今台湾政坛上关系千百万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一位红人—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先生。此书一旦出版，相信必能成为今年的中文最畅销书。
《蒋经国传》之所以会成为最畅销书，有它许多与众不同的条件。首先是题目好。从他二十六岁由苏联回来那天起，直到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止，经国先生始终是老总统身边最得力的助手，而老总统是五十年来中国政坛上最重要的一位人物。换句话说，经国先生一直是台湾权力中心的核心分子。能够了解他的一切，就会帮助读者了解近几十年来台湾政坛，特别是近三十年来台湾政局里的许多演变及其原因。当然台港各书店里也有一些有关他的书籍，而他自己本人除去发表谈话、撰写文章外，也会不时公布一下他的日记，剖白他的心底感触。可是这些片面资料无法满足一般读者的好奇心。大家都希望能越过歌功颂德者的马屁文章，以及经过删节的自白，穿破种种表象，直观真相。
江南的《蒋经国传》，可说是近年来第一本以公正的第三者立场，以他自己的是非标准，在自由的写作环境下，全面地为经国先生所作的一个勾画。这本书到底成功到何种程度，见仁见智，恐无定论，一切要由读者自己决定，但江南主观上确已尽了他最大努力：“我脱下情感的有色眼镜，帮助对历史有研究兴趣的读者，找到历史的片段和零缣”，“主要的是能站在公正的立场，秉笔直书。”
《蒋经国传》的第二个特点是取材广且严谨，而这又得力于江南的出身、经历和学厉，从一九六三年起，至一九六七年止，四年间，江南成功地担任《台湾日报》的记者。他获得了同事的尊敬，也赢来被报导人的感激。这些成果，都是他自己拚出来的。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他经常不停地跑，不断地访问当事人，又须在不违背良心的原则下，尽量说服事件主角吐露真实感触。由于他的优异表现，他被报社特派到香港及东南亚去作专访，撰成《香港记行》及《动乱的东南亚》两书。一九六七年来美之后，他又花了五年时间念学位。虽然最后因为没有写完论文而未曾取得博士学位，他对写论文的各种必备条件，却已充分掌握，行文落笔，处处顾到来源出处。这些经历，都在《蒋经国传》的写作过程中透露出来。书中的资料，有许多是由江南亲自从许多历史的见证人口中得来的，有些稀有档案是从美国各大学图书馆及国会图书馆中挖掘出来的，有的则出自他自己的亲身观察与研判，而所有这些都有脚注注明原委，其处理手法，完全是美国大学研究院里写论文的那一套规矩，因此他所用材料的可靠性相当高。
《蒋经国传》的另一个特点是文笔生动、感触敏锐。江南从十五岁起便开始独立生活，备尝人间各种辛酸滋味，也没有机会受完科班式教育。可是他留在家乡那段时间，却已把国学根基打牢。原来他有位望孙成龙的祖父，早年对他教养严格，常常叫他熟读古书，尤其是《古文观止》。虽然他对这种高压式的家庭作业大起反感，事实上却终生受它好处。《蒋经国传》里比比皆是言简意赅的文句，文笔流畅，读来顺口，倍增读者兴味。
不难想象，《蒋经国传》的读者会是社会上所有各阶层的华人，而各人读《蒋经国传》的动机也不尽相同：有些人纯粹是出于好奇；有些人会对经国先生的某一面或某一时期或某一事件有特殊兴趣。我在这里想对好学深思的朋友提出三个问题：
1.人都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经国先生可说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即形成的“不断有国耻--努力洗刷国耻”的大刺激反应圈内渡过的，但他的反应却不幸落在苏联的模式里。这一事实，是否就注定他必然成为一位台湾政坛上的悲剧英雄？
2.除非我们相信机械的命定论，否则我们总可以在一些历史的转折点上作一些选择。经国先生所经历的许多事件中，是否有许多可供选择的机会？如果有，则他是否作了最好的选择？中国历史演变成今天这个模样，与他当年的许多选择有多大关系？
3.经国先生对许多国事都是尽力以赴，可是他主观上的努力和信心，好几次都叫他碰得头破血流。我们读《蒋经国传》时，是否可以对“主观与客观”的配合
上得出一些有益于后世的结论？“虽有镃基，不如趁势”这类话在今天还有没有意义？我们殷切期待《新资治通鉴—民国篇》的出现。
《蒋经国传》曾于一九八○年以单行本方式与读者见过面，这次江南在书中增加了许多新资料，相信更能引起读者兴趣。不过读者也须了解，即使生活在美国这样的国家里，一个华裔知识分子想要无顾无虑地发表一点心里感想，也不是一件容易事。《论坛报》此次出版《蒋经国传》，便曾遭遇到许多压力。其实读者们如果细读本书，当可发现，江南对经国先生有些行为和措施，固然有所批评，对他的许多优点，也不惮厌烦地加以表扬。他的基本态度，主要只是“用史家的态度来评定一件事或一个人的功过”，即使不用现代民主国家的尺度去衡量，而光用中国传统的角度去看江南撰写《蒋经国传》的态度和立场，我们也觉得，来自台湾的种种压力不仅多余，而且违背“言行相符”原则。记得当年在台北建国中学读书时，国文课本中便有文天祥的正气歌，其中有两句深入我心：“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台湾教育当局既然希望中学生能够向春秋时的齐太史及晋国的董狐看齐，则今日国府及国民党对《论坛报》之出版《蒋经国传》便不应千方百计地干涉阻挠。有道是“人间自有是非，公道终在人心”，读者看了《蒋经国传》后自有他们的评价，实无须台北劳神防范“精神污染”。
我衷心祝贺《蒋经国传》的面世。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于美国加州屋仑九松楼
江南注
谢善元教授，现年四十八岁，浙江镇海人，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毕业，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著《李观之生平与思想》（英文），历年任教丹佛大学及宾州哈特福学院等。其政治专论，散见港、台报刊如《中国时报》、《明报月刊》及《七十年代》等。
自序
一
一九四八年秋天，我和母亲以及两个弟弟，在县城，南门谢家桥赁屋栖居。那里距乡下的老家，不及十五公里，但是为新四军控制，称“解放区”。国军的范围，则称“国统区”。
那年，我甫初中毕业，够直升高中的资格、因为太穷，穷到三餐难继，靠美援面粉过日子，和一些亲友鼎接济。
八月十九日，南京宣布币制改革。上海市执行最彻底，由蒋总统的公子经国先生奉命主其事，政局在一连串鼎挫败声中，似乎带来新的希望。
一般人民，知识很有限，就算能读《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的精英分子（当时的标准），也不过跟着“报喜不报忧”的舆论，盲目乐观，目我陶醉而已。
经济管制，由限价到有行无市。连我住的小地方，距上海有好几百里之遥，也受到了波及，县城的米行，缺货歇业。
面对无米之炊的痛苦，母亲只有下乡觅米一途。在城北五里处的孤山镇，邂逅我们村上一位突然发达起来的邻居，他说：“干吗你还不回老家去！”当然，他说的就是命令。就这样，我和母亲永别。她不幸沦为经管的池鱼。
二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清晨，我在上海吴淞，正挣扎于绝望的边缘，无奈地看着东海的汪洋而浩叹。如果被“解放”，还乡的后果，用不着麻烦算命先生，已有答案。否则，只有把黄浦当成陆秀夫的崖山。
后来跳上“国良号”，一艘只有十几吨的小船，在东海中飘荡了五天，抵达定海。周后乘轮赴台。所以，读经国先生一九四九年所写的日记，他那种失败离乱的心绪，我大致能深切体会。我感到，我至少是这一段历史的部分见证人。
一九五○年年杪（年底），加入国防部政治干部训练班。班址先设新竹近郊的山崎，后迁北投竞马场，班主任正是蒋经国。见面胜似闻名。听他几次“精神训话”，往往热血沸腾，信心百倍，认为我们赖以生存的最后岛屿，总不会再沉下去了。
到空去做了两年政工官（先后任职台北四○六通讯大队和新竹工兵总队），再入干校，还是北投的老地方，只是换了新地名—复兴岗。在这里，需要做一声明。当时，我做此抉择，并没有借以从龙的意思，很多人的确有那个动机。虽然，满口革命，或真或假地持着宗教徒的狂热。
那时候，我已听厌了“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研判事理的工夫，也不很高，但是，常识告诉我，“反攻”是无望的，可能长期偏安。我自己是个自由主义倾向很强烈的人，加上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留在军中，绝无前途。本来，我希望被分发到“康总”或“中制”等国防部直属单位，那末，勉强留几年，再俟机脱掉二尺半（军装）。
毕业前三个星期，答案揭晓，我的新工作单位是驻防高雄的第八十军，军长唐守治。梦幻破灭，只有铤而走险一途。技术细节，求教入伍时的训导员宋运兰，他做过军法官，待人忠厚诚恳，很得学生的信任。还有干事傅中梅，即后来因雷震案遭当局感化的《自由中国》编辑傅正先生。他们很同情我，也很了解我，从技术观点考虑，建议我别等毕业先走。
踌躇至再，一九五四年一月六日上午八时，当同学们列队去中正堂举行毕业典礼之际，鼓起余勇，和带队的分队长，当场冲突。下一步是，我主动到禁闭室报到。当天下午，队长张善鉴前来劝说，要我写一份悔过书，即可安然无事。“队长，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并无可悔之过。”我率直地回答。他感到很可惜，非常失望。
于是，校长王永树下令开除。从前华盛顿大使馆文参处的一位毛君，就拿着这件事作为我的污点，到处渲染，他恨不得要写本书，向全世界举证，“刘XX品行不端，当年就是被干校开除的。”
其实，干校没有开除我，我开除了干校。《国际日报》在《＜蒋经国传＞风波》文中，存心踩我一脚，说得煞有介事。我借这个机会，顺便予以交代。
三
写《蒋经国传》的计划，开始于六十年代。这时候，我就读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硕士班。有好几个论文题目，我选定了蒋经国在赣南当专员，在上海“打虎”的事迹作为题材，跑图书馆获得的资料越多，越对这位传奇人物兴趣倍增。
我从一九四九到台湾，一九六七来美为止，共十七寒暑。虽然，两度做过他的学生，借职业之便，更听过无数关于他的故事。处在台湾当时的环境，所见所闻，无非雾里看花，我们并不许从事真正独快的学术研究。
取得学位，继续念博士，我决定以早期经国的家庭背景、学校生活、思想型模、哲学基础、政治理想作为毕业论文。一方面继续进图书馆，搜集各种有关他的资料，查证考核，纵深研究；一方面将触角伸及港台各地，寻找与经国有过朋友关系的活人，驰函探讨。
最早和我通信的是曹聚仁先生，他写的《蒋经国论》（香港创垦出版社），为初期蓝本。执教陆军大学的王觉源先生；诚恳赐教，获益非浅。其余如张其盷先生、蒋纬国将军、王升、楚篙秋等，多避重就轻，搪塞了事。
可见，这个主题的敏感性。太子的事，朝野人士，都不想沾边，甚至此地的基金会，亦退避三舍。
一九七二年，修完应读的课程，下一阶段，考资格试，撰写论文。我写了一个详细计划送进新泽西的“中国国际基金会”（China InternationalFoundation）,申请补助。找到这个基金会的原因，我和他们过去有过渊源，一九六九年去印尼，即由该会支援。业师林迈可爵士（Lord MichaelLindsay）热心推荐，周书楷大使从旁赞助。基金会董事长菲利普博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长），亦表同情，但董事会集会讨论时，被其中的中国籍董事所否决了，理由非常可笑，不愿开罪台湾当局。
基金会的经济来源落空，安心写论文的计划为事实所不许，加上找一份育人子弟的工作，镜花水月。我改业从商，学位一事，转瞬间变得毫无意义，连带论文也搁浅了。
四
不写论文，朋友劝我，何如写传？断断续续，完成四章，通过朋友介绍，交香港《南北极》月刊连载。
文章一上场，弄得欲罢不能。只能边写边刊，边到图书馆补充资料。严格说，这是港、台很多作家写小说的办法，有率尔操觚之嫌。
先后刊了两年，读者反应，据说“不错”。我自己则很不满意，有些地方资料不够充实，有些章节有贫弱之感，有些当时认为对的观点，事后感到不够成熟，还有时地的错误，留待修正。《南北极》编者答应，出单行本时，再予纠正。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蒋先生在台去世。《南北极》抓紧时机立即将该书推出，书已上市，我这位作者，居然一无所知。去函抗议，复函仅说“时间来不及”，又说“即使我不印，人家也会盗印。”
其后，盗印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位“盗印专家”，完全失去控制的我，究竟出了几版？卖了多少本？完全一无所知。
现距该书初次问世，时隔八载。经国先生由台后走到台前，继承大统，亦已六载。尽管台湾还是从前的台湾，国民党也是既往的国民党，毋容置疑，被称为“蒋经国时代”的台湾。这些年来，除了经济起飞，民
生乐利，国府步向民主法洽方面的努力，和它所表现的理性与宽容，脚步固然慢一点，但是，它在前进，则是众所公认忧事实。
承阮大方兄邀约，拙作在《论坛报》连载，我自乐意遵命，并同时予以增补改写，读者如和旧作对照，当发现，新著所注下的心血，当非泛泛。
家世这章，因得到许多新的资料，我自己也于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到奉化蒋里，从事实地调查，若干遗珠，得到再事充实。
贾亦斌嘉兴起义那一段，当初孤陋寡闻，乃告漏失，这次予以补叙原委。
可惜，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七年，经国在苏联这段，尚无新的资料呈献读者。
“丁衣”笔名，正式订正，改为“江南”。
最后，读者诸君中，如对本书各章资料的谬误，有所教正，欢迎随时来函踢教。
家母已于一九五七年在贫病交迫中仙逝，十年后我才辗转闻讯，特以此书，作为纪念。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三日初稿
一九八四年元月二十日重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