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李政道
(Tsung-Dao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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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物理学家。1926年11月25日生于中国上海市，原籍江苏苏州。1944-1946年先后就读于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研究院学习，1950年6月获哲学博士学位。1953-1960年历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1960-1963年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1964年至今任哥伦比亚大学费米物理教，1984年至今任哥伦比亚大学“大学教授”。
李政道教授曾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57)、爱因斯坦科学奖(1957)、法国国立学院布德埃奖章(1969,1977)、伽利略·伽利莱奖章(1979)、意大利共和国最高骑士勋章(1986)、埃.马诺瑞那爱瑞奇科学和平奖(1994)等。他是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1959)、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64)、意大利林琴科学院院士(1986)和台湾“中央研”院士(1957)。
李政道教授关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以及其一些对称性不守恒的发现，是极为重要的划时代贡献，为此，李政道教授和杨振宁教授共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从4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李政道教授在弱相互作用研究领域做出了许多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工作：除去宇称不守恒定律，还有二分量中微子理论、两种中微子理、弱相互作用的普适性、中间玻色子理论以及中性K介子衰变中的CP破坏等重要研究成果。
在统计力学方面，李政道和杨振宁研究了一阶相变的本质(1952)；完成了稀薄玻色硬球系统低温行为的分析(1956)；他们还对量子多体系统的维里展开做了一系列的研究(1956-1959),并和黄克孙一起研究了量子玻色硬球系统的能级(1956-1957)等等。这些研究对多体理论作出了开创性的和重大的贡献。
70和80年代，李政道教授创立了非拓扑性孤子理论及强子模型方面的研究，具有经典意义。量子场论中的“李模型”对以后的场论和重整化研究有很大影响。“KLN定理”的提出，为分析夸克—胶子相互作用奠定了理论基础。“反常核态”概念的提出，深化了人们对真空的认识，推动了相对论重离子碰撞的理论和实验研究工作。用随机格点的方法研究量子场论的非微扰效应，并建立离散时空上的力学，理论上受到广泛重视。李政道教授近年来关于高温超导的系统理论研究工作，也是别具一格的。
从70年代起，李政道教授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和科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了在中国发展高能物理和建立高能加速器，在李政道教授的建议和安排下，自1979年，由几十位中国学者到国外学习和培训，后来成为建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北京谱仪和进行高能物理实验的骨干；1982年当我国高能物理事业举棋不定的关键时刻，他帮助我国选择了一个既先进又符合国情的BEPC方案，并促成了中美高能物理合作，使BEPC工程在选择方案、进行设计和建设中都得到了美国高能物理界的帮助和支持，对撞机之能如期建成，并成为当今世界上在c-τ物理研究能区唯一的高亮度电子对撞机，并做出了重要的物理结果，这与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为年轻人的尽快成才，李政道教授除在国内开设长期座外，还倡议并创立了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计划(CUSPEA)，在1979年到1989年的十年内，共派出了915位研究生，并得到美方资助。
1985年，他又倡导成立了中国博士后流动站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并担任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顾问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名誉理事长。1986年，他争取到意大利的经费，在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创立了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CCAST)并担任主任，每年回国亲自主持国际学术会议，并指导CCAST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对提高科技人员的水平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在北京大学建立了北京现代物理中心(BIMP)；其后，成立了在浙江大学的浙江近代物理中心，和在复旦大学的李政道实验物理中心。他是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大学等11所大学的名誉教授。
1994年6月8日当选为首批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李政道按：
现在放在网站上的《真相乎》一文是香港《明报月刊》2005年5月刊登的我对杨振玉女士短文的回答。《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以下简称《解谜》）2003年出版后，杨振玉女士于2004年11月在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了题为《一九七二年我父亲杨武之会见李政道之真相》的文章，企图用毫无客观证明的假话来否定《解谜》书第19答中关于1972年那次会见的真实历史纪事。由于杨振玉女士以“真相”的名义写出，实际上却与事实完全不符。故我特作此文回答。
《真相乎》文中的朱永行先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是中国科学院外事局副局长，八十年代初以后是中国科学院京区党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他在七十年代初曾是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下，接待杨振宁和我及其他国外科学家来国内访问的负责人。朱永行先生对此事的说明，一是根据他自己的回忆，更重要的是根据他现在手头有的当时接待工作有关的文件资料。他的说明无疑是真实的，负责任的。
《解谜》书中我的诸答，用大量客观的文献和事实证明了杨振宁的谎言，这些客观文献和事实都是由当时非常重要的科学家们书写和提供的，他们作为历史事实的客观见证人，早在几十年前就在有关科学刊物上发表了这些文献和事实，足以证明2002年杨振宁是完全不顾已存在的文献和事实，企图重写历史。《解谜》一书2004年出版和其预印本2003年5月入网后的二年中，唯一可看到的反驳或辨护就是上述杨振玉女士在《明报月刊》上的这篇文章，但其仍无任何客观性的证明，也是一篇谎言。该文作者完全不顾自己已故的父亲病危时的遗言，违反了中国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又是在伪造历史。
为便于读者对照，现同时将杨振玉女士去年11月在《明报月刊》上的《一九七二年我父亲杨武之会见李政道之真相》一文亦附于后。
真 相 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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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
本刊二OO四年十一月号曾刊出杨振宁之妹杨振玉女士所撰《一九七二年我父亲杨武之会见李政道之真相》一文，对李政道先生在《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一书中对该次会见的记述作出澄清。李政道先生寄来本文以及他与中国科学院外事部门负责人朱永行先生就该次会见于最近互致之信函，再忆会见情形“以正视听”，兹一并刊出。——《明报月刊》编者
我在2003年4月3日回答《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女士时，谈到1972年我去医院看望杨武之先生情况时说：
“对我和杨振宁的合作分裂，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生在他过世前，向我郑重表示了他的看法。这是一件很不平凡的经过。
1946年我离开祖国后，第一次回国是在1972年。当我和我夫人惠君（替代字，原字为君上面加一竹，下同）回到我们的出生地上海，一位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生很想和我见面。
武之先生是众所仰望的数学大师。我在瑞士日内瓦曾和他见过面。1972年他已在医院里。我和惠君去拜访时，武之先生卧在病床上，病得相当重，说话发音均颇有困难。幸好杨振宁的妹妹杨振玉女士在旁。武之先生觉得事属重要，每一句话，他说后，均由振玉女士重复。
武之先生请我去他病床旁，紧紧地将他的手握住我的手，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忍痛地向我说，振玉女士再全句重复武之先生说的话。武之先生说：“很清楚振宁和你（指我）62年破裂的经过，振宁对不起你，请你原谅。”
武之先生再次说：“你们（指杨振宁和我）是天下的奇才，为了中国下一代的学子，虽然振宁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振宁。”然后他更紧地握着我的手，反反复复地、一遍又一遍地说这几句话。
我极受感动，带泪向武之先生说：“请您放心，我一定原谅杨振宁过去不应该做的事情，也一定尽力去忘记这些事情。”武之先生听了，手握得更紧了一些。
后来武之先生累了。当惠君和我告辞时，我们能够觉得出武之先生显现出的欣慰的笑容。回到旅馆后，惠君和我心情都很沉重，深觉武之先生的为人正直和伟大。
不久，武之先生不幸逝世。三十年后，惠君也已不在。可是我相信，振玉女士和那位旅行社的陪同，一定都记得这如此令人感动的经过。”
见《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
简体版，甘肃科技出版社，第61-62页。
繁体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第66-67页。
这是完全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不料在《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以下简称《解谜》）一书出版半年多后，杨振宁的妹妹杨振玉女士针对上述书中我的这段谈话，在香港的《明报月刊》（2004年11月）上登了题为《一九七二年我父亲杨武之会见李政道之真相》（以下简称《真相》）一文，说她全过程在场，但却又说，“李政道讲的这些（指《解谜》书中上述的这段谈话）都不是事实”。为了核实此事，我于今年三月九日写信给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外事局领导工作，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科学院外事部门的负责人，也是当时主持我们回来具体接待工作的朱永行先生，烦请他帮助回忆和从他手头能有的有关记录中进行核对。朱永行先生三月十六日复信给我说，从他手头有的当时的材料看，我的回忆是符合那天实际情况的。现将我三月九日给朱永行先生的信和他三月十六日的复信，一并公布如下：
我今年三月九日给朱永行先生的信
永行先生：
十几年未见，甚念。
1972年我和惠君自1946年离开祖国后第一次回到祖国。您当时是科学院外事部门的负责人，负责我们在国内旅行和访问的接待和安排。光阴似箭，虽然三十多年已经过去，但那时的很多事至今难忘。
那次回到阔别26年后的祖国，承蒙安排，在国内参观了不少地方，看到了祖国的巨变，收获甚大。1972年10月14日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百忙中接见了我和惠君。周总理和很多朋友对我和杨振宁之间的关系非常关心，希望我们和好，使我很受感动。因此，我们到上海后，听说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生患病住医院，当即就向陪同人员提出是否能去探望他老人家。当时陪同我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武之先生也很想看到我。10月27日下午，我到医院见到武之先生时，他老人家卧在病床上，病得相当重，说话发音均颇有困难。武之先生每一句话，均需女儿杨振玉女士重复。他老人家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我很想看到您，很清楚，你和振宁62年破裂当然是振宁不好，振宁对不起朋友，请你原谅他。我不因振宁是我儿子而袒护他，我已责备过他，他很听我的话，相信他会照我的话做的。可惜你们没能在这里见面，你们两人应该和好，你们都是天下奇才，都是中国人，你们都见了总理，就应该以国家为重，个人应该放在一边。我有千言万语要讲，虽振宁对不起你，但为中国下一代学子，很希望你们能很快和好。听了武之先生这些话，我当时很激动地对武之先生说：请您好好休息，我牢记您的话，我和振宁之间的矛盾一定会解决的，请您放心，盼望您很快恢复健康。随后，我和惠君又到杨家探望了杨振宁的母亲和弟妹。
当时陪同我们的国家旅游局的工作人员也对这次我与武之先生的会见十分重视，也很感动。他向我表示，由于周总理和中央很多领导十分重视及关心我和杨振宁之间的关系，他将把这次会见情况报告上去，让总理知道。您当时作为科学院外事部门负责人一定知道他对这次会见情况的报告。
这是历史的事实，所以我在回答“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女士问题时讲了这件事。但近日香港“明报月刊”（2004年11月）上登了杨振玉女士的一篇文章（附上）称，“李所描述的（指我对这事的回答）主要点与事实不符”。她不承认武之先生讲过这些内容，甚至连武之先生与我紧紧握手都不承认。好在，在场不仅有杨振玉女士和我们夫妇，还有陪同的工作人员，而且根据当时情况，他们当时会有记录。
事隔三十多年，我今天把我对这件事的记忆，向您述说。我相信自己的记忆是准确的。同时我想烦请您帮助回忆和在您手头能有的记录中核对一下。
敬祝
安康
李政道
二OO五年三月九日
朱永行先生三月十六日给我的复信
尊敬的政道教授：
谢谢您三月九日的来信。
正如您所说，三十年过去如同一瞬。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有幸参与了在周恩来总理直接过问下，接待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回来探亲访问的杨振宁先生、您及其他几位国外著名华人学者的工作。当时的情形至今历历在目。
信中谈及的，您和夫人1972年10月27日去医院探望杨武之先生的情况，从我手头有的当时的材料看，您的回忆是符合那天实际情况的。
由于当时周总理和我们大家都十分关心您和杨振宁先生，所以对您和夫人去探望杨武之先生以及杨武之先生在重病下紧紧握您手说的，是振宁不好，振宁对不起朋友。我们大家都十分感动，印象很深。
敬颂
大安
朱永行
二OO五年三月十六日
从朱永行先生复信中，明显看出，朱永行先生对这段历史的回答不仅是根据他的记忆，而且更重要的依据是当时留下的材料。朱永行先生在中国科学院负责外事工作长达近二十年，是一位十分认真负责和十分严谨的负责人。他对这段历史的回答，当然是真实和负责任的。显然，杨振玉女士的“记忆”出了毛病。她的《真相》一文中所云的不是真相，而是假相。为了还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把被她在《真相》一文中颠倒了的这段历史，再校正回来。我不得不如《明报月刊》登《真相》一文时的“编者按”中所言“特撰本文作澄清”，以正视听。
附录
一九七二年我父亲杨武之会见李政道之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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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玉（旅美神经生物学家）
《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今年初在香港出版，书中曾提及一九七二年李政道和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在上海华山医院见面时的情况，其时本文作者全程在场，兹因该书描述的主要点与事实有出入，特撰本文作出澄清。——《明报月刊》编者
几个月前，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了《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一书，后来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又出版了内容基本相同的简体字版。
《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的第一部分是《李政道教授答〈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问》（以下简称《答问》）。李在《答问》的（十九）中描述了一九七二年他和我父亲杨武之先生在上海华山医院会见时的情况。那次会见时我全程在场，李所描述的主要点与事实不符，现澄清如下：
一、李在《答问》中说“杨武之先生很想和我见面”（编按：本文标楷体字为《答问》中原文），事实是我父亲从未提出过想和李政道见面。
我的大哥杨振宁和李政道共同获得一九五七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后，我的父母亲曾于一九六O和六二年两次飞赴瑞士日内瓦与杨振宁夫妇和我二哥杨振平相聚，这两次李政道都曾拜访过我的父母亲。据父亲回到上海后告诉我三哥夫妇以及我们夫妇：“李政道来拜访纯属礼节性，我对李政道并没有特别印象。”
一九七O年，我父亲因严重的糖尿病再加肺部反复感染，入住上海华山医院，以后就未能再起床，当然也不能出国去会见我在国外的兄嫂们。一九七一年夏，杨振宁作了破冰之行，回到阔别二十六年的祖国大陆，到上海下飞机即直奔医院探望病重的父亲。在我哥哥此行的带动下，一九七二年，多位美籍华裔科学家包括李政道在内，纷纷回国访问。我父亲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的老同事如任之恭、顾毓秀先生都先到华山医院探望我父亲。一九七二年十月的一天，上海市当局派人来和我们说，周总理在北京会见李政道时，曾建议李到上海后也去医院探望生病的杨武之老先生，现在李政道已由北京来上海，将来探望我父亲。这就是我父亲会见李政道的由来。
二、李在《答问》中又说，在见面时“武之先生请我去他病床旁，紧紧地将他的手握住我手……说：‘很清楚振宁和你（指--我）六二年破裂的经过，振宁对不起你，请你原谅。’”“你们（指振宁和我）是天下的奇才，为了中国下一代的学子，虽然振宁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振宁。”（这两段李说是我父亲的话，引号是《答问》中原有的）李接着说我父亲“然后他（指我父亲）更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反反覆覆地、一遍又一遍地说这几话”，李还说“我极受感动，带泪向武之先生说……”。
李政道讲的这些都不是事实。
一九七二年春我父亲已病得十分严重，曾几次因为高烧而意识不清。一九七二年夏稍有好转，但极度虚弱，高度失聪，说话困难而且不清楚。父亲是躺在华山医院的病床上会见李的，父亲说的话李听不懂，都需要由我复述。父亲断断续续地、礼貌性地感谢李政道来探望，并礼貌性地祝李政道在学术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父亲已经无力紧紧地握住别人的手（见上图）。我更完全没有听到父亲曾“反反覆覆地、一遍又一遍地”说过的那些话。父亲虽然戴了助听器，大声在父亲耳边重复两三遍，他才略能了解一些。我也没有看见李曾带泪和我父亲说话。短暂的会见很快就结束了。
这就是父亲会见李政道的全过程的事实。
杨振玉：一九七二年二月下旬，我父亲在上海华山医院病床上会见李政道。父亲长期患重病，非常衰弱，在相片中可看见父亲张口讲话的困难样子。他已经无力伸手，更无力和人紧紧握手。在相片中还可以看到，父亲是由我拿着他的前臂，把他消瘦的手放在李政道的手上作为握手的，父亲的手指无力的下垂着，我迅即又将父亲的手放回盖被下面。病床左侧是父亲不时要用的氧气瓶，右后侧是正在输液的输液瓶架。因为长期反覆输液，父亲手臂和手背的静脉都已无法再用，只能用脚上的静脉，因此输液瓶架在脚端。李政道手持的是父亲临时戴的助听器的拾音器。但是即使戴了助听器，父亲仍不能听懂李讲的话。
转载自《明报月刊》200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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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家、数学教育家杨武之(1896.4.14--1973.5.12)，长期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任系主任或代主任。是我国早期从事现代数论和代数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
杨武之原名杨克纯，武之是他的号。１８９６年４月１４日出生于安徽合肥。杨武之的父亲杨邦盛，是清末的一名秀才，早年一直在私塾教书。后来去天津，在段芝贵的幕府中司“笔札”，做类似文书之类的事。１９０７年，因段芝贵失势，回家赋闲。次年，想到沈阳去谋职，不幸在旅社中染上鼠疫，竟而去世。杨武之的母亲姓王，在他９岁时（１９０５）也早故。所以，杨邦盛夫妇对杨武之的照料不多，生活多由叔父杨邦瑞安排。
１９１４年，杨武之在安徽省立第二中学毕业。这是一所很好的学校，为杨武之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是年秋，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预科，为期一年，后入数理部本科。规定修业３年，于１９１８年毕业。这一学历，在当时的师范教育中属于最高的层次，各地争相聘用。最后，杨武之决心回到母校——安徽省立二中担任教员兼舍监（训育主任）。年少气盛的杨武之，在学校里施行严格的纪律，对一批纨绔子弟严加管束。学校规定，夜晚１０时，关闭校门，使一批在外寻欢作乐而迟归的学生，不得其门而入。由此，一些不思上进的学生，对舍监杨武之大为不满，以至寻衅闹事，准备动武报复。闹事之后，因学生家长袒护闹事学生，希图不了了之。杨武之遂愤而辞职，转往安庆中学教书。这一事件对他刺激颇深，觉得一介书生，难以和腐败的政府及土豪劣绅相周旋。杨武之因此萌生“科学救国”的意念，希望以出国留学，振兴中华科学，发扬中华文明来改变中国的黑暗现实。在安庆教书期间，积极准备参加留学考试。
杨武之由父母作主，在幼年时即和同乡罗竹全之女罗孟华订亲，并于１９１９年完婚。罗孟华的文化不高，一直操持家务。他们夫妇之间感情甚笃，终身不渝。１９２２年，长子杨振宁出生。杨武之的备考也到了紧张阶段。
１９２３年春，杨武之顺利地通过安徽省的公费出国留学考试。随即离别妻子和未满周岁的儿子，只身赴美国留学。他先到美国西部的斯坦福大学读了三个学季的大学课程，取得学士学位。然后于１９２４年秋天转往芝加哥大学继续攻读。当时的芝加哥大学数学系已臻美国第一流水平，杨武之师从名家Ｌ．Ｅ．迪克森（Ｄｉｃｋｓｏｎ），研究代数学和数论。１９２６年以《双线性型的不变量》一文获得硕士学位。两年之后，又以《华林问题的各种推广》，使杨武之成为中国因数论研究而成为博士的第一人。
１９２８年秋，杨武之学成归国，先在厦门大学任教一年，次年即被清华大学聘为数学系教授。此后，杨武之一直在清华大学（包括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任教，直到解放。１９５０年之后，留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数学教授。１９７３年５月１２日，在上海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