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龚自珍何以成为龚自珍？在于他洞穿了传统中的某些弊端，于是率先吹起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引发了后人强烈的情感共鸣。在那近代的交界口上，龚氏目睹着老大帝国的种种腐朽陈迹，黯淡无光的历史幕布在他的撕扯下，最终透出了些许亮色。他嘶哑的呐喊里饱含着情感，文字中充满了愤懑与无奈。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人都是历史的产物。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思想与表现。时势，是任何人都绕不过去的坎。当历史进入到龚自珍时代，中华帝国之外是蒸蒸日上的资本主义世界，五洲云水激荡翻滚，上冲天际，欧风美雨呼之欲来；而海内，却依然一片升平。循着乾嘉盛世的故辙，历史的车轮已不期然地进至火山脚下，人们却浑然不觉，困顿于历史马车之上，茫茫然然，昏昏欲睡。就士人而言，沉溺于八股者，在“学而优则仕”的梦中继续书写人生；而治学者，则在考据之中优游岁月。不消说，八股取士虽造就了不少的庸才，但也大体公平；而考据精湛的乾嘉学派，则登临了传统学术的最高山峰。在一般人看来，这，应该就是，而且本来就是盛世啊。
可是，一旦考察的眼光进入到精神与文化层面，却可以悲哀地发现，这实在是一个没有生机与朝气的时代。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呢？每个人都循规蹈矩，屏气凝声，不出格，排好队，依次鱼贯地进入历史的现场。这样的历史虽没有多少令人赏心悦目或者激动人心的场面，但平平淡淡之中犹不失秩序。大家都低头行路，在一般人看来，只要按照这样的传统走下去，社会当依旧不失繁华。人们已经对随着时间积攒下来的惯性习以为常了，甚至成为性格与生命的一部分。无需抬头，也无需眺望，在人们的心中，远方必是一片宁静悠远，弦歌鸣唱。然而，龚自珍不同于常人之处就在于，他抬起了头，看到了狰狞的远方，而在他的身后，则是没有生气的一路驼队正络绎而来。他发出了惊叫，没有多少人呼应；他想摇醒众人，却无人出列，历史的车轮依然缓缓地、缓缓地沿着故辙而去……
龚自珍受刺激了，愤怒了。他的身份本是一名诗人、文学家，然而，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他的历史地位，并非由文学所铸就，而来自于那特立独行的思想与做派，也恰恰是这种不同凡响的精神性格，造就了撞击人心的龚氏诗文，狂中有真，真中有泪，泪中含血，他的文章得以传颂，根本原因或许就在于此。所谓愤怒出诗人，忧患出诗人，在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下，龚自珍在那个时代显得特别出挑与醒目。
龚自珍的思想与价值，历史早有定论。然而，作为一名文史工作者，由于比一般人群具有更多的历史了解，反思之中就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在研读龚自珍的过程中，有一个关键人物引起了我的兴趣。那就是，龚自珍的儿子，号称龚半伦的龚橙。
龚橙为什么号为“半伦”呢？据说是言其无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道，只爱一个为海上名妓的小老婆，五伦去了四伦半，故曰半伦。这个“半伦”，是龚橙颇为自诩的字号，也是完全合符实情的，倘照着传统理念来看，此人数得上五千年来最为罕见的名教罪人。首先，半伦对父母不孝不恭，据说，他对自己文名满天下的父亲极为不屑，甚至在父亲死后，常常对其文字呵斥改动，每当此时，就将父亲的牌位立于案前，每改一次，即以竹鞭敲击木主，以示惩戒。在当时，这算得上惊世骇俗了。按照孔子的说法：“祭如在。”牌位就是亲人的象征，这一鞭鞭打下去，实在很不体面，很残忍，更不用说儿子打老子，为大不敬之事。其次，半伦对待结发妻子、儿子、兄弟也极为薄情，不通音问，不顾死活，弃如敝屣。再次，对于国家民族毫无眷恋，更别说什么爱国主义。晚清以来一直流行着龚半伦引导英法联军攻打圆明园，进行烧杀抢掠的传说，人们目其为无耻汉奸，言之切齿。虽说此事容有夸张之处，但此人为外国人办事，没有民族大节，在基本事实上却是可以成立的。
这样的历史编排实在是太有讽刺性了。需知龚自珍虽狂狷，以至不可一世，目中无人，但最根本的规范与底线还是守得住的，不管他怎么批评传统，狂生也好，狂儒也罢，底色终究是一传统书生。家国情怀时时在心，人伦大道终能守住，这就是本质上的龚自珍。所以，从龚半伦字孝棋，又名孝拱，也能看出，这位“反传统”的父亲，并未彻底离弃传统，他终究离不开孝悌忠义。事实上，从特定视角来看，“反传统”的龚自珍恰恰来自于传统的养育与滋润。他家学渊源深厚，诗书传家，累世望族，外祖父段玉裁更是一代鸿儒，乾嘉学派的翘楚。不消说，少时的龚自珍曾受到了最严格的诗书训练和传统教育，他以后的成就，基础就在那时打下。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规范的教育作为起点，就没有龚自珍。
当然，龚自珍之所以成为龚自珍，也得益于他敢于冲破规范，加之机缘所在，时代给予了他冲破的势能与机会。考察龚自珍一生，青年时代已富声名，而且是狂倨的态度与学识的丰沛一样有名，倘按照一般规范及理解，打压、棒子免不了要旁逸四出。然而，龚自珍所收到的却多有殊遇，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学坛领袖阮元的青眼相加。作为乾嘉之学的最后领军人物，阮元比龚自珍大了28岁，作为官至相国、学为祭酒的人物，可谓泰山北斗，四海景仰。然而当青年才俊的龚自珍在扬州见到他之后，二人便成为了忘年之交。官位、年龄、资历，统统被抛在脑后，使他们投契结缘的是文化与学术，龚自珍曾有诗云：“谈经忘却三公贵，只作先秦伏胜看。”又据徐珂《清稗类钞》记载：“阮文达居扬州，有以鄙事相浼者，辄佯装耳聋以避之，独龚定庵至，必剧谈，恒罄日夕，且时周给之。或为之语曰：阮公耳聋，见龚则聪；阮公俭啬，交龚则阔。”他所面对的一代大师，不拘一格，打破常规，激励后进，这是龚自珍日后得以成长的重要精神支撑。也即是说，在龚自珍的成长中，先有规范严格的教育，然后再加之不拘常格的赏识与超拔，使其最终成为了一代才俊。
由此，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与龚自珍同样受到传统教育与训诫的士子千千万万，但他们循规蹈矩，也没有不拘一格的伯乐出现于生命中，故而“骈死于槽枥之间”。那么，是不是就可以据此推出结论：打破传统，不拘一格，千里马就一定可以万马齐奔，才人辈出呢？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就是这样。龚自珍自己不也对传统的束缚与氛围大为不满吗？他曾有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如抛开政治及其他因素，仅从教育层面来看，在龚氏看来，他所处的时代是没办法出人才的。为什么？到处是绳索，个体是谨小慎微，制度上则是没有生气的常格选拔。在龚自珍的理想中，要出人才，就需要无拘无束，或者说，将被压抑的天性甚至是野性解放出来，就一定会马嘶人欢，生气盎然。
为了寄托自己的这份思想，龚自珍曾借题发挥，作了一篇《病梅馆记》，其文如下：
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梅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固也。此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删密，锄正，以殀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钱之民，能以其智力为也。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
予购三百盆，皆病者，无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画士，甘受诟厉，辟病梅之馆以贮之。呜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
接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人，对于这篇文字应该是耳熟能详的。它收录于中学语文课本，为学子广泛传诵。在这篇文章中，龚自珍对于梅花“以曲为美”大肆鞭挞，认为通过人工手段达此目标，是“遏其生气”的举动，故而这不是在栽培，而是在摧残梅花，这样的梅花都应统统归之于“病梅”。最后，他发誓要治疗好这些“病梅”，具体做法是：“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也就是说，打破一切外在束缚，任其自由生长，遵其野性，顺从它的内在自我发展。凡读此文者，一眼就能看穿，这其实不过是一篇指桑骂槐的文字。是对挣脱传统束缚，造就人才的一种殷切期待。毫无疑问，思想解放也好，遵从天性也罢，文章极富启示意义，尤其是我这样的教育工作者，更是获益良多。
然而，凡事皆有两面。仅就人才培养或教育角度来说，是不是打破束缚之后，就一定可以培养出人才？就像梅花，过于“求曲”，固然败其天机，但任其自由生长，毫无拘束的野梅就一定更美更佳吗？再说得明白一点，在教育过程中，完全遵从个性，不要任何束缚，就一定会造就出人才吗？说起来，龚自珍的观点，倒颇似当下流行的一些所谓现代理念，如我的孩子在早期教育中，就往往被告知，不要压抑他的个性，要任由其发展，甚至在画画时，随其乱涂乱抹，有人说，这就是“先进教育”。对于这样的理念，一方面我承认其合理的一面，传统中一些对孩子的过 强管束，压抑了他们的灵性，这是事实，所以才需要我们为之纠偏。但更重要的一方面，倘要我承认，孩子们在各种行为中，可以任由他们像野梅一样生长，然后说：“多好啊，充满了爱与生机。”那我是万万不敢苟同的。就譬如，在幼儿园中，孩子在画画写字中，永远没有固定的造型，画什么不是什么，然后说，看，这就是孩子心灵的内在表现。倘一直延续这种路数，永远没有规范的图式，没有严格的笔法与图形，那么，这不是一种翻版的皇帝新装吗？就像龚自珍，解放“梅花”固然无错，但我要追问的是，“野梅”就一定比守规范的“曲梅”更棒吗？
我们可以让事实来说话。这个事实就是龚半伦。龚自珍对于自己孩子的教育，其具体情形如何已不易知晓。但从其疗治“病梅”的思路中，可以发现，“纵之、顺之”必为其教育中的主旋律。事实上，龚半伦也真的像一束“野梅”，但这样的天性与野性，“不拘一格”是“不拘一格”了，估计他老子要还活在世上，那是要气得一次次翘辫子了。有人说，龚自珍名声毁在儿子手上。其实要我说，是毁在龚氏自己偏执的思路之上。需知这位攻击传统者，恰恰受益于传统；忧心忡忡于人才绝灭之人，恰恰是不世之才。可他在攻击之时，偏偏就看不到这一点，历史真是充满了反讽！
要说起来，龚自珍与龚半伦其实都有些野性，可是，为什么父亲受人景仰？儿子却不齿于人呢？我以为，龚自珍先有严格的规范，然后在不拘一格的赏识与自许中，发扬天性，冲破牢笼，在独立与自由的思想境界中翱翔。龚自珍高于同时代者，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他的心灵一直充沛，精神中充满着好奇与质疑。这样，就在刺激与回应中，既产生了强大的张力，又不偏离轨道。而龚半伦呢，就像一颗野苗，从一开始就没有立好根基，任其生长，无拘无束，没有压力，可是这样长出的竟是歪瓜裂枣。其实，人亦如是，没有压力与管束，得不到刺激，就没有产生回应与动能的心理机制，按照相反相成的辩证法，他们会在自我膨胀中麻木不仁，直至精神萎缩，而非如事前所逆料的，充满活泼泼的生机与活力。
《礼记·学记》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人都是后天动物，其先天的基因不管如何优秀，都必须通过规范与学习才得以发扬。人成不成器，譬如玉石，首先在于要接受打磨，否则，再有棱有角，也不过是一块顽石。当然，“攻玉”之时，千万不能忘记的是，一块上等的玉石，如果完全按照常态去其棱角，修正得与其他玉石一模一样，那也就失去了成为国之重宝的可能，而只能作为可复制的工业制造品列于柜台之间。简单地说，要“玉汝于成”，没有打磨与规范，就永远不成样子，所谓“不成器”是也；打磨基本成型之后，如果不延其内在理路，按照其本有态势进行材料研磨，那就会失去个性，变成了俗品。
这一点移用于教育及人的成长，亦当如是。先定规范，再求个性，就可能成为龚自珍；反之，则是龚半伦。所以说，规范是常态，不拘一格是变通，先立常态，再求变通，如此，才会有美玉、佳梅，“常”与“变”的关系与顺序一定不能错置。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单单只知去求“解放”，无拘地怒放，一束束野草就会占据园地，其野性固然有值得称道处，但要说这是一片无上美景，似乎就有些选择性失明了。简单地说，打好根基，辩证思维，力求变通，不走极端，在自由与纪律之间找寻必要的张力，不让心灵麻木与枯竭，这才是正当的育人之道。
当下，早期教育已深受家长与社会的重视，我作为一个孩子的父亲，也不例外。但我常常想，在滚滚浪潮面前，逐浪固然有助于前行，但与此同时，立定根基，不作浮萍，又何尝不是一种境界呢？每当此时，我就常常会想到龚自珍父子，想到梅花的绽放……我以为，这种思考，在今日，是有其价值的。
写于2014年6月23日
一鸣转载了作家岳南的博文 今天00:40北大第一才子傅斯年的考试分数 毛泽东招待延安访问团成员，右首边为傅斯年1918年夏天，毕业于湖南师范学校的青年毛泽东离开家乡，来到北京。未久，踏进北京大学的校门，入图书馆工作。就在这个期间，他和大名鼎鼎的北大教授胡适以及学生领袖傅斯年遭遇了。
许多年后，毛泽东在延安一口黄土凝成的简陋窑洞里，于寂静的夜幕中伴着青灯，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Snow)回忆了这段使他刻骨铭心的经历:“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毛泽东自传》斯诺录汪衡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对于我，北平好像花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一笔不算少的数目——八块钱。”又说：“我的地位这样地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西行漫记》[美]埃加德·斯诺著）
这段回忆不但令毛泽东感到悲伤，亦令后来的天下读者倍感心酸，或许没有人想到，一个后来推翻“三座大山”的世界级巨人，居然还有这样一段卑微的伤心史。从这段不愉快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当年在北大一呼百应，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傅斯年，的确是“目空天下士”的.那么,这位北京大学学生领袖、五四运动北京学生游行总指挥，后留学欧洲、回国后曾出任北大代理校长等职的傅斯年，何以小小年纪就如此狂妄，不把一代巨人和一个未来国家领袖毛泽东放在眼里，居然不识抬举地牛气“冲天”呢？具体原因颇为复杂，但就大的方面而言，除了傅斯年当时是北大正式注册的学生，有地头蛇的感觉外，与他本人的门弟出身、性格，以及过人的才气有很大关系。
傅斯年乃大清开国之后顺治朝第一位状元、大清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保、掌宰相职的傅以渐七世孙，当傅斯年成长的时候，他的家乡山东聊城仍有“相府”之称，尽管家道已经衰落，但仍有一股势力。加上傅斯年从小聪颖过人，在七岁时，就已经听中过举人的爷爷讲完了二十四史，及长，入天津读书，再以名列前茅的成就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一时声震天下儒林。
关于傅斯年的才气与性格中所具有霸气、霸道，以及踏入社会后折腾出的一番大事业与大事功，暂且不提。本文仅就通过检索大陆与台湾史语所保存的原始档案，对傅斯年在北大学习期间及留学欧洲考试时的分数加以疏理、统计并公布如下，以便让大家领略一下这位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的风采。
傅斯年考入北大预科时与弟弟傅斯严合影
1913年夏，18岁的傅斯年于天津府立中学堂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分在预科一类甲班。据1913年12月北大预科各班成绩表记载，傅考试成绩为：
国文85分、历史80分、地理80分、英文95分、英文100分、英文93分、德文80分、德文95分、外史96分，总计804分，平均89.3分，全班排名第一。
1914年，傅斯年成绩未找到，暂空。
1915年，据6月预科各班成绩表记载，傅的成绩为：
（各科略），总计1163分，总平均89.5分，旷课扣分15分，全班排名第二。
1916年，傅斯年卒业于北大预科，秋升入本科国学门。其毕业考试成绩为：
（各科略），总计1482分，总平均92.6分，旷课扣分加3分，实得95.6分，全班排名第一。
1917年，第一学年课业成绩：
（各科略），总计755分，平均125.8分，扣分1，实得124.8分，全班排名第一。
1918年，（各科略），总计320.5分，平均80.1分，全班排名第一。
1919年，在北京大学本科国学门继续攻读，1月1日创办《新潮》月刊，出任主编。5月，五四运动爆发，傅斯年参与领导此次运动，为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北京学生游行总指挥。
同年夏，卒业于北大文科国学门。
第三学年成绩总计420.5分，平均84.1分，名次不详。
同年秋，傅斯年回家乡山东参加官费留学生考试，全省名列第二。
同年12月26日，由北京起身去上海，乘轮船赴英国留学，从此开始了为期七年的放洋生活。
或许，正是傅斯年求学时代历次考试所显露的骄人业绩，便是他一度牛气哄哄，心高气傲，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缘由吧。
（注：傅斯年归国后，一度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1948年底赴台北出任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12月病逝于台大医院，终年55岁。－－本文部分引自《南渡北归》最新修订版）
详细，点击－－《南渡北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