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先林 李德仁刘先林关系

听了很短的报告,学术上倒不是有什么特别大的帮助,学问也不是一天两天做成的,感慨地是,遇到了实干的人,而他曾经是刘先林的弟子,搜了一下,看到了自己特别敬仰的人,只是可惜,自己此生难以成为这样的人了,虽然这曾经是我幼时的目标。讨厌现在国内的一些学术之风,发论文,却不实干。喜欢踏实的人。眼前的刘先林生动而平实。他说话声音很大,语速很快,说到兴奋处还会挽起袖子。

  7月29日,在这间被人们称为“车间”的“院士办公室”,刘先林向记者敞开心扉。

  走近刘先林,记者感受到的不仅有一个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更有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良知,一位科技工作者沉甸甸的爱国情怀。

  “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三月。”走出刘先林的办公室,这首动人的旋律一直在记者脑海中回荡,久久不能停息。

  “我不特别,就是架子小一点”

  背景:刘先林颠覆了许多人对院士的看法。有人说他像农民,有人说他像工人。从他身上人们能找到许多科学家共同的东西,但更多的是发现他有太多的不同。

  记者:有人说您是院士但不像院士,也有很多人觉得您跟别的科学家不一样。您觉得您自己特别吗?

  刘先林:我不特别,就是架子小一点,比较随意,不修边幅。对于很多形式上的东西不以为然,比如一些称号,获得什么奖,甚至于得到多少报酬。就是一心做自己有兴趣而且是急国家所急的事情,并且要达到目标。

  别人很重视写书,发表文章,我觉得这都是中间过程,最终的结果是你需要把科研成果做出来,然后得到社会的承认,所以对中间的一些过程都不是很在意。

  “微笑是我成功的原因之一”

  背景:笑是刘先林的“招牌表情”。顺利时他爱笑,不顺时他也爱笑。人们被他的微笑吸引着,感染着。

  记者:您很爱笑。

  刘先林:从小我妈就说我一说话就笑,一跟人打交道就笑。微笑可以说是我成功的原因之一。比如课题组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会说一个笑话,让大家哈哈大笑,之后再投入工作。

  微笑可以使同事之间关系更融洽。科研团队绝对不容许有一点点裂痕。科研好比爬山,即使是坚如磐石的团队都未必能爬上去,有裂痕肯定完蛋。

  记者:您是怎么做到让团队“坚如磐石”的?

  刘先林:我首先是自己带头干,不是光指手画脚。有经济利益,按贡献大小分配。遇事商量着办,不是非要按我的意志办。如果有些人提出想法,我尊重他的想法,可以试,不搞强制性指挥。不论年龄多小,我都说“请你……”所以大家都觉得跟着我干有希望,一定能成功。

  “必须要有自己的东西”

  背景:长期以来,我国的精密测绘仪器基本依赖进口。刘先林几十年来矢志自主创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结束了我国先进测绘仪器全部依赖进口的历史,大大加速了我国测绘从传统技术体系向数字化测绘体系的转变。

  记者:很多仪器可以买,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大力气去自己搞?

  刘先林:我们的国家很大,对仪器的需要量也很大。在没有做出自己的仪器之前,国外产品的价格水分很大,利润很高。全部靠引进来实现现代化,作为一个大国是说不过去的,也是很危险的事情。不管是从经济的持续发展看,还是从国家的安全考虑,都必须要有自己的东西。

  现在有一种习惯势力,什么都是国外的好。测绘行业中的航测领域,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现在,所有的设备逐渐都被国产的代替了。这个例子证明,中国人可以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路子。

  “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走出自己的‘象牙塔’”

  背景:科研成果不能应用到生产实践,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一直困扰着企业界和科技界。

  记者:您认为科技工作者最宝贵的品质是什么?

  刘先林:科技工作者应该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要追求真理,不能把眼光放在钱上面。

  科技工作者应该走出自己的象牙塔,走出高楼深院,到生产中去,到企业中去,跟他们相结合来搞自己的科学研究,过去的科学研究习惯要做一些调整。

  科研的题目要选对了,要是生产中急需的。需要是发明之母嘛。同时在研制中不是照抄照搬别人的东西,而是要不停地创造。更重要的是,课题通过鉴定,走出实验室之后,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把它产业化。

刘先林 李德仁刘先林关系

  “我是战术科学家”

  背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代表着我国科学和工程技术界的最高学术水平,享有崇高荣誉,许多院士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科学家”。

  记者:您如何看待自己的院士身份?

  刘先林:院士不是职称,而是一个荣誉。与其给年纪大的人对他一生的工作给予肯定,还不如拿这个称号来激励他在有生之年再做出一些贡献。所以我一直主张院士要选年轻人。

  很多院士站在战略的高度经常为国家发展提很多的建议和意见,可以称之为战略科学家。我在评上院士之后在科研成果上做得比较好,但在战略思考上我比他们差得多,所以我自称不是战略科学家而是战术科学家,主要想集中有限的生命再做几项科研成果。

  记者:您认为中国更需要战略科学家还是战术科学家?

  刘先林:战略科学家显然不需要太多。战术科学家因为要做具体的事情,面很宽,需要的量大。

  我从战略高度提不出什么问题,但是做具体的事情,做具体的一个仪器,一个设备我就比较在行了。所以我把自己称为战术科学家。

  好多科学家既懂战略,也懂战术。不是说战略科学家只会动嘴,战术科学家只会动手。我认为国家需要一部分站在战略高度为国家科技战略着想的人,但更需要脚踏实地做出一些成果出来的人。战略科学家的比例我觉得有10%就足够了,最好90%都是发明家,这样我们的发明、创新不就多了吗?如果大家都动嘴皮子,都从战略高度考虑问题,我认为是会出问题的。

  “算不上好丈夫,好父亲”

  背景:即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刘先林也常接到老伴打来的电话,听老伴“唠叨”如今已成为刘先林每天的“必修课”。

  记者:您觉得自己是好丈夫、好父亲吗?

  刘先林:爱人身体不太好,每天都要吃安眠药,否则睡不好觉,一睡不好觉就容易发火。她承担了家庭所有的担子,我很理解她,她再发火我都不生气。在家里我什么都听她的,出去吃饭都让她点菜。

  过去对妻子照顾得很不够,有时会对着吵。有一次我在广州出差,40多天都没有给她打过电话,回来后她几乎人都不认了。从那以后,我在逐渐地改进,把她照顾好,让她生活得愉快,不至于孤单,尽可能多陪陪她,出差尽量少一点或者不出差那么久,每天晚上都给她打电话。甚至于有时候她在儿子家住,我也要给她打电话,不听她唠叨半小时都睡不着觉。

  把她一个人放在家里我很不放心,为了不影响儿女工作,更好地照顾她,现在我出差经常要带上老伴。但是我始终坚持一点,老伴的费用一定是自己出,坚决不能让别人“买单”。现在她情绪挺好,别人都说是我的功劳,调理得好。但我不能算是一个好丈夫。

  别人是严父慈母,我们家反过来:母亲严厉,父亲温和。我对孩子“爱”得比较多,算不上好父亲。

  搞科研要“向厨师学习”

  背景:刘先林提出搞科研要向两种人学习,在创新方面向音乐家文学家学习,永远拿出新东西;在产业化方面要向厨师学习,做出来的每顿饭都被吃掉。

  记者:搞科研为什么要向厨师学习呢?

  刘先林:如果把科技人员比作厨师,科技人员的产品就是科研成果,厨师的产品就是一顿饭。厨师的产品99%都是要被人吃掉的,但科技界的产品,经常是找人来品尝,说这顿饭做得好,有国际先进水平,然后这顿饭就进了档案柜,我觉得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科研成果做出来就要把它用上。如果厨师做出来的饭一辈子都没被人吃过,这样的厨师是不可思议的。可是科学家做的成果一辈子没被用上的还不少呢。我只是做了一个正常的“厨师”应该做的事情。

  记者:您希望您的学生学习您什么?不要学习您什么?

  刘先林:希望他们能把我的优点发扬下去,就是做一个正常的“厨师”所作的事情,就是所做的科研成果一定要能够得到推广和应用。

  我个人喜欢直奔主题,对中间的事不太在意。所以成果很多,文章很少,基本上不写文章,这也是一个缺点。希望他们克服这个缺点。

  记者:您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刘先林:最大的快乐就是把成果做出来,得到社会的认可,得到市场的认可。

  成功贵在坚持

  背景:刘先林曾形容科研工作要历经“百起百落”,也曾形容科研工作是“在地狱里爬行”。

  记者:您曾说过科研工作是“百起百落”,之所以能坚持下来,靠的是什么?

  刘先林:科研道路上会遇到很多拦路虎,每一只拦路虎都有可能使人产生放弃的念头,很多吃不了苦的人就会放弃。

  科研要走到最后首先是要坚持,要有足够的意志。只有坚持下来才可能有技巧,有直觉,有形象思维,有奇思妙想的方案。科研工作很艰苦,经常很苦恼,而成功的喜悦很短暂,紧跟着还是苦恼。成功的首要因素是有足够的意志坚持下去。当然还有其它因素,比如对成功喜悦的期盼,要有创新的兴趣,喜欢冒险,不喜欢一成不变的东西等等。我喜欢冒险,有山路不走平路。有一次在绵阳爬山,很陡,上不去下不来,下面万丈深渊。后来正好摸到上面有一个树根,就爬上去了,上去就是山顶。要自信,相信自己一定会成功,有时只是方法还没有找到。

  我把成功比作快要出生的儿子,在失落时经常能看到儿子在很远的地方向我招手。

  我当测绘科学研究院院长时,一批新人要来,人事部要我讲话,我对他们开玩笑说,“科研工作很辛苦,祝贺你们来到了地狱门口。科研工作是在地狱里爬行,不仅如此,而且背上还背着一口锅,一不小心很可能会被扣在地狱里。但是能够背着这口锅走出去的人,是最能够坚持的人,是意志力最强的人。走出地狱就是一片光明,那时成功的欣喜是不可比拟的。”

  国家的支持“终生难忘”

  背景:刘先林心疼钱,尤其是心疼国家的钱,主张“花小钱办大事”。刘先林的多个项目得到政府的扶持,刘先林感动的也是国家关键时期的雪中送炭。

  记者:您曾说过您的科研工作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支持。在这些支持中,您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刘先林:我们的项目在立项的时候经常得到政府的帮助。科研过程最困难的是把科研成果推广到行业中去。在推广JX—3解析测图仪的时候,政府和主管部门给予我大力的支持。当时大家用外国仪器用惯了,突然转到中国仪器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国家测绘局给了一个政策,买国产设备,测绘系统给予一半的配套投资,这样花18万就可以买到36万的仪器。这36万的仪器如果从国外进口就要花二三百万。这件事情让我终生难忘,它给我们开辟了一条道路——从全部用进口设备改成试用国产设备。这条路一旦打开后,路子就越走越宽,一直到现在,国产仪器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如今在航测领域国产的设备已经占了95%以上。

  “党员知识分子要带头自主创新”

  背景:刘先林1959年提交入党申请书,198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选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党的十四大代表,获得“全国测绘系统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等多种荣誉称号。

  记者:您是一名科学工作者,也是一个共产党员,您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

  刘先林:我们这个团队党员比较多,工作中的骨干都是党员,大家都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中国的创新事业任重道远,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实现得了的。几千年来,中国比较重视人文的东西,不重视技术的东西;总是学习别人的东西,没有创造自己的东西。现在党中央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才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出路。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任主要落在知识分子身上,作为党员知识分子要带头自主创新,不要带头只搞引进。党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我认为这个目标一定能够完成,因为我们拥有7000万党员这么庞大的队伍。

  爱国就是把国家建设好

  背景:刘先林曾多次拒绝到国外去工作和定居的邀请。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人争气。我不但证明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而且要证明中国人在国内干,也一定能够成功!”

  记者:如何理解爱国?

  刘先林:我很爱国,我深信大部分科技工作者也都是爱国的。我在看报的时候,最喜欢看的消息是什么?是有关中国正面的消息,正面的评论,从这点反映出我可能比较爱国。比如我们的钢产量现在是全球第一,我们的铁路、公路里程也接近全球第一了。这种消息特别爱看,看了心里特别高兴。

  现在这类消息越来越多了,我又开始考虑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占了世界人口的1/4,什么时候我们制造知识的比重也能达到1/4?而哪怕达到1/10也是很任重道远的,这是真正的爱国者的深层次思考。

  看到花大价钱从国外引进东西,我有时很痛心,我认为这是由于自己的责任没有尽到所造成的,因为这些设备你自己做不出来啊。你不能怪领导,领导要搞生产必须买。责任就在从事科研的科技工作者身上,所以我就奋发地去搞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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