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1年开始翻译一下这本书，一定可以学到好多东西。预计半年内完成
一、 美国起源的“田口方法”
我所提出的通过技术手段使品质提升的方法论，被称为“田口方法”、“稳健设计（RobustDesign）、或者“品质工学”等名称。不过这种称呼也不是我刻意设计的。
我最早听到“田口方法”这样的称呼，应该是在1982年秋天。
通过越洋电话，施乐公司的DonClausing博士兴奋地说：“是的，就是‘田口方法’。我用这个名字已经在公司里讲课超过100回了。”
老实说，用人的名字来命名一种方法，总感觉有点不太妥当。
如果用我自己的话来讲，这一生的工作可以总结为：“对自由的生产性的追求。”所谓“生产性”真正的意思是，每个人的自由都增加。
简单的举个例子：
如果用比之前便宜的零部件，设计出性能相同的产品，可以肯定的是，将来这个产品可以以更便宜的价格供应市场。消费者若能够以相对以前便宜的价格买到该产品，那么省下部分就可以消费别的产品。这就是我所讲的“每个人的自由都增加”的意思。
同样性能的产品当然是便宜的好，机器设备当然是不发生故障的好。同理，将范围扩大，包括每个人如何健康长寿，我认为这些都应该归属于技术的范畴。那么通过技术提升来解决一系列问题，就可以增加“个人自由的总和”。这就是“品质工学”。当然，也许有人会误解这是一种“品质管理”的方法。但是我想，只要能够在字面上理解“自由”和“管理”的差异，就应该理解品质工学的思维方式。
那么，我是如何追求“自由的生产性”的呢？首先是从基于“直交表”的“实验设计法”开始的。
在这里必须要说明的一点是，这本书绝不是一本解释理论、论证公式的书。主要是想描绘出“田口方法”从无到有的过程以及全体轮廓。虽然可能会有一些最低限度的专业词汇的解释，初学者也可以直接跳过这些解释。直交表也好、实验设计法也好，慢慢读下去，都会理解的。
那么接下去进行直交表的说明。直交表的前身叫做拉丁方格，在数学的领域中已经存在好几百年了。在20世纪初，实验设计法的创始人——英国的费舍尔最早运用拉丁方格进行实验。我开始学习实验设计法和运用直交表已经是1945年前后了。之后的半个世纪中，简单的总结我的工作的话，可以说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成果。
第一，使直交表的运用更为简单
第二，在实验设计法中加入机能性的观点，以及开发了一系列减少机能波动的采集数据和分析数据的方法。
所以，现在在欧美，使用直交表做实验研究的一部分人说“田口方法”；研究机能波动的人也说“田口方法”。我自己绝没有意思说哪个是真的“田口方法”、哪个是假的“田口方法”？
我所提倡的学说被冠名“田口方法”本身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但是我不会沉迷其中。人自身的名字也是一样，从出生起，无法自己左右，名字就被决定了。
但是，反过来想，如果没有“田口方法”这个名字，这个学问在美国的普及速度就可能会减慢。不管听到这个名字的人是不是真的能够理解她的实际意思，“田口方法”这个名字本身能够吸引眼球，那就可以说是非常好的命名。
关于“田口方法”这个名字的起源，我想再稍微讲一下。故事要回到Don博士越洋电话的两年前。
1980年，当时我在青山学院大学理工学部执教。利用学校的长期研究休假制度，访问了美国。长期研究假期是给有一定年资的教员，进行再学习，不限制目的而支付出国的旅费和基本生活费的一种制度。
我当时取得三个月的休假，访问了三个地方。
第一个是斯坦福研究所（SRI）。SRI召开了并行工程技术研讨会（CE），请我去讲课。
这个讲师的机会缘于4年前的一片英文报告。1976年，我率领日本中部品质管理协会的一个小组访问了欧洲，考察了法国的米其林公司、英国的劳斯莱斯公司和德国的西门子等公司。那时，我将汽车的操控机能实验和瓷砖案例编成一个简单的资料，送给了访问企业。恐怕，这些资料是田口方法最早的英文文献了。
1979年，法国米其林研究所长，看过我的资料，特地来了我家，跟我谈论稳健设计。通过这件事，我想虽然这个英文资料，可能说不是非常完美，但是对于研究者们确实可以有帮助。
最后这个资料就转到SRI了。当年访问计划的最后一站是美国，最初我想没有访问SRI的计划。那么资料必定是发给其他企业的资料，然后转到SRI的。
访美回来没有几个月，SRI的理事Makeron先生回访日本，特意找到我。邀请我再度访美，并请我一定在SRI进行演讲。我也没有拒绝的理由，也就同意成行。有了这样的一个背景，我想在SRI里，一定有认同我的学说的人。
当天SRI的演讲会，满满当当有一整天。给我的时间也就一个小时。这个演讲会的主题是并行工程，当时并行工程非常流行，在日本也有很多人研究。
一般来讲，产品设计完成后才进行生产技术的研究。然而，同时将产品开发与生产技术同时并列行动，似乎也有许多优势，这就是并行工程。要实现并行工程，一定不能像传统方法那样设定目标值，再想方设法满足这些目标规格值，必须要运用减小基本机能波动的思维方式。
演讲会的进行方式比较有趣，首先是让我们与SRI的研究者们进行小组讨论。然后我和我常年好友吴玉印先生分别进行了演讲。我的演讲主题是关于惠斯登电桥—一种电阻值测定方法的设计。惠斯登电桥是一种非常基本的回路，如何提高这种测定方法的精度是非常有趣的话题。对详细内容有兴趣的读者，请参考《品质工学讲座1》（日本规格协会发行）第十一章。
当然听众中提问的人有SRI的Jebitto博士，也有其他外部研究员。有现在回想起来，惠斯登电桥的案例可能并不太好，理由是在一小时的时间里，听众到底理解多少是个问题。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次的演讲是“田口方法”在美国的处女秀。
第二个访问的公司是施乐公司。这个访问使我和施乐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此之前，我与施乐公司在日本的合作公司富士施乐有很深的渊源。富士施乐公司是日本的富士胶卷与英国的朗科施乐（后被施乐收购）各出资50%创办的合资公司。
当初，富士施乐的主营业务是贩卖施乐和朗科施乐生产的产品。后来，为了与日本本土企业竞争，独自开发了小型复印机，但是最初好像由于品质问题比较多而烦恼不已。由于我非常早就教授富士胶卷公司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经过介绍，也开始为富士施乐进行顾问咨询工作。
当时，比美国复印机小好多的日式小型低价复印机，在欧美市场也是供不应求。在这种市场中，施乐当然会感到威胁。所以对于富士施乐开发出的小型复印机，施乐公司非常关心。富士施乐是如何设计的？机能性评价也好、实验设计法也好，都是在内部交流中已 经为施乐所了解。从这个角度讲，在我访美之前，已经于施乐公司产生了某种间接的关系。
所以，1980年初次访美，是在这种背景下成行的。这次访问，让我结识到后来给“田口方法”冠名的Don博士。
Don博士最早是在美国的开关公司上班，进入施乐后，加入复印机送纸机构的改进小组，也是为施乐公司赢得送纸机构改进取得专利的功臣之一，是非常优秀的技术者。当时当实际见面交流后，感觉Don博士不仅仅是优秀的技术者，对技术的管理也是非常有研究、有见地的。
这次访问由于是礼节性的友好访问，也就没有进行太过深入的探讨。我也重复讲了与SRI同样的案例以及一些研究成果，Don博士也仅仅针对这些内容简单的问了几个问题，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生。但是我回忆，当时一定不只我一个人察觉到到诸位研究员对我所讲的内容表示不解。
访美的第三个目的地是贝尔研究所。时间顺序上虽然排最后，但其实是我访美最大的目的所在。访美三个月的时间，有两个半月是在此度过的。
当时AT&T（美国电信电话公司贝尔系统）拥有105万人的从业员，贝尔研究所就是AT&T的研发部门。它有2万几千名的员工，进行通讯相关的基础研究、开发研究和产品设计。当时设计的产品都是交给同一系统的西部电子进行生产，然后贩卖给同一系统的奥普雷丁电话公司和海外的电话公司。所以可以说，当时贝尔研究处在一个自己企划、自己设计、自己生产、自己使用的大企业集团中。
1984年，AT&T从贝尔电话集团中独立出来；1996年，本社与生产企业也分开，所以规模缩小了许多。但是，直到现今，他们在技术面还是世界顶级的电子通讯产业研究所。
就是这个贝尔研究所，我在1962年也曾经帮忙过。当时是品质保证部门。贝尔研究所的品质保证部门其实在1907年就开始设立了，在很长的一段历史中，他们也成功创立、导入品质管理的先进方法，产生很大的实际效益。
当时的品质保证部的主要工作是对西部电子生产产品的品质水准进行确认，也有对市场发生的各种投诉进行原因分析和对策。另外，还有总结现有的品质信息，定期反馈给西部电子的高层以及贝尔的设计部门，督促改善。
我对这种“亡羊补牢”式的品质保证并不认同。这是一种猫捉老鼠的游戏。老鼠出现一个解决一个，但是之后还是不停地出现。这不是从本质上解决问题的方法。
“只有在设计阶段真正做到机能的安定性设计、稳健性设计，才有可能消除市场不良。而要做到真正的机能性设计，就必须给我们的设计者进行教育。”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我对贝尔研究室的人说，请将你们现在最困扰的问题拿出来解决。
古语云：“万事开头难。”事实上也是这样，通常走出第一步要付出太多的艰辛。为了让人接受一个新的理念，必须一开始就进行最复杂的实验。所以我向贝尔研究所的朋友们提出这个要求：“请将你们最受困扰的问题提出来。”
贝尔研究室的人，或者其他的人也有说：“还真是敢接受挑战呢，连我们的产业都不知道，就敢提出这种要求。”但是我对此持乐观态度，无论怎么难的课题，我想都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案。设计也好、制造业好，所遇到的难题，都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
贝尔研究室终于接受了我的要求，这时我的计划停留时间两个半月已经过去一半时间了。提出的课题是，关于生产256K微处理器的照相曝光工序。比如说，有一个机种要求在1.5厘米见方的面积下开二十三万个直径2微米的小孔，但是在现在的制程条件下，孔偏大、偏小、甚至不开孔的情况非常多。问题提炼出来就是：如何使开孔的直径均一。
所以我们就一起找出了9个相关因子，并用L18直交表进行了18次的实验。通过18次条件各不相同的实验，制作出18种试验品。这里所说的不同条件，是将光强度、时间等9个因子通过直交表配列出的。然后在各实验品的盒子中央和四角合计五处进行小孔直径的测量，找出五处孔径波动最小的条件。
这个实验有两个特性：首先是用直交表进行了18次条件各不相同的实验，其次是衡量的特性不是孔径而是孔径的波动。总而言之，这是田口流实验方法在美国的首次运用。
实验的规模不可谓不大，计划、准备、实施等步骤全部完成又过去了一个月，数据测量结束时已经到了我归国前日。用一天时间，匆匆分析完数据后，就踏上了归途。
几天后，实验数据使孔径波动减半，生产时间也减少一半的消息传来，我倒也不觉得特别吃惊，因为这些都在预料之中。其实，贝尔研究室与我一起分析数据的时候，已经对实验将取得惊人的成绩深信不疑了。因为，在我回国前，他们就拜托我千万不要将进行过此次实验的事透露给外界。
一年后，也就是1981年，贝尔研究所再次发来邀请，希望我利用暑假再次访问。我也利用这个机会，再次访问了施乐公司。我特别想与Don博士能够深入的谈话。所以，经得日本富士施乐的同意，我将几个实验的数据，带给Don博士，进行探讨。
有一个案例，是关于复印机的送纸问题。所谓送纸问题指送纸机构不送纸或者一次送出2枚以上的纸张（重送）。送纸的原理简单讲就是通过弹簧用输送滚轮对纸张施以一定的力，通过输送滚轮的旋转，将纸送出。如果施力较小，容易发生不送纸；而施力较大时，重送就会发生。
过去，将弹簧力通过机构设置成可调节力，不同实验，找到最合适的施力。但是，由于纸质、温湿度等条件的变化，施力也必须要改变。这种送纸机构可以说非常不稳定。
为了解决这种送纸问题，富士施乐开发了一种独特的方法叫做机能窗法（OperatingWindows）。使用一个设计定数，通过改变其他的设计参数，使这个设计定数的可改变范围（使机能不起作用的上限值与下限值之间的范围）也能变宽。换言之，使引起不送纸或者重送之弹簧力范围（机能窗的范围）变宽。“窗”变宽的话，由于纸张条件的变化或者弹簧力自身变化波动而引发的误动作机会就会减少。
话题可能变得有底难以理解，总之，不送纸也好、重送也好都是“条件波动”的问题。要如何才能减少“条件的波动”是Don博士非常关心的课题。也是这一点，使我与Don有共同的话题。
基于这个共同话题，我将在日本如何去富士施乐，如何进行了直交表实验，如何进行实验都对Don博士进行了说明。说明中谈到Sn比的观点，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我让Don博士认同用Sn比可以比“机能窗”法可以更方便地得到更高精度的数据的观点。
后来，听说Don博士运用我提出的方法做了一系列的实验。在与其他各种评价方法比较之后，确认这种方法具有一定的优势。Don博士认同我的观点后，在施乐以及其他关系企业进行演讲时，一有机会都会介绍我的方法。为了加速这种传播，Don博士将何种方法命名为“田口方法”。
1983年开始，“田口方法”在美国产业界传播开来。也就是在这一年，贝尔研究所解除了禁令，将我在1980年辅导的案例公开发表于“贝尔系统技术会刊（BSTJ）”（5,6月号）上，论文名为《Off-lineQuality Control in Integrated Circuit Fabrication UsingExperimental Design》，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听说，世界各地各个领域的研究者，发来了1000多封信件，提问以及交流。这个数字对于一篇论文来讲，非常罕见。这也证明，“田口方法”是个在各种领域都能运用的通用性方法。
然后，在“田口方法”一下子火起来时，关于其理论的争论也沸腾起来。而这种争论给美国产业界带来莫大的刺激。
【第一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