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蒋星煜
一
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从元年（627）到二十三年（649），李世民逝世，告一结束。贞观年间由于李世民的励精图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有较快的发展，人口也随之有了显著的增长，成为中国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这一历史时期中最为辉煌、繁荣的年代，被史学家称之为“贞观之治”，贞观时期重大事件的历程以及有关的诏令、奏疏等文件被吴兢编成专书，名《贞观政要》，成为后世帝皇将相必读之经典。
贞观之治的缔造者是唐太宗李世民，他是主角，起了决定作用，当然，李世民作为皇帝，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治理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单凭他个人绝对不行，还得有一大批文臣武将，为他出谋献策，为他运筹帷幄，为他案牍劳形，为他奔走驱驰，方能奏效。这一大批文臣武将之中，最为突出的则是魏征（580-643）。
魏征此人的经历却十分复杂，因父母较早亡故，青年时代贫苦异常，他苦读经史，却正遇上隋炀帝荒淫无道，天下大乱，他要想走学而优则仕的正轨却此路不通，激愤之余，戴上黄冠，做了道士。对他来说，也有收获，这一时期，他又涉猎有关道家的学说、经典、艺术，更充实了他的学术造诣。心怀壮志的魏征不可能安心于道观终老，当群雄纷起时，他前往武阳郡丞元宝藏处进行游说，与元宝藏一起投奔了占领河南瓦岗寨的李密。不久，他又说服元宝藏降了另一支武装的首领李渊。形势在急遽变化，魏征在战乱中被窦建德所俘，窦建德很重视魏征，任用他为起居舍人。窦建德与李渊决战于虎牢关，窦建德阵亡，魏征仍旧回到了李渊身边，李渊不咎既往，任他为太子洗马。
李渊为唐开国之皇帝，太子为建成，魏征理所当然地效忠于建成，他发现世民的才干、见识非同一般，将来肯定要成为建成的对立面，要求建成先下手为强，对世民采取果断措施。建成缺乏远见，也遇事寡断，听之任之，于是世民的势力很快壮大，在群臣中的威望则超越了太子建成。于是，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而登上了皇位。李世民早就对魏征密切注意，政变成功，对魏征在建成身边的所作所为进行了严格的追究，魏征坦然承认所追究的“罪责”，并且坦言如果建成接受他的计谋，则断然不可能出现如今这种局面。事态的发展富于戏剧性，经过这一次“拷问”，魏征未被处死，也没有作囚禁、流放等惩罚，而是成了李世民统治之下————言听计从的最主要的智囊。一直到魏征病逝，这一情况始终没有变化。他们君臣之间的合作之所以能做到这一步，李世民胸怀宽广，有知人之明，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是主要因素，对魏征来说，玄武门之变以后，他忠心辅助李世民当然毫无问题，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谏，最后十之八九都能被李世民采纳，他的进谏的方式方法，所论述的古代政治得失，所运用的语言、逻辑推理等等，无不具有明显的特点。兹述其荦荦大者。
二
贞观之初，魏征进谏之事例主要取自隋代之亡、唐代之兴，都是魏征、李世民二人亲身所见所闻，对之都有切身感受也。
贞观二年（628），李世民问魏征“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先从理论上加以区别，答称：“君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具体的事例谈到了唐尧的“辟四门，明四日，达四聪”。所以“‘共、鲧’之徒，不能塞也”。也谈了侯景之乱，使梁朝草草结束。着重指出隋炀帝的偏信虞世基，所以许多城池易主，他居然一无所知。如果能多听听其他官员、将领的话，那么，就不可能受虞世基的蒙骗而失天下。所以魏征认为隋炀帝不是明君而是暗君，要求李世民引以为戒。
贞观四年（630），李世民又一次谈话，涉及了帝王与老百姓之间的矛盾问题。李世民知道“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弊”。魏征觉得切中了要害，就接着说：“隋炀帝志在无厌，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竟为无限，遂至灭亡。”
正因为魏征经常谈论隋炀帝的荒淫失政，李世民也有了感悟，所以贞观十三年（639）居然主动与群臣议论应接受前朝的历史教训，他说：“隋炀帝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若能常处关中，岂有倾败，遂不顾百姓，行幸无期，径往江都，不纳董纯、崔象等谏诤，身戮国灭”。魏征等群臣听了自然都很赞同。
魏征主编的史书有多部，他倾注心血最多则是《隋书》，原因何在呢？《全唐文》的魏征《第三疏》说得很清楚：“臣愿当今之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对隋文帝杨坚，肯定了他的完成了统一大业，实现了一定程度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局面，也指出了此人不学无术，缺乏宽容而刻薄寡仁。对隋炀帝杨广，则指责他一切以能否满足个人贪欲为标准而胡作非为。《循吏列传·序》说“其或善于侵渔，强于剥削，绝亿兆之命，遂一人之求者，谓之奉公，即时升擢。甚或顾名节，存纲纪，抑夺欀之心，以从百姓之欲者，则谓之附下，施及诛夷”。这些话，其实对李世民来说也是谏诤之言也。好在是修《隋书》，这样说，李世民不会产生反感。
以后，魏征进谏时对问题的提法有了变化，那就是大力歌颂李世民在贞观之初的种种表现，希望李世民能够有所反思。贞观十三年（639）的上疏，即所谓《十三渐不克终疏》是其代表。举贞观之初时“无为无欲。清静之化，远被遐荒。考之于今，其风渐坠……”。“贞观之始，视人如伤。恤其勤劳，爱民犹子”。而“顷年以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又如说李世民“贞观之初，损己以利物。至于今日，纵欲以劳人。卑俭之迹岁改”。就这样列举了李世民在贞观之初十个方面的良好表现，而到了贞观十三年，都不再存在了。果然，这些话说到了李世民心里，他采纳了，并且嘉奖了魏征。《十三渐不克终疏》是一次总结性的进谏，另有一进谏也带有总结性，魏征直言李世民对于臣僚的进谏，一开始是“求谏”，随后则是“纳谏”而已，政权巩固以后，往往“拒谏”，最后不仅不求不纳，并且加罪于进谏者，变成了“罪谏”。李世民颇为震动，有所改正。
但魏征还有极个别的奏疏逻辑推理并不很雄辩，甚至难以自圆其说，例如他把清官分成良臣与忠臣两种类型，认为臣僚进谏，君王采纳，两全其美，则臣为良臣，君为英明之主。臣僚进谏，君王不能接受，而且将进谏臣僚杀害，则臣为忠臣，君为昏庸或残暴之主。魏征自认为是一名良臣。此说虽是首创，却难以成立，因为“忠良”二字往往连用，如此区分过分勉强。他经常进谏，有时还非常激烈，担心也许李世民忽然缺乏耐心而动怒，所以说这番话给李世民听。多少有点玩文字游戏。当然，魏征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出之于自我保护的心理，故意这样立论，也是可以理解的。
三
虽然魏征的经历相当复杂，在为李世民效忠之前，曾分别在李密与窦建德麾下，投奔李渊之后，又曾一度离开，李渊第二次接纳他，并信用之，已经是魏征的莫大幸运了。更何况魏征官任太子洗马成了太子建成的心腹，仍旧是李世民的敌人也。所以在“贞观之治”这一时期，李世民与魏征之间的密切合作，确是封建时代绝无仅一的一个范例。
魏征的进谏的确是在十分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进行的，是冒着高风险进行的，根据现存的文献史料来看，李世民对魏征这些进谏的奏疏所作的批答，如“若不遇公，何由得闻此语?”“省前后讽谕，皆切主之意，固所望于卿也”、“自得公疏，反复研寻，深觉词强理直，遂列为屏障，朝夕瞻仰，又录付史司，冀千载之下识君臣之义”等等，也都流露了真情，现在读起来，使人颇为感动。
然而，这一切仅仅是一个方面，是当时公诸于世的文件。另一方面，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作为皇帝，尤其国富民强时的皇帝，即使本来比较俭朴、比较谨慎，此时此刻，也难免踌躇满志，难免进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不可一世的精神状态。对于进谏，对于逆耳之言，总觉得冒犯了自己的尊严。李世民比历代皇帝要清醒得多，但是他的一些好大喜功、寻欢作乐的打算固然劳民伤财，所有臣僚都不反对，偏偏魏征要进谏，大泼冷水，则使他十分扫兴。考虑到魏征确为大唐的长治久安着想，就忍受了。而魏征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谏，有时李世民在朝堂之上没有发作，一到后宫，自然而然要流露真情。有一次，他不胜愤恨地对长孙皇后说：“我总有一天要把魏征这老头子杀掉心里才舒坦”。长孙皇后与李世民共甘同苦多年，既秉性贤淑，更识达大体。她向李世民问明情况之后，没有随声附和，而是重整衣冠，欢快地向李世民隆重祝贺，祝贺朝堂中有魏征这样的不顾自己生死得失的忠良而慷慨进谏，乃是大唐天下之大幸，正应该庆贺，并且对魏征嘉奖。于是，李世民终于没有下手杀害魏征。
尤其稍早些时，长孙皇后亲自过问了选聘郑仁基之女进宫之事，她觉得此女“容色绝姝，当时莫大”，决定聘为充华，以备嫔御，诏书已经发出了。魏征得知此女已许嫁陆氏，于是进谏：“顾嫔御，则欲民有室家之欢。此人之常道也。今郑氏之女，久已许人，陛下取之不疑，无所顾问，播之四海，岂为民父母之道乎？”李世民决定此事不再进行。事情已经弄得沸沸扬扬，房玄龄等平素以干练公正称著，此时站到了魏征的对立面，认为郑女许配陆爽家未成事实，进宫仍应照办。陆爽上表解释，谓其父陆康健在时与郑家甚友好，经常往来，但并未有婚嫁之约。李世民弄得稀里糊涂，再找魏征询问。魏征说郑家原是隋代旧臣，他们深恐将郑女娶进，将来要引起麻烦，心中恐惧，故意这样说的，李世民这才恍然大悟。没有铸成大错。但此事原为长孙皇后操办，经魏征劝阻遂中止。长孙皇后丝毫没有因此怀恨魏征，应说她的心怀也是很宽广的。
魏征的历次进谏都有显著的效果，主要关键在李世民本人，长孙皇后也功不可没，她在关键时刻都起了保护魏征的作用。历代历朝后妃都不能望其项背。
再说，李世民那时身边也没有像高力士、吐突承璀那样权势遮天的太监，假使有，事情就难办多了。
四
因为生活极不安定，被李世民重用之后，又过分操劳，魏征到了六十岁已衰老不堪，他还是忠心耿耿，为朝政而呕心沥血，当然就难以久远了。
病危卧床之际，魏征还在草拟上李世民的遗表，希望李世民：“若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贤勿二”。说得很恳切，而且颇为辩证。
魏征的死，李世民深为痛悼，对群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魏征殁，吾失一镜矣！”应该说对魏征的评价极高，当然也很确切。
但此时身边少了魏征，则又增添了一分从来没有的轻松、愉悦，他要进一步扩张领土的念头可以进行具体实现了，为后宫遴选更多的美女，服用可以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等等，再也没有任何臣僚出来阻拦了。这种轻松、愉悦使李世民感到这样才是一个威望无比的“天子”。往这方面想，自然又觉得魏征并不是什么“可以明得失”的镜子，而是绊脚石，罪不可赦。再说，魏征既死，那些平时无所作为的或以迎逢阿谀皇帝取利禄的官员以为时机已到，乘机在李世民面前说了不少魏征的坏话，对李世民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
本来，魏征的墓定位于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之旁，原是李世民亲自规划的，这是对功臣的莫大礼遇。碑文也是李世民亲自撰写的。由于李世民的态度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墓碑被推倒，碑文被完全磨平，成了无字碑。而且原来将一位公主许配了魏征的儿子魏叔玉，尚未完婚而已。李世民居然把既定的婚事也退了。
后来，李世民要东征高丽，文臣武将之中，不赞同的也有，都是稍稍表示一下而已，再没有人像魏征这样坚决劝阻的了。东征大军却遭遇了高丽的英勇抵抗而退了回来，人力物力，蒙承了巨大的损失。李世民才又猛然醒悟：如果魏征尚在，决不会让我发动这场战争啊！
于是，昭陵的魏征墓重新修复，碑也被重新树立了起来。但碑文并未再一次镌刻，仍旧是无字碑。
由此可见，魏征的进谏不仅是封建社会中绝无仅有的事例，而且就在当时也充满了惊涛骇浪。反反复复，变过来变过去，有好几次。其复杂性决不是我们今天所能想象于万一。
五
李世民与魏征缔造了“贞观之治”，对后人来说，当然是一面可以“知兴替”、“知得失”的镜子，十分值得借鉴。而魏征在进谏时所用的语言、所作的推断、所发挥的理论都成了中国人文精神的优秀遗产。宋、元、明、清以来，有抱负的政治家，无论处于任何地位，都奉为圭臬而予以继承，并发扬光大。
尤其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水能载舟、水能覆舟”以及关于“草创”、“守成”之难易等等，历代有所为的帝王、君臣均作为经典而认真记取，并反复研讨，咸均能适用而得到显著的成效。
魏征进谏的奏疏，也被编成《魏郑公谏录》而传世，《贞观政要》《旧唐书》《新唐书》均有转引。据说，宋仁宗朝的包拯主要是受了魏征的影响，所以也经常向宋仁宗赵祯进谏。其他名臣进谏也都直接或间接受了魏征的影响。魏征进谏的文风朴质，说理透彻，层次分明，也都是富于力量的好文章，这又深深影响了宋代陆贽等人的文风，影响可谓远深之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