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项英烈士生平简介
项英（1898年至1941年），湖北武昌县（今武汉市江夏区）人。学徒出身。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长期从事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二月罢工和“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发动武汉工人配合北伐军攻克武昌城，参与领导收回被英帝国主义霸占的汉口英租界的斗争。
曾任中共“二大”代表，第三至第六届中央委员，六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还是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任江苏省委书记、长江局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六届五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相当于中央常委）。1931年至1934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和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其间曾代理中革军委主席。
1934年10月起，任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后任东南分局、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政治委员），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
1941年3月14日，在皖南事变突围过程中被叛徒杀害，终年43岁。
1948年7月29日，中共中央给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
的贺词中，称赞项英是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之一。
父亲为人民军队的胜利呕心沥血
项苏云
我父亲的原名叫项德隆，入党后将本名与笔名“夏英”合起来叫项英。从那时起，他直到牺牲一直叫项英这个名字。
他为红军的建设出大力
1930年10月，中央政治局为加强苏维埃地区党的领导，确定建立苏区中央局，由周恩来任书记，同时为加强苏区红军的领导和指挥，确定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我父亲任主席，因周一时难以离开中央，让父亲先去，就由父亲任军委主席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11月，父亲由上海坐船到广东汕头，再坐船或步行，经闽西，于12月底到赣南宁都与朱德、毛泽东会合。
此时，母亲张亮是上海地下党员，因有孕在身，直到生下我两岁后才去父亲那里，由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将我送进英租界办的孤儿院——上海劳工幼儿院抚养。国民党特务机关发现该孤儿院收共产党人的孩子，强令把它关闭，陶行知将我送到苏北淮安新安小学。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参加了新安旅行团，边演戏，边进行抗日宣传。1938年春淮安失陷，知道我身世的新安小学校长汪达之派教师郭青带着我辗转到西安，经八路军办事处核对，把我送到延安，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副部长李富春让我进鲁迅小学读书。
父亲到达中央苏区的时间，从他写的自传中查到线索，讲道：他到达赣南红一方面军总部，“正是红军取得冲破第一次‘围剿’，获得大胜利，将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活捉。”那一天，换算出来就是1930年12月30日，比1931年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上台早8天。这就戳穿了有些人总把父亲说是王明派到中央苏区夺毛泽东的权的谎言。
父亲到中央苏区后，立即展开紧张的工作。当时，国民党军正部署第二次“围剿”，父亲以主要精力参与领导反“围剿”准备。他和朱德、毛泽东一起，分析形势，研究对策，确定继续采取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方针。他主持研究把苏区分为若干游击区，由地方红军领导赤卫队、少先队，运用游击战术，执行扰敌、阻敌等任务，配合红军主力作战。他主持制发紧急通告，动员群众坚壁清野，为取得这次反“围剿”的胜利起着积极作用。
1931年2月17日，父亲作为苏区军委主席，与副主席朱德、毛泽东联名，发布军委第6号通令，确定加强红军政治工作，建立红军总政治部，规定了总政治部职责和红军各级政治部与政治委员之间的关系。通令决定，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设总政治部，并暂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以毛泽东为总政治部主任。这个通令对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建设起奠基的作用。80多年来，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建设始终贯彻这些原则，激励指战员克服无数的艰难险阻，战胜国内外敌人，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1933年6月6日，父亲参加苏区中央局会议，在会上就扩大红军作了报告。他认为，要发展苏维埃事业，巩固和扩大苏区，必须不断地发展和壮大红军。苏区中央局根据父亲的报告，作出《关于扩大红军的决议》。会后，父亲在组织扩大红军时，重现推广兴国县的经验。该县在当年9月20日至30日的十天中，就有1600人参加红军，质量很高，其中353名共产党员，447名共青团员，兴国被誉为“扩大红军的模范县”。父亲号召中央苏区各地向兴国学习。在那三四个月时间内，就新组建起红七、红九军团和4个师的部队，使红军力量得到了发展壮大。
同年6月30日，父亲以中革军委代主席（主席朱德赴前方指挥作战）名义发布命令，写道：“1927年8月1日，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这一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中国工农红军在历年的艰苦战争中，打破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历次进攻，根本动摇了帝国主义国民党 在中国的统治，已成为革命高涨的基本杠杆之一，成了中国劳苦群众革命斗争的组织者，是彻底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主力。本委员会为纪念南昌暴动与红军成立，特决定自1933年起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批准了将“八一”作为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决定。这是父亲重视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体现。从那以后，“八一”就成为红军和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以至当今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成为人民军队进行光荣传统教育、地方进行国防教育的一个重要日子。
在这一年，为纪念“八一”建军节，父亲发布了颁发红星奖章的命令，给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授予一等红星奖章，给陈毅、张云逸、罗炳辉等34人授予二等红星奖章，给王震等53人授予三等红星奖章。这是人民军队授勋制度的良好开端。他还主持制发了《中国工农红军誓词》，供部队在“八一”和执行重要任务时宣誓使用，成为人民军队进行思想教育与政治鼓动的重要内容和方式。当年8月1日清晨，父亲在瑞金组织了红军首次阅兵典礼，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张闻天、陈云等同父亲一起，检阅了中央警卫师和红军学校的学员队伍。这些都是红军历史的辉煌篇章。
他领导开展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受中央表彰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长征，父亲受命任中央分局书记和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等一起，领导留下的红军和游击队先掩护红军主力出动，后开展游击战争。那时中央领导人都随军行动，唯独父亲被留下，他二话没说，以革命大局为重，以对党忠诚的高度责任感，勇敢地担当起领导中央苏区军民坚持斗争的重任。
1935年2月5日，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给父亲发来“万万火急”的电报，要求他带领留下的红军立即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在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还要求由父亲和陈毅、贺昌组成中革军委中区分会，由父亲任主席。
此时，父亲接到党中央来电后，如同久旱逢甘霖，立即开会作出部署，随即向闽北、赣南等尚能保持联系的单位传达，将留下的部队分九路分散突围，至3月初，已有八路突围出去。其中由陈潭秋、谭震林等率领的一路去闽西，与3个月前先去的张鼎丞等会合，在闽西开展游击战争；赣南军区的部队向赣粤边转移。我母亲、中华苏维埃机关干部张亮，怀我弟弟已四五个月，与分局女部长周月林一起，随邓子恢等去福建，母亲拟去上海生产，途中遭敌袭击，她与周月林被抓进龙岩监狱，她在那里生下我弟弟项学诚。
父亲和陈毅、贺昌率红二十四师第七十团是最后一路突围，3月9日从于都上坪出动异常艰难。向中央报告突围的电报发出后，敌人已经迫近，情况危急，只好将电台埋掉，烧掉密码，从此同党中央失掉联系。贺昌率两个营向福建长汀突围，与敌遭遇，部队被打散，贺昌牺牲。父亲和陈叔叔相商，鉴于敌情严重，去闽西已不可能，在改为分散向赣粤边突围途中，巧遇与陈叔叔熟悉的原代英县委书记曾纪财，他对那一带很熟悉，就由他带路，绕过敌人封锁线，在中共地下组织协助下，几经辗转，于3月下旬到达赣粤边，同那3个月前建立的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的部队会合。为了保密，父亲化名叫“老周”，陈毅化名叫“老刘”，开始了在赣粤边坚持游击战争的征程。
4月上旬，父亲和陈毅先在广东南雄的大岭下村、后在江西大余的长岭村开会，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分析形势，使大家认清革命现实是困难的，但前途是光明的。会议确定在赣粤边的大余、信丰、南雄毗邻的油山一带，包括周围11个县的部分地区，作为他们生存、发展、回旋辗转的基地。在组织上，将在那里的1000多人分成4个大队（其中两个大队由蔡会文率领向湘南发展），下面分成若干小队，开展小规模的分散的游击战。在军事上，以保存有生力量的主体，反对死打硬拚，以挺近游击和袭击来打击弱小之敌。
从4月下旬起，父亲和陈毅领导的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比他们大数十倍的敌人展开持续两年多的反“清剿”斗争。他们告别房子，在山林里用树枝、茅草搭棚子住，用雨布做成盖布挡风雨。他们着便装，把打游击同做群众工作相结合，建立游击小组和党组织，逐步建成活动基点。他们向土豪劣绅要经费、要物资，来解决吃饭问题。
面对敌人的疯狂“清剿”，父亲和陈毅指挥游击队积极应对。当敌人进山“清剿”时，就将机关转移到山外分散隐蔽；派游击队跳到敌人后方袭击，吸引敌人出山；对搜山的敌人，打埋伏、截尾子、打掉队的；发动山外的游击小组割电线、打冷枪，迷惑敌人。1935年，奔袭南雄乌迳圩消灭靖卫团、夜袭大余游山圩据点和伏击由南雄至大余公路上3辆军车等胜利，增强了游击队的胜利信心，鼓舞了群众的斗争热情。
在反“清剿”斗争中，父亲和陈毅重视开展统战工作，调整政策、策略。对边沿地区的保甲长尽量争取，广交朋友，还派身份未暴露的党员当保甲长，一些保甲长“白皮红心”，成为“两面政权”。大余县池江区长黄承祥，在争取教育下，为游击队办了不少好事。
在那期间，父亲和陈毅加强对游击队内部教育，规定了纪律、守则和注意事项，让大家自觉遵守，保证了游击队在艰苦环境下成为坚强的战斗集体。当时，父亲处处以身作则，和大家同甘共苦，因而大家信任他、尊重他。
在那残酷的斗争中，父亲有两次最危险。第一次，原中央苏区参谋长龚楚率红七十一团一部突围到湖南后叛变，被封为“剿共游击司令”，给他配备了卫队，让他抓捕我父亲和陈毅。1935年10月20日，龚楚一伙来北山途中，遇到侦察员吴少华，要吴带路，吴识破敌人，当接近指挥机关哨兵时，指着身后的敌人大喊“他们是反革命”，边鸣枪向指挥机关报警，边向指挥机关驻地相反的方向跑，以引开敌人。父亲和陈毅等听到报警枪声，立即转移到后山隐蔽。龚楚惧怕游击队打击，只好逃遁。第二次，1937年5月2日，原作兵运工作的陈宏叛变，谎称党中央派来联络的人已到大余城，妄图诱捕我父亲和陈毅。他们商量由陈毅去会面，可陈到城里发现情况异常，立即绕道回返。叛徒见我父亲他们迟迟未来，就带敌兵向游击队驻地梅岭斋坑扑来。哨兵发现敌人时，报警已来不及，就边喊“反动派来了！”边举枪射击。父亲听到枪声，立即持枪冲出棚子，到树木不多而茅草茂盛的小山包上隐蔽。300多敌人在几百平方米的小上坡上搜查两小时，有的离父亲只有几米远，他的手枪子弹已上膛，准备扣扳机，可敌人却未发现他。敌军官下令士兵放火烧山，火随风势燃起来。正在这时，突然狂风大作，下起雨来将火淋灭。敌人见天色已晚，便无奈地离去。父亲他们得以脱险。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父亲作为中央分局书记，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集中编为抗日武装问题，去南昌与江西省当局谈判，同党中央不谋而合。10月，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11月7日，父亲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充分肯定了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功绩，称赞“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
他为新四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37年12月14日，父亲参加中央政治局研究了新四军的编组原则，受命任东南分局（后东南局）书记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带着中央和军委派到新四军的50多名干部，于23日来到武汉，与叶挺军长、张云逸参谋长会合，研究成立军部和编组部队事宜，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和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各带一批干部随后赶来。25日，父亲与叶军长召开在军部工作的干部开会，他们分别讲了抗战形势，布置了工作。这实际上是军部成立的会议。27日，父亲代表中共方面与国民党当局谈判，确定新四军编为4个支队。父亲谈判返回后，立即发电报向毛泽东、洛甫报告，毛主席于次日复电，同意新四军编为4个支队和干部配备方案。编制最后定下来，部队集结和各项保障才能得到解决，也才能名正言顺地开赴前线抗日。
在武汉，父亲会见了鄂豫皖、湘鄂赣和鄂豫边游击区负责人高敬亭、傅秋涛、周骏鸣，听取他们的汇报，向他们传达了党中央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关怀和将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新四军的指示，研究了他们各部的改编方案。
1838年1月4日，按分工，叶军长将去香港购买武器，父亲和张云逸、周子昆、曾山率军部人员移往南昌，部署部队动员和编组事宜。6日到达南昌后，父亲立即与在那里的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陈毅会面，交流了情况。
在南昌，父亲主持了东南分局成立，研究了东南各省、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开展抗日斗争事宜；研究了部队动员和编组，确定由领导同志分头去各游击区传达动员。父亲会见黄道、叶飞等游击区负责人，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向他们传达了党中央有关指示精神，研究了他们所部改编事宜。1月15日，父亲与曾山一起去湘赣边和赣粤边传达动员，然后返回南昌，着手集结部队。
在南昌期间，我妈妈张亮因国共合作抗日被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听说父亲在南昌，就抱着弟弟找到军部。父亲同母亲见面，询问了情况，由于父亲知道母亲被俘，按照当时有关被俘人员没有查清前不准留在部队，特别是不准留在高级干部身边的要求，父亲在与母亲交谈后，没有把她留下，而是给她一些钱，让她带着弟弟离开了。前几年，有人胡说我父亲枪杀了我母亲，完全是造谣污蔑！真实的情况是，坚强的母亲带着我弟弟辗转去了延安，将弟弟交给中央组织部，送到保育院抚养，母亲便悄悄离开，后去向不明。
同年4月上旬，父亲与叶军长率军部由南昌进至皖南歙县岩寺，将位于长江以南12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在岩寺集结，编为第一、二、三支队，由陈毅和傅秋涛、张鼎丞和粟裕、张云逸（兼）和谭震林分任第一、二、三支队司令员和副司令员；将位于江北两个游击区的红色武装编为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4月下旬起，部队陆续向敌后挺进。父亲在皖南进行的主要工作是：
一、抓紧部队政治建设。父亲要求部队加强马列主义学习，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他指出：“我们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我们的政治领导、革命传统的精神、政治经济的制度和工作的作风，都与人家是不同的。我们的军队的独立性是要保持的。”他抓紧建立和健全政治机关，配齐政治干部，巩固和壮大部队党的组织；干部配备不允许国民党方面插手，增进内部团结，加强干部培养。从而保证了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和战斗力的提高，保证了作战的胜利。
二、指挥部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部队刚点验完，父亲接到毛泽东主席4月24日复电：“先派支队去溧水一带侦察甚妥”。他立即与叶挺、陈毅、张云逸、周子昆和新任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一起，抽调3个侦察连与部分干部组成先遣队，由粟裕率领于28日去苏南敌后侦察。接着，第一、二支队相继进入苏南，取得韦岗、新丰、小丹阳、句容、贺甲村等战斗的胜利；第四支队进入皖中，取得蒋家河口、范家岗、棋盘岭等战斗的胜利；第三支队进入皖南沿江地区抗敌，取得马家园和繁昌保卫战等胜利。1940年4月，父亲和袁国平、周子昆一起（叶军长不在皖南，张云逸已去江北），指挥皖南部队粉碎万余日伪军的春季大“扫荡”，歼敌900余名，保卫了皖南抗战阵地。至1940年底，新四军歼敌9万余名。
三、积极发展部队。至1940年底，由开始编组的4个支队10329人，陆续增编江北、江南、苏北指挥部和第五、第六支队与鄂豫挺进纵队，人数增加到88744人，比编组时增加了七倍半。
四、在大江南北建立抗日根据地。至1940年底，建立起苏南、苏中、皖中、皖东、豫皖苏、鄂豫边等抗日根据地。
五、重视地下党的建设。在当时白色恐怖情况下，父亲和曾山领导东南各省、区党组织，依托新四军在各地建立的办事处、通讯处、留守处等作掩护，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动员知识青年和革命志士参加新四军。到1940年底，东南局所辖范围有党员达5万余名。
父亲1938年9月去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在八路军大礼堂看演出时，同我见了面。那时我已7岁半，是第一次见到爸爸，他让我坐在他腿上，叫我喊爸爸，可“爸爸”二字对我太生疏，当晚就是喊不出来。我怕同学牵挂，父亲让警卫员把我送回学校。第二天下午放学时，父亲去学校接我到中组部招待所住。我在同学面前，看到来自前线的爸爸，很自豪，“爸爸”自然喊出来了。这样连续多日，父亲白天开会，傍晚亲自或让警卫员接我。在这期间，我和父亲一起去保育院，接刚过3岁的弟弟学诚来招待所，连同我，他同儿女就算团聚了，国际友人马海德为我们拍下了珍贵的照片。弟弟由于年龄小，夜间会哭闹，父亲无法休息，只好把弟弟送回保育院。父亲后又带我去看弟弟两次。这次我同父亲相聚12天期间，他一再勉励我听老师的话，听阿姨的话，好好学习，锻炼身体，长大了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父亲在同我唯一的一次相聚中，把他一生对女儿的爱，都在那12天里给了我。
由于华中抗战前线紧张，叶军长电催，经批准，父亲于10月初离开延安返回皖南。那时我年幼，对离别的含义搞不清，万万没想到这次离别就是永别。我和弟弟在党组织的培养下，都很争气。建国后，学诚在海军北海舰队工作得不错，遗憾的是在“文革”中受父亲在皖南事变后遭到不公正对待的株连，被赶到农村长期劳动过度劳累患肝癌，于1974年离开人间，我也被整的够呛。
对父亲在新四军的工作，党中央于1939年8月1日，给父亲转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贺电指出：“在抗战两年中，新四军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战阵地，开展了敌后游击战争，……这是你们的成功，这是新四军党的领导的正确。”这自然与我父亲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至于70年前皖南事变的情况，应作客观的分析。皖南新四军北移是当时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皖南部队何时走不是我父亲能定的；党中央历来强调要坚持皖南战略支点，并非我父亲留恋皖南；批我父亲向南发展的“错误”，正是党中央强调的、革命所需要的。1998年5月13日，党中央批准纪念父亲诞辰百年，迟浩田代表中央和军委讲话时，称赞父亲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更证明我父亲的革命实践是正确的。
（附议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