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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剑霜寒十四州”是怎么回事
◇ 江南桓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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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的历史问题，一经过文学家，尤其是诗人的嘴，往往就变成了少女梦一样的东西。因为他们写东西，事实材料是为思想服务的 ，事实是按照需要而变化的，就像橡皮泥，爱怎么捏，就怎么捏。所以如云如梦的文学，与追求真相的史学，实际上有着本质的区别，一个是语言的艺术，是花言巧语的技术，一个是社会科学，最反对虚假。但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是“文史不分家”，文学家们云云雨雨的东西，总是喜欢说得来像是历史史实。因此，戏说的“历史”，时间久了，重复多了，后人也就真假难辨了。
人们说起钱氏吴越国的疆土，一般都喜欢引用贯休的诗句“一剑霜寒十四州”来形容。但是，细加考察，可以发现围绕“一剑霜寒十四州”流传下来的故事，也就是所谓的“诗话”，却并非都是历史的真实。
贯休(832—912年)，晚唐五代著名诗僧、画僧，浙东婺州兰溪人。传说他以诗五章投钱镠，中有“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之句。钱镠见诗，叫人对他说：诗是好的，若改“十四州”为“四十州”，则愿相见。贯休听了说：“州亦难添，诗亦难改。闲云野鹤，何天而不可飞?”拒绝了钱镠的要求，飘然离开杭州，去了蜀中。
此传说故事，古今文人津津乐道，例如南宋《唐诗纪事》卷75“僧贯休”条、明朝《西湖游览志余》卷14等，都有此说，现在网上也流传着类似的多种说词，细节虽有些不同，但大意都差不多。
但是，我们如果对钱镠在晚唐建立钱氏王国的过程，作番深入的研究，就会对这个文学色彩过于浓重的故事，不以为然。——这故事的真实性，其实深为可疑。
这故事的主题思想有三，一是贯休和尚很神奇，知道天意，能预先知道五代吴越的疆土，最后一共是十四州。二是贯休和尚很清高，说给十四州，就只能是十四州，绝不能违背天意给四十州，所以“州亦难添，诗亦难改”，“你不见拉倒，老僧不稀罕，我是闲云野鹤，哪里不可飞？”三是钱镠很贪婪，想做皇帝梦，十四州还没有，居然就提出要四十州。
对照史实，这三条都是不可信的东西，不过是似历史而非历史的小说罢了。
首先，贯休和尚以诗投钱镠并非一次，据《吴越备史》卷1，早在钱镠初为浙西节度使的893年，贯休就有颂诗献给钱镠：“今日再三难更让，谶辞唯道待钱来。”
钱镠年轻发迹，成为藩镇诸侯，当时的贯休年纪已经60多，也颇有诗名，与钱镠幕中的诗人罗隐早有交往，重视佛教的钱镠不可能拒绝不见。相反，据吴越著名僧人赞宁北宋时作的《宋高僧传》卷30《贯休传》说，贯休投诗钱镠，很受赏识，得到厚遇。历代《高僧传》，比文人的诗话之类，真实性显然更高，更具有可信度。
对于“一剑霜寒十四州”，实际上钱镠很赞赏，并无不满意，据《吴越备史》卷1、《十国春秋》卷47《贯休传》等史书记载，905年冬钱镠在杭州凤凰山的节度使府的府门之西，建“功臣堂”，树碑纪功，列部下有功者五百人之名，同时将贯休的诗句“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镌刻在碑阴。
具有科学头脑的现代人，绝不会相信一个和尚能作什么“预言”。其实，贯休所以赞美钱氏王国“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完全不是“预言”，而是写实。因为当时钱镠虽然实际控制十一州，但作为浙江东、西两道节度使，在名义上他是应该有浙江西道的六州，再加上浙江东道的七州和临安的“衣锦军”，正好是所谓“十四州”。
公元897年，唐昭宗赐钱鏐以金书铁券，还再次明确钱鏐兼润州刺史。润州、常州本属于浙江西道，但是实际上被更强的淮南割据者杨行密所霸占，钱氏一直没有办法弄回来，当时，钱镠如果能真正控制十四州，应该很满意了，可惜他是不仅没有办法取回润州、常州，还常常被杨行密欺侮，其余的两浙十一州都很难保。所以那“诗话”说钱镠很贪婪，想做皇帝梦，十四州还没有，居然就提出要四十州，其实是不知道那段历史细节的一派胡言。
如果读者有耐心，读一读本博有关晚唐五代钱镠的苦斗历史，那么就会知道，除了脑子进水，钱镠绝不可能说出“若改十四州为四十州，则愿相见”这样的话来。一只青蛙想通过鼓气变成大牛，结果只有爆破肚子。如果钱镠根本不识时务，完全不顾实际，居然狂妄到要占地四十州，那么他早就被强敌消灭，历史上也就没有什么五代吴越国了。
后来，钱镠之子钱元瓘为吴越王时，分苏州的嘉兴等县为秀州，钱镠之孙钱弘佐为吴越王时又得到福州，秀州、福州，顶替了润州、常州，所以最后钱氏王国实际也算是有了十四州，也正好与“一剑霜寒十四州”相合。然而，这不过是一种巧合罢了。——当然，巧合，就正是小说的好材料。所以，南宋人的“诗话”，就在这巧合上做了篇有趣的，也是华而不实的文章，所以，南宋《唐诗纪事》卷75“僧贯休”条不过是小说家言而已，明朝的《西湖游览志余》卷14则是抄录了南宋文人的东西而已。
其次，高水平的和尚，往往名利心很重，不过又能故作清高，掩饰得很好，他们其实总是在努力争取权贵们的赏识。外来的佛教在中国古代，不依靠权贵，就没法生存，这是很显然的事实。唐朝的时候人们看重诗歌，所以会写诗的和尚，就常常会写几首包含着巧妙马屁的诗歌，去投送达贵官人，这本来是很平常的事情。“谁知天地间，知音复是谁?”（贯休《禅月集》卷2《偶作》）贯休和尚以诗数章投钱镠，后来他离开杭州去见荆南节度使，再后来入蜀，去见前蜀之主王建，都是同样性质的一回事。无非是撞来撞去，看谁对他更好些，他就最后投靠在哪里。
最后贯休觉得，在王建那里最得礼遇。王建听说贯休入川，非常欢迎。贯休也写了首马屁诗投王建：“河北江东处处灾，唯闻全蜀勿尘埃。一瓶一钵垂垂老，千水千山得得来。……”不久，王建号他为“禅月大师”，并为他建造龙华禅院，呼他为“得得来和尚”，经常去他禅院，又常赐茶药彩缎。贯休则经常作些如《大蜀皇帝潜龙日述圣德诗》之类的东西，博取王建的欢心。所以贯休在蜀，自然就成为朝野尊敬的国师，他晚年就安心生活在王氏前蜀国，912年圆寂在那里，享年八十。
唐朝是诗歌的顶峰，诗写得好的人实在太多了，和尚能写诗，不足为奇，浙江唐代著名的诗僧还有寒山、拾得等。贯休和尚的最高成就，似乎不是诗歌，而是画。他的画作十六罗汉图刻石，今仍在杭州，本博前面已有专门文章说过。——贯休和尚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毕竟还是在吴越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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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关于贯休诗句893年，贯休献颂诗给钱镠：“今日再三难更让，谶辞唯道待钱来。”钱镠曾经装样子谦让浙江西道节度使官位，原节度使周宝死后润州曾有新节度使应该姓钱的“传说”，所以贯休的马屁诗如此云云。
贯休献此诗，乃钱镠初为浙西节度使前夕，而献“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已是多年之后，钱镠已经兼有两浙，不仅是浙西节度使，而且还做了浙东节度使。——可见贯休向钱镠献诗多次，南宋文人说钱镠不见贯休，太不可信了！
《资治通鉴》卷265记载，唐末四川军阀“王建赋敛重，（朝廷）人莫敢言”。然而，贯休入川，投王建马屁诗云：“河北江东处处灾，唯闻全蜀勿尘埃。”意思是北方和吴越处处是灾区，兵荒马乱，只有王建的地盘里莺歌燕舞，干净得连“尘埃”都没有。
为了利益最大化，马屁无极限。看来钱镠不是没有热情的回报，而是回报的程度，还没有达到贯休所希望的程度。王建给予了国师的地位，贯休就开口“大蜀皇帝”，闭口“大蜀皇帝”了。看来贯休和尚自视甚高，心与天齐啊，呵呵。
另外，贯休年纪比钱镠大20岁，“一剑霜寒十四州”云云，诗题为《献钱尚父》，疑是贯休徒弟编辑时所改。贯休此诗写于晚唐，已经60多岁，钱镠当时年纪还轻，还没有“尚父”的头衔。考之于历史，钱镠被中朝加号为“尚父”，年纪已经60岁，算是中原朝廷二代皇帝的前辈了，所以被尊为“尚父”。钱镠号为“尚父”之年，正是贯休在前蜀国去世之年，所以贯休晚唐给钱镠的诗，最初不可能题目是《献钱尚父》！
贯休也曾投诗钱镠幕中的诗人罗隐，《罗隐集》中有罗隐的唱和诗，可证两人早有交往。
（2）明朝笑话集《笑赞》也有“一剑霜寒十四州”的戏说故事，说钱镠“自称吴越国王”，贯休献诗，钱镠令改为“四十州”，乃可相见，贯休说：“州添了诗方可改。”——与各种诗话的说法又有些不同。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历代有许多的文人，是很喜欢编造故事，戏说历史的。他们把编造的故事，都说成是历史，我们如果把他们说的都当真，就变成傻瓜了。
（3）关于《高僧传》笔者不迷信任何宗教，但因为佛教与西湖名胜关系很大，为研究西湖历史，80年代曾经在浙江图书馆孤山古籍部，化时间翻读过历代《高僧传》。南朝梁代僧人慧皎始作《高僧传》，后人又称为《高僧传初集》，唐朝又有人作《续高僧传》。
北宋初赞宁再续，称《宋高僧传》，所记多是唐五代僧人事迹。赞宁，吴越国著名僧人，北宋初期从杭州去开封相国寺。据《十国春秋》卷89《赞宁传》，宋太宗命其入“翰林史馆”，著《宋高僧传》30卷。所以，《宋高僧传》对贯休的记载，显然比南宋人的“诗话”更可靠。
到明朝，又有人作《明高僧传》。此外，日本也有和尚作《高僧传》，其中也有中国古代某些僧人的事迹。例如西湖保俶塔，建塔者吴延爽五代后期建此塔的目的，是为了安放善导和尚舍利，善导和尚是唐朝高僧，日本的《高僧传》里就有《善导传》。
（4）关于“功臣堂”“功臣堂”是后来吴越国王宫的一个重要建筑群。据《吴越备史》，第三代的国王钱弘佐、钱俶都出生在此。钱元瓘末年毁于火灾。943年钱弘佐重建，并且“驾迁于功臣堂”。后来，钱俶也常在此处理政务，976年从开封归，《宋史》卷480云：“俶既归国，尝视事功臣堂，一日命坐于东偏，谓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违颜咫尺，俶岂敢宁居乎？’”
可见“功臣堂”是规模很大、功能多样的组合建筑。
钱镠905年冬在“功臣堂”的“功臣碑”碑阴镌刻“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可证他实际上很赞赏贯休的诗句，——后代的文人戏说，不过是无稽之谈。
（5）关于秀州据《吴越备史》卷2，钱元瓘为吴越王时，940年升苏州的嘉兴为秀州，辖嘉兴、华亭、崇德等县。
又：据《乾道临安志》卷2，吴越归宋后不久，也即太平兴国五年，废临安顺化军（即原吴越衣锦军）。时东南已经一统，润州、常州重归浙西，于是唐代的六州加秀州，宋代浙西就有七州，与浙东七州一起，两浙又共十四州。另外，熙宁七年，改“道”为“路”，两浙改叫浙江西路和浙江东路，但实质并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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