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中兴”是指清朝中叶后，同治皇帝、光绪皇帝在位期间（1862-1908年）慈禧太后统治的一个中兴阶段。适逢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媾和，及太平天国被消灭（1864年），政治上出现了一个和谐时期，并开启向西方学习的自强运动。现代史学家芮玛丽所著《同治中兴》里面对“中兴”的定义如下：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19世纪60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60年，这就是同治中兴

措施
1.自然修补内部的政治秩序。基于利益及传统的儒家思想，部分儒生与农民在官僚带领下，组织湘、淮团练，对抗太平天国。
2.对内乱后的经济调整。降低农村赋税，鼓励耕作及发放粮种。
3.大兴科举，增加考试取录名额以笼络人才，防止类似太平天国的出现。
4.办洋务，主要在外交方面，极力与西方列强维系友好合作的关系。

影响
中兴之功臣主要是奕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胡林翼。他们在平定内乱方面发挥了很大功用，同时亦成为了之后洋务运动的重要官员。
钱穆《国史大纲》有提：“曾氏同治元年五月七日日记，详论洋务，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云云。’”

基本含义

咸丰去世以后，中国进入一个特定时期，就是“同光中兴”，历史书上也称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经济进入中国，多少也刺激了一下中国的经济。中国当时最高统治者，实际上是慈禧太后。可以说，同治、光绪时期，一直是她在统治着这个国家，统治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同治皇帝最早定的年号是“祺祥”，后来由于慈禧和恭亲王发动政变，杀了肃顺等人，两宫垂帘听政，共同治理，所以改年号叫“同治”。慈禧太后能统治如此长的时间，不是一个偶然。我们不能说慈禧太后一无是处。作为一个女人，在男性占主导的社会中，她能够统治这个国家长达五十年，绝对不是个一般人。她具有极敏锐的政治判断力，有极强的政治才能。她赶上了同光中兴，资本主义第二次萌芽，但她当时也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挽救这个国家。于是她就不断出卖主权，来换取自己统治的稳定。

客观评价

回顾大清朝的历史：后金努尔哈赤立国，历皇太极、顺治，在孝庄太后的全力协调下，清朝进入了一个发展阶段——康乾盛世。康熙文武大帝在位61年，也曾经国泰民安；但经过三次较大规模的征讨之后，国库空虚。传位雍正之后，严肃律法，国库逐渐充实，励精图治而到乾隆。康乾统治的近100多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顶峰的最后100多年，从此，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的落后性，在西方社会逐渐的发展下，一步步暴露出来。

乾隆在位时期，一直希望超越康熙大帝的功绩，也曾三番五次的征讨大小和卓。乾隆在位的60年，国家繁荣，民众还是比较安居乐业的，但是，在乾隆后期，和珅深深把持朝政，贪污腐化，朝野议论纷纷，和珅贪污，是大贪。但和珅这个大贪还是可以平衡下面的小贪，约束下面的小贪。所以，在和珅弄权之时，虽然朝廷风气比较腐化，但还不至于朝政崩溃。

嘉庆即位之后，首先是处理了和珅，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大贪被清算之后，小贪们没有了顾忌，更加变本加厉。于是在嘉庆、道光年间，清朝已经出现衰败的征兆。不幸的事情又来了，道光、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叛乱，再次使得经历乾隆挥霍本已经空虚的国库和虚弱的国家机器，变得更加衰败。之后的两次鸦片战争，让大清的威望一扫而光，历经康熙、乾隆年间积累下来的国家威望，彻底的丧失了。清朝统治者的自信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在这个时候逐步掌握朝政的慈僖太后，在国内烽烟四起，国外列强大兵胁威逼,国家遭受指责、军队屡战屡败的情况下，以修养生息为主要目的，历同治、光绪两朝，清朝的经济得到恢复，并且逐步引入了西方的生产技术，我国进入了历史上第一次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发展阶段。当然，满清的对外开放不是统治阶级自主的对外开放，是被别人强暴后的被迫开放。但是，毕竟也尝到了甜头。随着江南制造总局、福建马尾船政的成立，一部分民族工业开始涌现、复苏，天津、江浙纺织工业、湖南张之洞设立的金属冶炼工厂、广东的水陆运输等行业、产业，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经过近30年的同光中兴之后，中国，拥有了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一只外表强大的海军~~~~~

重用汉官

我国史书明载,慈禧皇太后秉政之初,对曾国藩等一批汉官既信任又重用.故能“开一代中兴局面.”就是说,慈禧信任重用曾国藩,左宗棠等一批汉族官员,对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起到了关键作用。

曾国藩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可谓妇孺皆知.他的成功,首先应当归结于他有超人的才干,同时得益于他对慈禧太后的忠诚和慈禧太后对他极大的信任.

慈禧外记中提到"曾国藩之名,妇孺皆知而称之,然其所以能成其事业者,实慈禧知人善任,明于赏罚而有拔识之.当无事之时,盈庭济济,而独赏鉴于言行之表,尤非具卓识者能.曾国藩之才及其忠诚,太后信任极深,故卒能成其功也。除荣禄外,中外大官,无若曾国藩得圣眷之隆者."

清王朝的繁荣时期,在康乾盛世.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清王朝开始走向衰弱.由于清朝的腐朽和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掠夺,国内阶级矛盾非常尖锐.农民qy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嘉庆时的白莲教、天理教,规模都比较大。天理教是白莲教的一个分支,成员大多是农民和手工业者,活动于直隶河南 山东山西一带.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外国欺凌接踵而来,使中国领土的完整遭到破坏,一步步变成了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

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继续欺凌中国.为了支付赔款,清朝加紧搜刮人民.鸦片战争后10年,人民的负担比战前增加一倍以上,广大人民不断奋起反抗。从1840年到1850年的10年中,全国发生大大小小100多次农民起义。

到这一时期,国内md日益加剧.在以后的几年内,外国侵略者又加紧欺凌中国.1857年8月,沙俄和英法美勾结起来,共同欺凌中国.12月,英法联军侵袭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58年5月,英法联军进攻大沽炮台,接着占领天津,并威胁清朝,扬言要进攻北京.1860年春,英法2.5万多人再次发动侵略战争.8月,英法联军侵占大沽天津.咸丰让其弟恭亲王奕忻留守北京,担任议和全权代表,自己带领一批贵族大臣逃往热河.10月,英法联军一路烧杀抢掠,闯进北京西郊的圆明园,大肆抢劫后,放火把它烧毁.

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失败后,英法强迫清朝赔偿白银160万两,还丧失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更多的主权.从此,外国势力扩大到清朝沿海各省,并且深入到内地.这就是慈禧开始秉政前的局势,这时的清王朝满身疮痍,摇摇欲坠.咸丰年间,内忧外患并驾齐驱,日盛一日.清王朝摇摇欲坠,走到了奔溃的边缘.

咸丰元年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起义,建立太平天国,起义军称"太平军。咸丰三年,太平军发展到50万人,拥有船只1万艘,声势浩大.二月,太平军分水陆二路向南京进发,沿江东下,清军闻风丧胆,一触即溃.太平天国具备了立国的规模.三月,太平军占领南京后,改南京为天京,作为都城.在太平天国影响鼓舞下,江苏上海 广东 广西 湖南 湖北 福建 江西等地的天地会,不断发动qy.咸丰三年1853年9月,天地会支派小刀会在上海发动起义。

1861年8月22日,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崩于热河,11月11日,同治小皇帝登基.12月2日,两宫举行垂帘听政大典--从此两宫开始实行垂帘听政.当时,27岁的慈禧面对的是一个内外交困,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她该怎么办?

历史告诉我们,慈禧秉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官风.通过整顿官风,震慑了官员们,迅速形成了令行禁止的局面.整罢官风之后,慈禧开始全力以赴平定内乱.她十分明白,这是稳定局面和维护权利的关键.同时也知道,这是一个浩大的政治工程,不是她一个人能够完成的,需要一批有才干的人帮她出谋划策,冲锋陷阵.这一批人就是汉官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咸丰帝在世时,慈禧就知道他们都是出锐拔萃的人物.尤其是曾国藩,不仅忠贤两全,而且品格高尚,更是不可多得.加之他们又都是汉人,更觉可以信赖.

慈禧虽没有学过唯物辩证法,但她知道办事要分清主次.每当许多事情一起摆在面前时,应当先办要紧的.如今,内忧外患双双压境,他知道必须首先花大力气解决内忧问题.而解决内忧问题,平息太平天国运动则是当务之急.于是,慈禧秉政不到一个月,就委任湘军统帅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办江苏安徽 江西浙江四省军务,督府提镇以下俱归其节制,不久,又授予他协办大学士,提高地位.两个月之后,为便于曾国藩在其用兵省份事权统一,加强湘军对太平军的攻势,慈禧又相继把浙江江苏 江西 湖北 安徽 湖南等省的巡抚,都换成湘军将领或有曾国藩举荐的左宗棠 李鸿章,沈葆桢 严树森 李续宜郑元善等人充任.


慈禧对曾国藩的倚重远远超过了咸丰和八大臣辅政时期,她不仅授予曾国藩节制江西 江苏 浙江 安徽四省的军事大权,还授予督查官吏保荐人才的大权.对此曾国藩受宠若惊.后来,凡是曾国藩的奏报来京,慈禧都仔细阅读,对他的建议言听计从.因此,曾国藩自然尽心尽力为慈禧效劳,成为慈禧最得力的臂膀.

慈禧秉政后,一面诛杀翁同书何桂清和胜保,一面重用提拔曾国藩 左宗棠 李鸿章沈葆桢等,突出显示了慈禧赏罚分明,知人善任的用人之道.历史证明,赏罚严明,知人善任是慈禧成功最重要的原因.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慈禧为避免出现尾大不掉的状况,巩固自己最高领导的地位,对其臣下的使用始终贯穿分而制之的原则.她曾抑奕忻而扬奕镮,抑曾国藩曾国荃 刘蓉,而扬李鸿章 左宗棠.抑李鸿章 刘铭传,而扬左宗棠 张之万 英翰。

改造陆军

军中,原来也有火器营等使用热兵器的部队,但这种部队在清军中占有的比例很小,而且所用的兵器主要是鸟枪抬枪和抬炮.抬枪重十多公斤,抬炮重15公斤,实际上是一种重型的鸟枪,都十分落后.

同治元年1862年元月,慈禧批准奕忻等人关于改造陆军创立新式陆军的建议,指示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制定一个练兵计划,2月19日,按照所制定的计划从京营八旗军中抽调126名赴津21日抵达,由英国教官进行训练.受训士兵按西方队伍编制,以12个人为一队,即一个班,共编成九个班.以六个班学习新式枪的使用方法,三个班学习新式炮的射击方法,每天操练二次.其余不能编队的士兵,同亲兵一起练习.以后调往参加训练的士兵不断增加.他们除了学习新式枪炮的使用法之外,还学习英俄得力炸炮和群子炮的使用法.他们的训练成绩很好,受到英国总兵的夸赞.

同年七月,慈禧命令江苏和福建二省赶紧仿照天津练兵方法,由中国官员主持,聘请外国军官练兵,从而把天津练兵的试点向重点省区推广.

在聘请洋人教练清军的过程中,慈禧和奕忻认识到,为了防止洋人夺兵权,在对士兵进行近代化训练的同时,必须重视对军官的近代化训练.11月17日,慈禧给江苏福建广东等省督抚发布上谕,强调练兵必先练将.到同治元年1862年4月15日,广州先后派出旗营军官十二人,士兵300名,绿营军官二十人,士兵560名,向英国教官学习洋枪射击方法.到9月初七,又有旗营军官六人,士兵300名,向法国教官学习.在对太平军作战的主力部队湘淮军中,对部队装备西化和训练西化比较受重视.到同治四年1865年,5万名淮军内已有三四万只洋枪和4大炮兵营.同期,陆续从天津训练而归的6000名京兵组成了神机营,由皇室直接掌握.

这一阶段新式陆军的训练,最主要是让官兵学会使用新式枪炮.至于真正严格按西方规则训练军队,则始于以后的甲午战争.支持洋务奕忻于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1866年12月11日上一奏折,请在同治元年设立的同文馆内添设一馆,专门学习天文算术即自然科学知识.招收对象有很大变化,不是招收儿童,而是满汉举人及恩 拔 岁 副优五贡生等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年龄在20岁以上者,聘请西人在馆任教......慈禧见到奏折后认为可办,便以同治的名义批示"依议,钦此."

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三日1897年2月27日,慈禧慈安发布懿旨,奖励了奕忻等洋务派官员。这道懿旨肯定表扬了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洋务派高级官员,大涨了他们的志气.

事情本来在正常进行中,不料监察御史张盛藻跳出来,于正月二十九日上了一道奏折,反对招收正途科甲人员学习天文算术.慈禧对这道奏折没有客气,当天便发下上谕,予以申斥.与此相呼应,二月十五日,大学士倭仁上一奏折,支持张盛藻的意见,反对设立算术馆.他建议"望宸衷独断,立罢前议."

倭仁是著名理学大师,又是同治帝的师傅,位高权重,在意识形态上很有发言权,他的奏折不能小看,必须慎重对待.

三月二十七日通政使于凌上一奏折,也反对设立天文算术馆,四月十三日崇实上一奏折,建议"不必朝廷为之设馆授餐."

这时,有一个遇缺即选直隶州知州杨廷熙便借机于五月二十二日上了一道巨幅奏章,认为同文馆之设有十可不解.他开篇就说"请撤销同文馆."最后请求两宫皇太后收回成命.他的奏折集中表达了反对设立天文算术馆的顽固守旧派的意见.这是继倭仁之后有一次明目张胆的反扑.慈禧看到这个奏折后十分气恼,命军机处起草驳斥杨廷熙的上谕,这道上谕同一天发往内阁.

这道措辞严厉的明发上谕实质是慈禧对这个大辩论的一个总结.她态度鲜明的站在了奕忻等洋务派的一边,痛斥了倭仁等顽固派.自此,这场大辩论划上了句号.

著名史学家徐彻王树卿认为,当时如果没有慈禧的支持,洋务活动不可能开展.而洋务活动兴起后,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批属于近代意义上的新生事物.

1861年,第一座军火工厂 安庆内军械所成立.
1862年,第一支近代陆军在天津编练.
同年,第一所翻译学校 北京同文馆设立.
1863年,第一次购买外国舰船.
1865年,第一座造船厂 福州船政局创办.
****年,第一个自费考察团游历欧洲十余国.1867年,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 福州船政学堂成立.第一个巡回大使团出国.
1870年,第一只近代海j 北洋海j开始筹建.
1876年,第一条铁路 吴淞铁路建成.
****年,第一届赴欧海军留学生出洋.
同年,第一座煤矿 基隆煤矿建立.
1879年,第一条电报线北塘至天津40英里的电报线架设成功.

说慈禧埋下了革命的种子,是因为洋务活动给中国培养了很多科学军事方面的人才,为日后中国的重新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个人物总有好坏两面,不管你是否承认,慈禧都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决策者.而她的一些政绩,确实值得人们夸奖,而不能全盘否定

但是，我们在肯定“同光中兴”的同时，我们也清楚的看到——正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衰落，始终无法取得与其同期的日本的成就。日本，自明志维新以来，改变了国体，改变了社会制度。由过去的幕府、君主政体，改为君主立宪制政体。当然，以今天的角度来看，君主立宪制在当时是前基本符合潮流的，是先进的政治体制制度，但对比欧美的共和制，还是有很大的弊端的，是相对落后的。

正是由于制度上的改变，使得日本在短短的20年，经济取得了极大的飞跃，一举超过了当时满清同光中兴取得的成就。

清朝同光中兴时期，中国仅仅是逐渐吸收、引进、建立了单独的某个企业、某个工厂、学校。是属于个体的西化，其国家整体的建设，仍然以儒家思想、封建制度而建设的。所以，企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受到了当时既得利益者——封建势力的严重制约。铁厂缺矿石，成品卖不出去，整个社会没有进入机械化大生产阶段，单一的建造个别的工厂企业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整个社会、国家的落后局面依然继续。

1895年的一次海战，使清朝的自信心再次受到重挫。“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目的远远没有达到，反而再次被“蕞耳小国”击败，不能不令人遗憾。
　　
　同光中兴——封建末世却人才辈出的时期

　　清廷后期从一个已临四分五裂边缘的亡国处境而变成主宰中国的政治集团，的确要归功于他们的首领慈禧太后和身边辈出的人才。自从清军入关后，每一代满人都有一些名臣名将，是为满洲帝国的支柱。顺治时都是军功诸王，康熙时的明珠、米思翰、马齐（老米的儿子），雍正时的允祥、鄂尔泰、讷亲，乾隆时的傅恒（老米的孙子）、福康安（傅恒的儿子）、阿桂，嘉庆时的额勒登保、勒保，道光时最惨，前有曹振庸，后有穆彰阿，都不是好东西。等到了咸丰时，就出了肃顺。

　　肃顺，姓爱新觉罗，字豫亭，他是世袭罔替的郑亲王乌尔恭阿的第六子，郑亲王端华是他的四哥，肃顺其人才干在文祥、荣禄等人之上，他的特点是唯才是举，不分满汉。胆大、果决，但是，也是跋扈得很，京师闻听“肃六”，都是说够狠！然而，肃顺不如文祥缜密，也不如荣禄机变，所以，以其粗心大意最终败在他一直看不上眼的慈禧和鬼子六手里。而且，肃顺树敌过多，又无外援，关键时，地方督抚无人替他说一句话。他最为失策的是过低的估计对手，特别是误听人言，竟然以邀宠为目的求开去几个重要差使！其中包括上虞备用处和粘杆处这两个最重要的差使，此差使是管理内廷贴身侍卫的重要角色！其地位丝毫不逊于领侍卫内大臣！这样，他们在慈禧发动政变时，手中更无抵抗力量，只好束手就擒。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轻敌思想，当时，老五敦亲王已经暗示肃顺说，有人要杀你，可是肃顺竟说：请杀、请杀！当成笑话听。他和另外七个大臣分开走，也是中了人家的分而制之的圈套。现在，回想起1861年的辛酉政变很是像北京1976年那一幕。都是快打慢。只不过，前者被擒住的是能人而已，肃顺可惜。

文祥，镶红旗满洲，字博川，当时为人称作是：正色立朝，连慈禧都敬他三分。他在恭王身边凡10多年，可以说没有文祥就不会有恭王，而且，清史上号称的同治中兴，文祥至少有一半的功劳，另一半是曾剃头的。当时，在内廷有文祥、外野有曾国藩，清朝才又得以维持40多年。文祥本人还是军政双才，后来，去东北镇压马傻子起义，很有一套军事才能。曾国藩的头号幕僚赵烈文评价文祥也是很高的，说恭王是贵族出身，不晓世事在朝中虽权重一时但是：“晃荡不能立足”，多亏文祥夹辅。从后来恭王的结局看，文祥死后，恭王如失膀臂，到了光绪11年，甲申易枢，恭王一举闲废20年，其实，这不过距离文祥去世才7年而已。后来，荣禄主政，向李鸿章请教，李鸿章勉励他去做第二个文祥。文祥死后，赐谥：文忠。赵烈文说文祥器局偏小，不如肃顺，也是定论。

奕䜣（1833年1月11日－1898年5月29日），号乐道堂主人，满洲爱新觉罗氏、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同父异母兄弟，生母为静妃博尔济吉特氏，道光帝遗诏封“和硕恭亲王”。统称“六王爷”；清末洋务派、总理衙门首领，保守派对其鄙称“鬼子六”。身后谥“忠”。幼年师从卓秉恬、贾桢，聪明好学。道光帝立储时，曾在在四子奕詝和六子奕䜣之间犹豫不决。但于道光二十六年下定决心由皇四子继位写下遗诏，并于道光二十九年下令在妃园寝内为奕䜣之母静贵妃修墓亲令静贵妃死后必须葬于妃园寝不得更改，变相暗示奕䜣争储失败（奕䜣若能继位，按惯例，将尊其生母为太后，若已去世则追封为皇后，清朝皇后先于皇帝去世与皇帝合葬，后于皇帝去世则单独建陵，道光这一举措等于表明静贵妃不管生前死后都只是他的侧室绝非正室，换而言之，恭王不会继位）。

道光三十年（1850年）以宣宗遗诏公布封“皇六子奕䜣为亲王，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娶重臣桂良女为福晋，这往往被认为是道光属意恭王之举，而实际上，这个指婚发生在道光下定决心写下遗诏之后，最多只能视为对恭王的补偿，况且恭王福晋并非桂良爱女，而仅为侧室所生的庶女之一。咸丰朝期间，由于恭王母子矫诏强封太后的藐视皇帝的行为，奕䜣的政治地位并不很重要，他只有在1853年到1855年之间担任领班军机大臣。1860年，在英法联军中，奕䜣授命为全权钦差大臣，负责清政府与英、法、俄的谈判，并且签订了《北京条约》。1861年夏，咸丰帝过世，奕䜣与东太后慈安和西太后慈禧合谋发动辛酉政变，成功夺取了政权，处死或贬逐了载垣、端华、肃顺等顾命八大臣，授予议政王之衔。

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到光绪十年（1884年），奕䜣任领班军机大臣与领班总理衙门大臣，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初五，遭到编修蔡寿祺弹劾“揽权纳贿，徇私骄盈，目无君上”，因遭到慈禧太后猜忌而被革除“议政王”头衔，但依旧身处权力中心，允许在内廷行走。同治八年（1869年），慈禧太后亲信安德海被杀[2]，为慈禧太后所恨。同治十二年，奕䜣不同意修治圆明园，更为慈禧所怨。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声；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曾国藩自称：“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教导士兵“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滴杜鹃之血”。他以儒家精神练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的队伍，他作《爱民歌》传唱，使湘军声威大震，毛泽东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以此为蓝本，蒋介石黄埔建军时，也将他的《爱民歌》印发学生演唱，收效甚大。

他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国国情，写一篇《讨粤匪檄》，使许多知识分子脱去长衫，率瓴黑脚杆的相实农夫，投到湘军的旗帜之下，同太平军作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不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舍出谦逊的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毛泽东）。《清史稿——曾国藩传》也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新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荣禄，字仲华，出身满洲世家，他的祖先就是功勋显赫的努尔哈赤著名的“五大臣”之首、开国佐命三大将之首的直义公费英东(另两个人是弘毅公额亦都、武勋王扬古利）（跋扈非常的顺治朝、康熙朝大臣鳌拜就是费英东的侄子），家世非常煊赫，荣禄的女儿就是后来的摄政王福晋，他的外孙就是末代皇帝溥仪。荣禄的岳父是当朝武英殿大学士灵桂，所以，荣禄入仕后很顺利，只是中间有一些挫折，放到陕西做西安将军，慈禧的最大心腹就是荣禄，他比刚毅等人要开明，在满洲重臣里不算昏庸的，但是，比起肃顺、文祥，他已经是小聪明了，但是，因有他在，袁世凯就不敢有非分之想，等他和慈禧死了以后，老袁胆子就肥了，所以说，王朝的衰灭也是人才的衰灭。满人到了荣某这一代，也算是走到尽头了。荣禄算是满洲人当中小有才情的，而且，他很富有机变，在这方面比肃顺强，然而，他喜欢捣鬼、揽权招势，没有像文祥那样公私分明，所以，人望也就不是很高。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署名今亮，谥文襄，湖南湘阴人，清朝大臣，著名湘军将领。一生亲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率军平定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中国历史事件。宗棠少时屡试不第，功名止于举人，转而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后竟因此成为清朝后期著名大臣，后破格敕赐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1867年2月授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定“先捻后回”方略，次年参与平定捻军。

1873年12月14日授协办大学士，次年9月18日授东阁大学士。清德宗光绪元年1875年5月 奉命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1876年定“缓进急战”方略，指挥刘锦棠、金顺诸军镇压阿古柏、白彦虎，次年收复除伊犁地区外的新疆全部领土，并为新疆建行省开发等预作规划。1878年3月由一等恪靖伯，晋二等恪靖侯。1881年2月入燕京任军机大臣，10月改任两江总督。1884年6月入京任军机大臣，9月以钦差大臣督办闽海军务。次年9月病故于福州，谥文襄。后归葬于长沙石门乡相竹村。有《左文襄公全集》行世。

收复新疆

1864年，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和同治陕甘回变波及新疆，新疆各地豪强趁机而起，出现了割据纷争，各自为王的混乱局面。喀什噶尔由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马木提艾来木占据称王。不久，柯尔克孜族部落头目司迪克，联络回族封建主金相印，混乱中夺取了喀什噶尔，并称王，逐马木提艾来木。

马木提艾来木致书中亚的浩罕汗国，欲借助外部势力驱逐司迪克。司迪克也派出金相印亲自到浩罕进行联系，想把流亡浩罕的黑山派和卓后裔请回喀什噶尔，对抗马木提艾来木。由此引来阿古柏，其于1867年建立“洪福汗国”盘踞新疆。

同治十一年(1872年)七月，清廷尚在争论讨伐阿古柏之事，左宗棠认为“既事关君国，兼涉中外，不能将就了局，且索性干去而已”，率师进驻兰州，准备收复新疆。

左宗棠深思后，采用“缓进速决”的战略，要打算展开积极而迅速的战斗。

“缓进”，就是积极治军。左宗棠用一年半的时间筹措军饷，积草屯粮，整顿军队，减少冗员，增强军队战斗力。即使是自己的主力湘军，也剔除空额，汰弱留强。他还规定，凡是不愿出关西征的，一律给资，遣送回籍，不加勉强。

“速决”，就是考虑国库空虚，为了紧缩军费开支，大军一旦出发，必须速战速决，力争在一年半左右获取全胜尽早收兵。因此，在申报军费预算时，左宗棠亲自做了调查和精微的计算，他从一个军人，一匹军马，每日所需的粮食草料入手，推算出全军八万人马一年半时间所需的用度。然后，再以一百斤粮运输一百里为—甲—位，估算出全程的运费和消耗。甚至连用毛驴，骆驼驮运，还是用车辆运输，哪种办法节省开支也做了比较。经过周密计划，估算出全部军费开支共需白银八百万两。为防止意外开支，留有余地，宗棠向朝廷申报一千万两。

当时主管财政的大臣沈葆祯，一见西征军费的预算报告，金额甚巨，欲摊派给各省，从地方财政收入里抽调，可是这样一来则不易一时凑齐，有贻误战机之虞。军机大臣文祥过问，宗棠亲自去找皇帝和摄政的西太后陈述利害关系。皇帝御批道：“宗棠乃社稷大臣，此次西征以国事而自任，只要边地安宁，朝廷何惜千万金，可从国库拨款五百万，并敕令允其自借外国债五百万。”

宗棠同时在兰州建立“兰州制造局”（亦称“甘肃制造局”），为西征军修造枪炮。为了对付阿古柏军的洋枪洋炮，并由广州、浙江调来专家和熟练工人，在兰州造出大量武器，还仿造了德国的螺丝炮和后膛七响枪，改造了中国的劈山炮和广东无壳抬枪。

新疆收复后，上海“泰来洋行”的德国技师福克曾在哈密与左宗棠会面，观看了部队的演练，见湘军纪律严明，操练得法，军火枪炮也不落后，于是说：“清军若与俄国交战于伊犁，必获全胜。”当然了这种奉承话只可一听，甲午战争前大部分西方观察者都认为中国将获胜。[3]左宗棠同时又建“甘肃织呢总局”（亦称“兰州机器织呢局”），这是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

光绪元年(1875年)，朝廷上争议出兵收复新疆，引起“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等人力主海防，以日本为主要假想敌，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左宗棠则是塞防派，并力表异议，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

李鸿章等认为：自从乾隆年间平定新疆一百多年以来，每年都要花费数百万两饷银，这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现在又要竭尽天下的财力去赡养大军西征，还不如依从英国人提出的条件，允许阿古柏政权独立，只要他答应称臣入贡就是了。

左宗棠力驳李鸿章，他认为：如果丢失新疆，则这块土地不是被西方的英国势力，就是被北方的沙俄鲸吞，中国随即失去西北边防的关卡要塞和重镇，使西北边防无以屏障，到时中国边防的兵力不但不能削减，反而会大大增加。从全局来看，不战而丢新疆的后果，对内必将严重有损国威，丧失民心；对外也必将助长列强的侵略气焰，不利于海防。以李鸿章的主张乃是误国，绝不可行。

当时的军机大臣文祥为左宗棠所说服，全力支持之：“老臣以为宗棠之言深谋远虑，上承先皇高宗之遗志，下惠子孙万代，请陛下决策。”于是光绪皇帝和摄政的西太后下诏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节制三军，以将军金顺为副帅，择机出塞平叛新疆。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略是先安定新疆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乌鲁木齐城克服，“我威维扬”，再大兴屯田以保证长期后勤供应，安抚新疆各部族耕牧如常。如此，“即不遽索伊犁，而已稳然不可犯矣。乌城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
在战术上，左宗棠分析：“俄虽国大兵强，难与角力，然苟相安无事，固以度外置之。至理喻势禁皆穷，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岂必不能转弱为强，至此劳师袭远之寇乎？”因此，“不在先索伊犁，而在急取乌鲁木齐。”左宗棠事先命西征军前锋部队统帅张曜，驻军哈密兴修水利、屯田积谷。1876年一年就收获粮食五千一百六十余石，基本上可以解决该部半年军粮所需。

为运输军粮，左宗棠又建立了三条路线：一是从甘肃河西采购军粮，出嘉峪关，过玉门，运至新疆的哈密，二是由包头、归化经蒙古草原运至新疆巴里坤或古城(今奇台)，三是从宁夏经蒙古草原运至巴里坤。

到1876年4月出兵时，左宗棠指挥的西征军有刘锦棠所部湘军25个营，张曜所部14个营和徐占彪所部蜀军5个营，包括原在新疆各个据点的清军，共有马、步、炮军一百五十余营，兵力总数近八万人。但真正开往前线作战的只有五十余营，二万多人。

因行军其间要经过著名的莫贺延碛大沙漠，流沙数百里。粮草可以马驮车载，长途运输，“惟水泉缺乏，虽多方疏浚，不能供千人百骑一日之需，非分期续进不可”。大部队行军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人畜饮水难以解决，所以只有分批分期地行进。左宗棠坐镇肃州，命刘锦棠、金顺分兵两路，先后率师出关。他把大军分作千人一队，隔日进发一队，刘锦棠走北路，金顺走南路，到哈密会齐。刘锦棠率领西征军主力自肃州入新，至哈密行程约1700里，很顺利地进入哈密。部队各营到达哈密后，把从肃州等地陆续运往哈密的军粮再辗转搬运，翻过东天山九曲险道，分运至巴里坤和古城(今奇台)。很快，刘锦棠的前锋部队，已占据了距离乌鲁木齐只有不足三百里的济木萨(今吉木萨尔县)。

5月，两路会合。9月，首先攻下乌鲁木齐。阿古柏部队二号首领白彦虎逃到托克逊。又攻克玛纳斯城，从而北路荡平。接着集结兵力转攻南路。第二年3月，又先后收复达板城和托克逊城。阿古柏逃往焉耆，留下他的小儿子驻守库尔勒为其垫后。不久，左宗棠军又收复吐鲁番，阿古柏一看通往南路的门户打开，自知大势已去，乃服毒自杀（一说被毒杀）。阿古柏的长子胡里为争权夺位杀死其弟，率领残部逃往喀什。白彦虎率领余众逃窜到开都河一带。

这时，李鸿章等海防派，又运作朝廷，发出敕令：“廷臣聚议，西征耗费巨款，今乌城、吐鲁番既得，可以休兵。”左宗棠看罢大不以为然，于是又上疏抗旨，据理力争。摄政的西太后看罢他的奏章，被说服，于是才继续新疆收复战。

此时，沙俄又和土耳其发生战争，金顺建议乘虚袭取被沙俄霸占的伊犁。左宗棠认为师出无名，反遭其谤，留下不打。同年八月，大军从正道向西挺进，先收复南疆东四城：焉耆、库车、阿克苏、乌什；接着收复西四城：喀什、英吉沙、叶尔羌与和田。阿古柏的长子胡里与白彦虎逃往俄国。至此，这场由英、俄两国支持的阿古柏之乱乃告平息。见此情景，住在山中的布鲁特(今柯尔克孜族)十四个部落，也争相内附。

仅一年多时间，左宗棠就指挥西征军，攻克了被外寇侵占的南疆八城，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领土。事毕，左宗棠上表申奏朝廷，光绪帝和摄政的西太后嘉其功，诏封二等侯爵。新疆各地也于大小村镇建立左公祠，烧香礼拜。

新疆正式建省

左宗棠于光绪四年（1880年）正月上书朝廷，力陈在新疆开设行省的主张。并建议朝廷派员与俄国会谈归还伊犁，引渡胡里、白彦虎等事宜。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派遣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进行谈判。

1871年，沙皇俄国乘阿古柏侵占新疆之机，派兵侵占了伊犁，宣布“伊犁永远归俄国管辖”，但沙俄当时比较虚弱，已在争夺克里米亚的俄土战争中大败，其驻华公使不得不在照会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时说些外交辞令，称占领伊犁是为了“安定边疆秩序”，“只因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服之后，当即交还”。但不料清军果真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被落了口实。左宗棠利用这个口实，强调俄方有归还许诺在先，所以要先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伊犁问题。

沙俄表示，在获得中国在通商、割地、赔款和再次调整天山以北边界等方面做出让步后，才能交还伊犁。沙俄一边谈判，一边白彦虎和伯克胡里不断武装侵扰中国边境。沙俄称，如不满足要求，“就宣布条约被撕毁，不交还伊犁”。而后，崇厚在沙俄提出的“通商、划界、赔款”三项要求的条约上签字。

左宗棠向朝廷奏明：“此次与俄人谈判，沙皇包藏祸心，我今索还失地，方要我赔偿军费，趁我多事之秋，欺我少争战之志，多求合之意，妄图讹诈。伊犁乃我国之领：亡，俄军乘虚入侵，蹂躏我边民，掠取我财物。我今索还土地，俄方竟然要我赔偿军费，如此强盗行径，乃国际公理所不容也，此其一。俄方以划定两国边界为名，行掠夺土地之实，双方并未陈战，一弹未发，我朝公然割地与人，此乃外交所不许也，此其二。俄方之所谓通商，其商人志在谋利，其政府意在广设领事，深入我腹地，坐探虚实，此种通商，为我所不取也，此其三。臣以为如今之计，当先礼而后兵。我朝可更换使臣，与俄方重开谈判。如沙皇一意孤行，应诉诸于武力。臣虽不才，愿当此任。”摄政的西太后被说服，于是治崇厚罪，派曾纪泽出使俄国，重议条约。

左宗棠称：“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老怀益壮。”自愿请行率军屯哈密，为曾纪泽做后盾。然后，兵分三路向伊犁方向挺进。命金顺部出精河为西路；命张曜部驻特克斯河畔为中路：命刘锦棠部出布鲁特游牧地为西路；左宗棠坐镇哈密亲领后路声援，号称王师四万，对中俄谈判的中方代表是一个巨大的支持力量。同时，左宗棠将其棺材从肃州运到哈密，借以表示收复伊犁血战到底的决心。

这一举动，令沙俄闻讯火速增兵坚守伊犁，并派出舰队游弋在海上，中国沿海省市天津、奉天(今辽宁)、山东先后警报，都处于戒备状态。左宗棠在哈密生活了四个月，为了减轻内地长途调运军粮的困难，改善天山运道，修筑盘曲山路；筹集粮秣，发动军民屯田垦荒，兴修水利，增粮积谷。并在哈密大本营加紧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

当时沙俄刚刚结束俄土战争，大伤元气，而且沙俄还认为战争纵获胜将得不偿失[4]以及担心打败清国将导致清政府垮台而引发不可预料的反应，[5]在谈判桌上终于让步。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与俄方代表订立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沙俄归还伊犁，但仍割去了伊犁霍尔果斯河以西之领土，中国赔偿俄国兵费九百万卢布(折合白银五百余万两)；俄商在中国新疆各城贸易，暂不纳税，对于伊犁居民，规定“愿仍居原处为中国民，或愿迁居俄国入俄籍者，均听所便”。

虽然这一条约被中国认为是不平等条约，但曾纪泽确实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中国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一带地方。左宗棠对这一条约表示满意，说“中俄和议，伊犁全还，界务无损。领事只设嘉峪关、吐鲁番两处，此外均作罢论，则商务亦尚相安。吉林俄船撤还，松花江不许俄船来往”，而对曾纪泽也赞扬道：“劼刚此行，于时局大有裨益，中外倾心，差强人意也”。

1882年，左宗棠再次向清朝政府奏请新疆建省，提出乘新疆收复伊始和西征大军未撤之威，不失时机地建省设县。这样顺应民心，有利于百废待举，恢复元气，实行切实有效的管理。左宗棠恳切陈词说服了清朝政府，同意着手在新疆建省。时任新疆巡抚的刘锦棠，制订了建省的具体方案。省会设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下设镇迪道、伊塔道、阿克苏道、喀什噶尔道及以下设府、厅、州、县。伊犁仍设将军府，但不再统帅全疆的军政事务，政治中心移至迪化。1884年11月16日，户部奏请添设新疆巡抚、布政使各一人，除刘锦棠任巡抚外，又调甘肃布政使任新疆布政使。从此，新疆省正式建立。

中法战争

左宗棠因湘、淮派系之争，以及对陆防海防政策之歧见，与长久相识的李鸿章素来不睦，甚至势同水火。在是否收复新疆的问题上，两人意见就完全相反。

1884年6月，左宗棠入燕京任军机大臣。时值中法战争，法军孤拔于8月在马尾海战全歼驻扎福建马尾的南洋水师，战局对中国不利。9月，左宗棠奉圣旨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闽海军务，挽救战局。

1885年正月，黑旗军和恪靖定边军先在镇南关得胜，然后以一千多人死亡的代价击退法军，夺取了谅山。此事导致法国茹费理内阁垮台。法国引为奇耻大辱向越南法军拨款五千万法郎，表明丝毫也没有就此屈服的打算。中国方面精疲力尽，刘永福部“所存不过五百人，多方募集不过千人，攻守两难，进退失据”。同时在赫德的周旋下中法一直在进行密谈，而朝鲜的甲申政变使得中国更欲快速从越南抽身。于是中法新约签订。中法新约的主要内容就是确认了1884年时的李福暂定条约，其中否定了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改由法国全权管理越南。

左宗棠对李鸿章签订条约完全不能理解，对当时主和的李鸿章作出以下批评：“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李鸿章恼怒之余，决定拿左宗棠的下属开刀，指使亲信潘鼎新、刘铭传等陷害攻击“恪靖定边军”首领王德榜、台湾兵备道道员刘璈，使他们失去兵权。

左宗棠上书朝廷为属下鸣冤叫屈，但因为一个月后就于7月27日（阳历9月5日）在福州病故。从此，左宗棠系的湘军人马不振，以至于李鸿章的淮军自此在清廷的派系斗争中压倒湘军，控制了军事大权，一直到北洋军，都是清廷的主要军事力量。

左公柳

左宗棠两次率部西征，一路进军，一路修桥筑路，沿途种植榆杨柳树。不出几年工夫，从兰州到肃州，从河西到哈密，从吐鲁番到乌鲁木齐，凡湘军所到之处所植道柳，除戈壁外，皆连绵不断，枝拂云霄，这就是被后人所称的“左公柳”。清代诗人肖雄有一首名诗，专为咏顼“左公柳”而作：
　　　　十尺齐松万里山，连云攒簇乱峰间。
　　　　应同笛里迎亭柳，齐唱春风度玉关。
左宗棠的同乡及暮僚杨昌浚，应邀西行，见道旁柳树成林，也有七绝一首：
　　　　大将西征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胡林翼

胡林翼（1812年7月14日－1861年9月30日），字润之，晚清中兴名臣之一，湖南长沙府益阳（今益阳市赫山区）人。进士出身，是湘军重要首领，官至湖北巡抚。祖父胡显韶，为诸生；父亲胡达源，任翰林院侍讲。胡林翼生于嘉庆十七年六月初六日酉时，少时风流无赖，然天资聪颖，“笃嗜《史记》、《汉书》、《左氏传》、《司马通鉴》既中外舆图地志，山川危塞、兵政机要，探讨尤力。”道光十年（1831年）在桃花江陶氏别墅娶两江总督陶澍之女陶琇姿，婚后仍流连于秦淮河畔，陶澍说：“润之之才，他日勤劳将十倍于我，后此将无暇行乐，此时姑纵之。”道光十六年（1836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先后充任会试同考官、江南乡试副考官，因事降一级调用。父丧丁忧去职，服阙后，捐纳内阁中书。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以知府分发贵州,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及贵东道，“励志政事，军兴而后益以名节厉世，颇似信国少保”。在任强化团练、保甲，镇压黄平、台拱、清江、天柱等地苗族起义和湖南李沅发起义，后总结战争经验编成了《胡氏兵法》。咸丰四年（1854年）春，擢贵东道。出黔抗击太平军；7月，升四川按察使，仍驻防岳州；9月调湖北按察使，赴援九江。1855年3月，升湖北布政使，率大军回援武昌；4月，武昌失守，奉诏署湖北巡抚，负责南岸军事，与曾国藩策划围攻武昌。次年12月，破武昌城，授湖北巡抚。咸丰七年（1857年），击溃陈玉成部，次年五月攻占九江，不久合围安庆；十一月，主力李续宾部在“三河镇之战”全军覆没，其势遂受挫。

咸丰九年（1859年），与曾国藩分兵四路进攻安徽。咸丰十一年（1861年）春，太平军攻入湖北，胡林翼率部回援，八月曾国荃攻陷安庆，八月二十六日亥时，胡林翼在武昌病卒。胡少时风流，有一说胡林翼因为得了性病才生不了儿子，但又与正房陶静娟生有一女胡端仪，咸丰三年（1853）五月嫁监察御史周开铭。

据言胡林翼一日在安庆长江沿岸策马登山，瞻眺形势。他以胜券在握的口气道：“此处俯视安庆，如在釜底，贼不足平也！”当他策马下山，驰至江畔，猛然看见江中两艘西洋新式军舰，鼓轮逆流而上，飞快游弋，中国船舶难以望其项背。胡林翼忧心洋人势力，立即变色不语，勒马回营途中忽大口呕血，几乎坠马。此后每当有人与胡林翼谈起洋人洋务，他总是摇手闭目，神情黯然，叹称：“此非吾辈所能知也……。”不久后便死去。

胡林翼虽早殁，但生平推功让能、调和诸将之力甚强。咸丰六年，胡林翼升为湖北巡抚，极力笼络时任湖广总督的满洲权贵官文，其母收官文之妾为义女，又处处让利给官文，故胡林翼所言，官文无不言听计从，为平定太平天国奠定良好基础，史载“林翼威望日起，官文自知不及，思假以为重，林翼益推诚相结纳，于是吏治、财政、军事悉听林翼主持，官文画诺而已。不数年，足食足兵，东南大局，隐然以湖北为之枢。”。曾国藩说：“林翼坚持之力，调和诸将之功，综核之才，皆臣所不逮，而尤服其进德之猛。”他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并称为“中兴名臣”，赐谥号文忠。

清朝自乾隆中后期就一直走下坡路，以后没有可以称为“治世”或者是“盛世”的。的确以休养生息为主要目的历同治、光绪两朝，清朝的经济得到恢复，并且逐步引入了西方的生产技术，我国进入了历史上第一次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发展阶段。当然，满清的对外开放不是统治阶级自主的对外开放，是被别人强暴后的被迫开放。但是，毕竟也尝到了甜头。随着江南制造总局、福建马尾船政的成立，一部分民族工业开始涌现、复苏，天津、江浙纺织工业、湖北张之洞设立的金属冶炼工厂、广东的水陆运输等行业、产业，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经过近30年的同光中兴之后，中国，拥有了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一支外表强大的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