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导论
何为流行文化
日常生活中，我们会接触形形色色的流行文化，诸如热门音乐被众多乐迷下载，广泛的在市井街巷传播；流行大片的重磅宣传让许多人心甘情愿的省下周末聚餐的费用走进影院，影片也成为年度各项电影奖的热门候选；收视率高的电视剧可以在黄金时间把劳碌一天的各色人等吸引到电视机旁，在放松之余给他们以思想情感的启迪；形式各样的娱乐节目也费尽心机的去抢夺观众的眼球，甚至还能成为街头巷议的主题；更加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我们这个网络时代，流行和娱乐事件在网络中以爆炸性的方式纷纷登场，在各种爆炸性的资讯中，显然流行文化占了极大的比例，每天各大门户网站都会把最热点、最能吸引眼球的事件放在门户网站的首页，供人点击、评论。在我们这个时代，流行文化正在以一种不可阻挡的气势向我们袭来，回避它已经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必须对它进行反思、批判。
我们在生活中能轻易的去标识各种流行文化的现象，但是要去反思什么是流行文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关于“流行”这个词，威廉斯认为有四种意思：“被许多人特别喜欢的”；“较低等的制品”；“希望赢得人们喜欢而蓄意制造的作品”；“那些事实上是为自己而制造的文化”。1957年美国画家理查德·汉弥尔顿对当时流行文化的特征总结道：“普及的，短暂的，低廉的，大批量生产的，年轻人的，浮夸的，性感的，骗人的玩意儿，有魅力的，大企业式的。”著名学者高宣扬认为：“流行文化是时装、时髦、消费文化、休闲文化、奢侈文化、物质文化、流行生活方式、流行品味、都市文化、次文化、大众文化以及群众文化等概念所组成的一个内容丰富、成分复杂的总概念；这个总概念所表示的是按一定节奏、以一定周期，在一定地区或全球范围内，在不同层次、阶层和阶级的人口中广泛传播起来的文化。”这个定义看起来并不令人满意，他主要指出了一些流行文化的一些分支和现象，甚至还有许多流行文化现象他并没有涉及到。可以说，流行文化是那些让大众喜闻乐见能充分吸引大众眼球的文化形式。
事实上，给流行文化下定义确实不易，不过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窥测流行文化的特征：
第一，流行文是与正统文化相比较而存在的。
在某种语境下，流行文化是相对于正统文化而言的，当我们称呼某种现象为流行文化时，可能是在暗示它疏离于正统文化。在当今的学术界，往往把正统文化又区分为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无论是精英文化还是主流文化，往往在不同层面掌握着各自的文化话语权，精英文化是在知识分子层面，主流文化是在官方层面，作为精英文化代表的专家和作为主流文化代表的官媒都可以在一定的场合充当文化裁判。而流行文化虽然在实践层面极大影响着大众的文化趋向和爱好，但是在理论层面和正式的话语场合，流行文化一般不会凸显自己的价值观，或者把自己的价值观隐藏起来，因为流行文化的主要目的是极快的吸引人的眼球，而不是要认真严肃的倡导自己的价值观。即使流行文化和正统文化发生冲突的时候，流行文化采取的方式要么是回避，要么是戏谑，要么是表面浅层次的附和（比如在诸多娱乐节目里都会出现翻唱红歌的现象，或者借道德正义之名来达到娱乐的目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如果某种流行文化采取的是积极对抗、争论到底的态度的话，这种流行文化也就演变为了精英文化，比如王朔的小说一开始是一种流行文化的案例，但是他的小说在流行的同时，逐渐显示出了某种与正统文化较量的态势，这种较量也的确产生了话语的碰撞，这时候，王朔现象就变成了一个精英文化案例。由于流行文化在理念层面的“不作为”和对文化话语权的漠视，使得它和正统文化相比，常常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在正统文化面前，流行文化往往扮演被控制、被批判的角色，稍好一点，可能会充当正统文化的辅助和点缀，比如为活跃气氛，政府机关单位也会组织各种歌舞比赛。
当正统文化掌握了社会的基本话语权后，流行文化并非完全疏离于正统话语，流行文化采取的手段是截取正统文化的话语符号，把正统话语的深度尽量消解，按照本雅明的说法，就是去除“灵韵”。事实上，流行文化去除了正统文化的深度语境，让受众在一个无需深度思考和感悟的情况下来接受。比如，好莱坞的战争片也会顾及到战争是正义和邪恶的较量，但这个正义主题并不是影片渲染的中心，仅仅是作为某种高级的“道具”，观众真正想看的是硝烟弥漫的战争场面和跌宕起伏的感情戏。事实上，在流行文化上面贴上主流文化理念的标签还能博取公众的好感，加快其传播的速度，扩大其传播的广度。反过来，当某种流行文化的标签理念与正统文化相冲突时，就会遭到公众的口诛笔伐，奇怪的是，这似乎并不妨碍公众对它的继续关注，比如娱乐节目《非诚勿扰》虽然遭到了诸多负面的评价，但是这反而进一步把它推到娱乐的风口浪尖。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证明，流行文化之所以流行，并不在于其标签理念是否符合正统文化。
流行文化到底对社会的进步有什么贡献，换句话说，流行文化对正统文化的演进有没有触动，也是许多学者争论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流行文化乃是纯粹的媚俗和滥情，缺乏深度和力度，无法影响正统文化（张汝伦）；另一种观点认为，流行文化特别是当今的流行文化在相当程度上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反叛，是某种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具体表现，是对正统体制的有效的侵蚀和解构，有它的积极性。在许多流行文化中，也似乎包含着某些批判正统文化的印记，流行文化会不经意的表露自己不同于正统文化的独特文化观念，或者本着哗众取宠的目的给自己贴上反叛标签，如果这种反叛理念没有得到过度诠释的话，它对社会正统文化的冲击是极其有限的，尽管其影响范围很广。所以，很难说某些流行文化是对正统文化的反叛，至少不是蓄意的挑战，因为流行文化并不自觉的强调自己理念的正当性，也不试图与正统理念一决高下，在面临冲突的时候，流行文化一般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这主要是因为流行文化的反叛理念往往缺乏语境深度，在力度上难以和正统文化抗衡。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流行文化的确有反抗正统文化的萌芽，从这个角度看，它是有批判正统、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的，尽管这个作用极其有限。当这些对抗因素被精英理念所诠释，它就有可能登上精英文化的殿堂，跻身于精英文化之列，甚或形成推动社会文化进步的动因。比如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开始是一部纯粹的娱乐片，在被北京大学学生进行充分的后现代解读之后，这部影片俨然成了一部后现代的文艺片。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流行文化为了吸引大众的眼球，往往热衷于炒作社会热点问题，这些热点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是作为消遣和娱乐的对象，但是在流行文化的包装下，它马上就变成了娱乐对象。尽管如此，由于媒体的强大力量，这种炒作往往会引起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注意，进而对它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从而把这些热点问题引入到正统文化的领域。这样看来，流行文化有时候会充当文化进步的助推器或导火索，虽然它自身的批判能力有限。当然，在流行文化得不到过度诠释的情况下，其推进社会进步的功能是很难体现的。
第二，流行文化是工业化社会的产物。
在工业社会以前，与正统文化相比较而存在的是民间文化，民间文化与工业化社会之后的流行文化在特征上是不太一样的。首先，由于古代社会公共空间相对有限，民间文化的传播速度和复制速度是比较慢的，而且在传播中可能会出现具体形态的变异，比如端午节这种习俗在各地的具体表现是不太一样的；而流行文化借助于先进的媒介诸如电视、电影、网络等可以快速的准确无误的将信息传递开来。其次，民间文化往往植根于民间信仰和农耕生活，具有很强的乡土特征，这种顽强的乡土性使得它的文化底蕴越积越厚，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之下，它会逐渐演变为精英文化，比如传统的民间山歌现在都成为了经典；工业化之后的流行文化则是借助于先进的媒介大量复制传播的，这种简单的复制和快速传播往往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使得其文化底蕴比较肤浅，经过人们的快餐式消费之后，其流行程度很快大打折扣，而流行时尚的脚步会进入另外一个复制通道。
流行文化借助于现代科技和先进媒体，可以将流行资讯进行精工制作，再以排山倒海的方式向公众传播。按照法兰克福派的思想，这就会造成一种局面：公众由喜欢什么变成了“被”喜欢什么，流行什么事物已经不再由公众自己来决定，而是由垄断的流行文化产业（各种垄断级影视公司、娱乐公司、时尚公司等）来决定流行的走势。对于制作方来说，似乎一个成功的包装或炒作远胜于对公众爱好乐趣的把握，“引领时尚”比“投其所好”更有效果。法兰克福学派的这种观点固然有其道理，的确在现实中会出现很多“盲从时尚”的现象，但是他们也过分低估了大众的自我选择能力，在现实生活中，流行文化制作、传播失败的例子不胜枚举，甚至占了很大的比例，法兰克福学派对此又作何解释呢？这说明公众的选择力仍然是流行文化之所以流行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这么说，制作方可以在流行文化的形式上自由选择，可以“引领时尚”，但是在内容上它必然要投大众之所好。在内容上，流行文化的主要目的在于吸引大众的眼球、从而获取商业利润，所以成功的流行文化个案一定是讨人喜欢的，要么猎奇，要么煽情，要么制造低级的笑料，要么炒作热点，要么挑起人的本能欲望，等等，不一而足。
工业化的复制以及制作时间的仓促也使得流行文化表现出某种易变性，流行的东西很难形成永久的经典。流行文化虽然喜欢给自己贴上正统文化的标签，但是它一般缺少正统文化深刻的内涵，缺少内在“灵韵”的流行文化往往经不起反复的咀嚼和回味，也就造成了流行事物的转换速度非常快。比如，80年代的流行发型、服饰现在已成“老土”，九十年代流行音乐界的“四大天王”如今不再是主流，类似“翠花上酸菜”这种流行语如今也不再风行。任何时尚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在一定时期内风行一时，过了这段时间后便不再流行，而且往往流于形式，浮于表面，速效而又速朽。
总而言之，流行文化是在大工业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和现代的世俗化生活紧密相联系的、以各种大众传播媒介为依托的、受商业化运作所支配的扁平化（无深度）、模式化的文化表现形态，其主要目的就是最大程度的满足大众的娱乐。
在现实生活中，如何把流行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分开来也会产生诸多的分歧。首先，不能把所有的带有娱乐元素的个案都当做流行文化。比如一场热烈的篝火晚会不能叫流行文化，因为它没有被大量的复制。在很多文艺影片中会掺杂很多娱乐因素，比如昆丁·塔伦蒂诺的导演的影片《低俗小说》，虽然其中充满着枪战、粗口等元素，但影片的目的不在于通过这些娱乐大众，影片试图传达某种后现代主义的理念，在理念上不是追求扁平化的，而是试图深度思考和批判当今的资本主义制度。尽管这部影片也被拷贝了很多次，但是其内涵的独特性使它很难纳入到流行文化之中。在一些正统的弘扬主旋律的电视节目中，为了追求收视率，节目也会尽量加进许多娱乐元素或煽情因素，比如《感动中国》会最大可能的煽情已达到催人泪下的效果，但这并不妨碍它仍属于正统文化，因为节目本身的目的不是煽情，而是弘扬主流道德。有些文化个案则会让人颇费思量，比如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节目，虽然节目中有诸多的娱乐元素，但节目本身的目的并非娱乐大众，从这一点来看，它并不属于流行文化，但是在受众的推崇和炒作之下，在各种争议声中，包括易中天等在内的“学术超男”和“学术超女”便成了一种流行文化现象，如果没有后来的观众热捧，这个节目也很难成为一种流行文化现象。其次，被商业化大量复制的文化产品也不一定属于流行文化。比如，莫扎特、贝多芬的唱片在全世界销量排在前列，但它们并不属于流行文化，因为这些经典音乐并不是纯粹的娱乐，而是属于高雅文化。再次，表面上挂有正统文化标签的并不一定是正统文化。比如一些影视作品中会适当的弘扬儒家思想或传统文化，但是作品只是借用而已，其本质目仍然是最大程度的娱乐大众，这种正统理念的出现便成了一个吸引眼球的花瓶，尽管如此，这个无深度的符号如果得到深度的弘扬，仍然是值得肯定的。与《感动中国》相比，某些电视节目恰恰相反，它们会表面上装作弘扬道德，试图解决社会道德难题，但是制作者的主要目的乃是最大程度的吸引观众眼球、提高收视率，因此，在节目中肆意造假，加大矛盾冲突、娱乐、煽情等元素，当这些元素达到了冲淡主题的程度，那么我们就可以将之归属于流行文化的范围。
大学生与流行文化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社会的商业化水平极低，传播媒介的有限，流行文化基本上形不成气候。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在当今市场经济的语境下，流行文化以其不可阻挡的传播优势和商业化运作覆盖了全社会。而年轻群体是流行文化最大的受众，特别是大学生。
改革开放之后，大学校园里流行文化的兴起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萌发期”。邓丽君的歌曲开始出现在校园广播和学生手中的无线电中，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台湾的琼瑶剧也开始风靡一时；与此同时西方的精英文化也进入校园，应该说这个时候精英文化在校园里更占有优势，在那个年代，连工科学生都会在课外时间躲在寝室里读萨特。第二阶段为90年代初期到上世纪末，在大学校园中一度占领统治地位的精英文化开始为流行文化让位。“精英文化热”逐渐褪去，这时候，连哲学系的的学生都未必去读萨特的著作。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也使中国的商业化进程大大加快，传媒也得到了极大发展。这都促使流行文化在校园里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港台流行文化进一步铺天盖地的袭来，而内地独创的流行文化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本世纪初到现在为第三阶段，网络文化逐渐勃起，与其他媒体一起推进了流行文化的膨胀。网络流行文化不仅聚集了海量资讯，也可以使大众参与到流行文化的创作中来，大众对流行文化的创新与传媒的商业炒作形成联动，造就了流行文化的爆炸性迸发。
当今大学校园的流行文化多种多样，据一项调查报告显示，QQ、校内网、网游热、美剧、恶搞、动漫、“韩流”、博客潮、拇指文化、“御宅”文化是目前大学校园十大流行文化现象。总体来说有以下几类：
时尚物品、流行服饰，各种名牌、化妆品在大学校园中颇为流行。
影视娱乐文化包括流行的电影、电视剧、各种综艺节目、流行音乐等，也包括此中被捧红的明星。
流行饮食文化，包括麦当劳、肯德基、炸薯条、汉堡包、冰激凌、牛排套餐、披萨自助等西方饮食，还有造型精致的甜点蛋糕、各式各样的风味小吃、口感多样的奶茶果汁、味道醇厚的咖啡饮品等也是倍受他们喜爱。
日韩潮流。特别是韩国的影视剧、流行音乐、韩国服饰等已成为大学生兴趣爱好的一部分，对日韩文化的迷恋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大学生基本上人手一部手机，短信文化又称拇指文化盛极一时。
快餐书籍文化，大学生对流行杂志、快餐书籍也是颇为喜爱。
当今网络的迅猛发展使得网络流行文化最为繁荣，由上世纪末开始、本世纪开始勃发的网络文化很显然已经占据了当今流行文化的鳌头，包括电视、电影在内的传统媒体已经无法与网络比拟。网络中的流行文化元素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在不断地扩展，如今QQ、校内、网游在大学校园中是最为热门的，其他还有网络流行语、流行句、“火星文”等语言文化，还有各种网络热点事件、各种“…门”，还有博客文化、微博文化，还有网络恶搞、PS，还有其他各种层出不穷的网络新文化。除了这些之外，很多在现实空间中的事物通过网络虚拟世界的炒作之后，也会成为一种流行和时尚。网络已经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流行文化场，以至于任何流行的事物（诸如流行音乐、流星影视剧、时尚品牌等）都能在网络中找到它的存在。
毫无疑问，被铺天盖地的流行事物包围的大学生必然会受到流行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
流行文化对大学生影响的积极方面有以下几点：
首先，流行文化充实了大学生的课外文化生活，扩大了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
在忙碌的学习工作之余，大学生应该拥有一个轻松活泼的娱乐空间。在课余生活中，学生的文化活动无论就其内容还是范围来看，都有着流行文化的明显印记。比如，学生可以通过聆听、哼唱流行歌曲表达或宣泄自己的情感；通过学习社会流行的交谊舞、街舞培养自己的兴趣特长；通过阅读畅销书籍、欣赏热播的电影、电视剧满足自己的娱乐休闲需求；通过对新型科技产品的了解掌握，在对流行文化时尚的追逐中，变知识积累的单一发展为全面发展，从而培养了掌握多门知识并将知识活化的能力。上网也正在变成大多数学子生活方式的一个部分。网络上丰富的知识，更大程度地拓宽了他们的信息收集渠道，他们可以通过网络及时获取第一手资讯，满足自己五花八门的好奇心，客观全面地了解世界；可以依据自身的兴趣与条件，选择不同的知识材料或学习进度进行学习，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学习的积极性得到提高；也可突破时空限制，自由地与世界各国的人交流信息，加强与外界的联系，开阔视野，增长见识；还可以利用网络资源的丰富，暂时告别枯燥无味的学习，放松游戏一把。总之，流行文化使学生的生活日益告别单一色彩的限制，呈现五彩缤纷的局面。
其次，流行文化缓解了大学生的心理压力。
大学生面对着来自家庭、学校、社会乃至自身的沉重的学习、考试、升学、就业、感情压力，面对成长中遇到的一些烦恼、挫折，他们的心理犹如一张长时间绷紧的弦，迫切需要找到释放的空间，渴望回到童年无优无虑的时期。而且文化层次较高的大学生们，一直以来接触的都是一本正经、硬灌大道理的枯燥乏味的书本、文章，没有轻松的感觉，乃至丝毫的趣味性。因此，流行文化那宽松、自由、新潮的娱乐休闲方式的传播便赋予了大学生全新的生活体验和学习体验。作为大学生展示青春的一种方式，它能够极大地缓解大学生学习、生活各方面的压力，起到了调节情绪、减轻压力的作用。当大学生从劳累的学习中解放自己时，听听歌曲、欣赏影视，没有压力、暂时逃避似的娱乐休闲一下，能够很好的减轻内心的苦闷与压力；看看轻松、荒诞的大话文字，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审视生活、审视人生，在消遣中体味生活。因此，他们常通过模仿社会上正在流行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寻求社会认同，获得安全感以达到心理的平衡；通过阅读《蜡笔小新》、《樱桃小丸子》等卡通片回到童年和想象中，缓解现实的紧张和焦虑；通过“QQ”这种虚拟的、隐蔽的、及时的网上交流方式，选择与自己志趣相投的陌生人聊天，毫无顾忌地释放自己心中的苦闷、学习的压力，也可通过与朋友的联络倾诉，排解烦恼与忧伤。
再次，流行文化一定程度上可以带来思想观念的进步。
如前所述，流行文化主要的目的在于给大众带来娱乐，并不刻意去宣扬某种道德观和新观念。但是某些流行事物总会带有正统理念的标签，或是贴上主流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标签，或是贴上精英文化的批判意识标签（叛逆性），贴上主流标签会博取人的同情和认可，贴上反叛标签可以彰显另类的个性。客观的说，这种流行文化负载的观念是没有深度的、平板化的，很多时候是作为炒作的工具，但是这种标签也会无形中影响受众的意识和观念，尽管其影响程度比较有限。
从推进社会思潮的进步角度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某些流行文化会引导某种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或意识形态。比如很多卖座的警匪片会充斥各种暴力场面，但也总会以伸张正义、除暴安良作为它的标签观念；某些寻亲的电视节目会极尽煽情以吸引眼球，但是也会倡导某种乐于助人的优良品质。这些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如果能潜移默化的影响大学生，也不失为一件好事情。第二，流行文化中会有某种“叛逆”的标签观念，这可能会是对一些社会陈腐保守观念的隐形批判。比如“超级女声”的海选方式体现了某种民主理念，在中国现阶段民主化程度不高的现状下，会让人感到耳目一新；手机短信中传播的笑话，在调侃权威与正统的同时，不能不说是在某种程度上对民主精神的彰显。第三，大众在流行文化中的广泛参与可以使人的个性自由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比如“DIY（Do It Yourself的缩写，即自己动手做）”风的兴起，DIY饰品，DIY攒机，既创造出符合自身需求的产品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的动手能力；网络社区文化和博客文化的兴起让许多人可以比较自由的表达自己的真实观念和情感。第四，流行文化的更新速度很快，这也说明流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思潮的转换。因此，大学生在接触流行文化的同时，可以跟上社会观念的变化，做到与时俱进，不至于保守和落伍。
流行文化对大学生影响的消极方面有以下几点：
首先，流行文化会对主流意识和道德观念产生消解作用，从而淡化大学生的正确思想道德观。如前所述，流行文化本质上并不试图弘扬某种思想观念，各种思想观念仅仅是作为流行事物的花瓶和标签，其特点就是平板化、无深度。流行事物的最大目的是娱乐，制作方为了最大程度的体现娱乐精神，会把严肃的思想道德观念置于脑后，甚至在某些时候，会对严肃的道德观念进行戏谑和讽刺。在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高雅与庸俗、高尚与卑贱、文明与野蛮的界限和鸿沟变得不再重要，崇高的道德、高雅的审美仅仅成了一个幌子，只要娱乐就行。大学生在流行文化的影响下，很容易将道德观念流于形式而变得肤浅，变成一个纯粹的符号概念，而没有实质性的现实内容。无形中会产生一种道德冷漠、游戏人生的生活态度。另外，流行文化总体上来说是一种感性的浅层文化，人们通过视觉、听觉、情感等方式就可以基本不假思索去享受流行带来的快乐，比如“恶搞”追星等最终只是获得一些浅层的感性娱乐，当受众习惯于这种感性的生活方式的时候，就会对严肃的道德观、价值观不再有理性的思考和坚持。
其次，流行文化容易使大学生形成一种对政治信念的冷漠。学校政治思想教育的教条和呆板使得不少大学生产生政治冷漠，他们把一些政治理想和信念当做空洞的说教。青年学生在摒弃和排斥抽象、理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更愿意追求轻松闲适的流行文化。流行文化为了追求娱乐的目的，要么尽量回避政治理念，要么把政治理念当做标签和幌子，要么以一种轻松地方式去戏谑、讽刺正统理念。比如在很多大学生的“恶搞”作品中，“红色经典”被恶意的改编，有些作品中，“三个代表”思想被恶意的嘲讽。这些都有可能在无形之中消解了大学生内心的政治信念。
再次，流行文化有可能腐蚀大学生的道德观、价值观。为了达到娱乐的目的，流行文化经常会轻易地突破基本的道德底线和审美底线，无形之中去传达感官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错误的观念。有些流行事物单纯追求感官刺激，各种节目和影视中往往充斥着暴力、色情元素，对暴力和滥情的过分渲染，容易引发他们善恶感知的退化，当大学生们已逐渐看惯了屏幕上的血腥和苦难，“见怪不怪”的时候，那么在面对现实时就难免会出现道德冷漠现象；色情和低俗的流行，也有可能让心智发展不太成熟的大学生产生错误的性观念和爱情观，比如炒作各种“艳照门”事件，就是越过了基本的道德底线，不经意的去传达某种“性泛滥”的错误信息；有些流行事物会过分去暴露个人隐私，侵犯别人权利，比如各种网络流行的“人肉搜索”就有这种问题；有些流行事物会肆意炒作社会不良道德观念，比如在婚恋交友节目《非诚勿扰》中，马诺一句“宁愿在宝马车里哭”的话大红大紫，把拜金主义的不良观念推到了风口浪尖；有些流行事物过分渲染奢华的生活方式，把消费品冠之以“贵族品质”、“帝王享受”等庸俗名号，公然兜售享乐主义观念。
最后，很多流行文化在传达庸俗的审美观。流行文化往往刺激人的感官，形成快餐式的短暂享受，这和审美原则是相违背的。审美表面上也是感性的，但是在感性背后，还体现着人的理性和自由。流行事物的大量复制传播以及被大众接受正说明了它已背离了自由精神，丧失了创新的意义，因此，某些流行文化表面上看是个性的张扬，事实上很多东西的流行就是因为盲从和跟风，这是对自由的背离；流行文化也不会关怀人生的意义，所有神圣的、美好的境界在它们面前都变得直白、肤浅，甚至走向媚俗；人们随意地，不讲任何技巧、秩序、规范地渲泄自己的情感，过分的煽情和滥情都是远离审美原则的；有些流行事物公然挑战正统的审美观，以丑为美，以怪为美，比如90后颓废的“非主流”装扮就是单纯追求个性而不顾审美。另外，流行文化的制作和销售都是以商业化和功利化为原则的，这也是和审美原则相违背的。当然，流行文化并非全无审美价值，但它所引起的美感，不是忘情的赏心悦目、兴感愉悦，而常常是通向人的欲念和快感，还让人以是否带给人利益作为标准来加以衡量，因为大众要求的总是最刺激的、最兴奋的东西。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也不能夸大流行文化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观的影响，因为在大学生的意识中，毕竟流行的不是正统的，大学生不会轻易地把流行当经典，多数大学生也不会轻易改变内心的道德坚守。事实上，人的基本道德观和价值观更多的是奠基于儿时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因此，在对流行文化的问题上，无需将其视之为洪水猛兽，也不需要过分打压或禁止大学生去接触和消费流行事物。
流行文化和思想政治课教育
本课题主要研究的是大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以下简称“思修”课）的教学改进问题，既然流行文化和大学生有着如此紧密的关系，在教学中就不能无视流行文化的存在，不能轻视流行文化对大学生所产生的道德观、价值观的影响。但是由于流行文化属于边缘文化，很多人对它的负面影响有所顾虑，甚至把流行文化视为洪水猛兽，所以在教学中对流行文化现象矢口不提。事实上，把流行文化案例引入“思修”课堂是非常必要的，在当前社会条件下，流行文化在大学生中的迅速播散已经不可阻挡，无视它的存在只会使我们的思政教育陷入一种被动。反过来说，流行文化案例的引入可能带来教学的创新，这种引入可以给教学带来以下好处：
第一，可以提升学生学习的主体性。“思修”课程中的诸多问题如道德观、价值观、爱情观等都是与学生的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学生中间所出现的各种入学适应困难、价值观偏颇、恋爱观歪曲、心理疾病等问题都是这门课程要探讨的。流行文化是学生接触较多的文化形式，流行事物所负载的思想道德观念也是学生思考讨论的热点，网络上、现实中都会充斥着大学生对流行的看法观点。既然如此，不如把这种讨论引入课堂，让他们对感兴趣的案例和话题进行充分的辩论，然后再加以引导。这样既可以让学生感觉到他们是课堂的主人，也可以提高学生主观能动性和思考能力。
第二，可以加强本课程的时代性，与时俱进。如前所述，流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社会思潮的变迁，当教学中引入流行文化案例时，也是在盘点一些社会的新思潮、新动向。与教材的相对刻板化相比，与时俱进的案例会给教学带来新鲜的血液。
第三，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加强课程的实效性和吸引力。兴趣是学习的重要动力， “思修”课教学如果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就会变得极其刻板和乏味，确实也有不少学生抱怨这门课程缺乏乐趣。要想激发学生的这种兴趣，引入流行文化案例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教师应该攫取新的流行文化案例资料，用生动有趣的案例来充实课堂的内容，让学生在感兴趣的同时，能获得思想上的启迪，达到教学的效果。
第四，通过分析流行文化的正负两方面效应，可以帮助学生正本清源，树立正确的思想道德观。一方面，针对流行文化的负面效应，应强化“主渠道”意识，拓展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注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先导性。高校拥有建设先进文化的优良传统和先进的文化载体，只要充分利用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阵地”、“主渠道”，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流行文化的负面效应才能减少到最小程度。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要与多元文化相融合，按照“贯通古今，融会中西，继承借鉴，发展创新”的原则构筑德育文化。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一切有价值的文明成果，整合出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学校大思想政治教育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要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法纪教育和心理教育，还要通过校园文化建设吸纳当代多元文化的合理成分，尤其是要借鉴流行文化的元素，诸如内容开放、宽容、迅速变化，形式多样、色彩丰富、视听效果等等，使这些流行文化的元素渗透到思想政治教育中去。这样才能使大学生置身于他们喜闻乐见的文化范围中，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教育。
第五，流行文化传播开放互动的趋势有利于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流行文化传播有着文化全球化的广阔背景，流行文化具有大众认可的共同社会符号和“通用语言”，借助现代媒体技术向每一个人开放，并引导人们互动。面对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的交互融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决不能再走固步自封的老路，一定要引入开放互动的新理念。我们过去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在开放和互动两方面做得远远不够，导致思想政治教育从内容到形式都缺少变化和创新，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果不佳的根本原因之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开放互动，首先是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开放。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四有”新人，但是这种象牙塔里培养出来的“新人”能否适应社会却是一个未知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应有助于大学生的社会化，也就是说要使青年学生更愿意接受新事物，善于吸取不同意见，甚至容纳不同观点，使他们更善于交际，更能尊重和关心别人，善于与他人合作共事，能够与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和个人求同存异，共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开放性不能只停留在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挖掘和对西方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评析和吸取上，要像流行文化那样全方位展现社会各个领域和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第六，流行文化的平等参与的新形式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重要启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应该建立平等的对话机制。多年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相互交往往往是不平等的，学生常常被视为客体，师生关系成为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无视学生是一个具有能动、反思的主体，教育者依靠自己的权力或权威，迫使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而无视学生理解与否。于是造成师生之间形式上的交往、思想上的隔离，造成你讲我听、我行我素的局面。而随着学生自主意识日益增强，价值选择日趋增多，带有明显说教特点的做法和高高在上的态度更是很难再获得他们的认同。当代大学生有极强的个体意识和怀疑精神，不愿意简单地不加选择地接受教师灌输的道德观念。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该向流行文化学习，建立一种民主平等的新型模式，师生能够在这种平等的模式中对话。一是要改变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以教师为绝对主导地位的现象，积极探索师生平等互动的新型教学机制；要扫除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的“我说你听”的教学模式，尊重学生的主体意识和需要，把学生个体道德、价值指向的多样化看作一种正常状态，并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引导学生实现更高的理想和道德追求。二是积极开展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平等对话。教师与学生的对话是双方在平等基础上所进行的思想交流活动，双方都有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和机会，任何一方不得靠自己的权威或权势强迫另一方，压制他们的观点、行为等；对话应该像网上聊天一样，各自敞开真实的自我，把自我的思想、自我的感受用适当的方式传给对方，以使对方理解，达到双方心灵的真正沟通。
总而言之，不能仅仅把流行文化当做边缘化的“下里巴人”，应该将其为我所用，流行文化案例的引入必然会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新的血液。
第一章 电视与流行文化
电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尽管目前受到网络媒体的巨大挑战，它仍占据大众第一媒体的位置。它的受众极广，传播速度快，具有开放性、互动性、参与性等特点．它还强调了平民视角和真实再现，这些都为流行文化的勃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中国来说，改革开放之后，电视媒体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的，特别是电视媒体商业化之后，各电视台把收视率以及与此挂钩的商业利润当作极为重要的发展指标，如何吸引眼球，制造大众喜闻乐见的节目成了电视人绞尽脑汁所要面对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电视业也基本上成了大众流行文化互相角逐的场所，流行文化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高峰期。以下将对个别案例进行分别剖析。
第一节 流行电视剧
案例一 韩剧
简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剧开始在中国大陆广泛流行。1993年，一部名为《嫉妒》的韩剧在央视播出，这是韩剧第一次登陆内地荧屏，但当时反响不大。直至1997年，央视引进了韩国电视剧《爱情是什么》，，这才真正地让中国内地观众感受到了韩剧的魅力。此后“韩剧热”开始不断升温。接下来，央视又在海外剧场播出《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看了又看》、《人鱼小姐》等多部长篇家庭生活剧，几乎每一部韩剧都创造了超高的收视率。它们成为中国观众了解韩国社会、文化的一扇最直接、最感性的窗口，观众在韩剧娓娓道来的家长里短的亲切中，认识了韩国的民生百态。不同于央视的是，地方台则侧重引进韩国的青春偶像剧，如《星梦奇缘》、《天桥风云》、《蓝色生死恋》、《冬季恋歌》等，这些青春偶像剧使安在旭、金喜善、张东建、裴永俊成为较早为内地观众熟悉的韩国演员。最近几年，青春偶像剧又衍生出一种新的类型—时装剧，这类电视剧除了着力于述说感人的爱情故事之外，还充分利用男女主角的每一次出镜机会来展示最新款式的服装和配饰，通过青春偶像引动的偶像崇拜引导着服装时尚的潮流，《浪漫满屋》、《巴黎恋人》、《我的女孩》等都属于这一类型韩剧来势汹汹，打开了一个庞大的市场，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收视神话。
从受欢迎程度和收视率看，1997年的《爱情是什么》收视率在当时高达4.2%。2002年，《蓝色生死恋》在我国21个电视频道播出，这一年，中国内地播放韩国电视剧数量达67部，而《看了又看》这部在韩国本土收视并不高的电视剧几乎创下了内地的韩剧重播纪录，仅央视就己经重播了五遍，2004年，《看了又看团圆篇》的收视率占据全国引进剧收视率排名的榜首之位。到了2005年，湖南台引进的韩国古装大戏《大长今》，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收视狂潮。据央视索福瑞的收视调查报告显示，截至9月份，《大长今》在全国31个城市的平均收视率已达3.15%。据新浪网调查，在接受调查的网民中有83.12％的人喜欢“韩剧”，在问到你最喜欢哪个国家或地区的影视时，有54.55％选择了“韩剧”，在这当中，67.81％的网民都是青少年。
由韩剧进而又引发了中国大陆的一股“韩流”。随着韩剧进入中国家庭，韩国时尚也随之成了人们竞相追逐的对象。韩国流行文化以电视剧为传播媒介，以时尚商品和电视剧衍生商品为旨归，构成了韩剧、流行服饰、韩妆、韩式整容的多方位传播，悄无声息地引导着中国内地的时尚走向。
分析
对于韩剧和韩流的看法，一般分为两种：一是认为虽然韩国偶像剧演员靓丽，情节浪漫，音乐唯美，但是搞笑手段很夸张，形式化东西太多，矫揉造作，就象快餐文化，没有很多发人深省的地方。一是认为韩剧满足了人们的需求，韩剧中宣扬的真善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现实带来的压力；韩剧对大学生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韩剧中唯美的剧情，真善美战胜假丑恶，这种氛围对大学生产生了积极的熏陶作用。
应该说，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从根本上说，韩剧、韩流属于流行娱乐，它不可能承担道德教育和批判社会的功能，难免有形式化的东西，不够深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韩剧往往给自己贴上真善美的正面标签，这些真善美的价值虽然显得形式化，但对于受众来说，这些价值无疑也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从而带来一些正面的意义。
韩剧的正面意义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管是家庭生活剧、青春偶像剧还是历史剧，都体现出深深的人文关怀，对普通人的真切关照成为韩剧畅行无阻的利器。韩剧以温婉柔和的方式征服了中国观众的心，用倾听和诉说完成了与观众的互动。以表现亲情、爱情、友情为主线的家庭伦理剧，讲述着大家庭里的父子、夫妻、婆媳、兄弟、姐妹间的感人故事，其中温馨的亲情、浪漫的爱情、真挚的友情就像品一杯杯香茗，其中少有暴力、色情、悬疑，而是崇尚做人的道理：孝顺父母、爱护兄弟、礼貌待人、重视家庭、关爱他人等。
第二，韩剧力图凸显传统儒家文化。韩剧中大多洋溢着中国传统儒教文化里的谅解、宽容和正直，比如年轻人应该孝顺父母、朋友之间以信义为本、做人要诚实、对家庭亲情要珍惜等。在台词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言语:“在长辈前怎么能这样无礼”、“是契约就要履行”……关于亲情、血脉、爱情等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归属问题，在韩剧中都得到一一探讨，并用东方文化中传承下来的价值观加以判定，这些都唤起了我们对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怀念和向往。
第三，韩剧具有唯美主义的特征。韩剧画面的唯美令人赏心悦目，俊男美女的组合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之外，首先让人感到生活场景的干净，人与环境的和谐。画面的唯美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故事内容的健康纯净。韩剧优美的音乐为韩剧的精致与细腻增添了色彩。音乐的婉转、悠扬、流畅与荡气回肠，常令人感动不已。韩剧都伴有非常切合主题的音乐，或华丽或恬淡，或缠绵或忧伤。每到剧情跌荡起伏，男女主角深情凝望或者爱情无法完美谢幕的时候，主题音乐的响起，恪到好处的渲染，提升了整体故事的浪漫色调，凝聚起巨大的磁场，深深地打动着观众的情感记忆。在《大长今》的宫廷美食的制作细节上，包括选料、配菜、烹制甚至火候、功效上都通过镜头给予了充分的展现，每道菜在御厨们的手里都成为一件艺术品，色、香、味、形俱佳，足以引起当代观众品尝韩国美食的兴趣。如果把其中有关美食的部分剪辑出来，相信应该能够成为一档不错的美食节目。
第四，韩剧表现了积极向上的成才观。韩剧所以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满足了人们内心深处渴求积极、乐观、向上并向善的心理。韩剧中相貌普通、家庭清贫的人最终成才的例子不胜枚举。只要你有足够的恒心和毅力，有一颗善良的心，有一个乐观积极的心态，那么无论多难的事，最终都会成功。这些都给广大的青少年灌输了一个积极向上的成才观念，从而调动他们努力成才的积极性和做好工作的决心和毅力。比如《大长今》中女主人公的“长今精神”，长今不论出身如何，依靠后天的努力克服重重难关完成自己的人生，最终得以登顶。在观众看来，由于长今拥有坚忍不拔的意志，面对困难不妥协，发挥自强不息的精神，才获得了最后的成功。韩国网民曾就“长今给自己带来了什么”这个问题，对“长今精神”的特点做了这样的排序：“第一，坚定的信念；第二，永不妥协的精神；第三，对工作真挚的态度；第四，享受克服、战胜自己的乐趣；第五，拥有同情心；第六，友情深厚；第七，不嫉妒他人，将所有的精神集中在自己比其他人更擅长的方面。”从底层开始奋斗，最后到达顶峰的“成功神话”，同时，还满足了对公正的竞争体系的期冀。另外，即使是在为了成功而展开的炽热竞争中，长今也能照顾到周围的人，与周围的人一起同舟共济，她那善良的心灵也引发了共鸣。
第五，韩剧有利于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当代青少年的爱情观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恋爱心理不成熟，这是由青少年尚处于由青春期向成熟期过渡，生理和心理的发育不成熟特点所决定的；其次，存在恋爱动机不端正的现象，有些青少年谈恋爱并不是因为爱着对方，仅仅是因为无聊，，或者是其他不纯的动机；第三，在青少年中还存在着择偶标准功利化的倾向。而韩剧中所宣扬的爱情大部分都是纯美的爱情，是没有附带任何杂质的爱情，是一种积极的爱情观。爱就是爱，并不与身份地位、家庭背景相挂钩，爱了就认真的爱，负责任的爱，而不是“随便玩玩”。随着韩剧的播放，在潜移默化中，青少年必然会逐步吸收韩剧中所体现的爱情观中的积极因素，树立起正确的爱情观。
韩剧也有一些负面意义：
第一，影响青少年的审美方式。韩剧作为一种流行文化，其立足点是平民大众的一般文化需求，带有明显的营利目的，因此其着力点往往是视觉冲击和感官刺激，求“酷”、求“炫”，而不在于心灵的陶冶和智慧的升华。这就有可能将青少年的审美追求感性化，审美情趣低俗化，对于审美的追求仅仅是满足自身的感性娱乐，，以抢眼球为美，流行为美，时尚为美，奇怪为美。
第二，影响青少年的性别意识，容易产生大男子主义。在韩剧中存在着大量的表现男权意识的例子。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永远处于恭敬、屈从的地位。这在传统的大家庭生活中特别突出。父亲的指示，婆婆的命令，丈夫的要求，做女儿的、做媳妇的、做妻子的都要言听计从。在这里，多年的媳妇熬成的婆婆也一并充当了男权主义的帮凶。在很多韩剧中，女人嫁到婆家后就不能再出去工作，要把她的整个重心放在家庭上;即使可以出去工作，回来后仍然要低眉顺眼的照料一大家子。被捆绑于家庭之中，被生活和男人日益磨掉自觉的人格和主体性的女性角色在韩剧中比比皆是。面对这样一种现象，该如何看待，值得我们反思。而青少年由于思维方式等各方面都不太成熟，极易片面接受韩剧中所传达的大男子主义的观点，从而偏离正确的“男女平等”的观念。
第三，影响青少年的成才方式。韩国的都市偶像剧用高贵时尚遮蔽和掩盖了现实，给青少年营造了一种虚假的情境，它使得青少年容易脱离现实，在虚构和想象中确立对地位和名望的追求。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少青少年表现出了理想主义的匮乏和理性价值的淡化。这是一个让人不得不重视的问题。
案例二 百家讲坛的流行与“易中天现象”
简况：
《百家讲坛》是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于2001年7月推出的一档学术讲坛类栏目栏目宗旨为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选题范围包括大学公选课、选修课精华名校有影响的专题讲座、主题演讲；社会各界学者、名流的精彩演讲。选择观众最感兴趣、最前沿、最吸引人的选题，追求学术创新，鼓励思想个性，强调雅俗共赏重视传播互动。栏目创办之初，是以各种学科的学术专家主讲，选题比较杂乱零碎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无所不包，但最初由于学术味太过浓厚，不为普通百姓所看好。2004年后，《百家讲坛》放弃了原来那种杂家的风格，主讲人文科学类知识，并偏重史学。历史类选题首先从近年来正当红的清宫戏开始，请出清史专家阎崇年主讲“清十二帝疑案”系列节目，这一讲座在附和了当下热播的清朝剧风的同时，又引导了一股正说历史风潮，从局部上改变了这些年来一些戏说电视剧对普通观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对清朝历史的认识。这之后推出的易中天品汉代风云人物系列、品三国系列讲座让人们开始再次认真关注并思考中国历史，纪连海评纪昀评和绅系列，于丹的《论语》、《庄子》心得系列讲座，都加速了传统文化的回归，带动大众读史的热潮。
易中天，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5年初，中央电视台为配合综合频道热播的《汉武大帝》，科教频道《百家讲坛》开办有关汉武帝的专题讲座，就找到了易中天讲演“汉代风云人物”系列，观众对此反响不错，不久，《百家讲坛》又开讲“易中天品三国”系列，没想到收视率直线上升，一跃成为科教频道观众最喜欢的栏目。
分析：
百家讲坛特别是“易中天热”不仅引发了一阵收视高峰，同时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明星化”的热潮，也带动了又一波“国学热”，原本高高在上的精英文化俨然跻身于流行文化之中。这些热潮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大学生对精英文化和传统文化的看法，从影响来看，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百家讲坛生动浅显的讲述推动了传统文化和文史知识的普及，大学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增加知识的储备。
《百家讲坛》一再强调这不是一个学术论坛，而是“给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老百姓做的”，所以，《百家讲坛》要求主讲人所讲的内容必须能让大众听懂，你再大的学者，能否讲得让初中文化水平的人听懂，能否让15岁的孩子感兴趣，如果他们听不懂，你得改；如果你改不了，就上不了百家讲坛。其次，在讲述方式方面，借鉴评书等中国传统叙述方式，趣说历史，每一期节目开头都尽量以悬念切入，吊足观众的胃口，再以线性的逻辑思维与感性的形象思维相结合展开讲述，到最后才会拨开云雾见日出，真相大白。刘心武主讲《揭密红楼梦》，几乎每一期结束的时候，他都会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山东大学的马瑞芳教授把《聊斋》讲得“仙气十足”，结局总到节目的最后才翻出底牌。而纪连海的的讲述非常类似京味单口相声。再次，在选题方面，“我们不对主讲人在学术问题上做太高要求，只要他的演讲能够吸引住观众就行，只要他的观点能够自圆其说就可以。相反他们的演讲如果太学术化了，我们还不会同意，还会逼着他们把‘学术化’的问题给‘通俗化’。”
易中天本人性格开朗，诙谐幽默，他自嘲：“我是说俏皮话不用打草稿。”比如，在讲“三国”时，讲到刘备对诸葛亮的好，“好到让关羽觉得就像老鼠爱大米”；讲刘备装哭，他把鲁肃的话演绎为“你不要哭嘛，我这有餐巾纸”。易中天将周瑜、诸葛亮说成“帅哥”，将君臣关系比喻成投资方和人才的关系，说曹操出于政治的需要，也不能不“老鼠爬称杆——自己抬自己”，在说到刘备、关羽、张飞睡同寝时还加上一句“不知道他们的太太到哪里去了”等等。这样插科打诨，戏谑调侃，让古板的历史人物变得更加平易近人，这也是易中天追求的目标。他一直把自己定位于平民学者，在他看来，平民学者的最高境界是，大家认为你就是他的一个街坊邻居，一个亲戚朋友。易中天自己曾表示过，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他影响很大，两本学术专著都明白晓畅，通俗易懂，此后他便明白了，深奥不等于深刻，越高级的东西越简单，越是真理越明了，人文学科的著作，没有任何道理非得写成木乃伊，它是鲜活的，有生命的。他总结出“三个对接”，即：传统与现实对接，学者与大众对接，学术与媒体对接；坚持“三要三不”：要说真话不说假话，要说实话不玩虚套，要说人话不打官腔。易中天所坚持的是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例如，他把向来被妖魔化的白脸奸佞曹操，还原成正常人，挖掘其人格魅力，让神圣化的诸葛亮从神坛上走下来，成为活生生的平常人。以通俗、活泼的写法打破学术著作的正统严肃，注重内容的通俗化，以现代语言加进故事、注重细节等更加人性化的方式，吸引观众和读者的注意力，同时，打破媒介的隔阂，平面和影像多媒体手段齐上阵，以求最大限度地接近大众和普及文化知识。
易氏讲史在普通大众中掀起的读史热潮，连同出版界出现的读史讲书类的出版热潮，能够在“时尚趣味”之外，传达更深远的民族文化，带动整个社会对于“正说”历史和文化普及、精神传承的重现，可谓是意义重大。
第二，百家讲坛构建了学术与大众的共享平台，体现了民主精神。
《百家讲坛》在精英化与大众化、学术化与市场化、严肃化与商业化之间基本找到了平衡点，作为一档“学术电视”节目，它的成功可以说是精英文化在大众文化中的突破口，也可以说成是实现了文化的平等，打破了精英阶层的文化霸权和垄断。
易中天很注重的是一个“品”字，一种琢磨，一种品，去看看历史究竟能给人们什么启迪，所得结论未必权威，但也有一定的个性，在掌握了一定的史实后，会揣测历史人物的心理，同时注重当代人的接受心理。在主讲《汉代风云人物》时，易中天讲到“灌夫因避席的原因在丞相田蚡的婚宴上闹酒”。为了让观众更好地理解“避席”的意思，他特意拿了张席子铺在讲台上，然后脱下鞋子示范汉朝“避席”的礼仪动作。在易中天的讲座中，最鲜明的特色是他始终把“人性”放在首位，依靠自己的阅历揣测历史人物的心理，虽然人性是很奥妙的东西，很难把握判断出绝对的是非对错，但其对人性关注的态度，是真正触动大众的，也是引起大众共鸣的核心。易中天讲座中的历史人物是丰满而鲜活的，其行为不仅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受性格、情感的影响，而以往我们接触的历史人物形象较模糊，只有大是非，没有小性格，易中天的讲座纠正了传统史学的虚化和物化倾向。
“易中天现象”开创了一条道路，让中国的学者与市井百姓进行交流和沟通，让中国的普通大众也感受“大学教授”的风采，也听听“学术”。这种文化憧憬也只有在现代传播的基础上才会出现，在社会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社会文化重心下移，这不是一个英雄的时代，而是一个平民的时代，中国社会文化主导话语已经开始转型。学术除了需要科学精神，也需要民主精神，要体现平等、关怀、有教无类，易中天等人的讲座，不再是作为一个学院派知识分子传授经过学院体制认证的“知识”，而是以民间的手法，重新将高不可攀的历史回归民间，让大众获得学术滋养。
第三，也有不少学者担心易中天等人的学术讲演过于通俗，事实上消解了经典的内在精神，大学生在接触这些东西的时候也应该有所辨别、有所判断。
对于“易中天现象”社会上也存在诸多质疑声，这其中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是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提出的“大众化不等于娱乐化庸俗化，把历史、文化娱乐化不是普及文化的好思路”；二是认为“这种把学术与电视胡乱嫁接在一起的光怪陆离的现象，很难避免学术被异化的窘境”。这两种观点一致认为学术通过电视进行传播后将导致“学术贬值”。葛红兵教授认为易中天解构了《三国演义》中比“历史真实”更高的“审美理想”，这关系着民族信仰、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甚至将广大观众、读者引向了一条完全错误的道路。易中天以他的“小人视角”几乎把“三国”英杰们一切行动的出发点或心理动机都归结为对权力、欲望和利益的追求。如既淡泊名利、清静自守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在易氏的眼里不过是个精于算计、故作姿态的高级白领，一个待价而沽、一心大权独揽的政治CEO：义娶丑妻，是为了获得岳父家的政治资源，与大军阀刘表攀亲——即使从未到刘表那里当官也摆脱不了这种嫌疑；辅佐刘备，是因为在那边可以专权；鞠躬尽瘁，是因为“刘备是诸葛亮再三考虑精心挑选的老板，既然如此，他就决不会轻易跳槽”。易中天把“三国”中的人物讲得没有政治信念，没有道德底线，没有人格操守，没有超越性信仰，总之，是他“三国”讲庸俗了，所谓的“品”，品的也只是勾心斗角的智慧，对人的角力的崇拜……再者，易中天讲评过程中充斥着很多“利益”因素，“刘备集团好比一家很有前途的民营企业，诸葛亮则好比一位超一流的职业经理人……什么会唱歌的农民、不懂事的童子，满腹经纶的朋友，道貌岸然的丈人，都是诸葛亮的‘托儿’，其目的，都是要把买方市场变成卖方市场，让刘备出大价钱把自己买断”。这样的讲法很容易误导大众，把俗解当真知，把庸俗当有趣。“易中天打着‘精英文化’（文人史）的旗号，骨子里贩卖的是‘大众文化’（民间史）中最恶俗、最粗鄙的私货；名义上是正说历史、正本清源、传播知识和真理，实际上没有任何针对知识的科学态度、针对历史的观念信仰；不是教育大众，而是娱乐大众。
超级女声及各种选秀节目
简况：
《超级女声》，简称超女，是中国湖南卫视在2004年至2006年间举办的针对女性的大众歌手选秀赛，每年一届。此项赛事接受任何喜欢唱歌的女性个人或组合的报名。其颠覆传统的一些规则，使之受到了许多观众的喜爱，是现今中国大陆颇受欢迎的娱乐节目之一。
“超级女声”比赛的参赛者必须为女性。首先湖南卫视将全国划分为若干赛区，由现场评委从各个赛区中通过无任何条件限制的“海选”方式选出若干名优秀者前往湖南省会长沙参加下一轮比赛；接着经过几次电视直播比赛之后，由观众投票最终决定谁是冠军。
“超级女声”模仿了欧美的一些同类型节目，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美国偶像”是由福克斯公司推出的电视节目，2002年第一次举行。该节目由好莱坞三位著名音乐制作人担任评委，由观众投票决定选手胜负。与“超级女声”不同的是，该节目不限制参赛选手的性别。“超级女声”这一比赛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别是2005年举办的第二届。索福瑞公司的调查数据显示，2005年“超级女声”“在北京、上海长沙等十二个城市的平均收视率为8.15％；全国10进8总决赛时其收视率达1.36％，而8进6时已达到了5.56％，此后的6进5，5进3，以及3强总决战更是连续上涨至6.57％、8.13％、11.65％的惊人高点。”主办方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无论是否进入决赛、拿到奖项，各位选手在前期比赛的高曝光率中已经被观众所熟悉；最终胜出者更是当仁不让地成为万众瞩目的新焦点。收看“超级女声”的观众也颇有收获：每当看到喜爱的、支持的选手进入下一轮比赛时，他们能够从中获得一种慧眼识珠的快感。“超级女声”不仅收视率超高，而且也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在百度搜索“超女”，相关网页有669万篇,新浪、搜狐等各大门户网站都有关于“超女”的专门论坛。百度贴吧的“超女”前三名的相关发帖量超过1000万,据称平均每秒就有4个人同时发布和“超女”相关的帖子。“超女”官方网站新浪的评论也达到了315万条、论坛37万帖。某公司注册了“超级女声”的民间网站日访问量达43万人次。
湖南卫视“超级女声”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刺激了国内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电视台，类似的电视选秀比赛蜂拥而出，如中央电视台的“梦想中国”，上海东方卫视的“舞林大会”，山西卫视的“超级少年”，山东卫视“笑声传中国”等等。这些模仿甚至是抄袭的比赛，内容不限于演唱歌曲，还有舞蹈、曲艺等等；参赛者不限于女性，男性也可加入，老人、儿童同样有机会一展才能。各个主办方均从中得到了大小不等的经济利益；观众们有更多的机会目睹自己身边熟悉的人成为新的偶像，并且从中获得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新鲜感；各种传播媒体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分析：
“超级女声”不仅引发了极大的社会关注，也经受了来自各方面的正面和负面评价。大学生这一群体对“超女”的关注同样不亚于普通人，对于他们来说，如何客观的看待这一场“全民秀”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超女现象的正面意义有以下几点：
第一，“超级女声”和选秀节目张扬了青年人的自由个性，有利于青少年的多面发展。“超女”以公平的形式让每一个人有勇气和信心走上电视舞台，这样的一种海选方式把他们心中那股自由奔放的情感被激发出来，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着自己的梦想，只是，在为生存奔忙的平庸生活中，这些都被压在内心最底层。在一个人清唱时间通常只有几十秒的万人海选中，女生们各施解数、各展拳脚，使有声语言和无声语言竞相绽放。在比赛中有这么一个细节，成都赛区一个17岁的姑娘唱歌总是跑调，于是评委说你跑调了，她反问说唱歌跑调和参加超女有什么关系。这说明她的心态根本就不是为了在比赛中去拿第几名的，就是为了要有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有这样一种参与的欲望。最后评委黑楠和夏青讨论了一个下午，最终也觉得跑调和超女没有关系。这里让我们看到超女更为强调追求精神的自由、摆脱束缚展现自我的内质。美国《时代周刊》在封面刊登了李宇春的照片，把她称为“亚洲英雄”，并说：“李宇春所带来的震撼已经超出了她本身，她满不在乎的个性、她对待比赛的态度及双性色彩的演出，使得她成为中国的新偶像。”李宇春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就是因为她完完全全，毫无隐瞒地把自我表现给观众，那是一种真正的随心所欲，想唱就唱。
尽管超女的个性展示引发了诸多的争议，但是弘扬个性本身也是一种进步。
第二，“超女”体现了真正的竞争机制和民主参与精神。社会现实中，由于体制、机制、法制不健全，改革成本的不合理分担，无序的分配造成两极分化，形成诸多的不公正和不公平现象，给青年群体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渴望社会公平。“超女”的口号是“想唱就唱”，“不论年龄、不问地域、不拘外貌、不限身份,真正无门槛选拔”，在这种口号的鼓动下，海选阶段的参赛者确实是美丑、胖瘦、高矮、老少都有。无论何种职业、身份，无论是否五音齐全，只要敢于报名参赛，敢于在镜头前露面，一句话，只要你是女性，主办方绝对不会以任何理由阻止你报名。人人都可参与的“海选”与过关斩将的“竞争”，以及相对公平的投票机制恰恰契合了现代社会最受欢迎的两大最基本的社会文化心理：机会均等和优胜者赢。其核心的文化密码就是“起点公平”，而这样的均等机会，在其他领域里是相对稀缺的。“超女”比赛，把青年追求公平的心理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并在娱乐民主化、公众化潮流中将“超女”引爆到一个制高点，体现了当代青年对公平、公正等强烈的政治诉求和对人的一种最大尊重,是现代公民社会构建的基础。
第三，“超女”传达了一种通过努力就可能获得成功的正面价值观。每次比赛时都会播放超女的成长经历，更有父母给她们的鼓励，朋友对她们的支持。而对其中一些在成长中遇到挫折、苦难的选手就会做更多正面的宣传，这一切都向我们传达了主办方的意图：让更多的人从超女身上学会如何勇敢生活，坚持信念，执着梦想。比如2006年的冠军尚雯婕，众所周知，她参加了三个赛区的比赛，直到广州才大放光彩。她坦言自己想过放弃。不过喜欢唱歌的她还是坚持下来了，梦想加执着，加一点点偏执的冲动，她一路走来的坚持令人激赏。而当记者采访她的时候，她对自己这种执着的解释仅仅是简单的一句话：“我喜欢唱歌，在一个舞台上唱了，有人不喜欢，那就去另外一个舞台唱。”另外一个大家所熟悉的超女，2005年的季军张靓颖，刚上小学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15岁时父亲患病离去，她与体弱多病的母亲相依为命，为了生计，14岁就开始在酒吧登台唱歌，这个女孩的坚强让人动容。在五进三的决赛中，她给母亲唱了一首《草帽歌》，哭花了妆，但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只有21岁却历经坎坷的姑娘是最美丽的。而在杭州赛区进入50强的“女声”中，有位56岁的“女生”，这位曾一度不幸成为植物人、一根拐杖一直陪伴着的“超级女声”，尽管“舞蹈动作简单得像改良过的广播体操”，但她站在“超级女声”队伍中“努力做好每个动作”。这个感人的细节让我们明白，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只要你付出了，努力了，就会赢得大家的尊重。
第四，在心理方面，“超女”也有积极的作用，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青春舞台的娱乐功能给快节奏的青少年提供了一种宣泄渠道，维护了他们身心的平衡。这种娱乐减压功能也是青年文化的主要功用。在日益图像化与平面化的文化产品面前，嬉戏娱乐成为青年文化消费的主要功能所在。许多青年文化产品的制造仅是为了满足人的身心娱乐与减压要求。流行的都市笑话、火爆的贺岁电影、戏说的历史剧、喜闻乐见的相声小品、令人捧腹的漫画等都由于其独有的搞笑噱头而令人瞩目。超级女声比赛过程中，特别是海选阶段，也充满了搞笑花絮。而青年人也正是在对这种文本的不断消费中，维护着身心的平衡，保持着快乐的心境。其次，给青少年提供了群体的归属和认同感。群体归属功能，实际上也是青少年自我平衡和情感依托的另一表现形式。即通过相互认同获得自我认同，通过群体的共同性获得情感的相互依赖。青少年期，心理上正处于重新建构阶段，前所未有的心理矛盾和心理冲突，使青少年常常处于精神困惑之中，通过选择共同的行为投射自我及自我价值。参加超级女声有助于青少年在群体中得到相互认同，以达到精神上的安慰与稳定。超女迷们在观看和参与投票的过程中，培养了一种特定的群体认同和归属。再次，有助于青少年实现自我心理平衡。当少年儿童进入青春期，原先的自我同一性遭到破坏，因而常常陷入困惑、矛盾和不可自拔的心理冲突之中，原先那种平静的内心平衡被打破了，自我出现分裂和危机，进而出现种种不良行为反应。为了获得新的自我平衡，往往重新寻找一种模特作为自我平衡的对象。参加超级女声的行为可以看作他们寻找新模特，实现新的自我平衡的心理途径。这种行为是自我否定期求得自我肯定的一种特殊形式，是青少年追求理想自我的体现。
超女现象也引发了诸多的争议：
第一，导致青少年社会角色类型错位。社会角色，通常是指处于一定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的个人依据社会对他的要求和期望，凭借自身主观能动性而适应社会生活环境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一个人进入社会生活，扮演何种社会角色，是由社会期望和个人角色扮演能力两方面决定的。因此，个人社会角色获得能力的增强很自然地成为社会合格成员的标准。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是由各种各样的关系构成的，人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不同，扮演的社会角色也不一样。青少年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模仿的对象特别重要。从传媒效应上来讲，超级女声是在青少年中具有很大社会效应的偶像，为这些青少年提供了参照的榜样，使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对偶像的认同，进而仿效其行为特质、仪容特征等等。而被卷入超级女声狂潮的女孩大多是十几岁的中小学生。这些人并没有很好的音乐素养、演唱技巧和艺术水平。并且，他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生产技能。这使得他们对自我扮演何种社会角色没有一个恰当的评估，导致社会角色类型的错位，使他们同主流社会形成一种离散关系。很多人对于超女张含韵荒废学业提出了批评，更重要的是她的这种行为一旦形成示范效应，将对青少年产生极为不良的影响。
第二，使青少年的价值取向出现错位，也对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形成挑战。超级女声助长了青少年的浮躁风气，使他们梦想着一蹴而就、一举成名、一鸣惊人，滋长投机取巧的心理，而缺乏脚踏实地、积极进取的精神，这给青少年带来片面追求个人私欲的利己主义心态、崇尚感观享受的享乐主义心态，而人生思考的理想主义成份大大减少。对于今天的青少年来讲，一个切实的近期目标，比看不见的远大理想更有吸引力。如果长期受到这种价值观的刺激和感染，不仅会淡化社会化教育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还会使他们已初步形成的良好品德、兴趣与需要结构发生变异，使价值取向出现错位。在这种情况下，超级女声的影响面越大，意味着其中的负面价值导向的影响面也就越大。
第三，“超女”所传达的审美文化是否低俗也引发了众多的讨论。有人认为，“超女”们的流行颠覆了人们心目中温柔、美丽、纯洁的既定的完美女性形象。而“超女”们的美正在于她们敢于张扬个性，表现自我，而不是为了去迎合他人的审美趣味。从玉女的时代到“超女”的时代，人们的审美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娇弱文雅的女性到健康活泼的女性，从皮肤白皙的女性到皮肤小麦色的女性，从柳叶弯眉杏核眼到李宇春式的俾睨一切的单眼皮小眼睛，从仕女图中的樱桃小口到朱丽娅·罗伯茨式的性感大嘴，从玉女们的白衣白裙、长发飘飘到何洁式的热衣热裤、李宇春式的招牌短发……人们的标准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改变。在现代社会，人们的身份是具有多样性的，人们的价值取向也越来越多元，因此我们应该承认并且维护这种差异性。也有人认为“超女”体现了某种低俗趣味，玷污了艺术。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刘忠德对“超女”提出批评：“超女”在整个大的环境中造成了一个极坏的影响，它使青少年放弃了对学习的关注，希望能够一夜成名，一日暴富，从而使许多年轻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发生着变化，认为不需要经过多少努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成功和辉煌。他认为当前娱乐文化的恶俗化倾向对青少年的毒害是深远的，对教育是极大的破坏，并建议有关管理部门加强监督管理。也有人持中立态度，比如张颐武认为在推广高雅文化的同时，没有必要刻意回避或扼杀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中的俗文化虽不值得提倡，但也不至于扼杀，同时可以对大众文化中的恶俗和庸俗部分加以管理引导。
非诚勿扰及相亲节目的是是非非
简介:
《非诚勿扰》是江苏卫视一档适应现代生活节奏的大型婚恋交友节目，为广大单身男女提供公开的婚恋交友平台，精良的节目制作和全新的婚恋交友模式得到观众和网友广泛关注。新节目的互动形式将完全突破过去传统的交友方式，完全体现新时代男女的婚恋观。节目中有24位单身女生以亮灯和灭灯方式来决定报名男嘉宾的去留，经过“爱之初体验”、“爱之再判断”、“爱之终决选”、“男生权利”等规则来决定男女嘉宾的速配成功。
《非诚勿扰》这档节目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收视率一度高达4.53%，居全国第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和以前的婚恋交友节目有所不同，有三个新的亮点：第一，制造节奏和戏剧化效果。总策划王刚说：“虽然之前婚恋交友节目很红，但是我们现在的节目绝不是老节目的拷贝。过去的交友节目是男女数量相等的，一轮一轮配对，节奏会很慢。但是我们的节目是在男女人数极端不平衡的状态下进行的，可能是一个男的面对二十四个女的，那么这个里面就会有一个戏剧冲突的效果，节奏也会很快，会是5分钟进行一轮配对，比较符合年轻人的欣赏习惯。”第二，除了节奏和戏剧化效果之外，《非诚勿扰》的另一个看点是会真实的体现出现代婚恋观。王刚说：“我们不会刻意地鼓吹什么，但是节目的设计就会让大家看出现在年轻人的婚恋观。比方说一男对多女的情况，有的男士我们觉得很优秀，但是他会立刻被淘汰，有的男士看不出优点，却很受欢迎……那么，年轻人的价值选择自然而然的就在里面了。”独特的让年轻人自主选择之余，《非诚勿扰》也会采用专家团提意见这种形式，讨论现在网络上和社会上非常流行的切合实际的话题：房子、孩子、婆媳关系等等。总结下来，这种约会玩法既很潮，又是有内涵的。用制片人王刚的话说，就是“落点会很深”。第三，主持人有个性。主持人孟非原来是一档新闻节目的主持，让一个新闻面孔来主持这档节目，的确是有点让人惊讶。但是在王刚眼里，这是很自然的选择：“我们是一档落点比较深的交友节目。我理想的主持人就是成熟稳重有内涵的男士。我不需要蹦蹦跳跳活跃气氛的娱乐主持人，我们希望主持人有阅历，对情感有自己的认识和体会，能在讨论中有观点。”孟非的成熟、机智、幽默，既严谨又不失风趣，分寸拿捏得当。节目的点评乐嘉也是极富个性，他是是性格分析应用领域的专家，他言辞犀利，分析到位，加强了整个节目的戏剧性。
由于节目中出现了一些拜金、低俗言论， 2010年6月9日，针对《非诚勿扰》等婚恋节目，国家广电总局正式下发《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的管理通知》及《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情感故事类电视节目管理的通知》两份正式文件，对“相亲类节目泛滥、造假、低俗”等倾向着手整饬，指出“严禁伪造嘉宾身份”、“不得以婚恋的名义对参与者进行羞辱或人身攻击”、“不得展示和炒作拜金主义等不健康、不正确的婚恋观”。今年以来大热荧屏的各大卫视相亲节目遭到棒喝，通知中被点名的《非诚勿扰》、《为爱向前冲》等节目在接到通知后均表示已经组织相关部门认真学习，仔细检查节目内容，严格对照执行。为确保节目真实性，节目组逐步构建了确保嘉宾身份真实、表达真实的“四道防线”：包括调整嘉宾选择标准，从综合考虑外形、表达、职业、价值观等多方面因素，调整为以“真实、真诚、健康、有强烈相亲欲望”为第一诉求；规范嘉宾选择流程，通过身份证、户口本等有效证件对其所填写的个人资料予以核实；拓展嘉宾信息来源，通过对入选嘉宾所在单位或居委会、街道的实地采访或电话沟通，核实个人信息真伪，并对其生活状况、个人性格、价值观念等方面情况深入了解；开放录制现场，邀请主流媒体共同监督节目制作流程。改版之后节目的扰收视有所下滑。
分析：
《非诚勿扰》的火热也引发了大众对婚恋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热烈讨论。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方认为，，节目中的拜金言论、低俗言论以及炒作个人隐私会败坏社会道德，节目的诚信度也让人怀疑。
节目运用了很多低俗、拜金言论来吸引观众眼球，网友把马诺的言论做了一个雷人语录：1，一位爱好骑自行车的并且无业的男嘉宾问马诺：你喜欢和我一起骑自行车逛街么?马诺毫不犹豫的回答：我更喜欢在宝马里边哭。于是男嘉宾以被拒绝而默默的离场……2，又有位男嘉宾是一个做外景主持，他想表现自己的口才如何好。马诺毫不留情的对这个男嘉宾说：“听你说话，我就觉得你欠抽，我去找鞭子去，这里哪有鞭子，快给我……”3，主持人：这次男嘉宾选择的让他心动的女孩，还是你，马诺，你有什么想说的，你想到了么?马诺用很拽的语气回答：想到了。4，一个身材有点胖，肚子有点大的男嘉宾上场了，马诺说：“你如果戴上一个长头发的假发套，我一定会觉得是孕妇。”5，一个很老实的男嘉宾上来了。马诺：“我觉得应该放歌曲《解脱》，你赶快下去吧。”6，一个开了几家健身房的男嘉宾上来了。马诺说：“我喜欢她的胸毛，特别的性感!”这个男嘉宾对女朋友的要求是不要太多干预自己的做事情，马诺抢道：“我也希望我的男朋友不要管我，我多晚回家都不要管，晚上回不回家也不要管我才好!”结果把那个男嘉宾给吓倒了，男嘉宾毫不犹豫的将马诺的灯给灭了，让她也尝尝被人拒绝的滋味。7，一个长相很帅气很像韩国偶像剧中男主角的男嘉宾上来后，当谈及自己曾经谈过7、8个女朋友后，很多女嘉宾灭了灯，但马诺的灯还是亮着，她还特显呗的说道：“还没有我零头多呢。”
因此有人给节目定了八宗罪：一是节目内容、形式雷同，抄袭之风盛行；二是崇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忽视情感交流；三是盲目追求收视率，刻意制造敏感话题，刺激观众的窥视欲；四是节目嘉宾不少是“托”，相亲变为“演戏”；五是女嘉宾频出“丑闻”“绯闻”，恶俗炒作吸引眼球；六是语言暴力充斥节目，嘉宾言语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毒舌”飞舞，缺乏平等交流；七是把庸俗当脱俗，让低级趣味成为流行，随意贬低“真善美”的主流价值观，突破社会道德底线；八是虽为相亲节目，却真情匮乏，真爱难寻。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魏剑美说，这些相亲节目，把年轻人拜金、自私、造作、享乐的爱情观、价值观一次次放大。“节目中满是作秀的痕迹，节目人员事先埋好非主流价值的地雷，等着大家去踩。而嘉宾之间互相谩骂、羞辱，似乎成为节目最大看点。”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丁加勇说“相亲节目无可避免地要落到男女之间经济、感情的价值观之上。这类节目可以成为价值观的辩论场，却不应是低俗丑陋文化的传播地。应当通过节目筛选、主持人引导、后期制作等环节，给受众以正确的价值引导。”像“宁坐宝马车里哭，不坐自行车后笑”这样赤裸裸的拜金主义爱情观充斥荧屏，以貌取人、以财取人、讥贫笑困，赚取廉价笑声，“雷人雷语”不断。而某些本该做荧屏价值观“守门人”的节目主持人，却常常美丑不分，借机炒作，“雷上加雷”。“贫贱之交不能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无论对待婚恋、家庭，还是金钱、友谊，我们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优秀的传统美德。而歌颂真善美，鞭笞假丑恶，早已是历代优秀文艺家的基本价值取向。作为当代具有广大观众和广泛影响力的电视娱乐节目的主持人，更应该做好弘扬社会主义道德，抵制各种错误观念的荧屏价值观“守门人”。
另一方认为，这类节目虽然有它的缺点，但是它提供了一个大家讨论问题的平台，不应该封杀。
一位网友在网上留言：“我不相信这个舞台上牵手走下去的人，就真的会成为男女朋友，更不相信这个舞台上所有的人都能找到真爱，并走入婚姻殿堂，但仅仅是这个相亲的过程，就能给观众带来很多不同的感受，悲愤的、喜悦的、可爱的、感动的、无语的……但是这些情感或者说感受，不正是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吗？因此说，《非诚勿扰》不仅仅是一个娱乐节目，也不只是一个相亲舞台，而是一个人生的大舞台。”
清华大学电视研究学者尹鸿认为，任何电视秀都不能全面的反映社会现实。他之所以推荐《非诚勿扰》，是因为“它更具话题性、争议性”。“（为什么这个真人秀如此受欢迎？）中国社会环境正在转型，人们能大胆在公众面前表露他们的私生活和爱情观。”
《北京青年报》的一篇评论《主流不避支流》则这样回应道：“驱逐所有‘拜金女‘、‘宝马女’之类的女性，或许可以使这些节目显得更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要求。但主流从来不能以逃避‘支流’的冲击而独善，却恰恰必须在与各种‘支流’的碰撞和竞争乃至对不同支流的包容接纳中，展示其力量和美好，并被大多数人所认同和接受。”
节目支持人孟非也说：“这应该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提到，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充分挖掘和鼓励不同阶层、不同群体所蕴含的积极向上的思想精神，更好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最大限度地形成思想共识，凝聚力量，齐心协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因此，很多人认为，《非诚勿扰》的重心不在于“相亲”本身，而在于通过这样一个电视传媒平台，让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思想情感、爱情观、婚姻观、价值观得到最大限度的交流。
应该说，以上两种观点都有其道理，我们在坚持社会主流价值观，反对低俗、拜金的错误观念的同时，也应该让各种不同于主流价值观的言论给予适当的宽容，只要它不能对主流价值观取而代之，就可以通过两种价值观的碰撞和争论来进一步巩固我们的主流观念，从而推动社会的道德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