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浅论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
儒家思想自产生之日起就颇受瞩目，其侧重社会取向的价值观，富有伦理特色的政治观，追求自我完善的道德观，在封建时代长期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在世界观方面，它是理性的；在人生目的方面，它是功利的；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方面，它是和谐的。这些都与现代社会的观念基本相通，是富现代性的。可以说，儒家思想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资源，挖掘它的积极面，对市场经济有着建设性作用，对现代管理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在世界观方面，儒家思想是一种理性的文化，同现代社会的理性世界观有着一致性，它对世界的基本看法以及社会政策制定的原则，同现代资产阶级思想是相通的，所以，它能够迅速理解并接受现代的理性文化，从而使东亚社会先于其他落后地区，选择了现代化道路。关于世界起源问题，在孔子时代没有明确的答案，但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尽管中国的民间传说也有盘古开天地的故事，这不是中国思想的主流。到南宋时代，朱熹在从理性的直观推理出发，认为宇宙原是一团气，按照一定的理演变而来，他认为：“天地初，只是阴阳二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生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之轻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只在中央不动”“造化之运如磨，上面常转，而不止万物之生，从磨中撤出，有粗有细，自是不齐”尽管朱熹的语论不科学的，但他是理性的，而不是非理性的迷信。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同近代资产阶级思想一样，也认为世界万物是大自然根据一定的规律自然生成。只是儒家的持论立说更多的带有一种非科学的经验主义色彩。
儒家思想认为具体的社会实践准则是人类利害关系的产物，所以，孔子、孟子等儒家先师在制定基本的社会准则时，都反复强调对人们生存的利害关系。关于统治社会的基本原则，儒家思想认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所以，统治者要想长治久安，必须得民心。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孔子主张法制与礼治都不可少，但重点在礼治，因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社会将更加稳固。鉴于中国是小农经济的专制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无非是君臣父子关系，所以孔子主张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要君、臣、父、子各行其义务和责任，社会就可以和睦安宁。为此，首先要维护家庭的稳定，因为“国之本在家”。要重祭祀，他认为祭祀可以提醒相互间的血缘关系，有利于团结。提倡孝道，又宣扬忠，忠孝并列。此外，为了保证政府能够行“仁政”，还必须有德才兼备的官员，所以要尚贤。儒家的具体实践原则，都是本着理性的精神，在一定的环境中，依据人们的利益需要制定出来的，是可以理解的东西。儒家思想同现代社会的观念有着相似或较为一致的地方。
由于儒家文化的理性特征，东亚各国相对别的落后区域而言，很快就认识到自己的落后，认识到必须采取西方先进的生产活动以及社会组织方式，国家才能转弱为强，因而迅速地选择了现代化。理性的社会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因为它的一切政策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依据人们的利益需要制定出来的，因而一旦社会环境发生变化，人们的利益发生变化，某种政策如果不再能证明自身的存在对人类利益的必要性，很快就会被人们所摒弃。也正因为理性的思维方式使然，二战后的韩国、台湾、新加坡尽管资源贫乏，但由于他们理性地选择了现代化道路，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另外，作为个人而言，由于理性的、以自身利害为准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人普遍主张“入乡随俗”，“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使得身在海外的华人，尤其是东南亚的华人，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理性地适应了当地的生活方式，在夹缝中闯出了一条成功之路。
二、在人生目的方面，儒家思想是功利的，东亚的儒家思想把人生的目标放在现世，追求现世的成功，有强烈的成就动机，这同现代社会价值观有共通之处。儒家学说实际上是功利的积极鼓吹者，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⑹，只要能发财，无论从事什么职业。但儒家思想并非主张放纵人欲的发展，孔子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也就是追求富贵不得损害社会秩序。朱熹对此说得更明白：“然须是食期所当食，饮期所当饮，乃不失所谓道心。若饮盗泉之水，食嗟来之食，则人心胜，道心亡矣”[8]。在儒家这种思想支配下的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功利主义者。自秦汉以来的中国一直就贯穿着强烈的功利思想。在儒家思想影响下，东亚民众普遍鄙视懒惰与不思进取，崇尚勤俭与成功。各行各业的人们，起早贪黑，勤奋异常，而在家庭消费方面，非常节俭，为的就是发财致富。由于古代生产力水平不高，依靠农业积累财富需要很长时间，长此以往，使得中国人在勤俭方面，世界闻名。由于农业积累财富缓慢，艰难，因而做官是一条便捷的致富之路。中国自秦汉以来，除国君外，行政官员均对民众开放，任人唯贤，“学而优则仕”，自隋朝就确立了科举制度。所以一般民众就把读书做官视为成功发迹、光耀门楣的终南捷径。儒家文化在人生目的观方面所具有这种强烈的成就动机，正是现代社会大力提倡的东西,它对东亚现代化成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现代化首先主要是经济的现代化，要使民众投身于现代工商业活动，强烈的功利心是必需的。一个国家的国民清心寡欲，懒惰而不思进取，势必影响工业化的速度。而儒家文化濡染影响下的东方民族恰恰是既勤奋又俭朴，既积极进取又颇讲求实用、功利。战后的日本被称为是工作机器，他们把工作视为快乐。各行各业的发展，都需要现代技术和管理人才，东亚地区的民众由于受上千年“读书做官论”的儒家文化观念驱使，很快就实现了教育的普及。同其他国度的、处于同一体制下，东亚人拥有更高的教育水准，更多的勤劳，那么，对东亚经济的奇迹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在人生目的观方面，东亚儒家思想所具有的强烈的功利动机，同现代社会是共通的，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它为东亚现代化提供了强劲的心理支持。
三、在社会关系方面，儒家文化统治下的东方社会，重法治，但更推崇礼治，因而具有教强的和谐性与稳定性，这种方式有利于社会化的、分工合作紧密的现代社会，这种高度的社会整合性是东亚经济起飞的秩序保证。孔子认为如果专讲法治，人们虽不会犯法，但缺乏廉耻感，社会仍不安定，如果“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就是说人民触犯道德的事都不敢去做，那么就更不敢触犯刑律了。所以，礼治比法治更重要，因为它能防患于未然。因而中国自从专擅法治的秦朝灭亡以后，历代王朝为了长治久安，都在健全法治的同时，更加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儒家道德说教的内容，后人总结为“八德四维”，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与“礼仪廉耻”。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四维八德”，中心精神是强调责任与义务，注重集体与和谐，不大重视个人的权利。这种思想确实一如有些学者所论说的，不利于创新与主动，也不利于养成民主的气氛，容易导致人治。但是，也应看到由于儒家思想注重社会的协调，也就导致在同样的生产活动、同样的社会体制中，它所主宰的东亚社会，更具有整合性和稳定性，而现代生产又是社会化生产，需要社会各个部门密切配合，分工合作，所以，儒家思想处理社会关系的方式为东亚现代化得以迅速发展提供了秩序上的保证。
在东亚现代化过程中，政府在经济计划制定方面，注重整体的和谐一致，讲求完美，讲求照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取得社会各个方面的理解和协助，因而制定计划无不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广泛地搜集材料，争取广泛的社会参与，反复斟酌，最后博得各个方面的认可，方才付诸实施，所以，一般都能顺利完成。在经济计划的执行方面，由于东方社会强调责任与义务，强调忠孝仁义等，养成了人们对权威、长辈的尊重与服从。领导人在作出决定时注重社会的协调，因而日本、韩国、新加坡在现代化过程中，整个现代化工作成为一项设计严密的庞大工程，整个社会在政府的指挥下，有条不紊，现代化成为举国上下的一项运动，因而进展神速，不过二三十年就完成了现代化工作。
综上所述，在世界观方面，儒家思想是理性的；在人生目的观方面，是功利的；在对社会关系的处理态度方面，是和谐的。儒家思想的这些基本观念是可以适应于现代社会的，同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有其共通联接的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的一些观念具有现代性的一些合理内核。正因为儒家思想所具有现代性合理内核，才使得深受儒家文化濡染的海外华人在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很大成就。可以说，儒家思想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重要源泉，对市场经济有着积极影响，其具体作用从两个方面分析：
一、儒家“见利思义”的义利观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向着健康方向发展
前面说过，孔子承认致富达贵的欲望是人所固有的一种属性，但是反对不义之财。儒家“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义利观，“生财有道”的正当经营思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遗产，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依则，无论在过去或现在都有其积极的社会意义，在新时代条件下，阐扬“见利思义”的义利观有助于弘扬奉公守法、文明经商，讲究商业道德，正确处理好个人与他人利益或社会利益的关系，在今天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更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二、儒家伦理道德观对市场经济发展有着正面的价值。
1、诚与信儒家强调最根本的君子人格就是诚信。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以诚待人，不仅是儒家君子人格的重要修养，也是一种最基本的商业道德。签订合同、协议的双方，必须履行承诺，恪守信用，坚决执行。在当今市场经济活动中，有不少违背诚信道德、弄虚作假的缺德行为，假发票、假证件、假学历、假身份证……这些“假”与不守信用的现象，都是同诚信待客的社会主义商业道德背道而驰。市场经济，商品竞争，呼唤着儒家伦理道德中的诚信品格，儒家的诚信待人的道德规范，应该而且可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2、和为贵儒家强调人与人之间和气相待，和睦相处。儒家认为，“和”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以和为贵，以和为美。正所谓“和也者，天之达道也”。把儒家的“和为贵”的伦理道德思想运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就要提倡“和气生财”的新商业观。有人说：“商场如战场，同行如敌国，市场竞争不可调和。”这种看法是片面、有害的。战场、敌国属于敌我矛盾的范畴，而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商业竞争，属于人民的内部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中的“死”与“伤”，和“敌国”、“战场”的“死”与“伤”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我们按照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和儒家“以和为贵”的伦理道德办事，那么，就可以化敌为友，化干戈为玉帛，变竞争对手为合作伙伴，从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可能减少商业摩擦和阻力，建立一种广泛的内外和睦协作的商业关系网络，以广开财路，广辟财源。可见，儒家“以和为贵”的思想，是搞好市场经济人际关系的润滑剂，是实行良性竞争循环的法宝。
3、节且俭儒家提倡节俭，反对奢侈腐化，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目前，在市场经济，商业交往中，讲排场、摆阔气，铺张浪费现象比较严重。在大力倡导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浪费已经不单单是个人的品质问题，资源的浪费最终会害了浪费者自身。因此，在发展市场经济、人们生活逐步富裕的情况下，仍要发扬儒家关于“节财”的俭朴思想，坚持勤劳节俭，不断增加积累，扩大再生产，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4、仁和爱“仁”是什么？孔子说：“仁者，爱人。”[10]又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孔子看来，“仁”就是“爱人”，“泛爱众”。从积极而言，“仁”就是“立己达己”，“立人达人”；从消极而言，“仁”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是儒家一种最高的道德准则。“仁”字“从人从二”的“二”字，包括有正确处理好“己”与“人”的两方面关系的意思。一方面，对自己“立己达己”，对他人“立人达人”；另一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就是“立己达己”，“立人达人”的统一。我们把这种“仁爱”的道德观应用到市场经济领域去，就要求人们做到“互利互惠”。一方面要敢于和善于追求个人正当利益，争取个人在法律和政策范围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又要惠及他人，利他益众。社会主义市场竞争，应当公平合理，利他利己，兼顾各方。
以上“诚与信”、“和为贵”、“节且俭”、“仁和爱”四种儒家道德行为规范，是四味颇为有效的、能医治当前市场经济活动中常犯的弊病的良药。对上述传统道德规范做出新阐述、新改造之后，使其基本内涵同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在价值取向上趋于一致。使之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思想的对待思维方式对现代管理也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所谓对待思维的观点,即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相对立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可以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包涵。儒家经典中的“义与利”,“经与权”,“修已与安人”等思想,就体现了这种对待思维的观点。今天,在审视儒家文化的时候,其对待思维方式,对现代管理能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一、“义以利生”:义与利的对立统一
这里利是收获财物,义是分配产品。义利关系好比是生产和分配关系,在一个企业当中如果管理者私心很重,在分配中不合理地多占了财物,那么下属和职工必然会产生怨愤,反之职工则会心情舒畅,积极性提高,产生更多的利。义是手段,利是目的,两者对立统一。礼就是制度,礼的规定是为了保证合理的分配,也即是义,实行合理的分配,就能产生更多的社会财富,也就能更多满足百姓的需要,人们也就能安居乐业。儒家将“义以利生”作为管理价值论,首先强调的是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乃是人之常情。其次强调取物应当取之有义,符合公认的道德标准,不能多占他人的物质财富。在我国一方面是生产力比较落后,人口绝对数较大,十多亿人共同享有这有限的物质财富,有平均主义的心理倾向,如果差距太大,有一部分人得不到温饱,就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另一方面,对于共同创造的社会财富不能持一刀切,人人平均,否则调动不起人的生产积极性,尤其是有才能的、能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这部分人的积极性,致使劳动生产率低下,社会发展停滞。因此,管理者怎样合理地处理“义利”关系制约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要使企业既充满活力,朝气蓬勃,又能使其中每一个成员不致因收入或分配上的差距太大而怨声载道,这就要求管理者正确处理好义和利的关系,合理摆正两者的位置。
二、“执经用权”：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经”与“权”是一对矛盾,“执经用权”表明应该如何合理的解决这对矛盾。何谓“经”与“权”?“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13]。意为男女不亲手交接东西,这是古代的礼,这是人人必须遵循的原则,即是经。但在特殊情况下如嫂子掉进河里,不用手去接她,她会被淹死,这样用手去接她不但不违犯经、礼,而且还合乎情理,是权。相反,一时拘泥于礼,不伸手去救她,形式上尊礼,而实质上连野兽都不如。这是儒家对“经”与“权”的朴素阐明。在现代的企业管理中很多管理内容是有章可循的,具有较强的规律性,这按照儒家的解释即可为“经”,这里的“经”是管理学中的“经”,但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先循照依据,照章办事,往往是事与愿违,犯教条主义,例如在组织规模上,如果一个组织的成员由两人增加到二十人时,团体绩效会发生许多变化,这时管理者不能总是一成不变,一味采用原来的管理态度和方法。我们常见在规模很小的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经营得头头是道,一但规模扩大,顿时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这就说明虽然掌握小企业规模运作的“经”，但规模、人数发生了变化时,却不知怎样转化这种“经”,即不知如何运用“权”。现代管理学中的“权变理论”提出环境的变数与管理观念和技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即在通常情况下,环境是自变量,而管理观念和技术是因变量。例如,在经济衰退时期,企业在供过于求的市场中经营,宜采用集权的组织结构,如果在经济繁荣时期,在供不应求的市场中经营,采用分权的组织结构更好一些。现代管理中的“权变理论”与中国传统儒学中的“执经用权”思想不谋而合,所以传统中的某些成份在现代社会中依然有其发展与存在的合理空间。
三、“修已安人”：自我管理与管理他人的对立统一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孔子提倡的管理四步曲。修身作为管理实践的开始,其根本的目的在于安人。安人就是满足人的精神上与物质上的需要,最终目的是为了使组织成员各得其所,各得其安,从而有利于组织目标的实现。作为企业经营者则应通过“身教”将企业文化、经营哲学传递到每个员工身上。“修身”是现代领导者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儒家提倡的“修身”,就其内容上讲有着历史的局限性,从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上来说,与对现代管理者的要求相去甚远,两者虽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儒学倡导的“学而不厌”的精神仍为现代管理者所推崇。现代管理学认为领导者的素质应具备良好的政治品质、知识素养、良好的作风、健强的体魄还要有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社会活动能力等。可见修身的内容不可谓不博。当然具备了这些条件也不一定都能使管理获得成功,因为现代管理活动对管理者,领导者的素质要求是动态发展的。“修已安人”其本旨就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而在一个企业的所有资源中,人是最宝贵、最有潜力的资源。管理者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最有效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但前提必须是满足员工的精神与物质的需求,即如何“安人”。事实证明,我国凡是富有活动能力、生命力强的企业都很注重人本管理,如海尔集团的“OEC”管理模式、宝山钢铁公司的“四成教育”和“五种精神”等都是我国企业实施人本管理的成功范例。
当然，论说儒家思想的积极世一面，并不是说，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已经完成。事实上，儒家思想在现代化进程中也存在着许多局限性：
首先,封建主义的儒学传统阻止了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进程.儒学思想的逐渐政治化、社会化,强化了君主专制正统性意识和家国同构稳定性意识。以“复礼”为社会目标之终极追求，以“天命”为君权神授思维的最高范畴，以“仁爱”为宗法关系的天赋道义，以忠君爱国为政治伦理的最高信念，由此，形成治国平天下的固定规范，君主专政、精英文化、小农经济三位一体，本能地抵抗着“礼崩乐坏”性质的社会变动。这种国家道统到了清代积淀深厚，臻于顽固腐朽，强有力地拒斥西方民主政治、科学文化的传播。守旧派正是以政治化的孔孟之道、封建纲常做武器，对抗“师夷长技”的洋务派思想，重复闭关锁国的老调。认为只要忠于君主、忠于封建纲常，就能自强制敌，就能“收民心以固国本”。戊戌之败、科学与民主的偃息，十足印证了儒学政治思想在中国精英士人阶层以及民众之间的顽固守旧力量和牵制力量，印证了国民对西方资本主义挑战的反映迟钝和心理抵触。“五四”之后封建主义儒学传统变换现代面孔，继续阻碍中国现代进程。
第二，儒学传统对中国现代政治经济也有许多负面效应。有人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的显著特点是封建主义留下的落后东西太多，而资本主义带来的优秀成果太少。诚然在政治层面上废除了封建主义道统，但是，社会的各个层面、人们的各种活动，都留着传统的痕迹。
1、缺乏民主意识的政治倾向，是封建主义形态下儒学的统一特征。虽然儒学也有“民贵君轻”的民主主义主张，但这个民主是为了“主民”专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权力至上的领袖治国方略，威权主义的整体主义主张，使现代领导者在国家实践中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
2、拒斥科学的思想倾向，是儒学传统的显著弊端。从荀子开始，儒家学者一向缺乏自然科学和社会发展思想，“强本抑末”、“重农抑商”，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小农经济传统的弘扬，迫使古代科学技术一直停留在经验科学和工匠技术水平上。尤其导致近代现代当权者、知识阶层重政治教化、轻经济实业、轻科学技术的不正常倾向，整个社会淡薄的科学意识迟滞了现代化。
3、“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给中国现代社会带来排斥经济利益的沉重损失。不论董仲舒阐释孔孟“喻义”、“喻利”、“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思想如何缜密深奥，但它对后人的影响是直觉地强化了只重义不言利、只重政治排斥经济的“倒过来”心理。而到了建国后“左”倾主义猖獗之际，就更简单化了，只要政治之义，不要经济之利。“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的可笑逻辑，只有封建主义愚昧传统才能孕育出来。
4、儒家思想中的等级观念是一种剥夺人格权力、抵制平等竞争、泯灭创造个性的绳网。儒家历来的“牧民”之说，先天智愚人格论，造成人际拘于等级，身份固于贵贱，社会进步受害于“官本位”之陋弊延续至今，尤未能尽除。
5、儒学的负面作用还长期地表现在德治人治对于法制规范的替代排斥方面。儒家重礼轻刑，重道德教化，轻法纪规范，以情代法，政治专断，惟我独尊，对现代社会产生了恶劣影响。
6、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再三强调大一统的传统思想，不能不说反映了社会的客观要求。因为政治上的大一统是华夏族赖以生存下去的先决条件，保卫华夏文化就要坚决维护政治上的大一统。这种思想甚至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演化成我们民族的心理定势。而正是这种牢固的心理定势使我们在历史上多次战胜分裂，维护了统一与强大。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儒家所鼓吹的政治大一统本质上乃是专制主义的政治统一，是超乎经济力量之上的一种政治强制联合，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它又会成为我们民族向前发展的阻力，产生某种消极的影响。
儒家思想的流传几千年，虽然改革开放的今天与春秋末期已是天壤之别，但其依然具有生命力，这缘于随社会形势的变化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企业文化建设也并非一劳永逸，在市场经济瞬息万变的今天，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唯有适时调整自己才能更好。企业家应及时把握各种变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有新的突破，在旧有的传播途径外注意开辟新的通道，让员工在接受企业价值观的基础上及时获得新的观点。而所有这些都可归为：创建以团队协作为基本形式，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为基本方法，以实现共同远景而全力以赴为基本特点的学习型组织。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自创立之日起就颇受瞩目，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曾长期作为社会正统思想，它久经岁月风云的洗刷，已经根植于人们的心灵深处，涵养、陶冶着历代知识分子的高贵人格和浩然丈夫气，今天仍然闪耀着其灿烂的光芒。我们应该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解读、研究它，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使古老的儒学为今天、今后的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做出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