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史学概论考试试题
考据学：①考据学是一种治学方法，又称考证学或朴学，主要的工作是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等。对于考据学，梁启超在“概论”中有几句扼要的话：其治学之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佚，等等。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故亦有“汉学”之目。
②在中国学术史上，考据学同所谓汉学是密切联系的，是汉学家所使用的治学主要方法。清代考证学得到了迅速发展，全盛时期的代表人物有惠栋、戴震等，考证方法大同小异。到了章学诚，又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论点，又前进一步。③考据学使许多面目全非、久已散佚、真伪混杂的文献基本恢复了本来面目，使许多晦涩深奥、不能卒读的典籍，大体可供阅读研究。
口述史学：①口述史：亦称口碑史学。即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或由此形成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学科分支。广义地说，它始现于远古时期历史文献大量出现之前，人们通过口头转述将历史流传下来，后由于文献的日益丰富和后代史学家重视文献而衰落。狭义地说，口述史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当时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室和森林史协会，是最早的两个口述史研究中心。从某个角度说，口述史是重视下层民众历史的产物，因为后者的活动和心理很少见诸文献，为了研究他们，必须借助口头资料或口碑。②口述史学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荷马史诗、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9世纪以前，口头传说一直是很重要的史料来源，直到德国兰克学派兴起，档案库的资料被看作最可信的记录，口述资料才遭到冷落。
法国年鉴派：年鉴学派：20世纪30年代开始萌芽、4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一个法国史学流派，60年代时开始有世界性影响。年鉴派创始之前，其创始人的思想不过是倡导反对兰克模式的“新史学”思想的一部分，是反兰克模式的前驱、德国史学家兰普莱希特和法国史学家贝尔的思想的后继者和发扬光大者。尤其是贝尔和他1900年创办的《历史综合评论》，反对事件的历史和经验的历史，被认为是孕育了年鉴派。年鉴派的创始人被共认是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他们在1929年初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后屡经更名，并于1946年定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持相同主张的史学家们的主要阵地，年鉴学派便因此得名。而费弗尔和布洛赫则被视为年鉴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
乾嘉学派：是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思想学术领域中出现的一个以考据为治学主要内容的学派。主张将义理与考核相结合，以考核为手段去通晓文章、寻求义理。乾嘉学派推崇汉代经说，遵循汉代经学研究，重视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的传统。代表人物有：戴震、段玉裁、王念孙。
“二重证据法”：王国维先生在1926年发表于《国学月报》的凝聚着他二十余年研治古史收获心得的经典名著《古史新证》中，开宗明义就标示他研究历史的新方法：“吾辈生于今日，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新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为之。”以地下的材料鉴较地上的材料，以他国的文字鉴较本国的文字，无限度扩展了材料的范围。
价值：二重证据法的方法论价值根本在于它开拓了史料的来源。甲骨卜辞“有裨于经史二学”；断简空名，可以实指其地；敦煌写本是补订史实、校勘文献的依凭；封泥玺印“足以考正古代官职地理书”；陶器、货币上的文字都“足以考经证史”。
二重证据法的价值还在于它提出了检核传承文献的重要问题。传统的经史典籍作为史料记载史实的可信度，是需要检验的。如，甲骨卜辞这样的不同来源的资料证明了《史记•殷本纪》关于商代帝王世系的记载是基本可信的；有些传统文献如《五帝德》、《帝系姓》、《山海经》历来以其言不雅驯而为多数史家忽视，但地下资料说明它们也具有表示事实的一面。
史家“四长”：
唐代的历史学家刘知几提出才、学、识三长之说，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史德”之说，认为“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
史才，是指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对史料的组织富有逻辑性和生动性，文字简洁、条理清楚。史学，是指史学家历史知识的广博，掌握资料的丰富，考证史料的严谨。
史识，是指所持的观念、立场问题，即应该如何认识历史、判断历史。
史德，是对历史学家人品、道德、修养的要求，就是“著书者之心术也”。
刘知几：“史家三长”： “史才”“史学”“史识”。章学诚在此基础上，又明确提出“史德”是史家自我修养的最高要求。
史学指史家所掌握的历史材料。即史家要有广博的历史知识。
史识是史家的理论水平，也就是说史家要对史料进行比较、鉴别、分析、综合，通过史料所反映的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发现有价值的东西，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
史才指史学工作者的文字表达能力。史学工作者对史学论著的审美意识。“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工。”
史德即“著书之心术”，即史学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要求史学家研究历史要有端正的“心术”。
兰克学派：指以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为代表的史学派别。由于该学派倡导秉笔直书，通过史料批判如实地再现历史，因而又成为实证主义史学流派的同义语。兰克认为，史学家的任务是据事直书，不偏不倚，如实客观。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对史料进行批判检验，去伪存真，由此重现历史，亦由此历史学可以被抬入科学之列。在这一学派中，涌现出大批硕果累累的著名史学家，使兰克模式整整支配了西方史学界近一个世纪之久，而兰克本人则被尊为近代史学之父。由于兰克的前述主张，使得这一派历史编纂偏重于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等，因为大量第一手的、比较可靠的史料来自于政府文件、军事、外交档案及政治家的日记等。此外，“据事直书”的原则导致了其历史著述的特点是叙事、描述，而非分析、概括。兰克学派的这些特点虽有极大的积极意义，但过于绝对地看待历史的客观性，否认史家对史料及史著的渗入，研究范围较狭窄，方法较单一，故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遭到哲学家和史学家的质疑，而在20世纪50—60年代被彻底摈弃，取而代之者是缤彩纷呈的“新史学”诸流派。
年鉴学派的定义、贡献、局限
20世纪30年代开始萌芽、4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一个法国史学流派，60年代时开始有世界性影响。德国史学家兰普莱希特和法国史学家贝尔1900年创办的《历史综合评论》，反对事件的历史和经验的历史，被认为是孕育了年鉴派。年鉴派的创始人被公认是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他们在1929年初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1946年定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持相同主张的史学家们的主要阵地，年鉴学派因此得名。他们主张融合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各门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为一体，历史不再是政治史，而是社会的历史，是“总体史”。在费弗尔所著《为历史而战》中，基本表明了他们的主张：重理论、重解释、重综合。
贡献在于传统史学中历史的那种一成不变的节奏已经被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三种节奏所取代，而在这三种时间中，尤其突出社会时间的重要性."全面的历史"也就是一种"整体的历史"，它强调历史是包罗人类活动各个领域的"整体"，是在这些领域之间相互关联、彼此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关系中得以体现的。
局限"共时性"的研究需要一个相对静止的操作平台，"社会时间"扮演了这个角色。
社会时间相对于地理时间变化较快，这使其能体现历史的流变性质
社会时间相对于个人时间变化又较慢，这又使其能满足"整体历史学"所要求的"共时性研究取向。
试分析纪传体史书与编年体史书各自的优点和不足。
（一）编年体
按时间的先后顺序，将历史内容逐年逐月逐日地编排、叙述的一种史书体裁。
优点：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比较容易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
缺点：将一件史事或某一个历史人物的活动分散于几年、几十年的记载中，结果是 “ 年不一事，事不一年 ” ，“ 一事而隔数卷，首尾难稽。 ”
这种体裁主要适用于记载军国大事和统治者的活动，不适于记述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史事。
（二）纪传体
纪传体史书的突出特点是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中心内容，是记言、记事的进一步结合。从体裁的形式上看，纪传体是本纪、世家、载记、列传、书志、表和史论的综合。
优点：以记述历史人物为中心，可以更多地反映各类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同时，因记述的范围比较广泛，便于通观一个时期历史的发展形势。这是编年体史书所不及的。
缺点：纵向的综合概况力较差，难以反映历史发展过程的全貌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历史的进程和史实被分割于各个人物的传记之中，结果“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
陈垣的“校法四则”265
举例说明整理史料的方法？259
类书在历史研究中有很重要的作用。请举出中国古代重要的类书五种。类书：是指把当代和以前各门类或一门类的资料辑录在一起，便于人们查找的工具书。先秦：《吕氏春秋》魏：《皇览》唐：《艺文类聚》宋：《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明：《永乐大典》清：《古今图书集成》
历史地理学的定义和内容
定义：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它是地理学的年轻分支学科，又与传统的沿革地理研究有密切关系。沿革地理主要研究历代政区和疆域的变迁，在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内容十分丰富，在西方也有类似的研究。然而，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组成部分首先是在西方发展起来的。
历史地理学的基本内容：历史地理学以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为其研究对象。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内，历史地理学研究主要限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除去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外，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区域历史地理和历史地图。
定义：研究人类历史时期的各类地理问题的学科。特别关注历史中的地理演变与地理过程。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它是地理学的年轻分支学科，又与传统的沿革地理研究有密切关系，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组成部分首先是在西方发展起来的。
内容: ①研究对象：历史地理学以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为其研究对象。这里所谓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是限于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地理环境。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了去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外，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区域历史地理和历史地图。②历史地图的绘制：从3世纪时中国裴秀的《禹贡地域图》至今，已有1700年的历史。至今不少国家已有大型的国家历史地图集的出版。
历史地理学的任务，不仅要尽可能地去“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环境，而且还要揭示地理环境发展演变的规律及其特点。因此，历史地理学研究不仅有助于地理科学的前进和理论发展，也影响到历史科学的发展。历史地理学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史学的核心观点及代表人物。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用人文主义观点研究历史的资产阶级史学。反对基督教的神学观点，否定以教会史为中心的编史体系，以希腊、罗马时代的史学传统为楷模，把历史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斗争武器。
代表人物布鲁昂、比昂多、马基雅弗利、勒卢阿、让·波丹、托马斯·莫尔、培根
核心观点是同中世纪的宗教世界观决裂，摒弃神定论观点，开始以现实主义的态度，用“人”和“人事”的观点来考察和叙述历史，并试图用社会现象和因果联系来解释过去。使史学超脱文学领域，以史论政，将史学同现实的国家生活联系起来，将人文主义史学推进到新的阶段，否定基督教的超验论
为什么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如何进行史料搜集？251
因为：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史料是否充备和正确，也是确定历史学家选择研究方向的重要依据。史料可以使各种现象互相补充、相互论证，对正确描述历史事实、取得科学的结论和阐述观点有极大的帮助。
如何搜集和整理史料？P255
7、史学研究为什么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使哲学获得了科学的性质，又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哲学唯物主义贯彻于历史领域之中，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有了唯物史观的指引，史学才发展成为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史学的灵魂，是史学发展成为科学的关键。我们研究史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作为指导。
哲学从世界观的高度指导和高度影响史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研究的科学指南；历史学的研究成果为哲学的发展提供材料和论据，是哲学的重要基础，从而推动哲学向前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正是我们从史料烟海中辨认历史发展规律的指南。
历史上被歪曲记载了的事是很多的。要使被歪曲、颠倒了的历史恢复本来面目，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重新进行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史学的指导作用
可以指导在历史学习和研究中发现旧史学歪曲史实，任意评判历史的谬误；能帮助史学工作者提高理论思维的能力，以便认识历史的本质，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能有效地指导史学改革，更新史学观念，开创历史研究的新局面。
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1）历史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依据2）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研究的指南，而不是一种现成的公式，不能随意用来套用，更不能任意阉割使用。
你认为史学危机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学习历史究竟有没有用？
原因A．基本自然科学知识的贫乏
B．缺乏理论创新和宏观研究
C．为文“四病”：教条作风“罢黜百家，独尊马列”；西学门面：满纸概念、文摘、外文参考书；乾嘉习气：乾嘉学者国学根基深厚，精于考订；八股章法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千篇一律
D．历史责任感的沉沦
(一)历史认识对现实社会具有重大的指导和影响作用
(二)历史的具体功用
1)指导人们社会实践的功能
2)认识历史发展规律、预见未来
3)陶冶人们的品格情操和启迪人们的智慧
4)增强参与意识，提高执政水平，积极参加社会决策
补充参考：
史学危机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学习历史究竟有没有用？
研究目标和方法的缺陷,社会功用的丧失及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冲击是史学危机的主要原因
不单单是历史，绝大部分人文学科一般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所以给人以无用的感觉。
学习历史肯定有用！
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人类认识活动中的作用，一是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作用。
历史学的教育功能：广义的历史教育，包括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启迪人们重视自身的品德修养、积累丰富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凝聚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和历史的使命感等等。狭义的历史教育，指历史知识的教育，这是广义的历史教育的基础和前提。
历史学有什么社会价值？
（1）以史为鉴 —指导人们社会实践。总结中外各国历史上的成败得失、治乱兴衰，为现实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
（2）继往开来 ”—陶冶人们精神品格
(3)温故知新 ”— 传承文化财富
回到历史上，历史就是过去的事，是人类共同的记忆。没有历史就没有过去，没有过去就只能重新开始。
一个人没有记忆会怎么样？做任何事都是第一次做，永远不会有长进。
人类社会没有历史就像人没有记忆一样。
历史就是经验。
可以做考古学家、可以做学历者、可以写关于历史的小说或研究。你不看当今社会，不是有易中天、赫连伯伯、当年明月等人都是说历史、写历史而成名的吗，这能说学历史不能当饭吃。
从历史的功能来看，主要有两点：1.以史为鉴，指导未来，2.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从历史的受益者来看，可以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一个是历史对于个人和企业的作用，一个是历史对于国家的作用。
在我看来，历史就是对人类社会的一个个总结。有了总结，才能有新的出发。
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是可以影响未来的。它影响未来的人们在将要开始一段新的航程之前，必须要审视自己的过去。
史学的基本任务，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叙述真实的历史过程。客观地、真实地、科学地叙述历史，把历史的真相告诉社会，为社会服务。
研究历史，目的就是希望能对人类的未来，做出更完美的规划，帮助人们创造更为光明的前程
如果你对现实感到迷惑，你就去读读历史吧，其实，一切都曾发生过；如果你对历史感到迷惘，你就来看看现实吧，其实，历史正在发生着。
清末启蒙思想家龚自珍有一句名言：“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这句话言简意赅地说明了“为史”与“知道”的关系。意思是说，要掌握社会发展的“大道”，必须首先研究蕴含着社会发展“大道”的历史。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道”中，最“大”者当推治国安邦之道。因此，凡欲治国安邦者，首先必须研究历代为政者的治国之道，特别是治国安邦中的经验和教训，作为自己治国安邦的借鉴。“察古知今”，“彰往考来”，“述往事，知来者”
如何看待历史和现实的关系？
历史是以往的现实，现实有历史的影子，历史对现实会产生影响，现实是未来的历史
一、弄清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自觉地使历史研究为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服务
历史与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历史是过去了的观实，现实是历史的继续和发展。人们既不能离开历史的基础进行生活和创造，历史也不能不在现实中留下痕迹和影响。
解决现实问题需要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也需要了解现实，这是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的另一个仍面。研究历史需要了解现实，解决实际问题也需要研究历史的道理
二、弄清历史与现实的区别，使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服务
A现实是发展变化了的历史，旧的东西已大量消失，新的东西又大量产生，二者表现出很大的不同.
B 历史是已经完成而过去的，现实是正在进行而没有结束的，这也是历史与现实的区别
C历史是稳定的，现实是发展变化的，历史研究要与现实政策相协调，决不是提倡歪曲和篡改历史
三、辨证地对待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不因联系忽视区别，也不因区别忽视联系历史与现实既然是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那末，在处理它们的关系时，就不能忽视其中的任何一个表面，即不能因联系忽视其区别，也不能因区别忽视其联系。如果忽视了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引出不正确的结论，无法做到使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服务。
你认为当代中国史学最值得反思和总结的教训是什么？
当代中国的史学建设需要理性
当代中国史学建设的历程，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种种成就，同时也有许多值得记取的深刻教训。
其中比较突出的，首先是如何看待历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五四”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一直坚持历史研究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主张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从而在继续传统史学“经世”观的基础上，构筑起一种与其社会政治实践相辅而行的现代史学功用观。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这种观念既引导其史学发挥过积极的革命宣传作用，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偏向。对此，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建国初期便作过反省。如范文澜即称自己编写的旧本《中国通史简编》“有些地方因‘借古说今’而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认为“假如简单地借古人古事来类比今人今事，这就不是‘一切以条件、地方以及时间为转移’的历史的观察社会现象的态度”】翦伯赞在1952年发表的《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也自我检讨说：“我在解放以前，也常用以古喻今的方法去影射当时的反动派。其实这样以古喻今的办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熟悉。”并指出无论是把历史现代化使之符合于现实，还是把现实古典化去迁就历史，两者都是非历史主义的。其时党中心机关刊物《学习》编辑部还发表文章批评“借古说今”的方法“是违反历史主义的”，指出历史研究固然“应该和当前的某种政治任务相配合，然而我们不应该用简单的历史类比来实现这种政治任务。”因为它“不能使人正确熟悉历史事件，而且会模糊群众对当前伟大的政治运动的熟悉。”这也许可以视为当时史学界的一种新熟悉。
不过，从后来的情况看，这个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50年代后期相继提出的“厚今薄古”、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等口号，使史学功能泛化和完全政治化的观念，一直处于不断的膨胀之中。1958年，陈伯达在全国科学规划会议上提出了“厚今薄古”的口号，此后在史学界和各高校历史系掀起了名为“拔白旗、插红旗”的“史学革命”运动，要求一切历史科学，无论古今中外，都必须配合当前的阶级斗争，为现实政治服务。“历史研究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一口号遂被正式提出。在“左”的思潮的干扰下，阶级斗争观点被简单化，历史学开始滋长严重的实用主义倾向。为现实政治服务被认作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根本任务和终极目的，而在实践中，更被狭隘地理解成为当前的政治运动服务，乃至为现实的政策作注释。这种倾向一度完全支配和规范着史学界的发展，使历史学渐至丧失了作为科学研究的独立性。
对于“史学革命”造成的极大混乱，当时就有一些史家提出了不同看法。饶有意味的是，提出者正是以前在这方面有过教训的史家。如翦伯赞指出：应严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把历史事件和人物放在他们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分析。并强调说：“不要类比，历史的类比是很危险的。在不同的历史基础上，不可能出现性质相同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不要影射，以古射今或以今射古。”吴晗也指出，当时的“历史学界有一种宁左勿右的倾向”，认为“只从今天的某些政策、方针出发，强迫历史服从今天的实际，是非科学的、非历史主义的学风。”邓拓在论及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时还提出：“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是可以区别开来的。即使有些问题可能和某些政治观点相联系，也还是可以讨论的。”甚至提出“除了政治上的六条标准以外，要鉴别学术水平的高低，历史学界还可以有自己的标准。”这些呼吁，对抵制“左”的思潮和当时一味强调史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虽然起了一定的纠偏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尖锐化观点的盛行，很快便被沉没在一派“左”的声浪之中。
1965年，在康生的支持下，戚本禹在《红旗》杂志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极力鼓吹：“历史研究从来是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的一个领域”，“为革命写历史，一定要在思想上同客观主义划清界限，一定要摆脱他们的思想影响。”其所谓“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说法，是以历史学必须为当前政治需要服务的更加穿凿和简单化的说法。文中还指责：“迄今为止，我们对封建社会的历史主人——农民的历史倒确实是写得太少了。直到现在连一部农民革命的通史还没有人替他们写出来。”在他们看来，只有研究农民战争史，才算得上是用无产阶级观点研究历史。他们强调历史研究要“为革命”、“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实际上是要根据某种政治需要，来改铸已往的历史，把历史学直接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1965年11月，姚文元秉承江青的旨意抛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更以极“左”的面目，危言耸听地将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联系起来，称《海瑞罢官》是利用历史，为在庐山会议上被“罢官”的彭德怀翻案，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重新 上台执政，为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复辟开路”。此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全面升级，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由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当时，《人民日》还发表了《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的社论，号召夺取资产阶级长期以来霸占的史学阵地，“重新改写全部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正是从史学领域开始的。至于“文革”中玩弄的“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反科学的“影射史学”更是肆虐一时，学术遂成为政治的奴仆。其所带来的恶果，不仅严重损害了现实政治，而且极大地破坏了历史学的科学性、严厉性和其社会声誉。这种公然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实用主义，虽说早已随着“四人帮”的覆灭而破产，但其留下的教训则是极其惨痛的。
古往今来，不受政治干扰的学术研究也许是没有的。但学术研究究竟是人类的一项理性活动，这就决定了它的研究，不是现实主题的保守诠释，而是现实问题的前瞻质疑。学术研究对现实政治自然要有所斟酌，但这究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史学不是政治的代言人，其研究只代表他自己；政治也不必为史学家的真话、假话、甚至错话“买单”负责。将学术与政治混为一谈，不仅损害了学术，最终也损害了政治。一旦历史学要揣摩现实主题来说话，难免不能讲真话，而政治家因得不到真实的资讯作参照，行动举措难免失当。换言之，历史学假如失去了科学性，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它的政治功能。
其次，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主流的社会条件下，如何处理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的关系问题。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马克思主义史学秉承革命年代的传统，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流派采取了果断斗争乃至无情打击的方法，以显示自己的彻底革命性和战斗性。这种斗争，由于有政权力量作后盾，威力自然非比往常，以致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很快就变得销声匿迹。但现在看来，这样的处理方法未免显得简单了些。一者，这些学派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矛盾，除少数属敌我性质外，大部分实为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争论，属于思想熟悉问题，应当通过比较宽松的学术争鸣来解决。有些分歧，则应答应其长期存在。解决学术思想问题的路径原本比较复杂，强大的政治压力，可以迫使某些不同的思想观点一时“沉默”或“消解”，但假如不能从理论上使对方真正转变观点，一旦形势有变，必将前功尽弃。二者，从学术生态环境看，不同学术思想的共存和争鸣，乃是任何学术文化得以发展的基本条件。以中国现当代影响最大的实证主义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两派关系而论，实证主义对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史料和史实考证等比较微观的技术层面，而马克思主义在引入历史学领域时，主要是作为一种宏观的历史解释系统，至于在处理史料等基础工作方面一般仍不得不采用实证史学的一些方法。显见，两者尽管差异明显，实际上也存在着相互影响和共存互补的一面。试想，假如没有不同意见的争鸣，只有一种或者几种大同小异的声音在学术界回荡，这样的学术事业能健康发展吗？事实上，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学术，必然也是缺乏免疫力和经不起风浪的。因此，那种动不动就借助政治批判，把不同学术流派或观点打压下去的方式，决不是当代史学建设应取的态度。
第三，是如何对待学术争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观点问题。有争鸣必然有“是非”，问题是学术争鸣中的“是非”有时并不是短时期内所能正确断案的，历史上有不少问题，在争鸣中一度甚至长期被判为错误，但后来却证实它才是正确的。因此，在争鸣中激烈地指责某种观点为“错误”，虽然难以避免，但对“错误”观点的处理却须持慎之又慎的态度。然而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争鸣中，由于人们急于对某些学术是非作出判定，急于铲除那些“错误的毒草”，曾经伤害了不少勇于在学术上表达自己真知灼见的学者，同时也使国家在某些方面付出了重大代价，马寅初及其人口理论遭到的不公打击便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这就要求我们在今后的学术争鸣中，更多一些宽容，或者竟可以说要有容许存在一些“错误言论”的雅量，才能避免这种悲剧的重演。
以上教训，都在提醒我们：当代史学的建设需要理性的精神，社会主义学术事业越是走向自信和成熟，就越应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