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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个日志有些长，是最近一次文学交流活动的笔记，有七千多字，断断续续的整理了两三天的时间，按照老齐过去的习惯，这样的日志可以分成十篇发的，今天就一起发了，整理这样的笔记很辛苦的，的专业名词要反复核对的，老齐觉得比写十篇日志还要辛苦。）
新时期文学的发生、发展与转折
主讲人王尧（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博导、教授）
2012年8月19日中国现代文学馆B座报告厅
(著名文学评论家，著名作家，男，1960年4月生，江苏省东台市人。1985年考入江苏师范学院（现为苏州大学）中文系。现为苏州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任国家教育部文化素质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系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专家组成员，苏州市委、市政府专家组成员。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思想文化、“文革文学”、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199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多维视野中的文学景观》、《中国当代散文史》、《乡关何处——二十世纪中散文的文化精神》、《询问美文——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经典书话》，散文集《把吴钩看了》、《茶话连篇》等。曾获2003年年度优秀评论家奖。)
（主持人王秋涛博士介绍，王尧教授曾经与韩少功、李锐和莫言等人有过高端对话活动，2003年获得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曾经被誉为最从容的评论家，李洱先生则说，王尧教授是最佳的文学主持人。）
这是第二次来到这个中国现代文学馆了，2003年来过一次，参加世界华语文学奖，记得莫言先生说过，进会场的时候，很多人打招呼，莫言不敢回应，觉得在这样一个文学殿堂，太渺小了。还记得那个安妮宝贝走进会场的时候，全场欢声雷动。
那天路过报刊亭，买了本文学杂志《收获》，问了下书报亭的老板，这个杂志是否好卖，老板说，买的都是像我这样的中老年人。从这个可以看出来，年轻人对于纸媒已经不是很喜欢了。
我讲课，不喜欢搞PPT，我觉得，当下中国社会，汉字书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上课都不板书了，都PPT了，学的是文学，手写的能力都没有了怎么行。中国现实社会，有很多的危机，可以说是危机四伏，我认为，最大的危机是文化的危机。很多人的研究，不去图书馆了，喜欢找链接，下一步，图书馆如果也都是电子读物了，我觉得那样的图书馆会是冷冰冰的缺少生气的。
前面是闲聊，下面开始说正经的：
新时期的定位，从“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到1989年，新时期的这一词汇，是周扬先生1978年12月在广州的一个有关文艺的讲话首先发出的。
我做过八十年代文学研究，比较来看，今天的文学乃至文化是没有方向的。我中学的一个学弟，中国雕塑艺术委员会的主任吴为山，为国博创作了一个孔子雕塑像，放在了国博北门，那里是长安街啊，因此引起轰动，有人说这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了，是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了，后来，被从长安街移回到国博的院子里了。这个就是文化没有方向的一个例证。
我觉得，在新时期这个阶段，八十年代是个很重要的阶段，纽约大学的张旭东教授曾经有文章发表在《读书》杂志上，内容大致是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与西学之关系，査建英也做过一本《八十年代访谈录》的书，里面对北岛、阿城、刘索拉、李陀、陈丹青、栗宪庭、陈平原、甘阳、崔健、林旭东、田壮壮等等的访谈很有意思，这些，都是精英的话语，八十年代我是在苏北乡村读书的，我对八十年代的理解与他们有很大的不同，于是，我就写了个《一个人的八十年代》这本书，讨论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新时期文学研究，我觉得绕不开文革文学的，因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动，是在文革文学这个层面发动的。我们的主流对于文革的定论有《关于建国以来党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按理说，我们的文学研究应该围绕这个开展的，可是现在越研究，越深入了。我们这里研究文革文学，是想探究，文革是如何过渡到新时期的。
下面就新时期文学的发生、发展和转折进行展开来讲：
1.发生（历史背景）
新时期文学之前，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A，五四的文学，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研究，五四与文革的关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教授林毓生先生对于五四是持否定态度的，王元化先生则不同意他的观点，我也写过《文革与五四》这样的文章，对于五四运动，共产党这边是抽象的肯定实际上的否定，国民党那边也是这样的。B.解放区文学，文革文学是解放区文学的继续，最后达到疯狂，其中，1949年的文代会对于文化有多么好的规划，但是，没有任何的实现。解放区的文学，是以赵树理为模范的，文艺为大众服务，有秧歌，有《白毛女》，有兄妹开荒等等。C.十七年文学，主要是红色经典了，同时也经历了几场政治运动。D.文革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就是扩大了的解放区，管理也以解放区的模式为主，文革文学使解放区文学得到了最大化。
新时期文学有个刘心武现象，刘心武是新时期文学的开端，他写过《班主任》，可是1975年的时候，他的《睁大你的眼睛》写个北京向阳院的事情，同样是《班主任》里那样的主人公，那个时候个有觉悟的人，这个不但是小说主人公的变化，也是刘心武在新时期三年的思想变化，我们总是在想，刘心武是怎么转变的，现在，刘心武又变了，转到研究红学上面去了。
实际上，这种现象并非刘心武一个人，莫言、韩少功、贾平凹、张抗抗还有余秋雨等等，在这里，我不谈文化道德这个层次，我只是说现象。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应该是很优秀的著作，但是，在1974年，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了一篇《胡适传》的文章，这个人也是余秋雨，余秋雨既参与了文革文学创作同时也参与了新时期文学创作，这个和刘心武很相似的。为此，我曾经在《南方周末》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文革中，有许多文化政治理论批评写作班子，比如北京的梁校、上海的罗斯鼎等等，上海复旦大学有十一个人组成个石一歌的班子，余秋雨就是这个组织的。像德国海德格尔曾经效忠过希特勒一样，很多人在文革中的表现都是那样的。为此，我曾经写过一个200页的小册子《迟到的批判》，是在当代作家与文革文学总题下写作的, 对余秋雨、贾平凹、韩少功、蒋子龙、陈忠实、浩然等作家的作品进行了评论。
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近来比较活跃，有人曾经说过，文革没有文学，能够列举的《沸腾的群山》、《金光大道》等等，有人甚至说，文革文学就是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文革的文艺就是八个样板戏，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当然，文革是“文化专制的象征”这个说法是没有错误的，但是，说文革没有文学活动是有些偏颇的。
《智斗》的“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打虎上山》的音乐后来能够成为迪斯科舞曲，应该说都是很优秀的。
文革文学，还应该记住的是手抄本，比如《第二次握手》。2012年，美国哈佛大学专门邀请我作为访问学者去那里研究文革手抄本文学的。我曾经在潘家园的书摊上花六百元买过两本的。
文革文学还有朦胧诗，北岛的诗，很多人以为朦胧诗只有北京地区有的，其实不然，在西南的重庆也有的。当然，有很多的作品也有存疑的，有的是新时期写的，非要把时间提前到文革当中去，好像多么的先知先明的。北岛的《回答》貌似就有过修改的。
文革文学包含很多层次的，结构也是比较复杂的。主流文学有歌颂类型的《欧阳华之歌》《金光大道》等等，有阴谋类的《春苗》《决裂》等等。非主流的，比如《创业》虽然有说教的成分，还是让于会泳给列了十大罪状，后来毛泽东说“此片无大错可以发行”这才通过的。文革还有地下文学的，精英类的有穆旦的诗歌、丰子恺的散文和朦胧诗等；手抄本有《第二次握手》《梅花党》等；那个时候，还有一些身体描写的手抄本《曼娜回忆录》《少女的心》等等，现在看也没有什么的。九十年代，这些手抄本书在北京街头书摊出现，再也没有引起过轰动，文革时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另外还有毕汝谐的《九级浪》等等。
顾准在干校时写的文章，后来编成《顾准文集》出版了，有人说顾准是文革期间唯一的一个思想家，实际上，在公开场合，顾准也写过歌颂大跃进的文章。另外，还包括冯友兰的尊孔与批孔等等。文革也不能简单化，因为他是一个复杂的结构。
2.发展
A.否定文革的立场与方法是有区别的，它决定着文学路径的不同，九十年代的争论也是与文革否定的态度相关的。
主流否定文革是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这个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否定。非主流的否定是多方面的，有的是自由主义的，有的是资本主义的。张闻天对文革的态度是一种态度，张志新对文革的态度又是一种态度。民间与高层也是有所不同的，曾经有过一段时期，领导人的讣告都要加上一条的，与林彪、四人帮斗争，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都斗争了，还会有文革吗？
B.文学为什么服务，这个也是争论的重点。1949年以后三十年文学甚至延安文学的从属论，一下子要变了，谈何容易。从1978年开始，有人对文艺为政治服务提出质疑，《上海文艺》发表了“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章”，第四次文代会报告周扬也要提出这个观点，后来被拿掉了，后来，提出的是“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么个“二为双百”的方针，当时丁玲就说是一样的了。
C．伤痕文学的争论。卢新华的《伤痕》，先是在复旦大学的黑板报上登出，寄给《人民文学》被退稿。后来在《文汇报》上给发了。这个，引发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有悲剧”的讨论，这样的讨论现在不算什么了，那个时候可是大是大非问题的。后来，又有了《班主任》《天云山传奇》《许茂和他的女儿》《芙蓉镇》等等，有的改编成电影审查通不过的。
C．电影剧本《苦恋》的批判。小说《太阳与人》，里面有“我爱母亲谁爱我的”问句，后来被封杀了，封杀的连同李谷一的那个歌曲。当时是利用行政手段处理文艺事件，现在当然也有，明显是少了很多。
D.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争论
过去，说现代主义是讳莫如深，是资产阶级的创作方法，我们一贯的要求是写实的自然主义传统。五十年代开始，开始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等等红色经典都是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 1958年，开始变化，毛泽东的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中“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郭沫若和周扬研究后说，前一句是革命现实主义，后面一句是革命浪漫主义，这样，单一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又加上了革命浪漫主义。后来，现实和浪漫结合的作品就多了。比如“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等等。
高行健，现在旅居法国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江苏泰兴人，有剧本《绝对信号》等等现代主义作品。在北戴河休养的时候，和李陀、冯骥才、刘心武几个探讨现代主义创作问题，后来出了本书《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叶君健写的序，李陀、冯骥才和刘心武相互间为这本书通信评论，后来有人说可以把这些信拿到报纸或文学刊物上给发了，可是，北京的媒体没有发的，当时北京的文艺领导是冯牧，后来，上海文学的副主编李子云，原来的夏衍秘书想发，冯牧打招呼后还是给发了，惹得冯牧发火。后来在北京开会两个人都不说话。
后来还有的事件就是王蒙写了《春之声》，再以后，现代主义就没那么的敏感了。
E.文学形式的探索。很长一段时间，只谈内容不谈形式或是少谈形式，而在西方文学，形式本身也是文学内容。这个，茅盾曾经写文章反对的，而王元化对这个事情比较的热情。王元化，应该是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人物，去世的时候，正好赶上汶川地震，他的去世就被淡化了。
F.人道主义的探讨。文革文学，《红灯记》只有李奶奶没有李爷爷，只有李玉和没有李大婶；《沙家浜》只有沙奶奶没有沙爷爷，只有阿庆嫂没有阿庆哥；《杜鹃山》柯湘有个丈夫在来到游击队的时候还要死在路上；还有《海港》的方海珍、《龙江颂》里的江水英都是无儿无女无丈夫的人，没有人道主义的亲情，只有阶级情。
戴厚英写了《人啊人》，里面反映了些人道主义精神，曾经受到质疑，被批判，一个很有才华的作家，本来应该有很大成就的，后来被小偷杀死了。
而现在，男女关系又显得过于乱了。看电视剧《潜伏》那个男女关系，看《悬崖》，还有《色戒》，都是有些过分了。人道主义的争论，主要是胡乔木与周扬的争论，后来，周扬被异化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污染了。这个时候的文化就已经是政治了。
莫言的《红高粱》已经有很多人道主义东西了，让大家知道，土匪也抗战的。我认为，计划经济体制，是对人性的一种限制，有户口，有两地分居，还谈什么人性？当然，市场经济也会放纵人性的，也是有弊端的。
新时期文学的主潮：（1）伤痕文学，（2）改革反思文学（3）改革文学（4）先锋文学（5）新写实文学（6）寻根文学
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属于改革文学，1975年，蒋子龙写过一个《既定局长的一天》，也是这个霍大道，三项指示为纲，受到批评，后来在《人民文学》写了检讨，并且又写了个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这个都是《乔厂长上任记》的蓝本。改革文学还有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柯云路的《新星》等等。
先锋派作家代表人物是马原，作品有《虚构》《冈底斯的诱惑》等等，著名的“叙述圈套”开创了中国小说界“以形式为内容”的风气。还有洪峰，现在很少见到他写东西了，而且没有任何音信，前些时候，有过和村子里闹纠纷的传闻，现在又没消息了。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也很棒，中国很多作家看到川端康成获诺贝尔文学奖了，就模仿，余华也算是这类。苏童的《妻妾成群》本来写江南事情的，那是一种潮湿的文体，让张艺谋弄成《大红灯笼高高挂》了。苏童很优秀的，马原说苏童的小说好，王朔也说苏童的小说好。江南人的文体都是潮湿的，这和那里的气候有关。陆文夫也是江南人，写《美食家》也是那种潮湿的人体，很棒的。写美食家只是写着玩，后来，陆文夫真的让人当成美食家了，他也就装模作样的拿架子了。到“得月楼”吃饭，厨师长弄道拿手的菜让他品尝，他尝了一口，久久不说话，全场鸦雀无声的等着，最后，他说了句“还可以吧”，厨师长才松了口气。他曾经说过“什么叫美食，吃东西只吃一样不要管别人。”他还说过“生活是可以想象的，比如，每一个男人都有个梦想，就是妻妾成群。”
寻根文学，倾向于传统。拉美作家前些年很火，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成了一种模式，“多少年以后，当------”也成为了一种模式，《白鹿原》是这样，李锐也是这样。我原来以为写作的人没有可能老年痴呆的，现在，马尔克斯就老年痴呆了。那个是属于虚幻虚实主义的，获得了诺奖，说到诺奖，现在很多的诺奖都是反政府的。高行健也获诺奖了，他的小说一般，我倒是很推崇他的戏剧文学的。沈从文那个时候已经得到诺奖提名了，后来委员会找到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参赞居然不知道沈从文这个人，后来到国内询问，说已经去世了，诺奖是不颁发给已经死亡作家的。阿城的《棋王》、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汪曾祺的《受戒》、邓友梅的《那五》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都属于寻根文学。有人说，高晓声的乡土文学是鲁迅、赵树理以后的第三个里程碑。
新写实文学。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方方的《风景》和池莉的《人生三部曲》等等都属于新写实文学。
否定文革是个复杂的过程，否定文革也有斗争和妥协的问题。在政治社会生活中，文学也存在与体制的关系问题，现在，文学为政治服务已经不是那么冠冕堂皇的叫得响亮了，但是必须承认，政治对于文学还是有着很大影响的。
亚诺士-科尔奈对社会主义体制有过深入的研究，他有专门的计划经济、短缺经济的论述。他将社会主义体制分为三个阶段，（1）从资本主义转化为社会主义阶段，这个主要是东欧和前苏联有过，中国和朝鲜这样的国家不是这样的，是从落后的封建社会转化成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2）是计划经济结构成熟的社会主义，这个阶段主要特征是短缺的经济社会。（3）对计划经济改革的社会主义，我们文革后就属于这一块。文革后社会是从前两个阶段继承的，文革文学也是这样。
计划经济体制是一个稳定的结构，当这个稳定结构解体后，过去设立的一些禁区，特别是那些文学禁区要想重新设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新时期文学，还提出了纯文学这个概念，纯文学包含三种含义，第一种是与古代“文学”概念相对的现代独立的文学学科观念；第二种是指与工具论文学观相对立的自律的审美的文学观；第三种是与商业文化相对抗的文学观。对于人类精神的深入探讨不断揭示了精神王国的面貌，在世人眼前展示出一个崭新的、陌生的、难以用世俗语言表达的、与我们用肉眼看到的小世界相对称的广大无边的世界。自古以来，对于这个“虚无缥缈”的世界的描绘，是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共同的工作。
而文革后，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邓小平南巡了，有了《春天的故事》。一个老人在南海划了一个圈，社会形态是市场的了、欲望的了、利益的了和个体的了，这样，社会有了很大的转变，文学也有了很大的转变。
新时期文学分成了三大块：一是作家协会的主流文学，依然是老西子拉胡琴——自顾自；二是精英文学，他们有的可能归属作协管却不听作协的话，有的则是自谋出路的自由职业者，可是他们在文学上也是有话语权；第三就是大众的、网络的文学，这个部分势头很猛，有人说电脑和网络是对文学伤害最大的两个东西，因为有了电脑人们的文学书写变得简单化了，因为有了网络人们的纸媒阅读变得奢侈了。这个也是当前比较重要的问题。
八十年代的思想界，主要是否定没有建立，否定的是文革文学，想的是怎样的否定，争论的也是怎样的否定，而且大多是用西方的思想否定中国的文革。八十年代，没有能力应对当前的思想文化，是以批判为主的一种运动，没有自我救赎的新文化运动。现在，面对这社会的种种现象，思想界文化界变得手足无措了。文学也是这样，八十年代，觉得文学被政治干涉太多，于是就伤痕了，看看现在的文学，被边缘化了，文学家们又觉得自己寂寞了。
很多的东西都讲究振兴，需要振兴是因为边缘化了，京剧是这样，文学会不会也是这样？火车上买报纸书刊的人已经很少了，临时停留的人们手里拿的、眼睛看的都是手机平板电脑等等的电子产品了，这个时候，我们的作家开始觉得中国文化出现危机了。
文学脱离了现实，疏远了政治，文革结束前文学是政治化，新时期开始谋求的是弱政治化，如果再这么发展，会不会成为残疾的郑智化呢？当下的文学已经是多元的无序的了，八十年代的问题没能解决，对于当前产生的新的问题就更不可能解决了。
现在的文化界，和整个社会一样，太重视GDP了，文化的GDP就是文化富豪榜的排列，文化体制改革成了庸俗的文化投资，我们的文物保护单子上，为啥都是1949年前的东西，这个不仅仅是时间久远的问题，而是有文化的新东西值得保护的实在是太少了。“阿房宫”没有了，却留下了脍炙人口的《阿房宫赋》，我们很多人都会背上一首两首的唐诗，连小孩子都会背的，又有哪个知道唐朝的GDP是多少。
文化、精神、信仰的力量太重要了。
不管怎么样，我都认为，小说、文学是不会死亡的，文学是不死的。
多谢大家。
（注，此记录，未经任何关联方审核，文责由老齐来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