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上世纪60年代，中缅关系被称为“胞波友谊”，陈毅副总理曾为这种特殊的友谊作诗，其中的几句是：“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彼此是胞波，语言多同汇。” 的确，在中缅关系史上，华侨移民缅甸历史久远，与缅甸人关系融洽、亲善。历史上，缅甸人习惯称呼华人华侨为“瑞苗”、“胞波”。在缅甸语中，“胞波”是兄弟的意思，“瑞苗”为亲戚之意。1960年，两国政府开始使用“胞波”这一缅甸人对华侨的专有称呼，来称颂双边友好关系，“胞波”的内涵由此也从华人华侨与缅人的民间关系扩大至邦交关系。
什么是“胞波”？
华缅民族关系是目前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最佳典范之一。在华缅民族关系史上，一个突出的特征是，族际通婚率高，华人华侨同化程度高。所以，“胞波”称谓的出现、使用，与华侨同缅人大量通婚、血乳交融有密切的关系。据统计，1953年缅甸华人华侨约有35万人，其中40%是中缅混血。实际上这一比例被低估了。在通婚中，有把中缅混血男性视为中国人，女孩则归为缅甸人的传统习惯，所以有中国血统的缅甸人不仅数量多而且无法真正计算。 缅甸有句谚语，“如果你想成为缅甸人，你就要首先成为一个佛教徒”。缅族历来笃信佛教，而华侨也大多为佛教徒。共同的宗教信仰是华人华侨得到缅人接纳和认同的另一重要原因。此外，华人华侨熟知缅人的文化、宗教、习性，深得与缅人相处之道。有人曾这样总结华人华侨在缅受到善待的原因：“缘华侨之性情、状貌，以及宗教，皆与缅人相近。以善于揣摩之华人，与之往来交际。自是密切异常。” 20世纪50至60年代，缅甸社会对华侨华人的这种亲善态度仍较为普遍。一位缅甸华人这样回忆他童年时的感受：“记得小时候有比我年长的缅甸朋友叫我‘胞波勒’（小胞波），那时候不懂事，不知‘胞波’的含义，但知道这是很亲切、很友善的称呼，因为我也能从他们的眼神里感觉到那是发自内心的声音！”即使1967年仰光发生排华事件后，诸多华侨证实他们的邻居、周围寺庙的和尚仍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他们的生命和财产。澳门缅甸归侨张平回忆说，这种“类似方式的无偿保护华人华侨，广泛存在于民间……至今想起仍感到温暖、踏实、可靠”，“童年时期家人与缅甸友人亲密无间、守望相助的友谊至今无法忘怀”。 1988年缅甸新军政府上台后，缅甸社会对中国、中国人以及当地华人华侨的态度逐渐发生消极变化，时至今日缅甸民间已经不太用“胞波”来称谓华侨了。相比之下，两国政府还在频繁使用这一称谓来强调两国的传统友好关系。
中缅“胞波”外交
1948年缅甸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后，两国关系进入新时期。原本用来指称华缅民族关系的“胞波”，被频繁用来比喻两国外交关系并一直延续至今。 1950年中缅建交之后，双方初期并没有把两国关系定位为“胞波”情谊，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双方关系并不十分融洽。1954年中缅关系实现突破，两国总理首次互访并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1954年的中缅高层互动中，虽然两国都强调了双边关系拥有友好的传统和丰富的历史遗产，也都使用了“亲戚”、种族上“同出一宗”的说法，但还没有使用“胞波”定位。 1957年12月14日，陈毅副总理访问缅甸时赋诗《赠缅甸友人》，赞颂中缅“彼此是胞波，语言多同汇”。不过，双方真正广泛使用“胞波”来称谓彼此的政治关系是从1960年开始的。那一年，困扰双边关系发展的重大障碍——边界问题终于获得解决，中缅关系由此也被推向一个高峰，两国领导人和媒体开始频繁使用“胞波”一词来称颂迅速升温的中缅友好关系。此后，“胞波”不仅经常出现在两国领导人的讲话和官方媒体的社论、报道中，还在双方正式发表的联合公报、会谈声明中得到正式确认。 发生在1967年的仰光排华事件导致1954年之后双方营造的“胞波”关系出现破裂，不过这一突变并没有走得太远。1971年中缅关系实现正常化。1975年11月，缅甸总统奈温访华，进一步推动了双边关系的恢复和发展。这次访问中，两国领导人和官方媒体重新强调了“亲戚般的‘胞波’友谊”关系，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也对此进行了重申。随后，无论是在两国领导人的讲话中，还是在双方官方报纸的社论和报道中，“胞波”一词频繁出现，一直持续至今。--2013年４月缅甸总统登盛访华期间，双方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第一条就强调：“双方一致认为，中缅‘胞波’情谊源远流长。”2014年11月李克强总理访问缅甸，双方在内比都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回顾了中缅友好关系发展历程，高度评价中缅传统‘胞波’友谊”。
“胞波”情谊的历史遗产
冷战结束后，中缅两国政府仍在使用“胞波”提法，但其内涵或侧重点已经发生了转移和变化。冷战时代，双方在谈到“胞波”关系时，总是会强调这种关系的亲戚或者兄弟性质，近些年则把“胞波”关系只界定为传统的历史友好关系。有两点是双方始终所坚持的：第一，“胞波”关系是中缅友好的历史传统；第二，“胞波”的基点是两国人民间的友好。第二点对于当前中缅关系出现的新变化、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调整与升级，尤其意味深长。 “胞波”现在更多的是两国官方的定位和解读。近30年来，中缅关系的变化，让“胞波”关系逐渐偏离了原有的轨道，“胞波”更多成为修饰两国关系的外交辞令和政治术语。中缅“胞波”关系的民众基础已渐渐薄弱，缅甸民间的反华情绪在积聚。2011年3月缅甸新政府上台之后，这种情绪得到了集中的释放。针对缅甸内政外交出现的新变化，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评估，中国也较快地做出了政策调整，意识到此前对缅政策过于集中在政府层面。因此，从2012年开始，中方多次向缅方表明，中缅关系的发展要惠及缅甸民生，让老百姓受益；要巩固、增强中缅关系的民间基础，夯实民意。中方也在着力增加两国之间的民间交流，提出利用民间外交来消除或减少缅甸民间的反华、敌对情绪。 如何让“胞波”关系名至实归，如何重新赢得缅甸民众的善意、友好、信任，不仅需要时间、诚意、行动，更需要让缅甸人民真正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中国已经意识到了在缅甸遇到的这类问题和挑战的严重性，中国新一代的领导集体“提出坚持正确义利观，加强与周边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对那些对我国长期友好而自身发展任务艰巨的周边和发展中国家，要更多地考虑到对方利益”。中国向周边国家提出了“亚太梦”、“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一带一路”等多种合作构想和发展愿景，中缅也将彼此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从“胞波”到“伙伴”，从兄弟、亲戚到“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无论构想和概念如何演变，中国和对象国关系的民意和社会基础都必不可少，“关系亲不亲，关键在民心。”无论是华缅兄弟情谊，还是昔日中缅“胞波”外交的成功经验，其最珍贵的历史遗产就在于真正做到了民心相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