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艳阳天》我们得到什么
《艳阳天》⑴是浩然文革前写的长篇小说，全部出版和流行是在文革期间。《金光大道》是浩然写于文革中及三中全会前的长篇小说，其一、二部在文革期间就已出版，第三部曾在1976年6月在《人民文学》上选载，全部四部直到1994年才出版。从内容上看，《金光大道》在前，写的是互助组到高级社成立（引子部分可以忽略不计），并且取消了土地分红，时间为1950年国庆到1956年春节。《艳阳天》虽然写的是1957年春蚕结茧、小麦黄梢时十几天内发生的事情，但也介绍了1956年的情况。这样，两部作品事实上就衔接起来了。
《艳阳天》的故事发生在北京郊区燕山脚下的东山坞农业合作社。1956年秋，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雨和冰雹把农业社的庄稼毁了，东山坞的支书马之悦用救济粮和生产贷款跑买卖，赔了本，他大概不好意思，干脆以看病为由到北京亲戚家躲了起来。东山坞是两个生产队，二队队长韩百仲病了，一队队长马连福要到天津做临时工，马的举动等于给大家带了头，手脚灵活的人都要走。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党员和民兵排长萧长春从县里受训回来，他拉住了马连福的车，把要外出打工的人都带了回来。他的大道理拢住了人心，社员们在他的带领下，生产自救和副业工作搞得井井有条，农业社稳定了。秋后整党，萧长春被选为东山坞的支书兼社主任，马之悦受到党内撤职的处分，降为社副主任。这以后，萧长春带领民工参加挖渠引水工程，马之悦和韩百仲在家领导农业生产。等到麦收即将开始时，马之悦和一些富裕中农、中农密谋，要把土地和劳力一起来分红，萧长春在接到焦淑红的信后，预感到东山坞的麦收会发生危机，就从工地赶了回来，由此掀开了一场斗争。今天的读者如果把《金光大道》和《艳阳天》看成是整个五十年代中国农业合作化全部历程的反映，倒是可以读出不少历史的信息。
1976年插图版《艳阳天》
在《艳阳天》里，萧长春和贫下中农胜利了。他们先是镇住了一队队长马连福，使得他思想发生转变。尽管马连福选择逃避，到工地劳动，还没有完全站到革命阵营，但他的逃离对马之悦来说，还是折损了一员大将。继而，萧长春和社员与暴风雨作斗争，把割倒在地里的小麦都抢到场上，又忍受失子的悲痛，适时地翻晒了收回的麦子。接着，粉碎了阶级异己分子马之悦和富农马斋联合中农抢分麦子的阴谋。小说在马之悦原形毕露，地主马小辫被逮捕，东山坞人民踊跃交公粮的欢呼声中结束。
关于小石头被马小辫推下悬崖这一情节，如按时代及作者所要求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思想，乃是必然的。历史进入到新时期，这种思想的荒谬人所共知，浩然本人在新时期也承认《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强化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有血统论的思想，不过，与文革时期血统论者相比，浩然还不是顽固的，在《艳阳天》中，他安排马小辫的儿子马志新，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但另一个儿子马志德却是可以改造好的剥削阶级子女，在关键时刻，马志德站在了人民一边，阻止了父亲要杀害前去报案的李秀敏。
从今天的观点看，灾荒年间把所有的劳动力都安排在家园，进行生产自救，是不能解决钱粮问题的。马之悦把村里大小车都集中起来，通过运输做买卖，倒不失为一条好计策。事实上，他这一举措也赢得不少人拥护，至如蚀本，那也不能怪他。商业的风险，大家都知道。可在以粮为纲的年代，这种行为就被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马之悦和一些中农卖多余的粮食，只能在夜里偷偷摸摸地办。对于这些，今天的读者，无疑要同情他们。
小说中，小石头一丢，东山坞的积极分子包括萧长春都怀疑是马小辫干的，在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情况下，就把马小辫关押起来，这显然是违反人权的，不符合法律程序。李世丹代表上级要求释放马小辫，这样的处理是正确的。联系到当年对一大批右派的随便逮捕、判刑、遣送，我们觉得浩然的这段描写是真实的。但浩然把李世丹这一行为写成是愚蠢、可笑的，是灭人民群众的威风，长阶级敌人的志气，根本没有认识到扣押、审讯人要由公安部门来做，这是令人遗憾的。反右以及随后，像萧长春这样以群众专政的名义肆意捕人乃至打死人的案子在全国极为普遍，这是共和国史上黑暗的一页。浩然的研究者刘国震说：“地主马小辫是被管制分子。关于管制分子，五十年代是有政策和法规的，这个要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评论，不能以今天的法律，去套过去的生活。当时对马小辫的处置，当然必须以当时的法规来办理。”我们不能苛求前人，但我们也要指出那个年代把荒唐当真理，而李世丹说村干部不能随便拘留人，恰恰是正确的。
马小辫和萧长春的仇恨既有旧仇，也有新恨。旧仇是土改后，萧长春和民兵把分给他们的原来属于马小辫家坟山的树木都砍掉了，马小辫咬牙切齿，认为这破坏了他家的风水。这事在当初，马之悦受马小辫之托，也阻挡过。说那是东山坞一景，还是留着好。萧长春的父亲萧老大说观景总比没有住房子要紧。在这件事情上，马之悦的说法也非无理，至少不能单纯地把他的通融看成是和阶级敌人相勾结，替阶级敌人说话。
马小辫和萧长春的新恨是在1956年遭受水灾时发生的。当时要垒拦洪坝，出于节省人力、就地取材的考虑，萧长春和社员就把马家坟茔上三座并排而立的石碑都移走了，还在马家坟地上挖了一道排水沟。马立本说，那些碑都是清代的，是文物，应该保护。这是极为合理的建议，可萧长春说，那上面刻的都是骂穷人的话。石碑上刻有“日受千桌供，夜得万盏灯”，作者理解为庄稼人吃饭是给马家上供，点灯是为他家增光，这就是曲解了。稍有知识的人都知道，这副对联是企望马家子孙兴旺的。说是封建思想可以，但作者说这隐含着马小辫家的一个长远打算，是想将来南去二十里的农民都要变成他家的奴才，则是错误的。而作者的观点大抵也是萧长春的观点，文革时革命小将破四旧，像马小辫家坟茔的石碑，一定是首当其冲，在这点上，萧长春的确是小将的前辈、老师，到了文革时期，是一定可以作为贫宣队进入学校，代替知识分子管理学校的。
小说中焦淑红为保卫麦收，居然从乡里领到两颗手榴弹。晚上巡逻时带着它，马斋和弯弯绕要抢分麦子，马之悦也在旁边助威，她还真一手举一颗，吓退了马之悦。这些描写的真实性，我很怀疑。手榴弹这样杀伤力很大的武器，不大可能随便地就发放到农业社这一级组织中，它会造成安全隐患。要是孩子接触到了，不小心拉了弦，怎么办？据我七十年代的生活经验，民兵只能在训练的时候接触到实弹，训练一结束，实弹都被收回，村级民兵组织是不会长时间保管实弹的。当时，马之悦鼓动一伙人是抢分麦子，不是抢劫，因此，作为熟悉政策的马之悦也不会那么轻易地被手榴弹吓到。
焦淑红从乡武装部长那儿要回两颗手榴弹，乡武装部长提醒她遇事别忘了拉弦
以上浩然所歌颂和揭露的，要么是不够全面或者错误的政策，要么是过激的行为，要么不合常识。但无意中，浩然的这些描写还是保存了不少历史的真实。
萧长春和李世丹谈不拢扬长而去
萧长春做马连福的思想工作，递烟给他抽
《艳阳天》中孙桂英这个人物有明显的模仿痕迹，吸收了周立波《山乡巨变》里的张桂贞和孙犁《铁木前传》中小满儿的一些特点。孙桂英的标致和贪图享福和张桂贞是一样的，孙桂英的不幸的身世和养父开宝局（赌局之一种）对她的影响，与小满儿的养父母是开赌坊的，也是如此相像。还有张桂贞再婚后，参加集体生产，变得不怕吃苦，爱劳动，与孙桂英在萧长春、焦二菊等人的帮助下，也成了劳动积极分子，暴风雨中，她满身泥水，抢收麦子，这些情形是能够互相对应起来的。
浩然是喜欢孙犁和周立波的，并反复揣摩他们的创作方法，在孙桂英这个人物身上，显然还没有达到化境。不过，写孙桂英因为马凤兰的撩拨，春心荡漾，想勾引萧长春，还是颇见功力的；另外孙桂英的转变比张桂贞的转变写得好，浩然写孙桂英本质不坏，萧长春又悄悄接来了孙母，这才促使孙的根本改变，这就非常可信。
人物描写上，《艳阳天》还是有独到之处。萧长春高大，是作者重点突出的，浩然要通过他写出共产党人所有的优点，结果近乎神，似乎比《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还要伟大，虽然有小石头和焦淑红这两条线——亲情和爱情，柔化了不少，但还是让人感到烟火味不足，概念化的东西多了点。倒是马之悦、马立本、弯弯绕、焦振茂这些反面和中间人物各具特色。
马之悦参加革命是投机的，一次，日本鬼子要东山坞人交出杀害鬼子岗哨的凶手，因为得到范占山事先的透底，马之悦在刺刀面前坚决说不是东山坞人干的，保护了东山坞的乡亲。这以后，尽管他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摇摆不定，但也办了不少好事。他和萧长春之间的矛盾固然有思想的分歧，但也有失去权力后要夺回权力的嫉妒和痛恨。很多时候，他是老谋深算的，暗地里指使人给萧长春下绊子，这个人物让人想起《金光大道》中的张金发，但在权力的渴望和夺回权力的阴险上，他比张金发更狠，也显得更为真实。
“最辣嘴的是红皮萝卜紫皮蒜，最难斗的是仰脸老婆低头汉”，弯弯绕（马同利）就是难缠的低头汉。他会搞小囤积，在麦子和棒子之间倒来倒去，往往获利不少，他还会攀富亲戚，几门亲结下来，也会捞不少好处。他不满农业社和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希望单干。马之悦利用他，他也利用马之悦，一旦看到农业社有垮台的迹象，他就在街上瞅人家壮实的小伙子，看韩小乐有力气，厚道，就想这是将来要雇的好长工。他热衷于土地分红，那是他入社的时候地多。这些描写，都比较引人入胜。
焦振茂是焦淑红的父亲，是个中农。解放前，他是黄历迷，收藏了宣统到解放的每一年的黄历，家里的一切事情，都按黄历来。解放后，他感到共产党是按政策办事的，就有了收集政策文告的爱好。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在办什么事情，只要看到政策布告，就歇下来抄录。为此，闹了不少笑话。一次，他和焦振丛一起出车，看到一个保护山林的布告，焦振丛想，这种布告和他们没有关系，看一眼就行了。于是，他就没有停车，只是放慢了车子的速度，一边走，一边等他。没想走了二十里地回到村里，还没见焦振茂的身影。他卸了车，吃过饭，还在村口等了会，才见焦振茂气喘吁吁地赶来。原来是布告太长，他在附近村里找了半天才找到熟人，借盏灯，方抄好。
焦振茂亲身感受到共产党的英明，同时他又是一个有道德感的人，女儿是社团支部书记、积极分子。当他看到马老四自己吃野菜，把省着的粮食给社里的牲口吃，就是这样，还不要救济，他感动了，交出了私藏的粮食，给缺粮的乡亲，好减轻国家负担。这个人物是比较有特点的。当然，他的转变如果写得再细一点，那就更好了。
马立本是富农马斋的儿子，土改第二年，他听从马之悦的建议，相信早出来工作比晚出来工作好，本已念初中的他中断学业，去当小学教师。很快，他就厌倦了一天到晚哄孩子的工作，退职去考银行。不久，又嫌会计的工作累，加上贪污和乱搞男女关系，被开除公职。他躲在家中感到无脸见人的时候，马之悦出于自己的目的，拉了一把，让他当农业社的会计，还烧了县银行寄给农业社关于马立本为何开除的材料。马之悦知道他手脚不干净，但抓到马立本的把柄后，并未处理他，只是警告他钻到钱眼里，不利于前途。从此，马立本就一心一意地跟着他。到了萧长春是他情敌时，他自然跟马之悦更紧了。
马立本对焦淑红的追求，是《艳阳天》中比较好看的地方。马立本认为焦淑红是天下最美的姑娘，竭力接近她。焦淑红出于帮助同龄人进步的目的，一直没有和马立本撕破脸，这就使得马立本放开胆子，暗示，写信，托人说媒，亲自上门求焦家父母。作者对这个人物情感上是憎恶的，浩然本人也未脱农民习性，这使他比较了解农民，也使得他性格中也带上了农民的狭隘，比如对马立本喜欢分头发型也往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上靠，就不应该了（旧社会的“小开”流行分头发型，有三七分头和五五分头，男人三七分头是左三右七，线在左边。女的则分在右边，有点“男左女右”的味道，“小开”是旧时称呼富家子弟的俗称，就是以前的公子哥儿）。
《艳阳天》的爱情描写不少，这是文革文学所不能比拟的。今天的读者读起来，会觉得这种感情太纯洁了。萧长春死了媳妇三年，正值青壮年，和焦淑红相处，也知道焦淑红的心思，还那样克制，有点不近人情。当然，这种纯情也有一种含蓄和诗意的美。如萧长春要焦淑红给他洗衣服，焦淑红抱过衣服，听着萧长春要她在工作和生活上多帮助他的话语。
“焦淑红瞥了萧长春一眼，心头一热，抱着衣裳跑进院子，她闻到一股子香气，不知道是从石榴树上撒下来的，还是从衣裳上散出来的，更不知道是真的有香气，还是她的感觉……”⑵
女性的羞怯，醉在深情中的迷离，读者读后会经久难忘。
需要指出的是，陈忠实的《白鹿原》的开头就写白嘉轩娶了六房老婆都死了，这是对《艳阳天》开头的模仿，浩然的《艳阳天》开篇就说萧长春老婆死了三年还没有续上弦。
《艳阳天》的语言既有知识分子的抒情，也有农民的朴实。前者如书中许多景物描写，优美动人；后者如“人多瞎捣乱，鸡多不下蛋”⑶、“腰里掖着一副牌，谁到跟谁来”⑷、“你别做梦挖元宝，想偏心啦！咱们是打碎的盘子敲烂的碗，扔到坑里，撒在道上，你拣不回来，也对不到一块儿；咱们是井水不把河水犯，后脊梁对着后脊梁，各走各的路，各投各的店儿！”⑸、“你脸大路宽有投奔，我是摘借无门”⑹，充满着乡村的气息。当然，书中的政论性语言多了点，对其艺术效果造成了伤害。
我以为，《艳阳天》第一、二卷，生活化的细节比较多，农村的风情和带着泥土味的人物，作者都把握得较好，到了第三卷，要突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分晓，写萧长春、焦淑红、韩百仲等人和马之悦、马斋、马小辫、马立本的较量，写王国忠、萧长春和李世丹所代表的错误路线斗争，突出广大人民群众这一斗争过程中的作用，很多时候就干巴巴的，没有多少艺术价值。一般人都认为《艳阳天》比《金光大道》好，不管国内还是在国外，《艳阳天》都远远排在《金光大道》的前面，但浩然本人偏爱《金光大道》，认为《金光大道》从人物到故事所蕴含的思想都符合他的口味。在我看来，就是人物塑造和生活细节的真实，《金光大道》也高于《艳阳天》。合作化已成历史，当年认为是“艳阳天”、“金光大道”，今天已有许多不同看法，但人物塑造和生活细节真实这些令小说传世的东西往往是更为根本的。对于《金光大道》这两者，我有专文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⑴《艳阳天》（1—3卷），1976年6月北京第二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⑵同上，第802页
⑶同上，第131页
⑷同上，第1828页
⑸同上，第1343页
⑹同上，第1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