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剿南方系与中国左派的未来:社会心理学角度

围剿南方系与中国左派的未来:社会心理学角度

1.

21世纪网涉嫌新闻敲诈的案子出来后,在新浪微博,一些左派人士开始重新挑起围剿南方系的旗帜。

戴旭在新浪微博发了一则评论,指责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和《南方周末》在内的南方系是“M国(美国)隐藏在中国的网络黑客军团”的帮凶。在这则微博下,我和文三娃有一则互动跟帖,我用调侃和讥讽的口吻写到“未来,军委副主席,(戴旭)没有任何问题”。

不久,我收到另一位网友发给我的评论,指责我是南方系的孝子贤孙。按常理,我生活在中国北方,并且不在媒体行业讨营生,对微博上出现的言论或事件,我应该有权利发表我的看法。如果我嘲讽戴旭的一则言论,就能说明我是南方系的孝子贤孙,我忽然觉得我对南方系这个词的理解,出现了错误。

2013年元旦,我在微博上目睹了南周新年献词的几乎整个过程,我的观感是,在这个事件中,南方系就经历着一场围剿。当时,我认为南方系这个词就是一个报业集团的名称,它可能代表着这个报业集团内某部分媒体人思考和表达的方式。然而现在,当我对意欲搬到南方系的戴旭做出一个嘲讽表达,而被称为南方系的孝子贤孙时,我感觉在南方系的对手那里,南方系并非用来描述一个报业集团的名称。

2.

百度搜索南方系,智能搜索引擎很快列出了关联搜索短语,有一长串,其中几个个是“南方系后台”、“南方系的总后台”、“南方系的总后台是谁”。

在中国政治生态的语境里,“后台”这个词基本上是保护伞的意思,它代表着一个有机的系统。

在四月青年社区里,有一个自2011年就开始讨论的话题——“南方系的后台老板?起底南方系”。看了下跟帖,偶尔有网友跟帖,列出几个大人物的名字,但总体上并无实质内容。

在百度贴吧的宋吧里,有一个网友提问:“南方系的后台是叶家吧?”他指的是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广东主政的叶剑英。

中华网的中华论坛里有一篇“谁是南方系的强硬后台?”的短文,文章最后说“谁是它的的强硬后台?我估摸着,国内有,国外也有,而且都是G层。”

网易博客里有一个网友用图片格式转帖了乌有之乡的一篇文章,《你所不知南方系的后台有多硬》,作者传灯。在这篇文字里,作者列出了许多与左派所谓南方系后台有关的人的一长串名字:李锐、任仲夷、赵-紫-阳、赵-紫-阳系、吴南生、王宁。

在网易这篇图片格式的文字最后,作者援引了四月网绘制的南方系“政治谱系图”,所列出的有关人士的名字要更多。

百度山东鲁能吧里,另外一个回答谁是南方系后台的吧贴则给出了:汪洋。

中国左派的乌有之乡、四月网等,有没有向公众系统说明南方系究竟是一个什么的“系”的解释性文字,现在依靠百度,我是找不到了。

我只能根据散见在网络上的零星言语,做出我自己的理解。

3.

在左派的话语体系里,南方系并不仅仅是指一个报业集团的名称,显然他们还用这个词指称一个在他们看来与他们对立的政治派别。这个政治派别的主要核心人物,应该就是过去和现在在广东主政的公共人物。

自1949年后,在广东主政的党政大人物的名单在百度上很容易查找到,他们是:

叶剑英(1949.08-1955.07)(华南分局代)
陶 铸(1955.07-1965.02)
赵紫阳(1965.02-1967.03)
黄永胜(1968.02-1969.11)(革委核心小组长)
刘兴元(1969.11-1970.12)(革委核心小组长)
刘兴元(1970.12-1972.03)
丁 盛(1972.03-1973.12)
赵紫阳(1974.04-1975.10)
韦国清(1975.10-1978.12)
习仲勋(1978.12-1980.11)
任仲夷(1980.11-1985.07)
林 若(1985.07-1991.01)
谢 非(1991.01-1998.03)
李长春(1998.03-2002.11)
张德江(2002.11-2007.12)
汪 洋(2007.12- 2012.12)
胡春华(2012.12—至今)

1976年毛去世前的近三十年,广东是什么样子,我并不清楚。但1976年以后的三十多年,广东在中国改开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人们有目共睹。

考虑到中国左派对邓改开政策中的某些做法表现出强烈的怀疑和批判态度,我认为,中国左派所谓的南方系,应该就是包括南方报业集团和历届主政广东的公共人物在内的一个(政治)派别,尽管在历任主政广东公共人物中,有个别几个可能排除在外。

4.

即使以旁观者的态度来描述上述社会现象,在当前的中国可能也是一个禁忌。但对一个意欲走向内部开放的国家,人们应该清楚,回避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

在中国政治生态中,媒体曾经被定义为执政党的喉舌。左派对南方报业集团的数次围剿,其所指,稍微思考一下,应该不难理解。

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生态下,在一桩具体的纷争中,简单寻找和定义政治正义是困难的。合理的并且能够为人们恰当了解的政治竞争,需要一个公开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首先需要一系列对各方都不会造成不对等利益或伤害的规则,其次他们都能够充分地在媒体上公开表达自己的看法,同时他们的每一个主张所可能产生的社会效应最终要交由这个国家中具备政治权利的个人来判断——这个判断不能用模糊的词句加以描述而必须被量化。而这一切,在当前的中国,都没有。

因此,在堆砌这篇文字的时候,我努力克服此前我对左派所持有的明确态度,努力尝试用一个旁观者的态度简单梳理一下他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5.

我一直认为,在人类政治生活领域,派别政治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独裁、专制和威权政治,尽管一直拒绝政治多元化下的政治派别竞争,但它们并不能避免这种政治现象在事实上的发生。从暗杀希特勒到赫鲁晓夫黯然下台以及林副统帅逃苏,都能说明这一点。

在中国古代,朋党政治长期存在,无需一一列举,它是中国式政治生态中派别政治的古老原型。但在皇权专制下,由于缺乏公开、合理的竞争平台,朋党政治必然导致乱政,留下历史骂名。

在近代,民主政治逐步建构,不同政治派别的政治活动有了一个公开、合理、合法的竞争平台,政治多元成为现实。尽管这一切并没有顺利地发生在中国,但在事实上认可政治生活的多元性,也存在于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中。

6.

回顾太久远的历史,左派这个词将面临相当大的困境。就当今中国左派来说,他们在政治上的历史渊源并不长久。

文革是核心的参考系。

对文革时期毛的公开维护,是当今左派的政治诉求之一。

文革中,毛打倒走资派的号召主要指向当权的公共人物,很多在中共革命史上和共和国建设史上的知名共党人士被揪斗、批倒。文革结束后,在邓主导下的中共否定了文革,在大多数国人对文革抱有普遍的批评和反思态度时,试图为文革时期的毛正名的左派的政治图谱可能就清晰起来。

文革中,中共党史上的功勋人物,一个个倒下了,从刘少奇到林彪。在这中间,还可以填上很多人的名字。残留的几株枯木,在动荡的时代里颠簸。而把他们打倒在地,踏上一脚,意欲让其一万年不能翻身的,正是毛泽东发动起来的“革命群众”。

在文革打倒中共“老人”的争斗中,也有一批人在政治上迅速上升,其中不乏有过光荣革命经历的人,但1949年后,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并没有他们打倒的那批中共老人所拥有的权力光圈。他们中很多人的政治生命和生命,也在这场混沌不清的运动中,被打倒的浪潮所终结。

研究文革十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单变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1976年毛去世时,中共十大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还有20人,他们是: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姚文元、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

这份名单中中关键人物,在随后发生的那场政局变动中全部出场,尽管这其中的另外一些人,用今天的话说,只是打酱油路过。但我认为,这份名单能够勾勒出距离现今中国左派最近的历史光谱。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政治上的上升,基本上依赖毛发动的文革所赐。尽管人们并不能排除,没有文革,他们也可能在政治上崛起。

一个大权在握的国家领导人,或一个还不是全部大权在握的国家领导人,发动一场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政治运动,轻而易举地从当权人物手里夺过他们过去可能想都不敢想望的公共权力,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诱人的呢?

毛,打开了这个盒子,并且让这一切发生在一些具体人的身上。人们并不怀疑,这一切如果重新来过所可能导出现的结果。

尽管写作《出身论》的遇罗克离开这个世界四十多年了,他用文字批驳的血统论似乎已经烟消云散,然而,遇罗克出身论和他批驳的血统论所指向的事实,真的已经不存在了么?

人们或许认为,这是叵测的人心猜测。我在这里只是提醒一下,2009—2011年间某人高调纪念早已过世的父亲,并将其列入“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名单”,他所追求的难道不是“红二代”这个词的实至名归么?据港报,有言“红二代官员极少涉贪,是因他们继承了父辈把人民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做法。”

我是看到血统论的幽灵在徘徊。

7.

对国家政治生活中出现的派系竞争,以正统和修正两个词加以描述的路线斗争,并以其中一派清洗另一派别而告终结,是苏联共产主义运动留下的政治遗产之一。

这份政治遗产,与中国古代政治的朋党斗争——无论从路数还是从结果看——都有着惊人的相似:建构合理的政治多元竞争的公共平台,不在他们的选项内。

中国左派正以高度的热情召唤毛的名字,在21世纪网这样一桩涉及新闻伦理、新闻体制的事件上,继续进行派系性围剿,我对此非常悲观。

回顾人类政治文明史,在政治生态系统内,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无论温情还是血腥——都可以成为通向人类文明进步的路途。约翰王和贵族间的政治纷争催生了大宪章,詹姆士二世与议会的纷争则成就了1689年权利法案,里士满对联邦的背叛造就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

尽管令人沮丧的是,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在每一件具体的政治争斗中都会发生,然而全新的国家政治生活规则的建立,从来就不是一首按照和谐的韵律吟咏的田园诗。

毛作为中国当代史的一个政治符号,作为红二代政治治理的合法性来源,中国当代崛起于文革打倒机制旋而没落于邓拨乱反正的左派,不会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政治资源。

我悲观地看到,中国的这些左派依然沉湎在对毛的迷信里,他们似乎相信凭借这个人的名字,他们总有一天能够从这个面目模糊的老人那里重新收获失去的一切。

他们无心思考这个国家应该遵循一种什么样的政治规则,才可能让他们免于在权势的起伏上,身首异处。他们所专注的,仍然是木棍缠绕着斧头、镰刀缠绕着斧头的象征物。

当然,这可能并不完全是他们的错误。他们的对手与他们所思考的可能并没有什么两样。

不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十二个词的核心社会价值观已经写在那里,这是这个国家的未来,也是执政党的未来,也是中国鹊起于文革打倒机制的左派的未来。

无论谁,都必须为此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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