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麾下虎将之刘春方 傅作义的下场

傅作义麾下虎将之刘春方







一、骑兵出身

1939年春,35军移驻绥远。7月,35军各部进行整编,由原第210旅部队扩编为新编第31师,另一部编为新编第32师。此时序列如下:
第35军军长傅作义,参谋长鲁英麟,副参谋长张濯清,参谋处长张副元。
第101师师长董其武
第301团团长王建业
第302团团长郭景云
第303团团长王赞臣,后易宋海潮。
新编第31师,师长孙兰峰
第91团团长刘景新
第92团团长郁传义
第93团团长安春山
新编第32师,师长袁庆荣,参谋长李铭鼎。
第94团团长杨新钊
第95团团长张世珍
傅作义麾下虎将之刘春方 傅作义的下场
第96团团长黄纯烈
炮兵第25团团长刘振蘅
骑兵团团长刘春方

五原战役是一九四○年初揭开战幕的。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傅将军所部袭击了日本占领的包头,重创日军。敌人遭此打击,恼羞成怒,于是集敌数万人,坦克四十余辆进行报复,并一度占领五原。当时蒋介石命令博作义撤离绥西去兰州。但傅认为五原是西北屏障,关乎抗战大局,寸土不能丧失。据知情人士说,傅的主张得到了当时任骑兵团团长的刘春方同志的坚决拥护。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傅将军以必胜的信心,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采取避其锋芒,打其侧翼,分块围歼的战术,同敌人周旋,打得敌人难以躲藏。同年三月二十三日,五原战役以击毙日军水川大将、歼敌三千四百人,并收复五原的辉煌成果而胜利结束。


1936年冬将反正之伪蒙军改为骑兵第三旅,1937年9月9扩编为新编骑兵第四师,石玉山任师长.1941年11月王宪章任师长。1945年4月30日刘春方任陆军步兵中校。8月刘春方所部并入新编骑兵第4师(兼师长刘万春)升任上校副师长。1946年11月刘春方升任新编骑兵第4师(辖三团)少将师长。12月26日获颁五等云麾勋章。

二、集宁激战


 国军大同守军为暂编38师,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骑兵第5、6师,保安总队,两个炮兵营,一个特务营和一个工兵连共1.9万余人,由阎锡山的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楚溪春指挥。我军对其评价为建制混乱不统一,成分复杂,1.9万人部 队分属7、8个单位,战斗力低下,暂38师由大量伪军编入,大同虽城垣坚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工事坚固,我军以绝对优势兵力是有把握攻下的。

  对于傅部的增援,张,罗也预有准备,晋绥军区独一旅守卓资山,独立第三旅抽出二十七团守集宁(会同绥蒙军区两个团),骑兵旅守集宁西北土城;绥蒙军区第九团位于十八台,晋绥军区第四旅位于商都一线,作为打援右翼兵团,统由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哲指挥。以独立第三旅,绥蒙军区第七团,独立骑兵团于凉城,张家口教导旅于新堂,作为打援左翼兵团,由独立第三旅旅长杨家瑞指挥。

  我军于7月31日发起进攻,首先进攻大同外围阵地,经过30多天激烈外围争夺战,已占领外围所有重要据点和东关,消灭敌人2000余人,逼近大同城下。

  眼看大同危在旦夕,守将楚溪春连连向阎锡山告急,请求增援,阎远水救不了近火,且太原到大同铁路已被切断,无法出兵,只得向蒋介石求援。蒋这时兵力也陷在全国各个战场,也抽不出援军.

  当时唯一机动兵力就是在归绥的傅作义部,而傅对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大同采取观望的态度,傅系军队在国军中可算是异类,既受了我军影响,有解放军的作风,如不怕苦,善夜战,善近战,肉搏等,同时也带有旧军队习气。蒋介石为了诱使傅作义出兵增援大同,使出其军阀内战中一贯手法,给地盘,加官晋爵,把大同划归划十二战区管辖,对于久处贫瘠不毛绥远的傅作义说来,大同煤都,盛产乌金,又是晋冀两地交通要冲,真是梦寐以求的好事。

  接到蒋的命令后,傅召集其亲信部将,董其武、孙兰峰、郭景云、安春山、杨维垣,刘春方,刘万春及团以上全部军官到归绥出席秘密军事会议。这些军官到了归绥(今呼和浩特),闭门开了7天军事会议,严密部署策划,参谋长李世杰率各部参谋班子作了沙盘图演。傅作义反复讲话,讲解军事要领,作战法研讨,思想鼓动。为了这场决战胜利,傅将其所有军官关在营中,不准回家食宿,纪律十分严明,比蒋的嫡系严明的多,所以也没有泄密。另外为了防止泄密,傅部不用国民党军共用密码,也使我军难以掌握其动向。

怎么可能舍近求远,攻集宁,但仔细看一下地图,琢磨一下,便可恍然大悟,顺公路攻凉城,丰镇。解放军早有防范,已无奇兵之效,且费时费力,伤亡重大,事与愿违,以绝对弱势兵力去进攻强敌事先预设之阻击,弄不好连自己一起赔进去,当时我机动打援兵力4个旅已集中在麦胡图,若傅的主力果真顺凉城,丰镇来犯。则正中我军下怀,到时大同进攻部队还可以抽出5-6旅围歼傅军。

傅军出动时机选择的恰到好处,选择在大同解放军用全力扫清大同城关,正全神贯注攻打城垣的吃紧时刻,突然大举东援。这对解放军急转身对付傅作义造成很大困难。

  1946年9月3日,傅派其头号战将,暂三军军长董其武率主力暂三军(欠暂十师)之暂十一师、暂十七师,及另一主力35军安春山之新31师共1.3万人,由中路出动;孙兰峰之骑兵主力共三千余人由北线出动,两军为一线进攻部队,猛扑卓资-集宁方向。35军郭景云之101师、李铭鼎新32师、卫景林的机动部队,刘春方骑四师为二线部队,随后增援。敌之总兵力为暂三军二个师,35军三个师及四个骑兵师共3.2万人左右。

  暂三军经福生庄向卓资进发,新31师由陶林向卓资东北挺进,两军会师后,由暂三军暂17师与新31师对卓资山进行东西夹击。101师及机动部队随后跟进,准备支援。北线敌之骑兵迂回进攻集宁西北之大小土城,威胁侧翼。

  南线敌之骑四旅攻占卓资山之外围据点毫切。

  大同前线指挥部给王尚荣独一旅任务是要守三天,等待援军,卓资扼傅军出援之门户,首当其冲,责任重大,战前王尚荣和朱辉照政委及全旅领导深入部队做了战斗动员,落实了防御部署,精心筹划,其部署为;以二团配置在卓资山以西山顶高地组织防御;35团三营在卓资山东北高地组织防御,团主力配置在大、小南沟为二梯队,准备向西山顶等地实行反冲击;714团主力为机动兵力一个连在西南高地掩护二团侧翼。9月5日拂晓前,敌以三个师兵力,安春山新31师,暂11、17师在一个炮团强大炮火掩护下,向卓资山阵地猛攻。二团坚守阵地,顽强抵抗,击退攻方多次成连成营的连续攻击。到中午12时许,西山顶二营阵地失守,教导员王承烈牺牲。特务连和三连实行反冲击。阻止敌扩展。北线敌占领头道沟东面高地后,迅速向卓资山南实施迂回包围。沿铁路南侧进攻之敌也突破一营阵地,从西面向卓资山实施迂回包围。714团主力配置过远来不及增援,形势恶劣,其情景简直就像解放军运动包围战。王尚荣不得不在敌合围之前主动向东南方向撤走,以免被包围消灭,这是王一生中打的最不顺手的一仗。原定守三天,实际只守了八个小时,远远未能完成预定防守计划,又伤亡500余人。

  我军由于侦察不力,迟至8日晚才知傅部已东进,马上将主力转向集宁。

  这时两军区决定,敌围魏救赵,我针锋相对,围城打援,主力增援集宁,我军主力相继赶到集宁,计有358旅,独一旅,陈正湘四纵队2个旅,教导旅,并令杨苏一纵队除留一个旅守延庆,另两个旅迅速赶来增援,骑兵旅,独立第三旅特务团,绥蒙军区第七团,骑兵团等等全部赶往集宁,对集宁城下敌军形成绝对优势。两晋军区仅留杨成武纵队和地方部队继续围攻大同。

  我军共集中8个多旅,4万多人,配合集宁守军,准备全歼傅之先头部队董其武中路1,3万余人。黄新廷的358旅进至八英滩,和卓资撤下的独一旅靠拢,李湘的教导旅、二纵萧应堂的四旅进至八英滩附近的三股泉,四纵邱蔚11旅进至苏集车站,一纵两个旅到达集宁城东。拟乘敌向集宁进攻时,集中兵力向敌后方进行全面突击。

  集宁大决战揭开帷幕。集宁我守军为绥蒙军区2个团即第9团、第五团和绥蒙军区警卫营及晋绥军区独立第三旅第27团,共3个团加一个营兵力,由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哲,及政委乌兰夫指挥。集宁城壕既深且宽,城墙上配置交叉火力网点。在城外,我军又控制了老虎山,卧龙山等制高点,居高临下,易守难攻。

  9月10日,敌杨维垣暂11师、朱大纯之暂17师,和安春山新31师,在空军配合下,向城外解放军阵地发动进攻,首先向城西,北两面阵地猛烈进攻,先后攻占卧龙山,南营房。逼近城垣。守军拼死抵抗。给敌人造成很大伤亡,新31师92团团长孙英年重伤,两个营长死亡。但敌不顾伤亡,继续进攻。守军因为阵地缺乏纵深,呈单线配备,10日下午,所有外围阵地全部失守,连续发动数次反攻,均未能奏效,于10日夜,余部全部退进集宁城内,准备死守。

  我两晋军区主力趁敌人进攻之际,于11日,从三面对敌军形成反包围,猛烈发起进攻,意在围歼傅部于集宁城下,当时形势完全有利于我军,当日夺回了卧龙山以南阵地和土城村高地,傅部3个主力师,万余人危在旦夕,前有坚城,攻不动,后有绝对优势解放军形成包围进攻态势,逃不掉,成了翁中之鳖,处此绝境之中,董其武只有孤注一掷拿下集宁,固守待援,11日,敌于西,南二面猛攻集宁,遭到守军痛击,未能得逞。于是企图西撤,退路已被援军截断,被迫固守集宁西北狭小地区。11日晚六时,集宁外围解放军全部主力向董其武部发起总攻,经激战,到12日晨,攻占了三岔口,脑包山,玻璃图,天门山,石灰山等要点及卧龙山阵地一部,歼暂11师大部,暂17师第3团共5千余人,(其中俘敌2千),将新31师,暂11、17师残部压缩在卧龙山脚下及西南营房狭小地区,并袭击了暂3军司令部和暂17师司令部,摧毁了电台,敌军只剩31师一部电台,傅部岌岌可危。

  傅见情况危急,于11日上午拟急电3封,一封给董其武,第2封给刘春方骑四师,第3封给孙兰峰骑兵师。给董其武第一封电令被围部队不要死守,应把住我军进攻的3个方向,对集宁方向,应抽出机动兵力死攻,务必尽快拿下集宁,以便有落脚点,第二封电令刘春方骑四师,火速从西南方向包抄集宁,同左翼101师呼应,对已包围集宁城下国军我军实施反包围。三封电令孙兰峰骑兵师向集宁东迂回攻击,策应暂三军和新31师攻打集宁。同时催促35军殿后主力郭景云101师迅猛攻击我军包围部队,以解暂三军之围。

  当时战场形势极为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惊险激烈,敌3个主力师进攻我守集宁3个团,我主力8个旅包围敌进攻之3个主力师,敌101师,骑四师又从后进攻我包围部队,企图救出被围之暂三军及新31师。

  双方都竭尽全力拼死搏斗,这时谁出现错误,而对方能抓住机会,谁就能获胜,按照当时战场形势,董部被压缩在城西南一角,没有任何机会,坐以待毙,我军只要发起连续攻击,便可全歼这股敌人,就在此时,我军前线指挥部犯了一个大错误,因为第一天战斗伤亡大,所以没有组织连续进攻董部,整个12日白天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敌利用12日白天重新组织,集结,整顿。再度进攻集宁。

  因为情况紧急,必须立刻拿下集宁,暂11师师长杨维垣当着全体军官,士兵,拿起军刀切下自己二段指头,指着二段指头说;“有敢畏缩不前者,有如此指”。所以“杨维垣断指攻城”在董部传为佳话。所部官兵也知道到了生死存亡关头,无不拼死相搏。

城里房倒屋塌,四下弹痕累累。尸体充街盈巷,几万人的鲜血流满街巷,其情景非笔墨能形容,城外田野山脊,四处皆为阵地,两军混战一团,枪击刀砍,石砸,尸横遍野,哀号满山遍野。这时仍是全歼敌的大好时机,并是最最关键时机,只要外围我军全线进攻,会同集宁守军里应外合,敌人插翅难逃,为了全歼敌军,我军于9月12日十六时开始对集宁城内外敌发起进攻,但就在这时,大同前敌指挥官张宗逊又犯了第二个错误,也是致命的错误,因为郭景云101师凶猛来援,张宗逊决定停止已开始的对集宁内外傅军围歼,无异于放虎归山,张抽调大部主力,西出大脑包山,以首先歼灭援军101师。只留4纵11旅和城内守军与董部巷战,因此两个方向都形不成优势兵力。既未能战胜101师,又未能将董部逐出城外,集宁守军经1天多巷战,伤亡惨重,无法再战,下午三点左右,董其武派城外部分援军进城与城内敌军会合,攻击更猛烈,并集中炮火向守军主阵地电话局猛攻,同时以一个营兵力迂回进攻电话局后方车站,晚上八点左右,城内大部分阵地失守,到13日晚上十点,实在无法再守,绥蒙军区命令撤出战斗,转移城外,进入山区。

  13日晨,董部趁我军主力西去打援,又重新恢复了卧龙山,天门山,石灰山等阵地,并向小脑包山攻击,以策应101师东进,夹击我打援部队。

  而与援敌101师的交战也极为不顺利,第一线部队与101师在东土坑山激烈交战,解放军大队援军奉张宗逊命令赶去增援,大队正隔着山运动,101师进攻山顶守军时,由于步兵进攻接近山顶,炮火须延伸射击,但因炮位低,距离近、山顶高,瞄准仰角必须加大,而仰角加大,炮弹即超越山顶而过。这样的越山炮弹,竟打了百多发。急得郭景云直跺脚,厉声命令炮兵,立刻修正角度,再把炮弹打过山顶,就要枪毙。

  其实他不知道这些阴错阳差炮弹帮了他大忙,这些越过山炮弹,不偏不倚落在前山解放军的援军大部队人群中,前线指挥部又判断失误,以为这是傅作义大部队到达,有腹背受敌之危险,于是命令部队撤退,把所有战机都丢失了。与此同时,13日中午12时35军李铭鼎新32师,骑四师尾随101师前来增援,向我军阵地猛攻,实际这时解放军已决定撤退,这些部队正赶上追击。

  这样集宁城失守,外围包围打援又失败,集宁战役失败。集宁失利,傅即派出援军向大同增援,大同亦无法再攻,杨成武纵队不得不于9月16日撤围大同。傅作义以弱势兵力攻集宁,解大同之围魏救赵战术达到目的。

三、张北出奇兵


1946年9月29日,东线战役展开,国军16军,94军和53军各一部开始猛攻,与晋察冀军区主力,在东线展开激战,因为解放军预有准备,集中了主力,国军并不占优势,所以进展缓慢,并有两个团一个营的部队的相当损失,经10多天激战,东线国军被阻挡在怀来以东地区。

  眼看东线战事不顺利,蒋故伎重演,将张家口划归十二战区管辖,因此早已在等待作准备的傅军立刻出动,直扑张家口,摘取中心城市张家口。傅军主力部队集结在集宁,由傅之头号得力干将——暂三军军长董其武指挥,指挥暂三军之暂11师杨维垣部、35军之101师郭景云部、新31师安春山部,(安春山和郭景云一向是傅手上两张王牌,在历次战役中充当主力,)为了弥补兵力不足,傅特将其轻易不太动用的王牌——十二战区司令长官部的机械化部队配属董部,以增强战斗力。

  35军军长鲁英麟率该军32师李铭鼎部和暂17师朱大纯既作为佯攻部队,位于大同、丰镇,又作为二线部队,准备增援董其武主力。主攻方向,出人意料地不走铁路,不经大同,而由集宁玫瑰营子出发,绕由长城外荒芜,渺无人烟之地,向张家口以北草原山区,由西绕到北向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后方直捣空虚的张北方向,杀向张家口兵力薄弱的后门。这样一来由东向西守在柴沟堡一线的四纵和晋绥军区主力,就形同虚设,白白浪费,不起任何作用了。

  1946年10月8日,傅部发挥骑兵之优势性,以刘春方骑4师骑兵为先锋,,把守在柴沟堡一线华北4纵晋绥主力撇在一旁。骑兵指挥孙兰峰率刘春方骑4师,鄂友三骑12旅,由集宁玫瑰营子至尚义之间出发,所有骑兵倒穿棉衣,马蹄裹布,先越过草原,随即穿山沟直扑南壕堑,大青沟并顺利占领,前锋刘春方部一面进行,一面封锁消息,在进军途中不论遇到什么样的人,一律扣留由部队收容,跟随部队前进,以免泄露消息,10月9日下午2时许,已突进到距张北县城5公里处,进行侦察,准备进攻。

  在张北担任警戒的第七军分区部队,误以为是小股敌人串扰,即派两个骑兵团绕路出发,围歼该敌,张北只留一个连和两个警卫排驻守,恰巧郑维山此时派了警卫团长李金石带一个营去张北县城警戒,正碰上了战斗。

  再说骑4师发觉城内守军并无戒备,刘春方即派出精锐骑兵一个团,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一气冲至城墙根下。马上由西南和西北城角爬上城墙,城内守军毫无防备,仓促应战,仍英勇战斗,傅军气势旺盛,挥舞马刀和冲锋枪,进行近战、白刃战,守军边打边向城内撤退。郑维山得知敌主力进攻张北县城消息,立刻命令警卫团主力,乘汽车急赴张北增援。由于沿途遭敌机轰炸、扫射而迟滞了时间,到达张北时,傅之大部队已陆续到达,双方在张北城内展开激烈巷战,经过3个多小时战斗,守军伤亡惨重,无力抵抗突然袭击,向崇礼方向撤走,9日下午五点多,骑四师占领张北县城。10月10日,12战区长官部政治部付主任周钧率领随军工作队进入张北县进行接收。

  张北县城只是前哨战,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狼窝沟,张北县城失守消息传到张家口,聂觉得形势严重,主力全在东线,虽已下急令抽调回来,但一时难以赶回,张家口空虚,,聂立即派刚参加集宁战役经过整补的李湘教导旅,火速赶到位于张北与张家口之间的天险狼窝沟一线抗击敌人,教导旅在集宁战役中受创,经过休整,补充大量地方武装,刚回到张家口。

  狼窝沟之战是张家口战役关键之战,决定张家口存亡,也是过去所有资料都一笔略过,因此本文着重描写狼窝沟之战及以后占领张家口情况。-

  狼窝沟是(阴山)野狐岭最险要一段隘口,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敌,距张家口25公里,分大、小狼窝沟两个村庄,是张北到张家口必经要道。苏蒙联军进军张家口,曾在狼窝沟与日军激战过。唐与契丹在狼窝沟发生过大战。成吉思汗与金兵在狼窝沟进行过大决战。已故的张北县付县长曾有名诗纪念野狐岭、狼窝沟:“野狐胜地古今传,路险山高云汉边。莫怪军家争此地,长驱直捣控幽燕。”


 张家口在1946年10月11日下午4时许,被傅作义的部队攻占。傅的避实击虚、声东击西的战术获得巨大成功。

  解放军虽然主动撤走,但离张家口不远的周围附近,仍不时有小部队出没。董其武恐怕在夜间遭到解放军的袭击,即令1O1师担任张家口市的城防,任郭景云师长为城防司令。将新31师集结在下堡一带,暂11师集中在上堡一带两个重点地区。将机械化部队集结在明德北街离军部不远的一个广场,并特意指示靳书科说:“你的部队要随时提高警惕,作好战斗准备,以提防解放军夜间袭击”。是夜虽然有101师担任城防,并派出警戒前哨部队,但各部队为防万一起见,也都手不离枪,炮不离车地防备了一夜。这天夜里城内戒备森严,除值勤人员和送公文的一些传令兵外,没有一人在街上活动。夜间一时左右,辎重兵汽车第1团突然失火,附近部队以为是解放军放火作内应,互相紧张起来,准备立即应战。火势虽然很快就扑灭,但却造成了一场虚惊。

  10月12日,傅作义来电。一面嘉奖各部队;一面令孙兰峰指挥骑兵向崇礼,察北的宝昌、康保一带进军,攻占县城;一面又令鲁英麟军长率领32师和暂17师向宣化、下花园等地进军。同时,令董其武迅速清扫外围,恢复市内秩序,安定民心。董即令1O1师师长郭景云率领师一部兵力,由机械化部队派1O5重炮兵一连,中型坦克一排(四辆),归该师长直接指挥,出南营坊向防守在左卫镇的解放军进行攻击。攻击发起后,解放军见有重炮和坦克配合攻击,未作坚强反击,只作了一些掩护性的战斗,即向察南蔚县方向转移。战斗由上午9时半开始,12时结束,张市附近再无战斗。

雁北之战


1947年3月23日,傅军发起雁北战役,101师、骑4师等部从大同出动,发起进攻。

3月25日12时,骑四师先头从左、101师一个团向右占领左云,3月26日上午8时骑4师与101师一个团从左云出发占领右玉,守军闻风而逃。3月30日骑四师、101师向东进攻怀仁,当晚骑四师占领怀仁,31日101师赶到怀仁城。

  至此傅军轻松的占领全部雁北,完成了战略进攻,但是35军军长鲁英麟、101师长郭景云、骑四师师长刘春方觉得遗憾,太不过瘾,因为对方闻风而逃,只消灭对方部分兵力和地方武装,没有能够消灭其主力部队。

傅军将领知己知彼,熟悉共军战略战术,利用共军“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术”,引蛇出洞,诱敌上钩。为了隐蔽主力,故意将番号改为地方部队,101师改为察哈尔保安大队,骑四师改代号为骑兵大队,撤退到口泉一带隐蔽集结,等待时机,杀一个回马枪。左云交新二旅防守,怀仁城交38师一个团守,右玉交101师补训师两个团守。

令晋绥野战军没有想到的是城内傅军虽然是一群新兵,但是在刘万春这支老虎率领下,一点也不逊色,打得很英勇,比晋绥主力独三旅战斗力还强,令晋绥野战军吃足了苦头,羊肉没吃到,牙齿都蹦掉。鲁英麟、郭景云也没有想到晋绥野战军如此不经打,他们刚带领主力从隐蔽地出动增援,对方已经跑了,4月10晨,鲁英麟率101师、骑四师赶到右玉,战斗已经结束,独三旅也已撤走。鲁英麟心有不甘,命令骑四师发挥骑兵优势,迅速追击,扩大战果。刘春方接受命令后,10日晚在右玉宿营,11日凌晨迅猛发起追击。

右玉战斗失利后,独三旅一度士气低落,退到西南威远堡、张千户一带宿营,将损失不大的特务团一营住在突出的六里庄作前哨。11日凌晨,循踪赶来的骑四师在刘春方指挥下冲进了正在沉睡的六里庄,庄内一片大乱,步兵见了骑兵,就象羊见了老虎,几无招架之力。只得仓皇撤退,骑四师迅猛的追了上去,在辽阔的平原上,2000多骑兵挥舞战刀,猛砍猛杀,往来冲突,只见到人头滚滚,残肢断臂飞舞,横尸遍野,一营几百人葬身沙场,几乎全军覆没。等到威远堡独三旅主力赶到时,骑四师瞅准空挡又是一阵冲杀,扬长而去。第三军战史记载:“由于部队缺乏对骑兵作战经验,以致在六里庄、威远堡战斗中再次受挫。”三旅在右玉战斗、六里庄、威远堡战斗中损失惨重,伤亡过半,达2000人以上,丧失战斗力,无法再战,不得不退到晋中整补养伤去了。


增援庄瞳

  19458年1月12日上午,32师留95团保卫35军军部,主力94团由段吉祥率领,96团由安立道率领,于1月12日拂晓准时出发,由东向西增援涞水。

  那天浓雾弥漫,白茫茫一片,根本看不清地形和村庄,3纵9旅战斗态势向前向北展开,分布在拒马河西岸的北白堡、史各庄、西义安、庄町地区,根本没有想到傅军主力已到了拒马河东岸的北义安,从后方发动突然袭击,打到自己屁股。

  虎将段吉祥一马当先率94团首先冲过北义安附近的拒马河上桥梁,猛烈进攻守卫桥梁的3营7连,在这种大雾弥漫的天气里,进攻方掌握主动非常有利。战斗进展顺利,势如破竹,一举就消灭了7连,打垮了9旅27团3营,只见一批一批俘虏往后押送回来,大约俘虏解放军2-300人,自己损失很小。96团同时占领北白堡、史各庄、西义安,严重威胁3纵后方。

  94团随后一鼓作气地追击3营残部,逼进了庄町村,准备打进村子过夜,这时35军军长鲁英麟判断很正确,指挥得体,认为前方情况不明,占领了小村子没什么大意思,反而冒风险,命令天黑之前撤回拒马河东岸。

  但是战功累累,英勇善战的94团长段吉祥的固执破坏了这一正确命令的执行。他以为对手不堪一击,无论攻和守都不是他的对手,执意要攻进庄町,师长李铭鼎也无原则同意部下意见。

  庄町被攻占,敌人从后打过来,3纵后方受到严重威胁,无法进攻涞水,3纵司令员郑维山大怒,命令9旅夺回庄町,正面停止进攻涞水。

  新32师94、96两团进占庄町后,战斗从突然袭击的进攻战转为防守庄町的村落防守战,华北野转而发起进攻,进攻防守的傅军,更是自找没趣了。

  9旅因为遭受突然袭击,损失不小,丢了庄町,后方受到严重威胁,无法向上级交代,只得硬着头皮进攻庄町,组织了全旅3个团,人山人海猛攻庄町,整个12日的白天,9旅发动了多次的猛攻。

  让9旅进攻,确实为难他了,本来他的战斗和攻坚能力就差,就在几个月前,他用了吃奶的劲,以两个主力团猛攻王凤岗保安总队一个大队300多人防守的小村子,结果打了7天7夜,死伤一大堆,也没打下来,碰的鼻青脸肿,头都抬不起来。如今打32师部队防守的村庄,更是如鸡蛋碰石头一般,猛攻一天多,没有一点进展。

  郑维山见状急了,陆续把涞水城下主力基本全部调了过来,一定要拿下村子,消灭村内两个团。只留了少部兵力监视涞水,使兵力达到7:2的绝对优势,全面战斗就此展开了。

  新32师是35军主力之一,45年开战以来,历经大小几百个战斗,所向无敌,从未打过败仗,士气高昂,战斗经验丰富,内战开始后先后在绥远八里庄、集宁城外查汗营到骆驼脖、张家口战役、兴和、柴沟堡、怀安、天镇、阳原、桑干河小渡口、增援河北的正仝战斗、扫荡冀中、闪击昌平阳坊镇战斗中屡屡获胜,可以说是从无败绩,每战都以很小伤亡获得巨大成功,既增长了官兵自信心,也滋长了骄傲轻敌情绪,94团长段吉祥不听军长鲁英麟正确指挥,坚持打进庄町,陷自己于孤立,就是这种情绪明确体现。

  当然让这样的部队防守庄町更是信心满满,35军部队防守还没有失利过,3纵如果没有绝对的人力、火力优势,简直就是送死。庄内两个团都是主力,94团团长段吉祥作战勇猛善战、机智果断,百战百胜;96团长安立道为人机警聪明,思路敏捷,判断准确,是一个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缺点的战将,也没有败绩。那些身经百战的老兵在他们的指挥下,不慌不忙,非常沉着的守卫。

  3纵以营为单位一波又一波发起连续的冲锋,希望在夜间能打开一个缺口。

  久经沙场的32师士兵冷静的伏在工事里,每次等到3纵部队冲到距村庄50米处才突然猛烈开火,集火射击,各种武器集中火力,弹落如雨,迫击炮和轻、重机枪组成密不透风的火墙,排子手榴弹如狂风般落下,进攻部队在5-6分钟就被消灭。第一批人躺下了,第二批又上来了,第二批倒下了,第三批又上来了,一批接一批,循环往复,一次又一次击退,3纵在12日一夜中如此反复冲锋9次,尸首堆积如山,惨不忍睹,那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一位参加过庄町战斗的32师军官回忆说:“死的什么样都有,有的只有一条腿,有的没有脑袋,有的肠子流在外面,有的脑袋挂在树上,有的手贴在墙上,有的龇牙咧嘴。缺胳膊掉腿伤兵更是哭声震天动地,令人心酸。我们都是打过十几年仗的人,都不敢正眼看,战斗结束后,好几天都吃不下饭。”

  3纵于11日晚到12日凌晨不间断的激烈战斗中,伤亡极其惨重。据战后被俘虏的9旅27团担架排排长靳小山(26岁,河北无极人)讲:“涞水战役,每团动员担架100付,大车150辆,向后方拉运死伤士兵,但因伤亡过重,还抽调部分士兵抬担架,该排士兵抢运尸首集中战地后方,最后仍有好多尸首未及抢运。”靳小山在仓皇撤退过程中被俘。

  3纵攻的很勇猛,但是由于守军极其英勇顽强,每一个小屋和小院子都要经过反复争夺数次才能夺取,进展极其缓慢,郑维山认为主要原因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炮火支援,于是将全纵各团迫击炮总共50门,临时组成迫击炮群,从涞水城下调到庄町,纵队山炮营12门山炮全部调到庄町,全力以赴发起进攻。

  13日凌晨5时开始,3纵集中全纵62门炮猛轰庄町这么一个小村子,进攻开始前,进行了20分钟的猛烈急袭,炮弹密集如雨下,32师守军经过一天两夜的战斗,弹药基本打光,筋疲力尽。这时3纵密集炮火发挥了关键作用,压制了守军火力,把村边沿的工事、掩体、村边房屋都炸平了。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部队总算于6点30分突入村内,守军极其顽强,逐屋逐院进行争夺,誓死不退。弹药打光跳出来拼刺刀,双方同归于尽,倒在战场的景象比比皆是。战斗极其惨烈,连师长李铭鼎,96团长安立道都在猛烈炮击中阵亡。村内守军除战死战伤外,剩余的大部突围,与前来增援的95团会合。

  就在庄町村内激烈战斗进行时,95团从警卫35军军部的部队中抽出两个营,越过拒马河紧急增援庄町。95团少校政工处主任胡海龙站在拒马河桥头,挺立在枪林弹雨中大声呼喊兄弟们:“不要慌,要镇定,迅速的过桥。”95团官兵们在他的鼓励下迅速渡过拒马河,在庄町村沿占领阵地,打击3纵突入村内的部队,掩护突围部队,成功地接应出突围的部分94、96团官兵,没有95团的支援,庄内官兵想要顺利突围就困难了。

  32师师参谋主任高步义曾提到庄町官兵突围成功过程和95团的增援作用。他在回忆文章中说:“这时,迎面涌来了一群象是刚从阵地上溃退下来的、多数带着武器的官兵,我立即和他们混在一起,跑到一个院里。后面有解放军跟踪紧追,马上把这个院子包围起来,火力封锁了大门,墙外扔手榴弹。这时有九十四团的王营长和我挤在一起,他对我说,段团长已负重伤,战士们把抬到一个院里。…..因为人们在躲避子弹,在院里涌来涌去,有人发觉南墙外面是个数十丈高的悬崖,下面是条深沟,大家急中生智,一下子把墙推倒,从悬崖上滚下。解放军紧追上来,猛烈射击。我趁其射击的间歇,一个跃进跑到悬崖对面的九间房子附近,看到我们的支援部队已在占领阵地。这大概是九十五团的一部。我还惊魂未定,顾不着同他们说话,直向桥头堡奔去。走到桥边,因我将近两天一夜滴水没有入口,干渴难忍,就掬水痛饮了一顿。这时已近中午了。庄丁村里的枪炮声,逐渐稀疏下来,看到公路两旁的汽车不少。军指挥所还在原地,人们焦急地朝着庄丁村了望,一些伤兵和溃散的士兵三三两两,躺在地上,无人照管;几间土房里塞满了俘虏,门口有两个士兵漫不经心地看守着。忽然看到师长的卫士。”

  涞水发生激战,总算抓住华北野的主力,华北剿总紧急调动各路大军增援合围进行决战。

  命令骑四师立刻驰援。

  命令暂17师从北平卫戍部队中抽一个团、配一个炮兵连、一个骑兵连南下增援合围。

  命令101师从定兴北上合围。

  4命令已经越过满城的暂三军立刻回师参加会战,以汽车输送,紧急赶往战场,担任后卫的新31师马上后卫变前锋乘汽车驰援涞水。

  大军从四面八方向涞水合围,意图一举围歼华北野主力于涞水城下,合围态势已经形成。

  接到命令后,增援部队骑四师行动迅速,最早赶到了北义安,前后夹攻3纵部队,及时的支援了庄町战斗。而我们的战史却编造了一段痛打骑四师的战史,说什么;“集中两个团的机枪,敌骑兵风卷残云似的连人带马一片一片地倒下。”无中生有想象出了一个谎言,如此惨败,写成大胜,令人喷饭。郑维山可不敢这么写,毕竟扯谎扯的太大,他这样说:“我24团2、3营、26团1营、20团2营,将敌击退。”注意仅仅是击退。

  事实是;骑四师奇兵杀到,突然袭击,准备打阻击的20团2营没有防备,被封在绝沟内,骑四师经验丰富的老兵抓住时机,迅速的往沟内投下上百枚手榴弹,2营走投无路,猝不及防,损失很大。

  20团2营受到骑四师突然袭击,眼看情况危急,友军兵力雄厚赶来支援,才击退骑四师。

  20团战后总结这么讲:“20团2营13日拂晓进入阵地后,营连干部过分强调部队疲劳,没有积极勘察地形和加修工事,使营整个战斗队形均处在一条十分不利的大段绝沟内,一直待敌骑四师占领阵地发起冲击,部队仍在沟内避风休息,因而从上至下一度造成惊慌失措,使敌控制了所有沟口,手榴弹已投入沟内。营连干部方亲自率领与敌开展激烈的白刃战斗,刹时双方均有伤亡,经反复血战,终将封闭沟口之敌驱逐,逐渐展开。由于麻痹大意,对部队姑息迁就,而造成这一血的教训,我各级干部应深刻吸取。”

  骑四师突然袭击造成2营共伤亡正、负营长,教导员以下200余人。

  看完这个总结,回头大家可以再看看我们的军史怎么描写痛打骑四师的,就会觉得滑稽可笑了,军史为了伟光正,总是倒着写,如果被敌痛打,就写成痛打敌人,读者如果不倒着看,难以看懂。

  35军驻在北平的另一主力师暂17师,本来任务是保卫总部,也紧急派出第二团一个团,骑兵一个连,炮兵一个连,迅速南下增援涞水,绕道先过涿县,到达松林店,折而向西,经榆林村,进攻歧沟——北义安,支援32师。

  暂17师这个团进攻歧沟村,无意间打上了设在村里的1纵1旅旅部,这个突然袭击打的非常巧,拯救了35军部和炮兵。这个团的先头部队骑兵连借着大雾掩护,突入村庄,猛烈来回冲杀、射击,并包围了1旅旅部。

  当时1纵1旅把所有部队都派上前线,袭击35军军部,连警卫部队都没有,在受到突然袭击情况下,对于只有手持短枪的机关干部的旅部来说,真是十万火急,危险到了极点!村内不但有旅部机关,还有1纵队一个炮兵营。幸亏冲进村的是骑兵,若是步兵,那问题就严重了。

  当时1纵1旅部队正在北义安、温辛庄公路上伏击35军部与95团撤退的部队,根本没有想到敌人从后方打到旅部来,设在歧沟村1旅旅部受到突然袭击,非常慌乱,旅长曾美紧急呼叫各团回援,一时大乱,部队正在忙于战斗,无人接听电话,情况非常危险。旅政治部主任王卓、一团政委、旅通信科科长三个干部都在突然袭击中受伤,机关干部勉强应战,很多干部被敌人俘虏了两次,逃出后又参加战斗。最后旅部派骑兵通讯员冲出包围,调部队解围,知道旅部受到袭击,1、2旅部队无心恋战,丢掉缴获的榴弹炮、汽车等战利品,纷纷回头救援旅部,然后迅速撤出战斗,1纵首先退出战场。

  这样35军部、炮兵营转危为安,得以安全撤到高碑店,丢失的汽车大炮也重新夺回。

  这个战斗非常惊险,1纵伤亡大,收获小,得不偿失,非常懊丧。2旅副旅长刘苏同志在13日日记里记载;“敌17师自松林店向歧沟增援,一旅被围,5团解围,这一战斗价值是解了一旅之围。我伤亡不小,缴获不大。”

  涞水遭到华北野围攻,华北剿匪总部除了命令32师从高碑店由东向西增援,同时命令驻在定兴城的101师由南向北增援,101师派出的2个团打出了35军的威风,打出了35的水平,决定了涞水战役的胜败,武村、高洛战斗可以称为35军经典仗之一,研究35军战史,一定要研究这一仗。

  攻涞水,首先要保证后方,阻击对方增援,向东要守庄町、白堡、史各庄、西义安,即高碑店方向增援。向南必须守住武村、高洛,阻止定兴方向的增援,这两地如守不住,则战略态势极为恶劣,接下来无险可守。101、32师和涞水守军将形成三面夹攻态势,围歼北野于涞水城下三角地带,而偏偏这两地都被101师轻易攻占,涞水战役是打不下去了。所以庄町战役一结束,3纵、2纵、1纵匆匆忙忙未打扫战场就仓惶撤退了,幸好也撤得早,1、2、3纵打一个不完整的35军都用尽了全力,暂3军主力赶到,真要包饺子了,事实上主力军暂3军新31师于12日晚上赶到定兴,13日白天已赶到庄町,差的就是几个小时。

  2纵4、5两个旅为什么阻击战都阻不住101师2个团呢?这就是差距,技、战术的差距,意志和精神的差距。

  1月12日早上6点,101师2个团从定兴县城出发,经田侯村向武村、高洛进攻,前哨部队101师骑兵连一马当先,于8点钟进到武村南300米,被守军2纵第五旅14团2连发现,但他们认为骑兵是看地形的首长,101师步兵是友邻部队,没有防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101师见守军没有防备,果断以骑兵向正面一个猛烈突击,另二路分别向左右两翼迂回夹击包抄,切断守军退路。

  面对突然袭击,14团1营副营长雷自德、2连长张明堂惊慌失措,带着部队就跑,也没组织兵力、火力掩护,实际上也没有时间组织。跑得慢的2排副排长和28名战士被俘,被敌缴去机枪一挺、步枪18支、60炮一门,轻易地丢了武村这个重要据点。

  这个战斗贯彻了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特点,攻方没有任何损失攻占重要据点,首战干脆利落告捷。

  第五旅知道武村失守后,命令15团集结南北大位,13团集结于富位,准备反击夺回武村。

  101师马上派出一部,沿武村向高洛前进。2纵发现敌情后,第五旅14团2营这时正在南高洛开始构筑工事,武村失守后,4连副连长率1排进到高洛村东南300米处,构筑前沿工事。部队刚展开,武村2连部队已撤到南高洛。因此4连副认为衔尾而来也是武村撤下来的部队,是自己人。101师士兵机智勇敢冒充解放军,一直进到离4连30米处,该排向101师前哨士兵喊话:“停止前进,用旗子、哨子联络,”那几个士兵沉着的回答:“我们没带旗子、忘记番号。”一面迅速跑步接近阵地,并首先举起冲锋枪准备抵近射击,4排战士举起三支步枪,101师士兵大声喊:“不要误会,自己人!”同时迅速猛扑接近了阵地,当接近阵地距离仅10米时,一排长看清是敌人,马上报告4连副。4连副从未看到过如此大胆勇敢的对手,叫1排排长看眼色行事,没作任何处置,自己吓得悄悄一个人跑回高洛村去。一排长看连长跑了,命令;“机枪掩护,部队撤回村。”

  但是101师士兵扑的太猛了,冲锋枪已架在头顶了,大喊:“缴枪不杀!”跑得慢的18个人都作了俘虏,计有掷弹筒组3人、步兵3人、工兵6人、担架员6人。

  高洛村外打响了,2营将4连、5连、6连、工兵连、炮连全营集中在南高洛准备固守。14团认为一个营守不住南高洛,向第五旅报告,第五旅命令14团2营撤退。12时上午10点,2营撤出南高洛,第五旅命令下达后,觉得不妥,高洛是最后一道屏障,如此轻易撤守,岂不陷于被三面夹攻的危险地了吗?又下命令不撤,但南高洛部队已撤收电话,无法联络。

  101师不费吹灰之力,没有任何损失,轻松占领两个主要阵地,又向两侧南北大位发展,企图最后解决两翼守军,再向涞水城下进攻。

  第四旅、第五旅已经没有退路了,决心夺回武村,第五旅守都守不住,还想进攻吗?

  事到临头,不攻也不行,第五旅以13团2个营、15团2个营、14团1个营,总共7个营绝对优势兵力猛攻武村,经2小时激战,到中午12点,15、14团打不动了,形成对峙。13团倒是勇猛冲击,打得很凶,1连冲得最猛,冲到武村边沿,被101师守军候个正着,从两翼迂回包围冒进的1连,打死部分,俘虏1连2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各一挺。

  遭此打击,第五旅第一次进攻顿挫。

  旅长马龙火了,决定增加兵力,经报纵队批准,调来第四旅参战,投入战斗。第2次进攻以15团2个营,13团2个营、第四旅11团,于12日下午16时发起总攻。进攻发起前,集中了几十门迫击炮和山炮先作密集炮火轰击,强大的火力把村子都要快炸平了,于是部队前赴后继,一浪又一浪发起冲锋,从12日下午16点到整个晚上,第四旅、第五旅发动7次总攻,每次不是被反击下来就是白白死伤一大片。

  每次几百发炮弹轰完后,村里寂静的象死去一般,守军好象都被炸死了,进攻部队一拥而上,眼看着冲到村边沿了,就要成功了,马龙高兴得心都要跳到喉咙口了,突然守军一下像从地里冒出来,枪、炮、手榴弹齐发,接着就反击出来,几分钟内进攻部队就死伤几百人,武村边沿铺满了尸体。

  101师顽强的防守、高超的技、战术,给进攻部队造成了重大损失。


奔袭西柏坡


  1947年的岁末,国民党头号人物蒋介石颁下了一道出人预料的手令:“保定、张垣两绥靖公署,即行裁撤。另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特任傅作义为华北剿匪总司令。山西、河北、热河、察哈尔、绥远五省军队,统归华北剿匪总司令部节制指挥。”

  “总司令”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头衔,让人垂涎盈尺的宝座。但在华北战局越来越黯淡的情势下,蒋介石为何偏偏倚重傅作义,而不用近在咫尺且资历声望都在傅之上的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太原绥署主任阎锡山以及原保定绥署主任孙连仲呢?

  李宗仁虽身居高位,但手中没有桂系主力部队,无所施展,且在如何对付共产党问题上与蒋介石存有异议。

  阎锡山一直稳坐太原,经营山西,反共坚决,但几度向外发展均告失败,难以统顾大局。孙连仲在任职期间无所建树,反而丧师失地,险象重重,人心震动。他知难而退,主动建议由傅作义主持华北全局。

  傅作义出当大任,乃是水到渠成的安排。他以坚守涿州、长城抗战而名震天下,在国共之战中又脱颖而出,克集宁,占张家口,被称为“中兴功臣”,在绥远“政绩斐然”。

  当然,傅作义自己心里最清楚,蒋介石任命他当总司令,绝非对他的信任、器重,而迫于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才不得已把整个华北的军政大权交给他这个非嫡系但有实力的将军。他明知“总司令”是个搁在火山口的纸糊的高位,却无力去挣脱,也没有勇气推掉蒋介石的这份“礼物”。

  12月5日,一个阴云密布的天气,傅作义在张家口宣布就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之职。没有中外记者采访,没有礼炮锣鼓声,没有阅兵游行,就职仪式再简单不过了。

  本来,“华北剿总”的辖区还包括山西在内。傅作义因为阎锡山是他的老上司,不好发号施令,所以他力持谦退,职权行使一律不涉及山西。这样,阎锡山的太原绥署颇为独特地改名为“国防部太原指挥所”。

  作为华北4省2市和60万大军之主,理应把总部设在北平,设在一个体面气派的地方。可是傅作义把总部留在张家口20多天,迟迟不肯迁往北平。在蒋介石再三电催下,他才于12月26日把总部挪到了北平。这反映出他的内心世界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不想冒险,不想赔尽老本,另一方面又觉得已经拴在国民党的战车上,就只好听天由命,走一程看一程了。

  但傅作义没有去城内,他把总部办公的地方选在了当年日本人在北平西郊修建的一所普通楼房里。据说,傅作义有个选择原则:无论是军政机关还是家属区,都要避开闹市。当时的北平内城为文化住宅区,前门以外的南城为工商业区,北平西郊为日本人开辟的“新市区”,北平人称之为“新北京”。傅曾对人说过他选定总部办公地点的理由,一是谢绝各种应酬,避免牵扯到若干纠纷之中,聚精会神于作战指挥;二是免得共产党渗透,保守军事机密;三是大都市里鱼龙混杂,官兵难免受到各种不良感染,腐蚀士气军风。

  在人事安排方面,傅作义慎之又慎,颇费心计。他在绥察时,选用干部有个“三方”比例原则,即傅作义部队所属训练校所的毕业生为一方,长期随同作战的行伍干部为一方,国民党军校毕业生和外来干部为一方。各方人员大体都占三分之一,但师、旅级干部大多出自傅的老部下和相同资格的行伍。通常升调营一级干部都要由他亲自来决定,别人只能有考核、建议之权限。就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之职后,统辖的地盘大了,指挥的军队多了,用人的标准和考虑就不能与以前一样,必须兼顾到方方面面。

  正是出于协和方面的考虑,傅作义以张垣、保定两个绥署为基础,组建“华北剿总”司令部。在副总司令的名单上,有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北平警备总司令陈继承、原保定绥署副主任上官云相和宋肯堂、原张垣绥署副主任冯钦哉、热河省主席刘多荃、原北平行辕副主任吴奇伟、天津警备总司令马法五以及后来从山西调来的郭宗汾。参谋长一职由李世杰担任,因为他原是察哈尔省军政干部训练团教育长,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八期,还上过国民党的陆军大学,既是老部下,又便于同国民党军中的老派新派打交道。原张垣绥署秘书长、他的亲信王克俊为副秘书长,国民党中央银行华北分行主任郑道儒充当秘书长,这是为了加强与国民党中央财经部门联系的需要。天津警备司令马法五调职后,傅作义委派他的老同学,曾在晋绥抗战中表现突出的福建籍的陈长捷继任。

  在省、市政权方面,察、绥两省已在傅作义的直接控制之下,热河省主席也当了副总司令,现就剩下河北省了。由于孙连仲辞去了河北省主席的职务,省政府改组,傅作义保举河北籍的楚溪春继任,新任省府委员及厅长均系河北知名之士。当时,楚在参谋总长兼东北行辕主任陈诚手下当总参议和沈阳警备司令,与傅作义同是保定军校第五期的毕业生,并在抗战中并肩作战。而陈诚在保定军校第五期当学员时,楚恰好在陈的中队当队长,算是陈的教师。至于平、津两市的行政首长,因为暂时还有李宗仁当北平行辕主任,傅作义不便也不想去插手。

  对辖区内的国民党蒋介石嫡系部队,傅作义虽然要求蒋介石充分授权,但实际上多限于行使作战指挥权,对高级将领没有更换过。

  他的这种人事安排,让人觉得他在干实事,用人惟贤,不分地域,一视同仁,而不是利用职权,安插自己的亲信。这样,不论旧部属、新袍泽,都愿服从他领导,为他效力。


  傅作义与知识分子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他驻节北平后,每隔几天都要请三五位学者教授到他的华北“剿总”便宴,以“炉边闲话”方式,海阔天空地交谈。时而纵论上下古今,时而就某一具体问题即席求教。尽管他军书旁午,日理万机,但这种“炉边闲话”几乎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一直延续到时局紧张也未改变。同他谈过的人士,既有老年,也有中青年;既有激进的,也有思想保守的。所以当时有人形容说:“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谈笑左中右,往来老中青。”谈话时,傅作义有他的独特风格,一般他说话不多,只倾听大家讲。这样他可以随时掌握知识界的动态、民众的呼声、社会的舆论。朱光潜、费孝通、胡适、许德珩、朱自清、郑天挺、何思源等都在他的客厅坐过。但是到了1948年冬天,战局紧张,平津已是山雨欲来之势,傅作义的“总部”已经没有多少闲话的机会了。在解放军对北平形成合围之后,傅的华北“剿总”匆匆从西郊迁进城内中南海。

  形势急转直下,究竟走哪条路,傅作义举棋不定。他整天在办公室里独自踱来踱去,时而以手击额,时而仰天长叹。他的矛盾心理在于自己身处蒋介石集团的高级指挥职位,而内心又极不愿意继续为蒋所役使。这种矛盾的心理时常表现出来,比如蒋要他援助锦州,他拒绝了,但事情并没简单地过去,作为条件,他又答应蒋介石,组织部队袭击石家庄和中共中央所在地平山县西柏坡。他小心翼翼从事,一边派了蒋嫡系九十四军配备骑四师和骑十二旅出发,一边由政工处给各部加派专员为监军,以便随时掌握。临行前,傅作义和少将政工处处长王克俊召见政工处上校督察员王越,任他为第一线联络员。王克俊告诉王越:“共产党的要人都在阜平,你跟队伍的任务就是接管各部队的重要俘虏,这对我们很重要。”王越不解:“八路军跟咱们一样,也是官兵不分,哪能认出谁是大官?”傅作义忽然转过身来,说:“哼,那很容易,那不难。共产党的高级人员南方人多,先听他是什么口音。”然后他伸出指头说:“再就是看手指头,这些人最爱吸烟卷,左手的指头总熏得黄黄的,这些都是可以识别的。”说着,傅作义向外走去,跟在后边的王克俊拍着王越的肩膀说:“任务交给你了,就看你们这一下哩。”傅作义似乎有些稳操胜券的乐观情绪。他如此充满信心,是他过于相信他的这种“掏心”战术。据解放后董其武回忆,在许多重要的战役和战斗中,他最惯于使用远距离奇袭和“掏心战”,常常歼敌于措手不及之时。

  他没想到这一招今天已经不灵了。

  让傅作义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共产党其实已经钻进了他的“心脏”。

  就在华北“剿总”布置任务的会议散会不久,北平《益世报》采访部主任刘时平,就得知了消息。他以老同学、小老乡的关系,找到骑十二旅旅长鄂友三,推杯换盏之中从他嘴里套出了这次会议的详情。随后又进一步弄清了傅作义部出动的部队番号、行动时间等,迅速报告给中共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地下党冒着生命危险,破例在上午开机发报。这份十万火急的电报,飞越千山万水,传到了西柏坡。

  两天之后,特急电报送到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周恩来手里,周恩来立即转给军委主席毛泽东和总司令朱德手中。他们来到作战室的地图前,研究了对策,最后把兵力部署和下达命令等具体工作交给周恩来处理。

  周恩来以中央军委名义,立即起草了发给华北军区聂荣臻、薄一波,华北第二兵团杨得志、罗瑞卿、耿飙并告第三兵团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的急电。

  1948年10月29日晚23点,周恩来又三次急电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刘亚楼部,命令他们派部队进入冀东、平东的玉田、蓟县、三河、宝坻地区,威胁平汉、平津、平榆三铁路线,主要是威胁北平,迫使南下敌军一部回师北平及平东一带,起到配合华北野战军保卫石家庄、保卫西柏坡中共中央的任务。晋中华北第一兵团也已得到命令,加紧围攻太原,不使阎锡山东进,以免威胁石家庄和西柏坡的安全。

  除了军事部署之外,周恩来与毛泽东商量后,还展开了一系列宣传攻势。这主要是由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拟了三则电讯稿,告诉蒋介石、傅作义,解放军已经充分掌握了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情况,若敢进犯,等待他们将是可耻的下场。

  傅作义每天都要听秘书给他念新华社的电讯稿。听过第一、二则电讯,他皱起了眉头:共军如何知道得这样具体?他赶紧和他的助手研究是否还搞下去。不过,他又觉得这不是一般常见的新闻稿,中共莫不是在搞“空城计”?是否在放“试探气球”?是不是在缓兵待援?于是,他失去了平衡,下决心按原计划继续进兵,无论如何不能放过这个好时机。

  这时,毛泽东又草拟了一则评论。周恩来看到稿子时,一边看一边笑:毛主席写得太辛辣了。

  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

  当着国民党军队的将军们都像一些死狗,咬不动人民解放军一根毫毛,而被人民解放军赶打得走投无路的时候,白崇禧似乎还有一点生命力,就被美国帝国主义所选中,成了国民党的宝贝了。蒋介石已经是一具僵尸,没有灵魂了,什么人也不再相信他,包括他的“学生”和“干部”在内。在美国指令之下,蒋介石提拔了白崇禧、傅作义。白崇禧现在已是徐州、汉口两个“剿总”的统帅,傅作义则是北线的统帅,美国人和蒋介石现在就是依靠他们挡一挡人民解放军。但是究竟白崇禧、傅作义还有几个月的寿命,连他们的主人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蒋介石近时期是住在北平,在两个星期内,由他经手送掉了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3支大军。他的任务已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昨日已经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蒋介石原先也是要傅作义组一支轻兵去偷袭济南的,傅作义不干。偷袭石家庄,傅作义答应了;但要两家出本钱。傅作义出骑兵,蒋介石出步兵,附上些坦克和爆炸队,从北平南下了。真是异常勇敢,一个星期到达了望都地区;指挥官是郑挺锋。从这几天的情报看来,这位郑将军似乎感觉有什么不妥之处,叫北平派援兵。又是两家合股,傅作义派的是第三十五军,蒋介石派的是第十六军,正经涿州南下。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二○七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

  傅作义看到第二则电讯时,还有些狐疑,抱着侥幸心理一意孤行。当他看到这则电讯,并且接到东北野战军一部已经入关,正在冀东、平东一带活动,真有进攻平津之势的消息时,他心理的最后一道防线开始崩溃:既然共军对自己的计划、行动如此了如指掌,进攻岂不等于自投罗网?他赶紧向已回南京的蒋介石请示退兵。

  对于此次行动,他的部下也有犹豫。九十四军在渡新骆河时,军长郑挺锋在途中听到了其堂弟郑庭笈(廖耀湘兵团第四十九军军长,在辽沈战役中被俘)对他的广播讲话,广播中的话句句撞击着郑挺锋的心弦。回到北平,他托辞母亲病重,必须南归省视;又托他的胞兄、南京国防部次长兼保密局长郑介民亲自由南京飞往北平,向傅作义说情,希望准他离职南下。傅作义无奈,只好准其短假,但从此郑挺锋一去不复返。骑四师师长刘春方亦几次来电,以解放区军民防守严密为由,对此举“谏请钧座考虑”。此时此刻,正是蒋援锦“王牌师”在塔山阻击战中被歼,锦州已解放,廖耀湘兵团亦将就歼,辽沈战役已近尾声之际,蒋介石因宋美龄、孔令侃囤积物资,扰乱金融与蒋经国发生冲突事,竟弃军飞沪调停去了。这个时候,也正是傅作义决断走向何方的关键时刻。

刘春方被毛泽东写上电讯

10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写了一篇题为《蒋、傅匪军妄图突击石家庄》的电讯:

  当我解放军在华北和全国各战场连获巨大胜利之际,在北平的蒋介石和傅作义,妄想以突击石家庄,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尽管蒋、傅决定集中94军3个师及新2军2个师经保定向石家庄进袭,并配有汽车,带上炸药,但他们此种穷极无聊的举动是注定要失败的。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敢于冒险的敌军。

  10月27日,新华社又播出了毛泽东写的一则电讯:

  据悉,敌进扰部队准备于27日集中保定,28日开始由保定南进。该敌有94军军长郑挺锋,新编骑4师师长刘春方,骑12旅旅长鄂友三。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有充分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此时,国民党第94军等部正在保定集结,总指挥郑挺锋看到载有新华社25日、27日电讯的报纸后,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大骂总部内部共党太多。副总指挥、第272师师长刘化南叹息道:“我们自以为是一次极为机密的行动,可是部队还未出发,人家共产党就知道了,还发出了消息,只怕我们这次是有去无回啊!”

  当傅作义看到秘书为他抄录的二则电讯时,顿时觉得后背一阵渗凉,半天未语,看来不妙,共产党、解放军已经知道了这次行动,而且了如指掌,他们一定会做准备的。但华北解放军主力部队还一时到不了保定地区,对付一个第7纵队是不成问题的。最后傅作义还是怀着侥幸心理,决定继续进军石家庄,不能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

  27日中午,“华北剿总”参谋处任兆周副处长带着傅作义的手谕飞抵保定,召集师以上军官传达作战方案。他说:“确悉,华北共军第7纵队主力可能据守滹沱河,以保卫石家庄。总部认为,第7纵队战斗力弱,不论据守何处,国军有飞机助战,加之重炮轰击,第7纵队构筑的临时工事是无济于事的。”随后,他命令骑兵当夜出发,到达滹沱河时停止待命,等步兵赶上后,即分兵二路包抄平山县西柏坡。

  根据总部的命令,郑挺锋决定以94军二个师和爆破大队为右路,以272师、新骑4师和骑12旅为左路,沿平汉铁路两侧的公路,向石家庄进行奔袭。

  28日,国民党军从保定出发。原以为骑兵进展会快些,未料想沿途的共产党地方武装和民兵组织处处袭扰,以致行动缓慢,整个左路部队直到29日才进抵唐河北岸。右路部队在郑挺锋的率领下,小心翼翼,不敢贸然前进,于29日进驻望都县一带。随后,鄂友三的骑兵12旅孤军冒进,绕过安国,29日晚到达定县的北旺村。由于人困马乏,饥肠辘辘,部队进村后就埋锅造饭,简单吃了一顿,便分头找地方睡觉去了。解放军第7纵队和当地武装一直密切监视国民党军骑兵的一举一动,当发现敌骑12旅入村宿营后,便趁黑夜迅速包围了村子,并发起攻击。结果,鄂旅司令部被抄,电台丢失,死伤150余人,战马伤亡数十匹,部队被迫向唐河北岸溃退。

  刘春方的新编骑兵第4师行动谨慎,到唐河边又向东行20里再渡,过河后进入安国、博野一带。气氛越来越紧张,有时西边枪响,有时东边炮响,间或还有喊杀声,搞不清是民兵还是正规部队,谁也不肯放胆前进,谁也不敢在休息时合眼。刘春方总是观望着步兵而后决定行动,还向傅作义告急,说解放区军民早有准备,强渡滹沱河袭取石家庄之举恐怕要难产,建议重新考虑计划。

  初衷的一个美妙计划变成眼下这样难行,这是傅作义无论如何没有料到的!

  傅作义有些犹豫,南下部队继续前进将会吃亏,但只要步骑联军密切行动,夺取战略要地石家庄还是有把握的。于是,他一面电令郑挺锋率部迅速强渡唐河,与骑兵会合后渡滹沱河打入石家庄,一面电令第35军、第16军等部从平绥线东段南下保定地区作为策应。

  10月30日10日许,郑挺锋率94军主力从望都县进抵清风店。当得知唐河南岸已有解放军布防、附近几十里的大小桥梁均遭破坏、唐河可以徒涉等情况后,郑挺锋首先命令炮兵集中火力猛烈轰击唐河南岸的解放军防御阵地,尔后命令步兵抢渡。在飞机、大炮、轻重机枪的掩护下,第5、第121、第272师向河对岸发起轮番攻击。华北解放军第7纵队在孙毅、林铁的指挥下,依托简陋工事,顽强抗击,浴血苦战,打退了郑挺锋部一次又一次的冲击。

  鉴于部队进攻屡屡受挫,伤亡不断增加,郑挺锋只好下令步兵暂时停止正面抢渡,而炮兵继续轰击,同时派人侦察唐河上、下游地区,以便寻找可乘之隙。入夜后,郑挺锋判断解放军第7纵队主力就在对岸,而石家庄城防空虚,遂致电总部建议:骑兵直接向石家庄进攻,使共军首尾难顾,待共军主力回援石家庄之时,将其歼于途中。可总部复电说:郑的意见,正在研究。敌情不明之前,应严加防范。

  10月31日凌晨,郑挺锋与参谋人员还在忙着筹谋明日作战事宜。这时,河对岸突然枪炮声大作,指挥部附近不时有炮弹爆炸,但前沿阵地报告未见有解放军进击之势。于是,郑挺锋判断解放军要撤退,举兵过河追击又怕上当,处于背水作战或被包抄的不利地位。郑挺锋正当在是否过河问题上犹豫之时,一位参谋送来了总部特急电报:共军二个纵队已由热、察两省返冀援石,其前锋已过察省蔚县。着你部克日撤至方顺桥待命,并已派第35军接应。

  原来,由平绥线兼程南下的华北解放军第2兵团第3纵队,在司令员郑维山的率领下,已于10月30日拂晓到达望都,并继续向冀中沙河以南地区疾进。与此同时,东北解放军第4纵队等部已入关向冀东地区挺进。第3纵队突然出现在郑部的翼侧,使傅作义完全动摇了继续南下袭取石家庄的决心,知道94军如果再南下将会受到解放军第7、第3纵队协力围攻。此外,东北战场大势已定,不出几日就会结束战事。如果郑部继续突击下去东北解放军主力势必会提早入关,从而对京津地区构成重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傅作义不得不电令郑挺锋率步骑联军迅速回撤。

  郑挺锋接到总部的电报后,立即组织部队撤退,恨不得一步就迈到北平。当日(31日)午后,郑部回到了方顺桥。随后,在已到保定的第35军和已到定兴的第16军的接应下,于11月3日晚总算逃回了北平。

  仿佛是一场噩梦。蒋介石、傅作义挖空心思设计的偷袭计划,就这样半途而废,宣告彻底破产了。

应该指出,傅作义集团实施此次袭击行动本身也是不坚决的。还在傅作义部署作战计划的时候,华北“剿总”参谋长李世杰就提出疑问说:任务下达了,但我心中很不踏实。自从共军攻克济南后,大有一种决战之势。林彪南下,攻锦州,战辽西,切断国军东北与华北的联系,封闭东北,造成卫立煌进退失据,眼看东北国军即将覆灭。委员长又生一计,高唱什么“华北中兴”。依我看,华北不但不可能“中兴”,相反,我们的“援晋”也好,“突袭”也好,说不定也会是损兵折将。途经几百里路的共区,保守机密、出其不意的说法,显然是自欺欺人。既然无密可保,所谓奇袭也就自然不复存在了。
就是傅作义本人,对这次行动也是狐疑不决的,有应付蒋介石的一面。傅作义的女儿傅冬曾在解放后当面多次询问过民主人士、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刘春方。刘认为,此次袭击行动的始作俑者还是蒋介石,是他提出,如果傅作义不出兵东北,那就向石家庄用兵。傅作义取后者。而且,此次行动的主力师是刘春方师,傅在刘春方行动前面授机宜说,此次行动有八字方针:“避免接触,保存实力。”因此,刘春方指挥的部队尽量避免与解放军激战。倒是那个鄂友三贪功,结果白白葬送了许多兵马。
一方面是军事打击,解放军主力赶到,傅作义南下兵团遭受损失,一方面是毛泽东几篇文章的震慑,傅作义完全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即下令退兵。

四、北平起义

1949年1月21日当天,傅作义又在中南海召开了两个会议。

  第一个会议是在居仁堂召集北平市政府、河北省政府和南京政府驻北平有关人员,宣读了“实施协议”全文,而后傅作义发表讲话,说明“协议的目的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为了获得人民满意的和平……至于解放军进城后,你们每个人都会有妥善的安排,请大家放心。”当时傅作义对这些人的要求是要安于职守,保障社会安定和公共财物不受损失,以完整移交。这些政府公职人员,家小多在北平城内,自认为也没有什么罪过,参加新政府工作能保住饭碗便是内心所愿,于是都表示乐于服从。

  这一天下午5时,傅作义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另一个不同寻常的会议,到会的是国民党军统系统的驻北平各单位的头子,包括军统北平站前站长、现任保密局驻北平督察王蒲臣,军统北平站现任站长徐宗尧、北平市警察局长杨清植、北平市警备司令部稽察处处长毛惕园、北平支台台长阎守仁等10多人。

  这是一伙蒋介石豢养的走狗,也是祸国殃民的人渣,他们专门监视残害异己,不仅为人民所痛恨,国民党的下级官兵和许多党政军要员也对其恨之入骨。在北平和平解放前,一些傅系人员主张将其武力解决,不过傅作义考虑到不要使这伙人狗急跳墙,进行破坏,所以还以“送瘟神”的方式解决为好。

  在见这伙人时,傅作义身着便服,神情冷静严肃,在副秘书长阎又文的陪同下来到会场,只做了简短的讲话:“今天上午10时,和平解放北平的协定已经签字,希望你们的行动立即停止。关于今后你们的生命、财产,我可以负责保证安全。你们如愿意回南京,我负责要飞机送走。”

  傅作义讲完后,便走出了会场。这些特务头子事先早得到情报,知道和平协议签订,想阻止已无能为力。他们手下没有军队,只有些搞破坏的特务,此时在解放军即将进城的威慑之下,也都如惊弓之鸟。过去蒋介石在军统局训话时,亲口讲过共产党捉住特务要抽筋剥皮,目前眼看解放军要进入北平,特务们个个都想早日逃跑。那些特务头子们更清楚国民党政权的大厦将倾,不过他们手上血债累累,最害怕落在共产党手中,迫切的心情就是想快点逃走。一听见傅作义能为他们要来飞机,马上纷纷表示要回南京,并保证不再采取任何不利的行动。

  其实,对国民党军统驻北平站的人员,中共北平地下党当时也通过关系做了工作,向他们晓以大义,说明国民党大势已去,应该为自己留条后路,只要立功赎罪是可以得到宽大对待的。在1月上旬,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保密局局长郑介民飞到北平城内劝说傅作义突围南撤,并布置潜伏破坏,不过此人也对前途完全绝望,很多事不过是敷衍一番。郑介民见了自己的弟弟、此时担任第94军军长的郑挺锋,叫他赶快丢掉部队乘飞机南逃,并说“国民党搞不过共产党”。最高特务头子都是这种只顾叫自己兄弟逃命的心态,如何能督促别人顽抗?

  有道是形势比人强,在天下大势一目了然的情况下,当主要特务头子南飞后,军统北平站的几个重要负责人秘密答应了中共地下党的条件,同意不破坏,并在解放时交出武器和其他器材。

  经过1月21日白天地忙碌,傅作义把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军、政、特部门的头目全部镇住,获得了不破坏的保证。这天夜幕降临后,中南海又是灯火辉煌,傅作义又在居仁堂欢宴这天下午刚入城的中共代表——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华北人民政府财务部长戎子和、北平市副市长徐冰和解放军代表苏静。

  在便宴上,傅方作陪的有邓宝珊、郭宗汾、王克俊、周北峰等人。宴会在友好、热烈的气氛中进行,双方互相祝贺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并预祝部队出城改编、城市移交的顺利进行。

  中南海的史册上永远记录下这一天——1949年1月21日,北平和平解放的议程,就此完全达成。

  1月22日,北平报纸对外正式公布了和平解放的实施协议的条文。全市人民奔走相告:“北平解放了!”“和平了!”

  1月22日上午10点整,古都北平城边的敌对双方正式休战停火。接着,国民党华北剿总所属的25个师陆续开出城外,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改编。最后总计出城部队为17万人,除淘汰病弱,给资遣散了愿意回家者外,其余大部兵员被补充到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即西北野战军中。因为此前西北野战军所在地区贫瘠,兵员补充困难。

  1月22日下午,在位于南城的陶然亭、先农坛里,傅系部队中号称“嫡系中的嫡系,主力中的主力”的骑兵第4师师长刘春方,下达了出城开赴改编地点的命令:“今天的行军序列:我和副师长走在最前面,后面按一团、师司令部、二团、三团的顺序前进。师的后勤和各团的后勤、辎重,要与部队拉开一段距离,不要挨得太近……我们不是打了败仗,我们出城改编,是起义,是走向光明,走向人民,是和过去决裂、和内战决裂。……沿途行军,一定要遵守纪律,不许摆弄枪支,不许随便打枪,尤其是通过解放军的防地,绝对不能打枪,谁打枪,谁就是找死,各级官长一定要掌握住部队。”

  从1月22日至30日上午12点,除了留守的第一0四军一部和第三十五军第二六二师担任着北平各城门的警卫未曾出城外,其余各部均已出城完毕。1月30日下午,傅作义将军带着他的华北总部,在自己留下的唯一部队警卫团的保护下,乘车离开中南海。

  1月31日,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41军进城接防,同时接管了中南海。

  平津战役历时64天,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敌军52万余人。此次战役的一个主要特点便是通过各种手段,将一个欲撤未撤的敌军重兵集团抑留于平津地区,首先完成对其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再以战斗或和平改编的方式将其各个解决。这次战役中创造出以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解决国民党军的范例,“北平方式”的成功,正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和平解决的光辉范例。整个古都北平以其城内的中南海等地,都未经战火而完整地保存下来。

  从1月31日平津战役结束起,北平的历史翻开了全新的一页,中南海也走向了全新的时代!


王克俊回忆:

1949年1月21日上午,傅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宣布《北平和平解放实施办法》的条文。与会者有李世杰、梁述哉、张濯清、郭宗汾和蒋的两个兵团司令石觉和李文。傅先生先叫我念十四条条文,然后征求意见。石、李不表态,却狡猾地说:“我们说不出什么意见,只是克俊你的部下有意见。”我笑道:“我一个文职,何来部下?”两人说:“我们部队的政工处长不都属你政工处管的人吗?他们有意见。”他俩以此作梗,以为得计。这时,正好到了开饭时间,傅先生应机说:“先吃饭吧,饭后再议。”我乘他们用饭的间隙,立即让人电话分头通知师以上政工处长15分钟内必须到中南海的勤政殿集合。有关人员如时到齐后,我即宣读了十四条条文,问有何意见。大家绝大多数赞同,但不出所料,只有石、李两兵团的政工处长提出意见,要求能放他们走。我当即作了处理,严肃地答复道:“不愿留下要走,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你要保证你的部队不出事,把工作做好,不伤一人,不放一枪,不毁一物,遵守纪律,圆满实施十四条的规定之后,我保证请傅总司令把你们送走,保证你们的安全。”二人无言。散会之后,我回到傅处,这时各人用饭已毕。傅先生见我进来,问道:“是否继续开会?”我对他笑了笑,傅先生便对众人说:“好吧,继续开会吧。”石、李还是坚持饭前的话。于是我笑道:“没有问题,各处长均赞同。”随即让卫士要石、李部政工处长的电话。石、李两人不知何意,我说:“请二位直接问各自的政工处长。”两人表示诧异,我便将他们用饭间的事在会上复述了一遍。傅先生说;“好嘛,好嘛。”石、李也就说:“既如此,也就不必接电话了。”傅先生再问李、石两人,才答道:“同意条文,但也要求能走。”傅先生当即说:“可以,可以走,我给你们作保证,但条件一样,要把事情办妥。”于是十四条正式下达到各部,22日正式见报。
21日,周北峰来电说他将陪同陶铸同志于明日下午从朝阳门进城。第二天下午我去迎接,但候至傍晚没有接到。我回到联络处,得知他们已经到了。当晚,陶铸同志和傅先生又进一步研究了城内部队开出就编的日期、次序、地点和整编计划,同时磋商了双方成立联合办事处的各项细节,以及妥善处理军队改编、军事、后勤、工矿企业、军政机关移交等等事宜。按照这次确定的计划,城内原有部队改于26日开出城外各指定地点候编(原订为22日)。傅派其第三处处长雷立法与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处长苏静于次日协商了具体实施办法下达部队照办。傅的新编骑兵第4师刘春方部首先开出,重建的第104军军长安春山、副军长王建业部殿后开出。
28日,我陪着傅先生还有原北平市长刘瑶章和卫士一人乘车自复兴门回到北平西郊傅原来的总部。沿途进城的解放大军和民工络绎不绝,路上虽然十分拥挤;但很有秩序,一派热烈欢畅、繁忙紧张的景象。我们的车停停走走,但沿途未碰到任何阻拦和询问。

五、人生结局

1984年1月12日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爱国人士陈修和、李一平、李奇中、唐鸿烈、张知行、杨玉清、万枚子、王士卓、管泽良、康博缨、刘春方、张丰胄、徐子清、余湛邦、许赓扬等15位参事应邀参加国务院机关党组主持召开的整党工作征求意见座谈会。国务院机关党组成员李灏、艾知生、张文寿到会听取意见。1月13日,王森、曾远、张可曾、安光荫、赵立人、张向南、高星华、张志云等8位中共党员参事参加国务院机关党组主持召开的第二次整党工作征求意见座谈会。7月25日至9月3日郑思远主任率参事万枚子、王森、康博缨、刘春方、余湛邦一行到东北黑龙江、吉林省九市四县参观并调查有关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

1984年12月30日中共参事室支部召开支部党员大会,讨论并一致通过刘春方参事加入中国共产党。支部邀请陈修和、杨玉清、李一平三位党外参事列席会议。三位参事对邀请党外人士列席党内会议的做法予以赞扬。1985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委员会批复国务院机关党委,同意接受刘春方同志为中共预备党员。1985年12月,刘春方同志如期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1989年8月26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务院参事, 原傅作义将军部队骑兵师师长, 起义将领刘春方因病逝世,终年79岁。

刘春方参事遗体告别仪式9月4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副秘书长席德华,以及国务院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参事室等送了花圈;国务院副秘书长安成信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刘春方参事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新华社发了通稿,《人民日报》发了消息。

1989年9月7日《人民日报》第二版

国务院参事刘春方同志逝世

  新华社北京电 国务院参事、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刘春方同志,因病于8月2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刘春方同志遗体告别仪式9月4日在北京举行。
刘春方同志曾任傅作义部独立骑兵第四师师长,1949年1月率部起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骑兵第五、第六师师长,后任甘肃省畜牧厅副厅长、甘肃省政协常委、省人大代表。1979年3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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