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谨以此文献给中国共产党建党91周年
序言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正式开幕。
会场陈设简朴，气氛庄重。这是一次年轻的会议!中共正式代表出席者共13人：上海的李汉俊、李达；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他们代表着50多名党员，这13人是：
一、李 达、何叔衡、董必武、毛泽东、张国焘
二、李汉俊、陈潭 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陈公博
三、周佛海、陈独秀（因出差广州没参加，但被选为总书记）
还有两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出席了大会。马林首先致词，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示祝贺。他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概况，并建议把会议的进程及时报告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随后，代表们具体商讨了大会的任务和议程。7月24日，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25、26日休会，用于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27、28和29日，连续举行三次会议，对党的纲领和决议作了较为详尽的讨论。7月30日晚，代表们正在开会，一名陌生男子突然闯入，环视一周后匆忙离去。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断定此人是敌探，建议立即停会，大家分头离开。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和搜查了“一大”会场，结果一无所获。由于代表们的活动已受到监视，会议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代表们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一、开创者的命运
十五位代表的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八岁。笔者绕开种种关于“代表”和“出席者”的争议，关于中共一大代表排名的先后次序的争议，在这里排出一张以年龄（出生年月）为序的代表名单，年长者在先，年轻者在后：
姓名 出生年份 当时年龄 籍贯
何叔衡 1876 45 湖南宁乡
马林 1883 38 荷兰鹿特丹
董必武 1886 35 湖北黄安
李汉俊 1890 31 湖北潜江
陈公博 1890 31 广东南海
李达 1890 31 湖南零陵
毛泽东 1893 28 湖南湘潭
包惠僧 1894 27 湖北黄冈
陈潭秋 1896 25 湖北黄冈
周佛海 1897 24 湖南沅陵
张国焘 1897 24 江西萍乡
王尽美 1898 23 山东莒县
尼柯尔斯基 1898 23 俄国
邓恩铭 1901 20 贵州荔波
刘仁静 1902 19 湖北应城
在十三位中国共产党代表之外，其实还有若干位完全应当进入代表之列而因种种原因未来上海参会的：如陈独秀、李大钊、杨明斋、张太雷、陈望道、施存统等。另外，在法国的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因路远联系不便而不能回国出席。
开创者的命运总是令人关注。南陈北李，即李大钊与陈独秀同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但是他们都没有参加中共一大，参加一大会议的十三位党员代表，可谓马克思在中国的十三位门徒。他们的命运各各不同。有被捕牺牲的，有英年早逝的，有脱党的，有当了大叛徒的，还有做了大汉奸的。在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3位代表中，有些人的一生是革命的、光辉的、伟大的一生。像毛泽东、董必武，后来成为中共领袖、历史巨人；何叔衡血洒疆场，壮烈牺牲；邓恩铭、陈潭秋惨遭杀害，英勇就义；王尽美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有的人因与陈独秀、张国焘矛盾较深，加之个性独特而宣布退党，如李汉俊、李达。但他们脱党而不放弃信仰。李汉俊虽不在党组织中活动，却利用自己的“合法”职位，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最后以“共党首要分子”之罪名被桂系军阀杀害。李达自省脱党是一生“最大的错误”，在1949年12月由毛泽东作为历史见证人、刘少奇作介绍人又重新入党。然而，也有几个如同鲁迅先生所说，“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包惠僧、刘仁静便是如此。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背弃信仰，叛变投敌；包惠僧、刘仁静历经曲折，迷途知返。
二、一代伟人毛泽东震撼世界
引领共产党走向辉煌的一代伟人毛泽东，可谓成就最高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
毛泽东，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1893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中国人民的领袖，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诗人，书法家。
陈云评价：“开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
1976年9月9日零时十分，毛泽东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三岁。
毛泽东，字润之，湖南湘潭人。1921年参加中共“一大”。
毛泽东于1893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此前两个哥哥早亡，父母怕他活不长，所以将他寄托给一个“石神”保佑。因此，毛泽东又被称为“石三伢子”。他8岁开始读孔夫子的圣贤书，13岁时由于父亲的干预而辍学三年。等到16岁时他到湘乡县东山小学读书，他才初露风采，以其作文的出众而受到老师、学生的称赞，在校内小有名气。但此时他的文章在侪辈中也不是最出色的。
第二年(1911年初)，17岁的毛泽东负笈远出，到长沙求学。期间他阅读了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再到卢梭，孟德斯鸠的大量著作。其才识也进一步显现。在第一师范的一次人物评选中毛泽东得票最多，名列第一。毛泽东成了一部分人私人谈话的焦点人物。“五四”运动中，毛泽东创办了《湘江评论》，并在上面发表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针砭时政，指点江山，引起湖南各界的交口称赞。毛泽东从一个校级名人一跃成为一个省级明星。这期间，毛译东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转变，他由接受康、梁的维新主张转而接受各种无政府主义观点，后来，又从接受无政府主义转而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他说“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奈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
1921年，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成为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在中共“一大”上，毛泽东含而不露。在会上他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发言。
在中共“一大”上，毛泽东与马林没有什么个人接触。但是，没多久，毛泽东便给马林留下了印象。马林在1935年与美国教授伊罗生谈话时，回忆当初道：“另外还有一个很能干的湖南学生，他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这个“能干的湖南学生”，便是毛泽东。
1923年，在三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中央局秘书。1927年领导秋收起义，创建工农红军，开辟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样，在20年代，毛泽东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都获得了广泛的关注，成了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有广泛影响的重量级人物。
之后，毛泽东领导红军击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围剿”，成为红军的主要领导人。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否定了王明的左倾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地位。他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而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张闻天。此后不久，在长征途中，组成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指挥小组，毛泽东成为红军最高指挥官。
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更加巩固。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思想首次被写入党章。与此同时，毛泽东由于其杰出革命业绩，受到共产国际和全世界无产者的赞扬，在资产阶级国家中也产生了一定影响。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来到中国就以毛泽东为采访重点，非让他讲讲自己的历史不可，这样才有了《西行漫记》的产生。这本书在资产阶级国家里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毛泽东在30年代就获得了世界性的影响。
1943年3月20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设主席一职，由毛泽东担任书记处主席。从此，他才真正成为中共中央的主席，人称“毛主席”。以前人们也称他为“毛主席”，那是指他在江西时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
自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思想首次被写入党章，中共设立中央委员会主席一职。毛泽东被推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一直任职到他去世。
40年代末，毛泽东领导指挥了三大战役，渡江战役，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打倒了蒋介石，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政府，于1949年10月1曰在天安门上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的历史从此改写。
从建国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的这段曰子里，他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三大改造，使中国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随后又发动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奠定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建设成就。从1966年起，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十年浩劫。
由此观之，毛泽东由一个父母害怕长不大的“石三伢子”转变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伟人，他和我们其他所有人一样，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当然万物莫不有缺，毛泽东也不例外。综观其一生，毛泽东的一生，功高盖世，但所犯错误也不小，特别是在整风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犯了重大错误。但总的来说，他不仅功大于过，而且可以说是20世纪世界最伟大的历史人物之一。
结局：成为13个一大代表中也是所有共产党人中成就最高的党员。1976年病逝后被保存遗体，停放在位于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的水晶棺内。
三、第一个离开人世的“一大”代表王尽美
王尽美于1925年8月19日，因严重的肺病死于青岛医院，年仅二十七岁。他是第一个离开人世的中共“一大”代表。
王尽美，原名瑞俊，字灼斋，山东莒县北杏村（今属诸城）人。他是农民的儿子，家里几代都是佃户。在他出生前四个月，父亲就去世了，留下孤儿寡母，艰辛度日。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小，王尽美就学着干杂活，下地耕种。等他稍长大后，正好碰到地主家有个儿子准备进私塾读书，需要个陪读，就把他选了去。王尽美很聪明，学得头头是道，颇得私塾老师的赏识。下了课，他还帮母亲下地干活，非常懂事。
过了一段时间，地主家的儿子生病死了。地主由此迁怒到王尽美的头上，说王尽美命不好，克死了他的儿子。
不久，村里的另一户地主家里，有个儿子上学也需要一个陪读，又找上了王尽美。读了几本书，地主家的儿子发神经病，也死了。由此，王尽美背上了“克星”的“恶名”。
回到家里后，酷好读书的王尽美白天帮母亲干活，晚上就想尽办法来读书。1918年，20岁的王尽美离开家乡，上济南去求学。由于交不起学费，他报考了公费的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一师，王尽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王尽美在出席中共“一大”回到济南后，思想认识有了更大的提高，下决心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要迎来一个尽善尽美的国家，就此，原名为王瑞俊的他，改名为王尽美。他在一首诗中说：
贫富阶级见疆场，
尽美尽善唯解放。
1920年在济南组织共产主义小组。
中共“一大”之后，王尽美出任中共山东支部书记。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王尽美和张国焘、邓恩铭、柯庆施、高君宇等作为中共代表出席。大会还邀请了国民党代表王乐平出席。
会议期间，王尽美得到了列宁的接见，得到了他的教诲。
王尽美在苏联学习、参观半年之后回国，出席了中共“二大”，向大会汇报了莫斯科会议的精神和列宁对中国革命的指示。出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副主任，罗章龙为主任。从此，他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组织者之一。
他的诗写得不错。他在济南历下亭写过一首流传很广的诗：
无情最是东流水，
日夜滔滔去不停。
半是劳动血与泪，
几人从此看分明。
1923年2月，他因在铁路上开展工人运动，在山海关被捕。工人们闻讯，重重包围了县衙门。县令无奈，只得释放了王尽美。
1923年10月，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他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一个月之后，他当选为国民党“一大”的山东代表，出席了国民党“一大”。
1924年12月，孙中山北上，途经天津时，王尽美闻讯赶去求见孙中山。五十八岁的孙中山已患肝癌，二十六岁的王尽美已患肺病。孙中山委任王尽美、王乐平等四人，作为他的特派员，在山东开展工作。
1925年，王尽美到上海出席了中共“四大”之后，便已病重。他仍在青岛坚持工作。连日吐血，他终于病倒，不得不回到故乡养病一年后，由母亲陪同，前往青岛。不久即病逝于青岛医院，年仅27岁。
王尽美在山东老家结婚，育有二子：大儿子王乃征，二儿子王杰。兄弟俩都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
四、李汉俊遭捕后当天被处决
李汉俊原名书诗，又名人杰，湖北潜江人。中共一大后不久，由于对陈独秀、张国焘不满，并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自动退党。党的四大将他开除出党。
李汉俊脱党后，积极投入国民革命，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就在张太雷血染羊城之后的第五天1927年12月17日被桂系军阀胡宗铎逮捕，杀害于武汉。同时被枪决的还有詹大悲。
当天下午五时，李汉俊在汉口日租界家正与詹大悲下象棋，危浩生在一旁观看。突然，几个便衣密探在日本巡捕的陪同下，出现在李汉俊面前。
李汉俊的续弦之妻陈静珠正怀孕，见状声泪俱下。李汉俊自知在劫难逃，尽力安慰着妻子。
密探押着李汉俊、詹大悲和危浩生走了。陈静珠赶紧叫了一辆黄包车去找到嫂嫂，向嫂嫂薛文淑哭诉。薛文淑急忙去找到李书城，急告李汉俊被捕的消息。李书城也是为了躲避密探，住在一个旅馆里。他一听弟弟被捕非常着急：“你先回去，我马上就来！”正是祸不单行，李书城未能救出弟弟，自己也被捕了！
李汉俊和詹大悲被捕后，先是押往武汉卫戌司令部，迅即押往汉口特别公安局。未经审讯，立即押往刑场，执行枪决。
李书城究竟是同盟会元老，在狱中被关押了一百多天，经冯玉祥、程潜等出面营救，才被释放。
中共“一大”之后，当陈独秀回沪主持中共中央局工作，李汉俊又与陈独秀产生明显的分歧。这样，他在1922年离开上海回到武汉。不久，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中共“二大”时，陈独秀曾致电请他参加“二大”，但是他托人将意见书从河南带至大会，自己却始终没有到会。随后便和陈望道等退出中共。党组织曾做过他的工作，根据马林建议，中共的“三大”在他没有出席的情况下，仍选他为五名候补委员之一。1924年，监于他自动脱党，中共中央便正式将他除名。他的退党与陈独秀的专横和张国焘的打击有关系。
李汉俊脱离中共后，曾在武汉大学教书，又任汉口市政府督办公署总工程师，北洋军阀政府外交部秘书。在北伐军占领武汉之后，李汉俊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湖北首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青年部部长。然而，国民党右翼仍不放过他。桂系军阀、武汉卫戌司令胡宗铎下令缉拿李氏兄弟。从而使李汉俊和詹大悲死在桂系军阀手中。
解放后，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给李汉俊家属颁发烈士证书，写着：“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证书由毛泽东签发。
李汉俊牺牲20天后，妻子陈静珠生下一个女孩。李汉俊的前妻陈氏于1920年病故，生有一儿一女。到21世纪初，李汉俊后代的四代人之中有共产党员5人。
五、邓恩铭“不惜唯我身先死”
邓恩铭，字仲尧，又名黄伯云，贵州荔波人。水族，“一大”代表中惟一的少数民族代表。
1918年考入济南省立一中，五四运动中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0年与王尽美组织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1921年初，又与王尽美共同发起成立济南共产主义小组。7月他作为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和王尽美一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成立了中共山东区支部，他成为山东党组织最早的领导者之一，为党在山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31年4月5日，邓恩铭被国民党在山东杀害。死时年仅三十岁。在刑场上，邓恩铭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反动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和邓恩铭同时遇害的共有二十二位革命者。他和他的战友们在纬八路刑场上唱起了《国际歌》。他在雄壮的歌声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中共“一大”之后，邓恩铭回到山东，担任中共山东支部委员，支部书记为王尽美。1922年，赴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7月，邓恩铭出席了中共“二大”。此后，邓恩铭到青岛工作，任中共青岛支部书记、市委书记，领导了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领导了青岛纱厂大罢工。1925年11月，邓恩铭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受到重刑审讯。结核病又发作，被中共组织托人保译，在狱外就医。1927年，邓恩铭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共“四大”。回山东后，接替病逝的王尽美出任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王复元又名王全，曾因贪污中共活动经费，被开除出党。这时，王复元叛变，向山东当局报告了中共山东省委机关的所在地和活动情况。于是，1929年1月19日，邓恩铭和中共山东省委的一批负责人在济南纬十路庆余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省委党、团负责人何自声、朱霄、杨一辰、宋耀亭等十余人也先后被捕。他们被关押在济南省府前街的警察厅拘留所里，邓恩铭想方设法组织越狱。4月19日晚第一次越狱，由于个别人擅自提前行动，仓促举事，除一人脱险外，其余的又被抓回。邓恩铭不灰心，又着手组织第二次越狱。邓恩铭与越狱指挥机构的其他成员经过周密研究，决定于7月21日下午越狱。这天是星期日，晚饭后，邓恩铭直接指挥的第一队难友，乘看守开门之机，从囚室一拥而出，夺下看守枪支，迅速夺得第一道大门，接着，“当当当”钟声大作。按照事先的部署，身高力壮雇工出身的王永庆，身背患病体虚的邓恩铭与难友们一起往外冲去。惊慌失措的看守们，妄图举枪镇压，第三队难友用石灰粉、沙土和棍棒同时打去，一时石灰飞扬，棍棒齐下。经过短暂而激烈的搏斗，难友们按原定计划，冲上大街。由于难友们长期被关押囚禁，身体孱弱，穿戴又与众不同，再加上道路生疏，这次越狱走出十八人，只有六人脱险。邓恩铭因有病，体质差，第一个被抓了回来。从此，监狱加强了看守，越狱已无希望。
他早在1917年7月所作《述志》一诗中，便已表示：“南雁北飞，去不思归，志在苍生，不顾安危；生不足惜，死不足悲，头颅热血，不朽永垂。”
在狱中，他一直以“黄伯云”为名。敌人一直不知道他是邓恩铭，是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直到1931年春，在审讯时忽闻有人直呼他“邓恩铭”。原来新派来的审判官张苇村，过去与他相识，如今做了国民党的官。邓恩铭自知余日不多，三月在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书信中，写下一首诗：
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
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
1961年8月21日，董必武赋诗一首，悼念王尽美和邓恩铭：
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泛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
六、何叔衡沙场损躯
1945年为悼念老友何叔衡沙场捐躯十周年，谢觉哉写诗一首：
叔衡才调质且华，独辟蹊径无纤瑕。
临危一剑不返顾，衣冠何日葬梅花。
何叔衡，字玉衡，号琥璜，湖南宁乡人。出席中共“一大”归来，何叔衡和毛泽东一起在湖南建立中共组织，出任中共湘区委员会组织委员。1924年任中共影响下的湘江学校校长。
1927年湖南军阀何健、许克祥制造“马日事变”后，何叔衡转入地下工作，来到上海，出任聚成印刷公司经理，暗中印刷中共内部文件及刊物。公司的“同人”有谢觉哉、恽代英、毛泽民、熊瑾玎。1928年7月，与徐特立一起去莫斯科，出席了在那里召开的中共“六大”，然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1930年7月，他从苏联回到上海。在上海他负责全国互济会工作。几个月后，进入江西红区瑞金。在那里，何叔衡任中央苏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长、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临时法庭主席。
1933年冬，何叔衡蒙受了沉重的打击，被撤消了全部领导职务，在中央刊物《斗争》上点名批判他“右倾”。实际上，他和毛泽东一样受到了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年近花甲的何叔衡被留了下来。
1935年2月，中共江西分局决定，年老体衰的何叔衡、体弱患病的瞿秋白、已经怀孕的项英的妻子张亮，由体力较好的邓子恢和周月林照料，从江西经福建前往香港。组织上给每人一百元港币及一些黄金，交由何叔衡保管。当他们越过江西边界，进入福建省会昌县时，中共福建省委派了一支快枪队护送。4月23日凌晨，他们来到上杭县濯田区水口镇附近的小径村。他们在这里休息吃饭的时候，惊动了当地地主的“义勇军”，被敌人包围了。发现了敌军，负责护送的快枪队开枪了，战斗十分激烈。快枪队一边抵挡，一边护养何叔衡等突围，逃往村南的大山上。何叔衡毕竟上了年纪，又是秀才出身，况且连日劳累，还未到大山上，何叔衡便给保安团追上了。一阵乱枪射过之后，何叔衡受伤倒在一块水田旁边。两个保安团士兵以为他已死去，上前搜身。何叔衡身上带着组织上交给的港币、黄金，看到敌人来搜身，奋力反扑过去。砰！砰！敌人连开几枪，何叔衡栽倒在地，从此再也没有起来，终年五十九岁。
七、陈潭秋遇害于新疆
陈潭秋，原名澄，字云先，湖北黄岗人。1921年出席中共一大。
1945年6月9日，中共“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共产生了四十四名中央委员。接得票数多少的顺序排列在第十一位的陈潭秋，是中共“一大”代表，其实那时已不在人世了。因为处于战争环境中，消息阻塞，以致代表们还不知道他已牺牲。早在1943年9月27日的夜里，陈潭秋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处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敌人怕枪声会惊动四周，他们用麻绳勒死陈潭秋。当时，他只有四十七岁。在同一个夜晚被绳索勒死的还有周彬亦即毛泽民，毛泽东的胞弟，与陈潭秋同龄。还有林基路广东台山人，中共党员，新疆学院教育长，年仅二十七岁！
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以“督办请谈话”的名义，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骗去软禁起来。当天，中共在新疆的工作人员及家属一百多人，也被软禁。中共中央书记处获知消息后，于1943年2月10日给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发去密电：“你们与张治中谈话时，望提出释放迪化被盛扣留之徐杰等一百四十余人的要求。”
中共中央只知道陈潭秋被捕，但不知陈潭秋后来被秘密处决。
中共在新疆的工作，原由化名王寿成的俞秀松负责。俞秀松在1938年6月25日被押送苏联之后，被诬为托派而惨遭冤杀。新疆工作改由邓发主持。陈潭秋于1939年5月从莫斯科途经新疆回延安。在他到达新疆时，中共中央来电，要他留在新疆，接替邓发。中共“一大”之后，陈潭秋回到武汉，是武汉区委员会负责人之一。1923年，京汉铁路爆发著名的“二•七”大罢工，陈潭秋是领导者之一。
1924年，陈潭秋任中共武汉地委书记。他写过一首《五一纪念歌》：
五一节，真壮烈，世界工人大团结！
发起芝加哥，响应遍各国。
西欧东亚与美洲，年年溅满劳工血！
不达成功誓不休，望大家，齐努力，
切莫辜负五一节！
1927年，陈潭秋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在中共“五大”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撤消北方局，由陈潭秋、刘少奇、韩连惠代行北方局的工作。以“潭少连”作为中共北方党组织的代号。
1930年，陈潭秋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年底在哈尔滨被捕。直至1932年7月党组织营救出狱。他和谢觉哉打扮成商人，通过封锁线，潜入江西根据地。他出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此时，他的妻子徐全直在上海被捕，于1934年1月牺牲于南京雨花台。
红军长征开始，陈潭秋奉命留守江西。在战斗中，他的右耳被子弹打掉，脑子受到剧烈震荡。受了重伤的他，被送到上海医治。稍好，他奉命和陈云、杨之华等一起前往苏联，出席共产国际“七大”。
1935年5月，他奉调回国，在新疆工作。董必武闻陈潭秋凶讯，泪如雨下，写下悼诗：
战友音容永世违，平生业绩有光辉。
如闻声凯精神振, 展诵遗篇识所归。
他与徐全直生一女二子。徐全直牺牲后，他与王韵雪结婚。在新疆，王韵雪亦被捕幸免于难。就在陈潭秋被秘密杀害之际，那位出席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科尔斯基，在苏联死于冤案被诬为托派。
八、李达在“文革”中蒙难
李达(文李达)，号鹤鸣，湖南零陵（今永州）人。1921年2月代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主持筹备中共一大工作。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宣传局主任，主持创办中共第一个秘密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
李达在中共“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但他声言不再担任中共中央宣传主任。他与陈独秀不和。然而，他与毛泽东甚为默契。中共“二大”前夕，他应毛泽东之邀，到湖南自修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二大”之后，他和妻子王会悟带着出生不久的女儿回到湖南，与毛泽东一家一起住在清水塘。李达担任了湖南自修大学校长。
1923年因与陈独秀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发生争执，李达正式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其原因他自己说在于：一、当时党内的人多注重实际，不注重研究。而他却是只注重研究而不注重实际的人；二、对中共“三大”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想不通，他不愿意做国民党党员；三、不堪忍受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
1927年9月3日，汉口《国民日报》曾刊载湖南李达声明“鄙人脱离共产党已有四年”。李达是学者型人物。他脱离中共之后，在湖南大学当教授，主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1926年6月，他的哲学专著《现代社会学》出版。
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应邓演达之邀，李达出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
1927年3月，李达受毛泽东之聘，在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大革命失败后，他在武昌、上海、北京、湖南、广西等地大学任教，仍教唯物主义哲学。
1930年夏，李达在上海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他在著书、教书中，度过那漫长、孤寂、艰辛的岁月。
1948年初，李达忽地收到中共华南局转交的一封毛泽东的信，使他欢呼雀跃。信是用暗语写成的：“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来参与经营。”这“本公司”显然是中共的代称。
李达于1949年4月16日离开长沙，经香港坐船北上到达天津，在5月14日到达北平。毛泽东派人在车站迎候他的光临。他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5月18日，毛泽东在香山家中与李达长谈。他仍称李达为“鹤鸣兄”。经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张庆学等人作为历史证明人，李达于1949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北京政法大学副校长。
李达仍希望从事教育工作。他先是被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后来调往武汉大学任校长。李达写出了《〈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两书，宣传毛泽东思想。“文革”中由于康生说：“现在清楚了，李达开除了党籍，他是叛徒，对毛主席是刻骨仇恨的，他们有那么一帮......”。林彪也点了李达的名。
1966年8月，火炉般的武汉，一位名叫“李三”的老人在遭到十几万人大会的“声讨”、“批斗”之后，血压降到90/50，高烧持续不退，大小便失禁，终于在1966年8月24日走到人生的终点，终年七十六岁。这位“李三”便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980年，中共为李达平反昭雪。
九、董必武“九十初度”而逝
1975年3月5日，这天是董必武九十虚岁生日。正在病中的董必武，写了《九十初度》一诗：
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
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
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
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同志，因肝癌不治，于1975年4月2日晨七时五十八分，与世长辞。”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不幸的消息。
董必武，原名贤琮，字洁余（下加田），号璧武，湖北黄安人。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武汉区委执行委员，中共武汉地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委员。
在中共“一大”代表之中，能够成为中共领袖，从二十年代直至七十年代的，唯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曾出席国民党“二大”，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27年12月，他的挚友李汉俊、詹大悲惨死于武汉。董必武成为蒋介石和汪精卫追捕的目标。在袁范宇弟兄的帮助下，他化装成水手从武汉乘船到上海，然后前往日本。在日本，董必武与林伯渠、刘伯垂汇合。半年之后，他由海参崴来到莫斯科，成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特别班的学生。他的同学之中有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何叔衡、叶剑英等。此后，他又转入列宁学院学习。
1932年3月，董必秘密回国。经过漫长的旅行，他在中秋节到达江西红都瑞金。从此，他一直与毛泽东共事。他最初任红军大学上级干部队政委。不久，出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兼最高法院院长。
长征时他已年近半百。到延安后，他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
1945年4月，他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中国代表团，飞往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他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他从美国回来后，便被任命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在团长周恩来率领下，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历任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担任中共第六至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覆灭于蒙古温都尔汗。董必武欣然命笔，赋诗一首：
盗名欺世小爬虫，以假乱真变色龙。
日照原形终必露，岿然牯岭孰能冲。
董必武与毛泽东至始至终有着很好的友情。毛泽东总是称他为“董老”。
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在北京病世。
十、“栖梧老人”包惠僧
包惠僧又名晦生，湖北黄岗人。1957年7月1日出版的《新观察》杂志，刊载了署名“栖梧老人”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一文，马上引起了海外的注意。这篇文章是以当事者亲历的笔调，记述了中共的诞生。好些人分析，作者一定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
“栖梧老人”就是当年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他是1949年11月从澳门回到北京的。
在中共“一大”之后的最初几年，包惠僧的表现是不错的。1921年9、10月间，他按照陈独秀的意见回到武汉工作，担任中共武汉支部书记，兼任中国劳动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武汉党团都有相当发展，各种工会都组织起来了。他因为常攻击张国焘小组织，同张磨擦很厉害。
张国焘回到中央坚决要开除包惠僧的党籍。争论了许久，陈独秀说，包惠僧就是有错误也没有到开除党籍的程度，因此包惠僧才得以保住党籍，只是被调离武汉和京汉铁路，不另作处罚。
包惠僧被调到北京交通部工作，后来担任北京区委的秘书。在北京工作期间，包惠僧等人同张国焘的小组织发生了不少的冲突，陈独秀对此也给包惠僧不少警告。
自1922年起，包惠僧历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中共北京区委员会兼秘书，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
1924年，他奉中共之命加入国民党，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校长蒋介石共事。此后，他历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黄埔军校教导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1927年1月，出任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因病留在南昌。大革命失败后，包惠僧脱离了中国共产党。按包惠僧自己的叙述，1927年7月20日前后，奉中共中央军委周恩来之命，包惠僧到南昌待命，并准备接江西省军委工作。他先到南昌，周恩来后到，周恩来告诉他：“不必在江西作长久之打算，要随军南征。”派他任《前敌日报》主编。《前敌日报》没来得及成立，南昌宣布起义。事有凑巧，包惠僧病了，周恩来叫他在南昌暂时潜伏，如赶不上队伍，即到武昌去找组织，并给他写了介绍信。
包惠僧在南昌一个表亲家里住了一个多月，才化装逃出南昌，回到故乡黄冈。当时白色恐怖遍地皆是，在乡下也住不下去，他到武昌，没有找到组织。在武汉也呆不下去，带着妻子逃到江苏高邮（妻家）暂行避难。在那里住了两个多月，风声不好，才逃往上海。
在上海他会见了李达（已脱党多年）、施存统、马哲民等。上海的情况很混乱，包惠僧走了失败主义的道路，消极脱党。他在上海以卖文为生，办《现代中国》杂志，混了三年半。
1931年，借助他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有过共事的关系，当上蒋介石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任命包惠僧为军委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
1936年起，包惠僧由武官转为文官，任内政部参事。他在陈独秀临死前，去江津看望过。1944年起，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1947年改任内政部人口局局长。
1948年，蒋介石政府风雨飘摇，从南京撤往广州，包惠僧申请遣散，带着家眷到了澳门。去台湾？去北平？还是留在澳门？他终于下了决心，回到当年的中共朋友中去。因此，他给北平打了电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包惠僧来到北平后，董必武见了他，埋怨道：“你那时做了国民党的官，就不要共产党的朋友了？！”
不过，周恩来在重庆，曾去国民党政府的内务部，会见部长张厉生。那天，周恩来走出张厉生的办公室，见到包惠僧，向他表示过欢迎他归来之意。所以，后来他到了澳门，终于下定了决心给周恩来发去电报。
1949年11月，他从澳门回到北京。在北京，董必武和周恩来都先后请他吃了饭。周恩来与他作了长谈后说道：“你过去不是一个普通党员。你对党要有个交代。”这样，周恩来安排包惠僧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在“革大”，他在学习中十分积极，他改造了自己的思想。
1952年8月20日，内务部部长谢觉哉任命包惠僧为内务部参事。
1957年周恩来总理任命包惠僧为国务院参事。此后，他开始以“栖梧老人”写回忆文章。
包惠僧本叫包悔生。跟董必武初识之后，董必武给他写信，写成了“包惠僧”。后来，他就干脆改用“包惠僧”这一名字了。
1957年反右斗争时，他在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说过一些话。此后，他沉默了一段时间。他的晚年的主要贡献，是为后人写下了近百万字的回忆录。
文革中，扫“四旧”的风声正紧，在极度的痛苦之中，包惠僧生怕惹事生非，叫子女把陈独秀写给他的一百多封信，付之一炬！
他在病中熬过那苦难的十年，心脏病不时发作。1976年7月2日10时40分，八十五岁的包惠僧去世了。
党史界对于出席中共一大代表是12人还是13人有所争论，其争论的焦点就是包惠僧的代表身份问题。持“13人说”的认为包惠僧是广东代表；持“12人说”的认为包惠僧是陈独秀的私人代表。有记者于1976年5月访问了包惠僧，包惠僧重复了他五十年代至今所一贯坚持的说法：“出席一大的代表是13人，我是广东代表。陈独秀、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刘尔崧，还有一个姓李的，我们七个人开会，选我和陈公博为广东代表。参加一大时，陈公博是从广州到香港乘邮船去的，我是坐客轮走的。”包惠僧还气愤地说：“张国焘在回忆录里说，何叔衡没有出席一大，完全是胡说八道，当时根本不存在代表资格审查的程序。”
陈独秀为什么当选中共一大中央局书记？过去说陈独秀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当中央书记是历史的误会。包惠僧持相反意见，他不无感慨地说：“嘉兴南湖会议选举陈独秀当书记是共产国际的意见。陈独秀有学问，光明正大，喜形无色，不说假话。当时我们大都是他的学生，没有哪个比得上他。所以一大当选党的书记也很自然。”
十一、张国焘冻死加拿大
张国焘又名特立、凯音，江西萍乡人。在中共“一大”上，二十四岁的北大哲学系学生张国焘非常活跃，当上了大会主席，当上了第一届组织主任。会后，他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
1922年7月，在中共“二大”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兼中央组织部部长。
张国焘由于反对马林的国共合作战略，在中共“三大”，虽然他出席了，但是落选了。他被拥护马林战略的毛泽东所代替。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委员兼中央局秘书，接着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张国焘在党内组织小集团，也受到中共中央的尖锐批评。
他意识到再坚持反对意见，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于是，他也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上，他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四个月后，5月21日凌晨，正在北京的张国焘，落进了北洋军阀的京师警察厅手中。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呈报拘捕张国焘文中说：“在腊库十六号杏坛学社内，查获张国焘同一女子杨子烈奸宿，当场搜出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宣言书，并信函多件。”
张国焘被捕后，受到了严刑拷打。经过严刑拷打，张国焘招供了。张国焘向敌人招供：以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有谭平山等辅助进行；北方则李大钊为首领，他与张昆弟等辅助进行。北方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一时记忆不清。北方党员有黄日葵、范体仁、李骏、高静宇、刘仁静、方洪杰等，女党员有陈佩兰、缪佩英等。
由于张国焘供出了李大钊，京师警察厅派出侦缉队密捕李大钊。李大钊得知风声，迅即离开北京寓所，避往乐亭老家。当晚，李寓便遭查抄。侦缉队又追往乐亭。中共中央及时安排李大钊前往苏联出席共产国际“五大”，才使他免遭毒手。不过，当时中共中央并不知道供出李大钊者是张国焘。除李大钊外，京师警察厅根据《张国焘供出在京党员名单》、《张国焘供出各路在党工人名单》，逮捕中共党员范体仁等多人。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锟政府垮台，中共组织将张国焘营救出来了。张国焘对自己狱中招供一事守口如瓶，中共组织亦未察觉。直至解放后，这些当年的审讯档案落入中共之手，才使张国焘那五个月铁窗生涯的真相大白。张国焘出狱不久，出席中共“四大”，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兼工农部主任。
1927年，在中共“五大”，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
1928年6月，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留驻苏联。直到1931年1月下旬，由莫斯科回到上海。四月，他进入鄂豫皖根据地，担任鄂豫皖中共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
1935年6月，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周恩来所率红军第一方面军与张国焘所率领的红军第四方面军会师于四川懋功。毛、周主张北上抗日，张国焘以为“长征失败”，主张到川西作战，产生尖锐的分歧。
1935年10月，张国焘自立“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自封为主席，并宣称：“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消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张国焘南下不得，西进失败，不得不于1936年10月率部北上,与毛泽东所率中央红军主力会合。
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的错误，通过了《关于张国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张国焘也写了《我的错误》，表示：“我的错误是整个路线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最坏的表现，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这错误路线不仅在各方面表现它的恶果，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而且造成极大罪恶，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
鉴于张国焘承认了错误，中共中央仍任命他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
1938年4月5日，张国焘利用祭黄陵的机会，一头钻进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的轿车，从此一去不复反。4月17日，张国焘在武汉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张国焘在脱离中共之后，在国民党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
1948年冬，张国焘带家逃往台北。此时的他，已经“贬值”，“军统”已经冷落了他。台北无法落脚，他在1949年冬迁往香港。在那里办杂志，维持生计。
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看中了他。因为连续出席中共“一大”至“六大”的，他是唯一的人，他的经历成为美国教授们研究中共的史料，于是约他写回忆录。张国焘写下了百万言的《我的回忆》。这部回忆录的稿费，使他和妻子杨子烈几年生活有了着落。用光了这笔钱，张国焘的日子越来越拮据。无奈，1968年，他和妻子迁往加拿大多伦多。不久，进入那里免费的养老院。
1976年，张国焘中风，转入免费的老人病院。
1979年12月3日凌晨，他在翻身时，被毯掉在地上，无力检起，冻死在病床上，时年八十二岁。
十二、刘仁静因车祸丧生
在张国焘去世后，中共“一大”代表只剩下刘仁静一人在世了。他于1987年8月5日因车祸丧生，终年八十五岁。
刘仁静又名亦宇，1902年3月出生于湖北省应城城关一个教书先生家中。1918年7月，刘仁静中学毕业，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刘仁静积极参加了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刘仁静被警方逮捕，判刑一个月。刑满释放后，回校继续学习，并转入哲学系学习。
1920年，刘仁静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经邓中夏、罗章龙的介绍，刘仁静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党代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推选刘仁静和张国焘为代表，出席了大会。刘仁静中共“一大”之后，刘仁静回北京大学学习，并筹备创办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刊物《先驱》。《先驱》由刘仁静、邓中夏两人负责。后来，《先驱》迁到上海，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
1922年夏秋之交，刘仁静的未婚妻史静仪因在家与继母无法相处，就私自跑到北京找到未婚的“丈夫”。
1922年11月，刘仁静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与中共代表陈独秀一起到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为了能出席会议，刘仁静就把刚刚到北京不久的史静仪托付给了党内的一个同志照顾。
刘仁静在共产国际“三大”会上作了发言。就在这次会上，刘仁静结识了托洛茨基。会议结束后，陈独秀先回国，刘仁静在苏联逗留了几个月。1923年刘仁静回国后，只在北京与史静仪团聚了不到两个月，刘仁静又南下广州列席了中共“三大”。长期在北京独处的史静仪，最终与刘仁静托付的那个同志走在了一起，还怀上了那个人的孩子。为了掩人耳目，史静仪让不知情的丈夫刘仁静替自己向中央打报告，要求去苏联学习。最后，史静仪如愿成行，并把孩子偷偷地生在了莫斯科。
1923年，刘仁静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他在《中国青年》、《响导》、《民国日报》发表了近百篇文章。后来，由于他与施存统意见不合，离开了团中央。史静仪这时从苏联学习完毕回国，她被组织上分配到北京工作。1925年春，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的二儿子陈乔年从苏联回国，奉命到北京工作，在刚刚组织的中共北方区委任组织部长。陈乔年与刘仁静同岁，陈乔年长得高大英俊，器宇不凡，而且性格活泼，一时间成了机关里年轻女性追逐的对象。空虚的史静仪也加入了这一行烈，而且史静仪为此十分卖力，最终二人决定结婚。远在上海的刘仁静多次写信让史静仪来上海，史静仪置之不理。刘仁静想来北京与史静仪团聚，并在北京寻找自己革命的位置。当史静仪把她要与陈乔年结婚的计划告诉刘仁静时，刘仁静突然感情失控，他把指头割破，写血书给史静仪，但这一切已经无法挽回。为了缓和局面，陈独秀决定派刘仁静去苏联学习。刘仁静出国后，陈乔年与史静仪于1926年下半年公开同居并结为夫妻。
1926年9月，刘仁静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和他一同赴苏联学习的人都是党培养的对象，共有20人左右，属于党的干部的有顾顺章、罗汉（又名罗雪岑）等人；青年学生较多，如陈赓、秦邦宪（博古）、张安仁（仲实）、鲁易、李伯钊等等。他们先坐船从上海到海参崴，再由海参崴乘火车赴莫斯科。到达后，只有刘仁静一人入国际列宁学院，其他人分别进入中山大学、军事学院等院校。刘仁静入学时才发现蔡和森也在这里学习。就在这时，苏联党内爆发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尖锐斗争，1927年11月4日，苏共中央开除了托洛茨基的党籍，1929年苏联政府又将其驱逐出境。刘仁静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震惊和遗憾，甚至对托洛茨基的遭遇表示同情。大革命失败后，刘仁静不满共产国际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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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4月，刘仁静在列宁学院学习结束。他没有直接回国，也没有向党中央作出任何请求，自作主张寻访托洛茨基。他回国时，绕道欧洲，在土耳其的一个小岛上会到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和刘仁静谈话中，首先谈到的是不断革命论，也谈到世界革命正面临低潮的形势，还谈到斯大林一手造成的苏共清党。不过，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当然是中国革命问题。对于中国革命运动，托洛茨基有自己的一整套见解，他认为，中国革命表面上是革命人民与封建军阀的斗争，实际上是共产国际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国革命失败不是陈独秀败于蒋介石，而是共产国际领导失败了。托洛茨基指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第一个错误，是强调国共合作。托洛茨基还认为，共产国际的第二个错误，是反对建立苏维埃，等等。“中国是一张很重要的牌！”托洛茨基对刘仁静说，“你是我唯一认识的一位中国人，我很高兴有了来自中国的支持者。”托洛茨基热情地接待了这位中国信徒，和他促膝长谈，并起草了一份名为《中国政治状况和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的提纲，要刘带回国内，认为这个文件可以作为中国托派的纲领。刘仁静在那个小岛上度过了大约一个月。在那些日子里，每天上午是他们会谈时间，下午大多两人一起到岛上散步或划船。从此，他成了托洛茨基忠实的门徒。1929年8月16，刘仁静回到了上海。党中央派恽代英找刘仁静谈话，刘仁静不但不接受党中央的意见，却公然以反对派立场批评党内的官僚化。不久，党中央在《红旗日报》上刊出《给刘仁静的一封公开信》，限刘仁静三天内在报上公开交代访问托洛茨基一事。刘仁静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没有作出任何交代。刘仁静不听劝告，顽固坚持托派思想，后来被开除党籍。刘仁静回国之前国内已先后成立了几个托派组织，如“我们的话”、“无产者”、“战斗”等。在这些托派组织中，参加者多数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刘仁静回国后，便与陈独秀以及中国托派组织站在一起，他以见过托洛茨基自傲，处处以“托洛茨基代表”、“正统托洛茨基”、“钦差大臣”自居，以致在托派之中也弄得相当孤立。他先是加入托派“十月社”。不久，被“十月社”赶出去。他孤家寡人，竟一个人办起一个刊物《明天》来！
1929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党内机会主义指陈独秀等人，托洛茨基反对派则是指刘仁静等人。接着，11月又通过了开除陈独秀等人出党的决定，刘仁静因在回国后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中共一直未接纳他的关系，后被视为分裂党而于1929年底将他除名。
1929年底，刘仁静写信给托洛茨基，报告了中国托派组织的活动情况。托洛茨基回信说：“应该把几个组织统一起来，不然对运动不利。”刘仁静按托洛茨基的意见，积极穿梭在几个托派组织之间。大约在1931年，几个托派组织终于统一了，统一后的托派组织由陈独秀负责。
1930年，刘仁静与一个学医的女学生陆慎之结婚。
1935年11月的一天，他在北京坐火车时被人认出，国民党警察逮捕了他，关进了苏州反省院。在那里关了三年。他写了《资本改良刍议》等文章，发表在反省院的刊物上。被认为背叛托派主张，又为托派开除。
1937年他大舅出钱把他保了出来。他赞成国共合作抗日。这时，托派组织把他开除了。他找陈独秀，陈独秀不见他。这样，中共不理他，连托派也不理他。他倒向国民党，倒向三青团，在国民党三青团宣传处当了科员。两个月后，刘仁静离开了三青团，不久来到西安，到胡宗南的特务训练机关战干第四团任了上校教官。大约一年多就被辞退了。
他在国民党刊物上发表文章。尤其是1948年，他还发表反共文章《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上海解放后，刘仁静审时度势，自知今后日子不好过，便给上海市军管会写信，要求处理。不久，他来到北京，中共中央组织部要他写一份材料，承认错误。刘少奇找他谈话，要他好好认识错误，并表示在他认识错误之后会安排一个适当的工作，让他能够生活下去。这样，1950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刘仁静的声明》。当天《人民日报》还同时登有《李季声明》。李季是在1921年初夏在广州加入中共的，后来亦成为托派。刘仁静改名刘亦宇，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政治经济学。给苏联专家当翻译。参加土改。后来，他被调往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他翻译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等著作，署名刘若水译。在肃托运动中，刘仁静受到过批判，一度得了精神病。
在“文革”中，刘仁静由于历史问题，再劫难逃，批斗、抄家勒令打扫胡同等“待遇”自不在话下。后因他在胡同口揭下一张炮轰刘少奇的大字报，想带回家细看，而被红卫兵殴打，并于1967年6月被公安部以“反革命”罪逮捕，罪名是“有颠覆政府的活动”。因此，刘仁静从1967年关押至1978年。这消息传进了毛泽东的耳朵。毛泽东说，有些老托派，像刘仁静，不要关了吧。于是，刘仁静从秦城监狱中释放。后来，竟把刘仁静调到少年犯管教所里面看管果树！
1978年，刘仁静获得人身自由，回到家中。这时他已76岁，不过他的身板还硬朗。回原单位仍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翻译。与妻儿一起生活，安度晚年。
1979年之后，刘仁静成了唯一健在的中共“一大”代表，许多史学研究者不断来访问他。
1986年10月，刘仁静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这时，他已八十四岁，身体还相当不错。
1987年8月5日早晨五点钟，他照常持剑横穿马路，“闻鸡起舞”。那天他穿着白府绸衬衫，头发稀疏，已经灰白。当刘仁静横穿马路时，一辆公共汽车飞快驶来，一下子撞倒了刘仁静，顿时颅骨碎裂，当场死去。终年八十五岁。
刘仁静逝世后，由人民出版社和国务院参事室共同在八宝山为他举行了追悼会，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8月12日《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纸对此都作了报道。(在此附带说几句：1927年中共“五大”召开前，陈乔年、史静仪夫妇俩到了武汉，陈乔年任中共组织部副部长。1928年2月16日，陈乔年在上海被俘，史静仪日日忙于营救陈乔年，出生不久的儿子没有好好照看，最后病死了。1928年6月6日，26岁的陈乔年在上海龙华的枫林桥畔遇难。在陈乔年牺牲后，史静仪出国去了苏联，在苏联史静仪又与一名姓许的国民党军官结婚，并生下了孩子，在抗日战争中姓许的战死在前线，当时史静仪一人独居重庆，陈乔年的弟弟陈松年还专程去看望过他的这位当年的二嫂。)
十三、沦为巨奸的陈公博
陈公博广东南海县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下，身受社会潮流的骚动，思想相当活跃。后来在陈独秀引导下参加了中共，做了广州党支部的负责人。
1921年7月，陈公博在出席中共“一大”之后，回到广州。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炮轰孙中山总统府，陈公博还写文章“拥陈反孙”，受到中共组织的批评。
中共为了挽救陈公博，特派张太雷去广东，要求他立即去上海向党组织做出解释。陈公博不但断然拒绝，还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今后独立行动，不受党的约束。”不久又在广州党的组织会上公开宣布：“我不再履行党的任务。”甚至扬言：“拟离党而另组织广东共产党。”鉴于陈公博分裂党组织，错误严重，而且不思改悔，影响恶劣，中共中央于1923年春决定将他开除出党。
此后不久，他便前往美国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得到了汪精卫的大力支持与帮助。1924年，他完成了那篇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他在论文中写了如下一段话：“一句话，远东古老的土地上现在充满了激进主义。如果在中国的压力不停止，那么大既在不久的将来，一个中国的新制度就要麻烦历史学家在世界历史上增加一页，来叙述苏维埃主义的进一步胜利。”
陈公博加入过中共，他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因此他说出了预见中国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话。但是，他又背叛了这一切，逆着他自己所说过的历史发展趋势而行。
1925年4月，陈公博回国后，廖仲恺亲自介绍他加入国民党，并委任他为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曾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劳工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为国民党改组派首领之一。
北伐期间陈公博出任北伐军司令部政务局长，与蒋介石靠得很紧。但由于蒋介石拥兵自重，强行欲将国民政府迁往南昌，陈公博反复权衡，最终选择返回武汉，投入汪精卫的怀抱。
1927年之后，他紧紧追随汪精卫反蒋、讨蒋，同时也公开分共、反共。
蒋介石东山再起，抓住陈公博广州起义的口实，被南京政府以“勾结共产党，违反纲纪，在粤叛变”的罪名，当即饬令派军队“争途进剿，以清叛逆，而安闾阎”，陈公博只身逃往香港。
1928年冬，陈公博邀集“粤方委员”顾孟余、王法勤等人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自己为负责人，公开打出改组国民党的旗号，与蒋介石对着干。蒋介石恼羞成怒，于1929年初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出决定，永远开除违反本党纲纪的陈公博党籍。
当汪精卫在1932年出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他出任实业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公博担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
1938年12月22日，陈公博赴越南河内与汪精卫见了面，并与周佛海、陶希圣等人发表了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糜(米为吕)声明的卖国《艳电》。
1939年，汪精卫叛国投敌,陈公博与他狼狈为奸，担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0年，汪伪国民政府成立，陈公博担任立法院院长、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市市长。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大汉奸。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逝世。离世前，他指定陈公博为继承人。陈公博成为伪国民政府代主席，成为汪精卫死后的头号汉奸。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陈公博逃往日本，又被抓了回来。在苏州狱中，陈公博力图为自己的汉奸罪行辩解，写下了洋洋六万余言的自白书。
1946年4月5日下午，陈公博在苏州受到公审。经过公审，4月12日，江苏高等法院宣判陈公博死刑，剥寻公权终身。已从日本回来的陈公博的妻子李励庄不服，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请复判状》。五月十四日，最高法院驳回李励庄上诉。6月3日,陈公博被枪决。陈公博在行刑前，执笔写信给蒋介石：“悬悬放不下的还是一个共产党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前途，关系到党的前途，更关系到先生的前途。......”这个大汉奸临死前还不忘反共，他与蒋介石在反共方面是完全一致的。信未写完，他掷笔不写了。他对法警说：“请多帮忙，为我做得干净些。”枪声响了，陈公博结束了他的五十五个春秋的生涯。
十四、卖国求荣的周佛海
周佛海湖南沅陵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毕业。周佛海在中共“一大”后，仍羁留在上海。热恋中的他，与杨淑慧定于当年阴历8月16日订婚。不料，订婚前夕，上海《时事新报》捅出消息，说“周某人行为不检，家有发妻，此次又将骗娶某女学生。”看了报纸，杨淑慧的父亲不胜震怒，把杨淑慧关在家中，不许她再与周佛海见面。杨淑慧从窗口跳出，逃至渔阳里二号，找到寄居在那里的周佛海。于是，周佛海带着杨淑慧私奔日本，在鹿儿岛同居，生下儿子周幼海。
周佛海由于他是中共党员，一回到日本，立即受到日本警方的注意。
1924年5月，周佛海受戴季陶之邀，从日本来到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同时又兼任广东大学教授。当年，戴季陶和周佛海一起出进渔阳里，高谈阔论共产主义，如今他成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周佛海在国民党政府里当了官，他认为在国民党里的仕途通达，远远胜过共产党。于是，在1924年9月，周佛海提出脱离中共。当时中共广州区执委的负责人周恩来亲自劝说周佛海，亦无效果。周佛海写了一信，声言脱离中共。中共中央同意了他的脱党要求。
周佛海脱离中共后，追随戴季陶，从1925年下半年起，发表了一系列反共文章，公开表明他与中共决裂。
1927年周佛海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1931年，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此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后，周佛海又日渐与汪精卫接近。
1938年12月，周佛海随同汪精卫一起叛离重庆。以后，在汪伪政权中成为第三把手。在汪精卫死后，周佛海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市市长。
1940年，周佛海有一次在向青年学生发表学说时，他说：“我因为和毛泽东同乡，所以二人同住在一个私立女学校的楼上。一连开了六天会，最后一天，为法国巡捕所包围，几乎全部都被捉去。第二天，我们便都到了嘉兴，雇了一只船，开到南湖中间，开最后一次会。结果推举陈独秀为委员长，我为副委员长（实际是：陈独秀未到任前，由他代理。）。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长。中国共产党，便这样的在一只小船中，正式成立了。现在回顾起来，真和做梦一样。当时万万想不到我们几个年青的学生，会闹出这样的大乱。二十年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烧了多少村庄，破坏多少城市，损伤国家多少元气，都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种下的祸根。我现在想起来，真对不住国家，对不住人民。国家弄到现在这样危险恶劣的情形，我们不能单责军阀和官僚，当时在嘉兴南湖的小船中的几个青年，也要负很大的责任的。”
周佛在政治舞台上真是“演技”高超：从中共发起人转为反共猛士。周佛海又精于政治投机。1944年，眼看着日本大势已去，汪伪政权危在旦夕，他暗中又与蒋介石眉来眼去，表示愿为重庆方面“效劳”。因此，1945年8月16日，在南京伪国民政府宣布解散的当天晚上，周佛海挂出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的牌子，声言效忠蒋介石，气得他的“老朋友”陈公博骂他“卖友求荣”！8月20日，周佛海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大汉奸摇身一变，变成国民党大员。不过，他才当了一个月的“总司令”，在全国强烈的舆论谴责下，不得不由戴笠出面，把他软禁于重庆，后又移交南京监狱。
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他不服，请律师辩护，声称他当年为重庆方面做了大量“地下工作”。如此这般，一幕闹剧演至翌年3月26日，蒋介石发布《准将周佛海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周佛海终于保住了脑袋。
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心脏病发作，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终年五十一岁。
十五、马林死于法西斯屠刀
参加中共一大的两位外国人都死于非命。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940年在荷兰被纳粹逮捕，1942年被处决。尼柯尔斯基长期从事和中国有关的工作，但在1938年斯大林的大清洗中，以间谍罪被处决
马林对于中共有两大贡献：一、帮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二、制定了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战略，使中共得以迅速发展。
1923年6月，中共在广州召开“三大”，马林自始自终参加。中共“三大”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贯彻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见。
1923年10月，马林被调离中国。1924年初，马林回到了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由于意见不合，当年四月，马林向共产国际辞职，回到了祖国荷兰，参加荷兰共产党的工作，担任码头工会秘书。
马林虽然远离中国，仍然非常关心中国的命运。1925年与到荷兰出席国际运输会议的罗章龙相遇时，他对国章龙说：“中国是农业大国，无民主习惯，推翻一代统治者在中国历史上极为平常，但要建立民主制度却有重重困难。唯有通过工人运动可以接近民主，纵有困难，不宜灰心，舍此以外达向民主的道路可谓徒劳！”
一年之后，斯大林在共产国际及联共（布）开展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马林站在托洛茨基一边，使他再也无法在荷兰共产党内立足，于1927年宣布退出。不过，1938年当托洛茨基组织第四国际时，马林拒绝参加。马林
1940年，德国法西斯侵吞了荷兰，马林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之中。
1942年3月6日，马林终于落入了德国法西斯手中。马林在狱中坚贞不屈。
1942年4月14日，马林视死如当地倒在德国法西斯的枪口之下，终年五十三岁。
十六、尼柯尔斯基被错杀
尼柯尔斯基和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来到中国，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在出席中共一大的15人中,14人的履历、照片和人生故事，都一清二楚，惟有尼柯尔斯基，成了一个谜团，几乎无人知晓他的模样、他在故事。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里，就是缺少他的照片和事迹介绍。
1987年，苏共中央一位书记应中共中央邀请访华，回国后，他交给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一项任务：寻找中共一大参加者尼柯尔斯基的生平材料和照片。直到2006年，卡尔图诺娃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的帮助下，终于揭开了尼柯尔斯基的传奇经历。原来，尼柯尔斯是军人出身的弗拉基米尔.涅伊曼.阿勃拉莫维奇的化名。他生于1889年,1921年成为俄共(布)党员。不幸的是，1938年，他因莫须有的“间谍罪”被捕，很快便在哈巴罗夫斯克被枪决。1956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为他平反昭雪。
2007年6月29日,来自俄罗斯的参观者、远东国立大学历史学教授阿列克赛.布亚科夫,要求面见“一大”会址纪念馆的领导，称手头持有尼柯尔斯基的照片。原来，阿列克赛去年曾经来沪参观过“一大”会址。当时，同胞尼柯尔斯基留下的那片“空白”，给他带来震撼。回国后，他做了大量工作，终于，鄂木斯克州档案馆有了让他喜出望外的回函，一张光盘中，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尼柯尔斯基人事档案封面，另一张是带尼氏本人头像的履历表。档案馆中还有尼氏的几十页文字资料。他的本名与化名均有明确记录，其自传中还披露自己去过上海工作。
2007年8月，一个来自蒙古的电话，让一大会址纪念馆领导再添喜色：他们也找到了尼柯尔斯基的照片。原来，2006年的4月、9月、10月，蒙古国研究共产国际历史的著名学者达西达瓦先后赴俄，在与尼氏有关的数家档案馆、博物馆，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尼氏的生平事迹渐渐清晰起来，并在鄂木斯克州的专业档案馆终于发现了尼氏的两张照片。
2007年9月12日，达西达瓦把照片拿来了，两张照片中，一张与阿列克赛提供的尼氏在上世纪30年代的照片完全一样，另一张则是新见，是尼氏在上海20年代的英姿——离他参加中共一大的时间更近。
很快，在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15位参加者的展示图片,那个醒目的空白不复存在了。
十七、李大钊从容就义
当时风头最劲的两位创始人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不能不说是中共一大的遗憾。不过由于他们很重要，也在这里说说他们的结局。李大钊：1927年被张作霖下令逮捕，处决。陈独秀：中共党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长期被冠以叛徒，汉奸等罪名，实际上他因为党内路线斗争，于1929年被开除出党。1932年被捕，中共说他叛党，但最近几年的历史研究表明他没有叛党。1939年周恩来请他去延安，但他拒绝，也拒绝蒋介石的资助，独居在四川江津。1942年病逝。
蒋介石背叛革命尚未正式动手，北洋军阀的“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先在北京下手了。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派兵突然包围了苏联驻华大使馆，冲入俄兵营内，一举逮捕了李大钊等中共党员。
李大钊身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在受审时，毫不惊慌。军法会审于4月28日上午十一时在警察厅开庭。审判长何丰林中坐，主席审判官颜文海和法官、检查官多人分坐两边。依次召见预定宣判死刑的二十名共产党人到庭，审问姓名、年龄籍贯及在党内职务。只用了一个小时即审判完毕，十二时三十分，即押赴刑场执行。绞刑架共有两架，是军阀政府从外国进口的洋贷。每次执行两人，从下午二时至五时，执行完毕。第一个登上绞刑架的就是李大钊。他神色不变，就义前，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他最后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在中共“一大”之后，李大钊负责中共北京区委和北方区委工作，先后担任区委委员、委员长和书记。在中共“二大”，他成为中共五位中央委员之一。最初当马林提出国共合作时，李大钊也曾想不通。但是，他仔细倾听了马林的见解，虚心接受。在西湖会议上，他是最早站出来支持马林的一个。他指出：中国国民党“抱民主主义的理想，十余年来与恶劣势力奋斗......从今以后我们要扶助他们，再不可取旁观的态度。”
此后，李大钊奉派执行中共的统一战线工作，作为中共代表，他多次与孙中山会晤。李大钊直率地对孙中山说明，他是第三国际的党员。孙中山毫不介意地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
在1924年1月国民党的“一大”上，李大钊成为主席团的五个成员之一，参与了国民党的核心领导。1926年3月18日，李大钊领导十万多北京民众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军阀政府下令开枪，死伤二百余人，史称“三•一八惨案”，震惊全国。此后，李大钊遭到通缉，罪名是“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
1926年6月，李大钊作为中共首席代表，赴苏联出席共产国际“五大”。就在李大钊被捕后的第六天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从此，形势急转直下，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到处捕杀共产党人。
十八、陈独秀病死江津
1939年8月底一天的午后，一艘朝辞重庆的小客轮在江津靠岸了。此番远足，陈独秀明知也难寻得他的净土和乐园，但他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中共党史上，从“一大”到“五大”，陈独秀都是中共第一号人物。时间是1921年至1927年。就在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前的一周4月5日，陈独秀与汪精卫所发表的《汪陈联合宣言》，还在那里口口声声说“事事协商，开诚进行”。
“四•一二”之后，中共陡然陷入逆境之中。一大批中共党员遭惨杀，内中有中共主将李大钊、赵世炎、张太雷以及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
在1927年4月中共的“五大”上，陈独秀受到党内尖锐的批判，他的领袖地位动摇了虽然大会仍然选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到了七月下旬，就连武汉汪精卫的国民党政府也实行“分共”，大批逮捕和屠杀中共党员。
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共召开了“八七会议”。这次会议，推选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组成中共临时政治局。由瞿秋白取代了陈独秀，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从此，陈独秀离开了中共的领导岗位。这年，他四十八岁。此后，他与中共中央、共产国际的分歧越来越大。1928年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共产国际直接邀请陈独秀出席，他拒不出席。此后，他越走越远。以他为首，组成了中共反对派，人称“陈独秀派”。他的观点与托洛茨基不谋而合。他组成了反对派小集团。
1929年10月26日他和彭述之联名致信中共中央，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托洛茨基同志在一年以前，已经预见到你们不正确的政治路线之发展和你们真正的政治面目。......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于是，同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从此，这位中共“开山书记”被开除了中共党籍。
此后，陈独秀组织了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在1931年5月中国各托派小组的“统一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中央总书记”。
1932年10月15日，蒋介石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陈独秀尽管他是“反对派”的总书记。
1933年6月30日，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终审判决，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八年。在狱中，陈独秀有两大书架，放着经、史、子、集，他埋头于钻研《说文》。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在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强烈要求下，经过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有力斗争，蒋介石只得将一大批政治犯予以释放。经胡适和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保释，陈独秀得以出狱。1937年8月23日中午，面色苍白的陈独秀带着一丝矜持的微笑，神态自若地步出国民党南京“模范监狱”的大门，把他第五次被捕为期四年零十个月的铁窗生活，连同前来接迎的国民党中统局官员丢置脑后。
陈独秀出狱后，暂时住在当年北大学生傅斯年家中。董必武奉中共中央之命，去访问他，多年未见，他们谈了很久。董必武劝他：“应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写一个书面检讨，回党工作。”陈独秀回答说：“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遵命。”在董必武与陈独秀谈话后，过了一段时间，陈独秀也曾想到要去延安。于是，他托人转告中共驻南京的代表，说明自已巳脱离托派组织。他又亲自写了一封信并起草了抗日的七条纲领，托人转到中共中央。据捎信人罗汉告诉陈独秀，博古看信后表示，陈的纲领与党中央所确定的路线并无大的分歧。对于陈独秀态度的转变，中共中央是欢迎的。9月10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林伯渠，提出党对托派分子的几条原则：第一，我们不拒绝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正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第二，陈独秀托派分子难免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意与之联合抗日：(1)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条实现之后再考虑。林伯渠、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等人对他的回归亦作了大量工作。但此时，由于王明和康生在背后捅刀，使陈独秀未能去延安。
1938年，国民党政府搬迁武汉，陈独秀亦随之南下，住在武昌。由于战局恶化，国民政府从武汉搬到重庆，陈独秀又来到“陪都”。不断的迁徒、飘泊，使携着家室、抱着病躯的陈独秀几乎喘不过气来。山城的酷暑高温，日机的频繁空袭，以及多如牛毛的特务，更使陈独秀难得安宁。在客居江津的友人邓仲纯一再邀请和催促下，陈独秀只好抱着“住住看”的心情，与妻子潘兰珍又一次踏上了旅途。于是，带着他的第四任妻子潘兰珍（在高晓岚、高君曼之后，陈独秀还曾与施芝英同居多年），离开重庆坐船来到江津。处于极端孤立的政治环境，时感寂寞和孤独的陈独秀，在贫病交加的晚年生活中，终于卧病床褥。时为1942年5月13日夜。他是前日上午用蚕豆花泡水饮半小杯后中毒的。据好几位医生说，用蚕豆花泡水，服之可治高血压。因这次所用蚕豆花，采摘时遇雨，晒干后其中仍有发酵的，泡服时水已呈黑色，因而中毒。所幸病情不甚严重。13日上午，友人包惠僧从重庆陈家桥来访，这空谷足音，使陈独秀非常高兴。他因心情高兴，午餐时吃四季豆烧肉过量，加之他是多年的十二指肠溃疡患者，一经食物作梗，于是夜不成寐，午夜呕吐大作......病情拖延至17日午后七时，陈独秀从床上挣扎起来，欲上厕所，刚一下床便晕倒在地，四肢僵厥。
陈独秀的高血压本来已经很严重，这次又是数病并发，他觉得自已的身体已抗不过病魔的凶焰，只得请人把病情告诉儿子和与松年同在九中执教的北大同学会的何之瑜。松年与何之瑜立即邀邓仲纯到石墙院诊治。
然而，风烛残年，病入膏肓，陈独秀自知即将就木，他垂危的生命如同一轮残阳，正急剧坠落。5月25日黄昏，他把兰珍、松年等亲人唤到了床前。他清癯的一张脸已瘦削不堪，下巴上稀疏的山羊胡子长约寸许，双眼时闭时睁，嘴唇微微翕动，发出的声音是那样虚弱。忽然间，他吃力地睁开眼睛，用似乎伤感的目光，在亲人们的脸上缓缓移过。“先生，你想说什么？你说呀！”噙着一汪泪水的兰珍，强忍住揪心的悲痛，贴近丈夫的耳旁，柔声地说。
陈独秀忧郁的目光在兰珍的园脸上停留了片刻，他猛地伸出青筋暴突的干枯的手掌，用力握住了兰珍柔软园实的小手。“先生......”兰珍抚着丈夫的额头，一声悲怆的呼唤，便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陈独秀喘息着，他想告诉儿子，他的一生事业，多归失败，他痛感自已未能认真总结功过得失，经验教训。但他相信未来的中国，前途有望。然而陈独秀又一时语塞。他双目直对着房顶，喟然长叹一声：“我的‘小学’，‘小学’，我只注‘抛’字啊，可我，就要抛、抛它而去了......”一颗浑浊的老泪，从陈独秀的眼角漫漫滴了下来。此后，便是不断的昏迷、呓语，呓语、昏迷......
1942年5月27日晚9时40分，这位以创办《新青年》杂志首倡科学与民主，在领导“五四”运动中执牛耳，尔后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而闻名于世，曾被青年毛泽东誉为“思想界明星”，晚年曾一度坠入托派的泥淖的陈独秀，就在这满目的凄凉中，无比惆怅地离开了他始终关注着、热爱着的人世，享年六十三岁。守在他病榻旁的，只有他的妻子潘兰珍，儿子松年夫妇，孙女长玮、长瑜、侄孙长文，北大同学会的何之瑜及前往探视的包惠僧共八人。
1942年6月1日，在江津县大西门外鼎山山麓、开明巨商邓燮康家的茔地康庄，隆起了一座背靠青山，面临长江的坟冢。
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说过，将来修党史，要讲讲陈独秀的功劳。
对于陈独秀的评价，到了21世纪，学者们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尽可能地为他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比如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以往的党史认为，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葬送了大革命，他要对革命失败负责。有学者认为，大革命是在联共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中共中央的活动范围和实际权力是很小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应对大革命失败负责。
以往党史书中常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说法，现在只保留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说法。有学者认为，陈独秀晚年在中国革命理论的研究方面有所前进，强调中国当时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和民生问题的重要性，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
陈独秀晚年是否接受过来自国民党的资助问题，有学者在查阅朱家骅档案时，发现6封与此事有关朱家骅与陈独秀来往信函，依据这些信函指出，陈独秀接受了资助，但收得并不情愿，也没有拿为国民党办事作为交换。
陈独秀被开除出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反对李立三的全国大暴动计划和在中东路问题上保卫苏联的口号。历史已证明李立三是错误的，因此，开除陈独秀的党籍也是错误的。
十九、张太雷血染羊城
中共一大代表虽然只有13人，但是为中共的创建做出卓越贡献的人也不少，这儿介绍几位。
张太雷（1898.6—1927.12），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和青年运动的卓越领导人，是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张太雷是第一个被派往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的使者、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派往青年共产国际的使者之一。张太雷是党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宣传家。1927年12 月12 日 ，他在广州起义战斗中被敌人枪击阵亡，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献出了29岁年轻的生命，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牺牲在战斗第一线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成员。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0年即参加了李大钊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党组织，后参加过党的二大、三大、四大、五大和八七会议，
张太雷，是四届侯补中央委员、五届中央委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五人常委之一、担任过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等职，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
1927年，张太雷在中共的地位日显重要：四月，他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五月，调任中共湖北省委记书记；不久，他成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五人小组成员；八月七日，他在中央紧急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十一月他奉派去广州，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并兼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为了扭转“四•一二”后的低潮，中共走向了武装对抗国民党的道路：八月一日，南昌响起了枪声，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在那里举行了起义；九月九日，毛泽东在湖南领导农民起义，后转入井冈山，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和革命根据地。张太雷此时从上海南下广州，负责发动广州起义。就在张太雷到达广州半个月后1927年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广州起义的炮声响了。顿时，三路兵马齐出动，分东、南、北三个方向出击。每路兵马的最前头，都飘扬着鲜红的铁锤镰刀大旗。两个小时后，广州便落入中共起义部队之手。上午六时，原广州市公安局的大楼上，高高挂起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红色横幅。身为起义总指挥的张太雷，出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兼人民海陆军委员。叶挺任工农红军总司令。秘书长为恽代英。第二天中午十二时，庆祝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召开。张太雷身佩步枪和毛瑟枪，衣袋里装着手榴弹，出现在主席台上。张太雷主持大会，他大声宣告：“同志们，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顿时，全场欢声雷动。大会在下午两点多结束。张太雷刚刚回到起义总指挥部，得知大北门一带发生战斗。他与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罗乃曼一起登上汽车，赶往那里指挥。途经大北直街（今解放北路），遭到粤军伏击。密切的子弹朝汽车射来，张太雷当即血涌如注。他只用俄语说了一句：“哎哟，可恶的魔鬼！”这成为他二十九岁生命的最后一句话。
二十、杨明斋死因终于大白
杨明斋（1882——1938）山东平度马戈庄人，本名好德，明斋为字，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者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著名的革命活动家，与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等一起工作过，对党的早期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周总理赞誉他为我党历史上受人尊敬的“忠厚长者”。
杨明斋是中共创始人中重要的一员，李大钊赞他“万里投荒，一身是胆”，周恩来颂他为“忠厚长者”。他出生于山东省平度县马戈庄，在中共建党初期联络“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联络济南的王烬美、邓恩铭等，传播马列主义，筹备党的“一大”，做出了重要贡献。
党的“一大”后，杨明斋在党内从事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党外参加“东西方文化”论战，后又赴苏参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组建工作。
杨明斋在中共“二大”后，日渐受到冷落，其原因可能在于他曾非常坚决地反对马林关于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建议。
1927年夏，得知中共在蒋介石“四•一二”政变之后，处境艰难，他坚决要求回国，正赶上张作霖宣战阎锡山时，他在中共北方局从事秘密工作。回国之后，环境险恶，杨明斋不得不隐居北平。他埋头于著述，写出了近二十万字的《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书分上、下册，分别于1928和1929年出版。
1930年1月，杨明斋未经党组织的许可，在走私者的帮助下越过中苏边界，在伯利总政治管理局直坐了13天黑房才得到第三国际许可，做了80页的报告书。书上后，在伯力扫盲站当中文教员。后来转到海参崴，在《红星报》和无线电台工作。1931年，杨明斋被当作“叛逃者”流放到托姆斯克当勤杂工。
杨明斋被流放的原因是他那“80页”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对自1927年以来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上的失误，以及中共党内连续三次“左”倾路线的批评。他强调要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尤其是要注意工作上的方法和农民的组织。在流放期间他仍没有放弃斗争，一方面关注着中国革命的形势，一方面埋头著书，系统阐发他的意见。他曾考虑此书书名定为《社会生存本义》，或《伟大革命和伟大创作》，或《伟大破坏和伟大建设》。至1932年10月他给张国焘写信时，书稿已写出230页，完稿时将达500页。
杨明斋此时致信张国焘，是因为“现在第三国际公开了关于中国改造问题的政纲在各报上，我见了这个政纲后，不知怎么的不安于充军生活了。因此，请你顺便到第三国际里问一问，究竟为什么把我充军，我的报告犯了什么错误？得知后请给我一封信才好......”可是，无论是张国焘（他此时已回国），还是王明（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或者第三国际的其他负责人，都没有理会杨明斋的质问和要求。
1933年至1934年间，此时正在苏联西伯利亚保卫机关工作的师哲，他从托木斯克保卫机关负责管理流放犯的人员那里得知，在被流放的人员中有一位叫杨明斋的中国人，生活过得很苦，脾气很怪，自称是老中共党人，曾给王明、康生写过信，但没有人理他，整天埋头读书，钻研哲学、政治经济学，并著书立说。师哲借出差的机会去看望这位中共元老，见他住在一幢楼房的底层，他足不出户，不娱乐，不和别人交往，自己做饭，每日三餐只生一次火，日子过得十分清苦。师哲与他交谈，劝他与中共驻第三国际代表团联系，告知他代表团团长是王明。可是，这位当年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负责总务工作的杨明斋，根本瞧不起那时还是中山大学学生而今一跃成为中共显赫人物的王明。他认为王明是个乳臭未干的娃娃。师哲笑着劝他说：“我们在莫斯科时，称王明为小鬼，可是他现在是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还是依靠组织解决问题为宜。”杨明斋愤愤地说：“决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更不愿向他人求助。”
1934年8月，杨明斋流放期满，来到莫斯科，在一家出版社当投递员、誊写员、校对员。8月16日，杨明斋向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写信，要求回国工作，未准，又埋头他的写作了。稍后杨明斋又提出要求恢复因流放失去的中共党籍，王明拖着不办，又一直未果。
1936年苏联开始了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并很快造成严重的扩大化。1937年杨明斋被认为是“动摇分子”被捕过一次，不久被释放。可是，1938年2月7日，莫斯科内务部以捏造的“日本间谍、托派恐怖分子”罪名，再次逮捕了杨明斋。杨明斋这次以沉默相抗，于是未经诉讼就被判为死刑，于5月26日惨遭杀害。中共的一位元老就这样冤死在苏联。
二十一、维经斯基病死莫斯科
维经斯基先来中国，帮助各地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他回苏联后，马林前来中国，帮助中共召开了“一大”。后来，维经斯基从1923年到1927年,共五次来华,帮助中共工作。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维经斯基被共产国际看成在工作中犯了重大错误，调离了中国。回国后，他不再在共产国际工作。不过，他仍时时关心着中国和中共，写下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
1953年，他病死于莫斯科，终年六十岁。
二十二、陈望道重新入党
1891年陈望道出生在义乌分水塘村—个中农家庭。先后就读于义乌绣湖书院、金华中学、浙江之江大学。1915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在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中央大学学习文学、哲学、法律，获中央大学法学士学位。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陈望道返回祖国。那年6月，他任教于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授语文课，与进步师生一起积极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旧道德、旧文学，提倡新道德、新文学。不久，即遭到迫害，被强扣上“非孝、废孔、共产、公妻”的罪名。反动当局责令校长经亨颐将他革职查办。此令受到一师校长和全校师生的坚决反对。反动当局随即出动警察包围学校，从而酿成了著名的浙江“一师风潮”。这一风潮得到全国声援，最终迫使反动当局收回成命。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对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影响巨大。毛泽东同志1936年曾对斯诺说过：“有二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鲁迅先生也称赞陈望道说：“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陈望道除翻译《共产党官言》外，于1919年至1921年问还翻译和介绍了《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等书，为传播真理作出重大贡献。
1920年4月底，陈望道应陈独秀之邀，到上海参加《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年底陈独秀赴广东，陈望道遂主持《新青年》的编辑。《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的，五四运动后，由一个激进民主主义刊物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陈望道主持《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后，使它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不仅译介了大量的革命论著，还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苏维埃俄国的变化和成就，影响很大。
1920年8月，中国第—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亦称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正式成立。书记为陈独秀。参加的成员有陈望道、李汉侵、李达等。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望道积极参与并做了许多工作，诸如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内部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的创刊等。陈望道还一度担任劳工部长，曾帮助筹建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纺织和邮电工会等，为积极组织和发动工人运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随之纷纷建立，促使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深入人心。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是共产党正式诞生的标志。陈望道身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五名党员之一，为筹备一大召开出了大力，同时也被推选为上海地区出席一大的代表。但由于对陈独秀家长制领导作风不满，以及陈独秀根据不确实的事实，作出有损于他名誉的行为，陈望道愤而提出脱离组织的请求，因而未能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次代表大会。陈望道虽然没有出席党的—大，但当时也没有脱离党的组织。他正式离开党的组织，是在党的三大召开以后。一大召开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局要求上海、广东等地建立区执行委员会。不久，上海成立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陈望道任第一任书记，积极为中国共产党做了许多工作。但陈望道担任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为时不长、约在1922年下半年正式提出辞呈。
中共“一大”后，上海成立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陈望道担任第一任书记，又称委员长。在筹务召开“一大”时，为审批组织活动经费一事，陈独秀和李汉俊发生了争执。当时，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嘱咐新青年书社垫点经费出来，陈独秀复信没有答应，因此李汉俊和陈独秀闹起意见来。不料这一争执竟牵连到陈望道身上。陈独秀到处散发书信，诬称李汉俊和陈望道要夺他的权。在日本留学的施存统，接到陈独秀的信后，信以为真，为此感到疾首痛心。于是便给李汉俊写了一封措辞十分激烈的谴责信，把李汉俊、陈望道两人大骂了一通。陈望道见到施存统的这封来信，顿时火冒三丈，认为陈独秀此举实在太卑鄙了。于是他坚决要求陈独秀对此事实予以澄清，并向他公开道歉。但陈独秀不肯这样做。陈望道一气之下，就表示今后不愿再接受陈独秀家长式的统治，提出脱离组织的请求，并因此而未去出席党的“一大”会议。当时也没有脱离党的组织。
但是，陈望道仍不满于陈独秀的家长式作风，再度要求退出中共。中共曾派茅盾劝说当时要求退党的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三人。
陈望道对茅盾说：“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党呢？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在党内更为方便。”从此，陈望道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陈望投身于教育事业、文化事业和学术研究。他担任中共创办的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1927年后，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他参加左翼文化运动，与鲁迅有密切交往。
1956年元旦,毛泽东在上海会见了他这位老朋友,谈起往事,更使陈望道强烈希望重返中共。陈望道向中共上海市委透露了自己的要求。
请示报告送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陈望道什么时候想回到党内，就什么时候回来。不必写自传，不必讨论。可以不公开身份。”就这样，陈望道于1957年6月，由中共中央直接吸收他为中共党员。直到1973年8月，陈望道作为中共“十大”代表出席会议，人们才惊讶地得知他是中共党员。“文革”之初，陈望道也受到猛烈攻击。由于他身体好，自幼练过武功，所幸中共中央通知上海要保护陈望道，他才免遭“文革”的劫难。
他年轻时，性格异常急躁，雅号“红头火柴”。历经磨难，他变成了“黑头火柴”，变得安全起来。人们尊称他为“陈望老”，雅号“城隍佬”。
1977年10月29日凌晨四时，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八十七岁。
二十三、一个耐人寻味的共产党创始人张申府
张申府(1893年--1986年)，名崧年，张岱年之兄，中国共产党三个主要创始人之一。张国焘由他介绍进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又与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张申府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九一八事变后，他经常利用讲坛宣传爱国主义，并投身于抗日运动，是一二九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张申府到了武汉，1938年7月，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了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大会，张申府与“救国会”的沈钧儒等六人被聘为第一届参政员。1942年申府加入民主政团同盟，并任中央党委。1946年1月他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1947年初，他回到北平，1948年写了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受到共产党人和民盟领导人的批判。1957年被认为是右派分子，1960年摘帽。他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直到1979年才获彻底平反，后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辞世，享年93岁。
张申府与毛泽东同年出生(1893年)，并曾在北大图书馆共事；还同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之一。1920年张申府赴法国里昂大学中国学院教书，1924年回国，成为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副主任，是最早踏上黄埔岛的中共“红色教官”。张申府晚年
张申府是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周恩来到黄埔军校当政治部主任，也是张申府向廖仲恺推荐的。张申府是中国共产党组织中三个缔造者之一。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在北京，张申府在法国，通过信函讨论了党的名称问题，决定采用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10月，北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是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但张申府这样一位党史上的重要人物，在党史和党的人物传记中却少有记载。
张申府一生中的两次重大行动耐人寻味。一次是1925年，党的“四大”在上海举行，与会的共有20人，在争论某个问题时，他来了倔脾气，说，同意我观点的就留下来，不同意的就滚蛋，大概别人没同意他的观点，他一甩手就走了。当时同是四大代表的周恩来跟出来，劝他不要一怒之下离党。但他却没有留下来，一走60多年，再没有回过党内。后来，张申府在清华教书，一面当教师，同时又从事许多社会活动，他参与了“一二.九”运动和搞“新启蒙运动”，并因此被清华解聘。张申府是最早把西方哲学介绍给中国的人物之一，他最欣赏罗素，所以满脑子都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后来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二战时期，张申府在重庆搞民主运动，主张中国将来的方向应该是孔夫子、罗素、马克思“三结合”，当时就受到左派批判。
1940年,张申府时为国民参政员,还是政治部的设计委员，有一次他和各党派的参政员一道去见蒋介石，落座之后，他第一发言，话还没有说完，蒋介石就忿然作色，指斥他“反对政府”：“你不但写文章反对政府，还在防空洞里反对政府！”并表示曾任山西财政厅长的某人在防空洞里亲耳听到的。张申府说，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个人，纯属无中生有。蒋介石下不了台，幸亏陈布雷出来打了圆场。大家告辞出来后，青年党的党魁左舜生对张申府说：“你今天是代人受过。”原来防空洞里讲话的是章伯钧，事后感到过意不去，章伯钧曾登门向张表示安慰。张申府因为平白无故挨了蒋介石的一通骂，怒气未消，就提出要离开重庆。政治部长张治中听说后，亲自登门一再慰留，他才留下了。之后，改选参政员，张申府和章伯钧双双都出局了。但不久章伯钧的参政员又被恢复。当时重庆经常召开集宪政座谈会，实际上就是各个小党派的聚会，例行事务由张申府一人办理。参加的有张君励的国家社会党、左舜生的青年党、章伯钧的第三党、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派、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沈钧儒和张申府算是代表救国会派，民主同盟就是从这样的聚会发展起来的。
张申府是民主同盟的发起人之一。但是，在1948年，三大战役都已开始了，国民党大势已去，共产党节节胜利之时，他却写了一篇名为《呼吁和平》的文章，发表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上。延安电台马上出来批他，这篇文章使他组建的民盟开除了他，也使他的妻子、共产党最早的女党员刘清扬与他离婚。张申府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不大愿意受党派纪律的约束，愿意表达独立的见解、自由的思想。他一生推崇英国学者罗素，自认为是20世纪中国第一流的哲学家。他一生爱书、爱名、爱女人。他有恋爱方面的绯闻，三反的时候他做检讨，说自己一生有“三贪”，贪财、贪名、贪色，这些事情他从不隐讳。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张申府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张申府一生颇为自负，就连对胡适这样的人物，都不甚恭敬。要不是周恩来念旧，恐怕解放后他那四合院和北京图书馆的工作都没有着落。他一生感激周恩来，但也为周恩来惋惜，说：“周恩来弯得太厉害，这最后害了他。”
1986年6月20日，张申府逝世后，《人民日报》刊出了条讣告，承认他1920年参加了党的创建，称他是共产党的老朋友。从创始人到老朋友，这两个身份，道尽了人世沧桑。
注：梦石中天根据有关资料整理，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