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闲说武汉（十六）——张之洞的汉阳铁厂与现在的汉阳钢厂的关系研讨
《锦绣-国家商业地理》上刊发了李培婵的《寻根“汉阳造”》，读过之后，甚感欣慰。而且，近期，汉网论坛上，诸多网友纷纷挖掘汉阳铁厂的历史。作为老武汉，作为曾经在汉阳钢铁厂工作的人士，我为有这么多有识之士和有“论”之士关心武汉，研究张之洞，研究汉阳铁厂而高兴。
李文所提到的现在的武钢汉阳钢厂，笔者曾经在那里工作七年多，对汉阳钢厂应该说有相当的了解，现在还有一些同学在汉阳钢厂担任从厂级到中层的各种职务，现汉阳铁厂博物馆馆长顾必阶先生，我也是有过接触的，当年我们是同事，记得顾先生当年是厂工会的干事。
关于百年前的汉阳铁厂和现在位于汉阳月湖西侧的武钢汉阳钢厂的关系，我当年在汉阳钢厂工作时，就曾经进行过考证，准确地说：现在的汉阳钢厂和当年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是完全没有任何传承关系的。注意：我用了“完全”和“任何”两个词。
大凡所谓的薪火传承，一般应该满足这样的条件：在原址上恢复重建；有当年的遗物现存；有当年的创办者在继续为现在的单位服务。而现在的汉阳钢厂和历史上的汉阳铁厂是不具备这样的传承条件的。这就牵扯到汉阳铁厂和汉阳钢厂各自的由来了。
一、关于汉阳铁厂
首先说汉阳铁厂。应该肯定的是，张之洞在洋务运动后期，与李鸿章一样，是满清大臣中的的领军人物，（早期的恭亲王奕、文祥，曾、左、胡等，此时已基本退出满清的政治舞台）为洋务运动，特别是为奠定武汉作为近代中国重工业基地的地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为武汉做出的这种贡献，时至今日，都没有完全消失，在武汉很多地方，都留下了张之洞的烙印，这种恩泽，一直到现在武汉人仍在享用。其次，具体说到汉阳铁厂，则应该说，不管对于张之洞本人还是对于其创办的汉阳铁厂，都是一个悲剧。
张之洞在获得西太后赏识之后，先抚三晋，后督两广，在两广总督任上，有感于外洋钢铁产品大举进入中国，不独大量商业利益流失，而且对于洋务造枪炮、舰船等需要大量钢铁的现状，有深刻认识，因此决定必须有自己国家的钢铁产品。遂委托驻英公使进口钢厂设备，就在此当口，也就是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年），张之洞接到朝廷一纸任命，改任湖广总督，而接任者李鸿章与张之洞素有隔阂，不愿趟这滩浑水，以两广无铁矿（其实海南是有铁矿的）为由，拒绝接手此事，张之洞顺水推舟将此设备运至武汉，并将厂址选定在汉水南岸与龟山之间的狭长地带。关于汉阳铁厂的选址，从建厂之初到现在史学研究，争议不断，负面说法是选在这里，满足了张之洞的虚荣心，使张之洞从长江对岸的总督府（现武昌造船厂）就能瞭望到铁厂的浓烟，也方便他坐个渡船就能到厂里视察，而这个选址既不靠近铁矿，也不靠近煤矿，而且当时这里几乎是沼泽，用于地基换填就花去大量人力物力，造成所产钢铁制品成本过高。笔者对这一观点不完全认同。不排除由于历史的见识局限，或许张之洞真有此想法，但我相信选址在这里，决不单是这个原因，作为朝廷大员，如此大的国家投资，不可能如此草率，而且，很少有地方是具有既有铁矿又靠近煤矿的条件的，当时所拟供铁厂的铁矿来自湖北东部的大冶，煤则来自河北的开平，该两地的煤、铁矿石等原材料，均能通过水运活铁路到达武汉，这是当时最好的运输方式，甚至应该说是最折中的地点。如果说当时的汉阳铁厂选择在武汉是错误的，那么，六十多年以后，共和国投产的武汉钢铁公司选择在武汉（离汉阳铁厂的直线距离大约也就十多公里），就无法解释了。其实，武钢选址武汉，是出于同样的考量。
问题不在选址，问题在于，订购的铁厂的炼铁设备与大冶铁矿的矿石不合，即必须根据铁矿石的化学成分来确定炼铁炉。大冶铁矿的矿石含磷很高，而从英国进口的铁厂设备，恰恰不适于这样的铁矿石，导致铁厂试产时的铁水，根本无法使用，现在在汉阳龟山北麓残留的一个硕大的铁块，就是当年的铁水凝固而成。无奈，只好放弃，转而从卢森堡重新进口设备（关于这一点，现在的研究成果，又提出了心的不同观点，而且，据说龟山脚下的残留铁块也不是试产时留下的，欢迎更多考证）。以后，由于铁厂是完全的官办（国有）企业，弊端丛生（关于汉阳铁厂创办中的问题，那是另一篇大文章，这里不赘述），从光绪二十年（1894年）投产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亏损累累，加上甲午战败，朝廷已经无力支撑如此大的国企亏损，只好将官办改为官督商办，由盛宣怀接手，招募商股，铁厂慢慢艰难运行。为此，张之洞谤被朝野，心力交瘁，伤痕累累。
但是，不管怎么说，汉阳铁厂是当时远东地区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它不仅比数年后成立的日本八幡制铁所（现在的新日铁公司）早，而且规模更大，它的建成投产，为后来中国大规模的铁路建设等，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很遗憾，“七七事变”以后，武汉面临沦陷，国民政府将汉阳铁厂搬迁到重庆，解放后的重庆钢铁厂的主要设备，就是当年汉阳铁厂的设备，据说有一台轧钢机一直使用到上世纪90年代。解放后，在原汉阳铁厂和汉阳兵工厂的原址，国家投资建设了武汉第一棉纺织厂，部分厂房就是当年铁厂的。
汉阳钢铁厂
解放后，百废待兴，大量的基本建设任务摆在新生的人民政府面前。大约在1953年，中南建材部在汉阳月湖西畔，投资建设了汉阳轧钢厂，轧制一些民用建设用的小型型材。此后，国家管理体制改革，汉阳轧钢厂下放给武汉市政府。至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计划经济的原因，钢铁产品属于国家高度集中管理的计划物资，武汉地方政府苦于没有足够的钢铁物 资用于建设，于是决定自己投资建设汉阳钢厂，选址在汉阳轧钢厂北面、京广线南侧，先后建起了炼铁高炉及转炉车间、电炉车间、石灰车间、制氧车间等。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高炉炼铁开工不久即停产。延至1979年，武汉市政府决定将汉阳轧钢厂和汉阳钢厂合并，组建新的汉阳钢铁厂，隶属于武汉市冶金局，。这一合并对于钢铁联合企业来说，无疑是正确的，形成了完整的炼钢、轧钢产业链，仅缺少炼铁环节，年产钢约十几万吨，轧制钢材约20万吨，并且进行了一些局部的技术或设备改造。两厂合并以后，轧钢部分位于厂区北侧，有开坯车间、线材车间、普型车间、异型车间、运输车间等，厂内人士熟称北厂。炼钢部分位于厂区南侧，拥有转炉车间、电炉车间、制氧车间、石灰车间等，厂内人士熟称南厂，南北两厂之间是厂区大道，也就是现在的琴台大道。即使到现在，乘坐京广线火车，在经过汉口站、汉水铁桥、进入汉阳后，还能从列车车窗向左看到汉阳钢厂的部分厂房。
1985年，当时的武汉市政府在获得国家计委的钢材调拨保证计划以后，和武汉钢铁公司商定，由武钢满足武汉市钢铁使用计划，与此交换条件——将武汉市所属的黑色冶金企业全部交给武钢，由此，汉阳钢铁厂便归属武钢，改名武钢汉阳钢厂，成了武钢的下属企业。由于设备陈旧、老化，加上所轧制和冶炼的钢铁产品产量，与大武钢相比，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武钢接管以后，作为中型钢铁企业，汉阳钢铁厂逐步萎缩，仅在八十年代末期，添建了一个棒材车间。前几年，停止了北厂的轧钢生产，也停止了南厂的转炉车间的炼钢生产。据悉，现在仅存电炉炼钢及棒材生产。
这就是由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及以后的汉阳钢厂的大致由来。由此可见，说现在的汉阳钢厂是当年张之洞所办汉阳铁厂的延续，实在太过牵强，归纳理由如下：
1、厂址不同。原汉阳铁厂在龟山脚下，后为武汉国棉一厂。而现在的汉阳钢厂则西移数公里，在月湖沼泽上建成。
2、设备完全没有继承关系。原汉阳铁厂的设备，早在抗战时期就已经迁移出武汉，以后也未回迁。现在的汉阳钢厂则是逐步新投产的设备。
3、没有任何企业高层人员的继承关系。无论是张之洞的后代还是盛宣怀的后代，乃至于汉阳铁厂的其它高管人员的后代，都无在以后的汉阳钢厂任职。从早期的汉阳轧钢厂到后期的汉阳钢厂，都是共产党任命的干部，著名的有莫新华、孙书仁、谭玉公、黄正国、陈方列等。
作为一种精神的传承，发扬光大张之洞实心办实业，纪念张之洞为武汉的经济发展做出的不朽贡献，为现在的中部崛起，寻找精神源头，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作为历史研究，必须依据史实，寻找真正的传承关系。
顺带说一下，也是由当年张之洞创办的、与汉阳铁厂毗邻的汉阳兵工厂。现今理论界和舆论界经常提的口号，把武汉建设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制造业基地的说法，以及由此简化的“武汉造”的说法，最早的来源就是汉阳兵工厂所造的步枪——著名的“汉阳造”。包括新、老武汉市民在内，都希望武汉能再次崛起，其产品能像当年的“汉阳造”一样，统领天下的制造业。汉阳兵工厂在武汉沦陷前夕，由国民政府搬迁至湖南西部的辰溪大山里，抗战胜利后，没有迁回武汉，而是迁至湖南常德，也就是曾经制造过名噪一时的电冰箱——白云电冰箱的军工企业。
以上，乃笔者一家之言，欢迎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