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
甘修康
５、专政之下，社会形成人治而难成法治，这也是有其客观原因的。
①专制之下，必须要实行权力集中，以保证权力秩序，防止政治混乱。权力集中的结果往往便是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甚而是个别人手里，这样就极易形成独裁专断，在如此情形下，专政者自然是说了就算，有谁不敢尊从呢？而且在一般的情形下官员们如果不是依法办事，而是凭自己的意志办事，也不会受到追究。因为人民没有权力，社会上也没有有效的政治力量来制衡它，司法机构和议会又全在其的控制之下。由是权大于法，人的权威大于法的权威便形成了。
②官场关系、社会关系错综复杂，在处理社会事务时，如果触及与自己相利害的人的利益，那是不能不徇私的。否则还想当官吗？还想得到种种好处吗？
③也有许多法律在一些地方本来就不切实际，无法行的通，所以在实际工作中为了将事办下去，只好变通。正是由于上述等原因，使得人大于法，情大于法，法律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解释、变通，法律只能成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工具，而不能成为整个社会行事的规则。
集权政治下，社会必然要出现一个特权阶层，特权阶层行使特权的结果必使相应的人正当权益的丧失，所以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便成了一句空话，司法难以公正。在当今的我国一旦某人摊上了事，要经司法部门解决时，人们必然要随之花掉一笔钱，但是人们在花这笔钱时，往往不是将其中的大部分送给律师，而是要送给法官，政法书记以及某某县长省长局长之类的实权人物，以求在判决时倾向自己或者在入狱之后能减轻甚而是逃避应受到的处罚。不能说每一件案子的了断事先都要经过这一程序，但是谓之十分普遍则绝不是言过其实。有钱有权有路的人可以减轻甚而是逃避法律的惩罚，逍遥法外，无钱无权无路的人则是小错重究，很有可能是满腹冤屈，身怀血恨，无处诉说。
６ 人权难以得到保障
人权的概念最早由西方的哲学家作为一个美好的理想提出的，如果从霍布斯、格老秀斯、洛克算起，实现人权的理想来到人间已是三百余年，在这三百余年里，人权一直是最动人心弦的主张之一，成为人们奋斗的主要目标。经过系列的斗争，许多国家在上个世纪先后实现了人权的初步达标，人权，终于成为了世人共同遵守的准则。
人权从概念而讲是指人的权利，它包括两个方面，个人权利和公民权利。
个人权利从个人角度而言，是个体资源所有者的体现，是了为保护个人的权利而提出的，它包括生存权、平等权、自由权、财产权、安全权，劳动权，教育权等等，这些权力是个人能够得以生存并实现幸福的必然条件。社会发展的本质目的就是追求人的幸福，如果将幸福予以分割，必然的体现了生存得以保障，不受他人的压迫与奴役，高度的自由，充实的财产，安全的存在等诸多方面。社会越进步，其表现程度就是越好。个人的权利就是指这些实现个人幸福的权利，只有这些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才能谈上人们在这方面得到的越来越好。
公民权主要指公民的政治权利，包括对主要行政长官的抉择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组团游行示威罢工罢课信仰自主等等权力。公民权是作为公共资源的所有人体现出来的，作为国家的主人，应该成为公共资源的受益人，所以拥有公共资源的管理之权、但是不可能也不经济的需要每一个人都要参加到直接管理之中，管理者维护者只需要少数人就够了，更多的人要参入到生产中去创造财富。这种只能由少数人掌握的管理公共资源以为全体人服务的权力即为公共权力。公共权力产生于社会的需要，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但是因为掌握公共权力的少数人毕竟不是公共资源的所有者，因此它们运用权力的结果能否给所有者——人民带来最大利益那是另一回事。人天性有自私的一面，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以它自己的存在为本质，必然的也就以个人为中心来考虑一切设计一切，自己的利益高于他人利益，个体利益高于社会利益。人的这种天然秉性与运用公共权力的目的是相矛盾的，但是公共利益的需要又必须有一部分人去操纵国家机器，在这样的情形下，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来限制掌权者的私心，发扬其公益之心，保证人民的利益就是必须的了。因此现代政治为保证所有者的权益，规定了人民是权力的主体，是权力的主人，执政官员的权力由它们来履予，它们可以从不同的候选人中自由抉择，同时拥有游行示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等权力以监督政府，制约政府使其按照人民的意志行事，使整个国家机器以人民的利益为轴心来运转，不可偏离轨道。
公民依法履行公民权力，其意义不仅可以防止官员们以权谋私，同时，因为公民参政，结果就能自动发挥集思广益的作用，人民有各种好建议，好方案都可有机会表达出来，它们也可以对政府的决策做出修正，防止人为的错误。结果就使政策决策最优化，而且始终是按照最优的决策行事，按照最佳方案走路，结果取得最大的效益就是不难的事了。
公民权力的落实对保障个人权益无疑意义是巨大的，因为人民彻底翻了身，可以有了种种反制权力部门的手段，从而使其不能再为所欲为，滥用权力，从根本上促使公共权力去保护而不是去损害个人的权益，促使公共权力通过对公共资源的最佳管理来使个人的利益得到充实和升华，
公民权力对社会公民而言是美好的，但是对掌握公共权力的人而言却是利益的丧失，使从其贪婪的内心里发出的种种愿望不能变成现实，所以对民权极为不满，必然要以除之而为快。
为了防止掌权者对民权的剥夺，现代政治又从制度上给予了种种设计，主要包括对权力进行分离，原来的权力的所有权与使用权都集于执政者一身，人民只是被管理的对象，对权力的分离即使权力的所有权转为人民所有，执政者只有使用权，被人民聘用，受人民委托来管理公共资源，这样就体现了主仆关系，公共权力的掌握者与人民的关系是服务被服务关系，不再是皇帝与子民的关系，人民当然也就有权来监督约束选择被聘用者更换不满意的官员以维护自己的权益；对权力进行分割肢解，公共权力根据不同的职能三分为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地位平等、相互制约、各司其职而不能越位，这样执政者的权力就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按照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所立法律行事，如果越权损害人民的利益就会受到其它权力机关的肘掣甚而惩罚；对权力进行限制，如任期限制，行政长官有限任期，到期改选，那些侵犯民权的官员自然无法长期执政，权力范围限制，执政者只是在法定范围内行使权力，越权即违法要受到法律追究，权力的运用要依法，执政者要依法治国而不能凭自己的主观意志，恁自己的好恶来行事；实行权力竞争，民主政治反对权力垄断，否则就不成为民主政治，因此实行多元政治，公民可以自由结社组党、参入权力的竞争，而人民则通过投票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抉择执政者，这样即使人民得到的是最可能更自己带来最大益处的官员，竞争的压力也迫使政治参入者从各个方面提高自己，以给人民带来最大的利益，而不是反过来要违背人民的意愿损害人民的权益；对权力进行监督，即包括其它权力部门的监督，如三权之间相互监督，又包括人民对其的监督；认可权力的反对派，对其进行保护，反对行为按法定程序走等等。
在这样的环境下，权力有限的执政者是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剥夺人民的权利的，而只能是以民为本，以人民的利益为轴心来运转国家机器。
这是民主政治的情况，但集权政治则大不一样。一般而言，集权政治同民主政治一样————，都以人民为国家的主人，所以理论上公共资源的所有者应是人民，国家机器应为民服务，因此它应认可了人民应该享有各种前述的人权，即包括个人权利（前期是不承认个人权利的，而将个人视为集体的一份子，结果失去自我的人们也没了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追求幸福生活的积极性，后期经过思想改革才予以承认），同时也包括公民权利。然而，由于集权，实际上是少数人专政，可能的状态下是一人专政，结果权力一把，人民的公民权就沦为形式了。因为公民权的本制就是要限制监督校正和可能的对抗公共权力，而这些的最终落实都是执政者自己，因为所有权力都在它手里，只有它自己才能修正它自己，惩罚它自己，结果民众的要求与愿望等于是要执政者抡起巴掌扇它自己一样，就是一个很难实现的事了，而徒增反感。人民权力的兑现就会被它视为对自己的地位的威胁、形象的破坏、利益的打击、影响的削弱，因为人民毕竟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而不会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来说话行事的，利益相异使得任何搞集权统治的人都不能让人民拥有真正的政治权利，否则受害最大的就是他自己。所以搞集权政治的国家，其人民是不可能有公民权的。当然人民如果行使公民权，也就意味着人民主导国家的政治，执政者也就无法将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了，就不成为集权了，集权就无法存在下去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执政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也不会让人民真正拥有公民权的，人权即使写到法律上也只能是空话，没法兑现。
当前的我国应该说在人权上是有了进步的，至少基本权利得到认可并得到一定的保护，但公民权虽也写到宪法上，但正由于我国继续搞集权政治，所以落实是说不上了。而正是公民权没有兑现，结果必然的就是基本权利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特别是那些弱势群体，无论生命安全，财产，劳动权，教育权等等都被肆意的贱踏，这些早已为公众所熟知，显然是无须要列举事实证明的。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本质目的就是解放全人类，将那些被压迫的人民从被压迫与奴役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实现自由与幸福，而这一解放的过程可以说正是人权实现的过程。
回望历史，社会主义的先贤们一直是站在寻求社会公平公正的制高点上，同情弱者，斥责压迫阶层，呼唤社会的平等，积极的寻找解决之道，因而，社会主义的理想迎来了无数前赴后继追求者，虽倾家荡产、牺牲生命，也不足惜，社会主义成为最光彩的事业，成了高尚人的最高尚的追求。然而随着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一些国家的掌权者为了一已之利，把人权推到一边，结果人民反而受到了更大的压迫，惹得民冤沸腾，最终昔日人人向往往的美好制度被人民唾弃，辉煌一时的社会主义大厦一日坍塌，让人叹息不已。
但是社会主义的大旗并没有因此而倒下，让人称道的是走上另一条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些国家则与此相反，大力弦扬人权，将人权的捍卫抬到了历史性的高度，结果社会稳定人民安乐经济繁荣，人民充分的享受到了生命的自由与快乐，这些国家也成为幸福国家的样板，为世人羡慕。他们的社会主义向全世界展示了社会主义应该真正具有的内容，他们的成功最好的证明了社会主义先贤们匠心所运并不是无的放矢向壁虚构，确实是对历史必然性的科学把握，他们的实践说明只要能够找对了方式，看似海市蜃楼的社会主义完全能够从云层中降落到人间，给人民带来幸福与光明。而他们所找到的方式正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使得人权得到了充分的保障，经济实现了空前的繁荣。他们走的民主社会主义之路让人们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前途，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希望，从而也坚定了后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将社会主义进行到底的决心。
我们国家在解放前是没有人权可言的，但当时在野而现在掌权的执政党在那个历史时际却是十分讲究人权，结果受到人民的广泛欢迎、全力支持，而肆意践踏民权，视人民生命如草芥的国民党政权则被人民所敌视，结果纵然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后边做全力扶持，也是无济于事，在两党的争斗中无可避免一败涂地，只得落荒而逃。但是掌权后的执政者却不幸忘记了自己的宗旨，阶级斗争走火入魔，中国的人权再次被破坏，国人再次陷入不幸之中。庆幸的是，改革开放后，受国外的影响，我国也开始关注起人权，不仅正重其事将其写到宪法上，而且签署了一些国际人权公约，领袖也信誓旦旦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体现了进步，但是由于政治体制上采用专政，结果就无法保障，相当程度上沦于形式。
我们中国不应该再拒绝人权，谈权色变，我们应该让我们的人民拥有充分的人权，尤其是公民权，让公民真正的成为国家的主人，从而使我们的国家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使我们的人民淋浴着社会主义的阳光。只有人权得以实现，幸福的大门才会打开，建立在深厚道义基础上的现代化大厦才能真正的矗立起来，我们的民族才会实现它的复兴之梦，我们的国家才能位于世界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的行列。
人权的实现，必然需要政治体制的根本性转变，走上真正的民主政治之路，将是中华民族下一步的必然选择。
７ 集权政治下，腐败丛生。
论述请见《中国腐败探源》一文
8 集权政治之下，为巩固统治，统治者必然要树起一种思想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威，以此来统一全体人民的思想，而对其它思想则予以否定，并运用权力百般进行打击与排斥。
这要做的结果自是有助于加强执政者对人民思想的统治，稳固政权。但其负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这种奉为至高权威的思想无论其出自圣人，还是出自于伟人，这些创立者毕竟是人，而不是上帝，其思想所能包括的真理在量与质上都要受人自身局限的限定，即不能认定这些人所持的见解就一一是真理，也不能认定这些人的思想就已经囊括了宇宙中跨时空所存的全部真理，思想的发展到其就是到头了。
这种限定既表现在创始者自己所处的时空上，同时也受创立者自己所站立场、所看问题的角度、方法及自身智慧高低的影响。一个人，总是生活在某一历史时期里，其思想的形成莫不受当时历史环境的巨大影响；其产生的动机也主要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其思维方式，和其能想出来的解决方法，当然也受当时历史能为其提供的条件的限制。此外，这种思想的广度、深度、丰富程度等还要受其个人社会活动范围、利益出发点等多方面的影响，所以不论怎样，人的思想或极少数人的思想相对于无限丰富，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而言，总是片面的，而不是完全的。平凡人如此，圣人或者伟人，固然其的思想要比一般人高出一截，但也同样不可避免的受这些因素所限。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这种客观限定条件对社会人不尽一样，即在大多的情况下，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客观情形下，这就势必导致一个社会群体中的人们对同一社会问题有多种，而不一定就完全是毫无差异的同一种看法。多种看法、多种观点其实就是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客观事物的真理性反映。尽管他们良莠相杂，真伪并存，一些甚而是明显的谬论，但思想的多元性却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不容否认。所以真理只有一个，作为对真理的认识——思想却是多元的。
正是个体思想的有限性，片面性，所以要想得到真正的真理，就应该容许多元思想的存在，并让那些持各种不同思想的人充分的将其的想法表达出来。这些不同的思想经过交流磨合相互之间的竞争，有时甚而是激烈的碰撞之后，就极有可能使不同的偏见被整合到一起。在通常情形下，是一种优势思想在竞争中占上主导地位，而其它思想的有益成分也被吸收了进来，解决问题的最终方案只能是一个，多元思想在具体应用中最终也要归一，这种思想虽显有混杂，但却是最为接近真理的。以此思想办事，才有最大的可能失误少、正确多。
在容许多元思想的同时，还要给人们思考的自由，即思想的自由。为了获得真理，甚而应提倡这种自由。因为只有在思想自由的前提下，多元思想才能成为现实；也只有思想实现了自由，思想本身才能保持旺盛的活力，才能不断的丰富、不断的革陈出新、不断的向前发展。
但是在专制之下，统治者为稳固政权、加强统治，那却是不容许多元思想存在的，更不给人民思想的自由。他们把一种思想抬到国家意志的高度，对其他思想则视为异端，予以无情的打压。这样做的结果，不同政见根本不能存在，偏见被当作真理，个体的有限的思想被奉为教条，用来指导无限丰富、不断发展的社会。如此，必使当权者在解决许多实际问题时，难以找到真正正确有效的方法，所以许多问题要么是处理不当，要么是予以阁置。由此问题层出、矛盾叠生，社会往前发展困难重重。同时，一些新思想也因为与当权者的思想相异而不能为他们所认同，必定在他们的打压之列，难以崛起。新思想被压制被束缚的结果则是使整个社会总是被套在旧的思想模式下，难以超越，难以突破。思想与社会实践是相依相成的，新思想被束缚住了，新的社会实践就难以获得解释，更难以得到有效的指导，所以也就难以得到应有的理解和支持，而代之以的是压制甚而是扼杀，难以发展起来，于是乎，社会也就难以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这方面我们中国是吃过大亏的。在明朝中叶以前，我们中国可以说还是保持着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在许多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的水平。但是由于当时及以后的历代统治者都食古不化，顽固的坚持旧思想，封杀新思想，至使我国在此后数百年里，社会一直处在孔夫子思想的时代里，所以中国虽有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知识分子群，却尽是一群酒馕饭袋，未能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取得思想上的突破，从而使社会进入新的时代。我国与许多国家相比，西山日下，逐渐由先进变落后，由强变弱，以至到了清未弱到被诸列强肆意凌辱，任意宰割的地步，中华民族因此而进入了一个空前的大苦难时期。在中国人民历经了近百年的奋争，以千万人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共和国，中华人民终于迎来了希望之光。但是由于历史上的一些原因，使得在历史当时，开国领袖们依然和历史上的历代君王一样，选择了专政制度，将来自西方的一种极端思想当成真理，并以此作为国家思想，用以指导国家的大政方针，而其它与之不同的思想一概打倒。在当时，不要说是有什么异端思想，就是对当局稍有不满言论，甚而是几句儿戏之言，也要被视为斗争对象，重者被打成反革命，轻者也给划个右派，不是关进牛棚，就是被送进所谓的干校，甚而投进劳改场、监狱。仅仅因为言语不当而被打成残疾甚至丢掉性命者那是不计其数，整个中国陷入一片红色恐怖之中。当时的中国政府对思想禁锢之深、对不同政见者打击之狠，可以说是能与历史上任何一个专制王朝相比。如此之干，结果如何呢？那是使新中国刚刚走出泥潭，又步入了沼泽，走极端路线给中国带来的是再度积贫积弱积病二十余年，白白失去了大好的发展时机。改革开放以来，国人不断的自上而下的解放思想，对各个方面都进行检讨与改革，这使得我们国家已在很大程度上从旧的模式中走脱了出来，拨乱反正，逐步走出历史的误区，开始迈向新时代。但是由于至今在政治上依然是奉行专政制度，所以无可避免地是依旧要打思想一元牌，仍试图把十几亿中国人的思想控制在一种思想模式之下。继续实行高压控制的结果无疑问的是既有碍于自己思想的继续向前发展，又使得许多新思想难以适时的登上历史新舞台，带领中国人不断的开拓新局面、创造新时代。这，乃是导致当今中国社会没能得到充分发展，没有取得长足进步，迟迟难以实现现代化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９ 浪费与低效益的总根源
改革前的中国无论大跃进，大炼钢铁，三大战线建设，农业学大寨等无疑都是效益极为低下的，浪费了国民大量财力物力人力，到了文革后期，经济将近崩溃；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改革的步步推进，国民经济显著增长，但也不能否认的是，却是低效益的、粗放式的增长，并没有进入高效益集约性的增长轨道。产生这样的结果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从最基本上而言，集权政治却要承担最主要的原因。集权者对经济控制的结果使得政府乃是经济投资的主体，各级政府为了求得经济发展，必然在短期内求得国民产值的增长，而最有效最快的方式无疑就是在短期内快马加鞭大干快上许多工程，尽管很多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但能显著的提高所在地区的国民产值，所以官员们无不为之而争先恐后，但低收益甚而是负效益就不可避免了。
效益低下的原因在于：
不公开决策致使其难以获得必要的充足的信息；经济活动中，许多应该由市场主体分散决策的经济行为却由少数人来集中决策，决策者无法得到完备的信息。信息不足，有时甚而不真，以及和基层沟通不畅往往使得决策者根据主观想象来配置资源，失误就是很难免的了。
如同国企所有者缺位一样，每一个社会的公共资源的所有者实际上也是缺位的，集权下的官员们本身并不是公共资源的所有者，所有者是全体公民，但不可能所有公民都来参入直接的管理，而只能将权力委托给少数人，让他们代已来管理运用，但这些少数人即官员们能否真心为民谋利，则就取决了权力体制了。民主政治下权力授予方式及对权力有效的监督与制衡使得政府官员们无不一通过对公共资源的管理来为公民带来最大利益为职责，所以必然追求效益最大化，而集权下，官员们不对人民负责，不受实际所有人约束监督，也没有相应的权力来制衡以防止权力被滥用，他们只对上负责，能与上边的关系搞好是最主要的事，所以他们的工作的目的就是要最大程度上满足上级和自己的私欲，并不需要去追求公共资源管理的最大效益（对人民而言），所以在客观上官员们就没有尽最大能力发挥最大能量为民谋利的内在动力，这是效益低下的基本原因所在，其中的道理同国企必然效益低下如出一辙；人民无权非但使人民无法发挥出监督之权，同样也无法发挥建议之权，所以无法发挥出集思广义的作用，无法集合更多的智力以形成最佳的方案；集权使少数人甚而个别人一拍脑袋做出的决策难免失当甚而是重大的错误，社会也无权纠正。
必然导致低效益除了表现在物之外，还可以表现在人自身上，人是社会主体，无论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其高低的获取都取决于人，尤其是在其中起着领导作用的官员们，而集权体制下除优择劣的用人机制使得庸人臃塞官道，如前文所述必然的大大降低了政治管理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身处高层的少数人决定一切必将使下级的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只能按公式程序办事，从而实现了行政效率的同时，却有碍于实现最大的行政效益，这也是效益低下的原因之一，
集权政治下的教育体制使得人才平庸化，这也使整个社会平庸无奇，缺乏应有的创新能力，开拓能力。
由于整个社会规则由它们制定出来，所以其体制效益的高低也决定了其它部门运转效益的高低，低效益的政治体制即政府部门对社会资源的管理必然是低效益的，也使得其它部门无法在高效益的轨道上运转，以求达到最大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除了上述之外，集权体制导致整个社会低效益运转还表现在：
成本高 出予集权统治的需要，执政集团要对社会的方方面面尽可能的实现控制，结果造就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官僚队伍，多次精简都是虎头蛇尾，无疾而终，成了世界上成本最为高昂的政府，人民负担沉重，而办事效率，社会管理效益却是大打折扣。
内耗大政权内部，由于官员们的生死升贬都是极少数人暗箱操作的结果，并不是人民的意愿，所以官员们都把目光投向官僚体系内部，为了权位相互排挤相互倾扎，窝里斗必然发生。窝里斗把官员们的精力吸引过来，集中过来去算计对手，而无法去用于为人民谋取利益上，浪费了资源；窝里斗将那些正直优秀的官员排除出去，发挥了择劣汰优的逆向选择的作用，结果无法形成最佳决策，最有效的组织与管理；窝里斗必然形成窝里抱，官员们从维护自身权益出发拉党结派抱成一团，结果为那些贪官污吏形成了保护屏障，保护屏障的形成又将更多的官员们吸引过来，促使更多的官员们走上腐败的不归之路，给社会给人民造成更大的损失。
职能错位 党权力一把抓的结果，必然导致党政不分，党替代政府行使职能；一把抓的结果同时也导致政经不分，政府职能错位，该管的地方没管好，比如科教卫生环境就业基础设施，不该伸手的地方，如具体的企业经营活动，参入的结果导致正当竞争的消失，行业效益的下滑，市场经济的内在通过竞争促进经济进步的机制无法发挥出来。职能错位必然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使资源不能按照市场需要实行最优化配置。
压抑了民间的活力 正常的管理必要的干预是应该的，但过度的控制则成了管制，管制的手段包括审批、许可、认可、执照、特许、认证、登记、裁定、认定、确认、决定、指定检查、考试、协议、同意、呈报、报告、申请、通知等等手段，通过它们权力机关控制着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管制是腐败产生的温床，使得民间贿赂官员成为必须，同时使得官员们以权谋私有了机会，成为可能；管制必然的束缚了民间的自主性积极性创造性。
统一的市场不能形成 法律的权威不能建立，统一的权力体系结果就很容易被各种私欲所分割隔离，地方保护或明或暗的存在，破坏了法律的公正，阻挠了统一市场的形成。
１０没有民主政治，国家的权益也不能得到有效保障。
民主政治执政者仅仅获得的是国家的管理权力，并没有政治权力的所有权，所以权力必定是有限的，执政者只是表人民的利益行事，如果人民对它的意见并不赞同，可以通过法定的渠道将反对意见表达出来，可以通过法定程序对领袖的意愿做出讨论，所以民主国家对政府的每一个动议都反复讨论，一修改，二修改、三修改，最终只有获得了大多数人的同意，才能变成国家的意愿，在这样的情形下，那些有损于国家利益的事政府是很难做得出来。但是专政国家，没有这种机制，程序也是象征性的程序，最终都是决策者个人说了算，往往事关民族重大利益的事，他们是一拍脑袋就决定了，人民纵使是感觉到执政者做出了不符合他们心意，有损于国家权益的事，也是干瞪眼，无力制止。在共和国已经走过的短短历程内，民族权益曾被执政党领袖一次又一次的贱卖，蒙古最终被分裂出去，中印战争在取得绝对胜利的情形下竟然主动撤军（一时军事需要，永久政治的失败），几万平方公里富饶国土等于是拱让相让，至今难以回收，中日建交谈判上主动放弃合法合理的索赔，中国人民白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中美建交时没有强烈阻止美国对台出售武器，为今日台独之倡狂埋下了伙笔，对越领土谈判让步过多，无视越企图吞食我国领海领土，竟然还对其大力经济援助，在南海主权之争上过于软弱，造成了今日被动，加入世贸时对外让步过多，以致大肆的出卖了国家的权益，比如竟然向外全部开放香烟市场，不征税，据说现在又在准备对日做大幅的让步，说什么一旦小泉停止参拜靖国神社两国关系即有大发展，看来一些中国人的汉奸情结总是挥之不去，而民族利益又将随之做一次重大牺牲……
政府为什么会出卖国家的利益？西方哲人以为人都是自私的，是以它自己为本位来考虑世界的，所以一个人在获取权力后，必然的会形成建立在这个权力之上的独特利益，这个利益圈可以是以个人利益为中心，也可以以集团为中心，以家族为中心，当然它也可以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政府在以谁的利益为中心运转，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当然的取决于它的权力由谁给的，谁对它的影响力更大。专政体制下，人民没有实质性的权力，权力的决定者只是少数人，自然这些少数人的利益被政府视为最大的利益，为了维护这个最大利益，它在必要的情形下是可以出卖其它圈子的利益的，即以权谋私，比如，清政府袁世凯北洋政权都曾为了私利而不惜大肆出卖国家主权，导致了我国主权的大量流失，尊严被列强肆意践踏，千年文明古国一次又一次的受到羞辱，人民陷入水火之中，受尽苦难。
其实人民利益的丧失不仅仅来自上层。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政治改革的主调是放权，放权的结果是使地方领导人成了独裁者，一些地方领导人经不起糖衣炮弹的攻击，大肆的出卖人民的利益，人民的财富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市场经济下大多数决策都是由他们做出，而这些人更是无法控制，所以理论上损失更大。
11 不利于营建和平发展的国际大环境
我国要想实现顺利的崛起，客观上就需要一个较为和平的国际环境，需要主要国家对我国之发展更多的宽容，需要国际上更多的支持力量，但是由于政治上顽固的坚持斯大林政治模式，结果无可避免的使我国在国际上处于一个并不乐观的环境，许多国家对我国心存芥蒂，不愿与我国真诚相处，对我国内政如人权问题多有不满，潜在的敌意时隐时现，而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借机组织反华联盟，与我国为敌，企图遏制我国的发展，使我国和平崛起之希望蒙上了阴影。环顾四周，能有几国算得上我们的真心朋友？经济的发展使得我国必然要走上至少是经济的区域同盟之路，但由于我国仍然坚持与别国格格不入的意识形态，坚持别国不认同的基本社会制度，结果使得我国与其他地区的人民很难相溶到一起，别说是想在亚洲实现一体化的梦想，就是在东亚地区真正的实现地区的一体化发展，也势比登天，而制度与理想迥异则是最大的阻力；中国的复兴大业当然更需要国内的团结与稳定，但落后于时代的政治制度却成了一些民族分裂者打算肢解国土，分裂国家的最佳理由，海峡对岸的台独分子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对中国政治妖魔化，才骗取了部分民众的支持，从而成了当前危害我国安全的最大威胁；腐败，低效，造就社会不平等的制度体系、严重的两极分化也酝酿着社会的动乱，广大人民对现实的极大不满使得表面平静的中国实际上暗流汹涌，一旦超过社会的承受力就必然的在某一个适当的时机喷发出来，那就是政治地震，中国政府将难能以收拾。
１２ 不公正的根源
集权的本质就是专政，而专政必然体现了一个阶级压迫和剥削另一个阶级。作为阶级专政的工具的国家，共和国当然的体现了这一点。共和国是无产阶级打下来的，理所当然要体现无产阶级意志，为无产阶级服务，它的目的应该是专那些压迫者、剥削者的政，反过来压迫与剥削它们。建国后前三十年，基本上是这样的，虽然无产阶级掌权的最终结果是引发了全国大乱，不过总的来说权力确实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先是资产阶级，富人阶层，后来所有的上层社会都打倒，被无产阶级踩到脚下。但是改革开放以后，私产合法化，公有经济相对萎缩，作为剥削阶层的资产阶级等各类富人悄然出现，贫富再度开始分化，于是，社会又重新回到过去的状态。经济基础返了回去，而政治制度维持不变，依然是专政的工具，结果使得国家的性质悄悄的发生了一场和平的演变，往日被打倒的剥削阶层重新站了起来，它们或者它们的代理人逐渐的替代了那些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大老粗”走上了政治舞台掌握了各级政权，而真正的下层人民再次回到了过去的地位，残遭压迫剥削与奴役。国家机器依然是专政的工具，但现在是要对无产阶级重新专政了。物换星移，掌握国家机器的要员在人们的不觉间已经换上了另一拔人，这些人的本质与初掌江山时的那拔人绝然不同，谈不上社会的精英分子，思想上也不可能最先进，能力最强，责任心最大，集权体制下的获取权力的方式使得你只要能得到非常少甚而是极个别人的支持你就可以掌权，这样的大气候下，那些社会投机分子，腐败分子反而更容易得到权力，因为它们更能给这些权力的控制者带来实际利益，更会投其所好，更愿意充当其的死党为其卖命。在这些最有希望的人接班后，自然的很，是不可能将国家利益摆到第一位，更说不上将无产阶级的利益摆到第一位，而是将自己的实际利益摆到第一位，妓女一样谁给钱为谁服务，谁能影响其的前途就为谁卖命，谁的势力更大那就更注重谁。结果符合逻辑的和平演变就平静的发生了，本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成了有钱人有权人有势人用以谋取不法利益和奴役人民的武器，掌权者向他们提供服务的结果就出现了社会主义者们最不想看的镜头：官官相护、腐败泛滥；官商勾结导致国资大量被非法窃取；充当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就站到了新生资本家的立场上，无产阶级无可避免再度陷入了被残酷压迫与剥削的地步，基本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明显的是《劳动法》实施这么多年，竟然还没有落到实处，民工处境尤其堪忧，工资得不到保障、劳动的权利至今没有得到官方完全的承认有效的保护；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充当当地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人民的生命与财产被严重的侵犯和受到空前的威胁；人民正当权益得不到维护，正当要求得不到满足，而浪费财富的形象工程的建设却是一拔高过一拔、一浪热过一浪……
现在的中国社会形态绝不可以以社会主义论之，中国的改革实际上重新使中国社会回到了它昔日一再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只不过相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它显得更加原始，是一个非常野蛮、血腥的社会，类似于法国大革命前、英国宪章运动前的社会形态，而不是实行民主政治后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谓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质就是这个样子。而与真正的社会主义相差甚远，假如圣西们等社会主义理想的先贤们穿越时空的遂道来到中国，见到它们辛辛苦苦所追求的社会主义最终就是这个样子，肯定会气得吐血。新中国与旧社会何其相似乃耳！伯恩斯坦说社会主义的生命在于修正，修正来修正去，结果修回到了过去。历史真是会嘲弄人！
这一切无疑都是由改革所致。
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改革，经济改革的大方向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我们只搞了经济改革，而没能适时的跟上政治改革，两个轮子的车子只转其中一个，结果种种问题就出现了。如果无视改革给中国所带来的变化而全盘否定，就有了开历史倒车的危险，就会使中国退回到早已被历史否定的斯大林模式中，这是荒谬的，更是危险的。在所有的有关中国下一步走向的方案设计中，还有比这更愚蠢的吗？
中国的前途在于社会主义，而不可以走上其它的道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给社会带来公正、带来和谐、给人们带来共同富裕，但是“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必然是臆想的社会主义”，是不真实的假社会主义，中国要想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让社会主义的阳光能够普照到渴望幸福与繁荣的中华大地，就必须转动另一个轮子，启动政治改革，让中国走上真正的民主政治之路，让民主的社会主义大旗早日飘扬在中国的大地上。
否则继续坚持国家的阶级专政论，只能是特权阶层专人民大众的政，专无产阶级的政，而再也不可能是无产阶级专资产阶级、富裕阶层的政了。最终受害的只能是人民大众，得利的只是会投机钻营的少数人。中国的现状对此已经做了最充分的证明，铁的事实不容辩解。
13总结与展望
以上所论从不同的几个方面说明了集权政治给现代社会的发展所必然带来的负面影响，当然，其弊端在实际上是远非这些，这里为篇幅所限就不足一而论了。
安乐取于忧患，希望源于失望，进步因为反思，通过对当前我国政治体制的剖析，我们不难发现其的确存在诸多严重的弊端，这些弊端乃是其难以克服的缺陷，而不是通过枝术的修补就可以避开的。这些弊端存在无疑使得当前我国所要追求的诸多社会目标难以实现，弊端的继续存在，非但使许多伟大的目标无法实现，而且必然要将我国引入到非常大的危机之中。中国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必须正视自己的政治体制，就必须大胆的走上改革之路，再也不能回避了。
对于政治改革，其实我们的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早有断言：“政治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当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了人的障碍”，“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否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邓小平的论断真是高瞻远瞩，中国的经济改革今日所遭遇的种种难题，所处的种种困境无不是因为政治改革的滞后所造成。
马克思说生产关系要同生产力相适应，上层建筑要同经济基础相适应，前者的进步为后者的发展开辟道路，而后者的发展则要求前者必须做出相应调整，否则必然阻碍着后者的继续发展，成为社会的桎梏，在当前我国经济基础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无疑问的是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相应的，作为调整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也就是政治体制要相应的进行适应性的调整，否则二者便要发生矛盾，引发种种冲突，使得社会发展陷入困境，当前，我国社会内在的种种问题无不是二者相互冲突的结果。
中国人要想富强自己，摆脱落后，实现真正的现代化，毫无疑义就应痛下快心，摒弃现行的，不合时宜的政治制度，勇敢的走上政治改革之路，实现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实质就是要让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人民主导国家政治事务的政治制度。而要能做上主，取得主导权，就必须拥有相应的权力，否则民主就是一句空话。权力，作为政治的核心，永远是诱人的，因为谁掌握它，国家机器就为谁服务。现在我们要实现最广泛的人民幸福，就必须让人民真正享有最充分的权力。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人民主导国家政治，国家机器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来运转，全心全意的为人民谋利服务。因此让人民真正掌握政治权力，正是中国当前的政治改革所要追求的最大目标，是实现社会公正、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没有民主，社会主义只能是臆想，是乌托邦，根本就不可能成为社会现实。
当然同任何事物一样，民主政治其自身也不是说就完美无缺，其也有许多问题之处，仍需要在推行后一步步的改进，但与集权政治相比，其确实有着诸多优越性，也是更利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对此我们在剖析集权政治中即已述及，从中我们就已看出民主取代专制乃是大势所趋，是现代政治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我们中华民族寻求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只有走上民主的大道，我们的国家才会长治久安，我们的社会主义之路才会越走越宽，繁荣富强越来越有希望，人民越来越有信心。其实这已是大多数人的共识，只不过彼此心照不宣而已。现在大家所关心的并不是中国应不应该搞民主政治，而是现在能否搞，即条件是否具备，时机是否成熟。因为作为历史必然性的事物，只有在条件成熟后才能使其由抽象的可能变为现实的可能，实施起来，对社会的负面意义才能最小，成功的把握才能最大。那么现在条件是否具备呢？
就现在的情形而言，我以为条件已是日臻成熟了。其表现为：
1.广大人民的素质已得到普遍的提高，完全具备了参政议政的能力；经济的发展使得私人财富得到大大增加，随着这些人经济规模的扩大，活动范围的扩大，其利益受政府行为的影响必越来越大，这在客观上使他们更为关心政治，更为主动的参政议政。
2.当前我国社会稳定，政治稳定，经济虽然困难重重，但也基本上处于良性的稳定发展阶段，所以在改制后不会发生大的恶性社会动荡；国际舞台上，经过几十年激烈的风云变幻，民主取代专制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已是明朗化，专政已是无法继续前行的死胡同，对此国人已是看的明白，因此在心理上也早已是认同，可想而知，中国一旦施行民主政治，绝大多数人都会持以欢迎的态度，抵制之人将是极少数。
3.从国际上而言，多数国家也都希望中国抛弃专政，最终加入到民主国家的行列，所以中国倘若发生巨变，国际上必定支持的多，反对的可以说是基本上没有。
4.如前所述，中国当前存在的许多问题只有在实现民主政治的情形下才能解决；中国也只有走民主之路，才能最终实现诸多社会目标，完成现代化建设。对光荣与梦想的渴望，必将使国人做出这一理性的选择。
或许因为当前一派盛世之像而使许多人仍对当前的政治体制抱有信心，寄有厚望，但我们说这样的看法无疑是缺乏远见的。我们无疑应该肯定现在的经济成就，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我们即便在二十几年高速增长后得到了一个较高的发展水平，但这个水平与国外相比仍是极低的，国外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是多少？是我们的几十倍，我们无疑还应该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还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增长空间。如果单以经济而论，我们国家下一步必然是要向人均五千美元、一万美元、乃至两万三万美元进军，我们应该有人均收入居入世界第一行列的理想啊。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审视我们的政治体制，它是能满足我们理想的制度体系吗？格格不入呀。如果强打精神往前走，又能走多远？我的看法是，如果继续坚持这一落后的体制，二十年内国际竞争的结果必将使我国陷入一个相当大的困境（见《中国能否避免经济危机》一文）。
尽管条件已经成熟，当然不可避免的是，仍有一些人（要么糊涂透顶，要么是别有用心）留恋专政，反对民主。其反对理由常为民主政治不合中国国情、中国文化，在历史上民主已为中国人所拒绝，东欧改制后并没有给其带来预期的繁荣，反而是陷入空前的灾难，以此推论中国若步其后尘也必定要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政治上动荡不休，经济上全面破产，国土也要四分五裂云云。这些理由站得脚么？依我看，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说民主不合中国国情，不认中国文化，这是最明显的胡说。我们环眼看看世界，和中国国情、文化相同的国家和地区何其多也，人家就行得通，我们为什么就行不通？历史上我国确曾搞过民主政治，但昙花一现，旋即失败，民主没能使中华民族结束灾难，反而是使其陷入了更深的灾难之中，这是历史事实，不容否认。但倘以此盖棺定论中国不适宜施行民主政治，那则错了。因为在历史当时，民主之所以夭折，原因不在于民主制度本身，而在于当时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条件尚不具备。经济凋敝、社会混乱、政治动荡不止，绝大多数人在文化上处于愚昧状态，生活上朝不饱夕，食不果腹，徘徊在死亡的边缘，处于无尽深的苦海之中。又加之外来列强的欺凌压榨、巧取豪夺，中华民族更是雪上加霜。在当时，为救亡图存，各种思想学说也纷纷登台出笼，散播于世，一时间鱼目混杂泥沙俱下，普通的老百姓哪又能辩真伪？在这样的情形下推行民主政治，我们可想得见其中的难度该有多大，枪杆子出政权的时代，希望一人一票来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又是多么的不切实际。所以历史当时，尽管包括孙中山张君劢罗隆基在内的许多仁人志士受国外先进思想的影响而为中国的民主奔走呼叫，国外来华的许多大学者如杜威、罗素也在向中国人大力推荐民主，并且民主运动也曾一时取得巨大声势，但终于被强权所压制，不能实现也在情理之中。斗转星移，如今国内国外的情形与那时相比已是极大的不一样，可以说在各方面都好的多，因此再拿彼时的结果来推断今日改革的命运则是难以让人信服与认同的。
至于有人拿东欧剧变后的结局来恐吓中国人，说中国一旦实施政治改革，其结果也必同他们一样：政治动乱，经济崩溃瓦解，国家分裂等等。中国的未来就是如此么？我看真是未必。巨变给东欧带来诸多问题中实质性的只有两项，一为民族问题，二为经济问题，政治上则经过初期的混乱后现已趋于稳定、正常。民族问题主要表现为南斯拉夫和前苏联。其实这两个国家早就存在激烈的民族问题，当局根本就没能解决，只不过采用政治高压手段将其压制下去罢了，而一旦这种高压消失，矛盾便又会在可能的情况下暴发出来，可见其与国家的性质不是必然相随的关系，只不过是政治将其掩盖下去罢了。否则，民主即等于国家分裂，那所有的民主国家早都会分崩离析矣。就我国当前的情形而言，民族问题当然也是有的，不过由于我们政府非但不歧视少数民族，而且历来都是相当的尊重他们，特别地关心他们、优待他们，所以民族间的仇恨并不是那么深，矛盾也远未像这两个国家一样激烈，并且闹独立的人始终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支持。将来的政治改革在客观上似乎为这些人继续从事分裂活动创造了一些便利，但是改革本身将会使我国存在的诸多问题得以解决，从而使得我们国家更加强大、实力更为雄厚，人心也更加向往安定与团结。在这样的大气候下，那些极少数人如果不识时务，继续闹下去，还能有多大意义，其结果又能怎样？政府肯定不会放过他们，十三亿人民也绝不会认同这些人的分裂活动，也要与之作坚决斗争，同仇敌忾之下，这些人的阴谋那是绝难以达成的。说起分裂，那还应提及一下台湾问题。大陆实行民主会不会导致台湾趁机与大陆一刀两断、彻底决裂呢？我想这种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相反的可能性，即因此而实现统一的可能性则是颇大。我们应该知道对岸之所以迟迟不愿与我们统一的最主要原因。这个原因不就是两岸政治不一吗？如果大陆最终也能踏上民主之路的话，那两岸之统一即是指日可待矣。由此可见，政治改革将使国家最终完成大统一，而不是反过来四分五裂。至于经济方面，中国在政治改革后会重复东欧巨变后发生的情形？我看同样是未必。一个搞市场经济多年的国家怎么会突然间不适应市场经济运作了呢？对外开放也已是多年，经济与外界基本上实现了全面接轨，也在一定程度上融合到了一起，经济整体水平与先进的相比，当然还是有一定距离，但实事求是的说，也是有了相当的竞争力的，绝不至如在国外经济的冲击面前忽然的都跨掉吧。况且，民主政治的实行本身乃是大大益于经济发展的，它将会彻底解决掉诸多影响经济发展的障碍，使经济得以更健康、更顺利的发展。实际上也只有政治先做这种转变，经济才能最终实现现代化，我们国家也才能最终从根本上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迎头赶超世界上先进水平的国家。否则，我们国家就永远的落于人后，就永无出头之日。
实现民主政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大趋势，但也无可否认，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其的实现困难重重，而其中的最大困难就在于执政党的反对，因为这样的改革也就意味着其特殊权益的丧失，有多少人是因为靠着党的关系而飞黄腾达，多少人也是靠着这样的关系才成就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现在的执政党早已甩开了无产阶级，已成了事实上的一个贵族党，多少个富翁是在其的关怀与照顾下产生出来的，而又有多少人正在依赖着这样的关系在大肆卷金揽银实现崛起，所以政治制度的转变对这些在改革与开放的过程中形成的特权阶层所构成的毁灭性的打击是显而易见的，改革因为要损害许多人的特权利益而必然要遭到相应人的反对。所以要想成功的改革必然要考虑这些阻力，需要运用智慧去解决。
首要的是，我以为人民与党要达成谅解，形成共识，民主政治是历史的必然，任何人都无可阻挡，所以要推动他的实现，执政党必须要做出牺牲，但执政党的利益也要得到最大的保全，否则必然要遭到它许多成员的反对，改革就搞不成，因此人民要与执政党间相互达成体谅，执政党支持改革，人民允许它在一定时期内保留一定利益。在那些地方保留其利益呢？1划出十年的党治时期，在这十年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由执政党继续执政，其表现为国家主席以及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都由执政党继续掌握，国务院总理由国家主席提名经议会同意后任命，军队仍由执政党控制。在党治时期完成后再完全进入宪政时期，该怎么办就怎么办。2保留其财产，在党的机构从国家机关分出后，其所有的财产以赠与形式送与其，以保证其能继续运作以及以后的大选中能有更雄厚的物质基础，比之其它小党小派有更多的优势；3其在各级政府、各个企业单位事业单位设有众多的组织，在这些组织里工作的人员在党政分开后，就不再吃皇粮了，所以我们要在其离开时要保全其应有权益，给予其应的损失补偿，要比照国家机关处理离退人员的办法给予办理，如此等等。如果这方面工作能做好，政治改革肯定能够顺利的多，人们应该对此明了。（关于这一点我已在拙作《共同富裕新论》以及《中国能否避免经济危机》中有更多的论述，有兴趣者不妨一阅，这里，篇幅太长，就不再写了）
在当前我们国家实行民主政治的各方面条件已是越来越成熟了，由此也可想见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平稳的向前发展，我们国家必定同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一样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能够成功的实现由专政向民主政治的过渡。大势虽是如此，但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使得这一转制过程将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历史在曲折中前进，社会在争斗中发展，等待天上掉下陷饼而坐享其成是不切实际的，历史的前进之轮虽然是无人能阻挡，但越是往前，越是遇到更大的挑战，因此也就需要众人做更大的努力去推动。有极为英明的政治家的领导，有民主意识日强责任心日重的广大民众参入，我们应该相信，中国的改革一定会排除一切困难，中国一定可以不断的兴利除弊，最终登上一个新的台阶，步入一个新的天地，迎来中华民族新的辉煌时期。
2004 11 作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