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朋友送左小祖咒《忧伤的老板》。之前从没看过他文字，歌也听得不多，只喜欢几首，还因为和自己的处境有关。但朋友们都很喜欢他，尤其是老赖和向京老师，手机里现在还存着向老师听完“万事如意”演唱会后发来的短信，我嘲笑她文艺老青年，她回复：“文艺小青年晚安，文艺老青年还要久久不能平静一会儿”。书真好看，完全不绕弯的思考和表述，就像现场的说话，特别简单、直接，特别有力。还不时使用“呦”、“哟”、“呀”、“啊”，真像荒木，不是自嘲，反倒使力量加强。有一年因为采访发邮件给他，他很快回复：“对不起，你写错我的名字，你不了解我呦。”我把“祖咒”真写成了“诅咒”。
“我对画画的人感觉不太好，觉得他们很笨，但也说不出来他们哪儿笨。他们画的东西我也看不懂，画画的人笨，画画让人看不懂的人，更笨。”
“画家们经常跑到我家要营养，排解孤独，他们很希望了解西方的音乐，我那儿没有中文的东西，全是英文的，虽然我不认识，但是那些乐队的名字我都知道。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呦，我得把自己的磁带卖给他们，这才是最重要的，于是就开始和他们讲摇滚。我住的地方没有凳子，大家就坐在床上听，有时候干脆垫张报纸，坐在地上听。我有一个很强壮的单卡收录机，声音开得惨不忍睹，放的都是涅槃、枪花、邦·乔维还有披头士之类的东西，要循序渐进地引导他们呀。后来他们就一人买一些回去听，因为都是朋友，我卖得很便宜，都是论堆卖，一人一小堆，跟卖黄瓜韭菜一样。后来我发现他们不怎么懂，听来听去还是喜欢平克·弗洛依德，认为平克·弗洛依德很伟大，说他们的音乐很有画面感，因为平克音乐里有飞机、人声之类很具体的东西。当时我还有录像带，这对他们来说太有吸引力了，因为听不懂的话你还可以看，很利于授课。后来他们做行为艺术，经常会找我给他们放点背景音乐——我觉得当时的行为艺术搞得乱七八糟，很多都是瞎搞，没多大意思。但所有的傻画家都喜欢平克·弗洛依德，东村以外的也是，全国的画家都是，我深感绝望。我的学生小的有张洹、马六明，老的有李娴婷，可谓桃李满天下啊，后来我不理他们了，发现他们没救。”
“那天，夜千后来也被我们叫来了，大家一块儿到附近最好的馆子吃了一顿饭。说是最好的馆子，也就是卖卖水饺、宫保鸡丁什么的。在饭桌上，我们确定了名字、计划，还有几条纲领性的东西。大致有这么几条，‘谁要画画谁就是傻逼’，‘写歌有旋律是可耻的’，诸如此类。北京东村就这么诞生了。当时圆明园也有个艺术村，比我们开始得早，影响也比我们大。于是我们就想，一定要跟他们较劲，就是干不一样的事情。我们觉得他们都太老土了，都是画画的，而且还有什么晚间新闻之类的乐队，看这名儿就感觉没劲。我们也不大懂，那时候就是以貌取人，以名取人，觉得这些东西都不靠谱。还有什么‘忧伤’、‘彷徨’、‘迷茫’、‘远方’啊之类的词，我们都觉得太文艺，看不上。”
“由于当时就我们几个人，力量有限，也很难上个报纸什么的。可是媒体过来采访的时候，我们的口径都很一致，告诉他们我们这里有很多的艺术家，都出门儿了。”
“画家们搞的主要是行为艺术，也有一些装置。1994年张洹搞了个《十二平方米》，在一个公厕里，抹了一身又脏又臭的东西，苍蝇爬了一身，这个作品还不错吧，现在有些名气。张洹的行为艺术主要是自虐，还有把自己吊起来，放点血什么的。他和中央美院的一些同学自己凑钱在中国美术馆做了一个联展，我是给他们放背景音乐的，结果展览刚开始，张洹就在门口把一罐红颜料倒在头上，穿着个短裤就冲进了美术馆，这下可好，展览马上就被封了。大家眼睁睁地看着张洹出了风头。张洹也冻得够呛，那时已是北京的深秋了。”
“我很少参与画家们的艺术行为，但1995年5月11日，我们几个人搞了最著名的《为无名山增高一米》。这个作品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世界公认的经典作品，后来卖了很多钱，从总量上说，可能已经超过了梵高的《向日葵》。不过关于这个作品的故事却成了罗生门，作品中出现的有十个人，加上策划人孔布，共十一个人，但关于这个作品的前前后后，现在至少已经有了两千多个不同的版本。现在这件事说丢人也称不上，而我把它说出来，可能又是个罗生门，有人问我的时候，我就让他们去找艾未未，因为当时艾未未做了一套名叫黑皮书、白皮书、灰皮书的东西，其中的白皮书记录了这个事件。这个作品的主创是孔布、张洹和我三个人，马六明呢，补充了一点点儿，其他人只是掏钱脱裤子。
作品是要花钱的，我们十个人，每个人出200块钱，总共凑了2000块。刚做完这个作品，裤子还没穿上，张洹就说我们再做一个作品吧。他的建议就是每个人都裸体趴在山上。我当时就很恼火，因为我知道我们刚刚完成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作品，不能五分钟就把这个作品给毁了。试想连个场地都没换，又搞出这么龌龊偶的一个东西来，等于是一帮白痴。”
“在小堡那段时间，前后有两年吧，我变得有点自闭，对艺术感到失望，宁愿跟杀猪的一块儿喝酒，也不跟艺术家玩儿了。”
“别人说我是实验艺术家的时候，我也是不同意的，还要告诉他们我是个真正的古典主义派。因为我的作品都是有故事在里面的，无论音乐，还是当代艺术作品，都不是空穴来风。我就像古代的人学武功，父母不同意，说家里学武的人太多，你身体 条件又不好，去读书算了，所以我只好偷学，但是学成了，而且学得很好，霍元甲就是这样。我听了很多七八十年代的流行歌曲，狂热崇拜李谷一，至今都觉得她的声音很性感，特别像我的情人。”
“从演唱和演奏上，《走失的主人》表达了一定的深度和力量，但是在歌词上还是不成熟的，我已经不喜欢这样的表达方式了，但是我想通过这张专辑来做个了结。因为我觉得我要说人话，不应该神神叨叨的，那样写歌词是摆谱，装大师，这是中国人很容易犯的一个毛病，我多多少少也不小心犯了这个毛病，一定不能这样玩下去了。”
“《庙会之旅》是一张和现实贴得更加紧密的唱片，写了春运啊、告状啊，还有上访，这些人们都有切身体会的事情。很多人都会经历我的某首歌中所表达的情感，会从其中听出自己的梦境、想象、体验，或者他想表达的、某种说不出来的感受。我开始希望我的歌在这方面像解剖学一样精确，经得起从各个方向去想，去理解，就像人的器官，从各个方向看都是不一样的。我在部队的时候解剖过人体，在空军四五五医院经过了很严格的训练。我所经历过的这些事情其实都很微妙地影响过我的创作，只是我没有那么鲜明地把它说出来而已。”
“接下来的是《黄泉大道》，黄泉是节欲人间和地域之间的一个所在，我写了一个鬼魂，在死去之前，‘悲伤的旧事在回忆的岸边越来越淡漠，快乐的记忆在黑暗的长河里越来越清晰。’在这种回光返照的幸福当中，他看到了自己的很多同行，开始打招呼，‘哦，你好’，‘黄泉大道，美好相逢，宽恕我踉跄的身子骨顶着马戏团的头颅入道。’”
“在这首歌（《招牌》）的音乐进行到快四分钟的时候，我才开始穷喊：‘我们高举思想者的长矛，拨开人类视网膜里的壮丽彩虹，是那依旧如新布满血丝的眼眸，在欲望的悬崖上捡起金拾起银，在权力的帷幕后面是相同的人头，名利场上的鼓舞者是可笑的金喇叭。’这一段歌词，我选择了只换一口气的方式唱完，听起来像是一下子闯了进去，为的是要那种偷袭的感觉。”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艘船上的舵手，船出了问题，眼看就要翻了，船上的人开始跳水，我身边连个水上都没有了，船上连一点油都没有，我对准油箱撒了一泡尿后船就开动了。最后船摆脱了危险，还捞了很多鱼。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怎么回事儿，发现我的运气被硬生生给扳回来了。第二年，我竟然买了个大房子，从前根本就不可能想到这个事情。这年我还结了婚，在郡王府搞了个很恶俗的婚礼，当时我的朋友差点连新郎官都找不到了，我理了个分头，形象全变了。这次轮到他们也弄不清楚怎么回事了，之前大家都觉得我是个瞎搞的，本来是写诗的，却跑过来做音乐了。实际上我是个大夫。”
“现在我住在一个公园式的大院子里面工作，有那么多的人喜欢我，支持我，可以说，我心里还是有一种庸俗的感恩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这些东西全都没有了，也无所谓，因为我是从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过来的。有时候，我会几天不吃饭，不是矫情，饿肚子可以让人清醒，让人警惕。在一切都没用着落的时候，一个人总有一种饥饿感。保持饥饿感是好的。”
“我感觉卡夫卡就是一个整体靠着墙边走的人，像一只老鼠，沿着墙根跑来跑去，结果转来转去还是在同一间房子里，他看到的世界跟大部分人是不一样的。卡夫卡的叙述方式并不算怪，只是表达的思想不容易理解，所以他的作品仍然是很晦涩的。他这种晦涩影响了很多人，我的第一张专辑被他害得不轻，很多人都说很晦涩，但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有多怪，也许我跟读者沟通的方式比较怪，但思想尽量实惠。卡夫卡也是被慢慢发现的，我觉得我妈这一点也比较像，都是苦蜜，开始的时候能听我的音乐的人也是很少的。”
“音乐有自己的规矩，比如说A段B段C段D段都是有一个套路和顺序的，有人听我的音乐觉得很奇怪，怎么突然莫名其妙起来了，原因是我刚唱完A段就来了个F段，中间根本就没有C段河D段的过渡，也许我这个比方对专业学艺术的人来说还是一盆浆糊，因为他们实在是太笨了。”
“是的，我是个吃喝玩乐的人，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摇滚师，我给摇滚师的定义就是：创作力足够旺盛，声音足够埋汰，生活足够糜烂，套路足够庞杂。我这话是给年轻人说的，虽然我是个摇滚师，但我的生活未必是这样，小心上当啊，我鸡贼得很。”
“2009年春天，我做了《小驴面壁》这个作品。我想在不出现天安门的前提下，让一头驴面对长安街的红墙，站在雪地上，留个影。2008年八九月份我就开始准备了，一直在等一场雪，结果一直没有下。2009年3月份，终于下雪了，但下得不大。我就赶紧给我之前联系好的农民兄弟打电话。我很早就跟他说过我要用他的驴，问他这头驴多少钱，他说5000块。因为我要把驴拉到天安门附近留影，跟他说这头驴很可能有去无回，因为牲畜不能上长安街的。我就告诉他，如果这头驴弄不回来，我就给他5000块，如果回来的话，我就给他500块租借费。那天我找了个搬家公司，把驴子赶上车，开到南池子那儿，就让它下来，拿起相机一顿狂拍。如果有人问我这是谁的驴，我就一边拍着一边说：‘这是谁的驴，这是谁的驴，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这是谁的驴，这是谁的驴，这是谁的驴啊……’结果一切顺利，把它送回家，我就自己选片去了。”
“我想，概括我的人一直没有权力出来说话，能说话的人又不能概括我，包括好多自以为是的采访者，他们老认为我在中国如何如何了，就算现在立马不干了，我也是大师。那我现在为什么还要干？我就是为了毁自己，我喜欢自己毁自己。”
“十几年过去了，什么怪啊，实验啊，无厘头啊，跑掉啊有人欣赏了，此人很左小祖咒啊，此人唱歌很左小祖咒啊，此人讲话很左小祖咒啊，也就是说我变成了一个成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