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村 北京东村艺术文化

朋友送左小祖咒《忧伤的老板》。之前从没看过他文字,歌也听得不多,只喜欢几首,还因为和自己的处境有关。但朋友们都很喜欢他,尤其是老赖和向京老师,手机里现在还存着向老师听完“万事如意”演唱会后发来的短信,我嘲笑她文艺老青年,她回复:“文艺小青年晚安,文艺老青年还要久久不能平静一会儿”。书真好看,完全不绕弯的思考和表述,就像现场的说话,特别简单、直接,特别有力。还不时使用“呦”、“哟”、“呀”、“啊”,真像荒木,不是自嘲,反倒使力量加强。有一年因为采访发邮件给他,他很快回复:“对不起,你写错我的名字,你不了解我呦。”我把“祖咒”真写成了“诅咒”。

“我对画画的人感觉不太好,觉得他们很笨,但也说不出来他们哪儿笨。他们画的东西我也看不懂,画画的人笨,画画让人看不懂的人,更笨。”

“画家们经常跑到我家要营养,排解孤独,他们很希望了解西方的音乐,我那儿没有中文的东西,全是英文的,虽然我不认识,但是那些乐队的名字我都知道。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呦,我得把自己的磁带卖给他们,这才是最重要的,于是就开始和他们讲摇滚。我住的地方没有凳子,大家就坐在床上听,有时候干脆垫张报纸,坐在地上听。我有一个很强壮的单卡收录机,声音开得惨不忍睹,放的都是涅槃、枪花、邦·乔维还有披头士之类的东西,要循序渐进地引导他们呀。后来他们就一人买一些回去听,因为都是朋友,我卖得很便宜,都是论堆卖,一人一小堆,跟卖黄瓜韭菜一样。后来我发现他们不怎么懂,听来听去还是喜欢平克·弗洛依德,认为平克·弗洛依德很伟大,说他们的音乐很有画面感,因为平克音乐里有飞机、人声之类很具体的东西。当时我还有录像带,这对他们来说太有吸引力了,因为听不懂的话你还可以看,很利于授课。后来他们做行为艺术,经常会找我给他们放点背景音乐——我觉得当时的行为艺术搞得乱七八糟,很多都是瞎搞,没多大意思。但所有的傻画家都喜欢平克·弗洛依德,东村以外的也是,全国的画家都是,我深感绝望。我的学生小的有张洹、马六明,老的有李娴婷,可谓桃李满天下啊,后来我不理他们了,发现他们没救。”

“那天,夜千后来也被我们叫来了,大家一块儿到附近最好的馆子吃了一顿饭。说是最好的馆子,也就是卖卖水饺、宫保鸡丁什么的。在饭桌上,我们确定了名字、计划,还有几条纲领性的东西。大致有这么几条,‘谁要画画谁就是傻逼’,‘写歌有旋律是可耻的’,诸如此类。北京东村就这么诞生了。当时圆明园也有个艺术村,比我们开始得早,影响也比我们大。于是我们就想,一定要跟他们较劲,就是干不一样的事情。我们觉得他们都太老土了,都是画画的,而且还有什么晚间新闻之类的乐队,看这名儿就感觉没劲。我们也不大懂,那时候就是以貌取人,以名取人,觉得这些东西都不靠谱。还有什么‘忧伤’、‘彷徨’、‘迷茫’、‘远方’啊之类的词,我们都觉得太文艺,看不上。”

“由于当时就我们几个人,力量有限,也很难上个报纸什么的。可是媒体过来采访的时候,我们的口径都很一致,告诉他们我们这里有很多的艺术家,都出门儿了。”

“画家们搞的主要是行为艺术,也有一些装置。1994年张洹搞了个《十二平方米》,在一个公厕里,抹了一身又脏又臭的东西,苍蝇爬了一身,这个作品还不错吧,现在有些名气。张洹的行为艺术主要是自虐,还有把自己吊起来,放点血什么的。他和中央美院的一些同学自己凑钱在中国美术馆做了一个联展,我是给他们放背景音乐的,结果展览刚开始,张洹就在门口把一罐红颜料倒在头上,穿着个短裤就冲进了美术馆,这下可好,展览马上就被封了。大家眼睁睁地看着张洹出了风头。张洹也冻得够呛,那时已是北京的深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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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少参与画家们的艺术行为,但1995年5月11日,我们几个人搞了最著名的《为无名山增高一米》。这个作品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世界公认的经典作品,后来卖了很多钱,从总量上说,可能已经超过了梵高的《向日葵》。不过关于这个作品的故事却成了罗生门,作品中出现的有十个人,加上策划人孔布,共十一个人,但关于这个作品的前前后后,现在至少已经有了两千多个不同的版本。现在这件事说丢人也称不上,而我把它说出来,可能又是个罗生门,有人问我的时候,我就让他们去找艾未未,因为当时艾未未做了一套名叫黑皮书、白皮书、灰皮书的东西,其中的白皮书记录了这个事件。这个作品的主创是孔布、张洹和我三个人,马六明呢,补充了一点点儿,其他人只是掏钱脱裤子。

作品是要花钱的,我们十个人,每个人出200块钱,总共凑了2000块。刚做完这个作品,裤子还没穿上,张洹就说我们再做一个作品吧。他的建议就是每个人都裸体趴在山上。我当时就很恼火,因为我知道我们刚刚完成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作品,不能五分钟就把这个作品给毁了。试想连个场地都没换,又搞出这么龌龊偶的一个东西来,等于是一帮白痴。”

“在小堡那段时间,前后有两年吧,我变得有点自闭,对艺术感到失望,宁愿跟杀猪的一块儿喝酒,也不跟艺术家玩儿了。”

“别人说我是实验艺术家的时候,我也是不同意的,还要告诉他们我是个真正的古典主义派。因为我的作品都是有故事在里面的,无论音乐,还是当代艺术作品,都不是空穴来风。我就像古代的人学武功,父母不同意,说家里学武的人太多,你身体 条件又不好,去读书算了,所以我只好偷学,但是学成了,而且学得很好,霍元甲就是这样。我听了很多七八十年代的流行歌曲,狂热崇拜李谷一,至今都觉得她的声音很性感,特别像我的情人。”

“从演唱和演奏上,《走失的主人》表达了一定的深度和力量,但是在歌词上还是不成熟的,我已经不喜欢这样的表达方式了,但是我想通过这张专辑来做个了结。因为我觉得我要说人话,不应该神神叨叨的,那样写歌词是摆谱,装大师,这是中国人很容易犯的一个毛病,我多多少少也不小心犯了这个毛病,一定不能这样玩下去了。”

“《庙会之旅》是一张和现实贴得更加紧密的唱片,写了春运啊、告状啊,还有上访,这些人们都有切身体会的事情。很多人都会经历我的某首歌中所表达的情感,会从其中听出自己的梦境、想象、体验,或者他想表达的、某种说不出来的感受。我开始希望我的歌在这方面像解剖学一样精确,经得起从各个方向去想,去理解,就像人的器官,从各个方向看都是不一样的。我在部队的时候解剖过人体,在空军四五五医院经过了很严格的训练。我所经历过的这些事情其实都很微妙地影响过我的创作,只是我没有那么鲜明地把它说出来而已。”

“接下来的是《黄泉大道》,黄泉是节欲人间和地域之间的一个所在,我写了一个鬼魂,在死去之前,‘悲伤的旧事在回忆的岸边越来越淡漠,快乐的记忆在黑暗的长河里越来越清晰。’在这种回光返照的幸福当中,他看到了自己的很多同行,开始打招呼,‘哦,你好’,‘黄泉大道,美好相逢,宽恕我踉跄的身子骨顶着马戏团的头颅入道。’”

“在这首歌(《招牌》)的音乐进行到快四分钟的时候,我才开始穷喊:‘我们高举思想者的长矛,拨开人类视网膜里的壮丽彩虹,是那依旧如新布满血丝的眼眸,在欲望的悬崖上捡起金拾起银,在权力的帷幕后面是相同的人头,名利场上的鼓舞者是可笑的金喇叭。’这一段歌词,我选择了只换一口气的方式唱完,听起来像是一下子闯了进去,为的是要那种偷袭的感觉。”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艘船上的舵手,船出了问题,眼看就要翻了,船上的人开始跳水,我身边连个水上都没有了,船上连一点油都没有,我对准油箱撒了一泡尿后船就开动了。最后船摆脱了危险,还捞了很多鱼。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怎么回事儿,发现我的运气被硬生生给扳回来了。第二年,我竟然买了个大房子,从前根本就不可能想到这个事情。这年我还结了婚,在郡王府搞了个很恶俗的婚礼,当时我的朋友差点连新郎官都找不到了,我理了个分头,形象全变了。这次轮到他们也弄不清楚怎么回事了,之前大家都觉得我是个瞎搞的,本来是写诗的,却跑过来做音乐了。实际上我是个大夫。”

“现在我住在一个公园式的大院子里面工作,有那么多的人喜欢我,支持我,可以说,我心里还是有一种庸俗的感恩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这些东西全都没有了,也无所谓,因为我是从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过来的。有时候,我会几天不吃饭,不是矫情,饿肚子可以让人清醒,让人警惕。在一切都没用着落的时候,一个人总有一种饥饿感。保持饥饿感是好的。”

“我感觉卡夫卡就是一个整体靠着墙边走的人,像一只老鼠,沿着墙根跑来跑去,结果转来转去还是在同一间房子里,他看到的世界跟大部分人是不一样的。卡夫卡的叙述方式并不算怪,只是表达的思想不容易理解,所以他的作品仍然是很晦涩的。他这种晦涩影响了很多人,我的第一张专辑被他害得不轻,很多人都说很晦涩,但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有多怪,也许我跟读者沟通的方式比较怪,但思想尽量实惠。卡夫卡也是被慢慢发现的,我觉得我妈这一点也比较像,都是苦蜜,开始的时候能听我的音乐的人也是很少的。”

“音乐有自己的规矩,比如说A段B段C段D段都是有一个套路和顺序的,有人听我的音乐觉得很奇怪,怎么突然莫名其妙起来了,原因是我刚唱完A段就来了个F段,中间根本就没有C段河D段的过渡,也许我这个比方对专业学艺术的人来说还是一盆浆糊,因为他们实在是太笨了。”

“是的,我是个吃喝玩乐的人,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摇滚师,我给摇滚师的定义就是:创作力足够旺盛,声音足够埋汰,生活足够糜烂,套路足够庞杂。我这话是给年轻人说的,虽然我是个摇滚师,但我的生活未必是这样,小心上当啊,我鸡贼得很。”

“2009年春天,我做了《小驴面壁》这个作品。我想在不出现天安门的前提下,让一头驴面对长安街的红墙,站在雪地上,留个影。2008年八九月份我就开始准备了,一直在等一场雪,结果一直没有下。2009年3月份,终于下雪了,但下得不大。我就赶紧给我之前联系好的农民兄弟打电话。我很早就跟他说过我要用他的驴,问他这头驴多少钱,他说5000块。因为我要把驴拉到天安门附近留影,跟他说这头驴很可能有去无回,因为牲畜不能上长安街的。我就告诉他,如果这头驴弄不回来,我就给他5000块,如果回来的话,我就给他500块租借费。那天我找了个搬家公司,把驴子赶上车,开到南池子那儿,就让它下来,拿起相机一顿狂拍。如果有人问我这是谁的驴,我就一边拍着一边说:‘这是谁的驴,这是谁的驴,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这是谁的驴,这是谁的驴,这是谁的驴啊……’结果一切顺利,把它送回家,我就自己选片去了。”

“我想,概括我的人一直没有权力出来说话,能说话的人又不能概括我,包括好多自以为是的采访者,他们老认为我在中国如何如何了,就算现在立马不干了,我也是大师。那我现在为什么还要干?我就是为了毁自己,我喜欢自己毁自己。”

“十几年过去了,什么怪啊,实验啊,无厘头啊,跑掉啊有人欣赏了,此人很左小祖咒啊,此人唱歌很左小祖咒啊,此人讲话很左小祖咒啊,也就是说我变成了一个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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