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西汉蜀太守文翁，创建石室学堂，开启巴蜀风雅。在此，文君求学，相如授课，一对风流文采，更令石室学堂名扬中华，千古流芳。至今，学堂犹存，即成都石室中学，两千余年名不改姓，地不挪窝，古今中外，绝无仅有。
古风名校，英才辈出，本不足奇。但群英荟萃于一个班，堪称奇。这个班，就是民国初年的成都高等学堂外设中学（即成都石室中学）丙班。丙班出八俊：郭沫若、蒙文通、王光祈、李劼人、周太玄、魏时珍、曾琦、李璜。这“丙班八俊”，个个泰斗，八星结彩，同辉百年中国近代史。
蒙文通，史学大师，但一生龟缩在历史的古堡里，说古不道今，论理不涉世，自我陶醉学问。同为史学泰斗，郭沫若却沉浮于时代浪潮，出没于风云际会。“丙班八俊”另外六位，当年都曾昙花一现，引领时代风骚。1918年，六位四川少年，在京城宣武门外，岳云别墅捣鼓出一个“少年中国学会”，并请李大钊先生把脉助阵。其中三位便是王光祈、曾琦、周太玄。李劼人、魏时珍、李璜三位同窗也随即入会，分别在成都、上海执掌分会。郭沫若因风流污点超标，不合乎会规，被拒之门外。王光祈领衔，丙班同学众星拱月，中国少年学会红极一时。他们开宗明义，大声疾呼：“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成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少年，指点国家走向，开天辟地这是头一回。当时，中国少年学会堪称觉醒的号角，时代的浪尖，变革的春芽。有志少年，闻风而来，点一下学会的花名册，满目精英，群星闪耀。
后来成为共产党的：
李大钊、毛泽东、李达、张国涛、刘仁静、张申府、赵世炎、蔡和森、张闻天、缪伯英、恽代英、肖楚女、邓中夏、沈泽民、高君宇、黄日葵。
后来成为中国青年党的：
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张梦九、何鲁之、余家菊。
后来成为国民党的：
周佛海、杨亮工、吴保丰、沈怡。
后来成为文化、科技、教育各界名人的：
王光祈、许德珩、朱自清、李劼人、周太玄、魏时珍、周晓和、宗白华、田汉、杨钟健、舒新城、郑伯奇、李初黎、方东美、周炳琳、康白情、恽震
后来成为实业届巨头的：
卢作孚、苏甲荣。
共产党初期领袖的半壁江山，青年党的全套魁首，国民党政要，民国时期的文化巨匠，甚至商界翘楚，在少年学会济济一堂，星罗棋布。历史的星空上，由“石室”星座，引来满天星斗，造就少年星系，奇观化为壮观。难怪上世纪四十年代，时人惊呼：“中国已是少年中国的天下”。毛泽东在橘子洲头，看万类霜天竟自由的一首诗，可为星空少年留影：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星光灿烂，百舸争流，欲与天公试比高。一帮翩翩少年，面对病入膏肓的祖国，他们横眉对腐朽，豪气问苍天：路在何方？谁主沉浮？黑夜沉沉中，他们相信：少年强则中国强，他们憧憬：少年梦即中国梦。
春梦不觉晓，欧洲闻啼鸟。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为在迷茫中“望尽天涯路”的少年们引梦。少年学会的同人，激情飘洋西去，放眼世界，取经问道，待收拾旧山河。丙班同学结伴而行，曾琦、李璜、周太玄、李劼人赴法国，王光祈、魏时珍去德国。在上海码头与王光祈挥手告别的是毛泽东。少年学会的张申府、赵世炎、蔡和森、许德珩、张梦九、何鲁之等也接二连三启程西行。毛泽东虽未成行，也忙忙碌碌筹银子，送新民学会同人下海。
曾琦与李璜
历史突变的当口，东土少年，西方求教，中国何去何从？众说纷纭。巴黎路边咖啡馆里，评说、辩论、争锋、主义与主义死掐，思想与思想火并。风华正茂的少年们，论道天下，慷慨激昂，得理不饶人，无理也取闹。论战中，梦，出现裂痕；理，陷入偏狂；路，分道扬镳。少年学会开始化蝶，分叉出中国未来三大党：共产党、国民党和青年党。
共产党旅欧组织，起始成员大多来自少年学会、新民学会和觉悟社等国内少年组织。例如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刘清杨、蔡和森、李维汉、向警予、蔡畅、李富春、萧三、张昆弟等。1922年6月正式成立“中国少年共产党旅欧支部”（简称少共）。组织名称保留“少年”二字，可见与少年中国学会渊源承袭。第二年，才划清界限，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团旅欧支部”。
1923年初，周恩来、尹宽、林蔚、李富春、聂荣臻、郭隆真等中共人员协助王京岐、方棣棠、何识昌、张励生、习文德等组建国民党旅欧支部。故在法国，国共之间联合多于纷争。
1923年底，曾琦、李璜、张梦九、何鲁之、李不韪等另一伙少年学会成员在巴黎建立中国青年党，旗下信徒上百人。青年党宣扬国家主义，与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对抗，“国家至上”与“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顶牛。在曾琦、李璜眼里，共产党是苏俄的附庸，形同外贼。而“少共”则视国家主义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资产阶级的帮腔。观点水火不相容，针尖对麦芒。两党各有宣传报刊，青年党发《先声》，共青团亮《赤光》，双方口诛笔伐，声嘶力竭，刀光剑影。“少共”小兄弟邓小平便是在此对骂中崭露头角，从此踏上革命路，在二十世纪末带领中国梦想成真。小青年扯皮，张嘴文攻，抬手也动武。有一次，“少共”领军周恩来亲率信徒，抗着红旗，从青年党聚会大厅呼啸着穿堂而过，顺便推推攘攘，动手动脚。另一次，双方骂毛了，两把椅子腾空而起，一把飞向曾琦，一把飞向周恩来，然后桌椅板凳横飞。还有一次打斗更为激烈。曾琦、李璜一伙落荒而逃，逃跑时还尽力保护几位女子。一位是劳君展，许德珩之妻，一位是蒋壁薇，徐悲鸿之妻，一位是李琦，李璜之妹，尽管她们并非青年党人，只是坐山观虎斗。可曾、李乃绅士，落难不忘英雄救美。再后来，拳头换成棍棒，再升级为刀枪，双方还培养枪手备战。曾琦、李璜曾策划行刺对方，只是书生玩枪，笨手笨脚，差点自伤。有个叫王建陌的青年党枪手更“二”，擦枪走火丧命。纠纠少年，排泄完青春活力，有时也心平气和的坐在一起饮茶闲聊。谈顺畅了，还联合对外，例如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共管中国铁路。打累了，周恩来就约李璜煮酒论休战。短暂的分久必合，只是少年的把戏。
其实，撇开政治，双方有千丝万缕的私交。赵世炎之兄赵世炯是曾琦留日的同学，曾琦介绍赵世炎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到了法国，曾琦视赵世炎为小兄弟，让其住在他家，多方照顾，还出钱让他上学。赵世炎逃学，跑到施奈德钢厂与陈延年、李立三、陈毅等鬼混。李璜旁观者清，说“此子天马行空，非辕下之驹”，但不知他早就是共产党了。曾琦是隆昌人，对小同乡李鹤林常有资助，还介绍给留法富姐郑毓秀做秘书。李刺杀驻法公使陈箓未遂，跑到比利时加入了刘伯坚、聂荣臻领导的少共旅比支部。李璜更是个热心人，多次到马赛港口接船，帮初来乍到的聂荣臻、陈毅、邓小平等安排学习、生活。他还无偿替贫困的留法生补习法语。受益者大多来自川、湘，后来许多人成了与之对立的共产党。但私 交是个人感情，主义是国家命运，主义不得不与感情分庭抗礼。
主义的角斗，从东土舌战到西天，巴黎论剑后，又从西天纠缠回东土。周恩来、赵世炎等回国后，曾琦发令：跟踪追击。回国后随即办《醒狮》报，与共产党《中国青年》报对垒，继续疯狂反共。“醒狮派”试图用虚伪的“国魂”、“国格”、“国性”扑灭工农运动、阶级斗争的星星之火。大革命正风起云涌，共产党联手总理孙中山，举兵北伐。青年党则投靠军阀孙传芳，螳臂挡车。曾琦也曾游说孙中山，要他放弃联俄联共，以免“遍地赤祸”，孙先生不予理睬。曾琦急眼了，他竟让留法的同党段震寰谋划刺杀蒋介石，以求阻挡势如破竹的北伐洪流，生怕共产党借大革命之烽火，势成燎原。后来察觉老蒋要与共产党翻脸，谋杀才中途刹车。
作为当时第三大党，青年党一度号称三十万，除了国内，信徒还遍及欧洲。作为党主席，曾琦当年也是一呼百应，应声如雷的时代要角。不狠不是角色，他反共比老蒋还狠。国共破裂，“清党”便是他给老蒋支的招。国共合作转眼变成国青联合，民国三党，犹如三国演义，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不过，反共可以同流，但不合污。老蒋三番五次礼贤下士，要曾琦入伙党国，就是不干。国家主义是曾琦的魂，加之文人气节，岂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国家主义的另一个核心观念是：抵御外患。所以当日寇入侵时，曾琦暂缓反共，全力以赴抗日。青年党出钱出力，组织铁血军，支援淞沪会战；派李璜携十四万银元北上，援助东北义勇军，建立东北学生军、热河义勇军、野战抗日会等。此外，国军中亦有不少青年党员，为国捐躯的青年党人数以千计。爱国，曾、李二人不含糊。可见曾琦、李璜是剑走偏锋的爱国者，当初的少年梦不假，只是梦进了死胡同。
曾琦一生反共，可共产党最终还是取江山。他百思不解，郁闷成疾，1951年在美国华盛顿，带着迷惑，带着零落成泥碾作土的少年梦，去了。陪葬的头衔，是国民党政府免费赠送的一只花瓶：总统府资政。二掌柜李璜，不稀罕党国奉送的行政院经济部长美差，连台湾也不肯去，跑到香港当寓公，坚守文人气节。当然，社会活动家，不缺为社会操劳的业务，李璜受聘港督国策顾问。终究大势已去，伏案忆当年，一部《学钝室回忆录》，回放少年时代的波澜壮阔，点点滴滴在心头。转眼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青春虽短，寿命却长，活到92岁离世。
时至今日，中国青年党在台湾已退化成配角，但不再反共，正积极融入两岸和平统一的时代潮流。国家独立，江山一统，本是青年党两位元老毕生追寻的梦想。尚若逝者有魂，也许盼着重返石室，再拜文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