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顺兴 申纪兰

更重要的是外参

——从黄顺兴拒绝采访说到信息资源的分配不公



　　被港台媒体沸沸扬扬炒了一个多星期的特首董建华辞职一事，终于在3月10日下午5时半由董建华本人正式对记者宣布而得到了验证。其间，各种小道消息、各派人马的解读，充斥香港媒体，具体真相如何？恐怕只有当事人知道，因为秘密只掌握在当权者手里，外人获取信息的途径，只能靠胡乱瞎猜了。这也难怪，就连著名作家董桥都要在他专栏里感叹：香港真的回归了，在回归七年之后。如今的一切一切，完全操控在北京手里。政治信息是如此扑朔迷离、真伪难辨，不禁让人想到前几年曾发生在已故老人黄顺兴身上的一则故事。

　　黄顺兴（1923～2002年），台湾彰化人，农业专家及环境保护学者。1942年毕业于日本农业高等学校畜牧专业，1964至1969年任台湾民选县长，自1972至1980年任民选立法委员，1980年创办《生活与环境》月刊，颇有影响。后因厌恶国民党台湾政权，来到大陆，在1988年3月的七届人大上担任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是当时大陆台籍政治人物中职位最高的。黄顺兴在人大常委任内十分关心环保问题，曾经去过内蒙考察，警告中国已面临严重的沙化问题，在他积极奔走下，间接促成了中共全国人大成立环境保护委员会。

　　在人大常委任职期间，黄顺兴以仗义执言、经常提不同意见而著名。1992年年3月，在七届五次人大表决“三峡工程案”会上，黄顺兴鉴于三峡工程可能带来极大的后遗症，偕同另一位台湾籍人大代表刘彩品，在李鹏总理宣布投票前，当着现场上千名中外记者，两人起身宣读抗议书，并且随后退席，成为哄动一时的新闻话题。据记载，在一次人大会议上休息期间，一个记者走到他座位边，问可不可以谈一谈，黄顺兴问是不是采访？能不能报导？这记者说，我和你谈的，虽然不能公开发表，但可以发《内参》。黄顺兴不懂，就问什么是《内参》？这记者说《内参》可重要了，专供头头们看的，一般人想看都看不到的。听到这里，黄顺兴说话了：“我是人民代表，人民是最高的，为人民服务，更重要的是外参，而不是内参。对不起，我不接受这种采访！”
　　
　　《内参》源于何时？未经详考，1957年，毛泽东曾建议“共产党办一张骂共产党的《参考消息》，而且还要扩大发行”。其实，《参考消息》是中国共产党人创办的历史最长的报纸，自1931年11月创办，至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了。毛泽东所指的，肯定不是这张报纸，那是不是后来各家大报针对国内社会的内参？就不得其详了。所以，对此有兴趣的新闻研究者，不妨来它一部《内参史》如何？不过黄顺兴不懂《内参》，也并不奇怪，因为他是从台湾来的，根本不懂的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特色产物。对国内好奇的读者来说，不少人对此还是略有所闻的。因为这份极具神秘色彩的非正式出版物，各家大报几乎都有，而且阅读对象全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头头们，非但如此，还要“仅供参考，切勿外传”，也就是遮遮掩掩，不让老百姓所知。与公开发行的弘扬主旋律的报纸最大不同的是，《内参》所刊载的文章是没有刻意追求的舆论导向的，官话不多套话少，可读性强，多为现实社会中不为人所知的实际情况和负面报导，内参新闻反映出的情况，或许是一种真正的社情民意。说白了，这内参有点类似古时候地方官员给朝廷打的“小报告”、给皇帝递的“秘褶子”，字数虽少，但可直达天听，甚至能决人生死；可谓威力巨大，一字千金！
　　
　　正因为如此，让不少人懂得了这《内参》的巨大魔力。如一遇冤假错案、贪赃枉法的重大案件，往往涉及地方上有权势的政府官员，当媒体不让公开报导，舆论监督又无法奏效时，最后能指望的恐怕就是托人发《内参》了。对有些腐败官员来说，他们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内参把名挂”。一上《内参》，中央震怒，大笔一挥，就有人来管，这弄权犯奸者的末日就来到了。这些年来，由《内参》披露出来的震动了中央并受到严肃惩处的大案要案，真可以说是不知凡几。还有，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一些重大的理论探索和突破，如“真理标准的讨论”，也是首先在内参上展开预演的，仅此一点，功莫大焉。所以，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身份，一份荟萃全国各家内参的《内参选编》，发行对象虽仅为县团级，但比起其它报业来说，发行量却一直是居高不下，相当可观，这也反映出内参本身的地位与份量。
　　
　　但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内参》起到的作用如此巨大，有时可以说是真正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但《内参》本身却可以堂而皇之地法律“避责”。也就是说，新闻媒体如若报导不实、或颠倒是非的话，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而《内参》报导失实失误却无大碍，可以不负责。理由是内参属于官方内部未经核实的参考档，是不能向外扩散的，所以也就不会构成当被告的法律实体，甚至不能拿内参来举证，你一举证，反倒构成泄露国家机密了。十多年前，四川就有“海灯法师遭诬陷”一案，起因是为《内参》报导所引发的，而以《内参》为依据的一方，因为不能以《内参》举证，终于败诉。也就是说，内参登对了，一言九鼎；若是登错了，说了白说。这种影响与责任的二律背反，诚属罕见；这样的舆论监督，也有点不清不白。所以，血气方刚的黄顺兴要问什么是《内参》，因为他不明白，在一个民主法制的国家里，除去国家机密之外，还有什么不能让人民知道的新闻呢？在他看来，人民的利益应该最高，自然就是外参高于内参了！
　　
　　用现代的眼光来看，黄顺兴的观点无疑是对的，不但“更重要的是外参，不是内参”，而且所谓“内外有别”的内参本身，就是新闻史上信息资源分配不公的一种奇特现象，也可以说是特殊年代下孳生的一个怪胎。首先，《内参》本身剥夺了人民群众依法享有的知情权。按理说，在一个民主法制的国家里，除去商业秘密、他人隐私和国家机密外，在获取信息资源面前也应该人人平等的，社会新闻人人都有权知晓。有时候，事关全局的重大决策、政府投资建设的行政审批项目、当地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理情况等，公开透明地告诉群众，让老百姓来参与“外参”，进行监督管理，这才是人民政府的应该做到的。不告诉人民，隐瞒事实真相，只让少数人独享《内参》，乃是封建特权思想的流风余韵，是典型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小平同志早就讲过：“重大决策要让人民知道”。你把正常的消息来源封锁的严严实实的，让人民群众对一些重大事件茫然无知或如坠五里雾中，甚至以偏概全，以管窥豹，又如何能做到信息透明化、过程公开化和决策民主化呢？
　　
　　再者，《内参》扭曲了一个正常的社会生活空间，打乱了人们判断事物的是非观念。在中国有内参的几十年来，这样的教训还少吗？明明自己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了，老百姓却还会相信什么“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呢！明明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还在满怀激情地引吭高歌“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流水潺潺”呢！不过，对那些能看到《内参》、了解事实真相的人来说，他们倒是心知肚明的，知道这个社会乃至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就能够高瞻远瞩的“着先鞭”，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总是能以领导者自居，总显得比常人高明。另一方面，由于获取信息的不对称，不知内情的老百姓也总是处于一种劣势地位，只有浑浑噩噩地被人牵着鼻子跟着走。几千年的愚民政策，都是这样干的！
　　
　　还有，《内参》在法律上的“避责”行为，也是一种明目张胆的违宪行为。同样是舆论监督，同样是耍笔杆子，你在公开发行的媒体上报导错了，是要吃官司的；他发《内参》，专供头头们看，造成的影响和后果还要大，错了却不负责任，这显然是一种法律上的不平等。改革开放以来，与数十万新闻从业人员密切相关的《新闻法》迟迟出不来，其中恐怕也有一旦有了法律依据、《内参》将何以自处的因素包含其中吧？
　　
　　人类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在商业竞争中，谁掌握了信息资源，谁就能获胜；而在政治领域中，谁获取得信息最多，谁就将驾御全局。其实，对广大群众封锁消息，让少数特权者独享新闻，这种获取公共信息资源上的不平等的状况，早就不适应现代信息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了，也是为一些有识之士所诟病的。就在第十届人代会上，连续两届全国人大代表李力强烈呼吁，尽快制定一部《政府信息公开法》，敦促各级政府依法公开行政程序和相关的政务信息，建立一个“阳光下的政府”，让公民能依法获得本来就属于他们的知情权！

　　
“把一切都摊在阳光下！”，让一切都透明化，让人民了解一切，多么美好的口号！这也就是当年黄顺兴所主张的“更重要的是外参”。不过，如果真有这一天的话，那么，作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种怪胎《内参》本身，是不是也该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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