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汪宇小档案：曾任上海三联书店编辑，正源图书公司总经理，《中华读书报》总编助理、广告发行部主任。现为独立出版策划人。
汪宇正在忙于打造他精心设计的一个小型的出版策划实体，希望这个机构能自由地穿梭在出版业界，以实现他在丰富的出版实践中所形成的出版经营理念。
2004年3月，复旦大学出版社陆续引进出版了“西方数学文化理念传播译丛”，其中《西方文化中的数学》上市一年就销售逾万册，《后现代思想的数学根源》、《什么是数等》、《数学与知识的探求》也在短短几个月销售量近万册，而《西方文化中的数等学》更是长期位居学术类图书畅销榜的前列，创造了学术类图书销售的新记录。这套丛书的主编正是汪宇。
熟悉汪宇风格的人都读过他策划的殷海光、徐复观、牟宗三、罗尔斯、艾恩·兰德、克莱茵等等人文类的、哲学的、历史的、政治的，甚至清代考据学等方面的著作，而这一套却是跨度很大的西方数学理论著作。汪宇说这实际上涉及到一个本源的问题。“当我们开始把数学当作人类本原性的哲学，把数学当作一种语言、一种思维方式，把数学当作科学精神的本质体现的时候，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和定义数学的范围。我希望通过这样一套丛书的出版，表达我对数学本质的理解。”从整个丛书的策划范围来看，涵盖了从哲学、历史、文化等角度切入来关注数学本质和数学精神的方方面面。一方面，以现实为出发点，“问题”来源于对目前国内数学教育实践的思考；另一方面，通过对大量国外文献的梳理，形成了汪宇个人的思考和研究。因此，丛书中的每一本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他阅读和思考的副产品。
从数学领域到中国文化，再到西方文化；从思想史到专业学术，汪宇之所以能在这些完全不同的领域中大跨度地自由穿梭，是他在这些看似杂乱的阅读领域中牢牢掌握着其内部的一道学理暗线。翻开汪宇的书单，从他编辑的第一本书到新近出版的书，可以看出学理是相通的。无论做数学还是哲学，都是他在梳理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传统，探讨把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传统与中国文化传统嫁接的可能性。
在固有的思维中，似乎学术出版与市场远离、与畅销无缘，但汪宇认为自己有一种“天然的市场意识”。还在上读大三的时候，他就接触了出版。那是1988年，武汉民营图书市场的繁荣使得像他这样的学生多了一些勤工俭学的机会，那里是低俗读物和文化快餐的集散地，也是纯文学出版复兴的源头。虽然只是打打杂，但年轻人特有的机敏，使他看到了其中的奥妙和乐趣。大学毕业后，汪宇被分配到一家企业，一干就是五年，从最基层的车间做到企管科科长、厂办主任。这五年的经历使他受益匪浅，他到现在依然十分关注其他行业的动态和营销案例，认为这些经验完全可以用到出版行业中来。
而出版的主要环节，除了印刷，汪宇都曾做过。他曾经做过上海三联的编辑、《中华读书报》总编助理兼广告发行部主任、正源图书公司总经理……对出版各个环节的操作，从体制内到体制外，汪宇都了解得透彻、运用的自如。在对出版商业规律更加了解的基础上，既懂学术、又懂市场的汪宇把“文化传播与市场运作相结合”作为对自己具体工作操作的定位。
“我策划的每一本书，都指向一个潜在的市场。即使我做古籍类的学术书，也不会赔钱”。汪宇有这个自信，也有自己的理论支撑。他认为“出版是以图书为产品的经营活动”，在这里核心词是“商业”，而“文化”只占据的是定语的位置。因此，他认为当前出版业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它一直没有成为一个以企业为主体的产业。
出版是产业，图书作为商品却与其他商品存在着不同之处，汪宇强调，就是图书担当着文化传播的功能。所以，越在意市场，就应该越在意图书的质量。汪宇说，在企业中，质量不过关的产品在市场上是走不远的，图书也一样，那些粗制滥造、胡编拼凑的图书不会有真正的市场。
正因 为他在意图书的市场，因此在选题策划上尤其注意严格把关，“我要把市场的种子预设进选题和文本中去，这是为了减轻营销的压力，让产品自身在市场上有较强的生命力。”于是，汪宇就像在工厂抓产品设计和生产质量一样对待他的图书，编校质量为他在出版业和读书界、学术界赢得了口碑，甚至有读书人和书店进货员将汪宇的名字当作质量品牌和销售的保证。
随着图书出版市场的发展，图书策划越来越趋向于专业化，但是作为一个自然机构，汪宇打造的学术出版策划室得不到国家政策上明确的支持．甚至在规模和人员配置上还会受到多方的制约。因此，他也一直在为争取一个宽松且公平的出版环境而努力着。
汪宇说，致力于学术出版是以对学术思想的探索为目的，盈利不是第一位的。个人兴趣和社会责任感是我从事出版的根本原因，这里有我个人的快乐。借用马克思·韦伯的一句话“出版对我而言不单纯是一个职业．更是一项志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