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段时间买了本王兆鹏著的唐诗排行榜，在没有翻开之前我想第一名的是以下这首：

静夜思

李白

“排行榜，是我们传播经典的一种策略和试验”

——王兆鹏回应《唐诗排行榜》引发的争议

武汉大学教授王兆鹏先生近期出版《唐诗排行榜》一书，引发广泛关注。该书根据唐诗入选历代选本、历代文人给予点评等方面情况，用统计学方法计算出每首唐诗的影响力指数，据以排出了唐诗名篇的“座次”。该书上市以后，学界、媒体以及网上颇多质疑的声音。不少人认为，该书采用排行榜这一形式，是为了博眼球，是“恶搞”经典；有人压根反对古典文学研究中引入统计学的方法，质问“我们的文科教授怎么成了数字的傀儡”；作为武汉大学教授，作者将崔颢写武汉黄鹤楼的诗排在了第一名，有人认为有“炒作景区之嫌”；李白的诗最高排名仅仅是第10（《蜀道难》），而妇孺皆知的《静夜思》排到了第31，不少网友表示不服，认为“没道理”……针对众多批评质疑的声音，王兆鹏先生接受本报采访，一一作了回应。

读书报：《唐诗排行榜》9月份出版以来，报纸和网络都有很多讨论，浏览这些讨论，我发现似乎批评质疑的声音占了更大比重。很多人将这本书说成是“炒作”、“娱乐”、“商业”、“恶搞”、“恶作剧”、“无厘头”等等，总之一个意思，它不够严肃。有一位学者评论说：“这本书并不是纯粹的学术著作，是出版社将学术研究成果商业化、娱乐化的产物，所以就不必用严格的学术标准看待它。”您觉得这本书是纯粹的学术著作吗？我们可以用严格的学术标准来要求这本书吗？我想这本书属于接受美学范围内的研究，如果书名改为《唐诗影响力排行榜》也许争议会小一些吧？

王兆鹏：首先，谢谢您的关注和采访。我也注意到质疑批评的声音很多。不过，批评者基本上没有看过我的书是怎么写的，只是想当然地把我当做假想敌来批评。其实，只要看看我的书、读读书中的前言，就知道我是不是在“娱乐大众”、“恶搞”了。我最初看到一些批评质疑，确实有点郁闷。但后来发现这些并不是常态的学术批评，而是“娱乐”式的“恶搞”，也就比较坦然了。不是我“恶搞”经典，而是我被“恶搞”经典。

这本书说不上是“纯粹的学术著作”，但却是一本有学术含量的普及读物，是用学术精神、科学态度来做经典普及。我在前言中明确交代过我们做排行榜的学理依据、操作方法和学术思考。我们是运用统计学的方法来做排行榜的，经过统计学家的指导和认可。方法的科学性，是毋庸置疑的。至于操作是否得当、数据采样是否完善，当然有讨论和改进的空间。我真诚地期待着学理性的批评指教，以便我们做得更好。

如果书名改为《唐诗影响力排行榜》，也许更准确一些，我们也考虑过这个题目，但出版方觉得这个题目太学术了，不如《唐诗排行榜》简明和醒目。我们做的唐诗排行榜，是对唐诗的影响力、即不同作品在接受史上受关注的程度进行统计分析排行，而不是根据作品艺术的优劣好坏来评比。这二者是不同的。一些人之所以产生误解，是因为把二者混为一谈了。

读书报：这本书争议较大的一点还在于，您是湖北人，又是武汉大学教授，您搞的唐诗排行榜把崔颢写武汉黄鹤楼的诗排在了第一名，所以有人说您出于家乡情结，或者为了给黄鹤楼景点做广告，想方设法把《黄鹤楼》一诗往前排的。另据说您即将推出的《宋词排行榜》中，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排名第一，该词所吟咏的地点也在湖北境内。这确实太巧了。但您有统计数据在手，我们不能不信。对这一质疑，您恐怕会觉得尴尬无奈吧？

王兆鹏：黄鹤楼早就名扬四海了，轮不到我去做广告。我又不是明星，我做广告，谁认识我呀？真正给黄鹤楼做广告的，是崔颢和李白。文学经典的广告价值，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崔颢的《黄鹤楼》和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分别排在唐诗、宋词排行榜中的第一名，完全是客观数据产生的结果，丝毫不掺杂我们自己的主观态度。最初我们做唐诗经典的影响力分析，看到这个结果时，也感到很意外，怎么会是崔颢这首诗而不是李白、杜甫的诗！对于我们做研究来说，哪一首诗排在第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弄清楚它为什么是第一，什么时候成为第一。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经典作品具有哪些特质，其经典地位又是如何形成、怎样确立的。唐诗和宋词影响力统计分析的结果，也就是唐诗宋词排行榜的前期成果，我们早在2008年就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在《文学评论》和《文学遗产》等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了。同年我在第五届马来西亚汉学国际学术会议上也做过《宋词名篇影响力的追寻与计量》的学术报告。那时候，压根就没有考虑把这些学术成果做成普及性的读物，自然没有任何学术以外的功利考量，所以根本不存在我们有意把两首与湖北有关的诗词排在第一的问题。所有唐诗宋词排行榜的结果，都是用客观数据来说话，而且每条数据都有原始的数据库可以核实检验。如果是为了某种功利的目的，人为地让某首作品名列前茅，那就不是正常的学术研究。学术诚信是做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和底线，也涉及到研究者的道德品质问题。我做学术研究以来，始终是恪守学术诚信的。

读书报：研究过程中，您采集了四个方面的数据，但并没有把数据来源公开出来，比如您依据的70种唐诗选本并没有在书中一一列出来，您依据的20世纪9种文学史著作也没有予以公布，这就像选超女一样，评委名单没有公布，只告诉了大家评选结果。请问没有公开数据来源是有意的呢，还是疏忽？

王兆鹏：所有的数据来源，都在我指导的相关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中写得一清二楚。2008年我发表相关论文时，也附上了70种唐诗选本的目录，因为占篇幅过大，被编辑删除了。论文发表后，并没有学者对此质疑，因为学界对我们的学术诚信有着基本的信任，何况我们还有数据库可以备查核实呢。《唐诗排行榜》是本普及读物，我们觉得没有必要把相关的后台数据和相关选本目录一一列出。如果大家觉得有必要，我可以在我的博客上贴出相关选本名单。我们的数据是经得起检验的。

读书报：您在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统计学的计算时，有一个环节主观性比较强，那就是各项指标的权重是您主观指定的。其中古代选本占30%的权重，现代选本占20%的权重，古代评点占30%的权重，现代论文占10%的权重，现代文学史著作占10%的权重。对您确定的权重我个人无法置喙，但我觉得，这里面古代和现代混在一起是一个问题，或许，形成两个排行榜，一个唐诗古代排行榜，一个唐诗当代排行榜，学术价值更大。您觉得呢？

王兆鹏：确定数据权重，目前统计学中主要采用三种方法，即主观赋权法、客观赋权法和主客观赋权法（又称组合赋权法）。其中的主观赋权法，是根据指标的重要度排序直接赋权，我们用的就这种方法。由于文学统计研究还处在一种尝试和探索阶段，我们确定的这种权重是否合适，还不敢自是。我们也尝试变换不同的权重来计算，结果有小幅变化，一般在几名之内上下浮动。有趣的是，不管用什么权重计算，崔颢的《黄鹤楼》和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都是第一。我在《唐诗排行》前言中特别说明，排行榜的结果只有相对意义，不宜绝对化，它只是说明哪些作品影响力比较大，而不宜绝对地认为第一名就比第二名优秀，排名在后的就比排名在前的艺术价值要低。

您说做成两个排行榜，一个唐诗古代排行榜，一个唐诗当代排行榜，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我们不止做了两个排行榜，而且是更加细化，一共做了四个排行榜，即宋代、明代、清代、现当代唐诗排行榜。宋词也一样。四个榜单非常清楚地显示出每篇诗词作品影响力的变化。有的在宋、明两代影响力较大，到了清代和现当代影响力下降，有的在宋、明两代影响力很低，到了现当代，影响力急剧上升。有的在清代以前影响力很大，到了现当代影响力却变小。因为《唐诗排行榜》和《宋词排行榜》的出版定位是普及性读物，我们就没有把各个榜单都公布出来。

读书报：关于唐诗在当代的接受情况，您考虑了选本、论文、文学史著作三个方面，但我觉得，今天影响一首唐诗能否广为传颂的，第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小学语文课本，为什么没考虑这个因素？

王兆鹏：现在的中小学语文课本，确实是个重要的传播媒介。我们不是没有考虑过，而是因为早些年的教材资料收录不全，所以这次没有纳入。我们同时在收集海外传译唐诗、宋词的资料数据，计划今后一并补充。一本教材的传播广度远远大于一个普通的选本，但在统计数据中，入选的作品都只能作1次统计。如何区分每个数据的影响因子，并细分每个数据的权重，是我们今后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读书报：在这本《唐诗排行榜》中，最受关注的恐怕是，有些诗普通读者似乎不怎么知道，排名却很靠前（如杜甫《北征》排87位）；有些诗大家耳熟能详，排名却很靠后甚至没有入选（如陈子昂《登幽州台歌》）。这种“意外”情况是否很值得研究？

王兆鹏：这种“意外”正是我们最感兴趣、也极具研究价值的问题。它恰好表明古今欣赏趣味是变化的，经典名篇的影响力是变化的。人们通常以为，今天大众熟悉的作品，古代也一定流传很广；当下人们喜爱的作品，历史上也一样被人推崇。其实不然。传统的定性分析方法，不太容易发现文学作品影响力的变化。而定量分析方法，根据大量的历史数据统计分析，就可以发现一部作品影响力的变化曲线。我们做唐诗、宋词的影响力统计分析，目的就在于寻找唐诗宋词的影响力是怎样变化的，以及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排行榜的结果，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手段，一个过程。发掘排行榜后台数据蕴含的历史意义，进而深度了解经典，寻找经典传播的有效途径和策略，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所以，排名结果并不显得特别重要，只关注排名结果而不去探究其中的缘由和结果生成的过程，意义也就失去了大半。

杜甫的长诗《北征》，当下一般的读者确实不熟悉。它之所以能名列第87名，主要是历代评点（第16名）、当代研究论文（第12名）和文学史录入次数（第13名）三个指标提升了它的地位。文学史上常有这样的现象，可读性高的作品，也就是能被大众广泛接受的作品，文学史的地位未必很高；那些在文学史上有开创性和代表性的作品，其可读性未必很强，但研究价值却很高。《北征》就属于后者，书中对此有具体的分析。至于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未能进入唐诗排行榜的前百名，主要原因是它在清代以前一点影响力也没有，在我们统计的唐、宋、明三代22种唐诗选本中，没有一种选到它，到了清代才有2种选本选入。只是由于现当代的选本入选率高，人们耳熟能详，以为它在古代也一定是广为传诵。陈子昂这首诗，完全是现当代发掘和重构的“新”经典。这也说明，经典是需要不断发掘和重构的。我们面对浩如烟海的古典作品，不能只是被动地接受，还需要去发现和寻找新的与时代精神相吻合的潜在的经典作品。

读书报：据说您从1994年就开始用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影响力，请问您是如何想到做这个工作的？从那时起到现在的17年中，您做了哪些相关的研究？研究方法上有哪些改进？

王兆鹏：近些年来，我比较关注唐诗、宋词的经典研究。研究文学经典，首先得追问：哪些是经典？经典是怎样确立的，是什么时候被确认的？从文体上说，唐诗宋词已是公认的经典文体，但从具体篇目上看，流传至今的五万多首唐诗、二万多首宋词并非篇篇都是经典。究竟哪些是经典、哪些是名篇，自然是见仁见智。这就需要寻找出一种共识。那么，该如何寻找这种共识呢？如果用传统的定性分析方法，我们很难得出一个相对确定的答案。同样一篇作品，我说它是经典，可以找出多种理由，引证多家权威的说法。你说它不是经典，也可以找到N种理由，并找出诸多证据。比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人们熟知的经典名篇，但古人也有不买帐的。清人沈时栋就认为词中“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二句是败笔，他选《古今词选》时，就把苏轼这首作品排除在外。另有晚清“四大词人”之一的朱祖谋，他编选的《宋词三百首》是20世纪流传最广的选本之一，其影响力足以跟《唐诗三百首》并驾肩随。他在《宋词三百首》的初版中入选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可后来修订再版时，又把它删除了，也许是掂量之后，还是觉得这首词不入他的法眼吧。如果有人认为《念奴娇·赤壁怀古》不是经典，完全可以举这两个例子来证明。

欣赏和评价文学作品，是主观的。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相对客观的方法来衡量测度哪些作品是受人欣赏和肯定的，哪些作品不那么被人欣赏和关注呢？于是，我们想到用统计分析的方法，用客观数据来衡量排比唐诗宋词中哪些篇目比较受人关注。就像选超女一样，用粉丝投票的结果来衡定被选者人气的高低；又像NBA选全明星一样，用网民球迷投票的结果来决定哪些球员入围全明星阵营。当然，我们做唐诗宋词经典的数据统计，跟超女和NBA全明星票选又大不相同，超女和NBA全明星票选反映的是短时的人气指数，而我们做唐诗、宋词的排行榜，选择的是千百年来长时段的各种历史数据。唐诗宋词排行榜和选超女、选全明星相同之处只在于，二者都是用客观的数据来决定结果。

1994年，我就和同门师弟刘尊明教授联名发表过《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的学术论文，用六个方面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宋代词人的综合影响力排行榜，排比出宋代词人三百家，遴选出影响力最大的十大词人：辛弃疾、苏轼、周邦彦、姜夔、秦观、柳永、欧阳修、吴文英、李清照、晏几道和贺铸。论文发表以后，颇受学界关注。学界同仁的肯定和支持，也坚定了我们进一步探索的信心。此后，我们先后主持承担了湖北省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中国诗歌史的计量分析》、教育部“211工程”项目《唐诗经典与经典化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唐宋词的定量分析》等。2008年以来，我和我的学生又合作发表了《寻找经典：唐诗百首名篇的定量分析》、《宋词经典名篇的定量考察》、《影响的追寻：宋词名篇的定量分析》、《定量分析在唐宋词史研究中的运用》等学术论文。刘尊明和我合著的《唐宋词的定量分析》一书，也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研究方法上，我们也在不断改进。最初是手工统计，后来是用计算机的数据库自动统计。当初计算结果时只是原始数据的简单相加求和，后来我们不仅加权计算，更对不同类别的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也就是完全按照统计学的科学方法来操作和统计，并请了数理统计方面的专家来指导和把关。

读书报：你是做学问很严谨的学者，为什么要写这种追随时尚的普及型读物？

王兆鹏：我们研究经典，自然要关注经典的传播。文学经典，不能只是供学者研究的古董，不能只是博物馆里的展示品，应该让它广泛传播，成为大众的精神食粮，让经典与时尚结合起来。作为文学传播的研究者，我理所当然要考虑古代文学经典在当下传播的策略和方法。用什么样的言说方式、借用什么样的媒介、用什么有效的方法来普及古代诗词经典，才能让当下的读者大众能够欣然接受，让全社会来关注经典、阅读经典，是我长期思考的问题。排行榜，是我们传播经典的一种策略，一种试验性的方法。不管怎么说，在当下这种人们被物质欲望绑架的时代，能读一点经典、关注一下经典，获取一点精神滋养和慰藉，总是好事。我不是“恶搞”经典，连“戏说”都不是。我是严肃认真地用科学的方法并采取当下大众可能接受的方式来传播经典、推广经典的。如果一看“排行榜”三字，就把整本书的学术价值否定掉，实在是令人遗憾。我们的初衷，是让读者看到书名，就引起阅读和探究的兴趣，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只在书名和排名结果上打转转。哪怕只花十分钟时间，只看看“前言”和对某一篇作品的解析，相信这些人的看法就会有所转变的。

读书报：请问您个人最喜欢哪首唐诗？最推崇哪个唐代诗人？为什么？

王兆鹏：我个人最喜欢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每次吟咏，都能把我带进一个醇美的世界。心情不好的时候，诵读这首诗，心情就会舒畅。文学作品，是有调理心绪的效果呢。最能打动我的，则是孟郊的《游子吟》，每次诵读，都让我感到母爱的深沉，让我想起母爱的温馨。诗人中我最喜欢王维。王维的诗歌，能让人宁静超然。李白太任性，杜甫太沉重。王维的艺术人生，可以滋润抚平我们躁动不安的心灵，让我们的生活多一份审美，少一份功利；多一点韵味，少一点闹腾。

　　记者屈建成通讯员王怀民

　　巧合的是，在唐诗排行榜中，“黄鹤楼”列第一，此次宋词中又是“念奴娇·赤壁怀古”居首。黄鹤楼与赤壁均在湖北，王兆鹏又是武汉大学教授，这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对此，王兆鹏称，没有私心，完全属于巧合。推出排行榜是传播经典的一种策略，一种试验性的方法。

　　推出《唐诗排行榜》后，王兆鹏一直颇受网友质 疑。很多人将这本书说成是“炒作”、“娱乐”、“商业”、“恶搞”、“恶作剧”、“无厘头”等。还有网友挖苦道，自从老外胡润给中国富豪们进行财富排行而出名以后，国内涌现了各种各样的排行榜：城市、名人、高校等等，武大王教授竟通过数据综合计算出“唐诗宋词排行榜”，实在是“奇招”。

　　网友们发问：第一，唐诗宋词排名能通过数字加权求和排名？第二，两大排行榜首为何都是描述湖北的诗词？是否怀有浓厚的家乡情结？

　　那么，王兆鹏推出两大排行榜的初衷到底是什么，真是为了炒作或者某种利益？昨日，记者专访了王兆鹏。

　　王兆鹏告诉记者，他曾经率领团队在高校调研发现，当前大学生尤其是理工科大学生，很少阅读我国传统经典。这引起他的反思，为什么西方的交响乐能长久不衰？能否找到一种令大家接受的方式来阅读那些经典？

　　王兆鹏感叹道，研究经典，自然要关注经典的传播。文学经典，不能只是供学者研究的古董，不能只是博物馆里的展示品，应该让它广泛传播，成为大众的精神食粮。

　　用什么样的言说方式、借用什么样的媒介、用什么有效的方法来普及古代诗词经典，才能让当下的读者大众能够欣然接受，让全社会来关注经典、阅读经典？王兆鹏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后来他和学生想到“排行榜”。于是，他们想到用统计分析的方法，用客观数据来衡量排比唐诗宋词中哪些篇目比较受人关注、影响力指数比较高。就像选超女一样，用粉丝投票的结果来定夺被选者人气的高低；又像NBA选全明星一样，用网民球迷投票的结果来决定哪些球员入围全明星阵营。

　　当然，他又称，他们做唐诗宋词经典的数据统计，跟超女和NBA全明星票选又大不相同，超女和NBA全明星票选反映的是短时的人气指数，而他们做唐诗、宋词的排行榜，选择的是千百年来长时段的各种历史数据。唐诗宋词排行榜和选超女、选全明星相同之处只在于，二者都是用客观的数据来决定结果。不管你个人的主观好恶如何，你是否服气和认同，公众票决选择的结果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他反复强调，排行榜是他们传播经典的一种策略，一种试验性的方法。“不管怎么说，在当下这种人们被物质欲望绑架的时代，能读一点经典、关注一下经典，获取一点精神滋养和慰藉，总是好事。”

　　他称，他不是“恶搞”经典，连“戏说”都不是。他是严肃认真地用科学的方法并采取当下大众可能接受的方式来传播经典、推广经典的。

　　他说，宋词排行榜的数据来源，主要为五个方面：一是选取宋元明清以来有代表性的107种词选；二是互联网的权威搜索引擎谷歌和百度所链接的关于宋词的网页数目。三是根据《唐宋词汇评·两宋卷》(吴熊和主编)，来统计历代有关宋词的评点资料。每条评点资料，按1次统计。四是20世纪有关宋代词作赏析和研究的单篇论文。五是依据《全宋词》、《全金元词》、《全明词》、《全明词补编》和《全清词·顺康卷》，来统计历代词人追和宋人词作的篇数。

　　王兆鹏团队将选本、互联网页、评点、研究论文和唱和五个指标的权重，分别设定为50%、10%、20%、15%和5%。词选在五类数据中所占的权重最大，而不同时代的词选，影响力又不一样。为了较客观反映不同时代词选影响力的差异，又给不同时代的词选确定了不同的“二级”权重，宋代词选、元明词选、清代词选和现当代词选分别设定为29%、26%、25%和20%。

　　经过严格的统计数据表明，宋词百首名篇中，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居首，岳飞的“满江红”排行第二。

　　王兆鹏称，如果要推举唐代两位最杰出的诗人，那一定是李白和杜甫，大约明清以来就成为共识。但如果要推举出宋词中的两位天王，意见可能不会一致。他说，当下的读者，也许会推举苏轼和辛弃疾，但在清代，词人和词评家可能会推举周邦彦、姜夔或其他词人。

　　常州词派的代表人物周济，就推举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吴文英为“领袖一代”的宋词四大家(《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也就是说，明清以来，宋代词人中哪两位可为一代之冠冕人物，还没有形成共识。排行榜也反映出这种宋代词人认同度的差异性和复杂性。

　　通过排行榜分析，百首宋词名篇为30位词人所拥有，拥有名篇最多的十位词人依次是：周邦彦(15首)，辛弃疾(12首)，苏轼(11首)，李清照(10首)，姜夔(7首)，秦观(5首)，欧阳修(5首)，柳永(3首)，史达祖(3首)，张炎(3首)。

　　周邦彦的名篇数量最多，而不是苏、辛的名篇最多，让王兆鹏感到有些意外。

　　他说，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苏、辛的名气要远远超过周邦彦。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界多推崇苏、辛，周邦彦并没有受到特别的追捧。周邦彦的名篇数量能超越苏、辛而位居第一，反映了什么？反映了周邦彦词被认同的古今落差和变化。历史上，周邦彦词曾经是词人心目中的典范，是经典中的经典。宋末张炎就特别推许周邦彦，说他“负一代词名，所作之词，浑厚和雅”(《词源》卷下)。南宋人尹焕也说：“求词于吾宋，前有清真，后有梦窗，此非予之言，四海之公言也。”(《梦窗词序》)所谓“四海之公言”，也许言过其实，但不是一己之私言，应可肯定。到了清代，周济推举宋代四大词家，就以周邦彦为首。所以，周邦彦的名篇占有量为宋人第一，也在情理之中。它真实地反映了宋词接受史上，周邦彦曾经拥有过的辉煌。虽然在现代文学史家心目中，周邦彦已不能代表宋词，但在过去，他却是“负一代词名”的。名篇排行榜，还原了历史的真实。

　　排行榜中的李清照，也格外值得人们注意。在现代词学史上，李清照是“名家”还是“大家”，有过争议。她的名篇占有量，列宋代词人的第四位，紧随清真、稼轩和东坡之后，从影响力来看，说她是“大家”，并不为过。

　　唐代常常被分“四个时期”，四个时期中，盛唐诗歌最盛。宋代，则往往被分为北宋南宋。两宋词，何者为盛？清代大词人朱彝尊说：“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词综》)那么，排行榜反映的两宋实力情形又如何呢？

　　把30位百首名篇的得主按南北两宋来分，却正好南北宋各一半。拥有名篇的北宋词人是：柳永、范仲淹、张先、晏殊、欧阳修、宋祁、王安石、苏轼、晏几道、章楶、秦观、贺铸、周邦彦、晁补之、晁冲之。南宋词人是：李清照、张元干、叶梦得、陈与义、岳飞、陆游、张孝祥、辛弃疾、姜夔、陈亮、刘过、史达祖、吴文英、蒋捷、张炎。由此看来，北宋南宋词坛的实力是均衡的。

　　宋词，又常被分婉约、豪放两派。20世纪以来，学界一度重豪放、轻婉约，认为豪放词思想境界高，婉约词价值意义小。而排行榜却表明，豪放、婉约两派的人气却是旗鼓相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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