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有个独一无二的好老婆
李恒昌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很多堪称伟大的人物,其中有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军事家,还有伟大的教育学家、伟大的文学家等等,不一而足,但很少有伟大的帝王;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过几百个帝王,其中有很多杰出帝王、英明帝王、称职帝王、合格帝王,还有一些混蛋王八蛋帝王,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死了没人埋的帝王,但很少有伟大的帝王。在为数不多的伟大帝王中,唐太宗李世民是其中的一个。
李世民最初力荐父亲李渊起兵反隋,并跟随父亲征战,出生入死,为建立大唐帝国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是,他是通过发动玄武门事变,杀死自己的亲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登上皇位成为“唐二代”的。对于李世民的评价,一直以来存在一定争议,有人说他“心太狠”,也有人说他“存野心”。对这个问题,应该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作客观分析,不能过于简单地下结论。
谁都知道,宫廷皇位之争,历来都是你死我活、先下手为强,如果不允许具有雄才大略的人主动出击,站出来对历史有所担当,难道让他在那里一味等死,让无能之辈占有皇位么?至于说李世民有野心的问题,当怀揣“济世安民”伟大抱负的人,把自己的野心和社会所需要的伟大事业有机结合在一起,并在后来的实践中确实对社会做出巨大贡献之后,人们就没有必要再过于苛刻地要求他什么了。
李世民之所以被成为“伟大”,主要功绩不在于他为建立大唐王朝战功卓著,而在于他他开创来了举世闻名的“贞观之治”。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啊,老百姓人人向往,后来的帝王全心打造,却很少有人能够成功。贞观之初,全国上下一心,经济很快得到好转,彻底走出战乱局面。贞观八年,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木欣欣以向荣,水潺潺归大海”。
贞观王朝的强盛不仅是中国的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也是让全世界其他国家想学习但都学不来的。那时候的大唐帝国,经济总量和老百姓的富裕程度世界第一,每年都能创造全球最大的GDP,只是那时候的中国并不想当“世界警察”。现代“百度百科”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纪录了当时的盛况: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就像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
“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在看到唐帝国的高度繁荣和文明之后,自己的国家在他们心中和没有开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于是就不想回国,千方百计地要留下。中国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中国的各国人民,大多数以成中国人为荣。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
李世民在位时,有两个历史事实让人惊叹,也令后来各朝各代望尘莫及。一个是社会治安秩序很好。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不仅“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仅仅二十九人。另一个是吏治很好,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而且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惩治腐败,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科学的体制来预防腐败。
后人在分析李世民及其所开创的贞观之治原因时,有人说源于李世民的雄才大略、文武兼备,也有人说是他的思想政治路线对头、振兴经济措施有力,还有人甚至想到了隋炀帝开凿的那条大运河所发挥的作用。毫无疑问,这些答案都有一定道理。但换个角度看,李世民之所以成功,主要不外乎三条:其一是他有一个好头脑;其二是他有一帮好朋友;其三,千万不能忘记,他有一个好老婆,一个难得的贤内助。简称“三个一”。
第一个“一”:他有一个好头脑。
所谓“好头脑”,换句话说叫他“有思想”。伟大的思想家帕斯卡尔说,人是有思想的苇草。人因思想而伟大,人的全部尊严和成就都在这里。李世民的伟大和尊严,根本上说,就在于他有一套符合时代要求的好思想,尽管他不是思想家。
李世民的思想,涵盖很多方面,既有执政思想,也有军事思想,还有法治思想,而这一切的一切,最根本的还是他以爱民为核心的“民本”思想。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这是他全部思想最闪光、最核心、最有影响的字眼。仅此一句话,就充分揭示了君主与人民群众的辩证关系;仅此一句话,便是他日常工作的座右铭和行为指南;仅此一句话,就足以证明,他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
《贞观政要》中有两段文字,对李世民的民本思想作了进一步阐释,可以窥见他思想的全貌: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圭曰:‘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何也?’对曰:‘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心为心。控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太宗深然其言。”
李世民的这一思想,并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渊源。隋朝末年,朝廷黑暗腐败,社会动荡不安。李世民虽然出身于官宦家庭,但在干戈不断、民不聊生的年代,他同下层老百姓接触较多,对普通老百姓的疾苦有较深的了解。他曾经说过“朕年十八,犹在民间,百姓艰难,无不谙练。”
因为,他深深地知道,老百姓的民心向背对政权稳定具有决定性作用。因为,他深深地知道:
得民心者得天下!
正确的思想决定正确的行动。正是源于他的“民本”思想,使他在夺取政权之后,很快就放弃了战争年代的思维,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发展经济上来,也使他从一个战争中的杰出将领,成功转型为最杰出的政治家。这一点,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历史上很多帝王,在这个问题上都走过弯路,有的虽然当上了帝王,依然停留在非和平时期的思维,把发展经济的重任留给了下一代,白白浪费良好的发展机遇。
正确的思想决定正确的政策。在他的民本思想指引下,一系列惠及民生、发展经济的政策措施相继出台了。
他下令消灭各地割据势力,实行经济建设全国“一盘棋”。这个可以称作中央一号文件。
他下令全国厉行节约,让使百姓休养生息。这个属于中央二号文件。
他下令轻徭薄赋,各地不得不轻易征发徭役。这个属于中央三号文件。
他还下令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利,以便减轻百姓负担。他把改革的触角深入到了政治体制。
很快,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得到极大调动,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解放。这样的政策上,想不富裕,想不发展也难。
正确的思想决定正确的判断。李世民即位不久,曾遇到一次严峻考验。正当他准备刀枪入库,带领全国人民发展经济的时候,突然边防告急,烽烟再起,突厥大军几乎一夜之间,杀到了离京城长安不到70里的地方。其危机程度,相当于八国联军打到了天津。
面对这一重大挑战,是战是和,需要刚刚上任的李世民做出决断。
当时,有两种观点试图影响李世民的选择。一种是我们刚刚从战乱中走出来,国家百废待兴,如果以武力对抗,不仅会影响经济发展,而且没有取胜的把握,建议把国库里的银子拿出来,以“金钱换和平”,全国上下专心发展经济,等经济上去了,再打也不迟。另一种观点是,以“金钱换和平”纯属一厢情愿和扯淡,国土都丢失了,还发展什么经济,面对强敌的入侵,必须以牺牲经济建设为代价,发动全国人民一起参战,等把敌人打败了,再发展经济也不迟。
对这两种观点,李世民都给予坚决否定。历史的天平上,他一边各加了一个砝码:
对敌作战和发展经济,要“两不误、双丰收”。
结果,他做到了,不仅国内经济蒸蒸日上,GDP直线增长,而且西北战场节节胜利,生擒不好好过日子,一心想抢夺他人资源的颉利可汗,让其俯首称臣,最终自己获得了“天可汗”的伟大名号。
第二个“一”:他有一帮好朋友。
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男人活在世上,主要做两件事情:一个是干事业,另一个是交朋友。无事业无以立身,无朋友无以立人。其中的交朋友,虽然排在第二位,但至关重要。因为有没有朋友,以及朋友的质量和数量,直接影响甚至改变人的命运。正如有人编写的短信一样:民国初期的小凤仙,和蔡锷将军做朋友,当知音,结果成就了为后人广为流传的爱情;如果她根本没朋友,或者交民工为朋友,遇到扫黄打非,早就给抓起来了。可见朋友有多么重要。
有证据表明,唐太宗李世民是喜欢交朋友,也很够朋友的一个人。众所周知,出家人一般不介入世间的纷 争,对社会上的权力争斗,基本上都是持中立态度。可是,武德四年,身为秦王的李世民,率人攻打东都,与王仁则展开激战,曾一度受困。这时候,嵩山少林寺的出家和尚们居然出手相救。少林弟子惠旸、昙宗、志操等13人响应李世民的号召,生擒王仁则,投奔李世民。少林僧人为何肯帮助李世民,而不是帮助对手?答案只有一个:
他够朋友,为人好。
武德四年10月,时任天策上将军的李世民干了件大事,他创造性地开办了一个“文学馆”,纳四方学士入馆。当时,文的如杜如晦、房玄龄、孔颖达等人,武的如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等人,都以自己的官位兼学士身份入馆。这个文学馆,其实是李世民联络感情、交朋友的一个场所,类似现在的交友沙龙,平时并不怎么研究文学,也基本不搞文学创作。加入该文学馆的18个人,后来都成了李世民的好朋友,而且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后人提到当初的玄武门之变,人们总是称赞李世民的果敢,殊不知,在此之前,哥哥李建成曾密信收买尉迟敬德,被其严词拒绝。最关键时刻,正是尉迟敬德力劝,李世民才最终下了先下手为强的决心。如果不是尉迟敬德的劝勉,说不定脑袋提前搬家的不是李建成和李元吉,而是李世民。
李世民交朋友,可以说是患难与共,肝胆相照。不似某些人,当初创业打天下的时候,是出生入死的好朋友,一旦大权在握,担心朋友了解自己的底细,把当初的情谊统统扔掉,有的不惜赶尽杀绝,只能一同打天下,不可一同享天下。贞观17年,李世民命令画师为长孙无忌、杜如晦、魏征、房玄龄、尉迟敬德、李靖等24个功臣,也是他的24个好朋友画像,给他们至高无上的荣誉,就是这方面的明证。
李世民交朋友,不拘于自己的小圈子,范围非常广。最典型的做法是把朋友交到了海外。他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在坚决打击突厥进犯的同时,宽厚对待突厥首领和人民,真心真意和他们交朋友;他还加强与藏族的关系,把自己最疼爱的女儿文成公主入嫁给藏王松赞干布,密切汉藏关系;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交流,亲自派唐僧到印度取经。
提起李世民的朋友,一个人永远也绕不过去。他就是刚正不阿、敢于直言的魏征魏玄成。魏征与李世民,既是君臣关系,又是铁骨铮铮的朋友,而且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朋友。首先,他是李世民从敌人阵营中改造过来的朋友。魏征是河北巨鹿人,隋大业末年,魏征被隋武阳郡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唐高祖武德元年,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后来,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在此期间,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把李世民干掉,可是李建成没有听他的劝告。
玄武门事变以后,李世民接到举报,诉说魏征的罪行,李世民将其召来,两个人展开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李世民没有任何过渡,直接开门见山:“魏征,你为何挑拨我们弟兄之间的关系?”魏征更直截了当:“可惜你大哥没听我的话,不然他的脑袋不会搬家。”这句话,看出了魏征既心直口快,又敢于担当,正是李世民所喜欢的性格。当即被李世民免罪,并确立为好朋友关系。假如李世民心胸狭隘,可能会说:“你想让老子脑袋搬家,我先让你脑袋搬家”,那可就惨了。
第二,魏征是以对立面的形式当李世民的好朋友的。李世民需要魏征当好朋友,但不是那种在他面前唯唯诺诺,一味说好的好朋友,而是敢于提反对意见,专门挑自己毛病的好朋友。“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李世民需要魏征做的:
其实是一面可以知得失的镜子。
后来的实践证明,魏征很好地扮演了镜子的反光职责。据史书记载,李世民在位20多年,进谏的官员不下30人,其中仅魏征一人所谏前后200余条,数十万言,每条都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防止李世民出现过失很有帮助。
李世民晚年,曾对自己做过一个类似盖棺定论的自我评价,他说:“朕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翦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乂安,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颇有自矜之意。此吾之过也。”可见其晚年又骄傲自满的心态,特别是东征高丽,无功而返,显然是决策出了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大概与魏征死得早,魏征死后即无魏征有关吧。可见一个忠心耿耿、敢于直言的朋友是多么不可或缺。
第三个“一”:他有一个好老婆。
李世民的好老婆,就是众所周知的长孙皇后。李世民之所以取得如此骄人的业绩,不能忘记他的这个好老婆。贞观之治的“军功章上”,有李世民的一半,也有长孙皇后的一半。
提起长孙皇后,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普通百姓,都一个劲地夸她“好”。究竟“好”在哪里,却众说纷纭。长孙皇后的好,其实很简单,主要有三条:一是不是非,二是通情理,三是母仪天下。这三条,看似简单,做起来实则很困难,但谁要做到了,谁就是天下最好的女人。长孙皇后做到了,所以后人说她是最伟大的最知性,比最好还要好的皇后。
长孙皇后一生做过很多事情,但最能体现她性格特点或者说最能体现她的“好”的,主要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关于长孙无忌的。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哥哥,才能卓著,曾在玄武门事变中立下大功,李世民当上皇帝后,想提拔他为宰相,回家征求老婆的意见。论说,哥哥升官,作为妹妹的理应高兴,并极力成全,但是作为知识女性的长孙皇后却感到了担忧。他对皇上说:“我一个妇道人家,平时从不过问朝政,既然你就这个问题征求我的意见,而且牵涉我的哥哥,我只能实话实说。”
她接着说:“我位居三宫之首,家里的富贵已经达到很高水平,实在是不想家里的人再占据显要位置。历史上外戚弄权,祸国殃民并最终导致家庭不幸的例子很多。希望皇上一定明察。”意思是说:“皇上你为了我们家好,想提拔我的哥哥,但我不赞同。”李世民见她持反对意见,进一步解释说:“我提拔你哥哥,并不是因为你是我老婆,而是因为他有这个能力,我需要他。”见不能说服皇上,长孙皇后干脆掉转方向,改而去找自己的哥哥,阐明道理,让他主动放弃。结果,哥哥还真听了她的劝告。
长孙皇后给人印象深刻的第二件事情,是关于魏征的。一天,李世民散朝归来,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咬牙切齿地说:“早晚有一天,我要杀了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一听,当即明白,肯定是魏征给他提反面意见,伤了他的自尊心。于是,她默默地退后后宫,换上只有重大场合才穿的正规服装,端端正正地来到李世民面前,郑重其事地向他道喜。李世民不知喜从何来,她说:“我听说,只有圣明的君主跟前,才会出现敢于直言的人。如今,朝中出现魏征这样的人,既是社稷的福分,也是你的喜事,所以向你道贺。”经她如此一劝,李世民恍然大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从而转怒为喜。这样的皇后,这样的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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