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写作十讲 时评写作十讲怎么样

评论写作是一个不断吸收新思想、不断形成新观念、不断习得新经验的开放过程。我们应该在对时事的观察中提升自己的认知能力，积累新的知识，而不是在绞尽脑汁搜肠刮肚中透支自己的所学所积累，把自己写空。
第一讲 评论的知识准备
〖序〗
马少华作为一名评论课教员，我始终把新闻评论教学看作是帮助他人提高表达观点的能力。但是，新闻评论的教学如果以阅读、揣摩他人发表出来的作品为起点的话，这里面就有一个明显的难点，那就是：对于作品的形成过程，我们是看不见的，它们藏在作者的头脑里，或者，已经从那个头脑中消失掉了。而这个过程，作为一个活的、创造性的过程，对于新闻评论的学习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新闻评论写作是可以学习的话。
从这一点来说，正如曹林所指出的那样，新闻评论的教学本身是有缺陷的，即往往只面对作品，却忽略了作品形成的过程。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缺陷，我自己的评论教学，才像曹林所批评的那样，由“帮助他人提高观点表达能力”，不觉间退缩到“帮助他人提高表达效率”这样一个“技术性”的层面上了。因为后者比较明显地表现在作品之中。
好了，那么现在由曹林，作为中国当下最出色的媒体评论人之一，从自己的写作、编辑经验和感悟出发，把上述藏在作者头脑中的思维过程呈现给学习新闻评论的人，善莫大焉。他的这本书中的案例，带着一篇评论产生之初的鲜活情境，带着新闻评论一线的生动气息，带着评论编辑岗位的判断标准，无疑与高校评论教材过于稳定乃至沉闷的结构形成鲜明的对照哪怕它没有后者那么严谨的表达方式。
新闻评论的写作经验和创造性思维，总是存在于那些新闻评论的写作者的头脑中，尤其是那些写作旺盛的头脑中。现有新闻评论的教程，也尽可能地把那些创作着的头脑当作自己的宝贵资源。然而，可惜的是，那些处于写作状态的头脑，却很少对写作活动本身，尤其是对写作教学活动进行持续地、全面的思考。那些在写作实践中形成的真知灼见，由于没有形成体系化的整体的传播优势，因此难以对现有的评论教学体系形成根本性的冲击，尽管后者的体系在前者看来也许不值一击。
曹林是个例外。曹林是少数处于旺盛的写作状态之中，却同时对写作规律和写作中的问题进行持续思考的人。这些年来，他所提出的“批判的价值次序”见曹林：《从造谣到黑客：批判的价值次序》，载《拒绝伪正义》，中国发展出版社，2010年版。等问题，以及他对评论伦理责任问题的反思，是在评论写作和编辑实践中产生的真问题，既具有实践性，也具有理论性。这是我们局限于教学环境之中所不可能产生的思想。曹林是写作的，同时也是反思写作的，这形成了这本独特的书。实际上，如果缺乏写作（与编辑）实践这一源头活水，就不可能（或者说，这样的可能是较少的）遇到评论写作中的真问题；而如果缺乏理论思考能力，则不可能概括出这样的真问题，不可能对这样的问题产生敏感。在这方面，曹林恰有自己的优势。
被人在博士论文中称作“新时评”这是陈栋在《解码新时评： 中国新闻时评的新发展（19962006）》中使用的概念，用来与20世纪初就已经产生的“时评”概念相区别。这本书脱胎于他的博士论文。的这样一种写作，自上一个世纪90年代开始到现在，蓬勃发展已十多年了。它应该在写作者中产生出一套比较完整的理念和经验了。曹林的这本书，就是这样的理念和经验。“新时评”的写作在比以往更为开放的表达空间中，比以往更为清晰地显示出新闻评论作为观点表达实用工具的一些规律。因此，由旺盛状态的“写作中人”拿出这样一本书来，就是把十多年来“新时评”写作的理念、经验注入新闻评论教学体系的机会。
我读此书，注意到曹林对现有新闻评论教学模式的尖锐批判，在许多方面是有道理的。当然，他的“横扫一切”之势和“烧书”之语，未免显得轻狂。作为一名教评论的教员，我尊重不同的教学方法，也尊重同行无论是现在的同行（评论教员）还是过去的同行（评论员）的劳动，如果它们都能对他人的观点表达有所帮助的话。
一本书打不垮现有的评论教学体系，只会帮助它吸收更有生命力的东西。一个曹林否定不了我们所有评论教员的辛勤劳动，只会使我们对自己的弱点更为警醒。实际上我在这方面的态度是：不同主体、不同资源、不同角度的教学，是互补性的关系。单一的主体、角度、资源，不可能教好这么丰富的评论写作。
这也是我对曹林这本书的基本态度。

多看新闻
大家肯定都听过一句话，叫“新闻无学”，是说新闻是一种实用文体，它只是一种实践性、经验性知识，在实践操作中就可以掌握，根本没必要设什么新闻系，还一读就是四年，把人都读傻了。一个人只要在报社待上三周，跟几天报社采编的流程，就能学会怎么采访、怎么选题、怎么写新闻报道。写新闻是在实践中学会的，也只能在不断的实践中，多写新闻，多思考，多积累采访经验，多关注重要问题，他才能成为一个名记者。
评论，特别是时事评论，本质上也属于新闻。新闻是传播事实信息，告诉你发生了什么，而评论很多时候是通过分析作出判断，告诉你新闻背后更多的、你可能看不到的东西。所以，评论，作为一种公民表达的实用文体，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无学的。
写好评论，最重要的三种因素得靠自己，这是任何评论教程和专业培训所不能给你的。我觉得，评论教育应该有两个层面的素质培训，其一是技术层面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层次是非技术层面的，思想、观念、思维等深层次、需要长期积淀和训练的方面。当下的新闻评论教育，基本上都停留于简单的技术培训层面，怎么做标题啊、评论的语言啊、评论的结构等方面，其实这是末，而非技术层面的东西才是本，也是你能不能写好评论的决定性因素。
这一章，我想说说写作技术之外三种非技术准备。
三、 多看新闻
第三种非技术层面，就是要对时事新闻保持着关注的习惯，不仅仅是一般读者对新闻那样的关注，更要以一个从业者和专业者的角度去关注新闻，关注每天的国内大事和国际时事，不仅看报纸和网络，还要上网络论坛，在论坛上看报纸上看不到的内幕和行家的分析。对时事热点要如数家珍，外行人谈起的某个热点，你起码要比别人了解得更多一点点。比如，说起湖北省长在某年两会时与记者发生冲突的新闻，作为一个新闻人、一个评论者，不仅要知道这件事，还要知道相关的新闻，比如周瑞金写文章对李鸿忠严厉的点名批评，中共几个元老都对此事发言了，许多新闻记者签名要求全国人大罢免李的职务，等等。再如山西疫苗事件、福建南平的校园惨案，等等，我们要保持对时事热点的关注。
写评论的人，为什么要关注时事呢？
1 培养时代感
首先，通过日常的关注，培养你的时代感，也就是对你身处的这个时代有基本的认知。
你生存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还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是什么，这个时代最需要怎样的改革，最大的问题表现在哪些方面，这些，都会表现在时事新闻中不是一两条时事新闻，而是每天的时事新闻。了解一个社会最好的途径，就是先去观察每天的媒体都报道些什么，每天这个社会中都发生着一些什么，人们都关注什么。通过持续地关注时事新闻，就能培养出自己的时代感，将自己融入这个时代中，在宏观上把握这个社会的基本脉络。
培养时代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你的文章有时代感。知道你身处怎样的一个时代，你的选题，你的语言，你的观点，还有你的立场和判断，都会贴着这个时代，反映这个时代，融入这个时代，带着这个时代的味道和温度，而不会脱离这个时代。
2 训练评论思维
其次，关注时事新闻，是为了培养自己的评论思维。
看新闻，不仅是看新闻，还要在关注新闻的时候形成自己对新闻的看法，要在看新闻时自然地有这样的意识：如果让我去评论这件事，我会怎么去评？看每一条新闻的时候，其实潜意识中都会有自己的判断，都在默默地进行着评论。比如，看到邓玉娇事件的时候，你自然会有自己的看法。保持对青海地震的关注，你内心中会有对灾难的判断。在不断关注中，渐渐会养成一种评论思维、评论思维方式。看到了，有了表达冲动，写出来，恭喜你，你终于入门了。
3 培养时事联系感
再次，关注时事新闻，可以培养你的时事联系感。
写时事评论，很多时候不是仅就一条新闻说事，而是考验一个人将不同新闻联系起来的能力，从看起来没有关系的新闻中寻找联系，从今天的这条新闻想起一个月前的另一条新闻，在比较中凸显一种观点。由此及彼，正说反说，旁征博引，将近来一系列类似的新闻结合起来评论，增强自己观点的说服力。
比如我2010年4月给《新京报》写的一篇社论，叫《社宾小改革何以引发民意大关注》。新闻由头是：中国礼宾改革有新举措，今后中国领导人出访时，将简化驻外使领馆组织迎送活动相关安排，不再组织华侨华人到机场迎送。看到这条新闻时，我就想起2003年也有过类似的改革，当时的改革是“我国领导人出访离、返京不再举行送迎仪式”。通过查阅资料又发现一直进行着这样的改革，1978年开始，为外宾访华举行欢迎仪式的地点由机场改至人民大会堂广场，不再组织群众夹道欢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领导人出访一般不再举行答谢宴会。因为关注时事新闻，将这些改革联系起来看，写起来就会让你的评论有厚重的历史感。
我还注意到当天胡锦涛主席访美的另一条新闻，会谈期间，胡锦涛和奥巴马还共同为近期分别在美国和中国煤矿矿难事故中遇难的矿工默哀一分钟。我就在文章中说，为遇难者默哀也是一种礼，这样的礼，与礼宾改革中“取消迎送”在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礼宾小改革之所以引起大关注，蕴含着公众对民本政治的认同，即使是细节上小小的变革，也能触动公众心中那根渴求民本政治的心弦。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记起一些反面的新闻。就是地方的领导出行时迎送的风气很盛行，不管天气多么炎热，让小学生穿戴整齐地举着鲜花夹道欢迎，还喊口号，以此衬托领导的威风。我就把这条新闻用于评论中，从反面来论证“减少地方领导们迎来送往的繁文缛节，领导出行要减少扰民”。这样由此及彼，文章就会很丰满，论证也非常有力。
还有，持续并习惯地关注时事，会让你的文章更贴近现实，你的观点也更有现实感。某媒体的评论主编就跟我说，现在越来越不喜欢约请专家写评论了，为什么呢？专家写文章很专业，因为长时间专注于某一问题的研究，他们很专业很权威很深入。但由于他们平常缺少对时事的关注，无法将自己的认知与新闻很好地结合起来谈，像写学术论文那样写时事评论，严重脱离现实。许多专家写文章满篇都是抽象的说理，缺乏将他的理与平常关注的新闻结合起来的习惯，也就没有现实的穿透力和说服力。这样的文章根本不适合刊登在时事评论版面上。
怎样将理论应用到评论中
对于评论写作，《北京青年报》评论主编张天蔚有这样一段论述，他把时评描述为这样一种文体：它既不创造新的思想，也不提供知识增量，它只是用一些既有的思想资源和专业知识为工具，分析、解释各种社会现象，并给公众以启发（见陈栋《解码新时评》）。
这样的定义显然有失偏颇，我认为时评家是能创造“思想”的，只不过他们不是以哲学家那种晦涩、抽象、系统化并不食人间烟火的方式表达出思想，而是在对时事的分析中贡献自己的思考并生产思想。他们生产的思想并不表现为某种抽象的理论和浓缩的理念，而是与时事紧密地融为一体。即使是将既有的思想资源和专业知识作为工具，也能够在与时事的结合中“创造性地阐述”出新的思想。而且由于时事评论的读者远比学术著作的读者更为广泛，时评家们的思想对社会有更大的影响力。时评家不是思想的消费者，他们也是生产者，只不过他们有区别于思想家的独特的生产方式。
不过，张天蔚的这段论述倒是指出了一个事实： 时评写作很多时候要借助于某个理论体系或专业知识，以既有的理论资源作为工具分析时事这就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怎样将理论运用到时评写作中。
产生这个问题的背景是，许多评论的新学者，尤其是刚在大学通过读书和学习学到不少学科理论的大学生，他们急于将刚学到的理论应用到对社会的分析上去，但经常出现以下两个问题：其一，对理论理解得不够，食而不化，仅仅停留于对一些抽象概念的拿来上，将那些晦涩的概念和抽象的理论直接照搬到评论中，没有学会用自己的理解、用大众看得懂的语言去表述，评论中充斥着术语和概念，让人望而生畏；其二，没有能力驾驭理论，没有将理论与时事很好地结合起来，理论是理论，时事是时事，不是用理论分析时事，而仅仅是简单的引用和生硬的嫁接，生搬硬套的结果就是，两张皮。
举一个例子，看这样一篇文章： 民主的司法当具可问责性
2009年5月6日上午，最高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6起法院人员违法违纪的典型案件，其中包括最高法院立案庭一位审判员涉嫌受贿的案件。在通报上述相关案件同时，最高法院还公布了正式开通“法官违法违纪举报中心网站”的信息，欢迎民众对违法违纪法官举报。（20090507，财经网）
而在前一段时间《南方周末》报道，商人丁海玉通过制造官司，把每一家和他做过生意的公司都告上了法庭。然后行贿法官，通过胜诉获得暴利。丁海玉案件中被查处的领导干部共有38人，包括12名厅级干部，26名处级干部，其中法官有25名，引发了2006年至2007年间，宁夏高院、银川中院、石嘴山中院出现了人事大变动。
严重的法官违纪违法令人震惊，而最高法院加强对法官的查处和监督也深得人心。但是在法学界和政法界，由于司法不独立的问题突出，往往容易顾此失彼，形成了对其片面强调司法独立的问题。基于这样的原因，我国在近年的司法改革中出现了要独立还是要监督的所谓“司法改革方向之争”，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对于司法体制和政治社会之间的关系，早在1978年，就有美国学者提出过三个模型理论，认为司法有三个模式：第一，“镇压或是依赖型”。司法直接在政治人物或是政党的控制之下。第二，“统合自主型”。司法组织和社会政治部门，几乎完全隔离，欧陆的意大利、法国以及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可以列入此模型之中。第三，“响应或是消费者取向型”。在此模型之下，司法不仅负有法律的责任，同时也必须负有社会、政治责任；美国州政府层级的法官，最接近此模型。此模型的基本理念是，在民主政治之下，要求权力分治，同时要求所有的权力不可以不受限制和控制。只有响应或是消费者取向模型，才能在司法独立与民主监督的紧张关系之下，取得一个平衡点。
在当今中国，很多崇尚英美司法体制的学者可能没有想到的是，美国学者恰恰认为他们的体制是在“司法独立与民主监督的紧张关系之下，取得一个平衡点”的“消费者”模式，人民大众作为司法的消费者，当然有向出售司法产品的法官问责的权利。如果今天我们忽略监督，而一味强调法官的自治和内部民主体系，忽略了大众这一最重要的民主力量，必然让我们的司法形成“丁海玉”案、黄松有案那样的触目惊心的腐败。从这个意义上说，司法民主化、法官受监督，将是以后的司法改革中永恒的主题，也是当前司法改革的关键和重点。
（20090517,红网）这是参加2009年红网红辣椒评论大赛的一篇评论，作为评委，我给这篇文章写的评语是：此文最大的问题就是，理论和时事的两张皮，理论是理论，时事是时事。开头引用了新闻由头后，后面就开始引用西方的理论，并没有用西方的理论分析中国的现实，将理论与时事融合到一起，而只是单纯地介绍西方的理论。而且理论也很晦涩，像什么“镇压或是依赖型”、“统合自主型”、“响应或是消费者取向型”之类的术语用在学术文章中还可以，用在时评中就是阅读障碍了。四五千字的文章也未必能将这样晦涩的概念跟读者解释清楚，何况区区的千字文。
民主的司法当具可问责性，这样的题目适合做一篇大的学术论文，而不适合时事评论，因为从这个标题可以看出，民主，司法，可问责性，这几个都是非常抽象的概念，要把这几个概念间的关系说清楚，不是一篇短文可以做到的。当然时评也可以写这样的题目，但一定要紧贴时事，不能空谈抽象概念和宏大理论，而要“融理于事”。
丁法章先生在《新闻评论教程》中提到过一种评论病，就是空谈理论：从概念到概念，没有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没有经过严密的论证，也就是说，没有经过逻辑推理的过程将理论应用到时事分析中，最忌的就是这种“从概念到概念”。
理论怎样运用于时评中呢？两个原则：其一，最好不要照搬概念，而要在理解和掌握后用自己的语言将理论表达出来，明白易懂，没有术语，也没有复杂的长句和从句之类；其二，要使用理论工具去分析，而不是简单的罗列和“炫耀”，不少新学者在文章中使用理论，很多时候只是一种卖弄，卖弄的结果，只是生搬硬套的罗列。理论运用到评论中，一要贴切，二要有鞭辟入里的分析。

附录1： 时事评论员读书的三个时段
曹林谈读书的“时段”，不是介绍“什么时间读书最有效率”的经验读书无禁区，什么时候读也无定法，有人喜欢“红袖添香”时读，有人偏爱“雪夜关门”时读，而有人则觉得“马桶时间”读书最有效。我所说的“读书时段”，是指我个人在某一时段内的三套读书规划。
“时段”的概念引自布罗代尔，他把历史分作三种历史时间，称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短时段是指一些转瞬即逝的突发事变，中时段是较短时间内起伏兴衰的现象，而长时段则是长期不变或变化极慢的因素世界大历史如此。回望自己多年的读书生涯，发现个人的读书史竟也那么贴切地暗合这三个时段的隐喻，无意识中就是以长、中、短的时段节奏安排着自己的书房生活。
我的“长时段读书”，就是纯粹顺着自己的兴趣和偏爱读那些大家的经典、原著，在阅读经典中汲取他们的思想资源。像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经典就是经典，大师就是大师，虽是数百年前的作品，但蕴含的思想价值和启蒙力量远未过时，后人也远未能超越他们的认知，不过是对他们的思想进行重复阐释。托克维尔之后谈论美国民主的著作汗牛充栋，可有几人超越了这个年轻的法国人？
一位“读书达人”介绍过自己的读书经验，他说，书海无涯，时间有限，我以为有效的读书，应是在一个台阶上的举一反三，而非见异思迁。举一反三，从第一本书吸引到找相关的第二本书，第二本书吸引而再找到第三本。没有举一反三，其实是狗熊掰棒子，掰一根扔一根，书是读一本扔一本，浏览之后，很难形成积累。我的长时段读书，基本上走的是这种举一反三、由此及彼之路：读《光荣与梦想》后对美国的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后一口气读了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方纳的《美国自由的故事》、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由美国史对美国人产生兴趣，然后读了李普曼的《公共舆论》和斯蒂尔的《李普曼传》。
这样的阅读确实有利于积累，也极大地影响了我的思想。我至今都记得，当我从哈耶克的著作中看到他“传统是应当受到尊重的，因为我们无法按照自己的理性建构未来，只有从以往的传统中演化历史”的论述时，产生了多少的思想启迪。我还记得柏克对“谨慎”美德的颂扬：谨慎在所有事物中堪称美德，在政治领域中则是首要美德。谨慎将领导我们去默许某些有限的计划(这些计划不符合抽象观念表现出来的充分的完美性)，而不会引导我们去大力推行无限完美的计划(要实现这种计划就必须打碎整个国家机器)。在一片喧嚣的网络民粹声中，我不厌其烦地倡导谨慎和节制，就是因为在阅读中成为了柏克的信徒。我也能想起，当看到李普曼“在自己正确的时候要克服不必要的激情”的告诫时，受到了多大的震撼。
这种长时段的阅读中，我也有意识地克服自己的惰性，努力追求一种“坚硬的阅读”，硬着头皮去啃那些比较难读、却是经典的原著。很多读书人都抱怨如今许多书翻译水平太次，晦涩难懂，读着很费力。翻译确有问题，但难道不也是为自身的惰性找借口吗？读书，不是娱乐和休闲，本就是一种需要全身心投入从文字中去解读思想的费力过程，坐不住冷板凳，顺着自己的兴趣，屈从于惰性，自然就把责任推给著译者了。文化穿越中自然有语言障碍，如果能静下来全神贯注，你是能从那种晦涩中读出深刻思想的，比如施米特和波普尔的作品。对我影响最深的，往往不是那些“好读”的，恰恰是初看起来“难读”的，因为难读，所以得全神贯注去读，边思考，边回看，慢慢地咀嚼，自然就印象深刻并受益匪浅了。
我的“短时段阅读”，是那些为了工作安排而临时安排的阅读计划。我是媒体的时事评论员，很多时候得在报社较大的“新闻战役”中承担评论写作任务。比如每年两会时须写两会评论，地震时得配发抗灾评论，奥运时得写奥运评论。我的习惯是，为了增加评论的附加值，在这些“战役”前我会通过阅读相关著作作充分的知识准备。两会前找一堆有关代议制方面的书“补课”，比如蔡定剑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孙哲的《全国人大制度研究》等。奥运前我精读了科克利教授的《体育社会学议题与争议》和十卷本的《阅读奥林匹克》，我后来每天一篇的奥运评论都从中受到了启发。汶川地震发生后，我立刻到书店找到一批与地震相关的著作，如钱钢的《唐山大地震》，通过阅读形成评论的“问题意识”。
短时段阅读，虽是应时应景，但对一个“必须在每个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的媒体评论员来说，这种临时抱佛脚、补课性阅读是必需的。
中时段阅读，主要是读畅销书和学术期刊。光躲在书斋中读古人著述是不错的，要跟上时代的节奏和了解今人的思想，畅销书还是要读的。有的畅销书本身就反映了当下的思潮，比如《中国不高兴》，左右派争得面红耳赤，一个以时事评论为业的人当然不能失语。时事评论，为时而作，不读那些反映着时代潮流和时代精神状况的书，评论就会缺少那种紧贴社会的时代语感。
我书房中的书，基本就是按这种“时段”阅读要求买的，平常读书，常常是几本书同时在读，几个时段同时进行。

附录2： 如何克服写评论的心理障碍
马少华“希望能够在这个课上克服写评论的心理障碍”这是昨天的研究生评论课上一位同学表达的愿望。我觉得，这个愿望很正常，因为这种心理障碍普遍存在。无论是在大学本科生阶段还是在研究生阶段。我们号称帮助学生培养写作新闻评论的能力，但先于这个能力存在的，就是写的心理障碍。所以，克服写评论的心理障碍，对于同学来说也是一种收获，对于老师来说，也是一个目标。
写评论的心理障碍和写作能力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一般来看，它们是相互消长的关系：没有能力时（其实是一些同学从来没“开”过笔），会有心理障碍；到了有了能力时，也就有了信心，写的心理障碍自然消失。但是，其实有了写作能力，也同样会有动笔的心理障碍，我自己当了8年的评论员和评论编辑，写了10多年，数百篇，按说有能力吧？但到现在还有写的心理障碍当然与初学者的心理障碍有所不同。我要说的是：评论写作，作为一种艰苦的精神活动，不仅需要能力，还需要意志力和冲动，需要能够在这种精神活动中获得快乐和自我肯定。没有后者，仅凭能力是难以推动一个人投入写作之中的。何况写作能力随时消长我过去有，但现在不见得就有。人只要在写作状态中，才会有写作能力。
所以，我昨天对那位同学说： 克服写评论的心理障碍的方法就是写评论本身。我的意思是：我们不可能先克服了写评论的心理障碍，再来投入写评论的行为。而只能靠写评论的行为来克服写评论的心理障碍。就像胡适所言：“学习民主的方法就是民主。”
我想，可以暂且放下那么多关于评论的规范和知识，放下选题、结构、论证等东西，静下心来捕捉自己内心的意念：我有什么话想说？我有什么想法值得表达？我有什么想法值得写下来与他人分享？然后你写下这个想法，并且用你的知识和材料支持这个想法。对于新闻评论来说，这个“想法”，应该是针对新闻事件的，是对新闻事件的一个判断。
这样写出来的东西不见得够发表的水平。但你已经写出来了，你已经开了笔，迈出了一步。这就是收获。你只有写下来，才能够考虑：怎样写更好？你只有写下来，才能获得（老师或他人的）肯定，建立写作的信心。一开始就设定较高的标准，徒然增加心理障碍而已。
所以，克服写作的心理障碍，首先靠自己。写出来之后，要靠老师或编辑的指点。
当然，互联网（包括个人博客和网络论坛），也是一个练习写作的空间，它几乎没有“发表”的门槛。所以，是一个练习表达的良好环境。同时，它比较容易得到回应和肯定。
我为什么在这里把“写作”，换成了“表达”？因为先于“写作意志”的，就是“表达的意志”。对于许多人来说，不愿意表达，不愿意公开表达，是根本性的障碍。互联网是这样一个易于表达的空间，但尽管如此，仍然有大多数的潜水者。这说明，表达障碍是根本性的心理障碍。所以，要克服写评论心理障碍的人应该先弄清楚：自己是不是有“表达的心理障碍”？克服这个障碍，是克服写评论心理障碍的第一步。
我把此文献给那位提问的同学 祝愿你在我的课堂上克服写评论的心理障碍。
（转自马少华的评论教学博客）'

第二讲评论的附加值
一、 写评论要比读者知道得更多
既是一个评论版的编辑，又是好几家媒体评论版的专栏作者，许多朋友都问过我，每天邮箱收到数百封来稿，选稿的标准是什么？作为一个评论作者，对自己的写作又有什么要求？其实两个问题是重合的，不论是自己写稿还是选稿编稿，我都坚持一个标准：那就是看一篇评论有没有附加值，能不能超越既有的新闻报道给读者带来附加的信息。
一、 写评论要比读者知道得更多
什么是新闻评论的附加值呢？美国佐治亚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康拉德?芬克在《冲击力新闻评论写作教程》中多次提到了这个概念，但都没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比如他提到：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社论撰稿人必须对报纸的议题处理有所增益。不要仅止于对消息版的内容加以评论，应该进行给读者以附加值的报道。
我的一个朋友对附加值是这样理解的：他说，评论其实是门槛很高的一种文体，你必须比一般公众知道得多，比如你能透露些内幕消息，或者你就此对相关人士进行过专题采访；否则，如果你跟读者知道的完全一样多，你的评论实际上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从这种描述可以知道，评论的附加值就是那些“你知道得比读者更多的信息”：读者能通过读你这篇评论获得他所不知道或者忽略的信息和知识，你的评论中包含着你独家的信息、独到的判断或者独特的价值认知，或者是读者虽然明白某个道理，但不能像你这样以明白和精彩的方式表达出来。换句话说，让读者读完你评论后产生一种恍然大悟或有所收获的感觉。
举个例子，美国的许多评论撰稿人很牛，一动笔就是“昨天的酒会上，鲍威尔走过来坐在我身边”、“我在参加奥巴马的家庭宴会时看到”、“我在与希拉里闲聊中得知”这些就是一篇高质量评论的基本要素，看到这些字眼你就能知道这篇评论的分量，里面有许多干货，有许多其他人得不到的独家信息。看这样的评论，当然会让人感觉很有收获，知道了奥巴马的态度，或者那个观点是与希拉里聊天时得来的，多牛啊。
附加值是“附加”在什么上面的“值”呢？是附加在新闻报道上面的值，即超越新闻已预设的判断和已包含的信息，用你独到的分析告诉读者从新闻中看不出的结论和读不出的信息。这样的“附加值”，正是人们在读了新闻之后还要来读你写的评论的理由。否则，如果你的评论根本未超出新闻已告诉人们的信息，读者凭什么还要再看你的评论？
这里想谈谈新闻与评论的关系。报社领导或编辑让评论员写新闻的时候，有一种习惯性的说法，你给某条新闻配一个评论吧。我最不喜欢听到这个“配”字了，这个“配”字暴露了一些人对新闻和评论关系的认识：在新闻面前，评论只是一个配角，评论只是为配新闻而存在，为让新闻显得更丰满而存在，是新闻的补充，是在新闻之外附着一种观点。买一送一，看新闻的时候，还配送一个评论。许多人潜意识中就是这样认为的。
我是最不同意这种观点的，我一直认为，评论在文体表达上虽然很多时候要依据某个新闻由头，但评论绝不是新闻的附庸。评论，本身即是一种新闻的表达方式，是新闻的兄弟，而不是新闻的“二奶”。新闻，是新的，它提供一种对新近发生的事件真相的报道。评论，它也是新闻，它的新不是表现在提供事实信息上，而是观点信息、价值判断以及基于理性的分析而对未来发展趋势作出的事实判断。它引导人们超越新闻中包含的事实信息，而看到新闻背后更多的问题，提供一种有附加值的新判断，用观点完成新闻无法完成的任务，揭示背后的真相，提起某个议程，敦促权力的反应，从而推进新闻发展的进程。
写评论的门槛也正表现在这里，要提出有附加值的观点，你必须知道得比读者更多而怎么才能知道得比读者更多，从而让读者读了你的评论后“醍醐灌顶”、“深受启发”或“恍然大悟”呢？这就是附加值所要告诉你的。门肯说过，社论撰稿人存在的理由只有一个：他对某个问题有明确的看法，在该问题上他见识广博，比一般人要知道得多。
缺乏附加值的评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评论没有提出观点，文章被事实性信息所支配，一直在复述新闻报道中的事实，或者引述其他相关的事实信息，引用别人的观点，这就是常被学界批评的“以叙代论”；其二，虽然提出了观点，但没有超出新闻报道中已经包含的、一眼能看出的观点，每个人看到新闻就能想到的简单道理，再评论就没有价值了。
五、 亲身经历讲故事 “我”的附加值
作为一个评论编辑，我并不喜欢看那种站在云端上玩弄宏大概念、谈论大问题、空泛地抽象说理的“大话评论”，而喜欢那种放低身段、脚踏实地、从自己熟悉的身边小事和切身经历说起的“小我评论”。从自己的经历讲故事，能让文章有一种“我”的附加值。
“我”的故事，“我”的经历，说出来与大家分享，让大家在生活的“共鸣”中悟到一个道理，这就是“我”的附加值。
比如山西王家岭矿难时我编过一篇稿件。2010年3月，山西王家岭煤矿发生透水事件，数百名矿工困于井底，经过努力营救，100多名矿工获救，这是中国矿难史上的一个奇迹。对这次营救，许多作者都发来了评论，评论“奇迹是怎样产生的”。我只选了一个叫李北陵的作者的稿件，他文章中这样的字眼打动了我：当前日从媒体上获知，王家岭矿深处传来敲打管道的声音和呼喊，曾在煤矿经历过许多险情的我就确信，困于井下的工人定然有着超常的生命力
记得30年前，我所在的煤矿采面发生大垮塌，一位老工人凭着经验，在垮塌发生的瞬间，利用采面未倒的支柱，迅速抓来身边的排花和竹片筑起一道护身墙，一直半蹲着等待
亲身经历的这个事件，让我确信，仍困于王家岭矿井深处的工人，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一般的作者，只能停留于常识和常理的浅层角度来分析矿难救援，而李北陵曾是一个矿工，而且遭遇过矿难的险境，他这种从“我”的经历说起的评论，自然就比一般评论知道得更多，他更理解井下矿工的生命状态，更知道救援是怎么一回事，说出来的道理，自然就更能让人信服了。于是，我编发了他这篇题为《王家岭的生命奇迹凭什么可以期待》的评论，产生了很大的舆论影响，第二天几大新闻网站的评论头条转载的都是这篇文章。
中青报《青年话题》专门设立了两个这方面的栏目，“校园来信”和“百姓说话”，鼓励评论作者从自己身边的事情说起，以自己的经历为评论由头。
如今许多学生在校园中就开始写评论，我常跟他们讲，你们不要动不动心怀天下，写那些事关金融安全、三农问题、政治改革方面的宏大评论，最好还是从身边校园内的事务、自己最熟悉的事情写起，金融和政改，你的认知水平还停留于很浅的层次，写这样的文章你只是从网上搜一些资料写，写不出什么新意来。而谈你身边的事情，学术腐败，校园民主，发表论文的经历，评奖学金的过程，大学生的思想状况等，你很熟悉，又有亲身经历，这样的话题才是你的优势。写这样的话题，你的评论才会有附加值。
从事评论写作的人来自各行各业，有医生、教师、公务员、农民、白领、律师、记者等，医生写教育改革的文章，我不会抱什么期待，教师谈医改，我也不会感兴趣，而一个医生写医改，我就会多看几眼，就是看重那种“我”的附加值。比如，广州一个叫梁剑芳的时评作者，他是当地某医院的一个医生，我编过他一篇为“医生篡改病历”辩护的文章。医生篡改病历，人人喊打，我为什么愿意听他的辩护呢？因为他从自己从医的经历谈很多时候改病历的无奈，说得非常有道理，起码说服了编辑。文章刊出后，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让许多病人明白了医生的苦衷，不能把棍子都打到医生身上。
我写评论时，也注重这种“我”的附加值。比如，为了批评如今的网络炒作，揭露如今许多热点都是策划和炒作出来的，我就以自己一次被邀请参加炒作的经历为例来说明问题。
某天邮箱收到一位自称某策划公司张某的来信，说从某媒体看到我的专栏评论，想结识云云，给了MSN让加为好友。加为好友闲聊几句后就说：我们正在为一个网络客户策划网上宣传，希望在本月中能有平面媒体的声音。我稀里糊涂问什么项目，他说：“由于是话题炒作，所以比较适合做评论，看您是名报评论员，很了不起啊，因此冒昧打扰。”他接着问我在哪些报纸写评论专栏，我如实相告。他说：“太好了，你能把评论在这几家媒体都发布吗？那几家媒体都是我们的目标发布媒体。”我还是没搞清楚干什么事，他终于开始跟我讲细节：“大概给你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操作手法，大概在这个月10日左右，就会有一段视频曝光，然后就是网络进行话题炒作，然后就需要平面媒体对此发出一些声音。”
我把这段经历写进《利用网民愤怒已成为一种产业》的评论后，以“我”的经历为文章增加了附加值，既以亲身经历让人明白了网络炒作是怎么回事，又增加了评论的说服力。
《南方都市报》曾向读者征稿“在场评论”，他们是这样定义“在场”的：评论的事情不一定是重大公共事件，您身边发生的小事情也可，但不管大事小事，都必须是你亲自参与或体验过的，或者与你切身相关的（比如你是当事人的邻居、亲友、报道该事件的记者、处理该事件的官员，乃至经历过类似事件的人）。在场，就是用“我”在场/围观的视角去写评论，追求的就是这个层次的附加值。
当然，“我”的经历在阐释一个道理时可以用，但在作为逻辑推理中的论据时，就要慎用了。这种纯粹个人的经历，如果具普遍性还好，如果仅仅是个案，用你的经历推断出一个普遍的公理，就缺乏公信力了，论证效果就会很差。

第三讲评论的表达效率
1935年8月，当时正在天津《大公报》工作的萧乾接受了总编辑张季鸾让他写一篇关于开学时勉励师生的社评任务。结果稿子没通过，不能用。萧乾从张季鸾办公室拿退稿时问：“张先生，学着写社评应该看些什么书？”张季鸾沉吟了一会儿说：“《佛经》。”张季鸾之所以向萧乾推荐《佛经》，主要原因可能就是让其学习文字的简练和浓缩。
邵华泽《同研究生谈新闻评论》
每种文体都有区别于其他文体的特点，时评这种文体，它区别于其他文体最大的特点，应该是它对表达效率的要求。作为一种公民表达的实用文体，表达效率是最优先的价值，优先于它作为一篇文章的文本价值。
四、 尽量少谈抽象概念
初写时评者，还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喜欢在评论中谈论一些抽象的概念，将过多笔墨用在给某个名词下定义、辨析某个大词的概念上面，这也是违反评论的表达效率要求的。
像《论自由》、《论正义》、《论平等》、《论宽容》这类题目，可以做很大很大的论文，可以写成小册子，但不适合在时事评论中花过多的笔墨去辨析。因为类似这种抽象的概念，几万字都说不清楚，千字文就更说不清楚了。时事评论应该尽可能在常识、共识、众所周知的意义上使用那些抽象的概念，以约定俗成的理解来用那些大词，而无须纠缠于这些概念的语义学分析上。
时评至多也就一千来字，当过多的笔墨被这些概念分析占去后，哪里还有说理的空间。
在题为《不要为概念体系的关系所累》的博客文章中，马少华先生也谈到过这个意思，他以某位评论员在文章中论述“民主”和“法治”、“科学”三者之间的关系来说明：评论作为抽象思维的写作，难免在抽象和宏大的概念之间打转，并且回答概念之间的关系。但它们往往是评论写作之累，也是评论阅读之累。我感觉，有的时候并无太大必要。
时事评论要将有限的文字用在与紧扣论点相关的说理上，在概念上绕来绕去，在抽象的事物上打转，问题没说清楚，读者也一头雾水，越读越迷糊。
实际上，对很多问题而言，在观念上抽象地辨析是永远都扯不清的，抽象地谈正义，什么都可以说成是正义的（因为再周全的界定，也都会有例外的时候，一个反例就可以推翻一个抽象的定义），在时事评论中判断正义，很多时候只能就事论事，也许才能分辨清楚是非。
表达效率要求，评论作者在论证时应尽可能使用具体的事物作为论据，而不是抽象的。比如论证政府部门采购腐败的问题，你引用审计署报告说每年采购腐败有成千上百亿，这样的抽象数字公众看了没感觉。但如果你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某地某个部门采购近3000元的苹果IPOD当作U盘使，或者为了节省纸张而每个人发一台笔记本电脑，这样的案例虽不及数千亿宏大，但这是具体且直观的，这种直观的采购腐败更能让公众有感觉。读者就是这么感性，尤其是报章文体的读者，直观具体的事物更能触动和影响他们。
八、 评论的结构和节奏
表达效率，再就是考验我们缩写新闻和提炼新闻事实的能力。新闻评论，是依据新闻作出的评论。一开始就得引新闻，怎么引呢？是大段地复制还是怎么操作？最好的是缩写和提炼，一般评论只有1000来字，如果你新闻由头超过250字，那留给你论证观点的文字就非常少了。必须控制在200字以内。那就得对新闻进行缩写，把你想评论的新闻点提炼出来。当然，在这个提炼过程中要注意，只可以缩减，而不能改变新闻的意思，或者是选择性地、带有偏向性地强调某一个事实，而将不符合你的观点的事实刻意掩盖起来。缩写和提炼的时候，还是要忠实于新闻文本和真相，尽可能以简短的文字概括新闻的核心。
一般在第二段中，你就得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了，这也是表达效率提出的要求。很多人批评时评现在也已经染上了八股病，第一段引新闻由头，第二段亮出观点，然后就是论证什么的，千篇一律。我并不认同这种批评，时评这样写，之所以形成现在的套路，是因为这样写有表达效率。就像新闻写作一样，为什么会形成金字塔或倒金字塔式的写作结构，就是效率的要求。你新闻再变，基本的结构都不会变，都要有导语，导语都要包含5个W（核心要素）。评论也是这样的，那不是八股，而是一种文体的表达效率要求。
初学评论者一个常犯的毛病是，进入评论主题的节奏太慢，起承转合之间很不协调，绕来绕去说半天都没有进入主题，在“起”上作过多的铺垫和说明，由于篇幅所限，很多时候刚“起”，无承无转无合，就不得不赶紧收尾了。比如，我改过一个学生的评论作业，其评论题目为《偶像剧背后的看客心理》，是分析如今流行的偶像剧背后的社会心理，他把这种心理叫“逃离现实的看客心理”。这篇文章最大毛病就是进入主题的节奏太慢。
他评论开篇是这样的：近日无聊，点开一个视频网站想找点乐子。网站视频化是未来的必然趋势，因为视频直观易懂，容易对观众产生感观上的刺激，视觉冲击一波接一波，观众来不及思考，一股脑地接受着感观轰炸。
当然，笔者今天要说的重点不在这里。
网络、电视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时，八点档、偶像剧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论坛、贴吧常有入戏不浅的人一起讨论剧中的男主角、女主角，也经常有剧照什么的成为人人网、豆瓣、空间里的焦点。而且，偶像剧的观众群很广泛，以女性为主，年龄差距可逾十岁。再说视频网站，首页上是各大热门偶像剧的介绍、推荐，虽说谈不上半壁江山，但是着实占据着一份比较大的份额。笔者细看了一下，《泡沫之夏》、《恶作剧之吻》这些台湾偶像剧更是火爆得不行。特别是在学生群体中，只要提到这些偶像剧，针对男、女主角或是某段剧情，大家总能找到共同话题。
我们不难看出，偶像剧虽然数量巨大，主角不同，但是却可以总结出一般套路。故事一开始都是男女主角冤家般相遇，然后发生矛盾冲突，但是在冲突中男女主角发现对方其实不坏，然后相知、相恋，到感情稳定的时候出现一个第三者，然后两人的感情面临危机，这个时候双方必有一方的家长是站在那个第三者那边。然后会有一个重大危机，一般是安排一个误会什么的，男女主角关系降到冰点。最后一分钟营救，因为某巧合，两人误会解除，尽释前嫌。最后的大结局当然是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大团圆：王子和公主最终走到一起，过着幸福的生活。
综观这些批量生产的偶像剧，大都很难跳出这种剧情框架。演员选择上，主角当然是俊男靓女，当然少不了一些陪衬角色了，除此之外，凡是反对这一对王子公主的人形象也都不会很好，即便是长相不错，一般也会演成蛇蝎毒妇一样的人。
在节目形式如此多样的今天，偶像剧为何能在市场上分得如此大的一块蛋糕？
笔者认为，这与观众逃离现实的看客心理分不开。
你看看，前面作了多少与评论观点无关的铺垫和叙述？！第一段说的不是偶像剧，而是与偶像剧没什么关系的“网站视频化”。第二段强调“今天要说的重点不在这里”“不在这里”那又干吗要说呢？第三段才谈到想要评论的偶像剧，可不是直接谈偶像剧，而是絮絮叨叨地谈一些对偶像剧的随感，又啰唆又散乱。第四段继续这种随感式的表达，分析偶像剧的套路，这种套路跟作者所要论述的观点并没有什么关系。第五段仍然没有进入主题，仍是重复地谈论偶像剧的套路。到了第六段和第七段才亮出了自己的观点：笔者认为，这与观众逃离现实的看客心理分不开。读者看到第二段时，可能就被赶跑了。
我统计了一下，全文总共1400字，前面的铺垫，就用去了近800字，占去了一大半，缓慢的节奏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结构非常失衡，观点被冗长的铺垫所淹没。
其实，作者用了这么多进行铺垫，几句话就可以概括了，我是这样编辑的：八点档、偶像剧近来在视频网站上很是火爆，《泡沫之夏》、《恶作剧之吻》之类的台湾偶像剧更是火爆得不行。特别是在学生群体中，只要提到这些偶像剧，大家总能找到共同话题。综观这些批量生产的偶像剧，大都很难跳出这种剧情框架。故事一开始都是作为俊男靓女的男女主角冤家般相遇，然后发生矛盾冲突，最后的大结局当然是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大团圆：王子和公主最终走到一起，过着幸福的生活。
在节目形式如此多样的今天，偶像剧为何能在市场上分得如此大的一块蛋糕？笔者认为，这与观众逃离现实的看客心理分不开。短短一段，足以表达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了，去掉那些随感和意识流后，赶紧直奔主题亮出观点。这才是评论需要的节奏，这样的评论结构才符合表达效率的要求。
结构与节奏是一体的，节奏是结构的感觉，结构是节奏的形式，归根到底，它们体现的是评论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开头 铺垫 论证结尾间如果衔接得非常好，环环相扣非常紧凑，该简略的简略，是重点的分配较多的资源，我们称之为评论节奏很协调，评论结构很均衡，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心理节奏，符合评论的规律，也符合形式上的审美。反之，该一笔带过的地方耗费了太多笔墨，该重点论述的地方简要带过，进入主题太慢，又仓促收尾，就没有了节奏感，结构也非常散乱。
再就是，为了表述效率，在写作中要尽可能少地使用修辞和铺陈，因为修辞和铺陈很大程度上只是表达某种情绪，渲染某种情感，而无助于说理。许多评论都容易陷于这种修辞和铺陈所组合的煽情中，其实，看起来很有气势的排比，表达的不过都是重复的意思；看起来很有力的反问，不过是表达一种情绪罢了。少量使用修辞和铺陈可以增加文章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强化论证的力量，如果通篇文章都是这些技巧性的修辞，论证与说理就没有了表达的空间。
总之，写评论的时候一定要有全局性的节奏和结构意识，不能意识流地想到哪里写到哪里，起承转合心中一定要有数。
表达效率的几个具体要求：
1 引述新闻时要尽可能简洁，当然，不能为了简洁而断章取义。
2 铺垫部分要尽可能短，快节奏地进入主题。
3开始就要向读者言简意赅地亮出自己的观点。注意，言简意赅，就是观点应该比较短，最好能精炼成一句话，让读者很清楚地把握你的观点。观点是否言简意赅有一个衡量标准，就是能不能将观点浓缩到标题之中。
4 论述中引述别人观点和新闻事实时，要尽可能地简略，否则给人拖沓之感，影响评论的节奏感。
5 论点间应该有层次感，或并列，或递进，不要在一个论点上进行重复论证。
6最好在结尾处以引人注目而又不让人有重复之感的方式重申你的核心观点。研究表明，前后呼应的“首尾效应”有利于加深读者对观点的印象。
九、 表达效率，当然还要求出手迅速
过去形容一个人写新闻时出手快，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倚马可待”。新闻要快，要是不对新近发生的事实迅速进行报道，第二天就成旧闻了。评论同属新闻，当然也需要快，快了，才有表达效率。
时评这个“时”是非常重要的。有一次参加某个时评座谈会，一位著名杂文家说自己在刻意躲避着时事新闻，宁愿从犄角旮旯里找话题写也不愿紧贴时事。我当时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这位先生的鸵鸟心态：时评，对时事进行评论才是时评，为什么要回避热点呢？评论就是要融入这个社会中，融入社会并致力于推动这个社会进步。失去了对“时”的关注，就是孤芳自赏的秀才文章了。
既然是时评，就要密切地关注时事，紧贴时代脉搏，紧跟时事节奏，对每天发生的时事要有快速的反应。
读者如今对时评已经形成了一种阅读习惯，就是“就着时事读时评”，出了什么新闻，他们期待能迅速看到评论，听到声音，看到观点，看到判断。时评要有表达效率，必须能跟上这种时事的节奏和读者紧跟着时事的阅读期待，看到新闻后，必须迅速出手，迅速根据自己所积累的知识和对事件的理解对新闻作出判断，为读者阅读新闻提供思考的角度和“比他们知道得多的、新闻之外的附加值”。
时评要承担“推进时事发展和推进社会进步”的功能，这也需要时评出手要快，新闻报道是提供事实信息，评论要及时跟进作出价值判断，引导公众观察的视角，引领事件发展的方向，与新闻一起形成某种舆论压力和推进发展的力量。新闻都报道好几天了，评论才写出来，可时事的热点早已被新的热点所覆盖，时事节奏早已转到其他新闻事件上去了，评论的传播效率就大为减小。
舆论有某种类似于磁场的效应，在事件发生后的某一段时间内，公众的关注和舆论凝聚的合力会达到一个峰值，那时候舆论磁场最强，这时候评论的传播效率也最高，能起到最佳的传播效果。评论迅速出手，是为了能更有效率地提起舆论对某个议题的关注，迅速地凝聚关注。
对于评论的追赶时效，康拉德?芬克在《冲击力》中也谈到了，他说：如果你紧扣新闻的话，你的读者可能会了解当时的相关事件，这样一来，就会对它更感兴趣。《纽约时报》讨论的关于同性恋的电视节目，估计有4200万美国人在看，而且可能会有更多的几百万人在次日《纽约时报》发表社论的那一天谈论它，撰稿人拥有多么强大的读者兴趣基础啊！在对那些题材进行评论时，撰稿人可以运用尽量少的语句向读者交代问题的背景。形成对比的是，如果落后于一则新闻报道的“顶峰状态”过于遥远的话，你就必须利用可贵的篇幅把读者引导到那个日子，还要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充分解释。可借鉴的经验是：跟所发生的新闻事件越近，你就越是有好机会进入观点自由市场并充当“公众问题讨论中诚实的经纪人”（《冲击力》第81页）。
许多学者都批评如今的时评越来越讲究时效，看到新闻后立即动笔，没有多少思考的时间，第一时间发言，文章自然就比较粗糙和浮浅。而且如今时评编辑似乎也越来越追求时效，抢在第一时间发出评论，只发表针对当天新闻的评论，第二天第三天的就不用了。这样的批评有一定的道理，不过这种追时效也是很无奈的，是为了跟上时事发展的节奏和符合读者的阅读期待。一篇评论，即使其比较粗糙，可它是紧跟时事节奏第二天发出来的，它在网络上的点击率和实际阅读率会非常高。一篇评论，它再深刻、再精致、再独到，事件过去后半个月才写出来、发出来，点击率和阅读率会非常低，也就是传播效率非常低。
随着电视评论和网络评论的兴起，评论的节奏越来越快了。比如，我与新浪网合作做评论，他们往往要求新闻报出后两小时内评论就得出来，与新闻一起推出来。比如，2010年7月28日这一天，曝出《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和遭浙江警察通缉的新闻后，两小时内，我即写出了题为《质问、车祸、通缉记者权被粗暴践踏的黑暗一天》的评论。新浪网以“新闻”＋“评论”的组合方式在首页推出，引发很大的舆论反应，评论中提到的“记者劫”成为当天微博上最热的词，网友也在微博中争相转发这条评论。
趁热打铁，在舆论强烈关注“记者被通缉”的兴头上推出评论，评论能起到最大的传播效果和舆论反响。这，就是快带来的表达效率。
这样的快速反应当然会让时评的节奏越来越快，原先平面媒体时代，评论起码等新闻发生后第二天才能见报，而网络则能提供“看到就评”的即时评论。新浪网一般每天都会对3到4条最热点的事件约请时事评论员写“两小时推出”的即时评论，这让纸媒的评论编辑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一次有个纸媒评论编辑就跟网络评论编辑说：你们这么快的反应速度，让我们平面媒体怎么活啊？其实，评论应该是分层的，第一时间的评论往往并不深刻，纸媒第二天的评论可以更深刻和独到一些，而隔几天后的“评论周刊”再针对此事的评论，可以提供更深刻和专业的视角。
说这些，并非一味鼓励快而反对深刻、精致和独到，也并不认同那种过度苛求时效的做法。可是，舆论的发展规律和时评的传播效应就是这样，为了提高评论的表达效率，很多时候不得不追赶时事节奏，不得不把“快”置于首位。
十、 表达效率让评论付出的代价
时评为了追求这种表达效率，有时候不得不放弃许多其他价值，在其他方面作出牺牲。评论的效率性，是以某种程度的模式化、快餐化、粗糙化作为代价的。
对于时评在模式化上的牺牲，马少华先生也提到过，他说：求新求异是人们写作的正常冲动，古人说，文似看山不喜平，讲究文章结构的丰富变化，正是表达了这种写作和阅读的冲动。而新闻评论作为意见传播的大众工具，其相对的模式化正是对这种求新求异冲动的限制。应该认识到，相对程度的模式化，比如消息写作中的“倒金字塔”模式，是新闻文体为传播效率所做出的牺牲，新闻评论也服从这个法则。
评论的模式化常遭人诟病，时评作者叶匡政在《时评正成为一种脑残文体》中就批判过时评的八股模式，先引新闻，再亮观点，然后一二三四。其实，时评之所以形成这种八股模式，正如消息写作的金字塔模式一样，也是为了追求表达效率。开门见山，以最简单的方式切入正题提供观点。时评，当然首先要在开始时提供新闻由头，告诉别人你想评什么，然后当然要赶快亮出观点，告诉读者你的观点是什么，接着就是对论点进行论证了。这种自然形成的模式是表达效率的要求，不必在结构上作什么创新，而要以最简单的方式向读者提供你的观点。
评论当然有许多写法，结构的创新可能隐含着很大的“失去表达效率”的风险，所以，更多人选择了那种简单的写作模式。模式越简单，表达和传播的效率可能就会越高。
一位作者这样批评时评的八股化，他说： 一些时评作品甚至还出现了“八股化”和模式化的现象。目前95%以上的时评大都是三段式：新闻由头+数据、资料、法律条文+分析结论。标题中大都又少不了“昭示”、“彰显”、“凸显”、“为何”、“惊闻”、“拷问”之类长盛不衰的关键词。而文章的感情色彩也一概是愤青式，思维方式也习惯于高高在上式的追问，有的时评文章甚至从头到尾问个不休。《中国青年报》时评编辑李方曾打过这样的比方：“如果把历史比作灯泡，按很多时评家的思维习惯，拿为什么不 一插准亮而且大放光明。”有的时评作者针对当前时评“八股化”和模式化的现象，还用调侃的笔调提出了“关于开发 时评软件的构想”。
八股化，有作者的问题，也跟这种文体为了追求表达效率有关系。八股虽然难看，但它有较高的表达效率。
然后是在快餐化上作出的牺牲。这个很好理解，为了追求表达效率，时评不得不紧跟时事节奏，新闻发生后立即评论。那么短的时间，不会有太多时间让你遣词造句，也没有太多的时间让你从容地谋篇布局、缜密地思考、谨慎地下结论，评论难免成为即时消费的快餐，很难有再审读、再回味的价值。时评，一般的生命也只有一天，很少有人会回过头去读昨天、前天的评论。
再就是以粗糙化作为代价。其实，这与快餐化是一个方面。追求表达的效率，将“最短时间最快理解你的观点”放在写作的首位，评论自然不免粗糙，不会有什么文本价值，思想性、文学性、审美性都会大打折扣。一个小时匆匆忙忙写出来的东西，当然无法比两三天从从容容写出来的东西更优雅和深刻。从这个角度看，时事评论，甚至不能算作一种文学创作，而仅仅是为时而作的应用文。
为了避免这种时评的表达效率所导致的价值流失，时评的写作应该有分工。比如，《南方都市报》在版面上就有这种分工的尝试。时论版，当然是应该追求表达效率的，紧跟新闻的节奏。个论版，则对时效和表达效率的要求可以放松，尊重专栏作家的个性，由着他们的评论风格娓道来。而宏论版，则一个版都是专家的长篇大论，是对过去一段时间中某个热点话题进行深入、全面、专业的剖析，则不必严守表达效率，而遵守专业判断的节奏。

第四讲 评论的选题
《南方周末》的广告语是： 在这里，读懂中国。我们这些以评论为业的人，在选题上也应该有这样的大视野、大关怀：将自己的选题与你身处的时代结合起来。在你的评论中，要能读懂中国。
作者
时评的选题，就是选什么题材、针对什么话题进行评论的问题。每天可评的新闻有那么多，有无数值得评论的话题，之所以选这个而不选那个话题，并不是随机和偶然的，而是评论者对评论价值的判断。选题的过程，就是一次评论价值的衡量过程：认为某件事有可评论的空间和应评论的价值，或认为这个话题比那个话题更有评论价值。
一、 选题就是对评论价值的判断
马少华在谈评论选题时谈到这样一个“选择和取舍”的典型案例。胡适在《努力周报》1922年7月17日至23日的《这一周》里这样写道：“这一周的中国大事，并不是董康（当时的财政总长）的被打，也不是内阁的总辞职，也不是四川的大战，乃是十七日北京地质调查所的博物馆与图书馆的开幕。”
胡适的这段交代就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选题的价值判断。在一般人看来，贵为财政总长的政府官员被打，内阁的总辞职，四川的大战，这些都是热点和焦点，是公众最关注的事件，应该最有评论价值了。可胡适放弃了这些焦点，而是选择了“博物馆和图书馆开幕”这样一个看起来很不起眼的文化新闻，这就是他的价值判断，他认为相比那些事件，影响到国人精神和思想层次的图书馆开幕更有意义，更能决定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中国青年报》著名的“冰点新闻”，创刊者选择“冰点”为名，就包括这样的意思。他们拒绝跟着那些此起彼伏的新闻热点走，而是选择在一般人看来并非热点和焦点，而是很冷很冰的话题去做新闻。看起来是冰点，实际上是很容易被人忽略、隐藏着大关怀、涉及每个人利益的大问题。这样的话题一做出来，因为触及社会深层次的问题和每个人的内心，往往会立即成为热点。也就是说，这些新闻人通过自己独特、有洞察力的判断，把隐藏的新闻挖掘出来，引领了舆论对某个话题的关注，设置了议程，而不是被那些每天舆论空间中如过眼云烟、今天是热点明天就被其他热点取代的新闻牵着鼻子走。
选题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进行价值衡量和判断的过程。
选题，与选题者一以贯之的价值观有关，他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在他的价值观中哪种价值居于优先位置，他的选题往往就会倾向于哪个方面。正如胡适的那个例子，因为在胡适的价值观中思想启蒙居于很重要的位置，他当然会将“博物馆和图书馆开幕”这种事关思想启蒙和国民教育的新闻当作头等大事。一个研究经济社会的人，会对社会中发生的经济事件有着特别的敏感，他能从这种别人看来很一般的经济事件中看出特别的意味；同样，教育立国者，会对教育话题有特别的关注。这样的价值观，其实就是一个人在日常的经验和阅读积累中所形成的“问题意识”。
人的价值是多元的，问题意识是不一样的，所以选题自然也就是不同的。社论最能体现一个报社的价值判断，国内各大报章每天的社论选题有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事件，可多数时候是不一样的。比如《新京报》，他们的社论操作思路是，每天下午3点开编前会，每个编辑向主编报当天的选题，然后研究哪个选题最有评论价值，最后确定社论选题。
选题，也与选题者擅长的领域有关。一个对教育话题有所研究、长期关注教育的评论者，他会优先选择教育事件去评论。一个在房地产市场上有许多资料积累、有着自己独到认识的人，房市领域内的新闻和话题会成为他的关注重点。因为，他们写这些话题时，能在评论中提供更高的附加值也就是在这个话题上知道得比读者更多，看得比一般人更深刻，所以他们能提供更多超越新闻已有信息的附加的判断。这样的选题，是选自己有评论优势的题目。
关于这个方面，我在大学讲课时常与大学生们讲，你们在学校时当然也可以写评论，可在选题时，你们不要动不动就谈国家大事，什么房价高啊，医疗问题啊，这些不是你们所擅长的，你们应该选与校园相关的话题去写。因为你们身在校园之中，对校园事件、校园话题有切身的理解和独到的观察，在这个问题上，你们比一般的评论作者有优势。
选题，也与一个人的选题渠道和视野有关。一个人关注的视野很狭窄，关注的趣味很低级，眼中只有鸡毛蒜皮，只对凶杀、八卦、人咬狗之类的事感兴趣，就别指望他会选那些事关社会发展的大事件大问题。一个人只盯着新闻网站的首页去选题，而没有其他途径，不关注身边的现实，不体贴常人的人情，不深入实际进行调查，不到微博和论坛中了解更广泛的民意，他们的选题就会跟着热点新闻走，跟着许多人一起扎堆去评论某个焦点事件，而不会自己发现热点并引领社会对某个被忽略的重要问题的讨论。
当然，选题也与选题者所在媒体、所处的地域有关。比如，我们《中国青年报》，作为一份旨在“推动社会进步，服务青年成长”的青年报纸，在选题时自然会倾向于选择那些事关青年视角、青年利益方面的话题。而《工人日报》则会选择事关工人利益之类的话题。深圳的报纸，基于读者对身边事情的关注，他们的评论部在操作评论时，就会优先选择本地人更关心的事件作为社论选题，本地一家校舍倒塌，在他们看来，可能比“中国外交礼仪将有大的变革”这个话题更有评论价值。
三、 从你的选题中读懂中国
我不喜欢那些见什么评什么的评论，更不喜欢那种专门选刺激、血腥、带着明显炒作色彩的新闻进行评论的评论，而喜欢那种自觉地把自己的评论关怀与这个时代结合起来的大气的评论。
我坚持认为，一个以评论为业的人，要把自己的评论使命与这个时代的使命结合起来，要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呼应时代需求的责任感。中国身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这个社会每天都有不公正的事件发生，公民的权利每天都受到侵犯，腐败问题已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我们这些以评论为业的人，要敏感地把握住这个时代的特征，主动把自己的选题倾向于这些方面，把民主与自由的追求融入自己的评论关注中。
我们的评论家们在选题的时候，要有这样的问题关怀意识：我将要评论的这个话题，与我们身处的时代是怎样一种关系？评论，不是个人的事情，不是小文人的创作，也不是孤芳自赏地玩弄文字，评论，是一种公民表达的实用文体，是在公共事务上运用自己的理性，必须与一个人身处的社会和时代发生关系，必须追问你评论的意义。
什么是意义？我对意义的理解是，与外界发生联系并产生作用的一种描述。评论的意义，就是与身处的社会产生联系并发挥推动作用。正如一位朋友所言，时评是一种公共话语，立论与论证的公共性，而非私人性，决定了它的生命力和价值。评论是一种公共话语，是介入公共事务的一种方式。
我常常以自己所从事的这个行业为荣，为什么呢？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每天一篇评论，让我将自己与自己身处的这个时代紧密地联系起来。感觉自己的评论影响着社会，影响着时事进程，推动着社会的进步，舆论进程中有自己的声音，这是一种很美妙的感觉。我评，故我在，我将我的评论与时代结合起来，就有一种与时代和社会共同发展的感觉。这就是意义。每一年年终的时候，我都会打开电脑翻阅一下这一年我写过的所有的评论，我个人这一年的评论史，就是这一年社会的发展史。
我很欣赏《南方都市报》社论的操作思路，他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 在大转型的时代关注这个转变的国家与社会。他们的评论主编就说：目前《南方都市报》的时评，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而设置生长的中国与中国人，正处在百余年未绝的历史大转型努力之中。这种大转型，自晚清开埠而始，基本的命题便是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与现代民族；其间的种种努力，所要解答的不过是国家独立的民族主义诉求、经济发展的民生主义诉求与政治文明的民主主义诉求，综观这些命题，便不难发现，时下的中国正处在这一历史大转型的最后关键阶段，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无可避免地要成为这一历史的推动者，也无可逃遁地要成为这一历史的被触动者。因此，在这个转型中，这个国家的方向、所获得的进展、所遭遇的困顿、所影响的命运，是我们评论所要紧密关注、积极表达的话题。
《南方周末》的广告语是： 在这里，读懂中国。我们这些以评论为业的人，在选题上也应该有这样的大视野、大关怀：将自己的选题与你身处的时代结合起来。在你的评论中，要能读懂中国。
七、 带着问题意识，等待新闻由头
还有一类评论选题是这样产生的：对某个问题有自己的理解，形成了某种问题意识，但苦于缺乏新闻由头，无法与时事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时候就需要等待，等一个合适的时机，找到新近发生的某个由头时，将自己的思考表达出来。
或者是自己一直对某个问题有自己的思考，但这种思考比较模糊，并没有形成清晰的认识，某天看到一条新闻时，突然触发了自己那种模糊的想法，对那个问题有了全新的想法和清晰的认知。
比如郭光东先生的经典名篇《国旗为谁而降》，就是这样由问题意识触发的选题，他后来回忆这篇评论的选题过程时说：1998年的9、10月间，我作为华东政法学院的一名三年级法学硕士生，为挣点零用钱，正利用课余时间为自考生讲授宪法学课程，有节课就专门讲国旗、国徽、国歌。那节课上，当我讲到“对于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也可以下半旗志哀”的一瞬间，脑子里突然联想到当时最大的新闻事件抗洪救灾，对呀，九八洪灾死了几千人之巨，国家难道不该按照《国旗法》的规定为他们下半旗吗？
讲《国旗法》时，突然联想到眼下的洪灾，进而想到“国旗为谁而降”的话题。许多选题，似乎都是像这样“突发灵感”而产生的。其实，这也不是什么不可捉摸的灵感，因为有了对《国旗法》的了解，有法律敏感，形成了模糊的问题意识，当想到眼下的洪灾时，就会激发出某种选题灵感。
不过，无论是什么选题，出于表达效率的需要，最好选择一个引人注目的由头、新近发生的事件或公众熟悉的现象作为“引子”，即跟“时”结合起来谈。单纯“就问题谈问题”，选题让读者感觉与当下的社会生活并没有多大的关系，你所选择谈论的问题再重要，也很难产生影响。

选题是写作的起点，选什么样的题，往往决定着你评论的认知高度。选什么样的题，也决定着你是一个平庸的作者还是一个有洞察力的作者。很多人认为选题存在很大的偶然性，撞上什么题材就写什么，这样的作者往往是三流四流的。上流的作者，能主动地把握和选择题材，能通过自己独到的观察力发现题材，带着问题意识去选题，发现话题、制造话题并引领讨论。而三四流的作者，只能被动地撞题，没什么目的性，没啥想法，撞上什么写什么，过度依赖媒体的报道，网站头条是什么写什么，纯粹是被牵着鼻子走，可想而知评论会停留在怎样一种层次上。

第五讲 评论的角度
一位教徒在祈祷时犯了烟瘾，就问神父： 祈祷时可以抽烟吗？神父瞪了他一眼说： 不可以！另一位教徒在祈祷时也犯了烟瘾，他问神父：抽烟时可以祈祷吗？神父赞赏地说： 可以！
《角度》
选了题目，然后就是角度了。从什么角度切入最能引起舆论关注？从什么角度写作会更能提出新的观点？从什么角度观察会更深刻地揭示出问题，让读者看到更深层次的东西？这一讲就解决这些问题。
一、 角度不是迷信，角度非常重要
对于角度，很多评论学者认为这是一个伪问题。比如人民大学的马少华就这么认为，他说：选题确定之后，同学们常常为了“选择评论角度”颇费工夫，希望老师能多讲些“选角度的问题”。其实，一个人的认识问题的角度，总是与他自己的知识结构、情感结构、他的“敏感点”紧密联系的。实际上，所谓“角度”是认识的结果。评论的不同的角度，恰是对事物不同的认识。一个人最终写出来的，恐怕就是他能够选择的角度；而别人写不出来的，恐怕不是他能选择的角度。因此，他希望评论者在写作新闻评论时不应该有一种“角度迷信”。
这种否认角度的观点，显然是不对的，是混淆了“角度”与“认知的深度和高度”。一个人认知的深度和高度，当然是已经决定了的，你的阅读、学习和经验所积累的认知水平，决定了你对某个问题只能认识到某种深度和高度，而不可能认识更深更高。要想把问题看得更加透彻和深入，只能通过更多的阅读、学习和体验来达到。克伦威尔说，人不可能攀登到比自己不知道的地方更高。同样，评论的认知水平也是如此，评论写到什么样的水平，是由你的知识积累所决定的。
而角度则不一样，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看待一个问题要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角度就能见到不同的景象和问题。不同的人，看到的可能是同样的角度，而一个人，如果转移一下视野，则可能看到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角度会呈现出不同的问题，不同角度的分析会呈现不同的表达和传播效果。所以，评论的角度不是迷信，而是真实存在，并对一篇评论非常重要。
举个例子，中国不少人大代表只会鼓掌和举手，而不会提反对意见和投反对票。对于这种现象，有许多可以阐述的角度，比如，1）可以笼统地呼吁代表要不辜负公众的期待而认真履职； 2） 可以通过赞美某个敢于说不的人大代表来倡导以其为榜样； 3）可以某个从来没投过反对票的委员为反面典型展开批评； 4） 还可以通过国外议会反对声不断的场景来批评我们的人大代表。
这些切入“人大代表为什么不投反对票”这一问题的不同角度，会产生不同的评论效果。第一种最弱，呼吁，倡导，期待，这样的角度很弱，近乎哀求。第二种相对较强，通过对正面人物的赞美，先立，然后再批评，让那些不敢投反对票的向这个榜样学习，批评比较间接和委婉，让人容易接受，可读者可能觉得不过瘾。而第三种就比较强了，直接指名道姓地批评某个从不投反对票的代表，树立了负面的典型，就有了更强的批评性和传播效果。最强的应该是第四种，直接通过中外的对比，来检讨我们的人大代表制度存在的不完善之处。
第一种是以倡导来传播价值的角度，第二种是从赞扬的角度来批判，第三种是从批判的角度来强化，第四种是从对比的角度来直接批判，批评的强度随着角度的不同和切入点的差异而不断递增。角度不同，批判的效果和引发的舆论反应及其对代表的触动当然是不一样的。
我在写作两会评论时，选择的是一种介于第三种和第四种间的角度，我在标题中就直接追问“代表告诉我反对键在左还是右”，我从这样的角度切入：某媒体在微博上代代表委员向网众征集意见，一位学者留言说：问问部分委员们，当您坐下，面对主席台，哪边是反对的按钮？左边还是右边？问题问得比较尖锐，代表委员听着可能比较刺耳。不过，如果让记者站在人民大会堂外等着代表委员散会出场时轮流问他们这个话题，能答出来的人应该不多。
这个代表了多数公众疑问的问题，饱含着纳税人对代表委员这样的期待：请完整地使用人们赋予你们的权利，记住你的手不仅是随时准备跟着别人一起举手投赞成票的，履行权利不仅有支持，还有弃权和反对。你得知道反对按钮的位置，你得有“不认同就反对”、“未被说服就弃权”的问题意识和履职准备。这是一种“制造冲突”、“制度问题”的角度，通过“代表告诉我反对键在左还是右”这个很醒目、很尖锐、很新颖的议题设置，将“我们的代表为什么不敢投反对票”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起到了很好的评论效果。
在新闻评论的角度问题上，我的基本观点是这样的。如果新闻事件本身有足够的新闻性，那么评论无须在角度上费过多的精力，充满新闻性的事件本身就让读者有了关注的兴趣，无论你如何切入，读者都会因为事件的荒唐而关注你的观点。比如，某地为了腾出土地，准备炸掉一座没建几年的新大楼，针对舆论“这样是不是浪费”的质疑，政府回应说“反正政府不吃亏”这个回应是足够荒谬的了，于是，我的评论题目就是《惊闻“政府不吃亏”成为炸楼理由》，没有角度，直接开门见山地进行批评。类似的评论还有《惊闻“百姓举报信被官员争相传阅”》、《惊闻高管天价薪酬是“做给外国人看的”》、《一万个理由没想到邮资会涨》、《“改革即裁员”我反对》、《提示语拖死： 2006最具中国特色的死法》，等等。
当事件本身缺乏足够的新鲜性、引人注目的新闻价值时，就需要新的角度进行弥补了，以新角度来补充旧话题、抽象问题带来的关注疲劳。
四、 跳出思维局限 “无话可说”也是一种角度
新闻虽然是新闻，但很多时候并不新，无非是重复一些老问题、旧问题。报纸上多数新闻，都是以前报道过的，不过换了个地点、形式、时间、人物或者由头而已，新闻的核心内容是一样的。评论者在写作中会经常遇到这类选题，应该从什么角度切入才不会让人有阅读疲劳呢？
虽然是老问题，但确实是很重要的问题，作为一个职业评论员，无法在这样重要的问题上失语，不能不去关注去表达自己的见解。
前面提到过，对于这样的旧话题，尽可能寻找新的元素、新鲜的由头去切入，可如果实在“乏新可陈”，找不到新元素时怎么办？绞尽脑汁也找不到新的角度，实在不知道从什么角度切入，实在不知道说什么，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可以切入的“新”角度吗？
比如，中国矿难应该是个老大难问题了，此起彼伏，这里刚处理完，那里又发生了。一个个严厉的规定，都很难阻止悲剧的不断发生。甚至同一个煤矿，去年刚发生了矿难，一番整顿后，今年又发生了。对于矿难，该说的道理都已经说了，该提的建议都已经提了，尖锐的批评，连续的追问，理性的分析，这些都已经重复了许多遍了，已经完全失语，不知道还有什么道理可以讲了，变得无话可说。
无话可说，对评论者来说，也是一种可以言说的角度，为什么让人失语，为什么让人审丑疲劳，为什么“无话可说”，这本身就非常值得玩味。比如，2004年某次矿难发生后，我就写了一篇评论，题目就叫《对矿难，我已经无话可说》：记不清这是今年第几次矿难了，也记不清今年的矿难已经死了多少人，只知道自己打开搜狐网看到这条新闻时的第一感觉：对矿难，我已无话可说。
差不多每次矿难发生后，我总会写文章说些什么，总结点儿什么，顺着媒体调查的真相，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唯利是图的矿主、贪得无厌的官员、得不到实施的制度、落后的安全管理体制、触目惊心的利益链，等等。可到如今，话已经说尽了，道理也讲烂了，制度也分析透了，警钟快敲碎了，“理性、建设性”也榨干了，可一个个催命的矿难依然接踵而至，我还能说什么？还能怎么说？重复说那些众所周知、说了也白说的话吗？我们对于矿难的理解，已经没有了多少对生命逝去的痛感，没有了灾难下的人性震撼，更多只是一套习以为常的程序。在频发的矿难中，一切都变得那么轻飘，轻如鸿毛：正义感疲惫了，理性厌倦了，愤怒蒸发了，同情心都变得非常慵懒。鲁迅当年的《纪念刘和珍君》，走的也是这个路子，在“无话可说”中分析那让人失语的现实。失语，其实并不是无话可说了，而是一种愤怒的状态。
“无话可说”是一种角度，可以选择的类似角度是“为什么难以成为新闻”：某个问题虽然非常重要，很可恶也很荒唐，可为什么很难成为新闻，或者很难成为公众关注的新闻。本该成为新闻的新闻，却不被新闻关注了，“难以成为新闻”本身也可以构成一种思考的维度。
针对学术抄袭事件，我曾写过一篇题为《不搭院士身份，抄袭已很难成为新闻》的评论，就是从这个角度切入的。我说：不得不说，随着学术圈的日益糜烂，学术道德越来越堕落，抄袭和剽窃行为泛滥成灾，在媒体曝光过无数起“竞相比丑”的学术丑闻后，舆论和公众对学术圈的这些破事儿烂事儿已经有了严重的审丑疲劳。这样的审丑疲劳下，如果抄袭者没有特殊的身份，没有特别荒唐、特别反常的剽窃事迹，一般抄袭已经很难成为新闻了。人们对抄袭已经见怪不怪，只有当抄袭者有着特殊的身份，是一所高校的校长，是一个工程院院士，起码是一个中科院院士候选人，或者起码与这些身份挂上钩，人们的眼皮才会抬起一下并惊呼一声：竟然连校长都剽窃了，连院士都抄袭了。我的评论《“天上人间”被查何以成为大新闻》，选择的也是这个切入角度：在扫黄打非常态化的舆论语境中，警方出击查出个色情场所，早不算什么新闻，对此早有审丑疲劳的媒体和公众都不会注意不过13日一则类似新闻却成为当天的大热点，几大网站置于首页醒目位置，成为点击率最高的新闻。一条警察突查夜总会的新闻何以引发这么大的关注？皆因标题中有“天上人间”四个字。这样的思维，可以逆向使用。对于一些本身没什么新闻价值的事件，很正常、很平常的事情，却登上新闻纸成为公众关注和热议的新闻，也是很耐人寻味的。比如我在《“开通评论功能”何以成为新闻》中就说：“广州公安局的微博开通网友评论功能”，不熟悉我们国情的人一定看不懂，微博开通评论功能，这算什么新闻呢？评论功能，本就是微博这种互联网新交流工具一种不可或缺的功能。无反馈，非交流，无评论，不微博，微博一时风行，最大的魅力即在其那种平等、即时、快捷的交流诱惑。你说话，我评论，你评论，我跟评，以高效率的表达和传播实现高效率的沟通和交往。没有了评论功能，就与最传统的公告板毫无差异了。微博开通“评论功能”成为新闻，这是对微博技术的羞辱。“开通评论功能”成为新闻，这不符合微博技术学，却符合中国的微博政治学在不少政府部门严重缺乏沟通意识，仅把微博当单向度信息发布平台，限制和拒绝评论的情况下，“开通评论功能”确属不小的进步，有资格成为新闻。“无话可说”相对应的是“重复絮叨”。简单的常识，理所当然的道理，却需要不断地重复、不断地言说、不断引起舆论的争论，这本身也有评论价值，可作为一种思考的角度。
在该不该对杀人犯邱晓华进行精神病鉴定的问题上，许多网友认为“就算邱晓华是精神病也该杀”，评论员郭光东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疯狗可以杀，疯人不可杀》的文章，阐释杀人犯的人权。长平先生看到这篇文章，撰文《雪花为什么会融化》表达自己的态度，他说：看郭光东兄一本正经地讨论“为什么疯狗可以杀，疯人不可杀”，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忍不住再确认一下手里拿的是不是少儿读物。我并非反对讨论问题，恰恰相反，我认为任何问题都应该允许讨论，而且都应该经过充分的讨论。但是，正如“雪花为什么会融化”、“花儿为什么会凋谢”一样，“为什么不能杀人”、“为什么民主比专制好”、“为什么要同情弱者”这类问题，应该在我们长大成人之前就已经问过、讨论过、思考过、总结过。事实并非如此，无数本该由一张稚气的脸以“妈妈，为什么”开头的问题，一再在成人世界里出现，成人媒体也就常常兼做少儿节目。只要能跳出框架思考问题，总会有新的角度可以切入，让你的观点在一种引人注目的新角度中表达出来，提起舆论对一个旧话题、老问题的关注。

附录： 评论的角度与批评的价值次序
曹林
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有顺序。权利有先后顺序，有些权利就是比另种权利更优先。道德有先后顺序，这种道德就比另种道德更重要。同样，在批判的问题上，也存在着价值次序，一个事件上可能有许多值得批判之处，远的近的，弱的强的，直接的间接的，明显的隐含的，这样的排序就是批判的价值次序。
之所以提起这个话题，源于以时评家为主的批判者们似乎越来越藐视这种价值次序，批判的逻辑混乱不堪。
比如前段坊间疯传一则新闻，称江苏某医院一名医生婚前体检时查出感染艾滋病病毒，牵出一名女医药代表，然后又牵出包括科室主任在内的一串医生，且都与这名医药代表有染，医院潜规则瞬间毁掉该医院四把主刀手。然而记者追根溯源的调查则显示，这纯粹是一则谣言，发帖者已承认这纯粹是自己所编造，造谣者已被警方拘留。
这是一个有着多重阐释空间和丰富问题含量的复杂案例，有着诸多值得反思和批判之处。但复杂归复杂，值得批判之处的价值次序却是很清楚的。首先最值得批判的是始作俑者也即网络造谣者，无中生有地编造新闻中伤别人是绝对违法且极不道德的。然后值得批判的是传播者，为什么不问真假就轻易相信了这个传言并四处传播，从而对医院造成伤害。接下来该批判的是作为受害者医院的信息透明度，封闭的信息给谣言的散播提供了土壤。然后是医疗潜规则和体制弊病，人们为什么轻易相信了这一谣言，因为这个谣言反映了真实的医疗镜像，加上人们对医院失去信任，谣言于是发酵并疯传。
可在我们舆论的批判文本中，这种价值次序被颠倒过来了，很少有人去批判造谣者、传播者这个在具体案例中最近的、最强的、最直接的、最明显的、最应先受批判的人，大多数人都对造谣之恶视而不见，而习惯性地把矛头指向了医疗体制和医疗潜规则，执著地追问“为什么人们会相信谣言”，而刻意回避“因为首先有人制造了谣言”这个原初性的问题。
同样，这样颠倒批判次序的逻辑在另一则新闻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江苏常州城管局的网站被黑，网页上被替换上了充斥着侮辱城管的字眼和照片，警方迅速介入调查。应该说，这也是一个价值次序非常清楚的案例，最先被批判的是黑人家网站的黑客。然后才是其他间接、隐含、微弱相关的问题。可在舆论的批判文本中最多的批判却是：人家为什么会黑你城管的网站而不黑其他网站，说明城管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城管的执法制造了许多对立，城管应该反思不招公众待见。显然，这样的批判逻辑也颠倒了。城管是有问题，可具体到常州这家城管有问题吗？为什么要黑人家？即使人家城管也有问题，采取这种非法手段报复对吗？
可怕的是，舆论中充斥着类似毫不尊重批判之价值次序的谬论。这种谬论，因为迎合了一些人仇富、仇官的愤怒情绪，迎合了一种“反抗代表正义”的民粹热情，迎合了一种多数人暴力的正义幻觉，招摇过市且赢得无数掌声。殊不知，这种貌似深刻、实则混淆是非的逻辑，正把这个社会推向民粹的深渊中。
为什么要强调批判的价值次序？因为这样的次序与一个社会的道德生态秩序密切相关。直接的恶比间接的恶，关系强的恶比关系弱的恶，大的恶比小的恶受到更多、更先在的批判，不放过真正的恶人，给恶人与其恶行相适应的批判，这是维持一个社会的道德秩序必须有的基础。否则的话，如果对眼前最直接的恶视而不见，却把问题都推给那个远处非常间接的恶比如体制，比如制度，这只会对社会形成非常恶劣的暗示，纵容一些恶行。纵容了造谣者，却舍近求远地去批判医疗体制，宽容了黑客，却去批评在具体个案中作为受害者的城管，这样的批判次序，恶不泛滥成灾才怪。
有人可能会辩称，之所以不去批判造谣者和黑客，因为法律会惩罚他们，而隐含的体制问题却是法律管不了的，所以舆论会颠倒次序，从而把矛头指向远处的体制。这不能成为理由，道德应该比法律有更高的要求，法律惩罚在很多事上是不能替代道德批判的，不能用“法律已惩罚”回避道德上的批判。

第六讲 评论的观点与判断
关于评论写作的判断次序，一个资深媒体人是这样说的：一事当前，先问真假，再断是非，再说利害。这句非常精辟的话，基本上涵盖了评论中最普遍也是最重要的判断。先问真假，作的是事实判断。而“再断是非”和“再说利害”涉及价值判断中两种最重要的判断：是非判断和利害判断。
作者
观点，是一篇评论中最核心的要素，是评论的灵魂和核心。读者看新闻，想看的是“发生了什么”、“事实和真相是什么”，而看评论，则是为了知道“应该怎么看这件事”、“新闻反映了什么问题”那就是评论的观点。新闻往往是提供事实，而评论则是提供判断。
一篇千余字的评论，可以缩减成百字以内的内容一言以概括之，这种能概括文章意思的精粹内容，往往就是文章的观点。
作者写评论，往往都是先有某种概略、粗糙、模糊的观点。评论写作中所谓的“写作灵感”，其实就是妙手偶得的某个观点，由观点产生表达冲动，然后组织资料、寻找论据、梳理逻辑、构思结构、谋篇布局，最后由“百余字的观点”在论证中扩展成一篇完整的评论。编辑选稿，往往也主要先看作者的观点，然后再评判文章其他的要素：逻辑、文字、结构、文本，等等。
举个例子，比如，我写过一篇题为《假新闻不能全赖到媒体头上》的评论。针对的新闻事实是：在近日的武汉市记协常务理事会上，该市记协强调全市各类新闻媒体必须采取有力措施防范虚假新闻产生，凡无中生有虚构新闻者一律除名。记协将严格执行虚假报道责任追究制度，加大虚假报道者的违规成本。今后凡属记者由于采访不深入不细致造成报道严重失实的，一律先下岗再处理。看到这条新闻，我脑中立刻闪过一个评论灵感：“不写虚假报道”也是记者的一项权利这个模糊的灵感，就是我这篇文章观点的雏形。我的判断是这样的：一般人都是把“不写虚假报道”当作记者的一种职业道德要求，一种赋予记者的义务，武汉市记协的这个规定也预设着这样的前提，把记者当作道德训诫的对象。而我觉得，许多假新闻并非出于记者之手，而是政府瞒报和操纵媒体的结果。比如，矿难明明死了上百人，地方政府害怕被问责故瞒报死亡人数，导致记者写了虚假报道。地方上发生了群体性冲突后，群体的情绪明明不怎么稳定，政府非要求媒体登通稿，称群众的情绪“非常稳定”，等等，用假象来粉饰太平。
所以，我由“ 不写虚假报道 也是记者的一项权利”的粗糙灵感形成了这样的观点：在中国“媒体受到很大管制”的新闻语境中，假新闻不仅源于记者失德，很多时候都源于权力的失德和政府的霸道，媒体和记者只是替罪羊。“不写虚假报道”不仅是媒体道德自律问题，它也是一项记者的权利。记者有接受真相的权利，有权不写虚假报道；媒体有报道自由，有权拒绝刊登假消息，可很多时候迫于权力的淫威不得不无奈地去写、去登。所以，观点是评论的核心。评论最重要的附加值，主要体现在观点中。作者的见识和积累，主要通过观点表现出来。评论的优劣之分，也主要是通过观点的优劣和深浅表现出来的。

附录： 评论的境界
李方
童大焕先生与我做同事三个多月了。大焕人极勤奋，工作也扎实，是无可挑剔的合作者。傍晚的时候，大焕跟我说，打算写一篇评论，有感于有关方面禁止国脚世界杯期间在报纸上开专栏，大焕认为此举侵犯了国脚的正当权利。我隐约觉得不妥，但当时急着回家，匆匆跟大焕说了一句：“大焕，我觉得你最近写东西太快了，这样未必好。”打算明天上班再跟大焕详细说我的看法。
晚饭后正在散步，手机响了，是大焕打过来的，他还在办公室。原来他误解了我的意思，以为我是暗示他最近在本报发表文章太多，抢了读者的版面。我说你误会了，无非咱们俩都是喜欢写评论的人，想跟你谈文论道一番。就拿今天你想写的这个题目来说吧，我敢肯定你在大道理上是对的，因为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宪法权利，国脚也是公民。但问题是，事情不能只讲一方面的道理。你想啊，国脚踢世界杯期间，哪还有时间和精力在报纸上开专栏？又想踢好球，又想开好专栏，这是不现实的。因此我那句话的真实意思，是怕你只往一个地方讲死理。大焕听了也就释然。我们约好明天一起吃晚饭，聊聊评论文章的写法。不过，既然我对此有些感受，也不妨先写出来。
除了太烂的文章，符合见报标准的评论，我以为大致有四个境界： 一、 把众所周知的道理讲清楚； 二、 讲出别人想不到的道理； 三、 权威；四、 有情怀。
第一个境界是把众所周知的道理讲清楚。这样的文章是评论版上最常见的类型。当发生一件事，或者是某种潮流、思潮，作者有感于心，形成文字，讲属于大众第一反应的那种道理，扮演大众代言人的角色。例如，某副市长见死不救，可以写文章批评他不够“三个代表”，或者是没良知没人性；赵薇穿日本军旗装，可以批评她无知；王铭铭剽窃，可以批评他学术腐败，进而抨击整个学术界道德失范，等等。最近大焕就《南方周末》报道的教授“嫖娼”致死案写过一篇评论文章，将其归结为程序正义的缺失和执法经济的泛滥，并在最后提出“丧钟为谁鸣”的问题，也属于这一境界。遗憾的是，由于特殊原因，文章最后未能在本报上发表。
这类文章是最多的，竞争也最激烈，因为大家都在同一个层面上讲道理，很难说谁更高明。至于取舍的标准，大致有两条。一条是看谁的文字功夫更过硬，一条是看谁更带着感情来讲道理。像大焕那篇文章，字里行间无比愤懑，尽管我认为他只是在讲些一般的道理，大概谁都知道的，但我还是从内心里肃然起敬，并把它放在总编辑案头。
这个境界的文章，由于所讲的道理众所周知，因此有真情实感特别重要。但是，追求真情实感也可能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电话里跟大焕讲的，容易一根筋认死理，只管把一个道理讲通了算，却忽略了现实之复杂多变，在平衡感上容易产生缺陷，甚至流于高蹈。比如禁止国脚开专栏这个话题，只想到这侵犯了言论自由，却没意识到国脚入选国家队，实际上等于签订了一份合同，尽管这份合同里没有关于限制言论自由的明确条款，但国脚既已签约，就等于承认在特定情况下，放弃自己某些方面的权利。世界杯属于“特定情况”，停止写专栏就是在这种“特定情况”下放弃部分言论自由的权利。可以打个比方，你加入国安局，那么你所享受的言论自由就要比普通公民少得多；如果你坚持平等的言论自由权，那么你必须退出国安局。国脚之于世界杯，也是一样的道理。远者不论，爱尔兰队的灵魂人物基恩，最近就因为发表不适当言论，被开除出国家队。
尽管这类文章存在某些缺陷，但它们是评论的塔基，也是社会良知和公众态度的晴雨表，你永远都必须面对，否则也谈不上其他三个境界。
第二个境界是讲出别人想不到的道理。“发前人所未见”也好，“剑走偏锋”也好，它追求的是思维的乐趣，而在道义感上比第一类稍逊。已故的朱海军是这一境界典型的实践者。朱在世时饱受攻击，但谢世之后，他那些独特的思考和论断至今仍为我们所追忆。有人就说，不在于他是否正确，而在于他独辟蹊径的精神给我们鼓舞和启发。
作为报纸评论版，这个境界的文章不能没有，否则如泥塑木胎缺乏活气；但也不能太多，否则就显得太另类，也不庄重。我理想的状态，十篇文章里只要有两篇这样的也就甚好，不能再多，否则绝对会脱离群众。
我本人基本属于这个境界的作者。有人评价朱海军凡事都要“反着来”，我倒未必非“反着来”不可，但坚决不肯“正着来”。也就是，当我思考一件事的时候，首先会琢磨别人会怎么想。如果断定别人都会批副市长不“三个代表”、赵薇无知、王铭铭学术腐败，那么我肯定就不再说这些话了。我会想想，还有没有别的道理可讲。要是有，我就写出来。正所谓“凡事存在必有其合理性”，多半我都能找出些道理来。由于这个缘故，我的文章在一般读者看来，大都具有启发意义，但无疑在道义的力度上要差很多，因为我放弃了“第一判断”或曰本能的判断。应该承认，本能的东西往往是最有力量的。我因此具有某种“智者”的色彩，但给人的感觉有时是面目模糊，缺乏“一以贯之”的东西。
这个境界基本上属于聪明人，追求的是文字的乐趣。它不是大众的，因此也永远不会成为主流。但如果没有这种东西，想来世界也相当无趣。如果拿我和大焕比较的话，大焕比我具有更好的成为主流的潜质。
第三个境界是权威。我常想，如果自己的评论文章能够“权威”，我宁愿放弃第二种境界。但我知道，可能我永远都无法“权威”，倒不是剑走偏锋的思维习惯问题，而是受制于两个方面：一、 组合材料的能力； 二、 逻辑和方法。
我曾经表达过这个意思：评论文章的高低，关键在于你掌握的信息量，因为世界上的“道理”是很少的，不过那么些条而已。再一个，“道理”是需要信息量来支撑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举例子”。但是，若仅仅停留在举例子的层次，也就是一般的议论而已，无法达到权威。所谓权威，首先是你得比别人知道得多，而且你还得把你知道的合理地组合起来。前些时候有人在青年话题版发表文章，谈到国内评论界没有专栏作家的遗憾。在他看来，专栏作家往往代表权威的声音。比如美国大楼被炸，观众看完新闻后，马上会想到去看看专栏作家们怎么说。专栏作家不是纽约市长，更不是美国总统，他凭什么权威？就凭他比一般人知道得多。可能他有“人脉”或者“内线”，或者他关注这一问题很多年，手上掌握大量资料。总之是，由于他比一般人知道得多，所以他的观点被认为值得信赖。我之无法“权威”，实际上也等于我问自己：你能不能成为专栏作家？如果能，你能成为哪个领域的专栏作家？很遗憾，答案全都是否定的，因为我在任何领域都不敢说我比一般人知道得多。我是个挺杂的人，在第二个境界上这是优势，但到了第三境界就变成劣势了。
凤凰卫视的曹景行、阮次山有专栏作家的样子了，但跟美国的大牌专栏作家相比，无论知识背景还是人脉关系，那又差得远了，也就可以在中国文化圈称强。难怪有人嘲笑阮次山是“言必不中”，实际上还是因为他的信息渠道很一般，不过每天看几十份报纸而已。
权威的另一要义是必须有良好的逻辑和方法。没有专业训练，很难达到这个要求。以论坛人物而论，莫之许最接近这个要求，但他的问题出在信息渠道上，太过民间化，离“权威”就远了。只有好的逻辑和方法，才能够把掌握的信息有效地组合起来，进而形成权威结论。以我本人来说，这方面欠缺甚大。本质上，我是个经验主义者。而经验主义，做到海外马悲鸣那个份上也就到头了。即使马悲鸣，我也看不出他还有多大的发展前景。
第四个境界，也是评论的最后一个境界，叫做情怀。王国维说“有境界自成高格”，而我则以为评论是“有情怀自成高格”。
别的东西可以学，唯独情怀学不来。鲁迅可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后来者再学，固然也可以“哀”、“怒”得形似，但其间微妙的分寸感，就很难把握了。就说“哀”、“怒”，绝非平白地“哀”过来“怒”过来，怒则发冲冠，哀则泪如雨，到头来怒还是怒，哀还是哀，两根线拧不成一股绳。只有鲁迅，那种让你难以言说的混合，才真正当得起情怀二字。
也不是说情怀唯鲁迅独有，之后再无，实乃情怀有一大敌，名曰世故。人能登上顶峰而不世故，难矣，中国人犹难。我看评论亦如此。
第七讲 评论的思维
大爷挑了三个西红柿放到秤盘里，摊主说：“一斤半，三块七。”大爷说：“我就做个汤，用不着那么多。”说完去掉了个儿最大的那个西红柿。摊主迅速又瞧一眼秤：“一斤二两，三块。”正当我看不过去想提醒大爷注意摊主秤时，大爷从容地掏出了七毛钱，拿起刚刚去掉的那个大的西红柿，扭头走了。这就是逆向思维。
网上段子
每个学科、专业和行业都有各自的思维，以至于他们一旦把自己的思考以语言的方式表达出来时，我们就能从他们的思维表达窥探到他们的行业密码。
比如，当一个人嘴中不断冒出成本与代价，言必称收益的时候，甚至能从狗屎中看到价值的，他应该是一个搞经济的，因为他流露出一种十足功利的经济学思维。
当一个人不断地把利益放在嘴里，不断地说“谁是我的敌人，谁是我的朋友”，强调“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时，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政客，因为他处处表现出了政客思维。
当一个人一直不断重复着法律的格言，习惯用法律语言和法律条文说话，我们会知道，他是一个法律工作者，他的法言法语和法学思维暴露了他的身份。
当一个人看了某个新闻，就喜欢说“要让每个人知道真相”时，毫无疑问，他是一个记者。
网上有个段子说：小时候,把English读为“应给利息”的同学当了行长；读为“阴沟里洗”的成了小菜贩子；读为“因果联系”的成了哲学家；读为“硬改历史”的成了领导；而我不小心读成了“应该累死”，结果成了程序员!这个段子，就是拿“行业思维”编排的。
所谓思维，学理上的理解是，高级生物的大脑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事物之间内在联系的规律性做出概括与间接的能动的反映。所谓能动的反映，很多时候就变成了一种潜意识、下意识的习惯性反应，因为长期从事某个行业，受该行业的熏陶，固化为一种规律性的模式，以至于形成了带着这个行业浓厚特征的思考习惯：一看到某个事物，就会条件反射般以这个行业习惯看待事物的方式进行分析和评点。
那么，评论从业者的思维是什么呢？评论思维应该是怎样一种思维？我想，评论思维可能有许多表现，但最重要的思维，应该是批判思维。
一、 评论的批判思维
什么是批判思维？就是当面对一件事物时，不是用欣赏、赞美、鼓吹、叫好之类的眼光和角度，而是保持一种怀疑、质询、审视、揭露和批评的视角。一事当前，即使看起来是好事，也当以质疑为先，而不是忙不迭地去叫好。
肯定有人觉得我这样去界定评论思维，很有些偏激，为什么非要质疑和批判呢？如果是值得赞扬的好事，如果真是一种进步，为什么不能去赞美和叫好一下呢？现实中确有不少朋友这样地反问过我：你的眼中难道就没有光明的一面吗？你的心理难道就不能阳光一些吗？明明是好事，你还是要质疑。甚至有人嘲讽评论员的这种批判思维，称：成为时评家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心理要足够阴暗。
对这些批评，我不以为然。时评这种文体，时评家这种职业，其存在最大的价值就是批评。
社会有许多文体，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分工，在诸种文体分工中，太多的文体主动和积极地承担着“歌德体”的功能：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塑造典型，以赞美和表扬为主，从悲剧中寻找能体现正面形象的元素，尤其以把悲剧变成喜剧，将丧事办成喜事，将罪恶洗成闪光点为能事。批评和质疑成为一种极为稀缺的品质，于是，时事评论，要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种批判的任务，在政客夸夸其谈的鼓吹中，在宣传家的一片粉饰之声中，在软乎乎的赞美泛滥成灾的时候，做一个不合时宜的批判者，承担起“啄木鸟”那样的功能。你的声音一定会让人感觉很刺耳，但是，你的声音又是这个社会进步所最不可或缺的。
政府出台了一个对百姓有利的好政策，体现了一种进步，难道评论家们不应该去赞美和鼓励吗？不要怕缺少鼓励和赞美，在评论家准备动笔进行评论之前，赞美的声音早就铺天盖地了，宣传干事们早就把政府这个政策的意义进行了充分的阐述，进行了远超出其现实价值的拔高，一二三四，首先其次再次最后，表现了，体现了，彰显出，展示出当许多文体早已充当了吹鼓手，时评还能怎么去赞美呢？在众多溢美之词的基础上再添加一些形容词，再上升到更高的高度？
当其他文体都取向赞美之时，这个社会需要有一种文体去扮演质疑和批判的角色，时评无法推卸这种挑刺的责任。为了社会的进步，时评要担当起那种让人感觉不舒服的角色。
一个再完美的政策，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它也可能有缺陷和漏洞，有政策的设计者没有想到的地方，有某种思维的死角和理性不及之处，需要目光锐利的时评家毫不留情地指出其缺陷。指出缺陷，既是为了补上漏洞，也是为了提醒决策者对制度可能导致的问题进行先在的防范。
一个再客观的制度，由于决策者的利益立场，也可能隐含着某种利益偏向，隐藏着既得利益者某种自利的安排，这时候，时评家要目光敏锐地发现这种包裹着利益的规定，并将其挑出来，吁求更公平的制度。
一种再完美的善，它也可能隐含着某种问题，它可能在个案上满足人们的某种道德感，符合人们的直观感觉，却不符合普遍的正义价值。正义优先于善，时评家这时要突破那种浅层的道德感和廉价的同情，而选择追求一种更深层、更普遍的正义。
公权力需要怀疑，而且是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去怀疑，这应该是时评家永远的格言。基于公权力的侵略性和伤害性，还有其巨大的合法伤害权，应该永远对公权力的所作所为保持质疑的目光，正像政治学常识所告诫我们的，要将其想象成一个随时会作恶的魔鬼，而不是想象成天使。不用担心这种怀疑和批判会伤害公权力的积极性，只有以不信任和“最坏可能的想象”为制度起点，才能在制度上保障一个有公信力的、好的结果。
人性需要怀疑，因为人性是复杂的，人性是自私和幽暗的。歌颂人性伟大的任务交给那些宣传家和鼓动家们，时评家应致力于发现和揭露那些幽暗的一面，并不留情面地去防范和鞭策。只有这样，才能提升这个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评论家应该就是这个社会的牛虻。
那些被赞美的事物需要怀疑，被捧上神坛的东西需要质疑，包裹着道德优势的人值得怀疑，喜欢把正义放在嘴里的人需要质疑，拿弱者和穷人说事的人需要怀疑。不是只批判强者，只批判制度，只批判别人，弱者也需要批判，个人也需要批判，自己骨子里那些劣根性和偏见同样需要反省和批判，不放过所有的恶，一切成为某种定论的东西都不能逃避质疑。这样的批判才算彻底，才是真正的批判。
常有人拿“缺乏建设性”来指责时评家的批判思维：你总是在批判，那你有建设吗？你总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设计出一个完美的政策出来试试？这种反问是很没有道理的，社会分工不同，一部分人去从事政策的制定，也要有人充当对政策进行质疑和批判的角色，否则的话，决策者就会陷入封闭之中。我也许设计不出更完美的政策，但我能看出问题所在，于是我就把我的疑问说出来。决策者制定政策，这是一种建设，时评家进行批判，指出可能的问题所在，这也是一种建设，没有这种批判性的建设，政策不可能完善。
还有人喜欢用“善意”和“恶意”来对批评进行区分，说“善意的批评”我就接受，“恶意的”就不理睬。这也是不对的，你怎么能区分批评是善是恶呢？作为一个被批评者，只能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了。除了私人恩怨，在公共事务上，没有人是恶意去批判某个政策的，只有语言上的尖锐与温和，而没有动机上的善意和恶意。这个问题上，被批评者面对批评时要有正确的态度。
时评家，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中很特殊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有两种，一种是钻在书斋中研究高深学理问题的专业知识分子，另一种是喜欢在公共事务上运作自己理性的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保持着毫不妥协的批判精神。时评家在气质上与公共知识分子更接近，不过，他们比公共知识分子更贴近这个社会，他们每天关注时事，对这个社会每天发生的事件保持着密切的注视，于是有着更强的现实关怀。这种与现实的贴近，需要他们保持更为彻底的批判精神，用自己锐利的目光和敏锐的观察力，指出一个个政策中的缺陷，一个个新闻事件中的恶，一个个社会现象中的问题所在。
我之所以强调评论者要有批判思维，还基于这样一种认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在一个批评不太自由的舆论语境中，当批评成为一种禁忌的时候，时评家更要争取那种批判的权利，争取更多的批判话语空间。不能自由地批评，那么，赞美就没有意义了。
三、 不可不重视的求新思维
求新思维，在时评界有较大的争议。我一直坚持认为，一篇评论中应该有某种“新”的东西：评论者在就某个议题写作时，一定要有“求新”的意识，有一个新的角度，有一个新的观点，或有一个新的发现、新的信息、新的表述等。总之，一篇评论中，总得有一个“新”的东西，这样你的评论才会有价值。新闻，只有“新”才能吸引受众注意和体现新闻价值；而评论，也只有观点“新”，观点和观察独到，才能让你提起的议程被关注，让你的观点吸引到公众的眼球，从而推动事件的发展。
简单重复一般常识和进行道德表态的评论有没有价值？关于这个问题几位评论编辑在博客上有过一次讨论。讨论源于对湖北汉川“小糊涂仙”事件的反思（政府为支持本地企业发展，发红头文件下达喝酒指标），评论作者的来稿都缺乏新意，都只是简单地批判这种行为不对。
《潇湘晨报》评论主编杨耕身先生随即在自己博客中对此表示了认同，他认为这些文章“所表达的无非是众所周知的观点，所说的亦无非是正确无错的废话”。他认为，针对小糊涂仙事件的批评，这些作者来稿中所强调的观点，新闻报道本身就已经包含了，评论再重复新闻已前置的观点并没有什么价值。
《新京报》评论主编王爱军先生看到我们的博客讨论后，在博客中表达了不同观点，他提出了几条反对意见：第一，时评是新闻的一种。新闻是要重复的，有人三年前讨薪跳楼，现在还有，不能因为曾经报道过，就不报道。第二，时评不是供人当花瓶欣赏的，那是副刊的某些特性，时评必须为时而作，干预生活。有什么样的社会事件，就可能有什么样的评论。第三，一些荒唐事继续荒唐着，时评没有完成任务。对“显而易见”的荒唐闭口不谈，正是作恶者所期待的。第四，其实，世界上没有什么道理是新的，重复是必然的。启蒙时代的中国，或许更需要天天讲，年年讲。第五，时评有两个功能，一是阐述理念，更新观念，所谓挖掘别人没有挖到的宝。还有一个，就是推动事件的合理发展。事件最后在舆论的推动下合理结束，即使是没有深刻的含义和高深的道理，也功莫大焉。第六，时评的最大的特点是公民化，千万不要搞成孤芳自赏、圈子里的东西，这是要警惕的，离开了市野街巷，时评行之不远。
王爱军说得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我认为，从传播效率上看，新的观点能起到更高的传播效率。时评确实是一种公民表达，但时评既然刊登在报章上，就不仅只有传者，眼里更要有受众，不是光表达出来就行了，还要讲究一种传播价值和传播效率。
这方面，《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内部曾与领导有过一次博弈。报社出台版面考评体系，把评论的“独家”放到了一个很高的评价位置，也就是说，只有文章独家，这个版面的评分才高，编辑才能多拿奖金。后来我们几个编辑认为，不能用新闻版的评价体系来要求一个评论版：首先，相比那些每天都出评论版的市场媒体，我们每周只有三个版，用稿速度根本赶不上市场媒体，要求独家是很难的；最重要的是，评论跟新闻不同，新闻在于报道事件真相，真相只有一个，所以独家对新闻很重要，而评论不一样，对同一新闻事件有很多思考角度，观点是一个竞争的市场，所以，评论最大的价值在于独到，独到的评论才能体现一个评论版的品质。
评论要避免成为新闻的配角和附庸，必须要有超越新闻的独立价值，这就是观点和观察的独到，要有某种“新”东西。避免重复那些众所周知的大道理，避免写那些每个人看新闻第一眼就能想到的观点。简单的道德批判是思想懒惰的表现。在一般人能想到的地方再作进一步的思考，你就会有新的发现。

第八讲 评论的逻辑
网上有个笑话，将“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恶搞成“不想当厨子的裁缝，不是好司机”，搞笑之处就在于违反了逻辑同一律。评论中经常有这样的概念偷换。
作者
评论是一种讲理的艺术，在我看来，这种“理”，起码包含三个层次，其一是理性，其二是逻辑，其三是伦理。理性是知识论上的，逻辑是方法论上的，而伦理则是道德层面对这个职业的规范。三种“理”中，最基本的“理”应该是方法论层面上的“逻辑”。
看评论，一般人都注重看评论的结论，看评论者对一个事件或人物的判断。这是外行人阅读评论的习惯。而在内行人眼中，作为判断的结论当然重要，但他们更注意的是方法论，即作者是通过什么“方法”得出这个结论的，论据能不能支撑结果，论证和推理合不合规则，引用的事实是不是真的，等等。如果“方法”不对，结论再怎么符合公众的期待，都不是一篇成功的评论。
这种将论据和结论联系起来的论证过程和方法，就是逻辑。
一、 一个典型的逻辑谬误案例
为了使大家对评论的逻辑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先引用一篇文章： 法学家和他们的长期郁闷
11月27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主编、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陈桂明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终年50岁。这是继54岁的蔡定剑教授之后，又一位中年法学家因为癌症英年早逝，在微博等网络论坛里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叹息与惋惜。有网友感慨：做法学的，难免长期抑郁悲愤，积劳成疾，继之以英年早逝。悲乎！
法学家易郁闷成疾甚至致癌？这种判断显然纯属臆断，没有科学依据。轻易下这样的结论，更多是一种感慨，算不得科学结论。至于这种感慨本身该怎样认识，还是值得琢磨一下的。
应该看到，随着社会对于法治的重视，法学也日益成为一门显学，很多法学家成为这个社会的香饽饽：从政、挂职、搞法制讲座、接受媒体采访、各种司法考试辅导班可谓热火朝天一派繁忙景象。但另一方面，很多知名法学家的确有郁闷的一面，因为他们对于法治水平的期待更高，对法治困境认识得更透彻，所以忧虑也就要更多一些。笔者就曾在不同场合分别听到过陈桂明先生对于法院独立性不强、人为因素干预民事诉讼的忧虑；听到过清华大学王保树先生对一些“负一定责任的官员”对于法治态度的漠视表示感慨
笔者感觉对法治状况感觉“忧虑”的学者们都有一个相似的来源，那就是权力对于法治的挤压。比如为了政法系统政绩大搞“公审公判”，比如政府悍然给法院发公函指导法院某某案子应该怎么判，再比如有的地方官员拿“维稳”这个幌子大搞“稳定压倒法治”的非法截访这使得如江平先生这样的老法学家也感慨，虽然“总的对中国的法治的前景，还是抱乐观态度的，但是不能够排除在一段时间之内，在一定的政策引导下，法律出现倒退的情况”。
这些现状确实值得我们反思：光是立法条文数量的大大增加，以及依法治国的口号喊得很响，还不足以构成我们对于法治的信心。面对远远谈不上完美的法律水平，该持何态度？不排除有些法学家欣然接受现状，甚至如鱼得水自得其乐；但也有大批法学家像江平先生说的那样，“对于一些倒退现象指出来并一再地呐喊”，因为“一个搞法律的人如果允许法治倒退是很悲哀的事”。这样的选择，或许也就注定了“郁闷”的如影相随。
回过头来再看“法学家容易郁闷”这个命题，你会觉得它百分之百是个伪命题吗？它就一点意义也没有吗？诚然，蔡定剑、陈桂明两位先生的疾患可能各有具体原因，但梳理这个时代的法学家们的郁闷可以发现，根源还是在于权力的泛滥与不受约束，在于各种形态的“权大于法”，而这些，已经不只是“加强法治建设”就能完全解决的，有很多需要继续发展民主政治才能约束。这样再次证明，“民主与法治”是一体双翼，缺了哪个都不可行。案例分析
这是一篇很典型的不讲逻辑的文章。我明白这篇文章作者的意思，是想借“法学家英年早逝”这个新闻由头，发一番对中国当下民主法治环境不尽如人意的感慨，可是，你这篇评论的新闻由头是“法学家英年早逝”，跟“法学家的郁闷”有什么关系呢？恐怕没有逻辑关联。法学家英年早逝，只是个案，作者只看到了近来的两起，一两个人的早逝不能推断出这个群体总体的特征。这个群体的英年早逝，从数理统计上看，并没有其他群体明显。法学家的郁闷，也是一个想当然的伪命题，法律涉及每一个人的利益，法治不健全，不仅法学家郁闷，每个生活在这种法律环境下的人都可能郁闷和压抑，法学家不会比普通大众更郁闷。
文章显然贯穿着这样一条逻辑链条：因为中国法治不健全，所以从事法学研究的法学家们很郁闷；因为他们很郁闷，所以更容易英年早逝。虽然作者在文章中一再回避这样的推断，可他将这几个问题联系在一起说，以“英年早逝”说“法学家的郁闷”，暗示和引导着读者朝这样的逻辑去思考。不然的话，无法解释为什么将这几个命题放在一起说。逻辑的问题，有时候无须明言，它隐含在命题的选择和联系中，将哪几个命题放在一起说，那几个命题之间的联系，就表明了作者的逻辑和判断。
作者一再强调“这种判断显然纯属臆断，没有科学依据。轻易下这样的结论，更多是一种感慨”，说明作者也是知道这样的判断是很不合逻辑的，但他还是将这种不合逻辑的感慨表达了出来。这是很多初学评论者写作时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即如何将一个很模糊的想法在理顺逻辑之后表达出来。你可能会灵光乍现，隐约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其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但又觉得自己无法将这种逻辑理顺，觉得两者的关系比较牵强，仅仅是一种很模糊的联系。这时候，你一定不要轻易就下笔，不能自己脑袋一团糨糊时就开始下笔写作，并企图用情感和道德去将含糊掩盖起来，诉诸情绪或者修辞遮掩逻辑上的问题，那是掩饰和遮盖不了的。你只能正视逻辑，谨慎地推理和论证，理顺逻辑后再下笔，用清晰的逻辑和流畅的论证为读者讲道理。
逻辑，是人的一种抽象思维，是人通过概念、判断、推理、论证来理解事物的思维过程。从这个定义来审视，《法学家和他们长期的郁闷》一文中充满着逻辑上的谬误。比如概念，形式逻辑要求概念须具有同一性，要么是指称个体，要么是指称全体，作者新闻由头中的法学家都是指两位具体的法律学者，而到了后面，都是指称一个群体了；还有作者所谈的“郁闷”，先是说“（法学家）对法治困境认识得更透彻，所以忧虑也就要更多一些”，然后在论证中将这种普通的“忧虑”偷换为“郁闷”，最后又偷换为病理性的“压抑”，暗示是这种压抑造成法学家的英年早逝。比如判断，逻辑要求每作出一个判断都要给出依据，作者作出了好几个判断，都没有给出论据，比如“法学家英年早逝”这个判断上，就没有数据支持这个判断。推理和论证就更不合逻辑了，因为你无法在他所提出的这几个命题间寻找到联系。
作者写作时是脑子中一团糨糊，读者也看得云山雾罩不知所云。其实，法学家的郁闷这个话题，完全可以换个新闻由头来谈，就“一两位法律学者英年早逝”这个由头谈很不合适，因为其间并没有联系。时事评论，往往是阐释那些你由某个新闻由头激发的思考，这样的联系要求由头与评论间有某种逻辑关联。
评论是一种致力于说服人的文体，如何才能让人信服和接受你的观点呢？你必须讲理，这个理是什么？就是逻辑！逻辑是一种交叉的共识，或者说是一套实现交流和达成共识的规则。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政见，但为了可交流，须接受一套共通的关于讲道理的规则，那套规则就是逻辑。价值观不同没问题，但不同价值观的人是可以坐下来一起交流问题的，因为大家都信守逻辑。
逻辑无涉价值，它是一套比价值更优先的元规则。
逻辑学是一门比较复杂和繁琐的学问，听听这些概念你的头就会大了，什么复合命题、联言推理、相容和不相容的选言命题、假言推理、模态命题，等等。不过，评论是一种公民表达的文体，它对逻辑的使用牵涉不到这么复杂的概念，论证时常用的逻辑也就集中在几种基本的推理上：演绎、归纳和类比。
五、 评论中常见的逻辑谬误
在这一章的内容中，我会举一些网上好玩的段子和评论中常见的错误，来让读者对逻辑谬误有更形象和直观的理解。
网上的那些段子之所以可笑，玩的其实都是逻辑谬误，可乐之处正在于“逻辑谬误”。符合逻辑的事物是不会成为让人捧腹大笑的笑话的，因为尽在人的意料之中，符合人们的思维习惯，就没什么好笑的了。而当某种推理超出常态的逻辑，得出某个很明显不合逻辑的荒谬结论时，当这种荒谬以荒诞滑稽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就让人忍俊不禁了。“逻辑谬误”就是笑点。
1 以偏概全
网上有个段子说：公园里有一对恋人正在甜蜜幽会，女孩撒娇说：“老公，我牙痛。”男孩吻了女孩说：“还痛吗？”女孩说：“不痛了。”一会女孩又撒娇说：“我脖子痛。”于是男孩又吻了女孩的脖子说：“还痛吗？”女孩高兴地说：“不痛了。”旁边有一老太太看见了，忍不住说：“小伙子，你真神啦，能治痔疮不？”
还有个段子说，有个人吹牛说： 上大学我逃过课、挂过科、甩过人、被甩过、打过架、记过过 哎，能干的我都干过了。有人立刻回复说：你死过吗？
这两个段子的可笑之处，都在于“以偏概全”：根据很有限的例证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老太太仅仅根据表象上的“吻了嘴嘴就不痛”、“吻了脖子脖子就不痛”得出这个小伙子“吻能治病”的普遍结论，非常可笑。那个吹牛的人也是，举了几个例子，就说“能干的我都干过了”，一句“你死过吗”就把他噎回去了。
评论中经常会出现“以偏概全”的谬误。仅仅看到一两个富二代酒后开车撞人了，就谈论“富二代群体不道德”的社会问题；看到几个老师不好好上课、到处走穴，就说老师群体已经陷入拜金主义崇拜之中，失去了教师应守的师道。还有人喜欢动不动就说“官员群体”、“农民工群体”、“大学生群体”如何如何，动辄上升到对一个群体的批判，习惯使用“全称判断”，这犯的就是以偏概全的错误。
2 推不出
顾名思义，就是从给出的论据推不出他想要证明的结论。比如，媒体报道说广州地铁员工家属乘坐地铁都免费，批评这是垄断企业不正当的福利。而地铁的老总解释说：让家属免费坐地铁是为了反恐。
这犯的就是典型的“推不出”谬误，因为从“反恐”推不出“必须让地铁员工家属免费”。员工家属在反恐上并没有特别超人的能力，反恐也跟免费没有什么关系。地铁为了反恐，可以有许多措施，比如进行安检、限制流量、限制带刀具，但推不出“让家属免费坐地铁”。
正因为犯了推不出的谬误，这位老总的这段解释引来如潮的批评。
本讲开头提到的那篇文章，犯的也是“推不出”的逻辑谬误。由一两个法学家的逝世推不出“法学家英年早逝”这个命题，由“中国的法治缺陷”也推不出“法学家比一般人更郁闷”这个命题。
3 假性因果
假性因果，假性相关，也叫“后此谬误”（后此，故因此），即两者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是虚假的，只不过是时间上先后发生，不是因为发生在前面，就是原因，不是因为发生在后面就是结果。
历史研究上经常犯这样的逻辑谬误，因为某个历史事件发生在前面，就把这个事件当作另外一个事件发生的原因，并冠以“直接原因”、“间接原因”、“导火索”、“推动了进程”之类因果标签。强迫症的一大表现，就是在毫无联系的两个事件间扯上因果关联。比如某天出门时抬的是左脚，那天受到老板夸奖了，于是就将“老板夸奖”归因于“出门抬的是左脚”，以至于每天出门时都强迫自己必须抬左脚，哪天忘记了抬的是哪只脚，非要打车回家重抬一下左脚。
网上有个笑话说：2010年5月18日，温总理一出访德国，5月31日，德国总统克勒就辞职了；5月11日，温总理一出访日本，6月2日，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就辞职了。这其间好像有某种因果关系，其实是假性因果。德国总统克勒辞职，是由于其“不当言论”；而鸠山由纪夫辞职，则是由于民意支持率很低，党派压力迫使其辞职。两者跟温总理的访问都没有任何因果关系，这完全是时间上的巧合而已。这是典型的假性因果。
守株待兔寓言中那个人，其实犯的也是“假性因果”的逻辑谬误，在树边碰巧有一天兔子撞死了，以为守在树边就可以天天碰到被撞死的兔子。将两者联系在一起时，一定要找到两者间的因果是怎样发生的，而不能仅凭时间先后关系就判断。
有一个成语叫多难兴邦，也是假性因果。多难，并不会必然导致“兴邦”，只有在灾难中总结教训，反思错误，积累经验，才会为兴邦创造条件，否则，多难只能给国家带来毁灭性的后果。贫穷是成功的催化剂，苦难是成功的垫脚石，等等，只是用来励志的，实际上也是假性因果，并不是贫穷导致了成功，相反，富裕比贫穷有更好的成功条件，如果贫穷而不更加努力奋斗的话，贫穷只能意味着失败。
评论写作中常会犯这种逻辑谬误，尤其是在对杀人案的归因中。比如，福建南平校园惨案后，许多人对杀人者的动机进行归因，认为是房价过高和工作压力导致他杀人，然后将杀人归咎于体制，这就是假性因果后来医学鉴定表明，此人精神很不正常。江苏某地发生一起凶杀案，媒体用的标题是：大学生因为高房价，锤杀丈母娘。这也是假性因果，高房价与杀人并没有因果关系，杀人是极端的人所干出的极端的事。
评论者在归因时如果带着先入为主的偏见，就很容易陷入这种假性因果的谬误中。这种假性因果的逻辑有着较严重的社会危害，在杀人案中这样归罪，无异于是为杀人者寻找正当的借口。
还有一种假性因果，属于认知偏差的问题，将一个很复杂的结果归结于某一个原因，或过于强调某一个原因。比如有人根据受大学教育与没有受大学教育的人的收入存在差别，就将这种差别归因于是否接受了高等教育。其实正如有专家所指出的：实际上高等教育本身就是一个选择机制，那些很有创意、很有头脑或者智商很高的学生，通过选拔被选到了大学里。即使他们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这两群人的收入差异照样存在。这里就有一个统计选择偏差的问题。（《读书》2010年10月《追问大学学什么》）小案例
“你喜欢坐在教室的哪个位置？”这是剑桥大学的著名实验。教授要求一群学生，进入一个宽敞的大礼堂，并自由找座位坐下。他们发现不同的学生喜欢坐不同的位置。八年后调查显示：爱坐第一排的学生，远比其他学生更成功。态度决定高度。那些学生的能力相当，但“爱坐第一排”的进取心，决定了谁是千里马。
对这个研究，我的评论是： 扯淡的实验。这个实验在逻辑上的谬误是： 假性因果。有网友嘲笑说：想起一个实验，把蜘蛛放在桌子上，大喊一声，蜘蛛跑了，然后把蜘蛛的腿都切掉，再放在桌子上，大喊一声，蜘蛛不跑了，由此证明蜘蛛的耳朵是长在腿上的！
4 滑坡谬误
这个从名字也能看出谬误的意思：声称某事之后将会发生一连串通常是可怕的后果，但却并无充分证据支撑该推论。这样的推论断定，如果再往前一步踏上“滑坡”，就必定会一路滑跌到沟底，亦即假定我们不可能中途停住。
其实，我们常用的“蝴蝶效应”就是一个滑坡谬误：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其原因就是蝴蝶扇动翅膀的运动，导致其身边的空气系统发生变化，并产生微弱的气流，而微弱的气流的产生又会引起四周空气或其他系统产生相应的变化，由此引起一个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其他系统的极大变化。
其实，蝴蝶扇动一个翅膀所产生的微弱气流，是否能引起四周空气或其他系统产生相应的变化，接下来会不会产生其他连锁反应，是很不确定的，得依赖一定的气候、气象和地理条件，不符合这个条件的话，连锁反应就不会发生。你不能仅仅因为初始条件下可能存在某种情况，就像滑坡一样无限地推下去。
管理学在强调“细节决定成败”时都会跟学生们讲“一个马钉亡掉一个帝国”的欧洲民谣：丢失一个钉子，坏了一只蹄铁；坏了一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这个民谣讲的是，在一次生死存亡的战争中，一位将军因为不耐烦要等待马夫钉上最后一个马钉，而匆匆率领军队上了战场，结果一连串的失误导致了全军溃败。一个看似微乎其微的事情，却带来了惨重的损失。马蹄铁上一个钉子是否会丢失，本是初始条件十分微小的变化，但其“长期”效应却关系到一个帝国的存与亡。
这个故事用来强调“细节”的重要性是可以的，但如果用于实际的论证中，就是一个滑坡谬误。评论中常见的滑坡谬误就是这样的，过于强调某个细节的重要性，无限地推演其可能发生的后果，一步步地推演，最后推出一个可怕的结论。其实，现实并不会按照这种推演的逻辑去发生，每一步的发生其实都需要条件，每一步的推演都忽略了应具备的条件，最后的结果当然非常可怕。
避免滑坡谬误的最好方法就是，每一步的论证都拿出充分的论据，而不能忽略条件、含糊其辞地连锁推理。或然不能推出必然，滑坡之滑在于，用一连串弱关系、微相关的“或然”，在连环的推理中，推出一个吓人的结论。小案例
时值情人节，有一位名人在微博上开玩笑说：“情人 陪伴，微博 陪伴，so，微博 情人。”
我跟她开玩笑说：“多几个 ，世界就大同了，哈哈。俺不解风情地乱弹一下，逻辑学上，这可能叫滑坡谬误： 不合理地使用连串的因果关系，将可能性 转化为 必然性 ，以达到某种意欲之结论。”
5 概念偷换
这是实际中见得最多的逻辑谬误。因为概念非常容易被偷换。先举两个偷换概念的网络段子：有一只老虎感冒了，想要吃掉熊猫，熊猫哭了：“你感冒了，干吗要吃掉我呢？”老虎说：“广告上都说了，感冒就要吃白加黑！”（熊猫身上黑白相间，被偷换成了“白加黑”。）熊猫遇到从超市里怒气冲冲出来的袋鼠，问道：“怎么了，气成这样?”袋鼠喘着气说：“不许我进，非让我先存包!”（袋鼠肚子上的袋子被偷换成了“包”。）正像我在前面的“三段论”中所讲，逻辑推理需要保持概念的同一性，不能前后概念不一，前面的“人民”是一个集合概念，后面的“人民”变成了非集合概念，概念不统一，随意变换某一概念的含义，逻辑上肯定就会产生谬误。
与偷换概念类似的是转移论题。网上有个经典的段子：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谈政治；你跟他谈政治，他跟你讲民意；你跟他讲民意，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跟你讲法律。评论写作中，经常会出现这种逻辑谬误，尤其是在观点的争鸣中，论者会故意转移论题，寻找有利于自己的角度，这样的转移论题常使得交锋不是针锋相对，而是各说各话。
6 诉诸非逻辑
使用非逻辑的方式代替论证。这些非逻辑手段包括权威、民意、情感、无知、道德、沉默、比喻等。
（1） 诉诸权威。
许多评论作者特别喜欢在文章中引用名人名言，尤其是政治家和领袖人物的名言。这些名言，可以作为丰富文章内容的材料，但不能作为论证某一观点的论据，因为名人名言并不一定就是真理，它本应受到逻辑的拷问，而不能直接拿来支撑某个论点。比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话细细琢磨其实也可以说是没道理的，为什么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呢？我虽然没有调查过，但我从逻辑上发现了问题，为什么就不能指出来呢？
（2） 诉诸民意。
民意也常用作论证的论据。比如评论家就经常这样引用数据：调查中，多大比例的民意支持某个政策，民意倾向于支持出台某个规定。这样的民意数据，也是不能作为论据的。因为民意并不就意味着正当、合法和正确，多数人支持的某件事，并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可能出现多数人暴力，也可能出现多数人眼睛被蒙蔽的时候。在现实的价值次序中，有太多的比民意更优先的价值，比如法治、逻辑，等等。
（3） 诉诸情感。
也就是常说的以情动人，而不是以理服人，用煽情代替逻辑推理。比如，我的朋友张天蔚曾经在“撞了白撞”这个法律条款上跟另一个朋友争辩，他是支持“撞了白撞”的，而另一个朋友反对。开始还好，大家都在讲理，后来那个朋友文章中开始出现“难道你能忍心看到被撞者那血肉模糊的悲惨场景？你还会支持撞了白撞？”，他就知道这个交锋没法进行下去了，因为对方不是讲理和逻辑，而是诉诸情感，诉诸怜悯和悲情，那就无法在对等的层面上进行交流了。
（4） 诉诸无知。
这种谬误常见的表述句式是： 没有证据证明某种东西存在或者不存在，所以，它不存在或者存在，以诉诸无知作为某些证据。例如：我们没有证据说神不存在，所以神一定存在。又例如：由于我们没有关于外星人的知识，这表示外星人并不存在。时事评论的推论中也常可以见到这种谬误：因为不知道官员的财产状况，所以可以推定他们有问题。官员有问题要拿出证据去证明，而不能先入为主地推定，以“无知”作为论据。
（5） 诉诸道德。
在逻辑上无法站住脚时，就诉诸道德，站在某种道德优势上进行道德批判。比如，无法论证名人拿外国绿卡有什么不正当，就以“一边争着拿外国绿卡，一边赚中国人的钱”这个道德命题进行批判，在“爱不爱国”的问题上站到道德高地上。推不出“名人接受采访索要采访费”有什么不正当，就抡起道德大棒砸名人。在一个有着厚重儒家道德传统的社会中，这种诉诸道德的方法是很管用的，许多不讲逻辑却戴着道德面具的谬误招摇过市大行其道。
（6） 诉诸沉默。
先讲一个段子：一老头退休后闲得无聊，于是便天天教鹦鹉说话，每早必教它说：“早上好！”可是几个月过后，鹦鹉仍不开口。老头为此十分气馁，这天早上便没有再继续教了。这时，只听鹦鹉对着老头大喊道：“老头！今天牛了啊，见我也不问好了！”
这个老头就犯了诉诸沉默的谬误，鹦鹉保持沉默，老头就以为它不会说话了。许多国家司法中都引入了“沉默权”，沉默并不意味着认罪，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而中国司法在过去很长时间都遵循这样的原则：保持沉默，就默认了指控。
（7） 诉诸比喻。
也就是以喻代证，用作为修辞的比喻替代逻辑推理。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这些都是经常出现在评论中的话，可这些其实都是比喻，梅花是梅花，宝剑是宝剑，彩虹是彩虹，这仅仅是比喻而已，梅花香自苦寒来，那是梅花的生长习性使然，并不意味着穷人也像梅花那样。比喻在论证中都是蹩脚的，以比喻作为论证手段，其实都是在偷换概念。
有个段子。夫妻离婚争孩子，老婆理直气壮地说：“孩子从我肚子里出来的，当然归我！”老公说：“笑话，简直是胡说八道！取款机里取出来的钱能归取款机吗？还不是谁插卡归谁！”这种比喻在论证中是很不恰当的。小案例
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的微博博主窦含章说：“民主的霸道：许多人认为生物多样化、文化多元化是好的，可一谈政治制度，就变成民主至上的一元论。这样的态度其实和十字军、纳粹在本质上没什么不同，都是霸道。现在这些人都在为中东革命欢呼，可我觉得，西方民主一统天下只能是灾难既然破坏生态平衡会导致毁灭性后果，破坏政治平衡为什么就不会？”
一位叫沪上韩老大的网友用比喻反驳他说：“窦含章发现每天吃饭也是 一元化 ，从此改为吃屎。”
我的跟评是：“争论多源于评论者喜欢滥用比喻，而不习惯就事论事地谈。比喻虽然形象和直观，却偷换了论题。这位沪上韩老大一个关于吃屎的比喻，就把窦含章的比喻灭了。比喻和修辞是争论之源。”
（8） 诉诸信心。
时评文章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语句：我相信中国的公民社会会如何如何，我相信在某某的调查下会真相大白。这种相信，仅仅是一种个人的“信心”，不存在逻辑上的推理效果，不能作为论据，只是强化表达的效果，而无法起到论证作用。
7 反问谬误
评论中经常会出现反问： 如果是你，你会怎样？假如你是受害者，你会有什么反应？以这样的反问进行反驳。
我在评论写作中就经常遭遇这样的反问。比如在辽宁本溪张剑刺死拆迁者一案和湖北巴东的邓玉娇案中，我认为张剑杀人和邓玉娇杀人已属于防卫过当，这种判断遭到了许多网民的攻击，他们就使用了反问的句式：如果当你或你的家人遭遇那样肆无忌惮的暴力拆迁时，你能够理性地计算怎样才是“不超过防卫的限度”吗？你能不愤而反抗以捍卫自己的家人和房屋吗？如果邓玉娇是你的妻子或女儿，当她面临一个淫官亢奋的性侵犯，当她愤而反抗刺死淫官时，你会冷静地说这是防卫过当吗？这种把人推向具体情境、逼人设身处地考虑的道德绑架听起来很有诱惑力，其实是一种谬误。设身处地是不错，可是，即使我也作出同样的反应，也并不能证明我的反应是正确的。评判一种行为正当与否，衡量的标准是法律，而不是诉诸“同情”。
用这种反问的逻辑我同样可以反问，如果你是那个被张剑和邓玉娇刺杀者的家人，如果你是刀下之鬼，你还会赞成这是正当防卫吗？换一种利益立场，换一个身份，观点立刻会完全不同，这样的设想其实是没有原则的。法律判断不能为某一个人设身处地，而要为每个当事人设身处地。
典型的反问谬误是：杰斐逊反对奴隶制，可是他自己也有奴隶！所以奴隶制是正确的！你说抽烟有害，可是你自己也抽烟，说明抽烟并没有危害。
看看网上一个段子：某天考生物，其中有一题是看鸟的腿猜出鸟的名字。某生实在不懂，生气地把卷子一撕准备离开考场。监考老师很生气，于是问他：“你是哪班的？叫什么名字？”某生把裤腿一掀，说：“你猜啊你猜啊。”看上去好像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其实也是反问谬误。
马少华先生也曾在博客中分析过“以 言行不一 反驳别人为什么是一种谬误”，他引用了《批判的思考》中的例子：有时一个人的主张看起来自相矛盾，但不是和他先前的言论相矛盾，而是和他的实际行动相矛盾。如，约翰逊也许要我们大方点，但我们都知道他本人却吝啬得无以复加。嗯，约翰逊很可能是个伪君子。但如果我们以约翰逊的吝啬和伪善为由，认为他说的话不正确，那我们就犯下了自相矛盾型以人为据的谬误。
“言行不一”是一种伦理问题，而跟逻辑无关。你可以以“言行不一”来批评一个人的道德，而无法以此质问一个人的逻辑。只要其在逻辑上是自洽的，行为并不能否定其逻辑。
8 稻草人谬误
也就是“假想敌”，这样的谬误常常出现在观点交锋中：设立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耙子进行批判。对手的观点明明是A，可为了自己批评的方便，将对手的观点推向某个极端或贴上某个标签，说成是B，然后对着B观点大加批评。
比如我在评论中就经常遭遇这样的稻草人谬误。我写过一篇文章叫《“网友曝”是一种很恶劣的新闻文风》，批评一些纸媒记者，不经严谨的调查和细致的核实，就以“网友曝”的叙述方式将网帖内容直接当作新闻报道出来，这是一种违反新闻专业要求、很不负责任的行为，降低了纸媒的品质。这篇文章遭到了一位叫胡安东的作者的批评，他撰文认为“扼杀网友曝光是另一种越界追捕”，称我的文章有扼杀网友曝之嫌，会致使刚刚起步的网络舆论监督出现重大倒退。
这其实就是一种稻草人谬误。通读我那篇文章，我只是就事论事批评纸媒记者的不负责任，不经核实就把“网友曝”拿到报纸上，丝毫没有否定网络舆论监督，甚至没有否定“网友曝”本身而是强调这是网友的监督和表达权的体现。我说得非常清楚：网友当然是可以曝的，但当记者将这样署着自己名字的新闻写到纸媒上时，就不能跟着“网友曝”走了，而应该用记者自己的调查和核实去写新闻。可这个“反对纸媒直搬网友曝 ”的观点，被偷换成了“反对 网友曝 ”，“反对网友曝”成了一个作者批评的假想敌。
这样的谬误在争鸣中非常多，这体现了观点交锋的浮躁，不准确地解读对手的观点，而是戴帽子、贴标签或归类到某种主义，将对手的观点归类为某个公众痛恨的理念，那样就很方便自己批评了。
因为这种谬误在评论中经常可以看出，这个问题上我多说几句，再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童大焕先生某天发表在《新京报》的文章《禁止群租是在保护承租户吗？》，是针对“禁止群租”的新闻发表的评论。新闻由头是：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出台了《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在新规中，对于分割出租行为有明确规定：出租住房应当以原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人均租住建筑面积不得低于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如果出租人违反了上述规定，由当地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作者在第二段中提出了自己的论点： 这实际上是禁止群租。同时还规定地下储藏室不允许出租这样做的目的，应该是为了让承租人保持基本的体面和尊严，不居住在过于窄小的空间里。但它的实际效果，可能会使房屋供应更为紧张，加剧供不应求的市场局面，从而助推房租的上涨。然后下面就围绕这个论点进行了论证。
这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稻草人谬误”，谬误发生在哪里呢？作者用了一句：这样做的目的，应该是为了让承租人保持基本的体面和尊严，不居住在过于窄小的空间里。但住建部的文件中根本没有提及这个目的，作者纯粹是猜想，然后将所有的批判都指向这个“猜想”，这种猜想，就是作者设立的一个“稻草人”。
住建部出台这个规定，目的肯定有许多，绝不仅仅是作者所猜想的“应该是为了让承租人保持基本的体面和尊严”，比如，也是为了保障承租人的安全问题（有地方发生了群居导致的火灾），也是为了邻家的安静权（群租会给邻居造成很大的骚扰），等等。臆想出一个原因，并将所有的批评都指向这个臆想出的靶子，这样的谬误在评论写作中经常可以看到。
9 虚假两难
先看看几个可乐的网络段子：“如果你老婆和你情人同时掉进水里，请问你是再找一个丰满型的还是娇小型的？”“还找不会游泳的。”说吧，你是想死呢还是不想活了？楼主：李宇春和芙蓉姐姐同时掉水里，你手里有一块砖，你砸谁？
暴强回复：谁救砸谁。这些都属于虚假两难谬误。营造一个虚假的两难困境，其实根本不存在两难，而可以有多元的选择。“你是想死呢还是不想活了”，甚至不是两难，而是“只有唯一一个选择”，只能选择“不想活了”。
孩子小的时候，妈妈经常会问这样的问题：以后妈妈和媳妇同时掉到水里，你会先救谁啊？爸爸和妈妈，宝宝更喜欢谁啊？这是虚假两难。官员反问记者，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这也是典型的虚假两难。
复杂问题谬误
在一个向别人提出的问题中悄悄地置入自己的倾向和结论，就是复杂问题谬误。
比如人民大学的马少华先生就曾撰文指出过一个复杂问题谬误。河南版的“佘祥林”赵作海的冤情被洗清后，坐了10多年冤狱的赵作海被法庭宣布无罪释放，当时就有记者问赵作海：“你要感谢谁？”赵作海喃喃自语：“我感谢谁？我不感谢谁。”
记者问赵作海“你要感谢谁”，这就是一个复杂问题谬误，因为这个问题中已经悄悄地置入了记者的结论：赵作海一定要感谢谁，非要找出一个人来感谢一下。其实，赵作海的冤屈虽然被洗清了，可是，他坐了10多年冤狱，受了很多苦，如今只是一种迟到的纠错，这是本属于他的正义，他根本无须感谢谁。如果不注意，很容易就被记者的问题搞晕。
记者的采访经常会犯复杂问题谬误的毛病。刘翔打破世界纪录获得冠军，记者会在第一时间将话筒伸到刘翔面前问：你这时候最想感谢谁？其实人家刘翔最想做的是休息一下，喘口气。可被记者的问题绑架了，刘翔只能迎合记者的问题说几句“感谢国家、感谢教练、感谢家人”之类的套话。
还有，记者采访时会问明星： 你究竟喜欢《红楼梦》哪一点？这样的问题预设了一个结论：你是喜欢《红楼梦》的，可是，人家并没有说喜欢《红楼梦》啊。诱导采访中，记者经常使用“复杂问题谬误”去绑架被采访者。
11 词语歧义
先看几个段子： 班上来了一个插班女生，她自我介绍：“我未必会是最聪明的，我未必会是最美丽的，我未必会是最优秀的，我未必会是最幽默的 ”正当班上同学都称赞她的谦虚时，她突然说：“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魏碧慧。”
两头牛在一起吃草，青牛问黑牛：“喂！你的草是什么味道？”黑牛道：“草莓味！”青牛靠过来吃了一口，愤怒地喊道：“你骗我！”黑牛轻蔑地瞟青牛一眼，回道：“笨蛋，我说草没味。”
一人到某汽车销售中心，只见他掏出2000元人民币往桌子上一拍：“给我来辆桑塔纳。”营业员大惊：“你的钱不够啊！”那人不解：“外面不是写着桑塔纳2000 吗？”营业员：“哦那您出门往右拐，那家公司的奔驰才600！”孔子不能解决的问题，老子帮你解决。辽宁台一记者做街头采访，问一过路大爷：“大爷，您怎么看春节大家燃放烟花爆竹？”大爷一愣，认真地说：“我趴着窗户往外看！”词语歧义的谬误很好理解，就是因词语歧义而产生的谬误，这种谬误其实是一种特殊的“偷换概念”。这种谬误在纸媒的评论写作中较少见到，因为写在纸上的文字，是很容易发现词语歧义的，纸上线性的阅读对逻辑有较高的要求。而广播电视评论中，就容易利用这种谬误故意偷换概念了，电视评论一播而过，没几个人会细细品味一句话一个词是什么含义，有什么歧义，是不是同音词，这种谬误轻易就能骗过读者的耳朵和眼睛。
12 小众统计
就是仅仅根据个案作出推论。比如，说吸烟会致癌，但我的父亲吸了一辈子烟，他并没有得癌症。网上都说某种车型问题多，可我的这种车从来没有发生过问题。
评论写作以个人体验、个人身边事、个人观察为依据时，特别容易陷入这种谬误。以个人体验为据，可以增加评论的附加值，但一定要意识到“个人体验”的局限性，认识到这种直接经验可能存在的边界，不能将一种小众统计和特殊个案作为普遍性的材料。
13 实体化谬误
这是指把抽象的信念或假设的构想，当作是实在的事物所产生的谬误。比如有个人说：不是实行男女平等了吗，凭什么哥就不能上女厕所？男女平等仅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并不能适用到“男人可以平等地上女厕所”这个实在的事物上。
评论作者一般都喜欢用他们所学到的那些抽象的理念、理论去分析时事热点，特别要注意这种实体化谬误，当将抽象的理论用到实在的事物上时，要考虑到理论中包含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假设。当理论与现实发生冲突、现实不符合逻辑的推演和理论的推理时，不要首先去怀疑现实，更不能篡改现实以使其符合理论，而要检视一下理论本身的问题。理论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常青。
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逻辑真的命题，不一定事实就为真。凡不合逻辑要求的命题，事实上一定为假；凡是真实的命题，它必合乎逻辑学关于命题的理论。
14 感觉谬误
就是凭表象和感觉想当然地作出的判断和推理，符合人的直觉，但经不起逻辑的推敲。
比如，媒体特别青睐一些关于食品安全方面的负面报道，比如砷中毒、汞中毒、添加剂可能致癌等。可实际上，许多危险是微乎其微的，仅仅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担忧，或者说是根本没有必要担忧。如果完全尊重科学的话，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可能造成的危险远远低于人类在户外跑步时可能猝死的危险，但媒体只会报道转基因食品是多么危险，而不会报道“户外跑步时猝死的危险有多么大”。这就是一种感觉谬误。
伊斯特布鲁克说过，美国人被杀人狂谋杀的可能性，比被雷电击中的可能性还要低，可媒体上充斥的都是杀人狂的坏消息，而对雷电击人关注甚少，营造出一种“杀人狂谋杀比雷电击人多多了”的感觉谬误。
评论写作特别要注意这一点，要纠正大众的感觉谬误，而不能跟着大众的感觉谬误走。关于矿难的坏消息越来越多，其实并不是如今矿难比以前多了，而是矿难报道和处理越来越透明，让人感觉好像矿难增多了；贪官腐败的报道越来越多，并不意味着社会越来越腐败了，而是民众的监督意识越来越强，腐败曝光的概率越来越大，从而造成了腐败频发的感觉，其实可能过去的腐败不比今天差，只不过过去报道不多而已。
15 烟幕谬误
就是制造烟幕，用复杂的前缀和形容词将谬误掩盖起来，从而混淆视线。看一个网络段子：
上初中时候，两个同学（同桌）不知怎么对骂起来了，一个人骂另一个人说：“我同桌是个SB!”另一个人直接急了，回骂道：“你同桌才是个SB!”旁边的一群同学愣了几秒后爆笑不止。直接骂人，人都能听懂，可如果绕个弯子骂人，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听出来，经常容易被绕晕。小案例
黄健翔在微博上发表观点：“有人批评微博里有不良情绪和虚假信息。我同意。问题是，一个健康健全的社会结构必然要有排污渠道，可是当初规划时以为公民不需要，自己拉自己吃就循环了，现在大伙儿不肯这样过了，自然要找自发出口。至于假信息，如果以造假数量、规模、频次排名来关闭传媒机构的话，微博要排到传统媒体后头很多。”有网友问我对这一观点的看法，我的点评是：“黄犯了时评中常见的三个逻辑谬误。第一，以喻代证，将微博比成了排污渠道，就省去了论证。第二，稻草人谬误，关闭传媒 是自设的一个稻草人，也叫 假想敌 。我没听过谁说 因为微博有错就关闭它。第三，转移论题，你跟他说微博有错，它跟你说纸媒错更多。因为纸媒有错，微博仿佛错得正当了。鉴定完毕。”
附录： 数数看，这篇评论中出现了多少个逻辑谬误
看今日航天英雄想当年的好城管
苏文洋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三位航天英雄甫一亮相，他们的生活经历、成长过程、兴趣爱好以及个人性格特点，立即成为媒体密集报道的新闻材料，也成为公众的热议话题。
三位英雄的共同特点是都来自农村，小时候家里都很贫穷。三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经历过改革开放以前生活的中国人，大都对那个时代的贫穷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就是今天，我国农村的很多地方，农民也只是刚刚温饱，还在奔小康呢，谈不上富裕。
我猜翟志刚很可能是新中国太空行走的第一人。三人之中，第一个出舱的人，他的概率最大。我猜测的依据是，他是三人中的指令长，大小也是个领导，危险时干部总是冲在前面是我们的传统。另外，在提到三位英雄的名字时，翟志刚一直排在第一。排名是很有讲究的一门学问，里面可以透露出许多的信息。
翟志刚小时候和父母、五个兄姐一起，在齐齐哈尔市龙江县边缘的十道街过着清苦的生活。长他十岁的三姐翟凤兰说：“小刚小时候挺苦的，我妈那时候岁数也大了，没有奶水给他，家里也没钱买奶粉，他是喝棒子面粥长大的。”天下的事情真说不清，喝棒子面粥的孩子也能身体棒棒的，还走向太空。放在今天，万一家里有点钱，给他买了三鹿奶粉喝，又万一肾结石了，还能不能成为太空人，倒要留一个大大的问号。
闲话少说，回到正题。为什么看英雄，想城管呢？因为我发现，英雄成长中离不开有人性的城管帮助。翟志刚的母亲为了供家里几个孩子读书，在龙江县剧院门口卖瓜子挣钱。一茶缸瓜子才卖一毛钱，翟母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带回家一沓沓皱巴巴的毛票，给翟志刚和兄姐们交学费。翟志刚从小就会各种农活，铲草锄地都是一把好手，而且还很会炒瓜子。“不糊，很香。”他大哥志强夸老弟好手艺。我看到这里，情不自禁地赞叹当时当地的城管，没有把翟母赶走，瓜子没收(或自己吃)。倘若遇上恶城管，翟母卖不成瓜子，兴许翟志刚就上不了学，也就一辈子当农民了。城管或许无意中的积德行善，竟也对中国航天事业有一份功劳。
景海鹏家乡的城管也有功劳。景家住在山西省运城市杨家卓村。景海鹏的父亲为供孩子读书，每年秋天高粱成熟后，拉着平板车走一天一夜远走他乡收点高粱穗，回家坐在小西屋猫着腰扎笤帚。“一个笤帚成本不到一毛吧，但拉到市里能卖三四毛。”老景说自己每天能扎十几个，凑够了一百个便拉到城里走街串巷叫卖。“父亲的腰完全是累弯的。”说起小时候的事情，景海鹏的弟弟海龙泣不成声。看来，天下城管好人多。运城市的城管也放了景老汉一马，给了他一个卖笤帚为孩子交学费的机会。
今天，齐齐哈尔市和运城市一定会为航天英雄从自己的城市和乡村里走向太空而骄傲。他们有太多太多的理由值得高兴，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这里的城管挺人性，非常善良，没有把进城卖货的农民商贩赶尽杀绝，从而让翟志刚、景海鹏的父母亲能够赚取一点微薄的学费，供孩子上学读书，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英雄。我这里替两位英雄的父母亲代笔，谢谢你们，人民的好城管。

第九讲 评论的理性
最应该警惕的就是符合你愿望的谎言，符合你想象的假消息。当一种传言非常符合你的愿望，或某个消息非常符合你的想象时，你要警惕了，有人在利用你的弱点。作为以理性为分析工具的评论人，一定要有“一事当前，先问真假”的理性，不能让自己偏爱消费冲突的弱点轻易被别人操纵和利用。
作者
一、 理性成为自我阉割术
关于时评要不要坚守理性，评论业界曾有过激烈的争论。曾有一家媒体在刊头打出“理性、建设性”的办报主张，还有几家媒体在联合举办的新闻评论最佳作品的评选启事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理性、建设性”的要求，启事是这样要求的：好的新闻评论能为变革加油，更能推动社会点滴进步。在新闻评论的导向上，我们提倡文章的“理性和建设性”，追求“主流、建设性、影响力”的观点，为民生代言，为时局建言。对于只有“挖苦嘲讽”，而无“建设性”，只有“攻击和审判”而无“说理反思”的文章，我们持拒绝态度。这则启事激怒了著名杂文家鄢烈山，他在《“建设性”是嘛玩意》一文中对这样的“评论理性”进行了尖锐和激烈的批评。他引用了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里的话表达了自己的态度：“爱国者的尖锐就是一种神圣的勤勉，他们的热情就是一种炽烈的爱，他们的傲慢就是一种自我牺牲的忠诚；这种忠诚是无限的，因而不可能是温和的。”他说这样的“理性、建设性”是媒体人自制的一顶隐含紧箍咒的花帽，并把这样的理性讥为一种“魏忠贤、李莲英们为了出人头地而净身的选择”（也即“自我阉割”）。
鄢烈山这篇声讨理性和建设性的文章赢得了很多人的认同，我也赞同他的批判。理性在滥用中确实已经被异化了，在对媒体管制的被动接受和主动迎合中附加了越来越多无理的约束，成为绑架言论自由和限制表达的软性枷锁。比如，将理性与“建设性”挂钩，要求评论必须有建设性，必须得提出解决方案，这显然是一种无理要求，“破”难道不也是一种“立”吗？
比如，将理性与“批判性”对立起来，认为理性就是不批评，就是站在政府一边替政府说好话。这种媒体人的自我阉割中，甚至出现将理性解读为一种“不给政府添麻烦”的荒唐认知。比如2010年1月1日，广东《清远日报》总编辑在该报写的署名新年献词中，就引以为荣地写着：“本报总编辑说：不惹麻烦的报纸才是最好的报纸。”
理性沉沦至此，甚至沦为一种沾沾自喜的自我阉割术，以“我理性，故我不添麻烦”摇头摆尾地献媚和邀宠，当然让人反感和生厌。
二、 评论为何要尊崇理性
不过，虽然理性已被污名，但我仍认为评论应坚守理性，将理性视为评论最重要的文体属性。理性这个词被污名，我们所做的应该是为理性正名，而不是抛弃它任其被滥用。不能因为理性被歪曲、被利用、被当成宣传部门规训媒体的工具，评论者就放弃对理性的坚守了。
评论为什么要将理性摆在文体价值次序的首要位置？因为评论不是写给自己看的，不仅仅是喃喃自语的私人表达，而是写出来与别人沟通和交流。不像日记，日记是纯粹个人的事，而评论是一种带着浓厚公共性的文体。在大众传媒上发表评论，就公共话题面向大众发言，是为了寻求共识和赢得理解，为了与别人分享自己对某个事件和现象的理解，为了普及某种理念和传播某种思想，为了在某件事上说服别人接受你的理解。
既然评论是公共性的，是为了交流和说服，为了分享和传播，那一个人靠什么与另一个人进行交流，拿什么去说服别人认同你，凭什么让你的观点可以与别人进行分享？那就需要介质，这个人与人之间理解的介质就是“理性”。古希腊哲人说，人是万物的尺度。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尺度是什么呢？是理性，因为你有理性，别人也有理性，理性是人类能实现交流最基本的介质，你的文章只有讲理，只有坚守理性，才能使你的表达为人所理解，并实现分享、传播、说服和影响的功能。
大家都知道“对牛弹琴”这个成语，对牛弹琴，牛是无辜的，问题出在对牛弹琴者身上。牛是不懂琴的，对其弹琴根本无法实现沟通和分享，两者缺乏沟通的介质。评论所以要坚守理性，将理性置于最高位置，就是为了避免对牛弹琴和不可通约。别人之所以要接受你的观点，跟你这个人没有关系，不同利益立场、不同阶层、不同族群、不同国家、不同身份的人之所以能实现交流，之所以能和谐共存，靠的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理性。社会存在的基础就是每个人的理性，作为一种以说服和分享为目的的公共表达，评论也必须尊崇理性。
所以无论你的评论是破是立，是诉诸情感还是诉诸说服，是建设还是批判，是谈国家大事还是谈家长里短，都必须理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与你外在的世界的最大公约数是理性，让一个远在千里之外、与你毫不相识、同你毫无共同经历的人理解和接受你的观点，唯有靠他和你大脑中那些共同认同的东西作为交流介质，这就是理性。
正如研究评论的学者马少华所言： 正是因为需要在公共领域相互交流理性的意见，才需要理性的表达形式，新闻评论就是这样的形式。
八、 在网络民愤前保持独立判断
有人说：一般情况下，时事评论和网络民意在基本指向及价值判断上是大致吻合的，新闻评论是网络民意的集纳和提炼；在有些时候，新闻评论和网络民意也会产生明显的分歧，甚至形成严重的对立。我不能认同这个判断，所谓“大致吻合”只是一种假象，这种吻合不是原则上的吻合，而只是偶然在立场上的重合和共鸣。
我认为新闻评论与网络民意发生冲突是必然的，这种冲突源于其出发点的不同，这种冲突也是由其表达的性质所注定的，是不可调和的。
新闻评论的判断是基于什么呢？是基于原则。我认为，一个负责任的评论作者，应该有一套自己所尊崇的原则，一套恒定的价值观，把自己的判断建立在那些经过深思熟虑所接受的原则的基础上。什么是原则呢？就是一套抽象的规则。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反对暴力”、“反对以暴制暴”就是原则。反对暴力就是反对暴力，这是一种原则，不管暴力实施者是何种身份，也不管他实施这种暴力有着多么冠冕堂皇的借口，都要反对其实施暴力这种行为，都要强调这最简单的是非，这就是原则。
新闻评论就是要把捍卫这些原则放在判断的首位，因为这些原则对维护一个社会的自由与秩序至关重要，也是一个社会正义的基础。不可想象，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原则和规则的话，哪里还会有什么基本的正义。评论作者们，就应该强调这些原则，捍卫这些原则，不要被身份所迷惑，不要被那些看似正义、实则有悖原则、自欺欺人、包裹着道德辞令的理论所迷惑，整天左右摇摆，被情绪所主宰，把原则踩在脚下。今天在这个事件中的判断基于这个，明天在另外一个事件中又持相反的原则，自己打自己耳光，毫无原则，这样的评论怎能有公信力和说服力？
评论基于原则而判断，而网络民意就不一样了，很多时候是基于立场和情绪，是站队，是简单的表态，是凭着一种简单、原始的道德义愤和情绪，这就必然会产生冲突了。比如在“反对暴力”问题上，评论基于原则反对所有的暴力，而网络民意基于立场，反对的只是强者的暴力，而弱者的暴力他们是不会反对的，而会为那种反抗强者的暴力所欢呼，歌颂暴力，把施暴者塑造为英雄，为暴力寻找许多看似正义的借口。眼中毫无原则，而只有所谓的阶级立场和阶层身份，以施暴者的身份来决定自己是否反对暴力，这必然会与评论所追求的原则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
这种冲突的案例，根本不需要我找典型，相信每一位把自己的判断建基于原则之上的评论同仁，都与网络民意发生过这样的冲突。
网络民意的匿名性、随意性、草根性、民粹性、低门槛表达的特性，决定了网络这种表达方式通常是基于简单、轻率的立场。而新闻评论的写作是实名的、个人化的，纸媒的公信力、写作者的知识水平，决定了其必然尊崇原则，保持一种恒定的、理性的价值观。冲突不可避免。
新闻评论与网络民意的共鸣，很多时候只是原则与立场碰巧重合，比如在反抗权力的时候，比如在曝光腐败的时候，比如在一致把矛头对准霸道的强者的时候。但这时候的共鸣，也只是貌合神离，评论是基于原则而反对权力滥用，反对强者破坏规则，而网络仍是基于那种身份立场。当涉及一些底层之恶、弱者之恶或强者之善、强者的权利要不要保护的时候，这种分歧和矛盾就会尖锐地暴露出来，评论就会与网络分道扬镳。
怎么消解这种冲突呢？妥协和迎合是不行的，评论者所要做的，应该就是坚守自己的原则，不像某些评论作者那样迎合网络所需，不被网络牵着鼻子走，而是尽可能地用自己理性的判断去影响和引导网络，即使很多时候被网络批得体无完肤。当然了，评论作者也不能自闭，有时也要反省自己所坚持的原则，不能让原则成为一种僵死教条，更不能陷入那种为显示比网络高明而故作不同的精英自负中。

第十讲 评论伦理、评论版与评论员
李普曼告诉他的同行们：在自己正确的时候，要克服那种不必要的激情。为什么呢？因为过多地陷入那种激情中，会影响自己的判断。激情容易感染别人，但不妙的是，激情在感染别人之前，首先容易使自己深深地被感染和欺骗，陷于某种自以为是、自以为掌握着真理的激情，使一个人的思想变得封闭，将一种观点推向极端。
作者
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职业精神。马克斯?韦伯在他那篇题为《以政治为业》的著名演讲中，阐述过对政治这个职业的理解，堪称对政治这种职业精神的最经典的理解。“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成为每个医生尊崇的职业精神。
北大法学院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每年新生入学的时候，院长致欢迎辞时都会就法律共同体的精神追求进行一番贴近时局和现实的阐释，这种价值阐释，会向新生们传递作为一个法律人应该养成的职业精神。
西方著名的新闻通讯社和大牌媒体，都会制定自己的《采访和报道的职业手册》，比如路透社的“新闻手册”为记者规定了“标准和价值观”。每个媒体都有自己的标准，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这会成为记者这个职业群体认同的职业规范和伦理。
那么，以评论为业，评论人应有怎样的职业精神和伦理规范呢？
一、 中国人普遍缺乏职业精神
先说说弥漫于中国社会的职业精神缺乏：社会总体上流行着一种浮躁和功利，干什么不像什么，缺乏对本行业职业伦理和行业规范的尊重。
2010年11月央视记者芮成钢在领导人峰会上的表现，让舆论就记者的职业精神进行了一场讨论。在这场峰会上，当美国总统奥巴马让韩国记者提问题时，央视记者芮成钢争抢话筒，使自己成为全球媒体的焦点。人们都把目光聚集到抢话筒这件事上，而很少有人知道他到底问了奥巴马什么问题，两者间的交流也因此不欢而散。
这样的表现遭到了许多同行和公众的批评。记者的角色，在“记者”这个名字中已经作了非常好的定位： 记录事实和真相的人你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而不是表演者，不是评论者，不是代表者，不是演说者。
也许是受到那些“出位者”成名的刺激，如今不少记者都爱在新闻事件中争抢出位，以成为新闻主角、比新闻本身更热为荣。这实际上是记者的失职，记者只是新闻事件冷静的旁观者和忠实的记录者，职责是记录你看到的真相，并引起公众对事实的关注，从而以报道推动社会的进步。公众没关注你的报道，而把眼光集中到你个人身上，你报道的事件未成为新闻，而你借此成了“名记”，这其实是记者的失败。新闻报道人，变成新闻当事人，这不是记者可炫耀的谈资，而是职业上的败笔。令人忧虑的是，新闻界浮躁之风盛行，以非报道的方式成为“名记”的人越来越多。
每个职业都有该职业的核心伦理，对一个从业者的评价应基于在这种核心伦理上的表现。比如，我对新闻发言人的理解是，评价一个新闻发言人职业贡献的唯一标准就是，你发布过多少有价值的新闻信息，在满足公众知情权上有过怎样的表现。对新闻发言人最有力的批评莫过于：你在任期间，并没有发表过多少有价值的言论，并没有在沟通政府与民众中有什么作为，并没有发布过什么大新闻。你成为名人，是你个人的大成功，却是你职业上的大失败。你最大的失败在于，作为一个新闻发言人，一次次却成为新闻当事人。
记得某年央视再次邀请奥运冠军刘翔上春晚献歌时，一再收到唱歌邀请的刘翔看来真生气了，他说了一句很硬的话：我已决定不再当众唱歌，因为我想告诉大家，我是一名运动员，不想做一名歌手。他和教练都表示，作为嘉宾在春节联欢晚会上露面是没问题的，但如果一定要唱歌，那么他们将放弃这次机会，至于演小品就更不可能了，刘翔只想以一名运动员的身份让大家记住他。
这种职业精神是很值得尊重的，我们已经看到过太多不务正业的运动员，作为一个运动员，整天跟商业圈混在一起，又跟娱乐圈纠缠不清，反串许多角色。刘翔说“我是一个运动员”是让人尊敬的，可惜的是，他在“当不当政协委员”这个问题上，没有勇气向“逼”他当政协委员的人宣示这种职业精神，于是每年缺席政协会议都会成为众矢之的。
许多官员没有作为一个公务员“服务公益”的职业精神，而是把官员当作经商那样干：为当官投入了多少资本，就要成百倍地捞回来。他们的职业信条不是为公众做了多少事，而是为自己和子女捞了多少钱。
许多商人没有作为一个商人“谋财但起码不能害命”的职业精神，他们以害命的方式去谋财，把经商当作杀人那么干：为了多赚钱，不惜往宝宝奶粉里加三聚氰胺，往火腿上加敌敌畏，用工业酒精造假酒，给孩子打过期疫苗。
许多大学校长不把校长身份当作教育家，而是当作领导，身上毫无教育家的气质和育人者的儒雅，而是充满官僚的傲慢和商人的市侩。还有，医生没有了医生样，而成了高价药品推销者；专家失去了知识分子的尊严，像演员那样以出位的言论赢得掌声；教授不好好教书育人，到处走穴赚出场费；官员到高校当兼职教授，公务员到煤矿入股当商人
社会秩序依赖于社会分工的有序，而社会分工又依赖于每个行业的人按照这个行业的职业规范去扮演自己的角色，有序地各司其职。当下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正在于职业精神的失落。
评论人，以守卫一个社会的价值底线和捍卫常识为己任，以在时事中传播、传承价值来推动社会的进步，不仅要致力于提起社会人对各自职业精神的尊重，本身更要尊崇评论共同体的职业精神，这样才能使评论忠实地履行其社会功能，并以这种职业精神为其他行业的人树立典范。
四、 应警惕的一些时评病
每个行业、每种文体都会在发展中积累一些属于一个行业的集体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表现在每一个作者身上，有的表现在思维和思想上，有的表现在价值取向上，有的表现在话语模式上。我把沉淀在评论中的问题称为“时评病”。这些病，当局者在写作时未必能够意识到，因为这些问题已经融入写作习惯中而成为潜意识的东西。以评论为业，以批评作为工作的人，应比其他行业的人更有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的精神，警惕这些可能融入自己写作血液中的“时评病”。
1 警惕拔高和过度阐释
首先，时评人要警惕那种喜欢拔高的“升华癖”。一事当前，总想着要对这件事赋予一些意义和光环，一二三四，体现了，彰显出，意味着，象征着将事件的价值进行升华，仿佛升华得越高越能显示出事情的重要，显示出自己的水平。升华得符合事实和贴近本原还好，拔得过高，升华得过火，离事物本真、朴素、原始的含义越来越远，将不属于事物本身而纯粹属于个人立场的观念生硬地套到事件上，就容易闹笑话了，也会让人厌烦。
比如2010年11月15日上海胶州路火灾之后，死伤无数，“头七”那一天，许多上海市民赶到火灾现场为死者献花。我的朋友五岳散人在微博里对这种献花行为大为赞赏，认为这属于一种“反政治的政治”，是上海市民对火灾调查和处理表达不满的一种方式。他说：都说广州人实际，但他们有番禺的散步；都说上海人是小市民，但他们有胶州路献花。最市民、最不关心政治的地方，却有着很多关心政治的城市所没有的行动与精神，大概真正的市民才是未来真正的公民吧。
我认为散人兄的这个判断是一种拔高，我在其微博后留言说：对于散步和献花，其实都无须贴上过多的标签。散步，是在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侵犯时而选择的一种反抗方式；献花，这是人之常情，是普遍的人性。就像地震后人们的哀悼一样，那不是社会主义才有的东西，也不是资本主义才有的东西，是普遍的人性。市民和公民，不要发展成一个道德概念。对于人之常情的东西，我们不妨就在人之常情的层次去阐释，而无须去附会某个意识形态理念或某个立场。出于人性而去献花，作为一个公民去献花，前者不如后者更有高度，但前者一样让人感动。
许多博友都跟帖赞同了我的看法，大家的共识是：有时善举不过是出于最朴实的一点心思，被再三再四的升华后却让人想吐了。很多评论者认为，只有将某件事进行拔高，进行充分的升华，赋予其许多宏大的意义和高尚的光环，才会体现其价值并感动人心。其实并非如此。人们更喜欢真实和原汁原味的东西，贴近事物本原的理解比那种无限拔高的意义更有一种触及人心的力量。拔高的意义，远在高高的云端，人们触及不到。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平实理解，反而因共通的情感而抵达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与无限拔高和升华类似的习惯是无限地上纲上线，过度地阐释。上纲上线，尤其在批判的时候会充分地体现出来，给对方的错误扣一个大帽子，把对方归于某个标签之下进行批评。过度阐释，则通常表现为对某一个个案进行远离其事实的想象和阐释。比如，一辆车撞了一个打工者，有些人就会过度阐释成“富二代”群体的嚣张，阐释成富人与穷人的社会冲突。一个官员与平民发生冲突，就会阐释成官与民的对立。过度阐释者，能从一个非常细微的行为中，生发出某种宏大的意义和全称的判断，将某种意识形态立场和宏大的价值观嵌进事件的分析，而不会就事论事就理说理。
评论圈流行着一种对评论行业的误解，认为写评论比拼的就是阐释能力，谁能作出更新的、更高的、更宏大的、别人没有想到的阐释，谁的评论就更胜一筹，“就事论事”好像是浅薄、平庸的表现。其实，贴近事实本原的“就事论事”已成为一种稀缺的品质。
2 警惕大词、俗词和套话
就评论的用词，我曾在微博上发过一段话：“我负责任地说，如果评论投稿的标题中再出现 神马 、 浮云 、 给力类似字眼，我就不看内容直接过了。不是说 给力都上《人民日报》头条了吗，怎么那么不待见那些词？对，我就是固执。第一次用是牛逼，第二次仍牛逼，第一万次用，就是蠢瓜了。都泛滥成灾了，你还以为说个给力 、 浮云 之类的就很潮吗？”
时评作者常会追逐最流行的网络用语，并将这些词用到标题上和文章中。我并不反对评论引用流行语，这样可以活泼评论语言，并让评论充满时代的语感，贴近现实。但如果用多了、用滥了、用得不贴切，看大家都用也跟着用，就让人生厌了。特别是当网络和现实中到处充斥着“神马”、“浮云”之类的新语言时，这种语言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俗词。
评论语言应该是活泼并开放的，将民间新鲜的、有意味的语言吸纳到写作中，但也要警惕那种语言的轻浮和庸俗，拒绝陷入一种被浮躁的网言网语所裹挟的流俗之中。评论是一种对“讲理”很苛求的文体，语言并不能过于随意和轻薄，严密的逻辑论证和环环相扣的推理中，还是应该使用严肃、纯正、不会引起歧义和让人感觉是正经讲理的语言。俗词过多过滥，会让人觉得文风很轻浮。
大词，也是一些评论人喜欢用的语言，尤其是刚开始写评论的人，喜欢用一些从学术文章中学到的概念和术语去写时事评论。比如“指涉”、“主体性”、“对象化”、“本体”、“能指”之类的词，还有一些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最新的理论。
这些学术名词、概念和理论如果用得贴近，时事评论对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和理论范式保持开放，通过时评这种报章文体向大众传播这些新理论中的理念，可以提升公众的认知水平。但评论人引介这些理论时，因为写作对象是一般大众，就不能直接套用那些比较晦涩的理论和艰深的概念，而应该在自己理解之后，用公众能够看得懂、喜欢看的、平白的报章语言将高深的理论表达出来。不能用报章语言表达出来，说明评论人自己还没有真正弄懂理论，无法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不得不仍借助和复制那些晦涩的概念。
评论人，也要警惕自己的语言形成某种套路，警惕自己的语言僵化成某种套话。一个作者评论写久了后，语言很容易僵化和套路化。语言用惯了，也为了节省写作的时间，提高表达效率，常会使用一些自己最熟悉、最常用、模式化的语言去表达。如果这套语言是清新灵活的，人们就会赞其为带有个人风格的评论语言；可如果这套语言是生硬僵化的，人们就会贬其为带着八股腔的套话。不少人都批评过时评的八股化，八股化中最显眼的就是语言的八股化。
作为编辑，我常会为这种现象感到惋惜：一些新作者，他们的文章常让我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可时间长了，这些作者文章写多后，我能明显地从他们的文章中读到许多套路化的语言。比如有套路化的词语搭配，什么“权力流氓化”、“权力下的怪胎”、“权力状态”、“权力傲慢”、“权力美学”等。文章中会有许多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套话，这些套话如果删掉，一点儿也不影响文章的意思表达，仅仅是为了凑字数而套进来的，而且，这些套话似乎可以套到任何一篇类似题材的文章中去。
有时评人曾在论坛中开玩笑说“时评界有个×隐喻”，嘲笑某位朱姓作者什么评论文章都能跟“隐喻”挂上钩。还有什么“×权力”、“×误读”，这些标签，都是时评语言和思维套路化的表现。
3 警惕自我设限
部门来了个实习生，第一天到办公室的时候，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自己以前没有写过评论，知道评论在话题和分寸上有禁忌，但不知道这些禁忌的底线在哪里，害怕自己的文章会触碰到底线。许多写评论的新人都问过我同样的问题。
我跟这个实习生说：不要担心会触碰底线，初学评论者，最好不要有底线的意识。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觉得事实和真理应该是怎样的，就怎样写，你就把你所想的都自由地表达出来。至于会不会触碰底线和禁忌，经验丰富的编辑会替你把关。评论写多了，经验丰富了，你自然会形成自己对底线和禁忌的意识，形成自己的写作分寸感，什么话该说，什么不该说，话说到什么程度，写多了自然就有感觉了。只能靠自己在写作中去体会，这不是谁能教会你的。
其实，我特别不喜欢别人问这个问题，不希望别人自我设限，给自己的思想套上许多枷锁，然后套着枷锁跳舞。
确实，在长期的写作中，我头脑中形成了许多禁忌，为自己设置了许多限制，这个线不能碰，那个线不能碰，但我知道，这种禁忌对自己的思想自由和表达产生了许多消极影响，于是就在思考和写作中尽量避免这种“自我审查”。
过多的自我设限，会让评论作者的思想窒息，无法伸展开来写评论。我经常跟学生讲：表达应该是自由的，不要有过强的发表欲，写评论，是作者的自由，能不能发出来，那就不是作者的事情了，是编辑和老总们的事，不能用过多的条条框框约束住自己的思维。
不错，一些话题是比较敏感，但如果你不说，这个敏感的话题会继续敏感下去。而你尝试大胆地去说了，并且发表出来了，这个话题由此可以公开地讨论了，于是就脱敏了。评论人要有这样的勇气和智慧，使一些敏感的话题不断被脱敏。
我写过一篇叫《“天上人间”被查何以成大新闻》的评论。作为顶级豪华色情场所象征、有“京城第一选美场”之称的北京“天上人间”夜总会因涉黄被停业整顿半年，引发舆论很大的关注。我撰文分析：扫黄天天在扫，查了一个夜总会，何以引发这么大的关注？
一个新闻学教授看到我的这篇评论，他说没有从我的评论中读到什么新的信息。我说，我这篇文章主要的目的并非为了说出什么新信息，而是为了让“天上人间”这个话题脱敏。关于“天上人间”的传言很多，有的说里面的小姐很多身家上千万，有的说这家夜总会有着很强的后台，各种版本流传，但都是民间传言，媒体都未曾公开报道过，“天上人间”的话题在媒体上似乎是一个敏感话题。我的这篇文章，就是为了让这个话题脱敏，让“天上人间”成为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我开了头，把那些传言都搬到公开评论中来了。话题脱敏了，接下来，其他的评论和报道就可以对这个话题进行追踪和讨论了，公众的疑问就可能一个个地揭开。
评论人写作，思考不应有限制，也不应为自己设置过多的条条框框。我欣赏一位媒体人所言：没有不能说的话，没有不可以评论的话题，只是看你怎么说。言说的方式，言说的时机，这都是技巧。
4 警惕自己的期待
期待，似乎是一个好词，有期待才会有向上的动力和发展的方向，为什么要警惕“期待”呢？因为，一个评论人如果有了过多的期待，而又不对这种期待保持警惕，判断时就很难保持客观，就会误把“自己所期待看到的事实”当成“客观的事实”，从而造成判断上的失败。
谣言有一种传播机制： 当一个人过于迫切期待看到某个结果时，久而久之，就可能将这种强烈的期待当成某种既成的事实许多谣言正是迎合公众的这种期待而编造出来的，因为是那么符合人们的期待，符合人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于是就当成真的了。
所以要警惕自己的期待，正像官员要警惕自己的爱好一样官员的爱好很容易被人所利用，成为腐败的突破口。我们的“期待”也一样，很容易成为虚假消息的突破口。有句话说得好，最应该警惕的就是那种符合我们期待的传言。有了对事实先入为主的期待，就容易轻信，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
不仅要警惕自己的期待，也要警惕别人的期待。如果一个评论人对别人的期待过于注重，写作时就会有所迎合，为了取悦读者而扭曲自己的观点迎合大众的期待，就无法保持独立的判断和客观的评论。写评论时，就不会写自己的真实所想，而是“给读者他们想看的”。
评论人要保持独立和客观，就必须警惕自己和别人的期待。
5 警惕道德优越感
每个人都有道德情操，但在日常的比较中，世人容易产生一种道德优越感。评论人要警惕这种道德优越感，克制那种站在道德高地上对人进行居高临下批判的习惯。
道德优越感不是坏事，但评论不是让人展现道德优越感的文体，而是展现人的逻辑、思想、智慧、理性和判断力的文体，应尽可能地用逻辑力量说服人，用理性征服人，用智慧去感召人，用思想去启蒙人，而不是用道德优势压人，用道德大棒去打人，用道德语言去训导人。评论家不应该抢道学家的饭碗。
不错，评论人担负着捍卫社会的道德底线的责任，要抨击不道德行为，要倡导道德观念，传播对道德的尊重。但是，评论人应当站在众人之中用一种平视的角度去倡导道德，而不是像一个道德导师那样站在高高的道德神坛上去布道，那种道德优越性只会让人产生逆反心理。
以批评为业，做道德文章，需要一种去道德化的态度。为什么呢？因为道德优越感会让人放弃“说理”的努力：既然我拥有道德优越感，我比你更道德，你不道德，那就没什么好说了。我就是道德的，你就是不道德的，就是错误的，就应该遭到唾弃。一旦贴上了道德和不道德的标签，“道理上的论证”似乎就成了一种多余的东西。
而且，评论人一旦有了某种道德优越感，坚信自己是站在道德的一方，就会倾向于在道德上贬低对方，语言就容易带有攻击性，不屑一顾的态度、谩骂性的语言就会不知不觉地说出来。于是就不再有理性的讨论态度和交流氛围，极易演变成一种互相的谩骂和喋喋不休的争吵。你看，网上那些污言秽语的口水战，哪一方不是自以为是地拥有某种道德优越感。
6 警惕修辞与比喻
比喻、抒情、铺陈、联想之类的修辞手法能让文章更形象也更有感染力，但往往会制造一些逻辑谬误，以辞害意，以喻代证，以情感代替理性，影响到评论的说理。作为评论员，还是应该克制自己在评论中过多使用修辞的爱好。
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过：人们只会选择他们能够理解、愿意相信、喜欢相信的东西，而不会选择虽然更好、更正确但他们不能理解、不喜欢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真理敌不过谣言和花言巧语，修辞胜逻辑。这是庸众的一种病，评论作者不能迎合这种大众对浅薄和修辞的偏好，被大众的趣味所引导，而应该坚持评论的逻辑与理性，以理服人，而不是用煽情的论调和诡辩的修辞去感人和动人。
众多比喻中，尤其要警惕一个叫“美女被强奸”的比喻。许多人特别喜欢在争鸣中用“美女被强奸”作比喻，这种比喻设置一个强势的施害者和弱势的受害者，很容易站到道德高地上，很容易引起人的同情，很容易误导人的情绪，其实逻辑上是谬以千里，概念被偷换得面目全非。我把这个比喻称作“煽动性比喻”，有句话说得好：荷尔蒙总是煽动的最好武器 “美女被强奸”的比喻其实就是在利用荷尔蒙煽动情绪。
比如，我在微博里批评一些满口脏话、动辄进行人身攻击的网友：有些人自以为掌握着正义，自诩为“受害者”和“反抗者”，就可以在微博上污言秽语，脏话连篇，侮辱谩骂，进行人身攻击，殊不知，正是这些人的龌龊言行，为管制者染指微博制造着堂皇的借口。他们满口脏话，说是在反抗体制和斥责强权，其实，他们的侮辱所指，伤害的都是和他父母一样无辜的平民。
有朋友针对“正是这些人的龌龊言行，为管制者染指微博制造着堂皇的借口”就使用了这个比喻：美女被强奸，不能怪她穿了性感的衣服。我知道这位朋友一向是反对对网络进行管制的，我其实也同样反对管制，但我同样反对那些在网上对人进行人身攻击的网友。美女有穿性感衣服的自由，而网络上却没有人身攻击的自由，所以这个比喻完全是蹩脚的。实际上，网友对人进行人身攻击，“被强奸者”是那个被攻击的人，网友是施害者。至于网络管制，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7 警惕野鸡数据，学会咀嚼数据
薛涌是近年来一位颇有影响的时评作者，旅居美国的他，从美国的视角和信息资源来观察中国问题，文章常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不过，他的不少文章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批评，比如，陈心想先生就在《追问大学学什么》一文中提到有学者这样批评薛涌：薛涌是个勤奋著述的作家，却不是个咀嚼数据的学者。比如，关于农村学生占在校大学生的比例，据沈若愚先生查证，薛涌引用的数据源自十年前对北京高校的一次抽样调查，既不具有时效性，也不具有代表性。
薛涌提到的是这个数据，他在《中国大学的弱智化》一文中提到：20世纪80年代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还在30%以上，现在则下降到了17.7%，尽管农村人口占了总人口的55%以上。也就是说，大部分农村人口被排斥在大学的升学竞争之外。
沈若愚先生对薛涌引用的这个数据进行了考证，称：薛文的新闻源可能是错误的。薛先生行文的依据是写作当年1月初某媒体的报道：“目前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而在20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笔者简单搜索，就发现这个82.3%和17.7%的城乡大学生的比例，既不是目前的，也不是全国性的。这个比例的出处是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2004年写的一篇文章，原文写道：“1999年底，《中国青年报》披露了一份关于中国公民高等教育的报告。报告对北京多所高校2000余名学生的抽样调查发现：这些学生里，28%来自北京，30%来自北京以外的城市，24%来自全国各地不出名的城镇，18%(确切数值是17.7%)来自农村。也就是说，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可以看到，这是10年前的调查，而且是针对“北京多所高校”的抽样调查，不是全国性的。而当年1月15日《人民日报》的权威数据称：“教育部学生司本专科处副处长苟人民介绍说，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89年至2008年，我国高校农村新生的比例逐年上升从1989年的43.4%到2003年的与城市生源比例持平，再到2005年达到53%。”
“农村考生比例下降”的数据，很符合人们对“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下“教育不平等”的认知，所以看到这个数据后，不管有没有代表性，不管来源是否权威，也不管是怎么统计的，许多人就直接拿来作为论据了。其实，这个统计本就不是一个科学的统计，而是带着“城乡差距下农村考生比例不断下降”这个先入为主的偏见去选择样本和进行统计的，得出的结论自然就是这个了。如今许多媒体都设置了调查版，许多机构都在进行类似的民意调查，随意发几份问卷，随意在网上设几个问题，然后就敢说“有多少民意反对某个政策”，缺乏对统计方法和规范的基本尊重，我把这种统计得出的结果称作“野鸡数据”。这种“野鸡数据”很符合人们的偏见和情绪，却不符合事实。
时评作者引用数据作为论据时，一定要学会细细咀嚼，考察数据的来源，考察统计是否科学，样本是否足够有代表性。不能被野鸡数据牵着鼻子走，以野鸡数据作论据得出的结论，当然是不成立的。
一些统计不仅仅是不科学，而且受到了利益的操纵。比如看这样一个数据：中国医师协会曾联合北京慈济健康体检连锁机构公布了北京市“健康透支十大行业”。社会调查结果显示，“收入越高，健康越差”：IT精英和企业高管（含民营企业主）健康透支问题最突出，亚健康比例分别为91%和86%，已成为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疾病重灾区。其他几个行业依次为媒体记者、证券、保险等。这显然是一个带着浓厚利益色彩的调查结果，因为慈济本就是一个富人医院，他们的健康体检也主要面向富人，IT精英、企业高管等收入者是他们最大的客户群。他们这个调查明显是为“忽悠”有钱人赶快到他们的医院体检去。这样的数据自然是当不得真，不能作为“收入越高，健康越差”这个论点的论据。
2009年媒体总结出的十大假新闻之一，就是一个数据。《人民政协报》报道：“我国在社会财富增长加速的同时，出现了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倾向。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这种大部分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格局，导致了我国消费的不足，甚至产生了畸形的消费。”这个让人吃惊的“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经报道后被广为引用来说明中国的贫富差距。
经查，这篇文章采用的部分数据系境外反华网站刻意编造。2009年6月，某专家在一次专题讨论会上称，“国外一家研究机构估计，中国0.4%的最富裕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人民政协报》未经核实，将此虚假数据在6月19日《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不是“杀富济贫”》报道中刊出，并将“国外一家研究机构”改成“中国权威部门”。6月25日，广东《时代周报》网络版刊发题为《贫富分化急遽扩大的危险》的报道，此文以《人民政协报》等报道中的虚假数据为基础展开述评。《时代周报》的报道刊发后被浙江《青年时报》及一些网站引用或转载。
咀嚼数字，也需要慎用数字。学者王则柯在《读书》杂志上举过一个有趣的例子，“上海的孩子半数达不到平均高度”与“上海的孩子半数超过平均高度”，说的其实是一件事，可是受众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王因此而指出：“在论述重大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时候，慎用文字应该是社会责任心的一个标记。”面对那些林林总总的统计数据，怎么去解读，怎么去表述，也考验着时评作者的责任感。
8 警惕表达冲动
浙江乐清的钱云会事件（村里土地被强征，作为村长的钱云会多次上访反映问题，后在一场车祸中离奇被撞死，舆论怀疑这是有关部门制造的车祸，但并没有证据，舆论群情激愤地指向地方政府）出来后，曾有朋友以近乎强迫的口吻让我在微博上表态，仿佛我不批判乐清几句，就丧失了良心、没资格写时评了。
在这件事上，我一直没说什么，只批评过一次官方禁令。我不在新闻一线，掌握不了事实，真不知道怎么判断。关于这件事有许多信息，这些信息很多又是互相矛盾的，有的说有证人证明车祸是当地政府安排的，而很多调查记者则称既有证据表明这仅是一起普通车祸，网上的声音多过于情绪化。面对众说纷纭的信息，不在一线，很难作出判断。
写时事评论，需要有勇气在热点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不过在缺乏作出准确判断的基本信息时，克制表达的冲动，可能也是一种美德。
八、 国内时评版的几种风格
简单介绍一下国内几家有代表性的评论版的风格。
1 《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
“青年话题”版是1999年由李方和马少华创办的。该版在创刊号上就强调了版面的定位：作公民表达的广场，倾听不同观点，倡导“大嘴小嘴都说话”。版面的创始人不仅在创刊宣言中强调了这种“公民表达”的观念，还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这种观点。比如，李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定位“青年话题”版：我从事的主要是公民表达这一块，那就是要鼓励每个人就任何事件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你有想法的话。我愿意这样说：表达，然后公民。自由表达是百姓与公民的本质区别。很高兴由于同人的努力，这些年来时评正在成为公民表达的一个有力武器，并且也得到越来越多媒体的重视。的确有良莠不齐的现象存在，但我宁愿把它视为公民表达的必要代价。我做版面，最重要的心得就是：把话语权交给读者，交给想要说话的人，我们编辑记者尽量少说自己的观点。李方强调的就是，编辑在版面上只体现最低限度的技术性功能，而不能抢读者的话语权。这是一个声音的广场、草根的表达平台，而没有谁拥有话语霸权。
李方在自己某年的述职报告中，这样定位自己负责的版面：我们压根就不能把它当言论版来办，它的准确定位，应该是一个反映读者声音和意见的窗口。这种意见和声音，作为一个民意，虽然有时可能稍微冒点头，但跟记者或专家学者发言论道有着本质区别，也不容易引起有关方面特别的注意。毕竟，社会总要有一些排泄阀或纾解的渠道，“青年话题”版就努力做一个这样的渠道，并且时刻注意保持一个建设性而非颠覆性的姿态。一直以来，“青年话题”版的编辑已经换过几轮，但始终保持着这种“草根声音”的特色。保留着“百姓说话”栏目，倾听最草根的声音；保留着“不同观点”这个栏目，始终倾听着对主流和定论不同的声音；保留着“校园来信”这个栏目，刊发来自校园最原汁原味的声音。
因为这种草根性，一直以来在社会有很大的影响，也因为这种草根性，高层官员也将这个版面当作倾听民意的一个途径。“青年话题”版也被业界称为评论界的黄埔军校，许多当年的作者，都成了各大媒体评论版的主编。也有不少专家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是从“青年话题”版被公众所认知并成名的，比如秦晖、毛寿龙、贺卫方等在成名之前都在这个评论版发表过文章。这一波的时评热，也是从“青年话题”开始的。
2 《南方都市报》评论版
《南方都市报》评论不仅成为《南方都市报》和《南方都市报》报系的一个品牌，也成为当下评论的一个高度。它以其尖锐、大气和使命感为公众所熟知，并引领起都市报评论的热潮。《南方都市报》评论自2002年创办以来，便以其新锐的观点和每天一版的密度、力度引发业界关注，2004年改版后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气质和风格，使“南都体”评论一纸风行。
这个版的灵魂人物、评论部主任李文凯先生在《〈南方都市报〉时评的理念与操作》中谈到：“南都时评”自改版之日起便不希望自己陷入琐碎的茶余饭后闲聊中虽然它只是一份区域性报纸，但我们相信在纸媒时代，一张优秀的区域性报纸的声音可以传遍全国。而评论正是这张报纸的声音。所以，他们将自己的时评理念定位于：在大转型的时代关注这个转型的国家与社会。
在几年的发展中，《南方都市报》的时评已经形成了以社论、街谈、个论为主打产品，以宏论、来信、来论、推荐栏目为补充的多层次架构。社论关注中国时局的走向和转型社会的问题，个论彰显独特的认知价值，街谈小品文的形式关注本地有意味的新闻。

“南都评论”有雄心与国际大报比肩，所以他们在改版的时候在各种细节上都吸收了国外报纸评论版的操作模式，比如建立了社论委员会。《南方都市报》编辑李海华是这样回忆社论委员会的：最值一提的就是社论委员会的成立。原《南方都市报》副主编杨斌后来在被问及当初创办时评版为何没有成立社论委员会时说，由于已经确定了“积极稳健有见地”的风格，自信在把关上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所以也就没设。不过，社论委员会的作用并非只是把关一项。根据李文凯在他那篇《〈南方都市报〉时评的理念与操作》中的描述，社论委员会由评论部成员与大部分编务领导组成，作用是操作评论选题、讨论角度尺度、筹划长期关注、落实具体写作。“南都评论”走的是一条与“中青评论”相反的路，“中青评论”强调评论的草根性和公民表达，而“南都评论”走的是一条精英表达之路，评论部主任李文凯说：公民写作的时代，为数不少的人都有表达的欲望，也具备一定的表达能力，但这其中的许多发言，多是以知识的碎片为工具，论证的角度、过程与结论，也因此往往难有独特价值。与此相对，那些具有系统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知识背景的研究人员与知识分子，以及具备丰富阅历感知的经验主义媒体人，则能够有完整的知识架构与成体系的评说工具，这其中高度关注时事的人，便是我们需要的作者对象。
3 《新京报》评论版
《新京报》是“南都人”2003年北上与《光明日报》合办的一份报纸，评论自然带着“南都评论”的气质，但在融入北方文化后，形成了自己的评论风格：注重专业判断，崇尚客观和理性。
《新京报》身处京城，京城的学术资源和学者资源非常丰富，《新京报》充分利用了这种区域优势，与学界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停留于请几个学者在评论版上开专栏，这在如今国内的评论版上太普遍了，“新京评论”与学界的联系是整体性、全面性的。无论是从“新京评论”的作者群、评论编辑与学界的关系，还是从“新京评论”在京城学界中的影响、“新京评论”选题的价值立场来看，都是如此。正是与学者、学界、学院深入的关系，使《新京报》的评论拥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观点独到，思想含量很高，有深度，有建设性，有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提升了整个报纸在京城报业中的气质和品位。
“新京评论”强调专业判断和专家表达，并不唯专家判断，而是主张分层次的表达。该报评论主编王爱军认为：时评是分层次的，我将其称为时评的梯形结构。最下边的最大的部门是“公民表达”。上面第二层可以叫“评论写作”，特点是它可以把观点表达出来，可以自圆其说，但未必非常准确、全面。第三层就是“精英论述”，就是专家学者会将一个观点表达得非常全面和准确。第四层就是“权威评论”，作者既有学者的学术研究，也对中国当前的现实非常了解，有些观点可能会进入政府决策。《新京报》评论版的设置，差不多囊括了这四个层次的内容，有公民表达，有写手表达，有专家观点，也有来自政府官员和智囊人士的权威评论。
《新京报》评论追求积极、稳健、有见地的取向，这种取向尤其体现在社论上。他们的社论并不追求逞一时口舌之快的宣泄，而追求建设性和积极的态度。比如，当河南省剧协主席李树建在面对该省省委书记卢展工时说：“卢书记到河南之后，我们河南文化界的春天就到了。我们每天激动万分，以泪洗面。”“以泪洗面”一时成众矢之的，评论都以激烈的言辞批评了他夸张的“以泪洗面”，而《新京报》的社论则选择了一种建设性的态度，没有跟着其他网络和其他评论去单纯批评这个表达，而反思了河南豫剧在市场化冲击下的发展困境，追问“谁来擦去剧团团长脸上的泪水”。提出：如果仍然寄托在体制的身上，靠政府救济才能存在下去的剧团，也难以创作出真正令大众认可的优秀作品。
这样的评论取向，充满了人文关怀和制度建设的高度，而不是简单的讨伐和批评。
4 《晶报》评论版
要说《晶报》的评论版，先讲两篇我印象深刻的该报社论。
当山西假疫苗丑闻被《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曝光后，山西相关部门竭力狡辩，《晶报》的社论标题是《没有任何理由让疫苗事件不了了之》，文章尖锐地追问：敢问山西官方的发言人，你拿什么负责，拿那“不足一天的调查就说报道失实”吗？一句空口的“负责任”半文不值。
当《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触动了大企业利益而被网上通缉时，《晶报》的社论是《所有胸怀正义者都是媒体舆论监督的坚强后盾》，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不能沉默，也无法沉默！我们正告那些妄图挑衅公理、法律和正义者及时罢手；我们要对受侵害和威胁的记者们说，所有胸怀正义的人都是你们的坚强后盾。
还有这些在业界深受好评的社论：《当谎言遮蔽常识谎言就更像真理》、《收好那张薄薄的税单，珍惜你沉甸甸的权利》、《人人都可成为蔡定剑》、《楼梯间何时不再成为伤害生命的陷阱》、《这是相互的力，相互的暖，相互的支撑》
从标题就可以感受到《晶报》社论的三大特征：
其一，对大事件的关怀。从《晶报》的社论选题可以看出，社论版的编辑们有一种鲜明的选题意识，就是将社论版的使命与这个时代的使命结合起来，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呼应时代需求的责任感。这样的选题意识，在《人人都可成为蔡定剑》、《我们相互守望，我们同在胶州路上》中有着很鲜明的体现。当然了，《晶报》社论并非一味地去关注那些宏大的题材，他们更看重的是选题的意义和评论的价值。比如《收好那张薄薄的税单，珍惜你沉甸甸的权利》，虽然说的只是小小的税单，但与每个人的利益和公民权利息息相关，选题者也敏感地抓住了这个细节。
其二，务实而不凌空蹈虚。当下许多社论，正如一些资深媒体人批评的，沦为一种表达上虽轰轰烈烈，内容上却空空洞洞的文体，是用排比句堆砌出来的，表面上看起来很华丽。《晶报》社论注重文字的优美，注重结构上的美感和标题的锤炼，注重强大的评论气场，但不停留于此，而能让读者感受到他们想说出一些实在话、提一些建设性意见、作一些务实判断的努力。比如《解决办房产证明难题，有利“限购令”顺利落地》、《加息剑指通胀，“保民生”属当务之急》之类的社论。
《晶报》评论能做到这些，我觉得与他们在全媒体语境下独特的社论操作思路有很大的关系。传统的社论操作思路一般是封闭性的，社论委员会或编委会的几个人坐在一起讨论社论选题，觉得当天哪件事情最大，或者哪件事最有评论意义，就定下选题让评论员动笔去写。而据我所知，《晶报》的社论从选题到写作都是开放的，将全媒体的智慧和资源集纳到社论写作中。很多时候，编辑是在微博上向博友征集当天的社论选题，或者在编辑们定下选题后，到微博上向博友们征集写作建议。比如某次关于新闻发言人如何发言的社论选题，编辑就直接上网就“新闻发言人应有哪些忌语”听取博友建议，网友提供了许多忌语，这些后来都直接用到社论中。这种开放的社论操作思路，既开阔了思维，又活泼了语言，丰富了社论的思想价值和文体价值。
全媒体是大势所趋，这种趋势下纸媒的社论应如何操作呢？《晶报》社论开放的操作思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经验。
5 红辣椒评论
红辣椒评论是湖南省政府网站红网所办评论频道，在网络评论圈有较大的影响。
红辣椒评论最大的特色就是坚定的草根性。一般网站刊发来稿后都会付给作者稿酬，而红网坚持不发稿费。对于这个颇具争议的做法，红辣椒评论的创办人、现副总编辑杨国炜说，坚持不发稿费，主要是担心稿费可能会成为写作的一个门槛。如果给评论发稿费，那么出于成本考虑，红网每天就不可能发那么多篇评论了，只能从来稿中选几篇发出来，多数文章就无法发出来。而像现在这样不发稿费，编辑就可以编发较多的文章，通过红网发表的评论的门槛就会大大降低。
由此可以看到红网评论的价值取向：让更多的草根表达发出声音。杨国炜认为网络评论应该与纸媒评论有所区别，纸媒囿于版面资源的限制，刊发的评论有限，只能优中先优，很多时候精英才有发表的机会。而网络资源差不多是无限的，不仅表达上更自由，且应该降低表达门槛，让草根有更多的发表机会。所以杨国炜经常跟编辑说，如果一个新作者给红网投稿，连续几次都没有给新作者发表的机会，他就要找编辑谈话了。
相比纸媒，红辣椒评论的质量虽不算高，但其多元、开放、海量的评论取向还是获得了较大的影响。网络转载率很高，社会影响较大，在政府网站中独树一帜，多次获得中国新闻奖。
红辣椒评论自2006年开始创办的“红辣椒年度佳作评选”，已经成为评论界的一个品牌。这个评选已经连续举办多年，一切都在红网论坛专门的空间中公开进行。每年3月底开始，作者先自荐发表在红辣椒评论的作品，经编辑筛选后编号，然后由9个评委在论坛上分组初评。评委给每篇文章打出分数，并给出简短评语，作者和其他网友可以在其后跟帖表达不同看法，与评委进行交流。初评后每组按排名筛选出前30篇文章，然后由评委交叉复评，最后评出佳作。然后6月份在红网所在地举办时评论坛，颁奖并进行研讨。
九、 时评家的风格
1 鄢烈山
鄢烈山现为《南方周末》资深编辑。20世纪80年代在武汉时就开始写杂文，后转向时评写作。90年代末在《南方周末》开设“纵横谈”时评专栏，让时评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文体，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后以“柳雨灯”为笔名编辑“视点”版。
由杂文转向时评写作，鄢烈山是他这一辈人中转得比较快，也转得非常好的一个。他意识到杂文那种曲折表达、慢节奏的文体已顺应不了公民表达的要求，果断地选择了时事评论这种文体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参与社会变革的进程。鄢烈山转得非常彻底，也转得非常好。鄢烈山是较早在中国提出公民写作的评论家之一，他推崇将时评当作公民表达的一种方式。他认为时评兴起最直接的动因就是公民想说话，民众对自由的追求和权利意识的觉醒催生出一种强烈的政治参与冲动，时评正是参与的一种方式。
鄢烈山时评最大的特色，就是其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对丑恶毫不留情，对权力毫不妥协。读鄢烈山的评论，能从他的文字 中读到一种愤怒和悲悯，对强者作恶的愤怒，对受辱者的悲悯，并能被他的情怀所感染。
鄢烈山推崇良知，不过他认为：这个良知不是有道德优越感，基督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人人都可能犯错误，人人的心中都有恶魔，不要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们可以建立起自己最基本的良知，这种最基本的良知在这个时代是特别需要的，面对政治压力，你可能有很多说不出来的真话，但是你要坚持不说那种弥天大谎，至少不造谣，不去欺骗民众；面对市场诱惑，你不受老板、不受资本家大红包的诱惑去欺骗消费者，这是最底线的东西。鄢烈山抨击权力和同情弱者，但始终对那些挂着正义旗号的思潮和意识形态保持警惕，他多次在演讲中呼吁，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极端的民粹主义这两种倾向。
2 马少华
马少华在《中国青年报》担任评论员和评论编辑多年后，转入大学从事新闻评论教育。由于其有丰富的写作经验，并有将这种写作经验提升为理论并融入评论教学中的研究能力，更有对学生的负责精神，在业内享有“评论教父”之美誉。他的“评论教学博客”在业内很有名气，浏览者和留言讨论者甚多。
作为评论编辑，马少华注重对不同观点的关注，认为编辑应最大限度地包容。他认为，即使编辑不同意作者某个观点，但如果作者能自圆其说，编辑也应该“抛弃”自己的观点，而编发作者的观点。他的一个较为偏激的观点是：作为编辑就应该“没观点”。他在与同事的讨论中举过一个例子，《纽约时报》当年一位总编辑当上评论委员会主任后，就说“从现在起，我没有自己的观点了”。
我理解少华的观点，他的意思是，版面是一个自由讨论的平台，编辑应尽可能地组织作者的自由讨论，而不能因自己的观点阻碍这种自由讨论。编辑在版面上只应该起到最低限度的技术功能，“青年话题”这种“鼓励不同观点”的风格很大程度上就是马少华创立的。
作为评论作者，马少华评论最大的特色就是重视逻辑。这种重视甚至到了苛求的程度。
作为评论教师，马少华推崇案例教学。他说，将评论作者具体的写作经验引入评论教程，用它们与新闻评论的“学科系统”对接，就是为了尽可能把那些藏在评论作品的文本深处和新闻作者个人经验中的有关新闻评论的“缄默知识”，转化为可以在课堂讲授的“显性知识”，帮助学生创造个人体验的空间。
3 叶檀
从事财经评论写作的叶檀，应该是专家以专业知识进行时事评论写作的一个典范。
叶檀原是复旦大学经济史博士，专攻政治史和经济史，博士毕业后进入上海社科院工作，两年后毅然从她觉得是“没有自由、充满规制、无趣”的书斋生活中逃离出来，而投入以时评影响社会的实践中，以高密度的经济评论写作阐述自己对市场的理解，被誉为“逃离书斋捍卫市场的女人”。
叶檀的经济评论有以下几大特点：
一是专业性较强。叶檀是历史系毕业，对政治史和经济史有较深的研究，她的经济评论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专业基础上。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她能用直白的、大众能听得懂的语言将高深的经济学理论表达出来，擅长将经济学艰深的概念转化为报章语言，这是许多专家难以做到的。
二是文章犀利。观点尖锐，不会顾忌被批评者的感受而有所保留，而是毫无掩饰地说出自己所想，无论是对房市泡沫的批评，还是对垄断企业的抨击，或是对伪市场、股市泡沫、政府管制、经济数据的分析，都是有话直说，不拐弯抹角。
三是观点的逻辑非常严密。每个论点，都有翔实的数据支撑，每一个推理和判断，都有环环相扣的论据作为基础。在她的文章中，看不到一般评论作者文中常见的“想当然”和“信口开河”。这可能与其身为博士的专业训练有关。
4 郭光东
郭光东现为《南方周末》评论员，评论总监。郭光东的评论写得不多，但一出手，往往会成为经典。
比如他还是华东政法学院一个学生时，出手写的第一篇评论，就成了时评史上的经典。评论教授们上课时，都会拿他的这篇作品作为典型案例，评论写手们隔段时间就会重复他在那篇评论中提出过的问题，重复他的那篇评论：《国旗为谁而降》。
郭光东在接受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记者采访时谈到了那篇产生很大社会影响的评论的写作过程：1998年的9、10月间，我作为华东政法学院的一名三年级法学硕士生，为挣点零用钱，正利用课余时间为自考生讲授《宪法学》课程，有节课就专门讲国旗、国徽、国歌。那节课上，当我讲到“对于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也可以下半旗志哀”的一瞬间，脑子里突然联想到当时最大的新闻事件抗洪救灾，对呀，“九八洪灾”死了几千人之巨，国家难道不该按照《国旗法》的规定为他们下半旗吗？
记得那天下午给自考生上完课，我难掩这一“重大发现”的兴奋，几乎是一路小跑赶回华政的。当年互联网还远不像现在这么普及，我就奔到校图书馆查报刊资料，希望能找到准确的洪灾死亡人数。结果没有找到，直到10月7日，确切死亡人数才汇总公布3656人。那几天，我在图书馆遍查下半旗的相关资料，其中包括当年6月德国为100个铁路事故死难者降半旗以及当年9月我国对已故国家主席杨尚昆下半旗志哀的新闻。三相对照，更觉得国家该马上为3656名洪灾死难者下半旗。
怎么才能促成国旗第一次为普通民众而降呢？当时，我的第一想法就是尽快给朱镕基总理写信提建议，因为《国旗法》规定由国务院决定何种情况下该对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的重大伤亡下半旗，另外，全国性的抗洪抢险表彰大会已于确切死亡人数公布的次日即10月8日召开，下半旗的有利时机眼看着就要丧失。于是，我熬夜写就给朱总理的一封信，于10月11日特快专递寄往国务院。信中，我以一位公民的身份建议国务院决定为“九八洪灾”死难者下半旗志哀，除简要陈述理由外，我还在信尾具体建议：“由于洪灾死亡人数的确切统计数字10月7日刚刚汇总公布，所以近期内下半旗尚为时不晚。至于下半旗的日期，可选在党的十五届二中全会闭幕之日或次日，当然亦可选在朱总理认为合适的其他日期。”
快件寄出十多天后，仍无半点回音，我想这信多半到不了朱镕基手中，每天给他写信的人肯定多如牛毛。怎样才能引起他的注意呢？我想到了发公开信。把信件的内容寄往一家报社，结果可想而知，石沉大海了。现在想来，当时的做法无疑是极其幼稚的，哪家报社敢登这样的公开信？
无奈，又等了十多天后，我想到该把给朱总理的信改写成评论，尽管下半旗的时机已过，但如果评论能发表，将来国家仍有为普通民众下半旗的可能。这样，我在原信基础上，增加了德国为100人下半旗的事例作反证，又对下半旗的法理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并从历史、文化方面进行开掘，形成了后来的见报稿。
把这篇评论寄给一家报社后，我又苦等半个多月无音信。沮丧之下，我想到了当时渐成气候并有杰出表现的“冰点时评”栏目，或许《中国青年报》值得最后一搏。就这样，我的“重大发现”在历经两个月后公之于众了。郭光东说，编辑李大同将这篇文章的题目由《被遗忘的法条》改为《国旗为谁而降》，作用极大。这样一来，文章更有气势，传播效率因此大大提高。
郭光东强调评论要有新意，如果评论所说的是众所周知的道理，评论员没有新发现新洞见，那不如不写。
附录1： 时评正在成为一种脑残文体
叶匡政不知从何时起，报纸不约而同地开始青睐上了时评。不论芝麻点大的新闻，还是荒诞不经的话题，只要被时评盯上了，立马起蝴蝶效应，一传十，十传百，下个时辰可能就成了所谓的社会热点。比如前些日子关于老师送礼、宋丹丹上不上春晚等这些争论，都属于这类不靠谱的时评惹出的风流韵事，把一个鸡毛蒜皮的小事愣是给拔高到某个无聊的境界，弄得媒体上到处都在唠叨，似乎不说出一个子丑寅卯来，他们绝不善罢甘休。
这类时评来得快，去得也快，等你勉为其难刚想瞅它两眼时，它们却像海潮般退得无影无踪了。于是日子就变成了一个热点接着一个热点，除了留给读者满头的雾水，和一两声百无聊赖的叹息，其实啥也未曾剩下。只是浪费了那些印新闻的好纸，白白地被这类面目可憎的文字糟蹋了一回。好在读者们对这类文字都选择性失明，根本没心思瞧它，所以人们也就任它自生自灭去了。
这类时评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味如嚼蜡，不仅语言枯燥，观点亦是人云亦云，只不过张嘴说了点能放在台面上的瞎话。他们似乎学了点屠龙术，拿的却是一把水果刀，逮了几只蜥蜴就以为是真龙了，脸上是露出了不屑的表情，文字中的媚骨却处处可见。他们自以为是思想者或请命者，其实神经比很多网民都要脆弱得多，喉咙也早已丧失了呐喊的功能。他们有点像红颜薄命的林黛玉，腹中明明只有点花谢花飞的幽怨情怀，摆出的却是心系社稷苍生的道学家的谱儿。明明是能够载舟的大江大水，时评家只学会了用它来煮粥。
这类时评家看起来像是会咬人的狼狗，实际上骨子里都是些巴儿狗。他们把鲁迅常常挂在嘴边，却连一点讽刺、夸张、反讽、幽默的劲儿也没学会，倒成了鲁迅笔下那只“比主人更厉害的狗”，或“脖子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的山羊，装出一副爱憎分明的样子，其实只是一群圆滑世故、见怪不怪、假情假意的文字老油条。他们非常清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当说，什么不当说。他们写作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让民众忽略那些利益攸关的大事，领着人们忘记那些主流话语中被省略掉的内容。黑夜给了时评家一双黑色的眼睛，他们只用它来翻翻白眼。低头写作是需要勇气的，同样抬头呐喊也要有底气，可惜的是这两样气他们全没沾上。于是，他们成为这个时代的时评家，一笔好字被电脑废了，一手好文章给时评废了。
假如媒体明天曝光说，某个女人长得难看，时评家们后天一定会跳出来大发议论，所使用的脑残逻辑无非以下12种： 1.邻居家的女人长得更难看，你为何不曝光？ 2. 她虽然有点难看，但她善良纯真； 3.请拿出具体的整容意见来，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她变得好看点； 4. 还是有进步的，比去年长得好看多了； 5.这是极少数人想歪曲真相，是别有用心的煽动，究竟有何居心？ 6. 心理阴暗，连女人长得难看也要曝光； 7.她是伟大的中国女性，你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再难看我们也不能嫌弃； 8. 这是极少数的，绝大多数中国女人长得都很美丽； 9.这是谣言，我负责任地说，她长得很好看，希望媒体能客观报道； 10. 她还处在初级发育阶段，长大一点会美丽绝伦； 11.要有点历史眼光，她长得非常有中国特色，你没有欣赏眼光； 12.没有一个人是长得十全十美的，大家无权说三道四。到此为止，一轮时评热潮结束，大家很快地又扑向了下一个热点。如此这番又来一轮，一年年就这么过去了，思想依旧在原地踏步。
时评，如今不仅成了一种脑残文体，而且塑造着一种脑残逻辑。读者面前堆满了文字，却依然找不到任何思想的出路。
(《南方周末》2008年11月20日）
附录2： 审慎与节制： 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品质
曹林凭着一种厌恶的感觉，没有多少靠得住的证据，网众就轻信了一个与余秋雨有过过结的文人对余假捐的指责，气势汹汹地逼着一个公民“自证清白”。在昆明的少女卖淫案事实还很不明朗的情况下，仅凭着一种想象和对公权的反感，就匆忙作出结论并急躁地进行舆论审判。网上不明来源的帖子，没有几个人去认真核实真假，就轻易相信并作为道德讨伐的证据。网络写手迎合着民粹的情绪振臂一呼，再不讲逻辑的胡言乱语也能使他成为舆论领袖。还有方静间谍门中暴露出的浮躁和不负责任
置身于当下的舆论中，被那些偏激、片面、狂躁的情绪裹挟着，被那些未经确证的消息和不动脑子的判断包围着，一个人会不由自主地变得急躁和狂热起来。理性遭到抛弃，冷静被污名为冷血，保守成为贬义词，审慎被无情嘲讽，节制更成为一种引以为羞的品质。管他事实真相是什么、合不合法律、有没有确凿证据，立场高于一切，情感至高无上，姿态最为重要，“造反就有理”和“反抗即正义”的正义幻觉，驱使着乌合之众把“事实”和“原则”踩在脚下，自命掌握着真理，傲慢与狂妄地讨伐着一切触犯了其情绪的事物。
于是，审慎和节制，这个对建构一个理性社会至为重要的公民品质，成为当下时代最稀缺的精神。
什么是审慎？审慎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论，即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掌握的知识很有限，看到的信息很有限，视角可能是狭窄的，目光可能是短视的，理解可能是片面的，所以一个人很多时候可能是错的对人的有限理性和可能犯错保持着警惕，这就是审慎的源头。审慎还基于这样一种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反思，人性是不完善和有缺陷的，人性中有许多恶和幽暗的东西，比如极端的自私、喜欢窥探别人的隐私、偏好新鲜刺激、易受欲望驱使、容易哗众取宠等，这些人性中幽暗的一面会遮蔽我们的视角，阻碍我们对事实作出公正的判断。出于对自己身上这些恶的防范，也需要我们保持审慎的品质。
审慎还基于这样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即理性地考虑到自己的言行可能产生的后果，意识到“美好的初衷”和“善良的意愿”有时候很靠不住，反而可能产生许多非意图的后果，对许多相关者产生自己意想不到的伤害。所以，不要逞一时口舌之快，沉浸于一种自己营造的正义图景中，不要为了实现一种理想而不顾后果，而是把别人的感受考虑在内。设身处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会产生审慎的美德。
什么是节制？它是一种与审慎品质相连的美德，意识到自身理性的有限，看到自己人性中幽暗的一面，并考虑自己行为对他人产生的影响，使自己的行为把握一种度：不狂热，不盲信，不主观，不专断，不唯我独尊，追求真理而容忍异见，捍卫正义而尊重事实，抵制那些貌似正义实则荒谬之观念的诱惑，这就是节制。
审慎和节制的公民美德，它要求我们保持以下的理性：不要凭着情绪和成见匆忙作出结论，要尊重事实和真相，等有了确凿的证据和明晰的事实之后再作结论；下判断要非常谨慎，要留有余地，对模糊的东西要有等待真相的耐心；要意识到自己很可能犯错，自己并非全知全能，我并没有掌握真理和代表正义，自己忽视的东西很可能是对的；人骨子里总有一种垄断话语权、让别人闭口、打压异端、唯我独尊的倾向，要对这种自以为是保持防范；考虑到自己言行可能产生的非意图后果，比如一味的揭批会不会加深社会的冲突和对立，对弱者之恶的纵容会不会传播恶劣的暗示，捍卫某种正义的同时会不会造成更大的非正义，等等。
令人悲哀的是，审慎和节制的美德在我们这个时代遭到史无前例的践踏。有些政府和官员在制定政策时缺乏审慎，喜欢干大事业，大拆大建，大手笔，大工程，大规划，总指望一蹴而就地实现他们脑海中设计的宏伟蓝图，而不顾这些蓝图对百姓权益的伤害。立法者缺乏审慎，总想以一部部激进的立法把他们所想象的恶除尽，却在很多时候误伤到公众的正当权利。媒体的记者缺乏审慎，对网上的传言不加调查和辨别就作为新闻登出来，根据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就能写出一则大新闻。评论家们缺乏审慎，一事当前不顾真相，喜欢用激进的观点吸引眼球，用极端的判断招徕关注，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标题刺激情绪和制造混乱。大众就更不必说了，易于激动和冲动，很容易被一种预设的情绪所感染。
想起了自由主义者柏克，那个智慧的人对审慎和节制五体投地，他说：这种美德显然不同于胆小怯懦与优柔寡断，中和节制是一种只有上智之人才拥有的美德。当大多数人一致决定反对你时，做到中和节制就需要深沉的勇气与充分的反思。缺乏思想的公众意志往往表现为一种狂暴急切的要求，这种要求转眼即逝而不会长久在普遍的轻率与浮躁中，你将会发现存在着一种冷静沉着、泰然自若的人格，这种人格将会成为一个中心把所有事物都吸引过来。这是多么智慧的声音啊，在这个冲动和情绪主导舆论、急躁和极端大行其道的时代，我愿意坚守审慎与节制，虽然我知道，这种“不合时宜”的坚守，常会使我成为网众公敌遭到无情的炮轰，这又有什么呢？我坚信那头顶灿烂的星空和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
附录3： 给时评作者提五个最基本的要求
彭远文上期评中评预告了“也许我会批评国内时评界”，因为“实在是有些看不过眼了”。拖了好几天，先向诸位道歉。究竟要不要写？坦率地说，也不是没有过犹豫，毕竟自己就是干这一行的，以后恐怕也还得在这行混饭吃。所以拖了几天对我来说是好事，可以让我冷静下来。不过下面我在举例的时候仍然会指名道姓，一方面我们不是经常批评新闻报道中的“某官员”、“有关部门”吗？不能涉及自己就用另外一套标准；另一方面这些人都是我很敬重的时评作者，但在这篇文章，我想以批评来表达我的敬重。如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此前对批评时评影响较大的是叶匡政的《时评正在成为一种脑残文体》，用语很直白，反对和支持的声音都不少。我对此是基本认同的，但叶文的不足之处是以揭示现象为主，而分析原因比较少。我自己偶尔也写时评，同时还是编辑，也算阅时评无数，以此为基础，谈几点写时评的要求。我以为，这是最基本的。
一、 明辨新闻事实
如果你的评论是基于虚假的事实，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不要完全听信媒体报道，很多媒体是不靠谱的，很多媒体人的职业素质是值得怀疑的。众所周知的是黄静案，最后发现事实未必像先前想象的那样；我还想提的是彭宇案，最开始不管是纸媒还是电视媒体，平衡报道都做得很差：以影响最大的南京某电视栏目的节目来说，老太太一家发言的时长不到十分之一，尤其是其中一个段落，彭宇说了很长时间，轮到老太太一方，居然连一句话都没有说完就被硬生生切掉了。当时我感慨，给我同样的素材，我可以编出一个指向完全相反的片子，这个一点都不夸张。
至于“张孟苏”，当初也是骗倒了一大堆时评人，骗局穿帮之后，居然有时评人说“不管张孟苏的事件是否虚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教育弊端确实存在”，难怪有人说“时评作者不要沦为耍嘴皮的诡辩家”。最近的一例是北外女生被退学。作为时评人，要有分辨的能力，这是基本功，不要说“我怎么知道这是假新闻”，可供参考的指标很多：比如该媒体的公信力如何，该篇报道的质量怎样，等等。
二、 多收集相关资料
光辨别新闻的真假只是第一步，还需要多查找背景资料。比如这次茅于轼的“廉租房论”，原新闻只有一句话：“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但是茅于轼为什么会这么说？他所说的廉租房的对象是现有政策规定的具有城镇户口的贫民，还是包括了农民工在内？这些信息在新闻中都是没有的，需要自己去找。
很多人完全基于这句话就开始大发评论，批评茅于轼没注意到寻租才是最关键的原因，茅于轼歧视穷人（实际上我认为单就这句话茅于轼也没错，但这涉及知识储备和生活经验的分歧，这里就不展开了）。茅于轼怎么会不懂得寻租最重要？又怎么会歧视穷人？如果对茅于轼以往的言论和行为有所了解。比如刘洪波老师说茅于轼提出了一个新概念：“争取农民工住廉租房，多大的建议，茅先生为何未说出重点，而去谈论厕所不要有，并身受舆论的炮火？是不是茅先生没有意识到他的廉租房不同于政策上的廉租房，从而忽视了一个重大的建议？”其实这哪里是新概念啊，这是茅于轼的老生常谈，而且，这不能怪茅于轼没说清楚（正如前面所说，这是访谈里面的其中一句而已，而非专论），而要怪评论者资料收集工作做得不够。
而张鸣老师基于对穷人和茅于轼的了解，撰文剖析“那些攻击茅于轼的伪穷人立场”，我更赞成张鸣老师的看法。我认识的时评人莫之许，水平不可谓不高，但据他说，写评论之前一般也会花两个小时收集相关资料，我想这是值得学习的。
三、 不要简化批评对象
很多评论喜欢骂批评对象愚蠢、愚昧，说某件事如何荒唐，如果这些话不是意气之语，如果不是因为前面提到的两个原因，那就是作者根本未能洞察事件背后的合理性。摄影记者卡帕有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换成写时评，或可说：“如果你觉得不可思议，是因为你了解得不够多。”以肖志军事件为例，大多数评论都集中于签字制度，在我看来，是因为他们觉得肖志军的所作所为不可思议，所以只能习惯性地用那套法律、制度话语。而实际上肖志军这样的人很多，他不过是知识谱系落伍而已，不是说一句“偏执”就可以完全抛开的。如果能够理解肖志军的行为模式，那这件事最有意义的讨论也许是中国的社会隔膜。
再比如范美忠事件，郭松民之所以会在《一虎一席谈》落下风，还是在于太轻视对手了，难怪有人会说“范美忠给时评家上了一课”。还有近期很火的《中国不高兴》，真的那么一无是处？至少我读了之后觉得不是那样的，而大多数报纸的评论都是一边倒批评该书，比如徐迅雷老师的《因为不高兴一路反到底》，有朋友跟我说文章一气呵成，读了很快意，但所谓“快意”，也就是出了一口气而已。我同意曹林兄所写的《“理性爱国主义”垄断理性符号太霸道》：“这是一本炒作色彩浓厚的书。”“其间不乏深刻洞见和理性判断。”“动不动就骂别人是左愤 ，其实自己何尝不是 右愤 呢？”
之所以会简单化、矮化批评对象，在我看来，一是因为偷懒，二是太过放纵自己的情绪。这样一来，等于人为把对手的水平降低，批评起来固然方便了，但“自己树靶子自己打”有什么意义呢？
四、 不要急于“学以致用”
经常看到很多评论使用不恰当的分析工具，明显可以看出，作者是先知道了某个概念，太过急于“学以致用”。印象比较深的是几年前的曹林，经常看到他的评论引用某个政治学、经济学概念，但运用得未必恰当。比如用“边际效应递减”这个概念说姚明不应该得劳模，明显运用不当，这么说来，把盖茨评为全球最伟大的企业家也是没必要的，反正他也有那么多荣誉了。关键的问题应该是是否名正言顺。我个人认为，之所以让人别扭，是因为劳模是计划经济之下的激励机制，而姚明是市场经济的成功者。
何清涟很早写过一篇《经济学理论与“屠龙术”》，批评经济学学者不搞脚踏实地的调查，只是坐在书斋里纯粹靠理论发言。何清涟的批评完全适合时评人，且不说很多时评人连屠龙术都还只是学到皮毛，远远不如何清涟批评的经济学学者。不知道是巧合还是经济学是显学，这种情况在经济评论中比较常见，很多经济评论连语气都把张五常学了个十足，但其经济学功底实在不敢恭维。所谓“厚积薄发”，是急不得的。
五、 不熟悉的领域不要写
翻开报纸评论版，到处都是那么几个熟面孔，不仅量大，而且关注的领域也广，简直无所不通，让人惊讶。在我看来，要写好时评，首先是要熟悉，要么有专业知识，要么有生活阅历。临时抱佛脚的准备工作做得再足，也无法填补专业知识和生活阅历的短板，何况很多人还基本不做准备工作。所以很多评论仔细一读，还真是“卑之无甚高论”，而最可怕的不在于言常人之所言（虽然有其价值，但毕竟价值不大），而是很可能犯错。
比如张鸣老师曾经写过一篇《中国观众看比赛时别乱嘘》，说奥运篮球比赛运动员罚球时中国观众的嘘声很不文明，其实如果经常看NBA，就知道这是常态，甚至可以说是篮球文化之一种。不仅仅是中国人这么做，说起来我们还是向美国人学的，即便硬要说不文明，至少也应该提到这个背景。张鸣老师这次少有的失手，很明显是因为贸然闯入不熟悉的领域。张鸣老师已是相当慎重的了，大多数评论都是关于教育与政治的。其他“万金油式”的时评作者太多，不提也罢。这点我也要自省，隔一天写一篇评中评太频繁了，虽然更多的只是综合众多评论者的意见，但也难免说错话。
其实这五点并不是那么界线分明，而是互有交集，这么写只是为了行文方便。写出来希望与其他时评人、时评编辑共勉。现在时评很热，但同时又是泥沙俱下，从业者不自重，读者放弃的那一天也就不会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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