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看见人，是出发点和归宿”
——法拉奇《风云人物采访记》读后感
很久之前听说过法拉奇和她的《风云人物采访记》，前段时间拾起。原是想了解法拉奇的提问技巧，但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通过法拉奇的采访，政坛神话们脱去神话外衣后，呈现的一个个鲜活的人；以及敢于去剥神话的外衣，在一次次征服中使自己逐渐成为神话的法拉奇。
书中法拉奇写到，“真正的聪明，在于对人的理解。”
（一）
刚听说法拉奇时，“国际政治采访之母”、“世界第一女记者”、“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记者之一”等声誉，让人不禁惯性地以为是位男记者。
但这位曾在枪林弹雨、炮火纷飞的战争第一线，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不断发回报道，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见证战争的残酷性；这位不谄媚奉承，敢于用硬朗犀利、机智尖锐向叱咤风云、圆滑老练的政治领袖们提问甚至无理逼问，毫不留情地把权势者的丑陋全部写出来；这位让政界风云人物即使不舒服也很难说不，让即使痛恨她的政权大佬也对她心生敬意的，恰恰是位女记者——法拉奇。
正如兰皮尼在2008年前言中对法拉奇的描述，“所有接受她采访的权贵都认为她是个令人不快、让人生疑、难以控制、不受欢迎的人，这也是她的职业命运，因为法拉奇没有选择做一个'宫廷肖像画师'。她的发问是整个人类对权贵的清算。”
“你曾经渴望战斗，你现在仍然斗志昂扬吗？好的，就我自己而言，一息尚存就要战斗。"法拉奇怎么会如此坚强、勇敢、渴望战斗呢？
成长时期的经历，通常决定了一个人的终生气质。
法拉奇出生于意大利的弗洛伦萨，她的童年似乎完全被其反法西斯积极分子的父亲所影响。父亲的政治偏向深深影响着法拉奇，童年时她就已经成为抵抗法西斯地下运动的志愿军，用瘦弱的手指使用手榴弹…战争”在其生命中，成为了和“文学”一样重要的关键词，在生命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也是因为二战的惨痛回忆，使得法拉奇一直无法摆脱法西斯的阴影，她厌恶法西斯和一切形式的极权主义，这种倾向在她日后的采访中有了鲜明的体现。
法拉奇在《愤怒与骄傲》一书中回忆说，1943年9月23日盟军轰炸佛罗伦萨，法拉奇一家躲在教堂里。轰炸开始后，教堂的墙壁在颤抖，神甫大叫“基督，救救我们”。14岁的法拉奇吓得哭起来，父亲却重重地掴了她一记耳光，盯着女儿的眼睛说“女孩子不哭，不能哭。”
父亲的这一耳光和近似严酷的训导，连同她幼年战争的残酷经历，或许都早已深刻在了法拉奇年幼的内心和灵魂里。随着那个时代境遇的磨砺和岁月的发酵，坚强不屈早已成为法拉奇生命的必然气质。
法拉奇虽然以记者身份闻名于世，但她的墓碑上却只有如下几个字“作家 奥利亚娜•法拉奇”。
当作家是法拉奇童年时就有的理想，也决定了她终生与写作为伴。
法拉奇的父母出身贫寒，仅靠开一小店维持生活，但家中稍有积蓄便去购买书籍。父母对书籍特殊的嗜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法拉奇，使她从小就对书籍有异乎寻常的渴望与热爱，“从很小起，我就喜欢睡在放置书籍的房间里。”通过广泛深入地阅读，法拉奇逐渐了解了现实的世界，更重要的是激发了她内心深处埋藏着的对写作的欲望。
法拉奇于1957年发表了她的第一部叙事文学作品《好莱坞的七大遗憾》。其后又陆续出版了小说《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来信》、《男子汉》等多部自传体或纪实性小说。采用纪实写法并非是她缺乏创造力，而在于她无法摆脱做新闻时形成的渴求事实准确的习惯。法拉奇在文学创作中几乎从未把文学与新闻分离,始终坚持反映矛盾交织的社会现实,表达自己对现实世界的种种体味。
16岁，出于经济原因，法拉奇放弃在佛罗伦萨医学院的大学生活，进入一家报纸作报道员，后任《欧洲人》驻外记者。虽然当时是为了钱进入新闻界，但进入新闻界却不仅仅为了钱，而是更多挑战的快乐和成就感。
“我热爱新闻工作，从事新闻工作。有哪一种别的什么职业允许你把正在发生的历史写下来，作为它的直接见证呢？新闻工作就有这种非凡和可怕的特权。”
法拉奇的采访风格以机智犀利、果敢硬朗著称。她善于抓住重要节点，单刀直入，毫不妥协。
法拉奇采访中犀利、不妥协的这份自信和从容，很大程度上源于采访前认真充分的准备。正如以色列总理沙龙对法拉奇的评价，“您极难对付，但我喜欢这次不平静的采访。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您一样带那么多资料来采访我，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您一样只为准备一次采访敢冒枪林弹雨。”
法拉奇在采访中对人事的洞察，也和她热爱的文学也不无关系。她运用文学细腻、敏锐的眼光，善于捕捉细节，从中挖掘人背后的个性和人性的光辉，多角度审视事物本质，更深远更丰富地洞察人和事。
《纽约时报》一位专栏作家评论法拉奇的采访技巧是，“小说家的心理透视与一个机灵孩子的粗鲁无礼的产物”。《纽约客》的作家也对法拉奇的采访技巧总结到，“法拉奇的采访手法是故意的让人不安。她接触每一位采访对象，都以精心研究的刺激挑战对方。同时她善于使用欧洲存在主义理念，经常以关于死亡，上帝，同情等话题让采访对象放下警戒。这一切展示了她在新闻采访这一行当的超群智慧。”
法拉奇，“每一个采访都是我自己的肖像画，是我的想法、气质和耐性的混合物。所有这些导致了问题的提出。”
采访基辛格，关于战争法拉奇挑战到，“您不是和平主义者，是吗？”“我觉得您从来没有反对过越南战争。”“您没有看到这是一场无用的战争吗？”正是这次采访的逼问，基辛格承认越南战争是一场无意义的战争；关于基辛格的名气，法拉奇：“基辛格博士，怎样来解释您成了风云人物，甚至几乎比总统更出名这一事实呢？”基辛格回答这一问题时自诩的单枪匹马的骑马牧者形象，让尼克松十分恼火。也是接受法拉奇的这次采访，被基辛格称为“平生最愚蠢的一件事”。
采访南越总统阮文绍，“请您允许我讲讲人性。当您想到那些在河内遭受轰炸的正是像您一样的越南人时，您不觉得难受吗？”针对腐败指控，法拉奇又对他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有人指控您是个腐败的人，是越南最腐败的人。您如何回答那些指控者？”“您出身十分贫穷对吗？”“今天您富裕至极，在瑞士、伦敦、巴黎和澳大利亚有银行存款和住房，对吗？”
采访阿拉法特，由于阿拉法特拒绝回答他的年龄问题，法拉奇“如果您连年龄都不愿说，那么您为什么始终把自己置于世人瞩目的地位，为什么允许世界把您看成是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首领呢？”针对阿拉法特抱怨“无视巴勒斯坦是不能允许的，直到你们良心发现的那天来到之前，我们最好别见面”，法拉奇“您总是带着墨镜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采访阿拉伯民族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哈巴什，当时欧洲大部分恐怖谋杀事件的元凶。法拉奇针对他们在欧洲机场袭击载有以色列以及中立国家公民的一架飞机，第一个问题便质问到，“你们的阵线擅长于搞恐怖主义行动，而很多这样的行动发生在欧洲。为什么你们要把不属于我们的战争强加于我们？你们的准则是什么？你们有什么权利？”“你们要把战争扩展到世界的四分之三吗？”“你们对世界舆论也毫不关心吗？对于你们每一次在外国土地上制造灾祸所引起的对你们的愤慨和仇视，你们也不关心吗？如果我们并没有对你们开枪而你们却对我们开枪，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得到我们的理解和尊重呢？”“您是一位医生，你的职业是拯救人们而不是去杀害他们。您又是基督教徒，您的宗教是基于爱和宽恕。您有没有为您的过去而感到惋惜？”
采访意大利总统利昂纳，对这位接父亲的班偶然参与政治的总统，法拉奇：“请允许我提出一个听起来严厉的问题，但绝不是我的本意要这样做。总统先生，您从来没有因没有早日表明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没有直接参加到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去而感到惋惜吗？”
采访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的代表人物、曾多次出任意总理的安德烈奥蒂，法拉奇形容他“滑得像泥鳅，善于绕开对手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但法拉奇针对其反对离婚法还是犀利地呵斥到，“为什么您要把您对天主教的信仰强加给大家呢？迄今为止，您一直在赞颂自由，现在您又想剥夺那些想法与您不同的人离婚的自由。这是自相矛盾的，而且是蛮不讲理的。要是您不喜欢离婚，您就别离婚！又不存在强迫的问题。知道吗？”
采访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法拉奇开场便毫不客气，“陛下，自从我见到那些穷人追逐在您的后面，为了得到价值240里拉的一张纸币而相互厮打的情景时起，我有一个问题一直使我感到不安。陛下，您在向自己的臣民施舍时有什么感觉？在他们的贫穷面前，您又有什么感觉？”
采访美国战略情报局官员科尔比，针对美国行贿意大利官员，身为意大利人的法拉奇义愤填膺，采访开场便直击要害，“科尔比先生，我想知道这些人的名字，意大利那些领取中央情报局酬金的无耻之徒的名字。”法拉奇又故设陷阱：“如果我这个外国公民来到这里资助美国的一个政党和你们的21名政界人物，以及你们的一些记者，那么会发生什么？”科尔比：“我会向联邦调查局去告发，让它逮捕您。”法拉奇：“说的好。那么我应该向意大利警方告发您、您的大使和您的特工人员，将你们逮捕。”“我力求使您承认意大利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是你们的殖民地！你们永远不能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清楚了吗？”“你们假借自由的名义，支持所有扼杀自由的人。”针对美国对意大利的监控，法拉奇：“谁都知道中央情报局在意大利的真正立足点是国防情报处。请问，您有什么权利擅自利用我国的秘密情报机构监视我在家里的行动？比如说，您有什么权利来监听我的电话？”（值得一提的是，采访于1976年）
采访塞浦路斯总统、大主教马卡里奥斯，问到关于他十分喜欢女人的传闻，塞浦路斯一路打岔躲闪、法拉奇一路穷追不舍，答案也在追问中不言自明。法拉奇：“我从来不相信有些人给您描绘的肖像：禁欲主义者和素食者。”马：“我不是素食主义者。”法拉奇：“有个芭蕾舞演员表演了放荡的肚皮舞，而您却评论说’女人的美是上帝的恩赐物。”马：“我不知道这件事。我非常喜欢民间舞蹈。”法拉奇：“不，不，我不是说民间的风土习俗，我说的是肚皮舞。我力图来证实您不是一个从早到晚进行祈祷的神甫…”马：“我喜欢运动…我讨厌鸡尾酒…”法拉奇：“宗座，您还是没有听明白我的话。也许最好还是用直接的言辞来表述。我刚才指的是女人和有关您十分喜欢女人的传闻。有传闻说您有两个妻子。”马：“还有这种传闻，在东正教教会中，主教和大主教都不能结婚。”法拉奇：“您十分喜欢女人，这不是真的？”马：…法拉奇：“又据说，您不是个诚实的人。”马：“当我遇到不能吐露真情时，我宁愿沉默不语。”法拉奇：“正像我刚才向您提出女人问题时，您对我采取的那种做法。”马：“我刚才说了什么吗？”法拉奇：“什么也没说。”
……
（二）
对国际政治不太了解。但这套满是对政治人物的采访集，看似枯燥却意外看得津津有味。
每篇采访记，法拉奇在开篇序言后是对整个采访问答的原貌全文记录，呈现的真实对话要比小说更真实、比新闻更生动。更重要的是，通过采访呈现出的每一个鲜活的人，以及人身上终究会体现出的人情、人性。虽然朴素但却亲切、可以理解、打动人、更持久，不论地域民族，不论时代变迁。
“她呈现给我们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画廊，展现了当时国际上的主要人物：当权的和在野的政治家，民主派领导人和独裁者，人道的和平主义者和斗士，精神领袖，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在这本采访集中，世界历史变得人性化和具体化了。那些有血有肉的人物，他们的个人故事、他们的痛苦和梦想、他们的恶习、他们的软弱，甚至他们令人恼火的平庸都被暴露无遗，使历史变得生动而活泼。”
序言中，法拉奇谈到采访的目的“是希望弄明白他们在掌权和不掌权时是如何左右我们的命运的”。我也同样想知道，这些能左右世人命运的掌权者，他们的命运又是如何注定的。
帝王将相的政治领袖身份，有的人拼力争取，享用权利；有的人生来拥有，欲罢不能…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命运。
1
基辛格，美国国务卿。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并留校任教。用法拉奇的话“一位腼腆的、善于撰写平淡无奇的历史书和关于原子能文章的哈佛大学教授，竟然能够成为和总统一起统治国家的大人物，成为调整大国关系和制止战争的一位风流人物，这是我们想去解开的谜。”
基辛格并非含着金汤匙出生。他出生在德国，为避免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15岁时全家逃离德国定居纽约。21岁去德国服役，被编入精英队伍并被派去德国一城市的政府工作。正是在那儿，他对政治产生了热情。这种政治热情使得他后来逐步成为肯尼迪和约翰逊的顾问、尼克松的助手，人们眼中美国的第二号人物。
基辛格曾说：“聪明不足以使人成为国家元首。对于国家元首来说，必须具备的是魄力，是勇气与狡黠。”这些，才是他性格里真正喜欢的东西。
身为一个犹太人和德国人，却移居在一个对犹太人和德国人另眼相看的国家，他内心世界的很多难题、矛盾、不满甚至不甘，或许都加强了他的这种性格。
法拉奇：“您会回哈佛去任教吗？”他回答：“很不可能，因为有更有趣的事情可做。何况我还没有打算离开这个岗位，我很喜欢现在这个工作。”
法拉奇：“权力对您有多大吸引力？”他吐露到：“我感兴趣的是有了权力以后可能做到的事，可以建立很多辉煌的业绩。当我离开这个职位时，我会感到若有所失。”
基辛格也直言不讳：“我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我总是单枪匹马地行事，美国人特别喜欢这一点，美国人喜欢只身进入城市和乡村的骑马牧者。独立性对我来说特别重要。我对自己该做的事一向有坚定不移的信念。”
也正是他自我标榜的单枪匹马的骑马牧者形象，惹得尼克松十分恼火，报刊也对基辛格把一切功劳归为己有而置尼克松与旁观者地位的说法进行了冷酷无情的批评。基辛格后来声称，接见法拉奇是他“生平最愚蠢的一件事”。
但这种性格，却使得昔日哈佛教授的基辛格，转身享有了能够对国际政治翻云覆雨的另外一种人生。
2
西哈努克，柬埔寨国王。他生于王室，是柬埔寨两大王族的后裔。1941年其外祖父去世后，他被确定为柬埔寨国王。
法拉奇采访他的最后，是他对法拉奇反问：“事与愿违，最后我不得不去当国王和从事政治活动。如果我不搞政治，如果我只从事歌曲创作，我的一生将会更加光辉夺目。您是怎么想的？”
法拉奇在采访开篇中对他这样描述：西哈努克是一个你愿意怎样形容他都可以的人。不能否认在一个似乎只产生灰暗的、迟钝的和令人讨厌的政治人物——总之只产生缺乏想象力的人物的时代中，他是个奇迹。美国人也认为，像西哈努克那样的人在地球上是绝无仅有的。
曾经有人指责他：“您的总参谋长之所以能发动政变，是因为您没有直接掌握军队。”西哈努克看了那人一眼，说：“您天生是个职业军人，而我是个艺术家，生来就是个艺术家。”
他热爱音乐，创作歌曲、指挥爵士乐团、吹奏萨克斯和单簧管。他谱写的歌曲曾在中国的学校和革命公社中被演唱。他用歌词表达立场，前一首“朋友的朋友是我的朋友…”，后一首“朋友的朋友不是我的朋友…”临别时，他赠送给法拉奇灌制了他本人——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阁下的歌词和乐曲的唱片。
他推崇电影，亲自写剧本、任影片导演、作为演员参加演出。面对许多人对他影片的质疑，西哈努克“他们的闲话和我有什么相干呢？我推崇电影，为了教育人民，仅此而已。”正如他自导自演的影片《吴哥上空的阴影》，他想借此电影表明是美国威胁着他们的独立和中立，迫使他们同美结盟加入美的反共十字军。
他喜欢美味，法拉奇描述西哈努克“他可以放弃一切，唯独不能放弃进食，而且食必珍馐美味。他对食物的热爱程度至少可以和他对自己祖国的热爱相比拟”；他喜欢冒险，喜欢赛车；他有五个宠妃，过着花花公子的生活，贪图享乐…
然而，“从外表上看，我是个快乐的人；实际上，我是个悲剧人物”，西哈努克这样剖析自己。
他生于王宫，但相信占星术的母亲因迷信他留在皇宫内会有生命之虞，便把他送到乡下去度童年、就读平民学校；
他被法国人推上王位，但他没有野心且厌恶军国主义，以致于当法国人强迫已成为国王的他上军事学校时，他才刚刚能分辨出中士和上尉；
他信任自己的总参谋和堂兄，而二人却在美国的指使下发动推翻他的政变，让其一无所有；
他出身世代相传的帝王之家，却不得不以尊严的名义逊位，并向群众说明谁都不是上天派来统治人民的；
他在政治中陷得很深，却发现自己所做的一切得到的都是恶报，在无谓的努力中虚度了青春…
或许西哈努克贪图享乐、本就没有野心的性格，以及从政的挫败感，更增强了他对追求艺术的满心向往、对出身皇室的无奈和厌恶。
西哈努克：“是我自己要求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历史、哲学、音乐和艺术的，可是事与愿违，最后我不得不去当国王和从事政治活动。”“我一点也不喜欢我自己，我不喜欢我自己的一切。如果能重新投胎的话，我真的不会选择昔日的我。”
3
哈巴什，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书记。在法拉奇口中，他却一直被称为“哈巴什大夫”。
毕业后作了儿科医生的哈巴什，曾把儿科医生视为自己为人类作贡献的唯一方法。
哈巴什不是一个以经济标准来对待病人的医生。他的诊所收容了很多儿童；他接纳那些连一片阿斯匹林也买不起的穷人、老人和被遗弃的人；它不仅不收费，还给病人买药，当他们病好后还塞给他们一小卷纸币…
他出生在有钱人家，就这样把家产花尽。但他从不为自己花一分钱。他只在旧衣服上面套一件消了毒的白大褂，诊所就是他的家，他睡在一张行军床上，行军床头挂了一个十字架。
他是信奉爱和宽恕的虔诚的基督教徒，是扶贫济弱、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是法拉奇口中的“施魏策尔医生”。（施魏策尔，德国的人道主义者，到非洲行医直至逝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也是那时欧洲发生的大部分恐怖凶杀事件的元凶。
在行李箱里放一颗定时炸弹以便使飞机坠落；破坏住满病人的医院里的供氧设备；纵火焚烧穷苦老人的收容所；把两个装满炸药的果酱瓶拿到超级市场里去…通过设陷阱和搞欺骗来残杀手无寸铁的人…
善与恶，混杂而成一个令人费解的神秘人物。天使和魔鬼，看似遥不可及，却似乎只在一念之间。
法拉奇这样评价哈巴什，“他生来是位天使，但是仇恨，或者是绝望，把他变成了魔鬼。”
哈巴什自己也剖析到，“（引起这样变化的）是一种感情，是的，我习惯于看到人们肉体上受痛苦，而不习惯于看到人们精神上受折磨，也不习惯于那种不公正和受凌辱的现象。”何来的精神折磨？什么样的不公和凌辱？他看见了什么？
1918年到1948年，巴勒斯坦受制于英帝国主义，哈巴什：“1947年当英国决定把那片有96%居民是巴勒斯坦的土地赠送给犹太人时，舆论到哪里去了？”
1948年之后，巴勒斯坦又受制于美帝国主义，“后来到了1967年，他们来到莱达…我不知道怎样来解释…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再也没有家，没有国家…我们被迫逃跑。3000个人一面走，一面哭…还有因恐惧而发出的吼叫声…妇女们有的抱着孩子，有的牵着孩子…以色列士兵用步枪驱赶着她们。她们倒在街上…常常是再也爬不起来…可怕，可怕，可怕！当时的情景一直折磨着我，我永远不会忘记…永远！”
说这番话时，他用了三个“可怕”、十次哽咽欲言又止…说这番话时，他嘴角开始颤动，眼泪从鼻子边流下来…平静、坚定、语调冷淡的哈巴什，是的，他真的哭了…
“当你看见一些事情之后，你会想：这不是生活，这不是人类。如果要发生这样的事，那么治好一个有病的躯体有什么用？必须改变这个世界，要做点事情。”
一天，诊所突然关闭，哈巴士大夫失踪了。“放弃这一切很痛苦，很痛苦！像针一样刺痛了我。但是我必须去做我所做的事，对此我不后悔。”
他上哪儿去了？去干什么了？
他到了巴勒斯坦突击队那里，去领导他信仰的唯一事业：冷酷无情的报复。
“要让欧洲和美国从现在就明白，只要巴勒斯坦得不到公正的对待，他们就不能期望得到太平的日子。为帮助以色列付出这样的代价不算太高。”
“世界利用了我们，但又把我们遗忘了。是让人们记起我们的时候了，也是我们不应再被利用的时候了。我们要通过这些破坏活动，使世界知道在这里发生了灾难，正义必须得到伸张。”
“必要时可以杀人，甚至以丧失人性和付出生命作为代价去杀人…”“在远离战场的地方杀死一个犹太人比在战场上杀死一百个犹太人的效果更大，因为它能引起更大的反响。我们必须不断地提醒你们注意我们的存在。”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将为重返家园而继续斗争。”
法拉奇，“他的每一个举止都带着极大的忧郁和尊严。因此当你细看他时，一种无法抑制的同情心会向你袭来，这种同情心的强烈简直无法自制。凡是遇见过哈巴什大夫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丧失尊严而不得不选择的、由恐怖谋杀发酵而成的、不屈服的忧郁人生；以及不惜一切代价去要拼力争取和维护的尊严。
哈巴什，“当你看见了这一切，你的思想和你的心就变了…你会感到有比生命更有价值的东西…”嗯，尊严。
书的序言中，法拉奇提到三个字母“OXI”，希腊文意思是“不”。这三个字母是渴望自由的人在纳粹法西斯占领时期在树上写下的。30年来这个“不”字一直保存在那儿，虽然日晒雨淋却不褪色。军政府的上校们曾经用石灰浆涂抹掉它，但是，像变魔术一样，这三个字母又顽强地、无视一切地和不可磨灭地重新显露出来。法拉奇写到，这三个字母是“人类尊严最美好的纪念碑”。
4
勃兰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197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勃兰特成长于意味着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却领导了一个不再引起仇恨和恐惧、反而让别的国家感到羡慕的新德国。
法拉奇在开篇中这样评价他，“勃兰特是在崇拜自由中成长起来的”、“耻辱、痛苦往往更能使人成为杰出人物”。
“崇拜自由”为什么会在勃兰特身上如此醒目？他又经历了哪些耻辱和痛苦？
“私生子”的烙印成为了勃兰特的“伤痕”。勃兰特从未见过，也不喜欢他的父亲。“我知道我父亲是谁，我知道他的名字。但是我从来不愿去见他。战后他还活着。即使那时我也没有兴趣去见他。”他的竞争对手在竞选中也无耻地利用这一点，对勃兰特讥讽嘲笑、制造麻烦…然而，“私生子”的“伤痕”使得勃兰特更早地独立；讥讽和嘲笑反而锤炼了勃兰特铁一般刚强的性格。
虽然是让人讥讽的“私生子”，但身为工会运动积极分子的母亲对勃兰特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勃兰特，“我出生并成长于社会主义和工会运动的环境中，有深刻的根源。这不是我的功劳，是母亲的功劳”；“除母亲外，我对生活的态度大多是受书籍的影响”。母亲和书籍，成为了“私生子”勃兰特童年和少年时期最重要的力量来源，也给年幼的勃兰特播下了最初的崇拜自由的种子。
勃兰特十岁时，德国开始了希特勒纳粹集权的黑暗统治，勃兰特亲身经历了希特勒的独裁以及对犹太民族惨无人道的杀戮迫害。勃兰特14岁起就“用文字和拳头”反对希特勒。他写文章反对纳粹分子，与纳粹分子搏斗，躲过了纳粹分子的追捕，逃亡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继续与纳粹斗争…希特勒独裁统治下的黑暗时光深深刺痛了勃兰特，也使倔强的勃兰特更向往黑暗中的那缕光明——自由。
虽然后来成为德国总理，但勃兰特曾经被迫逃亡国外12年。“我为什么离开德国呢？要是我留下来，他们将逮捕我，并把我送进集中营，当时我没有多少逃脱的可能。”为躲避纳粹，勃兰特不得不离开故土逃亡挪威12年。以至于他的竞争对手以此为借口，讽刺攻击他是“外来户”。祖国遭受纳粹独裁集权统治，12年被困国外不能回故土，人身不得自由。如此经历，或许更加强了勃兰特对自由的迫切向往和渴望。
勃兰特谈到结束漫长的逃亡生活时，袒露到“是人民使我重新成为德国公民，是经历了专制、战争和崩溃之后又试图在自由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生活的人民。他们惊人的工作热情，完成任何工作的能力，互相帮助的精神…当时的经济是困难的，但那时的气氛给人以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印象。”“我越想越深信，关于欧洲未来的思想，在我身上扎根，正是我在柏林的那些岁月里。”
勃兰特所说的在他身上扎根的“欧洲未来的思想”是指什么？他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思想？
对于“欧洲未来的思想”勃兰特阐述到，“欧洲是可以联合的。欧洲正在联合起来。统一欧洲意味着在保持各民族特点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欧洲政府的结构。”“我们必须在欧洲已经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的基础上工作。我们必须在西欧的基础上工作，也就是为建立一个共同的政府机构而努力。然后通过业已开始的缓和政策来增进东欧和西欧之间的联系…”
“我不能想象德国问题会单独解决。我认为两个德国关系的变化只能是两个欧洲关系变化的结果。我的回答包含着由欧洲解决两个德国分裂的可能性。”
除“欧洲联合”之外，勃兰特还推行“新东方政策”。勃兰特“应该有这样的政策，否则德国就会处于困境，就会与它的最重要的盟国即美国和法国执行的政策发生矛盾。”
法拉奇：“你过去和现在的目的是什么？您为什么要这个权利？”勃兰特：“我的兴趣在于在欧洲范围内给德国安排一个位置，在国内和国外建立睦邻关系。”
“因为经验告诉我，一旦丧失了自由的国家几乎不可能重新获得自由。受专制制度压迫的民族不通过战争而找到自我解放的办法，是很罕见的。几乎总是在经历一场战争后才能重获自由。”谈到军事专政的国家如希腊，勃拉特“我只希望代表自由和未来的力量在希腊能够相当强大。”
正如勃兰特对 他梦想的社会主义的阐述“它是一项没有止境的任务，要把自由、正义和互助精神结合在一起。”“没有自由主义的因素，人道的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存在。”
自由是基础，有自由，才有美好的未来。建立睦邻关系，努力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与自由。
法拉奇在开篇中还提到，不应该由勃兰特做的行动勃兰特做了，“就其重要性来说，这一行动并不亚于他的欧洲联合、新东方政策和社会主义思想。”
勃兰特又做了什么让法拉奇如此感慨？他出于什么这样做呢？
访问波兰华沙，勃兰特在第三帝国屠杀的犹太人的墓前下跪。“我下跪并不是因为我认罪，而是因为我想和我国人民在一起，他们当中也出现过犯有骇人听闻的罪行的人。那个举动不仅是针对波兰人的，而且也是针对德国人的。因为许多人，甚至太多的人需要排除孤独感，需要共同承担这个重责。”
法拉奇：“您在多大程度上感到您这一代人所承担的德国人的罪责？”勃兰特：“我明确区分罪过和责任。罪过只能由某个人去承担，绝不能让人民或一代人去承担。责任就不同了。尽管我很早就离开了德国，尽管我从来没有支持过希特勒，但用句婉转的话说，不能排除我应负一定的责任。对希特勒的上台我也感到有连带责任。”
访问以色列耶路撒冷，勃兰特在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朗诵请求宽恕的圣诗。“当我准备去以色列时，我刚才向您解释的那种连带责任感便向我袭来。我对自己说不能仅仅面无表情或激动地献一个花圈就完事。一旦我面对面地站在曾经发生的事实面前，应对我过去的无能为力有所表示。我不愿意无动于衷。”“我反复地对自己说，应该有个举动，它对德国人和犹太人都有利，为未来打通一条道路。”
“耶路撒冷最完整地体现了我们黑暗的过去。它要我们承认作为德国人的责任。它告诉我们，我们过去做的任何事情都不应该忘记或抹掉。不，不应该…不应该…”“承认我们的责任…这不仅有助于洗刷我们的良心，而且有助于大家生活在一起。犹太人、波兰人、德国人，我们都应该生活在一起。”
正视历史，承担责任，才会为未来打通一条道路；洗刷了良心，挣脱了枷锁，灵魂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也是这次采访，勃兰特对法拉奇在书序言中提到的“进行这些采访的目的是希望弄明白他们在掌权和不掌权时是如何左右我们的命运的”“历史究竟是多数人创造的，还是少数人创造的”，给予了回答。勃兰特：“我认为个人在历史上起着决定的作用，但是我还认为是形势使这个或那个天才人物更为突出。”“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遇到了这种形势，他就可推动历史朝某个方向，而不是朝另一个方向发展。”
1971年，勃兰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勃兰特，另一个版本的“漫漫自由路”。
借用柴静的一席话，作结：
“一切事件都是人的结果。人永远是个寻常，一切人都在情理之中，只不过发生在身上的事是在意料之外。”
“看见人，不是目的，是出发点和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