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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述学研究已产生许多分支，其中最重要的是古文字研究领域的分支，如对苏美尔语、阿卡德语的研究及对赫梯人、霍来特人使用的楔形文字的研究。以古文字材料为基础，各项专题研究也相继展开。研究方法上，以19世纪中后期开始出现的德国学派为代表。英、法、德、美等国在考古发掘、文献整理上居于领先地位；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等国也已开始对本国境内的文物进行研究。古代两河流域历史发展的脉络
公元前4000年代末，苏美尔人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公元前3000年代初，苏美尔城邦林立，争霸战争此起彼伏。公元前3000年代中后期，阿卡德人乘苏美尔城邦混战之机，异军突起，统一了巴比伦尼亚的大部分地区。阿卡德王国统治仅仅百余年后便为东方的库提人所灭。在反抗库提人统治的过程中，苏美尔城邦得到复兴，建立了乌尔第三王朝，控制了巴比伦尼亚大部分地区。公元前3000年代末，在从西方涌入的阿摩利人的压力下，乌尔第三王朝解体，阿摩利人在两河流域建立了许多国家。巴比伦王国在混战中异军突起，于公元前18世纪一度统一了巴比伦尼亚地区。公元前16世纪初，巴比伦王国灭亡，加喜特人入主巴比伦尼亚地区，但巴比伦尼亚王朝的声威已大不如前。就在巴比伦尼亚王朝衰落之际，历经数次沉浮的亚述趁机崛起。公元前13世纪起，亚述逐步统一两河流域北部地区，并与巴比伦进行争霸战争，至公元前7世纪初亚述帝国正式吞并巴比伦尼亚，建立了囊括西亚大部和埃及北部的大帝国。依靠军事征服建立的亚述帝国统治并不稳固，在公元前7世纪末为迦勒底人建立的新巴比伦王国取代。新巴比伦王国命运多蹇，公元前539年为波斯所灭。波斯帝国灭亡后，希腊人、罗马人和阿拉伯人相继入主西亚，两河流域沦为外来民族的附庸。亚述学诞生的历程
在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两河流域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在楔形文字、法律制度、宗教、文学、数学、天文学、建筑等诸多方面尤其引人瞩目，对周边地区文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然而，在外来民族的征服和同化过程中，古代两河流域文化逐渐泯灭。尽管一些希腊历史学家的作品和希伯来人的《旧约》保存了一些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信息，但其资料多源于道听途说的传闻，且文学虚构多于历史真实，因此很难视为信史。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再现是建立在西亚考古学的基础上的，而西亚考古学是从中世纪欧洲旅行家探索东方的活动发展而来的。中世纪时期，一些欧洲旅行家到东方游历，在考察两河流域的遗迹过程中发现了楔形文字，并将其介绍到欧洲。19世纪40年代，英法两国在亚述帝国的都城霍尔萨巴德、尼木鲁德和库云基克等遗址开展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活动，获得大量的石雕和楔形泥板文书，为楔形文字的释读创造了条件。 欧洲学者释读楔形文字的尝试始于两河流域大规模的考古以前，但多数人进展不大。1802年，德国的格罗特芬德根据古代西亚铭文通常的模式进行推理，成功地释读了古波斯语的楔形文字部分符号。1835年，英国的罗林森在公务之余，临摹了著名的贝希斯敦铭文，在对格罗特芬德等人的成果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采用与格罗特芬德相同的方法，成功地释读了贝希斯敦铭文中的古波斯语楔形文字符号。在古波斯语楔形文字成功释读的基础上，埃兰语楔形文字也被成功释读。古波斯语楔形文字和埃兰语楔形文字释读成功后，学者们逐渐把目光转移到阿卡德语上。罗林森和爱尔兰学者欣克斯不但认出了阿卡德语的楔形文字符号，而且发现了阿卡德语的基本规律，但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并没有马上为公众所承认。1857年，英国业余亚述学家塔尔博特译出一篇刚刚发现的亚述铭文，将译文寄给“皇家亚洲学会”，同时建议学会邀请罗林森和欣克斯各自独立翻译此铭文，以便进行比较。此时法国学者欧佩尔也在伦敦，学会也向他发出了邀请。“皇家亚洲学会”组织专门委员会对四篇译文进行鉴定，结果表明上述四家的译文大致相同。从此以后，楔形文字释读者的成果始得社会承认，一门新兴的学科——亚述学诞生了。由于早期的考古发掘主要集中在亚述地区，发掘的楔形文字被称为“亚述语”（今称阿卡德语，主要包括亚述和巴比伦两种方言），因此这门科学被称为亚述学。尽管亚述学现在研究的空间范围远远超过亚述地区，包括整个两河流域和楔形文字有关地区，但学术界仍习惯沿用旧称。19世纪末，苏美尔城市遗址和楔形文字文书被发现。在释读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基础上，亚述学产生了一个重要分支——苏美尔学。20世纪以来，随着赫梯语、埃布拉语和乌伽里特语等楔形文字文献的成功释读，亚述学又出现了赫梯学、埃布拉学和乌伽里特学等分支。亚述学研究的意义
亚述学研究，不但可以探究古代两河流域人在天文、历法、数学、建筑、文字、宗教神话、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突出成就，而且可以发现它对西方文明产生和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西方文明直接来源于基督教文化，后者则是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晶，二者的产生与发展都与两河流域文化密切相关。在两河流域文化的影响下，小亚细亚的赫梯文化逐渐成熟，对处于黑暗时期的希腊文化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希腊文化的发展间接地受到了两河流域文化的影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希伯来文化则受到两河流域文化的直接影响，它深深地打上了两河流域文化的烙印。沦为“巴比伦之囚”后，尽管犹太人失去了自由，但是希伯来文化却在两河流域文化的影响下走向成熟。亚历山大东征后，希腊人在西亚地区建立了许多希腊式城市，希腊文化进入西亚地区。与此同时，希腊人也接受了当地的文化，希伯来的经典被译成了希腊文。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在冲击碰撞中逐渐相互产生影响，直接导致了基督教文化的产生。希腊哲学和基督教观念既互补又对立，在接轨、碰撞和融合中促进了西方璀璨文明的诞生。亚述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亚述学诞生以后，学者们在各个层面开展研究。楔形文字文献是亚述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整理、发表各类楔形文字文献是当时亚述学研究最迫切的任务。英国学者出版了《西亚楔形文字铭文》（Thecuneiform inscriptions of WesternAsia）和《不列颠博物馆所藏的巴比伦楔形文字文献》（Cuneiform Texts from Babylonian Tabletsin the British Museum），法国学者出版了《卢浮宫楔形文字文献》（Textes cunéiformes,Musées du Louvre）和《马里王室档案》（Archives Royales deMari），其他规模较小的楔形文字文献集不计其数。20世纪80年代以来，芬兰等国学者重新整理翻译了《亚述国家档案》（StateArchives of Assyria），加拿大等国学者重新整理翻译了《美索不达米亚王室铭文》（The RoyalInscriptions ofMesopotamia）等大型楔形文字文献集，为亚述学研究提供了可信度更高的楔形文字泥板文书文本。随着现代电子技术的发展，欧美各国学者开始把楔形文字文献放到因特网上，更加便利了各国学者的研究。楔形文字文献资料积累到一定数量后，欧美等国学者纷纷编纂亚述学字典。目前影响最大的亚述学字典有德国学者布鲁诺·迈斯纳和冯·佐登编纂的《阿卡德语词典》（AkkadischesHandw?觟rterbuch，简称AHw）、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编纂的《芝加哥亚述语词典》（The AssyrianDictionary of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Chicago，简称CAD）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组织各国学者编纂的《苏美尔词典》（The SmuerianDictionary）。欧美国家的学者充分利用掌握一手材料的有利条件，开展了卓有成就的专题研究，涉及古代两河流域的语言文字、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宗教神话、建筑艺术、科技以及日常生活等诸多领域。 尽管亚述学研究在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世界各国的研究水平参差不齐。两河流域考古遗址主要由欧美发达国家考古人员发掘，所获得的楔形文字泥板和其他文物相应也主要收藏在发达国家的博物馆里，因此欧美国家的亚述学研究达到很高的水准，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很难开展亚述学研究。日本是亚述学界的新军，日本学者亲赴两河流域故地进行考古发掘，在亚述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在苏美尔学方面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中国的亚述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迄今为止，已有数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可以开展较规范的亚述学教学与研究。亚述学在中国
以现代伊拉克和北叙利亚为中心的两河流域地区（古希腊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从这一地区出土的数十万计的楔形文字文献是目前所知道的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数量最多的当时人类记载自己活动的文字材料。亚述学(Assyriology)正是一门研究两河流域及邻近地区出土文献、涉及古代西亚的政治制度、经济、历史、法律（世界最早的法典由此而出）、医学、数学、天文、文学、神话以及艺术等各方面的综合人文学科。它建立于上世纪中期的欧洲，是当时轰动世界的在两河流域的北部——亚述地区的考古发掘的直接产物，因此得名于“亚述”。现在在英国大英博物馆和法国卢浮宫博院馆展示的亚述王宫出土巨大的人首公牛石雕、二层楼高的青铜浮雕宫门及英雄石像，展示战争、建筑、狩****景的浮雕石壁板以及其它各种精美石雕艺术品大多都是当时从两河流域运到欧洲的。从那时起，除了二次大战间隔外，以英、法、德、美为首的各国考古队不断地来到两河流域及邻近地区进行考古发掘，这一伟大古代文明的遗址、遗物、遗文不断被公布于世。现****古学正是从两河流域早期的考古实践中诞生的。随着大量带有楔形文字的艺术品、石碑、特别是写有楔行文字的各种形状的“文书”——泥板、泥棱柱和泥鼓——进入欧洲学术界，破译、释读楔形文字成为学术界的迫切任务。早在十八世纪中期，丹麦人尼布尔把他在古波斯首都波斯波利斯的宫殿废墟中临摹的用三组不同的楔形文字写成的几篇短王铭带回了欧洲，并确定了这几篇古波斯王铭文的内容都是用互相对译的三种不同的语文的写成的。其中的第一组楔形文字最简单，有42个字符，因此可能是字母文字；三种楔形文字的阅读方向和西文一致，是从左向右书写的。这时期，欧洲学界研究伊朗语言的学者们释读了“波斯古经”等古波斯语文件，知道古波斯国王的王衔格式是“某某，大王，王中王，某某之子”。十九世纪初（1802年），在各个学者对波斯楔形文字研究的基础上，德国哥廷根的一中学的一位27岁的希腊文教师格罗特芬德(Grotefed)猜想波斯波里斯的三语文对照铭文中的符号很少的第一组楔文应是波斯语的拼音文字，而铭文的内容是某王的名字和王衔。于是他以波斯王薛西斯的王衔句式“薛西斯、王中王、国王大流士之子、某某之子”去套读三种文字并列铭文中的第一组楔文中的各个楔形符号的音值，结果获得了成功：组成三个波斯王的名字和“王、儿子”等词的楔形符号的辅音和元音值被解读出来了，从而确定了这种楔文是波斯语拼音文字。在11个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到1851年，波斯语楔形文字的41个音节符号的读音和一个单词分隔符全被学者们掌握了。然而，由于这些王衔铭文都很短，不能解决古波斯词汇、语法等基本问题。尤其这些词汇极少的三文对照王衔铭文不能帮助学术界释读波斯王铭中的另两种非波斯语楔形语文——其中的由许多复杂的楔文符号组成的第三种楔文非常重要，这种文字的石刻铭文和泥板文书在两河流域大量地出土。1835年到1847年，英国学者罗林逊(HC.Rawlinson)为了取得更详尽的三文对照楔文材料，几次冒生命危险登上伊朗的贝希斯吞峭壁，临摹了波斯王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1—485）刻在其上的三语文对照的长篇铭文并在欧洲发表。不久，学者们释读了贝希斯顿三语铭文中的古波斯楔文。利用贝斯希顿文中的波斯楔文对比研究与其对照的第三种楔文，欧洲学术界基本上读懂了第三种楔文。他们发现在两河流域广泛使用的这种楔形文字和现代的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统属塞姆语系。这种古老的东北塞姆语在南北两河流域分成巴比伦和亚述两个地方语文，比它们更早的是古阿卡德人的塞姆语文，因此两河流域出土地古代楔形文字文献中的各种塞姆语方言被统一命名为称阿卡德语。在破译楔形文字的过程中，罗林逊、爱尔兰牧师埃德沃德·兴克斯(Hincks)和法国语言学家朱利斯·奥波尔(Oppert)的贡献最为突出。1857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为了证明这些亚述学的开创者们对两河流域塞姆语楔形文字的释读和理解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结论，把一篇无人研究过的亚述楔形铭文分寄给罗林森、兴克斯、奥波尔和塔勒博特（FoxTalbot）等四位亚述学者，请求他们用各自的方法去音读和翻译它。5月25日，四位学者的译文被开封检验：结果是他们的译文基本上是一致的。从此，亚述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人文学科在国际学术界正式建立起来了。波斯王三种铭文中的之第二种后被证实是位于伊朗西南的深受两河流域文明影响的古国埃兰的文字。
然而，1850年兴克斯在释读阿卡德语文献时，发现了其中一些符号不是拼写阿卡德语单词的音节字，而是属于一种和塞姆语系无关的奇特的语言。罗林森在仔细研究他在尼尼微发掘出的一些泥板文书之后，也支持了兴克斯的观点：认为有些泥板是用两种不同的语言写成的：这种非塞姆语的文句或字符的旁边阿卡德语的注释或翻译。1869年，奥波尔发现这种非塞姆语言是属于一个住在在两河流域最南部、称为苏美尔人的民族，他们在寒姆人兴起之前就住在两河流域南部并发明了楔形文字书写系统和创建了两河流域早期文明。然而，苏美尔人及其特殊的语言的发现曾经遭到一些不相信它的亚述学者的坚决反驳。直到1877年，德萨尔宅克在泰罗丘发掘出苏美尔城邦吉尔苏的遗址，发现这里出土的铭文和泥板文书全是苏美尔语楔文写成的，学术界才一致地承认苏美尔人的存在。像日本人借用汉字一样，说塞姆语的阿卡德民族从苏美尔人学会了书写文字，并借用苏美尔楔形符号书写自己的塞姆语言。阿卡德人征服苏美尔人之后，塞姆语楔形文字逐渐取代苏美尔语文成为两河流域的主要语言文字。到了1900年，虽然仍存在一些词汇问题和语法疑惑，古代世界各种楔形文字的源泉——苏美尔语楔形文字的释读工作基本上可以说是成功了。这样，我们现代人终于能够通过阅读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留给我们的宝贵文献去了解这一伟大而灭亡了的文明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全部过程和许多它留给人类的宝贵遗产。目前，除了上千的石刻或金属铭文外，世界各博物馆存有至少25万件两面书写的大小不一的泥板文书。从此，久埋于地下，千年来无人知晓的苏美尔，阿卡德，亚述，巴比伦等古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通过成千上万`泥板文书的释读不断地被世界亚述学者们所了解并展现给现代人类。
亚述学由两河流域的古国亚述而获名。亚述位于两河流域北部，其南邻是著名的巴比伦国（2000——539B.C）。这两个两河流域文明的古国在古波斯兴起之前是当时地中海地区古代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曾先后称霸于西亚。它们代表了这一地区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的楔形文字文明（另一古文明是埃及的象形文字文明）的全盛时期。然而，在亚述学和西亚考古学创立之前，当今世界除了从旧约圣经和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等人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一点支离破碎、神奇而走了样的信息外，对这两个威震西亚、北非的大帝国及文化一无所知。西亚考古发掘为现代世界展示它们的建筑和艺术，而亚述学则揭示了古代两河流域的民族迁移、王朝兴亡、军事征战、宗教仪式、发明创造、奴隶制度、粮银借贷、商业买卖、婚姻嫁娶、行政法律、国际关系、占卜天象、数学医药以及文学神话等各方面的奥秘。
楔形文字是由两河流域文明最早的创造者苏美尔人发明的。和我国最早的文字一样，它的形态是由图画文字逐渐演化到抽象的文字的。图画文字最早出现在公元前四纪末的两河流域下游的苏美尔城邦乌鲁克。其地为盛产芦苇和粘土而缺乏木材、石料和金属的两河流域下游冲积平原。苏美尔人用削尖的芦苇杆或木棍作笔在刚做完的粘土泥板上压划出一个个像形的图画符号，然后晒干或烤干，于是永不消逝的字就留在了泥板上成了世界上最早的文书。和我国文字由甲骨金文和篆文向隶、楷、行、草书的演化过程一样，书写方便的原则指导着两河流域图画文字的变形和简化：由上向下写的图画符号变成了由左向右写的字，因此它们的形状向左倒了九十度角；原始图画符号中的圆弧笔划投都变成了直笔、斜笔和方角，字符由多笔划的繁体向少笔划的简体发展， 文字符号不再能看出原始的图画文的痕迹了。由于芦苇笔或骨笔，木笔在泥板上压出的每一种横、竖、撇、捺笔划都呈长三角形或木楔形，因此写在泥板上的、两河流域古文字被现代人称为楔形文字。在苏美尔人之后成两河流域的主人阿卡德人采用了这种文字来写自己的塞姆语言。阿卡德文后在南方发展成巴比伦语文，在北方发展成为亚述语文，二种楔形文字的符号形状略有不同。与阿卡德人同时或略早一点，在2500左右的叙利亚地区，塞姆语系的埃布拉人也借用了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书写他们的埃布拉语言。这说明在三千纪中期，楔形文字很早就向西传入了叙利亚。同时，楔形文字由苏美尔向东传入埃兰（西南伊朗）后，形成了埃兰语楔文；向北，经亚述的商贸殖民地传入小亚半岛后又被迁入当地的印欧语系的赫梯人用来书写他们的印欧语言，成为赫梯语楔形文字。在前二千纪末进入两河流域北部的胡里安人，以及后来亚述帝国的邻国乌拉尔图（地处现代亚美尼亚）人都借用了楔形文字书写自己的语言。公元前十五、十四世纪，广泛使用的阿卡德语楔形文字成了古代近东地区的国通用际语言。地处亚洲的大国亚述、巴比伦、米坦尼和赫梯以及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各塞姆语小国和城邦都用这种语言文字和泥板载体，而不用难写的埃及语的象形文字和昂贵的纸草载体给埃及法老写信。公元前十三世纪，受埃及和两河流域文字影响的腓尼基人发明了极为简单的拼音字母文字。从十世纪开始，同样简单、容易学习的由叙利亚的阿拉美亚人发明的拼音文字及羊皮纸开始在官方文字为楔形文字的亚述帝国内使用。公元前539年，波斯王居鲁士攻下巴比伦；随后波斯王朝征服了全部古代近东地区。波斯人简化和改进了楔形符号，创造简易的40几个音符的波斯文楔文音节符号。在波斯的各行省，阿拉美亚字母似乎是通用文字但波斯王家铭文仍然使用古老、庄严的波斯语楔形文字并带有埃兰语及巴比伦语楔文的对应行。前330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帝国，随之而来的希腊拼音文字取代各种楔形文字成为官方文字，但楔形文字在巴比伦尼亚的一些古城仍被使用，直到公元一世纪左右才完全湮没，失传。但由于泥板文书不怕火烧，不会腐烂，当一个城市被毁灭，放弃，散乱的泥板档案常被埋在废墟中，除断碎外，几千年不毁，直到被挖出重见天日。
除了苏美尔文外，所有的楔形文字都是一种音节拼音文字；即一个符号代表一个音节，几个音节拼在一起构成一个单词的发音。而苏美尔文和汉文一样是一个语义符文字，即一个书写符号不是表示一个拼写单词的音素（音节、元音或辅音），而是表示一个概念的“字、词”。由于阿卡德语是以三个辅音构一个词的单词语言，阿卡德人借用了苏美尔语义符的发音作为拼成阿卡德单词的音节符。例如：在苏美尔语义符“水”读作a，苏美尔文中的表示“鸟”符号读作hu，阿卡德人用（表“水”的）a符号和（表“鸟”的）hu作音节拼成阿卡德语单词ahu“兄弟”。其它楔形文字都借用阿卡德文的音节拼自己的单词。但是由于一个苏美尔语义字可以表示几个音节组成的一个单词，出于书写效率的原因，阿卡德语及赫梯语楔文都使用一些常用的苏美尔语义字符。例如：苏美尔字lú（读作lu）意为“人”。阿卡德书吏常用这一个字表示一个阿卡德单词awilu“人”。如果书吏拼写awilu“人”，他要用三个音节符号a—wi—lu。这种拼音文字中兼用某些语义符的情况很像日文中用假名拼词并保留一些汉字作为语义符的书写实践。
由于历史和资金的原因，亚述学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有雄厚的基础：很多博物馆中有古两河流域文物以及大量尚未研究发表的泥板文书。伊拉克战争以前，两河流域平原上年年有考古队工作，从而不断发现新的有待研究的古文物和泥板文书；大学院校中有齐全的图书资料和学识渊博的专家、教授及研究生作为后继梯队。这些专家，学者不断穿梭于国际各大博物馆之间复制、阅读泥板文书，参加每年几次的国际学术会议，访问位于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境内的考古现场，从而掌握了第一手的资料，丰富的参考书和最新的研究动态。其结果当然是高水平和权威性的著作和文章源源不断地出笼。两次世界大战以来，伊拉克和叙利亚逐渐摆脱外国控制。民族政府不再允许文物外流，但仍欢迎各国的考古队前来进行科学考古发掘及文物研究。条件是出土的文物只能留在本国的博物馆。尤其是每当幼发拉底河或底格里斯河上欲修建水坝时，为了抢救将被淹没的文物，两国政府邀请欧美以及日本各国的考古队前来抢救发掘。这样利用了外资和外国专家而抢救了本国的文物。出土文物可以由发现它们的外国考古队研究，但不能带走于本国有利无害。我国的考古也可以借用这一方式。然而，在这次伊拉克战争中，伊拉克博物馆的宝贵收藏遭到了毁灭性的抢劫，真是令人扼腕。
目前在亚洲，日本亚述学发展最快。它常有考古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国工作，而且发行了几本英文的亚述学和古代近东研究方向的杂志，日本和国际亚述学者每年在其中发表最新的研究成果。虽然有个别在美国的移民出了英、德文的亚述学专著，但尚未听说南朝鲜和香港的大学开设亚述学专业。我国的亚述学，埃及学和古典学科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很快，实力仅次于日本。东北师大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是我国唯一的亚述学、埃及学以及西方古典学研究中心。目前所内图书资料已初具规模。由本国和外聘专家组成的高水平教师队伍负责博士、硕士以及本科三层学生的教学指导工作。1982年在东北师大建立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最初称《西亚、北非、欧洲上古史研究室》，建立了亚洲不多的古代地中海世界的诸文明史专业化的图书馆，每年聘请3—4名外国专家讲授亚述学、埃及学、西方古典学基础——楔形文字、象形文字和古典语言文字语法和文献。1986年研究所创办了我国历史领域中唯一的英文国际年刊Journalof AncientCivilizations《古代文明杂志》（注册名《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向世界各国学术界发行，主要方向是古代近东研究（亚述学和埃及学）和西方古典学（希腊，罗马）。我国和外国学者在已出版的17期杂志上发表了有影响的科研成果。其中我国亚述学学者的文章已被国外学者在轮文和著作中引用。杂志每期的亚述学文章作者和题目都被国际亚述期刊（Orentalia,Roma, and Archiv fur Orientalis,Wien）列入每年的世界亚述学论文、著作索引总目。
1987年——1992年我国第一位留美亚述学博士（芝加哥大学）杨炽及其丈夫杨大悟曾回国在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教授亚述学，并对我们学科建设作了许多开拓性工作。继她之后（92年离职），本文作者在英国获得了亚述学博士学位并于1993年９月回国效力。
1994年，由东北师范大学派到德国的拱玉书在慕尼黑大学获得了亚述学博士学位，回国在北京大学东方学系任教。拱玉书博士在德国以专著形式发表了其博士论文（关于楔形文字起源和构成和中国古文字的比较研究Studienzur Bildung und Entwicklung der Keilschriftzeichen, VerlagDr.Kavac, Hamburg 1993），回国后发表了德文专著《楔形文字符号名称研究》（DieNamen der Keilschriftzeichen (AOAT 268), Ugaric-Verlag, Münster2000.），他的代表论文和专著如下：
《苏美尔文明》（TheSumerian Civilization）,云南人们出版社，2001；《西亚考古史》, 文物出版社,2002；"Ergativit?t und das Sumerische", Journal ofAncient Civilizations 2，1987；.“一个苏美尔城邦联盟－尼普尔联盟”,《古代城邦史研究》（日知主编，人民出版社，1989年）；"Kalakku -überlegungen zur Mannigfaltigkeiten der Darstellungsweisendesselben Begriffs in der Keilschrift", Journal of AncientCivilizations 5 (1990)；"Die mittelbabylonischen Namender Keilschriftzeichen aus Hattu?a und Emar", Zeitschrift fürAssyriologie 85/1 (1995),德国；“做格与苏美尔语”《北京大学学报》外语语言文学专刊，1996年，—1997:“楔形文字起源新论”《世界历史》1997年期；"FehlerhafteSchreibungen in den Namen der Keilschriftzeichen", Die Welt desOrients 28 (1997), 德国；“贝希斯敦铭文与《历史》”《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2集（叶奕良主编），1998年；“楔形文字与六书”《东方研究》（北京大学东方学系1998年百年校庆论文集）；“泥板书屋”(TheTabletHouse)，《东方研究》1999年；“吉尔加美什与阿加”《东方文学研究通讯》创刊号，2001年;“AHomonymous List: IDU II (CT 11, 29-32, D.T.40)”，JAC 17(2002);“楔形文字”，于维雅主编：《东方语言文字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北京大学的李政教授,吉林大学考古系杨建华教授曾在英国学习两河流域考古，她的《两河流域史前考古》介绍了两河流域的3千年的各种史前文化遗址，分析了史前农牧业生产、原始社会习俗和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
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地理原因，我国只有二件楔形文物，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是由一位老先生赠献的。这两件铭文是分别刻在二块石化马骨上。这是很少见的，因楔形铭文是写在泥板上的，一些王铭刻于石器、金属板和悬崖上，但尚未发现刻在圆形骨棒上的。本文作者留英期间在Gurney教授帮助下，译出其中一块上的铭文（中文本见《故宫博物院刊》1987，第2号）。该铭文是抄自波斯王居鲁士攻占巴比伦后用巴比伦楔文写的诏安天下书，原件写在一个泥鼓载体上，现存大英博物馆。但马骨抄件只抄其中的几行原文，而且丢失和写错的字符很多，造成了释读困难。马骨抄件明显是一个不太懂巴比伦楔文的人抄写的。其字体很像有的埃兰铭文上的字体（笔划的头成“Ｙ”形），或许是一个不太懂巴比伦楔文的埃兰人抄写的。林志纯教授为了发表这一英文论文，在长春创办了英文《古代文明杂志》国际年刊创刊号。由于这是国内首次成功释读楔形铭文，该文于1988年获得吉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佳作奖。本文作者在英、法、美国的亚述学刊物上（《伊拉克》（52卷1990）、《亚述学短实用信息》、《美国东方学会杂志》发表英文论文几十多篇：对古苏美尔语王铭的研究的“古地亚梦中的一个谜语”（法国巴黎《亚述学短实用信息》N.A.B.U，1989），我和导师S.Dalley合作的论文（"Origins of the Manana Dynasty at Kish,and the Assyrian King List",基什城邦马那那王朝的起源和亚述王表）发表在英国的《伊拉克》杂志（Iraq）52期1990年，硕士论文的一部分由牛津大学教授Gurney在1987年土耳其伊什坦布尔举行的《第34届国际亚述学大会》上代为宣读。（发表在34Rencontre AssyriologiquInternationale,《34届国际亚述学大会文集》Tarih Kurumu, Turkey,1998）。90年代初，作者在巴黎《亚述学短实用信息》（NABU）和长春《古代文明杂志》（JAC）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公元前二千纪上半古巴比伦时期的亚述、埃什嫩那和马瑞王室楔形文字档案的论文："Killa Donkey or a Dog for Making an Alliance, an Explanation accordingto the Practices in Ancient China"（NABU1995/17），用古中国的实践解释了西方学者无法解释的古巴比伦时期的亚述书信中提到的盟誓中的刑驴牲还是刑狗牲的争论。他发表的"Did the Assyrian King List Attempt to Prove the Legitimacyof Shamshi-Adad?"一文《古代文明杂志》（JAC5，1990）被日本学者多次引用。
1994年他发表了80万字的英文专著《古巴比伦前期马瑞、埃什嫩那、亚述三国史》APolitical History of Eshnunna, Mari and Assyria during the EarlyOld Babylonian Period from the Fall of Ur III to the Death ofSamsi-Adad（344 pages, IHAC,Changchun），为中国出版的两本亚述学英文专著之一。该书广泛地引用前人研究的成果，详尽地收集到上千件当时的阿卡德语和苏美尔语楔形文件,翻译、编辑了国际上50年来分散发表的数百件古巴比伦时期有关三国家的出土文件，用分析和比较古文件的方法发现当时的政治史材料和线索,综合归纳有用的事实,首次将这一时期这一地区历史写成专著。该书的出版确定了他在国际亚述学中的地位，为中国亚述学创建了声誉。
1993年，作者研究、发表了一块民间私人收藏的古巴比伦时的不动产买卖楔文契约，开始对两河流域奴隶制经济发生兴趣（"TwoOld Babylonian Tablets and the Sale Document Formulasham2-til-la-ni-she3", 巴黎《亚述学短实用信息》1993/79）。1995年，他的注意力转到大批出土的公元前三千纪末的乌尔第三王朝王室的苏美尔语经济档案，发表了一系列论文："High Ranking Scribes and Intellectual Governors during theAkkadian and Ur III Periods",阿卡德王朝和乌尔第三王朝的高级书吏, 长春《古代文明杂志》JAC 10 (1995) "TheEwe without Lamb and the House of the é-uz-ga, the Private House ofthe Kings",无羔母羊牺牲和国王们的特殊宫室,《古代文明杂志》JAC11, 1996，How did they change from Mashda Calendar toAkiti Calendar from Shulgi 45-48 inPuzrish-Dagan?，“舒勒吉四十五年至四十八年间在普孜瑞什达干的发生的年历变化”（《古代文明杂志》15卷2000）。
从1994年起，作者开始发表介绍两河流域文明的中文文章，如：“亚述和埃兰的战争”，《外国问题研究》1994，第2期，“对古埃及蜣螂印和两片亚述楔文片段拓本的鉴定”，《中国文物报》1996年11月10日，“空中花园不在巴比伦而在尼尼微”，《世界历史》1997/1，“古代两河流域的长老会”，《世界历史》1997/2，“古代中国和两河流域的刑牲而盟”，《东北师大学报》1997第四期，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古代西亚北非文明》，刘文鹏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5-380页，1999年），“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苏美尔文明的消亡”《世界历史》2001，3期。1996-98,他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项目的课题《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发表论文“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历史研究》2002第四期），把两河流域三千年文明史的复杂而多样性的纪年方法和国际年代学研究的成果的发展和演变以及个人的研究体会介绍给中国学术界。他对国内大学世界上古史教材的两河流域部分提出一些批评和建议：“国内两河流域文明研究若干问题商榷”（《东北师大学报》2000第四期）。
应《美国东方学社会杂志》亚述学编委的约稿，他为这一国际权威杂志撰写了两篇有关埃什嫩那地区出土文献、文物的书评。1998至1999年，他赴美国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任客座研究员，进行国际合作两年，参加世界性跨世纪工程多卷集《苏美尔词典》工程的编撰的工作，其名字出现在1999年出版的《苏美尔词典·第一卷3分册》编写组成员中。宾大的亚述学传统以苏美尔语文学研究著名，在这一气氛中，他写出“Rabiesand Rabid Dogs in Sumerian and Akkadian Literature”,“苏美尔和阿卡德文献中狂犬病和狂犬”，发表在《美国东方学会杂志》121卷（2001年第一期，32-43页），全文载入国际期刊检索互联网。同时，他对行文过于简洁、语言晦涩难懂的苏美尔史诗《吉勒旮美什和阿旮》进行研究（TheEarliest War for Water: Gilgamesh and Agga（最早争夺水源的战争——吉勒旮美什和阿旮史诗）,《亚述学短实用信息》1998/no4,103），对50年来的国际亚述学界不能解释的史诗中乌鲁克王吉勒旮美什对长老和壮丁们说的有关水池和井的话的含义做出了合理的解释，他认为这段话中的关键的苏美尔语动词形式til-til-le-dam中的til意为“（水池）枯竭”。根据这一分析，他把这段话译为“（使节说：）《（如果不是基什，你们的）一个水池将要枯竭，（你们）国土中所有的水池都要枯竭了，国土中所有的（用）水罐（取水）的水池都要枯竭了，所有的以绳索提（水）的深池都要枯竭了。（因此，你要向基什进贡。）”由此，两大城邦争霸的原由被全新地理解为上游的基什大邦控制了苏美尔的经济命脉——幼发拉底河的水利资源而要求下游的乌鲁克臣服。这一全新的解释在国际亚述学界引起反响。
1998年，他开始从乌尔第三王朝的新苏美尔行省制王室经济文献研究转向更古老的古苏美尔城邦王室经济文档案研究。前萨尔贡时期又称作古苏美尔（城邦争霸）时期（公元前2800-2300）。以乌鲁克为代表的两河流域文明最早的楔形文字经济和行政档案（3000-2800）在这一时期有了迅速发展。苏美尔城邦出土的这些楔形文字档案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关于早期人类社会的经济和行政行为的非常宝贵的文件。苏美尔城邦拉旮什的主要城市吉尔苏出土的经济文献之数量为各城之最，覆盖时间最长。它包括了四个主要时期：苏美尔城邦时期（前2400-2300）、阿卡德王朝（2291-2150）、乌尔第三王朝（2111-2004）和古巴比伦前期（1894-1700）。苏美尔城邦时期的吉尔苏文献比同时期其它城市出土的文献更为经典的是它是唯一带有国王在位年和月序、可按前后日期进行系统分析的系统档案。多达约1600多件泥板文书仅横跨拉旮什邦最后的三位公侯统治的连续的17或18年的时间:恩恩塔尔孜的最后的四、五年时间，卢旮勒安达的七年和乌如卡吉那的前六年。年月如此清楚、数量如此巨大、时间早到公元前2300年的吉尔苏王室档案在世界各地区都是绝无仅有的。它所记载当时的经济、政治制度方面的信息是研究早期奴隶制社会经济最好的材料。作者分析了吉尔苏出土文献为显示的苏美尔城邦的经济制度并在耶鲁大学承办的第45届国际亚述学大会宣读了论文Lugalanda’sEconomic Reform in the House of Lady in Girsu,卢旮勒安达在吉尔苏城夫人宫的经济改革（2001年发表在长春《古代文明杂志》16卷Journal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文中用详细列举的档案统计数字表明了拉旮什王卢旮勒安达和妻子在吉尔苏王后庄园经济迅速发展过程中的革命性作用。同时他用有力的文档证据推翻了国际亚述学界传统根据乌如卡基那的王铭推测出的说法：拉旮什末王乌如卡基那发动平民阶级革命，推翻了卢旮勒安达卢的统治，并进行了经济改革。证据表明乌如卡基那是卢旮勒安达的合法继承人，他和妻子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卢旮勒安达夫妇扩大的奴隶制王室庄园“吉尔苏夫人宫”。
我国亚述学者的论文曾多次被国外学者引用。我们参加了1986、1989、1992、1998、2002年五次在国际亚述学大会(法国巴黎、比利时根特、德国海德堡，美国哈佛大学、荷兰莱登)宣读了论文，成为国际亚述学界有一定中国影响。我们从事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为我国填补了世界人文学科中之重要研究领域亚述学研究的空白，使我国加入了过去以世界发达国家为主讲人的这一学科的论坛。
东北师范大学的一位年轻亚述学者MagnusWidell（1971）博士曾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学习亚述学,1998年获得瑞典Uppsala大学硕士学位(1995-1998)后远道来到我校攻读吴宇虹指导的亚述学博士生课程,2001年获得学位后留校任教，并任《古代文明杂志》英文编辑。他的专项是乌尔第三王朝苏美尔语经济行政档案,博士论文是《乌尔第三王朝时期乌尔城中的公共和私人经济活动》。他用英文在国际亚述学专业杂志和《古代文明杂志》发表论文十余篇,参加了美国加尼福尼亚大学洛衫基分校的国际大型项目《楔形文字数字技术图书馆工程》，现在芝加哥大学参加亚述学国际项目。
总而言之，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和国际交流不断加强，我国的亚述学研究已开始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目前，我国老、中、青三代亚述学者们正在辛勤耕耘。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支考古队能和欧美日各国的考古队一样出现在伊拉克或叙利亚的一个两河流域的一个古代废墟上，中国的亚述学者会向全世界通报他们自己考古发现的泥板文献。我们中华文明经五千年磨难而成为公元前三千纪开始的诸古文明中唯一一支流传至今的古老文明传统，中国学者有责任在拯救同样古老但不幸失传的人类近东文明的国际重任中做出较大的贡献。我们虽然起步晚，我们只要不断地跑下去，我们就不会落后并一定会赶上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