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转载]医生是在“逆天行道” 百万文字论坛综合转载](http://img.aihuau.com/images/01111101/01043849t0190a08cdba933b05f.jpg)
原文地址：医生是在“逆天行道”作者：神舟七号飞船
10月25日，浙江温岭第一人民医院的三位医生，在出诊时被病人刺伤，一位因伤重死亡，另两位还在抢救中。报道的细节披露说，在医生被刺中倒地之后，伤人者又在医生的要害部位连刺多刀。就在同一天，北京"120"急救的两名医护人员接报，深夜出车运送酒醉病人，醉酒者同行拒付车费，争执之中，医生被打伤，致髌骨骨折。就在这两起伤医事情发生之前，“卫计委”刚刚发布医院配备保安的规定，要求医院每十张病床配备一个保安。这显然是现在条件下，对恶性伤医事件最无奈但也是唯一的办法。很遗憾，这些伤亡的医生，连这个微弱的保护都没赶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五官科主任余力生，是在下了手术之后才知道，这次罹难的医生又是自己的同行：五官科主任。一年半前,余力生所在科室的医生（邢志敏教授）也曾被病人刺伤，右侧颈内静脉被完全割断，并伤及颈横动脉和肺部，共输血1500毫升……如今，人民医院五楼那间“出过事”的诊室变了格局，“原来，诊室医生的椅子是背朝外的，出事之后我们就换成了脸朝外，这是唯一能做的，至少在有人冲进来行凶的时候，医生能早点知道……”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国登记在案的伤医事件，一共12起，平均每个月两起，据医师协会的统计，中国是目前世界上伤医案件最多的国家。五官科是伤医“重灾区”？浙江伤医案“连某某，去年3月曾到温岭人民医院接受鼻内镜下鼻腔微创手术，术后觉得不是很舒服，认为手术有问题。于是在医院做CT复查，CT显示情况正常，可他还是对这个结果产生怀疑，又去别的医院做了CT，但均被告知无异常……”这一切，就是他将医生置于死地的原因。对于这个结果，同样是五官科医生的余力生能想得到，从医学原理上，似乎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五官科会成为伤医案的“重灾区”。调查显示，中国人有心理、情感障碍的人所占比例可达17%，这些心理疾病，最容易出现的躯体症状多集中在头疼、头晕、耳鸣、鼻炎等细小问题上，后者都是五官科诊治范围。“人群中有60%的人有‘鼻中隔偏曲’问题，这个问题会导致鼻塞、鼻炎、头疼，但是这些症状在心理疾患时也存在，人们却一股脑把它们归结为鼻中隔的问题上，要找医生手术，手术把鼻中隔问题解决了，但原本就属于心理疾患的躯体症状却不可能消失，做手术的医生就可能成了‘替罪羊’。”面对疾病，要有一份从容中国古话有“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的形容，这一经验之谈已经成为了现在慢性病治疗的目的与国际化标准，已经从过去的“治愈”，转向“有效控制”或“基本控制其发展”，后两种并非大获全胜的结果，并不是医学的退步，更不是医生的推脱，而是一种理智，甚至是一种智慧。有经验的医生这样躲避伤害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人群中焦虑症的终身患病率为13.6%-28.8%，而住院患者合并焦虑情绪更高达31.2%，焦虑症常见的躯体症状多有心慌、气短、口干、出汗、颤抖、面色潮红等，有时还会有濒死感，心里面难受极了，觉得自己就要死掉了，严重时还会有失控感，这类疾病如果不借助心理治疗，仅仅依靠躯体治疗的办法很难治愈，甚至可能成为伤医或者医患纠纷的缘起。余力生说，每年，他都要从他团队收住院的病人中，择出几位去，“他们不适合手术，或者说手术也没用，因为他们的症状是心理引起的，即便做了手术，也还是难受。”余力生没把话说完，但谁都能猜出，因为他有经验，因为他做了这种择除，才可能使他躲过了被伤害。为什么患者会对医生行凶？2013年上半年，国内各地被报道出来的伤医事件共12起，涉及急诊、产科、心血管科、儿科等多个科室，平均一个月两起。其中，真正由于精神疾病肇事者并不多，更多的起因是：“为什么没一次扎成功？”“为什么没救活？”“为什么没治好？”这些看似平常的就医心态，很可能就是一次次伤医事件的原因，这些要求或缘起心理疾病，或引起错误的心理预期，不论哪种，都不由分说地将矛头指向了每个接诊的医生，不独五官科。对于即将到位的医院保安，身为科主任的余力生觉得未必管用，“医院每天人山人海，你哪里知道谁是要向医生行凶的？”更重要的是，当病人抱着“必须治愈”的心态走进医院时，真的很难讲，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哪个医生会因为没能治愈病人而成为下一个受伤者？治病不像修车那么简单余力生1994年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现在已经是国内知名专家，对疾病乃至生命的不断了解，使他得出了一个无奈的结论：人的疾病和死亡，三分之一是上帝决定的，三分之一是病人自己，剩下的三分之一才轮到医生。“上帝就是遗传，改变不了，病人本身的心理，各种社会因素占三分之一，留给医生可操作空间，只剩下三分之一，我们其实是在‘逆天行道’，去改变的是疾病必然的发展规律，很难保证像修车那样手到病除，即便是名医”。北京一所著名的三甲医院，曾经在耳蜗手术上失败，家长心急，自己花钱请来了余力生在德国的导师，世界著名耳科学家J.Helms教授。手术前，患儿家长向德国专家提要求，因为已经失败了一次，所以这一次一定要万无一失。德国专家听后，当即拒绝了手术，他说，任何医疗手段都有风险，即便是他，也不能保证肯定成功……统计显示，北京协和医院的死亡率和医疗纠纷都是位居前茅的，众所周知，协和医院是中国顶级医疗机构，难道是因为他们的水平不足才有了如此“业绩”？显然不是，恰恰是因为他们是国内医疗水平顶级的医院，所以才接受了各地转来的疑难病，危重病，自然少了回天之力，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医学和医生，至少在目前情况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可能为生命打包票。医生的语言也是药余力生的病人很多，但他每次的门诊都力争只看20几个，因为要让病人讲清楚，也要把病情对病人们讲清楚，用他的话说是给病人“洗脑”，包括“洗掉”那些不现实的，不科学的生命预期，而这，本该就是医生的本职之一。很遗憾，像余力生这样，舍得腾出时间或者腾得出时间和病人细说的医生，很少。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何裕民教授讲过一个例子，是个老干部，有慢性病，每个月要去医院拿同样的药。挂号分成5、15、50元三种，即普通、专家、特殊专家，但他每次都挂最贵的，他说，“5元的，医生不听我说，也不和我说；15元的，听我说，不和我说；50元的，听我说和我说，所以我就挂50元”。何教授得出的结论是：药不一定装在瓶子里，语言也是药，而后者，正是何教授眼下的新课题：“治疗性教育”。言下之意是，医生对病人的教育，与手术，药物等重，在病人的正确心理预期的设定等问题上，至关重要。这一点，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官员Assal教授一直以来的观点：“疾病的长期教育，被证明是应对慢性病泛滥这一挑战，最关键的策略之一”。现实世界比我们假想的更残酷作为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何教授举过一个例子：1965年，美国海军上将斯托克代尔在越战时被俘。作为被俘的最高级别将领，他没有受到任何优待，先后遭受了20多次拷打，直到8年后获释回国。与此同时，关在同一战俘营里的其他美国战俘，大都比他年轻，身体要好，但却早于他死亡了，没能熬到出狱。美国学者问他为什么，斯托克代尔解释说：他们过于乐观了，总觉得圣诞节就可以被特赦，可是节日过后没能如愿，于是又想复活节可以，结果还没被释放……这样失望接着失望，最后郁郁而终。斯托克代尔还讲起发生在监狱的事：由于各自关禁在不同的牢房，大家通过敲墙来鼓励对方，在节日前后用急促的敲击来宣泄情绪，节奏与平日大相径庭，但越来越多的人烦躁地敲着，监狱里喧闹难堪，此后死去的人也日益增多……斯托克代尔惊诧于这个发现，他与狱友约定，每天只在相对固定时间，平和而有序地敲，这样持续了数百天后，果然，很少再有人死亡。出狱后，他得出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一个人不能对未来失去信念，但千万不要盲目乐观，现实世界永远要比我们假想的更复杂残酷。”“中国式病人”统计显示，中国的癌症病人，三分之一是病死的，三分之一是治死的，三分之一是吓死的。后三分之二其实都不是疾病所致，而是因为心理目标的错误设定所致，或者因为急躁而治疗上用力过猛，慌不择路，或者像战俘营中最期待回家的战俘一样，自己错误地设定了一个目标，而且将所有信心和希望寄托在这个目标上，并随着毫无基础的目标一起，沉浮，破灭，很难说，杀医案的凶手当初不是抱定这样的目标来就医的。用何裕民的话说，这是当下社会风气中，“中国式病人”最常见的错误治病心态。暂且抛开我国现有医疗体制弊端对医患纠纷的影响，这种心态，是导致医患纠纷甚至伤医事件的关键。“基本控制病情”是种治疗智慧今年7月，由吴孟超、汤钊猷、钟南山、郎景和、胡大一、凌峰、何裕民等十一位院士、教授联名签署《促进临床医学人性化的十点倡议》向社会公布，为近几年来不断发生医患纠纷把脉。这十点倡议中，涉及病人心理安抚的占了三分之一，其中包括“关心病，更关心病人，认真践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尽力为病人提供心理、社会支持”等。在10月27日刚刚结束的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年会上，何裕民的“除了治疗，医生还能给患者什么？”报告，再次引起与会者对从教育角度化解医患矛盾的极大关注，其中不乏伤医事件的劫后余生者，报告特别提出：医生要学会说“病”，说病不仅仅是解释病情，还包括帮助给病人指明下一步“路在何方”。许多病人进医院前，一心想彻底治愈，彻底解决问题，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医生就是“庸医”，就是不负责任，这样的思维逻辑不仅不利于疾病的治疗，更可能成为医患纠纷的“导火索”。从前年的哈尔滨医科大学杀死医学博士，到刚发生的温岭人民医院刺死五官科主任，都是因为病人“对治疗结果不满意”，姑且不从道德层面谴责此类“不满意就要杀人”的野蛮行径，这种“不满意”在医学角度上也同样不成立，至少不是理智之举。“治疗性教育”让生命更从容这些身居医学顶端的权威们，之所以如此重视心理沟通，重视“治疗性教育”，与其说是更相信情感的力量，不如说是他们比其他人更清楚，医学面对复杂生命时的局限和无能，所以，也比其他人更清楚，在健康的维护中，心理的错误预期会对医疗和康复带来多大影响，以及帮助病人设定正确预期的重要性。何教授有个病人，1998年得了乳腺癌，她知道病情的严重性，所以不敢奢望，战战兢兢地问：“你能不能让我活3个月？因为女儿马上要考高中，我得看着她考进去”。于是，医患二人按照这个目标设计努力，结果，女儿考上了高中，她的癌症并没加重。她又问何：“你能不能保我活3年？三年后女儿就考上大学了，她考上大学我这辈子就行了……”于是，治疗一如既往。3年过后女儿考上大学了，她依旧活着，这个时候她告诉何：“我想看到女儿大学毕业……”就这样，她一直活到今天了。除了找到了肯听她说病，而且准确把握病情，治疗得当的医生之外，她的治疗成功还因为设计了一个合理，不过高的目标，使得治疗和心态都得以从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