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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本名元崇，字元之，生于永徽元年（650），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陕县硖石乡）人。祖籍江苏吴兴。武则天时，因与突厥一反叛人叱利元崇同名，故以字行。玄宗时，又为避开元年号，遂改名崇。
高祖姚宣业，任南朝梁陈征东大将军，因屡建奇功，深为武帝倚重。
曾祖姚安仁，仕隋朝青州（今山东潍坊、博兴、青州及寿光等市县地）及汾州（今山西汾阳市）刺史，为官清廉，秉公无私。
祖父姚祥，任怀州长史及检校函谷关都尉。
父亲姚懿，字善懿，仕唐，初任硖石县令，贞观中，任嶲州（今四川西昌市）都督，死后赠幽州大都督，谥号“文献”。
姚崇出身于官僚家庭，系显赫的吴兴姚氏二十一世孙。年轻时喜好逸乐，为人豪爽，不知读书。十二岁时，父亲病故，便随母亲迁回广成外婆家。在广成遇到游学途经此地的张憬藏，张憬藏乃饱学之士，他力劝姚崇好好读书，以增长识见，从此，姚崇潜心修文，刻苦攻读，学业大进。咸亨元年（670），出为孝敬挽郎。仪凤二年（677），应下笔成章制举， 授濮州（今山东鄄城北）司仓参军。不几年，又至京师任司刑丞，参与审定刑狱。
天授元年（690），由于武则天大兴告密之风，任用酷吏，造成的冤假错案数不胜数。姚崇持法公正，保全了很多人的性命。不久，被升为夏官（兵部）员外郎。
万岁通天元年（696）十月，契丹大举侵犯河北一带，姚崇因对各州檄书剖析若流，深受武则天的赏识，被升为夏官侍郎。
圣历元年（698）九月，姚崇针对周兴、来俊臣主持刑狱以来所制造的冤案一事，对武则天直言不讳，武则天很高兴，当即赐银千两，以示嘉奖姚崇对朝廷的忠贞。
长安元年（701）三月，姚崇被任命为凤阁侍郎。四月，赴并州以北检校各军州兵马。
长安四年（704），姚崇以母亲年老为由，表请解职侍养，武则天难违其孝心，遂拜相王府长史，罢知政事。就在本月，武则天又命姚崇兼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崇上言：“微臣身为相王府属，为朝廷统帅兵马实在不便，不是微臣怕死，而是考虑到此事对相王不利。”武则天听后，深以为然，改拜姚崇为春官尚书。
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为了充实私置寺院，擅自调遣京城大德寺数十僧人至定州，僧人苦诉，姚崇断停。张易之又多次说情，屡次遭到姚崇的拒绝。于此，张易之便对姚崇怀恨在心，在武则天面前极力进行诽谤。同年九月，姚崇被贬为司仆卿，充任灵武道大总管。后改任安抚大使。就在姚崇离京赴任时，武则天让他推荐宰相，姚崇及时地推荐了张柬之。姚崇说：“张柬之沈厚有谋，能决大事，请能立即提拔重用。”同年十月，年逾八十的张柬之被武则天任命为宰相。
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重，适逢姚崇自军还都，遂与张柬之密谋诛杀张氏兄弟，逼武则天让位于太子李显。中宗复位，以姚崇和张柬之为宰相。姚崇因功被封为梁县侯，赐实封二百户。
武则天被迁居上阳宫，中宗临朝听政，群臣无不欢欣鼓舞。可姚崇却独自哭了起来。张柬之、桓彦范等人一时感到纳闷，便问道：“今天难道是哭的时候吗？你恐怕要从此招祸了。”姚崇很坦然地答道：“事奉则天皇帝年代久了，突然离开她，发自内心的感情，实在控制不住啊！昨天参与你们组织的诛杀凶逆之举，是尽做臣子的常道，不敢说有什么功劳；今天与旧主告辞而悲泣，也是做臣子应有的节操，由此而犯罪，实乃心甘情愿。”张柬之等人听后很不高兴。就在当天，姚崇被出为亳州(今安徽亳州)刺史。
后来，有人认为，这正是姚崇的高明之处。意思是说，他能预见宫廷的这场斗争并没有结束，为了不致陷入更深的旋涡，就如此这般地玩了个脱身之计。再到后来，张柬之等五王被害，唯独姚崇幸免于难。这便是最有力的验证。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言谈和举动，也正表明了他对武则天是怀有深厚的感情的！后来，又历任宋州（今河南商丘市南）、常州（今江苏常州市）、越州（今浙江浦阳江、曹娥江流域及余姚市地）和许州（今河南许昌、长葛、鄢陵及襄城等市县地）刺史。
景云元年（710）六月，临淄王李隆基与姑母太平公主等人发动宫廷政变，一举铲除韦氏政治集团，拥立相王李旦复位。复位后的睿宗立即将姚崇从许州刺史任上召回京师，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进中书令。姚崇辅佐睿宗，使其复有贞观、永徽遗风。
为了进一步整肃吏治，同年八月，姚崇和宋璟上奏：请睿宗罢免之前的所有“斜封官”，最终因睿宗的优柔寡断而致使这项正确的建议未能施行。
太平公主身为皇妹，加之在铲除韦氏政治集团中建有奇功，她也想走母亲的道路。太平公主一边结党营私，扩充政治势力，一边干预朝政。睿宗对其皇妹言听计从，睿宗的这一做法，从某种角度来讲，也助长了太平公主的野心。
景云二年（711）正月，姚崇和宋璟密奏睿宗：诸王手握兵权，直接威胁着太子的地位。为了长久治安，建议将睿宗长子宋王、高宗长孙豳王等出为刺史，罢免歧王和薛王的左、右羽林军职务，改任左、右率，以侍奉太子。为了排除对朝政的干扰，并请将太平公主及其驸马武攸暨迁居东都洛阳。而睿宗却将姚、宋二人的建议泄露给了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十分恼火。太子李隆基为了摆脱一时的困境，遂上奏姚、宋二人有意挑拨离间皇帝与皇妹的亲情关系，同年二月，睿宗罢免姚崇的宰相职务，出为申州（今河南信阳市）刺史，宋璟也被贬职。
姚崇被贬后，历任徐州（今江苏徐州、铜山、沛县、安徽淮北、怀远及山东枣庄微山等市县地）、潞州（今山西长治、武乡、潞城、壶关等市县地）刺史，又迁为扬州长史及淮南按察史等职务。后又迁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刺史。姚崇在任，政绩卓越，深得民心，以至于在他离任时，境内民吏泣拥马首，遮道挽留。姚崇所乘之马鞭、马镫，皆被民吏截留，以表瞻恋。
开元元年(713)七月，太子李隆基即位。后又诛灭了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在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的同时，玄宗决定起用姚崇为相。十月，玄宗在骊山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参加的军队有二十万之众，旗帜相连五十余里，但因军容不整，秩序紊乱，玄宗大怒，令将阅兵式总指挥、宰相兼兵部尚书郭元振罢官流放，急召姚崇赴骊山行营。姚崇赶到骊山时，玄宗命他指挥卒伍。于是，姚崇着手进行整编，凡投枪射箭，进退有序，玄宗满意，姚崇又向玄宗建言“十事”。大意是：实行仁政，不贪边功，法行自近，杜绝宦官参与朝政，拒绝赋贡，戚属不任台省官员，礼待朝臣，纳谏从善，禁绝贿赂，杜绝营造寺观等，玄宗欣然采纳。次日，再拜姚崇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梁国公，进紫微令。姚崇请辞食实封，罢停旧封，赐新封百户。
姚崇从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到新丰（今陕西临潼新丰镇）觐见玄宗，玄宗打算任命他为宰相。现任宰相张说知道此事后，出于嫉妒，指使别人对姚崇进行弹劾，玄宗不听。张说又指使人向玄宗建议，派姚崇去当河东总管，又被玄宗识破，提建议的人差一点丢掉脑袋。
姚崇当上宰相，张说恐慌起来，想走玄宗的一个弟弟岐王李洪的后门。姚崇要抓住这件事对张说进行报复，但又不直接加以揭发。一天，已经罢朝，朝臣们都已离去，姚崇独自跛着脚做病状，玄宗叫住他，问这是怎么回事。姚崇说：“我的脚坏了。”玄宗又问：“不很痛吧？”姚崇答道：“疼痛之苦不在脚上，而在心上。”玄宗问这是什么意思，姚崇答道：“岐王是陛下的爱弟，张说是辅佐大臣，他们秘密乘车出其家门，恐怕要坏事啊！所以我很担心。”随即，玄宗贬张说为相州(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刺史。从此之后，他们二人之间总是勾心斗角。据说，姚崇在临死前，告诫自己的儿子说：“张说与我嫌隙很深。我死之后，出于礼节，他必来吊丧，你们可将我平生所积的珍宝器皿陈列出来，他最喜爱这类东西，如果他看也不看，那你们要作好准备，灭族之灾就要来临了；如果他观赏这些东西，那就预示没事了，你们就将这些东西送给他，并请他为我撰写神道碑。得到他所撰碑文后，立即誊写，报呈皇上，并立即勒石刊刻。他比我迟钝一些，假如数日之后，他派人来索取碑文，就说已报请皇上批准，并将刊刻好了的碑石展给他看。”姚崇死后，张说前往吊丧，见到所陈服玩，看了又看。姚崇诸子遵照姚崇之嘱办理，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张说撰写的碑文，并使他索回碑文的计谋落空。张说气愤至极：“死姚崇算计生张说”。
有人告发太子少保刘幽求和太子詹事锺绍京，说他们在背后讲怪话，发牢骚。玄宗命紫微省下狱审讯，刘幽求表示不服。姚崇等人以和解的姿态劝说玄宗道：“刘幽求他们都是功臣，乍任闲职，稍微表现沮丧，也是人之常情。他们功业既大，地位又高，一旦被送进监狱，恐怕要引起极大的震动啊!”结果，姚崇的一席话致使刘幽求被贬睦州(今浙江淳安县西南)刺史。姚崇等人表面上是在保护刘幽求，实际上是在证明刘幽求确有“怨望”之罪。史书上说，姚崇对刘幽求是素怀嫉妒之心，看来是有根据的。
开元二年（714）正月，姚崇上奏裁减僧尼，得到玄宗的支持。还俗者计一万二千多人。姚崇对官吏要求颇严。薛王李业的舅父王仙童横行不法，欺凌百姓，遭到御史的弹劾，姚崇依法治其罪。李业闻讯后，立即到父皇玄宗那里求情，玄宗念及情分，下令重新审理此案，意在宽免王仙童的罪责。姚崇知道后，便与另一宰相卢怀慎联名上奏，坚持执法，决不宽贷。玄宗只好同意姚崇依法惩治，从此，皇亲国戚们确实收敛了很多。
同年二月十八日，申王李成义私将本王府录事阎楚珪破格任命为王府参军，玄宗表示同意。姚崇和卢怀慎知道后，立即上奏：“臣等在此之前，曾得到陛下的旨意，凡王公、驸马有所奏请，如果没有陛下亲笔书写的墨敕，那是不能生效的。臣等认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要国富民强，就得量才授官，倘若因念亲朋故友的恩德而把朝廷的官爵俸禄作为礼品相赠，那就与中宗时代的弊政没有什么区别了，这种行为的后果会紊乱朝廷的选官之法。”因为遭到了姚崇和卢怀慎的强烈反对，所以，这件事便被拖了下去，从此，请托之风不再兴起。
是年，姚崇集中撰写《持秤诫》、《弹琴诫》、《持镜诫》、《辞金诫》、《冰壶诫》（合称《五诫》）。今天，当人们读到姚崇的《五诫》时，无不为他的浩然正气、高风亮节、博大胸怀、精辟见解所折服！
开元三年（715）正月，姚崇请了十几天的假为儿子办理丧事，值班宰相卢怀慎无法决断，结果致使案牍积压。惶恐之中，卢怀慎向玄宗请罪。玄宗说：“着急什么？朕是把天下的事委托给姚崇去处理，你就坐享宰相的清名和雅望吧。”姚崇假满归职，只用了不长的时间就将那堆积如山的公文裁决完毕，不禁面有得意之色，回头问紫微舍人齐澣：“我做宰相，可以与历史上哪位宰相比？”见齐澣没有回答。姚崇继续问：“我与管仲、晏婴相比，谁更好些？”齐澣回答说：“管仲和晏婴所奉行的法度虽然未能传之后世，但起码也做到了终身实施。您所制定的法度则是可以随时更改的，似乎比不上他们。”姚崇继续问道：“依你看来，到底我是什么样的宰相？”齐澣回答说：“可以说，您是一位救时宰相。”姚崇听后十分高兴，便将手中的笔掷在案上，说：“这样一位救时宰相，也是很不容易找到的呀！”是年，姚崇为故乡题写“藩篱”匾额。
黄门监魏知古，论其功劳、地位和声望，与姚崇不相上下。魏知古承蒙姚崇荐举，后来竟与姚崇并列相位，姚崇渐渐地瞧不起魏知古，最终把魏知古排挤到东都洛阳去专管那里的吏部事务。魏知古心怀不满。
姚崇有两个儿子，都在东都做官，他们知道魏知古是自己父亲提拔的，就走魏知古的后门谋取私利。魏知古回到长安时，将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报告给了玄宗。
有一天，玄宗与姚崇闲谈，顺便问道：“你的儿子才能与品德怎样？现在做什么官？”姚崇十分机敏，一下子就猜透玄宗的话里有话，答道：“我有三个儿子，两个在东都，为人贪欲而又不谨慎，必定会走魏知古的后门，不过我还没有来得及问他们。”
玄宗原以为姚崇要为儿子隐瞒，在听了姚崇道出真情后，很高兴。玄宗又问姚崇是怎么知道的。姚崇说：“在魏知古社会地位很低时，我保护过他，提拔过他；我的儿子蠢得很，以为魏知古必定因为感激我而容忍他们为非作歹，故而去走他的门路。”玄宗听了，认为姚崇为人高尚，而鄙薄魏知古，觉得魏知古有负于姚崇，要罢他的官。姚崇又请求玄宗说：“我的儿子胡闹，犯了法，陛下赦免他们的罪已经是很万幸的了，倘若因为这件事而罢魏知古的官，天下必定以为陛下出于对我的私人感情而这样做，这就会连累到陛下的声誉。”玄宗听后，认为姚崇说得很在理，遂迁魏知古为工部尚书。
开元四年(716)，山东蝗害成灾，老百姓因受迷信思想的束缚，不敢捕杀，而是在田间地头设祭焚香膜拜，坐视庄稼被蝗虫蚕食。姚崇上奏，引《诗经》及汉光武诏书，证明蝗虫是可以捕杀的；他说：“蝗虫怕人，故易驱逐；苗稼有主人，故救护者必定卖力；蝗虫能飞，夜间见火，必定飞往；设火于田，火边挖坑，边焚边埋，定可馀尽。”玄宗说：“蝗是天灾，是由于德政不修所致，你要求捕杀，这不是背道而驰吗？”姚崇又说：“捕杀蝗虫，古人行之于前，陛下用之于后，安农除害，是国家的大事，请陛下认真考虑。”玄宗终被说服。但当时朝廷内外，都说蝗虫不能捕杀，玄宗说：“我同宰相讨论，已定捕蝗之事，谁再反对、，即行处死。”于是派遣御史分道督促，指挥老百姓焚埋蝗虫。结果很有成效，当年农业获得了较好的收成。
十一月，姚崇身患虐疾，卧床不起。玄宗因姚崇府第过远，咨询政事殊感不便，便将姚崇迁居罔极寺，对姚崇的病情体现出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每天都派数十使者前去探视。每有军国大事，便命宰相源乾曜前去征求姚崇的意见。每当源乾曜奏事，凡符合旨意的，玄宗便说：“此必姚崇之谋。”源乾曜上奏，为了咨询更为方便，请迁居姚崇至四方馆，姚崇以四方馆宽大为由，予以推辞。
不久，姚崇遇到两件棘手的事：一件事是他的两个儿子广结四方之缘，收受他人馈赠之物，招致非议；另一件事是他的亲信、中书省主簿赵诲收受了蕃人的贿赂，被人揭发后，玄宗亲自审讯，并定为死罪。姚崇知道后又去设法营救，从而引起玄宗的不满。于是，姚崇恐惧不安，以为自己已经不宜再做宰相，数次请求辞职，玄宗最终答应，并根据他的推荐，由宋璟出任宰相职务。姚崇遂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身份罢知政事。
开元五年（717），山东又发生蝗灾，姚崇按照老办法，派人到各地督促捕杀。朝廷又多以为蝗虫捕杀不得。玄宗也很犹豫，又同姚崇商量。姚崇说：“这些庸儒们死抠书本，不懂得变通之道。凡事有时要违反经典而顺乎潮流，有时要违反潮流而合权宜之计。”接着他列举了历史上一再出现的蝗灾，后果都很可怕。又说：“今山东蝗虫，孳生之处，遍地皆是，倘若农田没有收成，则人民就要流移，事关国家安危，不可拘守成规。即使除之不尽，也比养了成灾好。陛下好生恶杀，此事不烦你下诏，请准许为臣处理。若除蝗不成，我所有的官爵一概削除。”姚崇以真诚又一次打动了玄宗。
汴州(今河南开封市)刺史倪若水在拒不执行命令的同时，又给玄宗上了一道奏章：“蝗乃天灾，应该修德，以感动上天。依靠人力是无法抗拒的。”姚崇得知，勃然大怒，立即给倪若水写信说：“古时州郡有好太守，蝗虫即不入境，要是修德可以免除蝗灾，那么蝗灾的出现，就是无德所造成的了!现在坐看蝗虫吃食庄稼，怎能忍心不救!你这个刺史是怎么做的？要是由此而造成饥荒，将何以自安？请再不要迟疑犹豫，否则是要后悔的。”倪若水不得已，只好带着情绪执行命令，发动各地官民捕捉蝗虫，焚埋蝗虫。汴州所捕杀的蝗虫多达十四万石，投入汴河的还不计其数。倪若水终于在事实面前服输了。
宰相卢怀慎也极力反对捕杀蝗虫，他对姚崇说：“蝗虫是天灾，怎么可以用人力来制服呢？外面的议论，都认为捕杀蝗虫不对。而且杀虫太多，将会有伤和气。现在停止，还来得及，请你慎重考虑。”姚崇力辩其谬，他列举古帝王及孔子为例，证明为了人的安全和不违礼制，杀生是可行的。又说：“现在蝗虫极多，只有驱除，才可消灭：若放纵蝗虫吃食禾苗，各处田地，都要空虚。山东百姓，如何能够听其饥饿而死呢？此事我已奏请皇上定夺，请你不要再说了。若是救人杀虫，因而得祸，我愿独自承受，与你无关。”并派人到各地去巡查，看谁捕蝗勤快，谁捕蝗不力，列名上报。
还有一个迂腐的人韩思复也反对姚崇捕杀蝗虫，他说，河南、河北蝗虫，近更猖獗，所到之处，苗稼都损，且更向西漫延，到达洛阳；使者往来，不敢声张，山东数州，甚为恐慌。接着，他又是那一套天灾流行，土埋不容，只有悔过修德，以求上天保佑的陈词滥调。最后，他请求停止捕蝗使的工作，以收揽人心。玄宗又被他的话弄糊涂了，便将他的奏章交给姚崇处理。姚崇请求派韩思复调查山东蝗虫所造成的损失。韩思复上报了受灾的实际情况。姚崇不相信，又派刘绍去调查。据说，刘绍是看着宰相的脸色行事，鞭打百姓，修改旧状，假报无灾，因而山东遭灾的数州，竟未减免租赋。这只能是局部的情况；总的情况是，由于姚崇力排众议，坚持捕杀蝗虫，故虽连年发生蝗灾，仍未造成严重的饥荒。
由捕蝗而引起的轩然大波，至此尚未平息下来。姚崇的同时代人张鹫在《朝野佥载》中也对姚崇进行攻击，说什么蝗虫“埋一石则十石生，卵大如黍米，厚半寸盖地。上天要是不灵，则不至生蝗，上天要是降灾，蝗会越埋越多；对于蝗灾，应该修德慎刑，以报答上苍的惩罚，为什么不修福以免灾，而要逞杀以消祸呢!这一通指责，也还是老生常谈，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新意。没有见到姚崇对这一批评的反驳，但在他以往批驳别人的言谈中，已包含有反驳这种偏见的内容。在一个被腐朽的精神力量统治着的时代里，要想办点事情也真是不容易!姚崇捕蝗的决心、勇气、才干和坚持到底的精神，今天提起来，也令人肃然起敬。姚崇在围攻中取得了捕蝗的胜利，但既未立功，也未受赏。更重要的是，姚崇的工作作风给大唐王朝带来了新气象，注入了新活力，建立起了人定胜天的信念。可以这么说，开元盛世，其实就是从治理蝗虫开始的。
此后，玄宗命姚崇每五日一朝，仍然入阁参与朝政。恩遇更加优厚。
开元八年(720)，玄宗授姚祟太子少保，姚崇以年老多病为由，辞而不受。
开元九年(721）九月初三，姚崇病故，享年七十二岁。葬汝州（今河南汝州市）梁县。赠扬州大都督，谥曰“文贞”。姚崇遗嘱：不准崇佛敬道，不准厚葬，不准抄经写像。并以此成为家法。
开元十七年（729），追赠太子太保。
姚崇一生为政以公，才干出众，三登相位。与太宗朝的房玄龄、杜如晦，以及玄宗朝的宋璟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贤相。姚崇不以官高而凌下，不以位尊而专横。虽多次遭遇贬斥，仍能赤胆忠心，视天下为己任，难怪唐代诗人杜牧称赞姚崇“首佐玄宗起中兴业”。
司马光《资治通鉴》云：“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伇宽平，刑法清省，百姓富庶。唐代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意思是说：“姚崇和宋璟相继为宰相，姚崇善于应对突发事变，从而圆满地完成人物；宋璟则善于遵法守规，公正严明地执法；这两人的志向和操守虽然有所不同，但都能竭忠尽智地辅佐玄宗，使得这一时期的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裕。在唐一代的贤相中，前有贞观时期的房玄龄和杜如晦，后有开元时期的姚崇和宋璟，其余的宰相，则是无法与这四贤相提并论的。”
宋元祐八年（1093），陕州知州游师雄仰慕姚崇的为人，置姚公祠于故居陕州东卫村舍（今河南陕县张茅镇），在姚崇后裔散居他乡的情况下，姚公祠被人们祭祀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不能不说是故乡人民对其怀念之深。
——自《聆听唐朝》，党明放著，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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