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主党”害死了卞仲耘?  广西 李夏 卞仲耘邓榕


公主党”害死了卞仲耘?  (广西)李夏 卞仲耘邓榕
 


  卞仲耘,1916年生,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1966年8月5日,她被该校红卫兵学生打死于校中。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记忆》第80期刊登宋彬彬的文章《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称,80年代实验中学已经做过组织结论,说宋彬彬在 学校文革中没有打人和暴力行为……1966年6月初,由团中央干部组成的工作组正式进校,主持成立了“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宋彬彬当选学生代表会(简称“学代会”)副主席。7月29日,宣布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反工作组的学生成了革命的左派,而宋彬彬和原学代会的成员都跟着工作组犯了错误,成了“保守派”。8月5日下午,高一部分学生对卞仲耘发起斗争的,打人了。宋彬彬等人劝告不许打人后离开……傍晚,听说卞校长快不行了,宋彬彬等几个人与李松文老师一起用手推车把卞校长推到邮电医院。李老师带头签名,写下了6个学生的名字。医院才开始抢救。一个多小时后,卞校长抢救无效死亡。宋彬彬等人于是连夜走到北京饭店去找市委领导,向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汇报。

  宋彬彬自辩没有参与打死卞仲耘,可信否?听其言,观其行,并与相关人士的陈述印证,笔者相信宋彬彬的话。打死人是很疯狂的行动。现在可以确信,卞仲耘校长被打快死的时候,宋彬彬等人送医院求医,并签字力主救治,这是自觉的、理性的行动,与疯狂行动不沾边。后来还亲自向北京市委书记汇报校长被打死了。这也是很理性的行动。做了这两个理性行动的宋彬彬,应当不是凶手。

  那么,到底谁是杀害卞仲耘的凶手?宋彬彬应当是知情人,但她没有说出更多的真相,只是笼统地说,当天是“高一学生”组织实施了对卞仲耘的最后一天的斗争(包括暴力)。

  网上有署名“伏生”的文章《那天,我是残杀卞仲耘的目击者之一》,称:只见几个高一姐姐班(当时我们初一班和高一班为姐妹班)的学生拿着大棒,押着校长、主任们从北教学楼里走了出来……文章着重指证了“高一学生”……

  王友琴博士曾于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王友琴近30年来一直坚持从事文革研究,致力于真实记录文革场景和普通人的苦难。她是第一个报道卞仲耘事件的人,发表过《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卞仲耘》一文——8月5日下午2时左右,高中一年级的红卫兵首先发起了这一行动……有人在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跑向学校的木工房,那里有待修的破旧课桌椅。还有人去开水房,从那里取来开水,要烫被斗者……卞仲耘在三个副校长中排名第一,因她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所谓“黑帮头子”,她被打得最重……卞仲耘终于被送进邮电部医院。但是,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闻讯赶到邮电医院……王晶尧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榕,她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缠袖章,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典型装束。

  王友琴这篇文章也指向“高一学生”……王友琴的文章特别写了一个红卫兵——邓榕,于是笔者顿生怀疑,感觉邓榕难免已经身陷其中,是参与斗争学校领导的重要人物,她应当对卞仲耘之死负有一定的责任。虽然王友琴、宋彬彬、伏生均不曾公开指控邓榕,可以理解,谁不知邓家权倾一时。

  宋彬彬,1947年出生,1966年读高三。邓榕,1950年出生,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学生,1966年的红卫兵,极可能正读高一。

  宋彬彬称,80年代实验中学做过明确的组织结论,说宋彬彬在学校文革中没有打人和暴力行为……笔者对于邓榕是否获得类似结论深感兴趣,但无从得知。宋彬彬获母校认可,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原师大女附中)90周年校庆,宋彬彬被评为“知名校友”。邓榕似乎无缘获此荣誉,至少笔者未曾知悉。

  百度名片:邓榕,女,1950年出生,四川广安人。又名萧榕,小名毛毛,邓小平小女儿。北京医学院毕业,曾任总政组织部副处长,驻美大使馆三秘,全国人大常委会政研室副主任,民主与法制出版社社长。现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

  百度名片当然不会记录邓榕的红卫兵经历,甚至不提她毕业于著名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也未能证实她是否象宋彬彬那样获“知名校友”荣誉。

  笔者在网上查到2010年第8期炎黄春秋杂志发表冯敬兰、刘进、叶维丽、宋彬彬、于羚的文章《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讲得更有意思,是高一3班少数同学发起揪斗校领导,以下是刘进的讲述:“除了受害人、目击者指认,我也找过高一3班的老师、同学核实。一个同学(为叙述方便,以下称A同学)对我讲了当时班里少数同学发起揪斗校领导的过程。A同学说带头的是几个住在西边大院(即三军总部大院)的同学。她们在班里说,现在“主义兵”成革命的了,主席已经发出号召,我们也要革命,也要斗黑帮。她们让人把校领导集中起来,拉到操场去游斗……A同学还特别说到该班某同学(很多目击者都提到她)也打了,不是打得最厉害的人,但她是名人……”A同学指控参与打人的“名人”不是邓榕又是谁?网上有篇署名叶维丽的文章《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我看卞仲耘之死》,其中写道:“高一三班在那天所起的关键性作用,是当年女附中很多人都知道的。我在调查中,访问了班主任艾老师和若干位原高一三班学生,她(他)们都非常坦率地说到这个基本事实。老实说,对那天斗人时,谁格外活跃,大家也都心中有数……”既然说“大家也都心中有数……”,为什么不敢公开指证?似有难言之隐!

  《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还提到,师大女附中是邓小平的一个点,师大一附中是刘少奇的一个点,他们通过两所中学了解运动情况。邓小平指导这个点时说过,不允许在学生中成立党团以外的组织。那会儿海淀区中学已经有了红卫兵这种学生组织,处于地下状态。邓强调一定要由党、团组织来取代类似红卫兵这样的非法学生组织,要把学校里学习好、思想好,有威望和组织能力强的学生,吸引到团委或学生会里面,让他们(非法学生组织)没有领头人,没有市场,他们就闹不起来……显然,邓小平如意算盘落空了,连女儿邓榕都参加了红卫兵,甚至有可能参与了暴力。

  去年8月《开放》发表署名“敏一鸿”的文章,称研究这文革血腥“红八月”第一大案的网友将卞仲耘副校长(当时该校没有正校长)被打死那天,全体在校学生名单公布在网上,是一件有利于寻凶问责的好事。笔者于是试图在网上搜索这份学生名单,以便看一看高一3班都是一些什么人物,有没有邓榕在内?可惜没有找到,似乎已被删除。

  笔者坚信,中共内部对于红卫兵如何策划、如何实施斗争并造成卞仲耘死亡的情况早已经作过调查,有结论,封进了秘密档案,不令民众知情。依靠网络,笔者隐约看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高一3班那几个“公主党”涉嫌害死了她们的校长卞仲耘。

  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打死了上千人,官方公布的数字是1,772人。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是死于自己的学生之手,十几岁的女中学生、公主党,故耐人寻味!当时的中国不应当算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只能算是山寨国家——真正的国家没有私刑,但山寨国家是个例外,专政之下,红者通吃,“公主党”都可以取人性命!1954年宪法写上了“公民权利”,但谁也不当一回事。毛泽东喜欢国家山寨化,还特别喜欢折腾,死人、天下大乱亦在所不惜,如果中共能够从1954年立宪后认真行宪,那么,灾难或可避免。可惜,毛泽东及大小当权者本性难移,走的是国家山寨化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山寨中国害了卞仲耘等等众多文革蒙难者,并令中华文明古国蒙受山寨之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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