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报1月25日发表了宋圭武先生的文章《“经济人”假设应是经济学的一条公理》，文章认为“经济人”的“自利”不应该是假设，而应该是公理。但是，笔者认为这是对“经济人”假设的误解，“经济人”假设的不是“自利”，而是人们在选择时都会理性地去计算成本收益，并且追求收益的“最大化”。
“自利”是不需要假设的，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事实，在人类社会中任何行为实际上都是“自利”的，正如宋圭武先生在文章中指出的，“利他的本质仍是利己”，对于这一点，米塞斯在他的鸿篇巨著《人的行为》中讲得很清楚，“每个行为都是为要达到一个比没有这个行为时较好的情况，在这个意义下，每个行为都可以说是自私的。对饥饿儿童施舍的人之所以施舍，或者是因为他对施舍行为带来的满足所做的评价，高于对这笔钱用在购买所带来的满足，或者是因为他希望来生得到好报。”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各种利他行为实际上都是自私行为，宋圭武正确地看到这一点，但他无需费这么多的笔墨，去区分“自然的‘己’”与“社会的‘己’”，把一个完整的人割裂为两半，来论证这一点。
可见，“自利”是一个普遍的事实，而“最大化”才是经济人假设的核心，而且“自利”与“最大化”之间决不可以划等号，宋圭武先生在文章中说“没有了‘经济人’，等于就没有了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是不妥的。“最大化”与“均衡”、“稳定偏好”并称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三大基本假设，也是三个最基本的理论基础，而且这三个方面是相互依赖的，首先“最大化”是“稳定偏好”下的最大化，如果偏好不稳定，最大化无从谈起，其次，只有最大化，才有实现均衡的可能。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最大化”有两层不同的意思，一是指人们都能“实现”了他约束条件下的那个最大目标，我们称之为“强最大化”；二是指人们“追求”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目标，而且他会“选择”对他最有利的手段去实现那个目标，尽管那个目标不一定完全实现，我们称之为“弱最大化”。当然，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无论是“强最大化”还是“弱最大化”，都包含了一个共同的思想，即市场主体不同的目标能够兼容，也即哈 耶克所说的“均衡”。在某种程度上，“最大化”假设是“均衡”假设的需要。
“经济人”只是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不是其他经济学的假设，从这一点看，把“经济人”假设提升为整个经济学的“公理”更是不对。如奥地利经济学假设的是“有目的的人”，而不是“经济人”，实际上奥地利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米塞斯是反对“经济人”假设的，同样是在《人的行为》一书中，他说“经济学所处理的，是实在的人的一些实在的行为。它的一些定理既不涉及理想的或完全的人，也不涉及荒唐无稽的‘经济人’这个妖怪，也不涉及统计观念的‘平均人’”；再比如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是以“社会关系”的人，而不是以“经济人”为前提假设的；另外，在西蒙的经济学中，强调的是“满意人”，也不是“经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