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先生,原名张璿,字仲衡,后以名字难认,改今名。他是上个世纪最后十年享文坛大名的文化老人,是住在北京大学的“未名四老”之一,热度一直持续到本世纪初。而今,中行先生的道德文章及影响无疑走入了“玉露凋伤”的孑途,很有重提的必要。
最早,我先是喜读俞平伯、朱自清、钟敬文等老辈文人名士气足的散文,后来迷上钱穆、陈寅恪等大师的历史文化研究,精力几乎主要在学院派的范围内,与中行先生的大作错过了十数年。有夙缘终究会相逢。近两年,过往喜好的书翻烂了,读乏了,又恰在人生最世情的途中,偶然的机会买了张中行先生一组大作,开始细读。有人说他繁缛、絮叨,有人说他文章结构问题多多,不合作文的规范,说实话,正如读八大山人、弘一法师的书法,其中的温和朴素,洗尽铅华,不是很容易把握。
中行先生吃透了传统文化“中庸”的精髓,从民国一路过来,经过新中国风雨前三十年,几乎没有遭遇大的磨难,过着温饱线偏上的安逸生活。改革开放久了,中行先生大约嗅到、确定了世变的大局,终于开始决定向我们倾倒他那饱蕴诗书味道的人生经历,一发似有不收之势。幸亏天与其昌,老先生享高寿,勤笔耕,给我们留下了足够充盈的文化、精神遗产。
中行先生的文章,成就最高的应该是写人、说禅。他笔下的人物,最传神的是民国以来的许多大师级的文化先贤,囊括文化、历史、哲学、教育,乃至政界,从大儒章太炎开始,一直写到当时尚在世的启功等名宿。他写名人,不贪全求高,不为人沽名,大多从与这些名人前辈的琐细交往谈开,娓娓叙来,渐次铺开,乍一读平淡得紧,正如他为文集取的名字“负暄”二字一般,有些老人家晒太阳闲聊的松弛,再三读则会品出更多的味道。往往不经意,把这些名人大师的性情精彩处透露出来,余味隽永。有人说,中行先生写人的文章,是当世的《世说新语》,也有人说中行先生是六朝人物,都有些道理,他的文和人都配得上这样的评价。
但若细咂摸,他笔下的人物,少《世说新语》那种空灵甚至带着历史视野伤感的气息,多倾注了很深的感情,透出自己的阅世观、处世观。比如写朱自清,中行先生当然肯定他散文的清丽、学问的严谨,但最看重,描摹最多的仍是朱自清律己严、待人厚、有气节的品格,甚至上升到“与行比,文可算馀事”的程度,这或才是文章的主旨,幽衬出中行先生品评人物的价值取舍。写刘文典,是对《世说新语》评价的最佳注解,抗战时期,刘文典在昆明任教西南联大,某次遇日军空袭,一新文学作家慌忙外窜,文典先生正颜厉色地说:“你跑做什么!我跑,因为我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讲《庄子》。”民国文化人物的“范儿”大抵就是这样,自负不让人觉得厌恶,狷狂反更加引人敬佩。记叶恭绰先生,把他曾处高位、历荣华,建国后不甘寂寞,屡在书画、文化上出新铎的形象写得十分生动,,“他的最大特点是有才;才的附带物是不甘寂寞……,还带有时多时少的官气”,这样的描写,抓住了叶遐庵的本真,传神之极。这大致就是中行先生为文的功夫,润物无声,韵味层叠,不是每个作家、或者说很少有作家能达到这样的水准。
中行先生与他笔下的名人大都有或多或少的交集,从其中很小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中行先生不太可爱,但或属于正确的一面。比如,他曾经向许多前辈索要过书法、手稿,或一些来往的书信,文章中从不遮掩并多次提到,许多这样的物件都烧毁了,并表达了惋惜之情。客观讲,这是中行先生的处世观,明哲保身,少惹麻烦,有些圆滑和世故。有人或会苛责他焚烧旧物的大不敬,但那样的时代氛围,不扭曲人格,批驳他人,嫁祸他人,一直保持一个传统文人应有的气节,已经非常难得。即是我们今天许多仰视的大人物,在那一段历史中,也远没有中行先生做得好。他遇事不争的胸襟,贫贱不论的态度,对人对事的敦厚,值得永远学习、仿效。
中行先生也写小人物,甩掉了写名人前辈的压力与担心,似乎更放松,更有趣味。我难免俗,最早也是挑着名人的篇目读,后来读那些小人物的篇什,渐渐觉得,写名人是中行先生向前辈虔诚地致敬、温情地追忆,写平凡人物,则融入了他自己的生活、生命、精神,许多更想说的话,大都藏在这些表象普通的文章里。比如写居住在后海鸦儿胡同广化寺时的邻居、僧人,写与同事的琐屑交往,透过追忆的笔触,至少对我讲,感觉到的是中行先生在北京生活的碎影,他收藏砚台、品评书画的爱好与修为,与世无争、宽容淡静的心态,都藏在这些看似简陋的小文章中。最精彩的应当属写东四、西四两家旧书画铺同是谢姓老板的那一篇,名曰《东谢西谢》,书画店是中行先生喜欢去的地方,他看得明白,两个不同品性的买卖人,截然不同的运命结局,起决定作用的应该是中行先生一贯秉持的因果、善恶之观。佛语常说无上清凉的境界,读中行先生这类文章,能体会到。这或是我最近反复读的重要原因。
我佛学的知识薄陋,中行先生《禅外说禅》一书没有完全读透。与汤锡予、季羡林等先生的文章比,中行先生以散文家的身份,摆脱掉论文在引经据典等多方面的形式束缚,写出了学术价值十足的文章,而且只说禅,很少旁及他物,吃得极透。对于喜欢禅宗者言,或许是一份意想不到的财富。中行先生与熊十力、马一浮、叶圣陶等先生交往,多是为其主编的佛学月刊约稿为主,大都得到老先生们的积极回应,有的甚至写系列文章,中行先生本身的佛学知识修为,应该是打动那些老先生的重要因素。
中行先生早年与作家杨沫有一段不愉快的短暂婚姻。杨沫写作《青春之歌》,把中行先生刻画成了招人恨的反面人物“余永泽”。对70年代后的人讲,《青春之歌》已然走进历史,覆满了尘埃。对中行先生而言,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常被人作为反面人物对号,投以别样的轻蔑目光,在那个不太平的年月,实在背负了太久、太重的压力,中行先生似乎未曾因此抱怨过杨沫,只后来轻描淡写地说过“让我写,我不那样写”之类的话,何等襟怀!
而后中行先生与大自己一个半月的李芝銮结婚,厮守五十春秋。给我最深记忆的,是先生有文提到:“吃饭我不知饱,老妻不给盛饭,必是饱了;穿衣不知冷暖,老妻不让添衣,必是暖了。”这话甚至引发我对婚姻爱情的重新思考。过去人常争论,找一个人结婚,是自己爱的好,还是爱自己的好。青少年的时候,追求个性与自我,凡事尤其是爱情,亦多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勇气和激情。如今逐渐感到,你拼命喜欢追求的那个人,若一开始根本不喜欢你或喜欢的程度不够,因为追求的缘故走到一起,这样的婚姻即便最终不会破碎,也包藏着分裂的危险,或难以对外人言的苦痛。而反过来说,与很喜欢自己的人走到一起,若我们本是善良包容的人,就会在恒常生活里与对方产生亲情、爱情,这样的婚姻,不那么浪漫,没那么多惊喜,但够耐久、够温暖。所以,我真真切切羡慕中行先生的婚姻,有那么一个人专注地关心照顾一辈子。
中行先生还有一类文章写北京的老地方、名古迹。他一丝不苟地考证,能把古迹的前世今生说地再透彻不过,与侯仁之、罗哲文、吴良镛诸先生写北京旧迹的文章比,正如郁达夫在《故都的秋》中所说:“正象是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中行先生的文章更合我的胃口。印象最深的当属《崇效寺》、《广化寺》等篇,这些地方我都去过,读了中行先生的文章,以及征引的《北平庙宇通检》、《旧都文物略》等地道的老北京地理志集,才感到自己对旧京的这些珍贵踪迹的了解还是肤浅了。
从中行先生《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顺生论》等高文 陆续问世,到现在不过二十多年,世界却发生了难以置信的变化。过去我们穷,渴望物质生活、经济收入的提高,现在这些都逐渐满足的时候,大部分人开始丧失自我,道德问题丛生,精神极度荒芜,甚至一直延续到各类文化人。这样的乱象,就个人而言,只感到无限孤独。读张中行老人的文章,如同晤对宛在对面的长者,会淡定些、宽容些,并时时提醒自己,万事先从自己做起,自己做好了,也未必去说教别人;自己做不好的,就更不能乱说。其实,这也正是传统文化的精髓,可惜已逐渐湮没了,仿佛再不能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