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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文化中相当重要的一个思想，同时也是传统知识分子所颇为尊崇的信条。通俗点来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说以自我完善基础，通过管理好家庭并治理好国家，直至平定天下。这一过程看似是人生不同阶段所要追求的理想状态，但是又能有多少人将其作为一生信条？
鲁迅说过：“必须先改造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其中表达的本质正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涵相互辉映。修身，不仅仅只是认识研究万事万物，获得知识后还要使自己的意志坚定、意念真诚。意志坚定了，人就能耐得住内心的寂寞或周遭的流言蜚语，意念真诚了，人就能被人信服或被人尊重。显然，这不过是改造自己的第一步，之后还要端正自己的思想和修养自身的品性。这样充实和丰富自己虽然是为了给自己的“齐家，治国，评天下”打基础，但实际上是为了适应社会而做好一切准备，人本身具有社会性，离开社会谈何“修身”？就如17世纪法国的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理学家笛卡尔，也是解析几何的创始人，其博学是举世闻名的。但他越学越觉得自己无知，有人不解，问他原因，他说：“先哲芝诺不是解释过吗?他曾画了一个圆圈，圆内是已知的知识，圆外是未知的世界。知识越多圆圈越大，圆周也越长，其边缘与未知世界的接触面越大，这样，未知的部分就越多。”笛卡尔的话令人折服，也解释了为什么知识越多的人越谦虚。
现阶段我国倡导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家庭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社会走向和谐就必须先让家庭和谐，而“修身”后的个人要做的就是管理好自己的家庭乃至家族。管理家庭家族需要用爱去培植与耕耘，对长辈敬重，对爱人忠诚，对晚辈疼惜。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幼，是一种爱的泛化，人人如此，家家如此，改造社会使其和谐当然就不在话下了。然当下仍有许多家庭生活在悲剧中，无论是抛妻弃子，还是对老人不管不顾，抑或为了利益家族反面冲突，都折射出了人性的丑陋的一面，即使性本善，但自身的素质修养不完善绝对是达不成“齐家”的。
南开中学的创办者张伯苓在 16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驾驶。毕业后，他参加了“甲午海战”，但军舰一出海就被日军击沉，这对他触动非常大。1899年，英国强租我国的威海军事港口，占领威海的日军在英国的压力下撤出了港口。张伯苓在军舰上亲眼看见，第一天在港口升起的清朝国旗在第二天就降下来了。他感到中国的强大不是光靠军事力量的增长就能达到的，关键还是要靠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质。姑且说张伯苓在思想上已经有了改造社会的理论了，那么当他毅然退出海军，回到天津筹办学堂时，我们可以说他是在“治国”吗？是的。他四处奔走，筹集资金，终于在1907年办起了天津南开学校。他任校长40余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人才。治理国家不是说要担任国家的领导人，手中握有权势才能治理国家。“治国”，只要心有“鸿鹄”在，哪怕仅仅是小小的一点成就，也是一种对自我的超越，一种对周遭的改造，让他人看到将理想并付之行动的自己是相当强大的，那么当人人都追求强大时，我们的国家当然也会渐渐强大的。
“平天下”或许是人生中最远大的追求，但是当“修身，齐家，治国”都达成时，还会担心在天下弘扬不了自己的光明正大品德吗？鲁迅也曾说过：“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我们无法违背客观的死亡规律，我们留不住物质上的肉体，但我们铭记得住故人的灵魂和精神，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去知世和治世，所以天下太平不单是个人的最高理想也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生生世世共同的最高理想。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是说一定要按照顺序一步一步来，在人生路上，每一阶段都需要不断地通过修善自身以适应社会的变化以达成自己的追求，但是看看现如今的部分中国人有多少个人的内心是立下这种理想追求的？在应试教育下，我们中国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特别是在当下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我们急躁浮夸。违背良心，道德败坏，为利益而活，有人甚至说中国的发展并不是在前进，而是在倒退，而这种倒退是在文化思想上的停滞不前。我们丢掉了老祖宗教会我们的仁义礼节，我们的教育追求的早已不是“修身”；小三比妻子还要嚣张，所以“齐家”可以不止一个家；官商勾结，人情买卖，互惠互利才是“治国”最有效的制度；我们知道很多东西不能吃，却不知道什么还能吃，老百姓连吃都不平，所以“平天下”只是部分人嘴巴里捏造出来的大平，老百姓连吃都不平，还谈何“修身，齐家，治国”？
我们还是慢慢来吧，放慢脚步，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信条，相信自己，相信这个国家，即使迫不及待也要一步一步来达成这个共同的最高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