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50年代台湾的“白色恐怖”
1949年国民党政权及上百万大陆各界人员迁入后，台湾进入了一个“戒严”、“勘乱”阶段，即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事威权体制统治时期。在这个体制下，为了反共、反攻大陆的需要，一切政治问题都须服从军事威权体制的安排，而一切宪政民主的设想，都被认为不合时宜。
为使军事威权体制在台湾能牢牢确立，国民党军政力量进入台湾后，在二个事件上，对民众大开杀戒，血染宝岛，造出了二个标志性大案。
第一件，是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
当年2月27日，国民党军警在台北打死了为减税请愿的小商贩。2月28日，台北市民罢市、游行请愿，又遭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激起了全省民众的愤怒，爆发了大规模武装暴动。几天之内，暴动民众控制了台湾大部分地区。国民党政府即从大陆调集军队进行残酷镇压，到3月13日结束，死伤多达3万余人。
“二·二八事件”的结果，是让台湾本地人受到极大伤害，数十年都未能在他们心中痊愈。
第二件，则是“澎湖七·一三事件”，即所谓“山东流亡学校烟台联合中学匪谍案”。
事端于1949年国民党政府逐步迁台之际，五千多名的山东省流亡学生在烟台联合中学校长张敏之带领下，也追随投奔，期望迁台能继续学业，但因入台管制而暂转澎湖，创办了“澎湖防卫司令部子弟学校”。不意军方因内战兵员渐耗，趁机假藉理由，强迫学生，编入队伍。由于学生多不愿意，导致在1949年7月13日于澎湖防卫部操场，发生流血冲突。後来，军方以逮捕匪谍的名义，拘禁许多人士加以秘密审判，对校长张敏之和五名学生刘永祥、谭茂基、明同乐、张世能、王光耀以“匪谍”罪名，押到台北马场町枪决，另有2名学生王子彝、尹广居死於狱中，并长期监控其家属。此案的失踪者，有近三百多人。
“澎湖七·一三事件”，是国民党军事 威权体制此后搞“白色恐怖”的首宗大案，也是牵连人数最多的第一大案，现在被台湾定位为“外省人的二·二八事”。
“二·二八事件”的惨局，震慑压住了台湾本地人；而“澎湖七·一三事件”则给了上百万大陆迁台军民一个血腥警示。
在这杀开的血路中，国民党用“勘乱”“反共”的名义及法令，在台湾牢牢建立起未能在大陆实现的、完全以蒋介石为首的一党专政的军事威权体制，并有效统治了数十年。
1949年5月19日，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的名义，颁布了《台湾省戒严令》：自5月20日零时起在台湾省全境实施戒严。戒严，这个可以公然取消一切民主自由的战时临时措施，在台湾却“临时”了38年又56天，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久的戒严。
直到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颁布“总统令”，宣告自同年7月15日零时起解除“戒严”令，在台湾实施达38年之久的戒严令，才走入历史博物馆。
在1991年李登辉上台后，又正式宣布结束国民党在1948年颁布实行的不受宪法制约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法令，从而彻底消除了军事威权体制统治的法理依据。
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实行长达38年的“戒严”，现在已被台湾人称之为“白色恐怖”時期，因为，在戒严时期（1949年—1987年），岛上发生的政治案件共二万九千余件，涉案人数高达14万人。
特别是对1949—1954年间的政治状况，更认为是“白色恐怖”的高峰。
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由于担心中共攻台，因而在台湾岛内大力镇压一切共产党的力量与影响，这是必然的事。事实上，与在大陆上的败局相比，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岛内进行的“反共”、“肃共”，局面则的确大为不同。
如1950年—1954年间，已拥有1300多名正式党员的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中共台湾省工委、及后来重建的中共临时省工委），从领导机关到基层支部，均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先后破获、抓捕，或诱降，而遭到了全军覆没的毁灭性命运。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及临时省工委书记陈福星等几名领导人，也均在被捕后投降了国民党。从此，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便再没有成建制的组织活动。
与此同时，国民党特务机关为对付中共军事情报人员的渗透潜伏行动，也加强了侦破力度，使中共在国民党军政系统的派遣潜伏工作，遭受了很大损失。如由中共中央社会部派遣潜伏的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由中共华南分局派遣潜伏的国民党国防部参议、联勤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中共华东局派遣的情报员朱枫等人，也被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一一抓捕，并予枪决。
据《台湾历史纲要》一书载：“从1949—1952年，被当局以‘匪谍’、共产党员为名枪毙的达4000人左右，而被以同罪判处有期、无期徒刑者有8000——10000人左右，至于被秘密处决者则无从统计。”
强力反共的“白色恐怖”，固然扼杀了中共在台湾的有生力量，甚至使台北街头或任何隐密的角落，都难于暗藏任何社会运动的现象或迹象。但在“防共”口号下的“戒严”这一非常措施，却被无限期地拉长，“肃谍”对象也被任意扩大。
同时，在整个“戒严”期间，在“防共”、“肃谍”过程中，更是无视受审对象的应有人权，而严刑逼供、或常常陷无辜于冤狱的事，则有很多发生。甚至三人成行，就可能被军警当作聚众逮捕，受到拘留与盘查，动则以“叛乱”罪抓捕入狱。故而，当时一般人以安全为上，均尽量不去自找麻烦。很多人在发表言论前都会自我审查，担心自己的话说出去就会被人记下来，知识分子的“自我检查”在当时则非常流行。
自1951年起，规定不再进行新报纸的登记，直到1987年解除“戒严”的30多年间，全岛只有29家报纸。在“报禁”之下，岛内几乎不再有不同声音。
因此，原缘于反共、防共、肃共谍的“戒严”，便演变为一种不讲民主程序、任意践踏人权的长时期“白色恐怖”氛围，而且，镇压的矛头，也逐步从共产党人，更扩大延伸到台湾岛内一切对国民党政权不满的人们，并且这种扩大与延伸的范围更大、时间更长。
据台湾“白色恐怖基金会”在2009年7月公布的统计资料，台湾在“白色恐怖”期间，仅因思想、言论而遭控叛乱罪，被依动员戡乱时期检肃条例逮捕的、有名有姓有案卷可查的受难者，就有8296人。
这之中，便包括了1955年发生的指控抗日名将孙立人将军的所谓“匪谍”、“兵变”冤案，使孙立人将军被软禁监护长达33年！
对于这38年间因“戒严”，而导致发生“白色恐怖”的那段历史及其性质，现在台湾各界已基本有了共识。
在1987年解除“戒严”，撤消了党禁、报禁后的1993年6月14日，台北成立了由政界、学术界、政治犯与死难者家属组成的“50年代政治案件处理委员会”。同年7月7日，台湾立法院通过85人的连署提案，建议台湾行政院为“白色恐怖”下的受难者成立专案组，解决善后事宜。
2000年8月25日，《1950年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历史照片资料特展，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揭幕，主持者是时为台北文化局长的龙应台，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出席开幕并参观了特展。这是台湾地区第一次破除禁忌，客观展示当年国民党政权在台湾杀害中共地下党员和左翼人士的实录。
2008年4月7日，为追思过去苦难，记取教训，一座“白色恐怖受难者纪念碑”，在台北“总统府”近旁不远处矗立起来了。
“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纪念碑”上面的碑文写着：
“台湾实施戒严期间（1949年5月19日—1987年7月14日）及其前后，有许多仁人志士遭受逮捕、羁押或枪杀，时间长达40多年。此种惨痛事实形成恐怖气氛，笼罩整个社会，成为台湾人民挥之不去的梦魇，影响社会发展至深且巨，史称白色恐怖。
昔日威权统治下，统治者高高在上，迫害人权剥夺自由，造成无数生命的陨落，家庭的破碎和种种不公不义，举国上下遂长期处于不安与恐惧之中。1990年代之后，在国人流血流汗，持续努力下，台湾走出威权统治，逐渐形成民主自由的社会。
保障人权，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民主国家所服膺的普世价值。我们不仅要追求历史真相，追究责任，更应记取教训，使执政者不再重蹈覆辙。因此建立此碑，祈愿台湾从此成为民主、自由、人权和正义的社会。
白色恐怖受难者纪念碑委员会谨立2008年4月7日”
从2005年起，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以党主席身份，已五次参加了“五十年代政治受难者秋季追思会”，同时他也代表国民党，数度向“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表达歉意。
2012年7月15日，马英九又一次来到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纪念碑前，率领在场人士默哀1分钟，并绕行纪念碑献花，马英九说：“解严至今25周年，再度来到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纪念碑前，缅怀38年的戒严当中，许多因冤案、假案、错案而牺牲生命的许多无辜人民”，“我个人内心也是充满了沉痛跟歉疚的心情”。他说，现在的政府与当时的政府虽不一样，但还是同样一个政府与执政党，“在这里，由同一个政府、同一个政党来进行这个反省的工作，我觉得是深具意义”。
马英九认为：国共內战是白色恐怖事件发生的很重要原因，因為內战与对抗，把意見不同的人打成是对方所派出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同路人，因此，解決问題的根源，应是兩岸对抗要逐漸減少与缓和。
马英九还对记者说：“对白色恐怖案例或是过去曾经主张共产主义的人也表示歉意，不代表我认同共产主义，而是对这些主张共产主义而遭到刑求、监禁乃至于枪決的人致歉。”
马英九向“白色恐怖”所有政治受难者，深表沉痛跟歉疚的出发点与核心价值，是在于主张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理念。
不过，“白色恐怖”受难者铸就的悲剧性历史，却只是台湾通向宪政民主演变、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方面，而并非是38年“戒严”时期的全部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