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可当时还是觉得来得太快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王楚英是当天在台湾听到的。 １９４５年９月９日，当王楚英在南京见证侵华日军投降的历史一幕时，２２岁的他以为战争会从此结束。“人们都希望过平静的生活，我还考上了交大。”１９５４年回大陆定居的王楚英说。 然而，王楚英的大学梦最终没能成真。他没有想到，蒋介石会撕毁共产党作出巨大让步与国民党所签订的《双十协定》；他同样没有想到，这一战，国民党会输得这么快、这么惨！ 事实上，这样的结局，从蒋介石逆历史潮流和人民意愿发动战争的那天起，就注定了。 ——熬过了最初的寒冬，１９４９，共产党人的春天到了。 ★１月３１日，北平解放 ３天后，大年初六。这一天，古城北平积攒了多少年的欢呼声，终于迸发出来：解放军的入城队伍整整走了６个小时。 新年（１９４９年１月１日） 纷纷扬扬的雪花中，西柏坡迎来了新年第一天。 这天，滹沱河畔的人们谈论最多的，是一篇名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那天，在每一方解放区，在每一处与国民党决战的战场上，人们几乎都在关注着这篇文章。 “我们团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学习了这篇文章。”今年９０岁高龄的秦镜时任华野２３军６９师２０５团团长，“听说要建立新中国了，同志们那个高兴啊……” 
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来说，１９４９年的这个春天，来得特别早。 此刻，东北全境解放，浩荡入关的东野大军已对平津形成合围之势；淮海战役进入决胜阶段，长江以北尽在掌控之中。 对于蒋介石，刚刚过去的那个冬天，却是那么漫长。 从１９４８年１０月到１９４８年底，国民党丢长春、失沈阳、弃徐州……蒋介石的专机频繁起落于各地，好像不仅是为了督战，也是为了最后的告别。 国民党所 失去的，正是共产党所得到的。随着８０多万国民党主力在这个冬季被歼——２８年来，力量对比的天平第一次倾斜到了共产党这边。 １月２日，新年第二天。中央军委复电粟裕等人，同意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４天后，在又一场满天飞舞的雪花中，华野主力向被围困在方圆不过几公里地方的２０万国民党军队发起了最后的攻击。 “杜聿明集团兵败如山倒。”秦镜回忆。１月１０日，淮海战役结束——６０万解放军战胜了８０万国民党军，杜聿明被俘。 “你的百万大军哪里去了？”１１年后，来华访问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问一年前刚刚被特赦的杜聿明。杜聿明指了指坐在对面的陈毅元帅：“都送给他了。” “拥有百万军队的统帅，是不应该被打败的。”蒙哥马利也许不曾想到，淮海战役时，５００多万支前大军用８８万辆小轮车，向前线送去了足够一个中等城市吃上５年的4.845亿公斤粮食。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解放区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陈毅曾这样感慨。 战争的伟力在于民众之中。人心所向，历来是决定胜负的最重要因素。 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５大主力全部被歼。蒋介石写下“冬天饮寒水，雪夜过断桥”后，黯然引退。 而此时，毛泽东的目光已投向了华北最后两座尚未解放的大城市：天津和北平。 ４天后，人民解放军仅用２９个小时就攻占天津——这座当时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１月２９日，农历春节，人心惶惶的北平城没有多少节日的气氛。 天津失守，使北平２０多万守敌陷于绝境，人们不再相信所谓坚固的城防工事，每个人都在打着自己的算盘。这其中，就包括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 “我就是党安排在父亲身边的传声筒。”傅冬菊曾这样形容她的地下党工作——傅作义在家里叹气、咬火柴棍、对着镜子大喊大叫，还拔出手枪来对着太阳穴，诸多类似的举动都很快由她送出消息，然后传送至解放军的高层首长那里。 军心涣散，人心思变，北平未战已败。 １月３１日，北平和平解放。 ３天后，大年初六。这一天，古城北平积攒了多少年的欢呼声，终于迸发出来：解放军的入城队伍整整走了６个小时。 当队伍走过前门箭楼，忽然向右拐了一个弯，开进了旧中国的使馆区东交民巷。 “我们是特意要经过那里的。”今年８６岁的翟文清是当年入城式部队——东北野战军３纵７师的连指导员。 这个举动，让现场的老百姓愣住了：多少年来，还是第一次有中国的军队出现在那里…… “中国人的地方，凭啥不让中国人进？！”翟文清回忆，“到一个领事馆门口，队列中就下去两名战士，去那门口站哨。” ★４月２３日，南京解放 昔日富丽堂皇的总统府，一片狼藉，到处散落着相片、文件和各种书报，玻璃台面的大桌子上，一部翻开的日历，定格在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３日。 立春（１９４９年２月５日） 立春过后，入目皆春。 滹沱河开始解冻，田野里麦苗返青，山坡上开出了零星的小花…… １９４９年３月５日至１３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一个８０多平方米的大食堂里举行。 “代表们坐的是高低不一的长条靠背椅、木椅。座位不固定，来得早靠前，晚了靠后。”西柏坡纪念馆馆长王荣丽说。 “毛泽东提出党的工作重心逐步由乡村转到城市，规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和胜利后在各方面的基本政策。”今年１０４岁的开国上将吕正操，是出席七届二中全会的唯一健在者。老人曾回忆，新中国的建国方针大计是在西柏坡确定的，许多准备工作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在吕正操的记忆中，这是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在指挥解放战争的同时，党就开始谋划建立新中国的蓝图。”王荣丽说，１９４８年４月３０日，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不久，华北人民政府成立，这是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和基础。 ３月２３日——会议结束后第１０天，由平津前线指挥部调来的１０辆美制十轮大卡车和１１辆吉普车，载着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离开了这个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在北平，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首先要处理的，是与国民党政府的和平谈判。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时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秘书的王辅一说，“国民党收拢了１１５个师约７０万人，布防于宜昌至上海的１８００余公里长江沿线，企图‘划江而治’。” 为了早日结束战争，减轻人民痛苦，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的谈判要求，双方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然而，躲在幕后的蒋介石并不甘心就这样退出历史舞台。在他的眼里，毕竟还有长江——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缺少凭借长江天堑东山再起的前事。 ４月２０日，蒋介石拒绝同意国民党在和平协定上签字。 “第二天，毛泽东和朱德下达发起渡江战役、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军强渡长江，一举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８０岁的王辅一回忆。 自此，蒋介石失去了一生中最后的机会。 一面鲜艳的红旗，从此取代了南京城头的青天白日旗。 昔日富丽堂皇的总统府，一片狼藉，到处散落着相片、文件和各种书报，玻璃台面的大桌子上，一部翻开的日历，定格在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３日。 图文均据新华社 |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