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据谱书记载，我的家族祖籍湖北黄梅县新城乡。我的祖先朱法英（即我们家谱上称的始祖）武举入官，于明朝洪武十六年充卫力士授指挥使之职，奉旨南征，镇守芒部土府。于洪武二十三年叙功拨守贵州省毕节卫镇守左所屯伍维时毕疆四夷。现在生活在川、滇、黔一带的我们这个支系的族人，都是法英公的后代。法英公的坟墓在贵州省毕节县的窝中屯朱家坟山。1988年在朱宗武等的倡导下，家族积资重建了法英公的坟墓，我的父亲作为我们板桥这一支的代表去参加了封山仪式。
我的老祖祖（即曾祖父）朱怀琳。到他这一代，家境在当地属于中间偏上的阶层。那时是一夫多妻制，老祖祖有三个妻子，我的老爷（即祖父）是黄氏老祖婆生的，另外还有宋氏老祖婆和杨氏老祖婆，宋氏老祖婆的娘家在洗白的发丈沟，她回娘家去玩时在那里病逝，于是便葬在那里了；黄氏老祖婆葬在我家老园子里，坟墓与我老爷的坟墓相邻，后来我的母亲也葬在了老爷的墓旁；杨氏老祖婆死得很惨，当时老祖祖在昭通读书，据说老祖婆得了洋病（大概就是现在说的肝炎），家族中人怕她传染给别人，就把她活埋了，实在是十分悲惨。杨氏老祖婆的坟墓在丁家老包岩头上，每次到老祖婆墓地上坟时我都非常伤感。
我的老爷朱明暘，是个风水先生，一生中除了给人家看看阴地以外，多半时间是躺在床上吸鸦片烟。老爷看阴地用的罗盘一直保存到1966年，那时是文化大革命，开展破“四旧”的运动，老爷的罗盘被当时担任民兵排长的徐从华发现后就收来交给了政府。爷爷平生不做农活，他主要是享受我老祖祖留下的家产。老爷在世时博览群书，因而对未来形势的发展有着比较准确的预测。他在世的那个时候，有钱人家都加紧买田买地，而老爷却加紧卖田卖地，甚至把田地无偿送给别人，并且绝不送给亲戚和家族中人。为此，我的父亲和伯伯相当生气，有时个把月不同我老爷讲一句话，在家族内和亲戚中也遭到非议，他们指责他说，你的田地即使要送人，也应该送给亲戚或家族中人，为什么要拿去送给别人呢？可是他却说，我送给你干什么？将来你自己那些田地跪着送给别人都送不脱。后来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老爷的话是正确的。如果不是老爷有先见之明，把我们家的土地卖掉或送人，后来土改时划阶级成分时，我家肯定被划为地主阶级了，如果那样的话，在大讲阶级斗争的那些年代，我的父辈不知要遭受多少磨难，就是我们也要受到牵连，前途也会受影响。因此，我们应该感谢爷爷！在我还没有出世的时候，老爷就去世了。听父母讲，老爷特别讲究卫生，即使在他病倒床的时候，要吐口痰都要走到室外去吐。爷爷临死前没有受到多少病痛的折磨，头天晚上还在给家人讲韩湘子的故事，第二天早晨就去世了，享年49岁。老爷的坟墓在我家老园子里。我的奶奶姓宋，洗白发丈沟人，是我宋氏老祖婆的姪女。我出世时奶奶还在世，但身体已不太好了，听母亲讲，奶奶抱我时我最爱哭。奶奶的坟墓在朱家湾背后的冒沙井。
我的父亲朱德荣，出生于1929年（民国18年）12月8日（农历己巳年冬月初8），2008年9月13日（农历戊子年8月14日）因患心肌梗塞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9岁。父亲解放前读过私塾，解放后先协助土改工作组工作，后来担任板桥信用社会计，满60岁退休后又被单位返聘，一直干到68岁才离开工作岗位。母亲王正端，出生于1930年（民国19年）3月17日（农历庚午年2月18日），2003年11月26日（农历癸未年冬月初3日）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3岁。到我父亲这一辈，他和母亲成家后，很快就全国解放了。虽然整个国家整体上的生活水平比较低，但由于父亲在信用社工作，毕竟是国家干部，所以我们的家庭生活条件在当地还算是比较好的。
我们中埂上姓朱的全都是朱天培老天祖的后代，开始时全都住在鸡冠山脚下的老瓦房里。后来随着人口增多，我老祖祖在世时我家就从老瓦房里分家搬出来，搬到了大沟头，房子的地点就在我母亲坟墓上面马路坎上的那块平地。在我老祖祖手上建的这座房子，四周是石墙，柱子全是很粗的大木头柱子，隔墙全都是木板，堂屋的大门雕龙画凤，做工非常精致。如果从前面面对大门来描述，那么最左边的外面是两个厕所，里面是两个关牛马和猪的厩，厩外面有一个比较宽的巷道。在我小的时候，我家和我的伯伯家每家一个厕所一个厩，我的伯伯家的厩又被隔成了一个大厩和一个小厩。到了秋天，玉米成熟后，把玉米收了，玉米秸秆（我们当地叫包谷草）砍了晒干后就背回来放在厕所和厩的楼上，放不下的就堆在地里的树上。房子的正中是堂屋，本来是敬奉家神、祖先和菩萨的，文化大革命中破除迷信，家神和菩萨以及祖先牌位这些都不能放了，于是堂屋就用来打粮食（玉米、稻谷、豆子等）；堂屋里面有一间小屋，当地叫到坐（这两个字只是用读音，当地的称呼，不知道文字该怎么写），我小的时候，里面放了一个大磨，用来磨玉米面的。堂屋的左右两面是对称的两列，每列有三间屋子，我们把外面这间最大的叫火边，里面的两间叫房圈（当地的称呼，字也只是用读音）。从前面面对大门看，左边一列的三间屋子是伯伯家的，右边一列的三间屋子是我家的。伯伯家的三间屋子，火边和靠近火边的房圈是伯伯家用，最里面那间房圈是我的哥哥（伯伯的大儿子）家住，而我的二哥（伯伯的第二个儿子）家自己修房子在公房那边去住了。
我们家这座房子是很宽敞的，1976年，县委、县政府号召学校师生下乡支农，镇雄二中要求各班自己联系生产队支农。老师让我到我们生产队联系后，我们班就到我们生产队来支农一个星期，主要是帮助生产队种玉米，生产队安排我们班负责公房旁边那个窝凼的玉米的播种。这一个周，我们班全体同学（男、女生共50人左右）连同班主任老师全都住在我家，在我家堂屋里生火做饭。能接纳这么多人的住宿，可见房屋之大。
1977年10月14日（农历丁巳年九月初二日）中午12点左右，我正在堂屋的大门外坐着看报纸，忽然听只有几岁的妹妹朱绍慧（我伯伯的女儿）兴奋地喊道：我家厕所上燃起火来了。我甩掉披在身上的衣服站起来一看，出大事了，不知什么原因，堆放在我伯伯家厕所内的玉米秸秆（我们称包谷草）着火了，我看见时火已经燃得很大。我顺手提个水桶到我家水缸里舀水去灭火，不巧这个桶是漏的，水提到着火的地方只剩下小半桶，这点水倒上去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眼看火已经燃上楼，楼上也堆满了玉米秸秆，我知道火灭不了了，于是赶紧往屋外搬东西。非常糟糕的是，这个时候我们这座房子里的成年男人只有我一个人（其实我也刚满16岁）在家，我的大哥（伯伯的大儿子）在东川当工人，我的父亲在板桥老街上的信用社办公室（离家有3公里左右），我的伯伯到我们家背后丫口上的罗家去了，据说是罗贵方（我称三伯）病重，请我伯伯去给他帮忙做棺木。只有我的母亲，我的伯娘，我的大嫂（伯伯的大儿媳）和我几个人在家，其他全是几个很小的弟弟妹妹。考虑到父亲信用社的账本在中间那个房圈的柜子里，被火烧了后说不清楚，当然我们家多少有点积蓄肯定也在这个柜子里，所以我和母亲就先去搬这个柜子。可是就母亲和我这个还不算太成年的男人怎么搬得动那个柜子呢，搬不动了，母亲就出门去喊“救火了，救命了！”我先把一些能拿得动的东西先拿出去。等住在我们家对面的徐幺爷（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徐从华）赶过来，才帮我们把装有父亲账本的柜子抬出去。等到生产队的其他人看见烟雾和火光赶来灭火时，已经没有办法了，火已经烧到了伯伯家的楼上。因为房子是木头柱子和板壁房，又是多年的老房子，所以一见火，燃得非常快。人们只好力所能及地帮我们往屋外抢一点家具物品。由于火是从伯伯家那面烧过来的，所以伯伯家的家具基本没有抢出多少来，我家抢出来的东西多一点。仅半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一座大房子变成灰烬。那段时间已经得到了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我用于高考复习的书籍都放在我家楼上，平时我就是在楼上放张小桌子进行高考复习。帮助灭火的人们赶过来后，我就从堂屋里的楼梯上爬到我家楼上，把我的高考复习资料和我爷爷的一些书（多半是他当年看风水时使用的）从楼上扔到我家后面的小园子里。等我把书扔下来后，熊熊烈火已经把支放楼梯的那道楼门封掉，楼梯上已经下不去了，我就从楼上面向后面小园子的那道小门跳到了小园子里。说来凑巧，就在发生火灾的前几天，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我在楼上复习时，会冒出一个念头，看这个楼的高度，我从这里应该能跳下去，并且还亲自试跳了一次，还真能跳下去。同时看见爷爷的书四处散落，我又把它搜来用纸箱装好。正是有了这个插曲，爷爷的书才能完整地被抢了出来，我也才能从容不迫地把书搬完后再通过那道小门从楼上跳下来。当我从楼上跳下来后，看见母亲从我们家后面那个房圈的门里往屋子里冲，这时门里都已经串出火苗，整座房子都已经陷入火海，母亲不知道还想进去抢什么东西，我赶紧把她往外拖，告诉她太危险，母亲喊着说，她不想活了。我把妈妈强行拖到我们家竹林外面的空地，把她交给赶来的亲戚，请她们帮我看住母亲，我又返回火场，我担心伯伯和父亲回来后想不开。回到火场后，先看见了伯伯，我把伯伯招呼好后，就到大地头那个方向去等候父亲（那是父亲从大队回来的方向）。一会儿，父亲来了，看见眼前的一切，父亲一句话没说，痴痴站了半天。稍后，在板桥老街上学校读书的我的弟弟朱绍兴回来了，那时他还不满11岁，弟弟背着书包回来看见眼前的一切，他跑在伯伯家园子外面的包包上呆呆地站了很长时间。傍晚了，开始考虑怎么安顿这几个家。经过大家研究，确定伯伯家和哥哥家先搬到生产队的公房里暂住，我家搬到徐大爷（徐从华的哥哥徐义焕）家暂住。于是生产队里的人们帮我们把抢出来的东西搬到了徐大爷家，他家房子的最右边外面是厕所，厕所里面是关马和猪的厩，厩的里面有一小间屋子，当时我们一家七口（父亲、母亲、我、弟弟绍兴、妹妹绍碧、绍翠、晓林）就挤在这间约10平方米的房子里住了四个多月。
接下来，就建了在公路边的后来这座房子。这个地点原来是几块田。当时，父母亲都已经48岁了，为了修这座房子，他们历尽艰辛。地基是他们一锄一锄挖出来的；墙上的石头，是他们一坨一坨背上去的；砌墙用的灰浆是他们一撮一撮抬上去的；厩和厕所，是父亲一锄一锄挖出来的。在亲戚朋友和生产队相亲们的帮助下，我们终于在1978年的春天搬进了自己的新家。这个家一直住了30余年。在这里，我们几姊妹一个个结婚成家（姐姐结婚是在老房子，我们五姊妹都是在这里结婚的）；在这里，我们几姊妹陪父母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春节。每年过年，吃着父亲炸的酥肉和母亲烹调的一道道可口的菜肴，我们感受了家带给我们的温暖和幸福。2003年冬月，我们在这里送走了妈妈；2008年8月，我们在这里送走了爸爸。爸爸走后，这座房子没有人住了。有人提出要买这座房子，我们不卖了，这是爸爸、妈妈给我们留下的纪念，我们虽然都在别的地方有了自己的家，我们几姊妹谁也不会回去住这个房子了，我们就让它空着，以后回来给爸爸、妈妈上坟时，能看一眼也好，它可以唤起我们的回忆。到后来，风吹日晒，它可能会慢慢坏了，慢慢消失了，由它去吧，一切顺其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