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今年春节在上海，看到6集纪录片《教育能改变吗》的滚动预告，佷有一点成就感。大约一年半前，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应总和李涛导演找到我，商量拍这么一部纪录片时，我有点将信将疑。因为这十年间，策划了大约有3、4次，最后都不了了之。在此期间，有多少优秀的教育纪录片问世了，包括美国的《两百万分钟》、《等待超人》。回北京后才知道2月份并没有播出，又搁浅了。直到传来8月15日开播的消息，这回是真的。
但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教育能改变吗？我知道大多数人是不乐观的，因为现实依然严峻，坏消息总是多于好消息，《纲要》颁布一周年了，教育改革缺乏动力是个不争的事实。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体制格局和利益机制，二是缺乏理想共识。不要认为后者是虚的，不成为问题。对于什么是好的教育，教育向何处去的问题，许多强烈批判现实的人也未必清晰，追求的还是出人头地，“牛孩牛校”，所谓的“优质教育”。在这个意义上，教育现代化“启蒙”的任务并没有真正完成；纪录片所承担的，也就是这么一点反思、开启、交流的作用。
与单纯的反思不同，《教育能改变吗》还记录了许多正在发生的改变，包括山东杜郎口中学、珠海联合国际学院、休宁的鲁班木工学校、新教育实验等等。我知道很多人会不以为然：能根本解决问题吗？然而，我们不能因为无法改天换地，就只能袖手旁观。今天，比在网上留言、道德批判更为重要的，是做一个行动者。我对在不如人意的现实中勇于实践、做力所能及的改变的行动者抱有最大的敬意。正如“多背一公斤”的创意所体现的，不放弃一点一滴的努力，能做一点是一点，能帮一个是一个。这是一种公民行为，也是一--种世界观和生活方式。当这样的人、这样的事越来越多的时候，教育也许就慢慢改变了。
附《文汇报》发表的介绍这部纪录片的文章。
在恢复常识中追问教育的使命
《文汇报》2011-08-19
作者：王磊
7岁的孩子把《百家姓》背得滚瓜烂熟，是神童还是扼杀创造力的“被神童”？十几年的学习，唯一的目的就是在一场考试中拿个好分数，教育的目的是否已经扭曲？一个本科生的培养成本，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读书改变命运”更像一场输不起的赌博？这些困扰教育界和全社会的话题，因为涉及到孩子的前途，几乎每个人都能谈上几句。
上海真实传媒制作的纪录片《教育能改变吗》本周开播以来，迅速成为热议话题。业内人士指出，当下中国的纪录片，尤其是所谓的大片，应景之作、不痛不痒的多，有思考、触及热点话题的极其缺乏。这部“阐释模式”的作品预示着上海纪录片的某种转折，即敢于正面出击，干预现实社会问题，而这正是纪录片的特质。
上海纪实频道总监应启明表示：制作《教育能改变吗》这部纪录片的出发点在于恢复对教育的常识，追问教育的使命。当然，我们不可能开出一剂完全的药方，只是想通过这部有启发意义的作品触动当下社会，进而产生点滴的改变，体现媒体对中国社会的责任。全片拍摄历时一年，采访了130位中外教育界人士、政府官员、学生、家长；制作完成后，又多方听取意见，反复修改。总策划、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表示：“教育能改变吗？这是个真问题。我们现在的教育还能吸引学生吗？不改变行吗？”
“起跑线竞争”让读书改变命运成为赌博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一句在中国广为流传、最令家长感到焦虑的话。在《教育能改变吗》的第一集《起跑线上》中，教育专家却说，“起跑线竞争”，正在让中国教育走向世界潮流的反面。如今跨过“起跑线”看教育，教育更像一条环环相扣令人沮丧的生物链，生物链的最高端是大学。为了达到这个终点，竞争已经从幼儿园伊始，所有教育历程都异化成高考的“预备班”。
“过去20年，我们一直在提素质教育，但是素质教育轰轰烈烈，而应试教育踏踏实实。”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坦言，“起跑线竞争”的实质就是围着高考一代一代传递焦虑。
“起跑线竞争”引发的“择校热”，甚至促成了“学区房购买热”这一独特的经济现象。纪录片中，南方某市一位重点学校的教师发现，班上十几名新同学家的门牌号码竟然完全一样，都是学校附近一个公共厕所的号码。一位杭州的房产中介则说，哪怕学区房比周边房子贵上20%，客户也不会有犹豫，而且为了应对“户口时效”，很多人会在孩子两三岁甚至刚怀孕时就开始选购学区房。
城市家长为孩子买学区房，还算是可以增值的投资。农村特别是相对贫困地区的“起跑线竞争”，则有了一分赌博的成分。中国教育花费占农村家庭收入的比重已超过30%，跻身世界学费最昂贵的国家之列。一个本科生的培养成本，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如果那些走出穷乡僻壤的孩子在修完学业后不能找到收入稳定的工作，那么“读书改变命运”的“起跑线竞争”就成了一场孩子及其家庭输得精光的豪赌。
除了《起跑线上》质疑“起跑线竞争”模式外，《教育能改变吗》还以《学习革命》、《公平之惑》、《高考变局》、《大学危机》、《再度出发》等阐释学习模式、教育资源分配、高考制度、大学教育、职业教育等公众关心的教育话题。
以考试为目的教育忽略了“人格养成”
用“教育能改变吗”为纪录片命名，那么纪录片得出的结论是教育能改变还是不能改变？如果能改又该往哪个方向改？
该纪录片总导演、上海纪实频道副总监李涛告诉记者，面对纷纭复杂的教育问题，以及引发的社会问题，电视纪录片不可能“包打天下”，也不可能开出一张包治百病的药方，纪录片的作用就是唤起大家对教育的关注和思考。
纪录片通过专家之口，为教育改变提供了思路。有意思的是，恰恰是很多被曲解的教育常识，让教育的使命和目的变得模糊。教育的目的真的只是为了培养高分、听话的好孩子？1979年中美建交伊始，美国派团来考察中国教育，美国人发现，中国学生是世界上起得最早睡得最晚、学习最勤奋的学生，由此他们预测20年后中国的科技将远远把美国甩在后面。同时派往美国考察的中国访问团，却发现美国孩子小学二年级加减乘除还得掰手指；课堂几乎处于失控状态，趾高气扬的孩子有的说话，有的则在教室里逛街般游荡。中国访问团预言美国基础教育很危险。但是20年后，美国教育又培养了8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并且科技依旧领先世界。双方的预言都错了，但是错位的预言本身就令人深思。更让尴尬的是，30年后，中国的很多高分考生甚至是高考状元，被国外的优秀大学拒绝。“拒绝的理由是高分考生，没有体现出作为一个未来社会精英所应有的社会责任感、服务意识、公益心，我们的教育缺少了这些内容。”杨东平坦言，在以考试为唯一评价的教育当中，比考试更重要的人格养成、社会关怀、身心健康、个性发展，或多或少被忽略了。
“甜甜的纪录片不少，少的是有点苦涩的纪录片。”应启明说，不过苦涩并不意味着牢骚满腹的围观或喝倒彩。“阐释模式”纪录片在干预现实社会问题时，也有一份期待。“其实起跑线上，站的不仅是学生，也有教育改革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