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叶挺将军》电视剧史实太离谱
王辅一
今年二、三月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由张笑天编剧、王冀邢导演的《叶挺将军》电视剧（以下简称《叶剧》），笔者看后甚为失望，北京、上海、合肥和南京等地许多新四军老同志和下一代的同志给我打来电话，对《叶剧》胡编乱造历史的行径表示愤慨。前一段时间，笔者由于忙于参加渡江战役和南京解放60周年纪念的宣传，撰写《百万雄师渡大江》的文稿，直到近日脱手，才转过身来梳理对《叶剧》的看法。总的感到，《叶剧》场面宏大，编剧、导演确实下了功夫，由于《叶剧》的叶挺、项英、周恩来等都是真名真姓，就新四军前期历史的真实性来看则相距甚远。对此，讲几点看法：
一、反映新四军在皖南的实际要符合当时的历史特点。
1．新四军虽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但那时属于国民革命军序列，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这是中共中央1937年7月15日在国共合作宣言中承诺的。因而新四军的编制员额、部队调动都受到限制。1940年4月，为军部移苏南，项英同意并转报了陈毅、粟裕的建议，中央书记处于5月4日复电同意，而国民党第三战区就是不同意，没有移成，《叶剧》和一些人对此埋怨项英是冤枉了他。194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为新四军皖南部队行动在致项英电中，称“如移苏南，须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可，则只好留皖南。”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讲明了新四军当时在皖南的真实处境，为此责怪项英是不实事求是的。
2.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是毛泽东等领导人定的。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正沿长江向武汉进攻，皖南是日军进攻的侧翼。12月30日，毛泽东等对新四军组建后的部署明确规定：“以皖南为重心”，“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高敬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这说明，军部设在皖南不是项英定的。《叶剧》中说项英把叶挺窝在皖南、将军部孤悬皖南等，都是没有根据的。
3．党中央重视坚持皖南的革命战略支点。1941年1月28日，即皖南事变大规模战斗结束后仅14天，毛泽东等就电令新四军派人重返皖南，“以便将来向南发展”。1945年9月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确定撤出江南8块解放区，新四军第七师位于皖南的部队于10月3日刚撤到江北无为，团政委杨明又奉命率两个多连的小部队于第二天再返皖南。这都说明皖南战略地位的重要。《叶剧》胡说项英留恋皖南等等，都是不了解当时皖南的历史特点所致。
二、对叶挺故意拔高。
叶挺是北伐名将，参与领导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是有贡献的。但《叶剧》宣传的叶挺和实际又是不相符的。
1.皖南时期新四军取得的胜利和发展壮大，是新四军领导人集体努力的结果。新四军在皖南三年间，叶挺于1938年10月至1939年2月和1939年9月至1940年8月两次去广东、重庆，1939年5月至8月去江北巡视，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不在位，他不在时的工作是由其他领导人办的，许多工作是由领导人共同办的，只记在叶挺一人名下是不合适的。例如，新四军1938年4月组织先遣队，是毛泽东于4月24日复电项英，称：“主力开泾县、南陵一带，先派支队去溧水一带侦察甚妥”。项英接到电报后，和叶军长、陈毅、张云逸、周子昆、邓子恢等共同组织，项英在26日干部大会上作了动员，那天赶到岩寺的袁国平主任也参加了组建工作，于28日欢送他们出动的。《叶剧》只讲叶军长和陈毅组织先遣队是不对的。
2.《叶剧》的叶挺和实际的叶军长性格相反。据多位时在皖南军部的老同志讲，叶军长的性格内向、稳重，平时不多言语，陈毅在《哭叶军长希夷同志》诗中，讲到叶挺“沉默寡言，深沉不露”，而《叶剧》的叶挺性格外向，走到那里讲到那里，很像个宣传活动家，不知编剧、导演作这样安排的根据何在？
3.有些事情不宜张扬。军长辞职，一而再，再而三，在抗战情况下值得研究，特别是看到1940年12月26日北移的严令后，又向中共中央提出辞职，项英发现后立即要机要部门停发电报，做了两天工作才说服过来。如果不发生叶向党中央辞职的事，部队能早两天出动，那结果就可能又不一样了！笔者认为这类事情不张扬为好。1938年10月，广东惠阳失陷，叶挺一定要“回家乡打鬼子”，他真的回去了。笔者认为，“回家乡打鬼子”不宜张扬，都顾家乡那由谁去卫国呢？张扬对叶军长反而不好。
4.关于叶挺加入共产党。当时共产党员数量很少，极需发展壮大，因而中共中央于1938年3月15日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出：“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类似像叶挺那样的情况，党中央会欢迎他重新入党、回到党内来，当“特别党员”、“秘密党员”都是可以的。1937年11月3日，叶挺到延安当天，毛泽东同他见面谈话时，就征求他的意见，回答是“叶表示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那种说党中央让叶挺在党外便于开展统战工作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5.关于叶挺参加党的会议。这在抗战初期是不可能的，是党的纪律所不能允许的。因那时党员是保密的，泄露出去会有生命危险的，绝对不能用今天的情况来衡量那个时代。《叶剧》讲周恩来宣布叶挺可以出席军分会，有什么根据？是编剧、导演按当今情况编造的。《叶剧》就项英没有将党内电报拿给叶挺看，多方指责，毫无道理，是当时机要纪律所不能允许的。还有，1939年2月叶挺回云岭前，中央发电中提到叶挺名字的极少，这能怪项英吗？是冤枉了他！
三、对项英随意贬低。
项英在新四军作为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军分会书记、东南分局（后东南局）书记，对他领导的工作是竭尽全力进行的，党中央对项英有许多评价的。
1938年9月30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全体会议。项英在上午向大会作了《关于新四军的成立和现状》的报告，讲了新四军组建的经过、开赴前线和对敌作战以及部队建设的情况；下午，周恩来在作统一战线工作情况报告前，首先讲听了项英报告的感受，说：“新四军的成立，是很大的成功！”这是对新四军情况的肯定。
1939年8月1日，中央给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贺电讲到：“新四军的领导同志在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阵地上，锻炼出坚持党的路线至死不屈的党的坚强干部，保存着各个游击区域艰苦卓绝的武装骨干，发扬着布尔塞维克英勇奋斗的光荣传统，为党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造出一支抗战前线上铁的新四军。在抗战两年中，新四军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战阵地，开展了敌后游击战争，给了敌人无数次的损伤，破坏了敌人无数次的扫荡，并且正打击着敌人以战养战的新政策，为大江南北沦陷区域的群众指出一个光明的奋斗目标，与新四军一起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大江南北的游击根据地，以争取长期抗战的胜利。这是你们的成功，这是新四军党领导的正确。”
1939年8月，中央政治局开扩大会议，讨论总结南方局和新四军、东南分局、东南局的工作。会议在肯定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工作的同时，也肯定了项英领导的东南局的工作。会议指出：东南局和南方局的工作，同样取得了下述战绩：（一）发展了统一战线；（二）扩大了党的组织；（三）推进了战争的动员；（四）进行了青年和妇女工作；（五）开展了工农运动；（六）建设了部队和武装力量。这是对新四军和东南局成绩的肯定。
大家都知道，由于历史原因，在皖南事变后把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受到损失的责任都推到项英头上，使他的革命业绩被抹煞。随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贯彻，党中央于1998年5月13日在项英诞辰百年纪念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代表组织的讲话中对他作了重新评价，称赞“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
党中央对项英的重新评价，编剧、导演视而不见，却在《叶剧》中随意贬低项英。例如
1.1939年2月，在欢迎周恩来、叶挺到云岭的宴会上，项英作为主人讲话。敬酒是理所当然的，既是对周副主席的欢迎，也是对叶军长的欢迎，可导演故意让周、叶脸上表示不快，给项英难堪。
2.在干部会上，陈毅在唱马赛曲后，接着宣布“请周副主席讲话”，将项英主持会议的“权”夺了。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是导演故意安排贬低项英的动作，也丑化了陈毅的形象。
3.《叶剧》讲周恩来1939年2月在云岭批评项英，这在当年8月1日中央给新四军党代表大会贺电充分肯定项英的前五个月，周恩来那时不会在大的方面和党中央唱反调的，编剧、导演的根据何在？
4.对叶项关系，《叶剧》中故意张扬，目的是丑化项英。20年前，笔者和当时的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李志光一起，就此专门走访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原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他讲道：“一般来说，项英还是比较注意处理与叶军长的关系。军部的正式会议，由叶军长主持；前方部队的报告、请示，项英都请叶首先批注意见；皖南的几次反‘扫荡’作战，叶军长只有1940年秋季那一次由他指挥的。叶军长介绍到军部工作的非党干部，人数不少，项英都表示欢迎接纳。项英考虑到叶军长的经历与身份，在生活上尽可能给予照顾，专门设立了小灶；项英自己却吃大灶，只是在开会时，偶尔在一起吃。”“我从来未听到项英议论过叶挺。甚至叶个人难以处理的事情，项也为之作了妥善处理，维护了叶的威信。”李一氓的看法，对帮助人们了解叶项关系是有重要意义的。
历史事实证明，叶项关系并非像有些作品中描写的到了水火不能相容的地步。项英在这方面虽受过误会和委屈，还是按正派公道的原则办事。特别在党中央面前，至少1939年和1940年两次给中央电报中，称赞叶挺在政治上有极大进步。这说明他与叶挺关系还是可以的，对叶挺恢复党籍是有帮助的。叶挺1940年11月受命任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之职，如果叶与项英的关系真的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紧张，那叶挺会巴不得早些离开，项英也会催他早些去到职，而叶却偏偏要留下与项英在一起，这个事实也很能说明问题。
四、《叶剧》把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损失的责任都推给项英是不客观的。
1.关于皖南事变 的性质。它是蒋介石集团利用其执政党的地位，挥舞政令、军令大棒，秘密调动8万大军，于1941年1月在安徽泾县茂林以东山区，对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进行大规模的围攻，残杀抗日有功将士的阴谋。对此，《叶剧》是没有讲清的。
2.新四军皖南部队移不移、何时移不是项英能定的。由于北移是当时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情况是很复杂的，并非《叶剧》所讲项英他们对北移“始终借故不执行”。实际上，新四军皖南部队对北移做了认真准备，进行了战斗动员、战斗编组、将皖南的党组织全部转入地下秘密斗争、已公开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家属等非战斗人员近2000人转移出去。北移时间，蒋介石限令1940年12月31日前移到江北，中共中央11月9日答复北移，毛泽东于10日要叶挺去上饶见顾祝同时，以北移作为阻止汤恩伯、李品仙反共大军东进的“交换条件”，11月21日又电示叶、项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12月25日仍称“以拖为宜，拖到1月底再说。”这看出，何时移是斗争的需要。《叶剧》就北移责怪项英拖是没有道理的。
3.北移走“绕道”的路线中央是知道的。当时，“北渡”、“东进”路线都被堵死，被迫走“绕道”的路线。《叶剧》只讲是军分会定是不够的，他们报告了中央军委，毛泽东等1941年1月7日电示他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就是明证。
4.形势分析和决策失误的教训深刻。1940年11月21日，毛泽东等在电中说：“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蒋介石并未投降日本，却调动8万大军进攻新四军。又如，12月13日说“目前反共高潮已经过去”，实际上反共高潮在那25天后的1941年1月7日才开始。还有叶、项1940年11月29日电询苏北曹甸战斗“可否延至我安全北移后”再发起，可第二天答复说“苏北动作不碍大局”，而蒋介石、顾祝同见在黄桥、曹甸吃了亏，肯定会在皖南报复，这方面却没有部署。这些都是教训。
对皖南事变前毛泽东对于形势分析、决策失误的情况，时任毛泽东的秘书、后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写道：“毛主席一度对形势作出过较为乐观的估计，认为蒋介石大举剿共不可能，一切做法是吓我让步，大吹小打。为了加强政治斗争的筹码，曾提出在皖南偏要再拖一两个月，而不立即北移的主张。”胡乔木这段话，对人们了解那段历史真相、研究这段历史会有帮助的。这也说明，把在皖南事变中损失的责任都推给项英是不公正的。
五、《叶剧》对涉及顽固派方面的份量太重。
《叶剧》对顽固派的阴谋揭露不够，却用很大篇幅介绍叶挺与蒋介石、顾祝同、陈诚、上官云相等高官的交往，次数显得多了一些，每次时间太长了一些。有美化这些高官之嫌！为蒋介石给叶辅平发五千元抚恤金，花了不少篇幅，似不必要张扬。
《叶剧》说顾祝同将蒋介石下令消灭新四军的绝密电给叶挺看，叶挺回来有没有向党中央报告，史料均未提及，不知编剧、导演的根据何在？
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是在最后突围时负重伤，被战士抬至青弋江北岸，1941年1月15日清晨，他为不连累别人，不当俘虏，实现了他发出的“有一百发子弹，要用九十九发射向敌人，一发留给自己，决不当俘虏”的诺言，趁别人不注意时，摸出在腰中的手枪对准自己头部扣响了扳机，壮烈牺牲。而《叶剧》却胡编乱造为被追击的顽军集火打死。这是故意给顽军脸上涂脂抹粉！袁国平之子袁振威教授对此甚为气愤！
最近有人告诉我，由于《叶剧》的误导，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年青人胡乱批判项英，这看出革命题材艺术作品史实的准确多么重要，希望观众注意鉴别，建议有关方面认真担当起审查把关的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