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由相声界开始说起。郭德纲相声中曾说过：“圣人作为一个行业已经被取缔了。”我以后一定要反复告诉我女儿：“有人要卖给你东西，你可以考虑买或不买，有人要免费给你任何东西，你要警惕，你爸妈免费给你的东西除外。”郭德纲父亲是天津的警察，他从小就发现，一些相声界艺术水平不错的人，居然犯罪。有个叫刘文步的天津相声界老艺人，在郭弟子打根本没有记者证的所谓记者后接受采访，说郭如何如何不道德。郭又在相声中质问，意思是能不能当众说说自己在监狱里呆的时间长，还是在家呆的时间长。后网上搜索一下，刘文步感情曾强奸弱智女子。
从小学开始，我几乎就手不释卷，我认识的同龄人中，只有不久前接任安信证券的程定华的那个吴照银（曾和我是同事），明显读书比我多。其他人要么明显不如我，要么和我基本相当，不分伯仲。我的感觉是，世界上真的没有什么圣人，99%以上的人，都有自私、下流、贪婪、不负责任的一面。很多人格奇迹的背后，往往有见不得人的一面。比如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哈默，他既见过列宁，又见过邓小平。有很多生意上的神来之笔。但他也行贿，也有奸商的一面，但这很少有人知道。再说江南春，他在第一财经的波士堂节目中展现成功商人风采的时候，很多人都想不到央视后来曝光了他的企业收集了全国上亿人手机号码，靠泄露个人隐私赚钱的事。
俞敏洪以前的演讲看过一些，觉得比较正面，对年青人有参考价值，比如他资助新东方的穷学生，他大学期间给宿舍长期义务打开水积累了同学的信任感，他母亲冒着大雨去县城给他报高考复读班等。去年12月9日有报道:"我准备发一条微博，通知全社会：明年是我的闭嘴年。"俞敏洪说，他之所以要闭嘴，是因为说得太多了。不久前，他做了一个统计，结果发现，作为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兼总裁，2013年他投入到自己公司上的时间只有五分之一，其余五分之四的时间，都用在了对外应酬、社会活动、团队活动以及演讲上。这个表态让我印象深刻，所以听到最近在一个什么亚布力论坛上，俞敏洪居然再次做演讲，并认为东莞的淫娼产业会更发达后，我就象看见一条狗和一头猪那个一样反胃。可以说，俞敏洪终于扯下来温情脉脉的面纱，露出了一个谋私利的商人的底裤。
以下是他演讲的全文，加粗字体是我的一点想法：
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去年电影给我搞得不三不四。刚才那么多伟大的人物（其实伟大的人物基本上都已经死了，商人圈有伟大人物吗？互相吹捧习惯了吧？）梁锦松、姜建清都讲了伟大的理论，我的脑子是木的，听他们的理论听木了。今天下午我去滑雪，在东北脑袋冻得比较木。今天看到太多的老朋友，本来说不喝酒，但是我喝了不少白酒。见到朋友们高兴是无限的，讲话的智慧是有限的。第三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上来讲话的人有什么理论和观点，其实我们每一个上来讲话的人心里特别虚，不是做成企业的人就意味着是有思想，我说做企业的人实实在在做企业，不要上来讲话。讲话一年讲一次就够了，讲一些家长里短发生什么事情就行。大家原谅我们这些人，我们上来被迫讲话（文革还没有结束？），我们这些人讲话有没有思想，大家不要戳穿我们。
今天的主题是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我也不能离开这个主题大谈我的私生活。我是属于一个把私生活和工作结合在一起的人，工作是我的私生活，但是私生活不是我的工作。我比较幸运，政府看得见的手不太容易伸进来，不是受特别大的影响。我特别庆幸尽管我看见政府看得见的手，但是政府的手没有伸到我的口袋里来（口袋特指财产，这显然是用词不当。相对于美国商人可以用钱和国会议员进行交易而维持自己的利益，甚至得到更多的利益，比如美国的医院、军火等利益集团，中国商人确实感觉得到的太少，说些阴阳怪气的话很正常，问题是现在的中国是一个象朱元璋杀掉沈万三掠夺其财产的时代吗？换了20年前，或许企业家进了监狱，企业就完了，现在早就不是了。国美电器、物美的老板进了监狱，企业照样运转）。它管的公立的大学，培训的教育它搞不清怎么管。
30多年中间，我们大家知道之所以在座的各位企业家成长起来，主要靠的是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往后让。大家看过变革这本书的话，政府一直是计划经济来掌控经济大局为主的，但是在布局的时候，边上留了一块自留地，边缘的空白地，中国的民间力量如此强大，把边上的草长上树了，看不见的手就开始慢慢和看得见的手互相比拼。我们可以说，政府是一个进步的过程，这个进步的过程也是民间力量的进步过程。
这个结论我们等待了很多年，我们一直希望政府说市场是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个结论是到三中全会出来。在过去基础性作用这样的话，都没敢强调。这个进步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东西，不能说是顿悟，应该是渐悟。最重要的转型我觉得应该是现在有很多政府领导坐在这，从居高临下的指挥管理变成平级平坐。非常高兴听到龙江这个地方所有的审批全部取消，我希望这句话在我们政府的领导下能够执行。
我个人的感觉，政府决定性作用这样的说法，其实不仅仅是为中国的经济商业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更重要的是奠定中国体制改革的基础，不仅仅在经济领域，应该在文化、社会、政治领域。我个人认为未来中国的最大市场一定不是纯粹的经济商业或者金融市场，最重要的改革应该来自于思想史上的改革。中国思想市场能否起到对市场推动的决定性作用，决定是否真的取得多大发展和进步的前提条件。创新、创造企业家精神，长久活力和发展，都是来自于是不是政府自由的思想市场。
我想说一点，所谓的自由思想市场不是思想的自由化，我们不希望思想的自由化，思想的自由化是没有方向的，互相拉低对的境界。市场上的思想自由它确实触发我们用各种语言各种态度对待我们所喜欢的讲的理论和所喜欢表达的思想。
最近大家知道中国出了一些事情，东莞事件，好坏不评论。最重要的其实有人在背后总结东莞定律，在东莞进入这样一次中央暗访和政府的检查(之后)，可以预期2014年东莞这样的市场可能会更加兴旺（在这个问题上，俞和很多人一样，没有基本的是非观念，属于香臭不分。简直就是神经错乱，中共堕落成了国民党了？按这种逻辑，中国的盗版会越来越兴旺；中国的小煤窑会越来越多；中国的黑社会会成为中国第一大产业；不久前广东清剿了一个制冰毒的镇，这个镇也要成为全球的毒都……），这个就引发在很久以前经济学家总结的一个定律，每一次政府想要减轻老百姓税收改革，最后带来的后果是老百姓税收增加。包括王安石改革，发现王安石所有青苗法，到最后的结果是由于官僚体系运作的复杂性，导致这样的结果使老百姓最后变得民不聊生。王安石本意是好的，我们可以想到政府对中国经济发展领导的本意是好的，没有政府不希望老百姓更加富有。
这里着重说一下这个所谓的定律，即黄宗羲定律。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一位著名思想家，而‘黄宗羲定律’则是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在一篇论文中概括出来的。黄宗羲指出，封建赋税制度有“三害”：“田土无等第之害，所税非所出之害，积重难返之害。”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不分土地好坏都统一征税；农民种粮食却要等生产的产品卖了之后用货币交税，中间受商人的一层剥削；历代税赋改革，每改革一次，税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
首先说，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不能以上世纪甚至是封建社会时的定律来预测这个世界的一切变化。
其次，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都是搞实物税收，即上缴财物，而不是货币（即银子），这导致作为税收上缴的财物，在收缴，并作为工资发给公务员的过程中，有很麻烦的运输、分发的手续，而且损耗不少。公务员得到这些东西，还要到市场上出售，换回自己需要的东西。明朝的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后，统一用银子缴税，这实际上大大便利了商品交换，减少了中间的损耗。这是一大进步，怎么成为受中间商人的剥削呢？所以黄宗羲的总结是非常片面的，当然，一个明朝人，没有现代经济的眼光和思维，不能苛求。现代人相信这个定律，不是傻瓜，就是别有用心。
第三，现代社会，税收必然是不断增加的。在封建社会，确实公务员很少，一个县令相当于现在的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长、县法院院长、县检查院院长、县计划生育主管部门首长、县国土部首长、县财税部门首长等多个公务员的职能于一身，社会事务多了，自然要有更多专业化的部门和公务员来进行管理。封建社会需要打击走私吗？另外黄宗羲所在的社会，老百姓几乎是没有任何福利的，但现在的福利是不断增加的。这样，税收占GDP的比例逐步提高是天经地义的。
第四，并不是每一次税改都是加税，以中国为例，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我记得在35%左右，后来在80年代中央政府不断放权给地方，于是到2001年前后，这个比例降到了大概只有11%，这种局面的结果就是银行坏账大幅增长（因为银行充当了第二财政，发了很多维稳贷款），而且铁路、水利等大工程缺乏资金。自从1994年的税改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确实提高了近一倍，但目前也不过在23%左右，比起俄罗斯、巴西，低近10个百分点，不能说高，也不算低。
第五，最近10的时间，中国根本没有加税，只有减税，企业所得税率从33%降到25%，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从800元降到大概3500元，现在很多财经演员叫嚣着要减税，从来都不是给劳动者减税，而是给偷税比例最高的民企老板减税（反对劳动合同法的也往往是这帮人）
所以讲黄宗羲最欢的，就是民营企业家，和为民企老板发声的所谓经济学家或是财经演员。
比如说在中国的发展中，《劳动法》的制定是特别好的事情，但是劳动法制定带来的后果是中国大量的中小企业的倒闭，而中小企业的倒闭带来一个最大的后果是老百姓失业，老百姓失业导致老百姓生存更加艰难。（这句话非常虚伪，逻辑明显不通。就是企业所有税收免掉，照样每年都有成千上万家企业死掉。美国以前有1000多家汽车企业，现在有几家？国家经济越发达，企业死亡率越高，中国的民企老板靠不签劳动合同，不足额缴社保，不按时发放工资赚了多少断子绝孙钱？新的劳动合同法执行后，有大量老百姓失业吗？恰恰相反，用工荒出现了，农民工越来越有尊严了）我不说不好，而是怎么样制定一个更加合理的让企业和老百姓互惠互利的《劳动法》。比如说国家的税收制度的改革，并不是所有的企业或领域都是应该用增值税。
在很多服务领域，它的成本就是人工成本（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唯一成本是人工成本），它并没有说产品就是原材料成本，最后的结果用了增值税以后，所有的服务业行业税收总量反而增加，一直减少。实际上用一系列的制度出现导致把责任转嫁给企业。这样一来出现一个情况，因为在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大量民间行业不管任何行业，都已经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实际上已经变成微利行业，变成技术薄弱行业，变成竞争激烈的行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法规定民企业一定要赚钱，不能提供优质的产品或是服务，不能带来税收和就业，早点死掉更好，这种破企业就是社会的负担。）
这样的话我曾经做过一个简单的调查，发现如果所有企业按照100%的方式交所有员工的社保、公积金以及税收，现在存在的企业一半会面临倒闭。（这说明广大的民企老板普遍在偷税，并没有足额缴纳社保，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国企占中国经济总量早就低于50%了，但贡献的税收明显高于50%）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实际上伤害了经济的发展，也伤害老百姓就业机会，也伤害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如果一半的服务企业不管是中的小的还是大的，中国的支撑行业这样的中小微，最后倒闭的话，老百姓就失业了，可持续经济发展就没了。政府要做的是避免转嫁表面上是大家的福利，最后是转嫁了创造财富人的负担。大家知道所有企业或者大部分的企业都可以想方设法合理地避税，不管合理不合理政府说你不合理就不合理，说你违法你就违法。导致大量的企业家或者商人，留下屁股上不干净的状态。（很多民企老板的原罪，被包装成了这么一个冠冕堂皇的东西，所有的行贿、污染环境、最干脆的偷税而不是避税，都被俞说成了虚无）我们在座的没有人敢说屁股上干净的，导致企业主总觉得缺乏安全感，总觉得我是好还是坏，国家说了算，导致企业和政府个人打交道。
现在反腐很厉害，依然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做交道。我这个地方不是批评政府，最重要的是政府应该设置机制，或者这样的制度让任何企业主在任何时候按照这个制度办事，还能提供雇员有更高的工资，这是真正好的。我听到梁锦松的，香港低税负我是最开心的（拜迪任何税都不收，为什么不去呢？为什么不说香港的遗产税？）。
后面懒得扯了。
政府要让市场起到决定作用，变成规则的制定者，而不是又竞争，又当裁判又当运动员，顶层设计，变成积极的促进者，我们知道现在政府有的时候还是决定市场，而不是让市场起到决定性作用，政府在中国不是香港地区，中国这个市场因素下面，两个要素要做。
第一，要非常警觉限制非市场因素对市场因素，比如说如何限制国有企业进入充分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有战略性领域，国家安全领域。我们不太敢提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有官方背景的资本，老百姓本来可以用平等的机会，最后实际上带来的结果，政府本身也为难，民营机构为难，导致政府在改革的时候推动不了改革，后面的东西太沉重了，政府非常想动，动到最后动不了。
我特别希望政府面对这样的艰巨任务能够不退让，把这件事情做好，充分推动市场的进步，如果不这样做，我们这一次的决定性改革有可能就会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或者有官方背景资本的企业的大菜，我们吃不到，被他们吃到了。他们有可能是表面以民营的方式进来，实际上背后是官方背景。我们这些老百姓没有官方背景。只要充分市场化，行业会充分发展，幕后交易比较少。
像新东方这样的领域，需要竞争细作，政府官方背景的对这个不感兴趣。但是这里有好处，六七年的时候，中国的教育培训发生变化，资本投入大概接近500亿美金左右，教育的新一轮发展，移动互联网发展以后，线上线下的结合带来新一轮投资，出现3000家左右基于教育移动互联网公司，总投资又是接近300亿美金。这个市场不管能不能做大，成为市场充分竞争，我睡不着觉，但是我很开心，这个领域已经充分发展了，未来民营培训领域成为中国巨大的产业，并且一定会成为推动中国就业以及中国发展，以及中国老百姓受教育的多向选择的地方。这就是市场充分竞争带来的好处。
希望所有的领域进行市场的充分的竞争，我觉得中国还有待时日，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依然依赖于两个方面，第一政府的态度，我觉得到60%左右，原来是100%，现在40%依赖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移动互联网发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突破了政府的垄断。大家现在用的微信为例，我原来每年春节的时候，向同仁老朋友发短信通过短信系统，一到过年五六千块钱。今年我通过短信发的问候不超过一百个，但是通过微信发的超过一万个。这样带来的坏处是什么，我在中国移动的钻石卡没了，我很开心，一年少花好几万。移动互联带来的好处通过原来的壁垒，这个壁垒不光在官方和民间，在民间和民间之间突破，也非常的明显。
所以大家知道最近微信和支付宝，微信红包和支付宝之间带来的支付大战，支付宝注册三年没花什么钱。但是我光春节，新东方部门建的微信群，让我发出去的钱已经接近15万人民币。
未来十年每个行业都会天翻地覆，坦率的说我不认为我是有能力的人，现在一个行业的升级需要不同的基因，诺基亚不可能有苹果的基因，中国移动不可能有微信的基因，有很多很多。我现在面临什么呢，线上教育系统跟我做了20年的地面教育系统，我们有线上教育系统的基因，因此有一些东西，新东方被某种新的模式所取代，即使被取代了我认为我还是有能力的。因为我有很多其他的能力，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失败者，没有任何在新的商业模式不同基因下产生方向是一个是失败者，现在的商业改变不是渐进性改变，如果你被改变或者颠覆了，只能心甘情愿。我们要努力，这不能说垂死挣扎，任何有关移动互联，服务业所有的进度。我希望我能够产生基因突变，这个突变以后到底是好的是坏的我不知道，在商业转型的过程中间，如果我们会基因突变，新东方的地面培训有一天会被取代，如果我自己取代自己不能成功，我死了也心甘情愿。
我也想说，在千变万化的技术革命前面，包括政府的改革前面有一些东西也许我们不能变，比如说任何行业都要以用户和客户体验为核心，设计自己的商业模式，这一点不能变。这一点新东方很兴旺是我们很关注我们的学生和家长的感受，这种关注现在已经到了有点病态的地步。真的是这样，第二比如说诚信，面对客户的诚信，或者超越期待，应该永远是我们做商业的最高原则，这也不能变。
政府竭尽全力维护一个公平公正的商业环境，是不能变的，这个是我们信心的依赖，是我们愿意把企业做20年、30年、50年的依赖。我跟教育部、教育厅、研究院打交道打了20年，我始终相信中国未来最有突破性的教育系统教育平台，教育研发一定在民间。因为我发现至少我的这套系统，它从各种角度来说不可能产生颠覆或者大大改善中国教育系统，他们投钱还不如民间。政府要坚信龙江省，陆昊是我的师弟，一定要相信研发，研发基金投到民间，最后产生的好处能把黑龙江 变成真正的鸡头。
任何企业家，我们大家都是企业家，应该具备随时迎接新的挑战和机遇，不能退缩，人的恐惧不是你感知到恐惧，而是你感知到恐惧依然往前走。三年前我在亚布力滑雪被抬到机场，我不就是恐惧腰肩盘突出，所有的恐惧最怕就是你对恐惧本身的恐惧。我们面对新的形势，尤其政府这种已经说了市场是决定因素的、大气的、充满信心的决定以后，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随时推翻自己，同时接受我们企业家的责任，社会的责任和政府一起推动中国文化的进步，推动中国社会的秩序，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