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严执政
1988年6月，朱镕基在一次会上动情地提到了3000多封写给他的人民来信，并送给参会的正局级干部三句话：一、要解放思想，投身实践，做敢冒风险的改革者；二、要为政清廉，办事高效，做问心无愧的人民公仆；三、要下放权力，深入基层，加强监督，善于协调，做解决实际问题的能手。
他说：“局级以上的干部如果做不到，怎么去要求处一级干部，要求一般的工作人员？只要我能做到，我相信局级以上的干部也一定能做到。”
在朱镕基的提议下，上海市实施了建国以来一次从未有过的人事任免制度的改革。60位委办局主任、局长的任命由他亲自提名，并在市人大常委会上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之后，这些局长还要接受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当面质询，并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向得到任命的局长们询问上任后的施政方略，认可后再颂发任命书。
此举切断了许多“混混干部”的得过且过，尸位素餐的“等、靠、要”幻想。
铁腕治吏
那些被委以重任的局长们很快就领教到了朱镕基的严厉。
上海的一位中高级干部回忆说，“在朱镕基担任上海市市长期间，没被他训斥过的中层干部几乎没有几个。”
在一次会议上，他让建委的同志汇报一下情况。那位领导可能是没有准备好，一时语塞。
“你给我走，回去准备，下次再来。”朱镕基生气了。被训斥的干部开始觉得这可能是他一时的气话，战战兢兢地打算坐下。
“你坐下干什么？！我要你走，回去准备，你这就给我出去！”朱镕基厉声说道。
在众人吃惊的表情中，那位大小也是个局级干部的官员红着脸离开了会场。
受过朱镕基训斥的干部越来越多。因为他们发现，这个新市长了解的情况比他们这些部门主管还要多，几个问题一问，如果没有好好准备，马脚就露出来了。
这让官员们对这位市长既佩服，又害怕。官员们起初不适应这种开会氛围。于是每逢市里开会，前几排座位总是空的。参加会议的官员都抢着往会议室后排的椅子上坐，因为越靠近朱镕基，被他提问的几率就越大。
在一次会议上，朱镕基说：“管理上海要法制加铁腕。没有这种精神，不要想治理上海。”
诸后仁说，虽然朱镕基对下属的要求很严，市政府有些官员很怕他，但区政府的官员不怕，“因为我们长期在基层工作，与人民群众接触较多，关系密切，因而在开会时即使问再多的问题，也不会被问题‘将’住。”
1989年5月份，汛期将至，朱镕基对当时上海的防汛设施十分牵挂。龙华机场边上有一条机场河，因为河道两旁的违章搭建很多，对泄洪的压力很大。
他打电话给徐汇区区长张正奎，问他能否在汛期前将这些违章建筑清理掉。
张正奎说，“有些我可以保证拆掉，但河道上许多仓库是市里的委办局搭建的，我无能为力。”
“那这些你给我个名单，我来想办法。”朱镕基说。5月17日，朱镕基带着市里相关单位的负责人，来到河边现场办公。
朱镕基指着河道上那些违章搭建说，“依法办事，第一是依法治官。法要管做官的人，法要管有权力的人！河道是公共的河道，谁也没有权力搭建！”
接着，他让在场的官员挨个表态，有人当场答应拆除，也有人讲困难。
“没有什么困难！一个月内，全部拆掉！到6月17日，我再来检查。”
此时，全国正面临着非常动荡的政治形势，区里干部问张正奎，“市长应该不会来检查了吧？拆除违章建筑的事情要不放一放？”
张正奎说，“我知道他的风格，说来就会来的。你们还是继续弄。”
6月17日，一大早，张正奎就坐在办公室里。果然，秘书很快打来电话说，“市长来了！”见到张正奎，朱镕基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张，走！”
在河边，当看到还有很多违章建筑没有拆除时，朱镕基立即将一些局、办官员叫过来，严加训斥，“再给你们一个月，不然，撤职！”
雷霆万钧！官员哪还敢再说一个“不”字。
重典治乱
1990年，上海一个叫“飘”的酒吧因为宰客被两名新加坡客人投诉到了物价局。两杯威士忌，两杯柠檬水，一盘哈密瓜，正常的价格25元，老板却收了他们755元，此外两名陪酒女郎要了150元小费。
物价局决定酒吧老板退还顾客800元，并对酒吧罚款2000元。此事后来作为正常的一个工作情况上报给了市里。
朱镕基看到了这份材料，当即批示：“并告物价、工商、公安局，个体户和陪酒女郎的处罚太轻了，这样下去社会风气好不了，要罚就罚到他下次不敢再犯。”
拿到批示，几个部门商量怎么办。结果这个酒吧停业整顿30天，两名陪酒女郎行政拘留了15天。如此这番，几个部门依然不敢怠慢，又联合多家单位，制定了一个个体酒吧和餐厅的制度，将全市的酒吧和餐厅的老板组织起来，分批办了学习班。从那以后，上海的酒吧和餐厅的宰客现象得到了根本控制。
做了一年市长后，在一次人大会议上，朱镕基说：去年夏天，上海电冰箱厂着火。我决定免除厂长职务。这下不得了了，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样做“太过分”了。火灾暴露了工厂管理问题，几百万国家财产烧得精光。我不能让步。现在这个厂的职工很重视安全。要管好上海，不坚决是站不住的。
他自言当市长最大的体会就是：统一思想，从严执政。如果和和气气，吃吃喝喝，谁也不想得罪，那什么事也办不成。现在我们常常抱怨“大气候”不好，其实，“大气候”是“小气候”造成的。如果大家都来从严治理“小气候”，“大气候”就能改变。当前治理整顿需要我们从严执政，令出法随，不能讲一套，做又是另一套，必须扎扎实实抓。不然，有了好政策也没用。
管住当官的嘴
群众对官员大吃大喝反映强烈。朱镕基率先制定了“四菜一汤”制，带头履行。
一位官员回忆：一次，市里在虹口区开会，由于参加会议的人员比较多，虹口区的区长就在政府隔壁的宾馆里借了个会议室。朱镕基的车到了区政府的门口，司机问会在哪开，值班的回答说，在隔壁宾馆。
朱镕基于是径直来到了宾馆门口，对着迎上来的人说，“回去告诉你们区长，我是来开会的，不是来吃饭的！”然后扭头就上车打道回府。
这可急坏了那位守在门口的工作人员，忙跑去告诉区长，区长心知市长搞错了，以为把他叫到宾馆来吃饭了，于是赶紧打电话进行解释。
“哦，是这样啊，那是我搞错了，我向你道歉，马上回来。”朱镕基接到电话后，这才调头回来开会。
朱镕基执行“四菜一汤”出了名，邓伟志回忆：一次在闵行，朱镕基因为忙，迟迟未来吃晚饭。大师傅已做好了四菜一汤。接待员便让他回家了。
可朱镕基因吃饭晚了，肚子太饿，四菜一汤没吃饱，便问：“还有饭吗？”答：“没有了。”
朱镕基笑笑：“算了！”
“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
朱镕基曾经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告诉下属官员：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公则明，廉则威。
他为自己“约法三章”：不题词，不剪彩，不批条子。数年中，从未有人见其破例(为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及国家会计学院题词算是特例)。
朱镕基同时决定向公众敞开言路，市检察院及下属12个区、10个县建立控告、检举贪污、受贿罪案接待室。市民可以通过电话、信函、口述等方式检举官员，只要不是有意诬陷，错告、控告检举失实的，言者无罪。
一时间，各种检举信和电话雪片般向有关部门飞去。
一名副县长，被查明侵占集体财物2500多元，收受外商贵重高级打火机1只、梅花牌手表3只、西服一套，以及有关单位送的高档礼品；
另一位副县长在装饰住房时，利用职权侵占集体财物3000多元；
……
举报被查实后，那些平日里耀武扬威的腐败官员撤职的撤职，入狱的入狱。媒体对此不断公布，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仅1988年一年，报请查处的委办局干部达29名，上海出现了多年未见的贪官前往自首的情形。市监察局在次年公布了一组数字：全市各级干部上交和拒收回扣、酬金共4231人次，金额达58万余元；上交礼品共有24613人次，折合人民币达123万余元；违反规定责令补交、偿付费用的585人次，金额16万余元……通报批评的有52人次，给予行政处分的有400余人。
“给我留一口棺材”
高压反贪一直在上海持续了多年，其中的压力很少有人能够体会到。在1990年的一次会议上，市政府一名领导对吴德让说，“你们遇到的困难、受到的委屈，党和政府是理解的。”其中的深意不言自明。直到退休后，这位曾经为上海的反腐工作不遗余力的干部依旧深居简出。
朱镕基曾经多次在不同场合说“给我留一口棺材”。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邓伟志说，这说明：朱镕基决心大，破釜沉舟，同时他知道反腐的人没好下场。在大面积腐败的情况下，有人反反腐。反腐者有被反掉之可能。
这位在上海多次耳闻目睹了朱镕基所言所行的官员给朱镕基的评价是：
“清官，腐败分子的阎王爷。”
1989年，朱镕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我们清醒地看到，吃喝受礼，以权谋私的现象依然存在，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我们决心对腐败现象作坚决的、不懈的斗争！”
全场热烈鼓掌。
朱镕基接着又说：完善人民群众的信访和举报制度，依靠群众监督；支持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
全场再次热烈鼓掌。
布衣市长:从不刻意掩饰感情是人性化的政治家
朱镕基平素对下属要求很严格，实际上他心地很善良，心很软。他有常人的喜怒哀欢，从不刻意掩饰自己的感情，是一个充满人性化的政治家。
在有些人的印象中，作为市长，朱镕基对属下官员管理过于严格，多少显得有些不近人情。但熟悉他的人则称，那只是他对待工作的态度，在日常生活中，他其实是一位慈祥的长者。
刚来上海的时候，朱镕基打破常规，向属下公布家庭电话号码，让秘书传达给大家后，他还不放心，再三询问，“我家的电话，你们知不知道？我再说一遍……你们有什么事情，随时给我打，我不嫌电话多。”
即使如此，下属也还是不敢轻易往他家里打电话，倒是他一想起什么事情来，常常忘了时间在深夜，打电话给他们。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原行长龚浩成习惯早睡早起，但一个月总有那么一两次要被朱镕基的电话从被窝里拉起来。
有一次，龚浩成睡熟了，电话铃又响了起来。龚浩成的爱人去接电话。
“喂，龚浩成在家吗？”
“你是什么人啊？”龚浩成的爱人问。
“我是朱镕基。”
“什么时候了？这么晚还打电话来！”随丈夫从北京调过来不久，龚浩成的爱人并没有听出电话那头的人的身份。
“哦，那对不起。”朱镕基搁下了电话。
第二天上午，她告诉龚浩成，昨天夜里有个叫“朱镕基”的人打来电话。
“是吗？那你为什么不叫醒我？那是我们的市长啊。”老婆稀里糊涂把市长给挡回去了，虽然知道朱镕基不会为这样的一点事情计较，但龚浩成还是有点哭笑不得。
对于学者型的官员，朱镕基向来很尊重。
1988年上海市九届人大会议期间，朱镕基与教育界代表一起座谈。著名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时任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的于漪委员发言说，上海中小学基础教育很困难，很多中小学校舍破旧落后，师资不稳定，政府应该追加投资或增加财政预算。
讲到这里，于漪不客气地说，“落实这个问题，我们不仅要看说功，唱功，关键要看做功。”新当选的市长朱镕基边听边记，听到这里，插了一句话，“我的唱功可不行啊。”
“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于漪说，但当年教育方面的财政预算确实增加了，教育附加费也增加了一些，这些措施很得民心。
宝钢有个名叫曾乐的电焊工，技术十分了得，外号“焊神”。他的技术帮助解决了诸多市政工程中的难题。1990年代初，这名工人得了肝病，后被怀疑为肝癌。朱镕基得知后，批示让卫生局长亲自到医院去，并让在上海的院士和所有的肝病专家都集中起来为这名工人会诊。
朱镕基有一个业余爱好，拉京胡，唱上一段京戏。民进中央副主席邓伟志说，有一年春节，他同我们一二十人一起联欢。我们带夫人，他带小孙子，又唱又拉，自拉自唱，如同一个普通人家的爷孙俩享受天伦。
周瑞金说，朱镕基平素对下属要求很严格，一开会，干部就紧张，一些副市长也一样。实际上他心地很善良，心很软。他有大国政治家的风度，讲话充满政治智慧，又不失幽默。西方政客都有人格面具，他没有，在他身上有常人的喜怒哀乐，从不刻意掩饰自己的感情，是一个充满人性化的政治家。
魅力市长:妙语连珠 对"外"从不遮"丑"
有评论家认为，在朱镕基任上海市市长的三年时间内，他以自身的人格魅力，将上海市市长的形象进一步提升，更加符合“国际化”的标准，这无疑增加了他以后在中国政坛和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上海历来受国际关注，浦东开发开放后更是如此。上海给了朱镕基许多出现在外国各界人士面前的机会。最为成功、最让朱镕基的形象为海外关注的是1990年3月16日举行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
1989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决定创建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每年举行一次。它的宗旨主要是向市长提供有助于提高上海经济发展水平、加速上海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信息与建议。
据浦东史料征集办公室的资料，为开好这次会议，朱镕基出面邀请了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等10个国家的18位世界知名企业家，并特别邀请美国国际集团公司董事长莫里斯·格林伯格担任会议主席。
1990年时，由于受“六四”风波影响，许多原定在中国举行的国际性会议被迫取消或推迟，但上海首次市长咨询会议仍在当年3月16日顺利举行。
许多国际企业家都被朱镕基的魅力所折服，包括格林伯格。这次咨询会后，格林伯格不但没有撤资反而作出加大对华投资的决定。而且，他和朱镕基的友谊从此保持着。
1990年代以来，当中国在为加入WTO几经挫折的时候，格林伯格四处发表演讲，倡议美国政府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并多方敦促政府尽快完成与中国的入世谈判。
市长咨询会议的功能当年就见效了。
1990年10月，上海召开国际金融研讨会，这是在3月份市长咨询会议上诸多国际知名企业家建议的基础上举行的。国际工商界与中国金融界人士共200多人出席了研讨会。
这是国际金融界和中国金融界自“六四”风波以后规模最大的一次聚会，影响颇深。
之后，上海金融市场逐步开放并日趋活跃。
朱镕基对“外”是从不遮“丑”的，这或许有助于他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早在1990年5月初，浦东开发办成立后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当着众多中外记者的面谈上海投资软环境的不足。他说，这方面我们还有不够理想的地方，官僚主义，效率不高，互相扯皮。有些外国企业不愿意到上海来洽谈投资，因为我们有一个弱点，往往是“见小忘大”，对眼前的利益斤斤计较，而对长远和全局的利益考虑太少，因此失去了很多机会。
浦东开发办原负责人、刚卸任的上海市人大副主任沙麟说了一件旧事。
1990年5月3日，上海市浦东开发办公室和上海市浦东开发规划设计院正式挂牌，办公楼是浦东文化馆的一幢两层的旧式楼房改造的，下层是仓库，阴暗、潮湿，散发着阵阵霉味。那天朱镕基也到场参加揭牌仪式。为了“遮丑”，沙麟他们把下层过道用一块门板挡住。朱镕基看到门板很奇怪，就问里面是什么，沙麟说是杂物，霉味太重，所以要挡一挡。朱镕基推开门板向里看了一眼，指着黑洞洞的过道说：“不要用门板挡住过道，要让来开发办的人看一看，我们浦东开发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开始的。”
朱镕基的人格魅力也在出访过程中得到充分展示。
1991年4月，朱镕基最后一次代表上海出访西欧各国28天，途中他被中央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欧洲华人学会理事长、德国汉堡大学教授关愚谦曾写过一篇《朱镕基在汉堡印象记》，发表于1991年5月4日的新加坡《联合早报》上。该文记录着朱镕基在海外的影响。
关愚谦写道：“不管怎样，朱镕基这次被任命为副总理，在国外的报纸上，普遍受欢迎并对他寄以很大希望，这是很难能可贵的。
……“他说话幽默，妙语连珠，但又不失分寸，甚获德国人士的赞赏。
德商俾斯麦先生(德意志帝国第一任首相俾斯麦的后裔)对我说：像这样轻松、有生气又有实质性的谈话，我们已经久违了。”
……“他后面的译员实际上已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他完全可以用英语和德国各界人士交谈，而在德国的所谓白领社会，用英文已是极普遍的事。
汉堡市长佛协劳博士今日显得特别殷勤，不离左右。”
……“他在回答人们提出的问题时，一点也不避开上海在开发浦东地区遇到的资金少、黄浦江河道浅等等困难，同时又提出了今后克服这些困难的信心，很有说服力。
“朱镕基还很幽默：我们欢迎德国的朋友赶快到上海去。如果你们还想看上海的落后的东西的话，赶快去，不然，五年十年以后，你们想看也看不到了(全体大笑)。”(资料支持：实习生沈晓瑾)
朱镕基浦东拓殖:12年走过发达国家100年的历程
1990年5月，在首次浦东开发开放新闻发布会上，英国路透社的一位记者突然向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发难：我个人认为中国在退步，浦东的开发开放能行吗？
当时的浦东没有辉煌的事实可以反驳这个质疑。
12年后，在中共十六大前夕，当这位路透社的记者再次站在浦东时，他被浦东的现实震撼了。他在自己的通讯中发出惊叹：上海——让世界羡慕不已的城市！
仅仅12年多，浦东就走过了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100多年、新兴工业化国家30多年的历程。
浦东这块10多年前的油菜水稻田如今高楼林立，一批批“国际社区”结邻而居，数以千计的外籍家庭把这块曾经被忽视的田地当成了自己美好的家园和创业基地。
开放信号
开发浦东是改造上海、振兴上海的人心所向。
1980年代初，《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条新闻《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上海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滞后的窘境：上海“不就像只光下蛋不吃食的老母鸡嘛；工业总产值全国第一、劳动生产率第一、上缴国家税收第一……但上海人均道路面积全国倒数第一、人均居住面积倒数第一、三废污染倒数第一……”
可谓一石激浪，该报道在上海引起强烈反响，上到政府高层下到普通市民对改造上海、振兴上海的呼声越来越高。
而振兴上海的最好途径莫过于开发浦东。当时上海官方和经济理论界普遍认为：开发浦东至少有两方面意义，一可为上海城市建设探索新路，以老区带动新区开发，以新区带动老区改造；二可作为上海经济向外向型转变的重要窗口，加快上海与世界经济“接轨”。
小平同志也非常支持浦东开发。1991年年初他在上海过春节时，曾谈到浦东开发问题，他说：“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都是一般化的。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
1988年朱镕基当选上海市市长后，在前届政府的基础上，继续筹划开发开放浦东，并积极向党中央国务院争取。
1990年4月18日，浦东开发开放终于正式启动。
在宣布开发浦东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英国记者问朱镕基：“在海外，浦东的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您的名字联成在一起的，今后一旦您离开上海，这个局面将会怎么样？”
朱镕基回答说：“我认为浦东开发不是与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而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战略决策，不管谁在上海当领导，这个决策都是一定要实现的。”
朱镕基在许多场合都在为开发浦东积极造势。
1990年3月1日，他在第八届上海对外经贸洽谈会开幕式上向外界透露开发浦东更为明确的态度：党中央、国务院支持上海在开发浦东的过程中采取更加大胆的开放政策。
可能当时谁也不会想到，开发开放浦东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国际影响，甚至改变了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看法。
在上海市浦东开发办公室正式挂牌办公后不久，1990年7月15日，《纽约时报》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新闻通讯——《向世界展示中国仍在大搞经济》；同年9月11日，《洛杉矶时报》也以《为低迷的上海倾注活力》为题，大幅报道浦东开发的现实和意义。
在那个时期，西方媒体鲜有以如此大的篇幅正面报道中国。
《向世界展示中国仍在大搞经济》一文引用一些人评论说：“如果有人可以使这个计划(指浦东开发)运转，那就非朱镕基莫属。他任命的那些技术型政治家们毫不犹豫地支持着他。”
《为低迷的上海倾注活力》一文中则这样评价浦东开发和朱镕基的关系：世人关注浦东，也意味着对中共高级干部素质的考验。……现任的上海市市长，61岁的朱镕基，被一致认为是中国政坛正在升起的一颗明星。浦东的成功将对他的政治事业提供帮助。
改革典范
开发浦东，缺少资金是首当其冲的问题。
朱镕基在1990年5月1日专门为浦东开发筹资做宣传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今后的5到10年内，开发浦东需要投入几百亿元的资金。
而当时，来自中央的支持是5年内仅给上海提供65亿元资金，而且主要是贷款，大部分资金要靠上海自筹。
因此，外国投资者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
但当时上海吸引外资的形势非常严峻。在上海搞一个项目，要盖148个图章，办事程序也极不透明，外商反映尤为强烈。国外的企业家们后来在为上海共谋发展良策时也指出，影响上海吸引外资的障碍，正是一些领域存在的官僚主义、工作效率不高以及腐败现象。
很快，朱镕基显示出他的高效、决断的施政风格。
在新一届政府第一次常务会议上，朱镕基提出的设立“一个机构、一个窗口、一个图章”的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的建议，作为市政府决定获得通过。
经本报调查，上海这个为吸引外资而专门设立的直属省市一级政府领导的行政机构，当时在国内还不曾有过，它的成立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简化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后来，上海的这个“创造”在全国很多地方被广为应用。
1988年6月10日，上海市外资工作委员会经过一个月的筹备即开始正式对外办公。
“但要打开局面相当不容易，朱市长希望的‘一个机构、一个窗口、一个图章’显然会触动当时既有的利益格局。”叶伯初说。这个76岁的老人1988年是上海市建委副主任，当时他已到了退休年龄，突然被朱镕基调到外资委任委员，分管基础设施的配套以及投资环境的硬件配套。
当时包括叶伯初在内的许多官员，思想上都有一个顾虑：你这个机构有这么大的权威性吗？“一个图章”能在所有的单位通行无阻吗？你这个机构人员的素质怎么样？会不会乱审批？能不能代表各方面的利益？
“朱镕基自有他的办法，他不仅在思想上做工作，更重要的是在组建过程中巧妙运用了很多科学、周密的方法，从中体现了他的领导智慧。”叶伯初说。
首先，外资委是在原有的体制架构下组建，而不是推倒原有架构。即原来各单位的职权都不动，新机构建立之后，与各部门密切联系，帮外商将各方面手续工作协调完成后，盖一个图章。
其次，团队组建也非常合理，将各单位原有负责人之一(副主任)叫来做委员，而不是另起炉灶。这些委员身兼两职：外资委委员、原部门副主任。这样工作协调起来自然事半功倍。
另外，为了保证外资委工作人员的素质，约30位具体工作人员也是从相关单位抽调的精兵强将，保证了工作的质量。
《今日上海》杂志1998年11月的文章评论说，朱镕基想借此树立上海良好的国际形象意志之坚决，从他为这个委员会配备的强大阵容可见一斑。担任市长的他亲自兼任主任，时任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的黄菊兼任第一副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叶龙蜚任常务副主任，再由市计委、市外经贸委、市经委和市建委四大机构分管引资工作的副主任分别任委员。
一种权威由此产生，“所有外商投资项目一经这个委员会拍扳同意，全市所有部门都必须通力合作，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和推进。该机构的功能除了审批、管理以外，还兼具协调、服务的性质”。
叶伯初说，外资委建立之后的效果是明显的。它做的第一件事情是14个小组主动上门听外商提意见。这是前所未有的。此举让所有外商颇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投资信心。
叶伯初认为，外资委设立后的政治效应也是很突出的。“六四”风波后，美国、欧盟等限制企业到中国大陆投资，几乎所有的外商大都持观望态度，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已经在上海投资的外商几乎没有撤走的。就这一点来说，外资委功不可没。
另据当时国内评选“最佳合资经营企业”的结果表明，10个当选者中，上海就占了6个。
强将手下无弱兵
浦东开发办的骨干基本上是朱镕基亲点，而且大部分是技术性或学者型官员。
浦东开发办原负责人沙麟说，镕基同志任上海市市长时，可以说是“强将手下无弱兵”，而且他也很愿意让下属展示自己的才华。
沙麟回忆，1991年4月朱镕基带领上海代表团访问法国时，他只开了个头，接下来就让我们演讲了。我们都是用英语演讲的。这给外国朋友的印象很好：他的手下个个能力很强。他不像有的领导，不喜欢让下属出风头，表现自己的才能。我们看得出来，当时他是那样的放松，敢于用人。
他说，那次出访曾经难住了中国几家媒体驻法国巴黎的记者，因为朱市长常常撇开翻译，用英语直接与法方人员交谈。而且在后来法中协会举办的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报告会上，不仅镕基市长用英语演讲，而且上海市外国投资委员会副主任叶龙蜚和我都用英语作报告。这把许多只懂法语不懂英语的驻法记者急坏了。请一个翻译要每小时150法郎，以至于后来出现了这样一个场面，三四名记者围着时任上海市教卫办副主任的徐匡迪，请他做同声翻译。
后来有媒体的记者留心了一下，发现朱镕基带出来的人个个都能讲流利的外语，这与过去很多中国代表团所有的人都围着翻译转形成鲜明的对比。
沙麟感叹，在朱镕基手下工作的心情是兴奋而舒畅的，又十分紧张，大家工作的节奏很快，兢兢业业。但他对问题的了解十分深刻，无形中对下属汇报工作形成了一种心理压力，大家要准备充分了才敢汇报，不然三问两问就把你问倒了，官僚主义在他这儿是行不通的。
“他非常愿意倾听别人的意见。很多人说他厉害，不敢在他面前汇报工作，怕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掌握的东西比你还多。”沙麟说，“但你甚至可以跟他说‘不’，只要你说得出理由。”
他举了一个例子。
有一次我们在上海《文汇报》作了一次有关浦东开发的座谈。第二天他知道了，就在会上说：“你们才做了多少研究啊，就都发表大块文章啊？”后来我把有关这次座谈资料寄给他，他看看我们准备很充分就不说了。
一位在朱镕基身边工作过的上海官员这样评价他：朱市长是“刀子嘴巴菩萨心肠”。
沙麟断言，他批评了很多人，但从来没有无缘无故“伤害”过人，他总是为公不为私。
当时，正是朱镕基的严厉要求，浦东开发办工作人员的精干高效作风名扬海内外，甚至《纽约时报》也撰文赞扬：开发办的工作人员全然没有通常的中国官员那种官僚作风和暮气沉沉的味道。
国际友好人士评价，朱镕基在上海主政时开始表现出的扩大对外开放的实际行动，至少是在改善上海的投资环境方面，给浦东开发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自己开明的政治形象锦上添花。
"皇甫平"事件破除思想僵滞支持者正是朱镕基
1991年初，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刊登一组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评论，呼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引发当时思想理论界激烈交锋，而其支持者正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
“辛未羊年，对于上海来说，应当是一个‘改革年’。历史和现实已经反复证明，‘何以解忧，惟有改革’。改革开放是我们须臾不可分离的法宝，改革开放是上海摆脱困境，求得振兴的惟一出路。”
这是1991年2月15日、农历大年初一刊登在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头版评论里的一句话。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其主要作者是时任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的周瑞金。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篇评论。仅仅半个多月后，系列评论的第二篇《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又出现在该报第一版；紧接着3月22日、4月22日第三、四篇《扩大开放的意识要强一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分别见诸报端。海内外政治嗅觉敏锐的观察家们才注意到这组系列评论的作者“皇甫平”这个名字，才真正意识到其中蕴含的价值及分量。
而这组后来被称为“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主要作者及组织者正是周瑞金，而支持者正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
1991年北京的一些报刊仍然在努力鼓动改革开放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气氛沉闷。而这组评论“从锐意推进改革开放，到破除‘新的思想僵滞’——姓‘社’姓‘资’；从发展市场经济，到如何选人用人，形成了一个掀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完整系列”，也打破了思想理论界的沉闷局面。
当1992年2月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之后，人们才明白，原来他1991年在上海过春节期间就发表过一系列深化改革的谈话。对于姓“社”姓“资”的问题，他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就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小平同志还特地在上海新锦江饭店旋转餐厅听取有关浦东开发的汇报，发表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谈话。他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党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讲还不够，我们党要讲话，要讲几十年。
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主旨与小平同志的有关谈话其实是一脉相承。
“‘何以解忧，惟有改革’是直接引用朱镕基同志在传达贯彻七中全会精神和小平同志视察上海讲话时的原话。”时隔12年后的又一个羊年春节过后，在上海市新华路的寓所内，周瑞金先生回忆当时皇甫平系列评论的组织过程时非常肯定地对记者说，“其中‘改革年’的提法，针对的就是有人提出‘质量年’的口号。”
像一枚石子骤然投入一池清水，这组评论在当时理论界很快引起强烈反响，并引发了思想理论界的一次交锋。而且很多人都在猜测议论文章发表的背景。台湾《联合报》在1991年4月发表文章，称这组文章与朱镕基有关。
周瑞金说，1991年1月28日到2月18日，小平同志到上海过春节，视察了许多单位，并发表重要谈话，朱镕基同志一直陪在身边，并亲自整理小平同志的多次谈话。有关的谈话材料虽然传达的范围很小，但周瑞金看到并认真领会了其中精神。而且系列评论的最后一篇是在朱镕基上调中央后，才发表的。
但朱镕基在1991年年初全市干部会议上传达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周瑞金基本都贯彻到文章中去了。“一是开发开放浦东，第二就是推进各项改革，称1991年是‘改革年’；在谈到治理经济环境中碰到的各种问题时，朱镕基同志说，‘何以解忧，惟有改革。’这是引用曹孟德的诗句加以改造，所以对他的原话，我印象比较深。”
周瑞金作为解放日报的党委书记，主管社务、党务，并分管经济评论、理论等编务。在对当时的改革形势作了合理判断并在充分领会了朱镕基传达小平同志讲话精神的基础上，他决定发表一组评论，对改革开放作一番新的鼓动。
在评论的分工方面，周瑞金主要出点子，出思路，具体设计系列文章的各层主旨，并与其他两人分头撰写。
真正引起交锋的，是第二篇提出要搞市场经济，因为当时有些人把市场化与私有化看作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要素。上面有人更是指责皇甫平文章影响很坏，把刚刚统一起来的思想搞乱了。这个讲话在全市有关干部大会上作了传达，周瑞金当时面临着极大的压力，连到香港履任新职务的任命也被突然取消了。
1991年4月17日，周瑞金专门给市委写了一个报告，详细解释了文章组织及发表的过程，北京及全国理论界的反应，特别是台湾报纸利用此事如何歪曲背景，挑拨中央领导关系等。
当时市委三位主要负责人审阅了报告，他们没有批评文章本身的内容，只是对文章发表的程序，事先没有送审提出了意见，对此周瑞金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
回忆过去，周瑞金说，当时的舆论环境确实很艰难，甚至已经到国务院工作的朱镕基副总理被某些人暗喻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1992年春天，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云开雾散，局面才开始真正好转。
副总理时期:"朱老板"是一个真正懂经济的人
历史有大小之分，大历史是人类的历程，小历史是个体的生命历程。小历史容易为他人左右，大历史则如这个词语的最著名的使用者黄仁宇所言：全世界最伟大的领导人也只能在它的运动曲线上施加短期的影响力。
因为现世总比来世实在，所以尽管政治人物大都在意自己在大历史中的地位，但又往往为小历史中的名利所累。因此，百般努力试图赢得小历史的，往往失去大历史，此为政客；无私无畏不在乎失去小历史的，常常在不经意间赢得大历史，是为政治家。
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大变革时期，一是战国至秦汉，二是三国至隋唐，第三次开始于1840年，何时完毕尚难预料，但是可以肯定：那将是一个连小历史也不容易为他人左右的中国。
相对于平稳时期，大变革时期的政治人物有条件对历史的运动曲线施加更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政客式的，还是政治家式的，则只有书写大历史的后人方可定论。
中共第三代执政集体主要成员之一的朱镕基，正是中国这样大变革时期的政府首脑。近十二三年，中国大地展开了加速市场化的雄壮戏剧———开放到加入WTO、改革到破冰攻坚、发展到国力空前———而这幕雄壮戏剧的主角之一，也正是从副总理到总理的朱镕基。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无一例外都是这出戏剧的参与者。我们共同选择了不归之路，渐行渐远，寻找并迈上通往天堂之门的正确路向。
□特约撰稿凌志军□本报驻京记者马克邓科
1989年到1991年，古老的中国在她的变革路上绊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跟头，但是很快，88岁的邓小平把她扶了起来，并且给她的几个领路人指了指方向。几个月后，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宣布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0月19日，邓小平出现在十四大的闭幕式上，他的身后跟着政治局新当选的7位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
朱镕基十四大之前仅是中央候补委员，但是大多数党代表对他出现在常委行列中并不感到吃惊，因为现在又回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而轨道的设计者邓小平对朱镕基有过这样的高度评价：“我们党选干部不光要政治可靠，还要懂经济。我党高级干部中懂经济的不多，朱镕基是一个真正懂经济的。”
连续两年4%左右的GDP低增长之后，尽管高层的提法还是“保4争5”，但1991年的中国经济已经有点按捺不住了，当年的增长率比上年高了一倍半，达到9.2%。“南方讲话”和十四大之后，各地更是大干快上，犹如一个饿了几顿的少年在狼吞虎咽。
1992年的中国人热血沸腾，GDP增幅飞涨到14.2%，官员们的审批前所未有的松快，到处都是新开工的项目，到处都是新成立的公司；银行的资金哗哗地往外流，全然不顾收不收得回来。国务院在这一年的投资预算是8000亿，数目空前，但是实际上投出去11829亿。
进入1993年，大家的情绪更加高涨，每天都有500家新公司开业，每周有140家老工厂改头换面成了股份企业；全国都在争建特区赶超深圳，中央政府批准了119个经济开发区，可是实际上开张了8700个开发区；1000家房地产公司和10万建筑工人开进了广西小城北海，因为人们相信这里将是大西南的出海口；海南省的房地产比北海更热，因为海南是全国最大的特区。
地方政府的官员不再乞求中央政府给钱，他们发现其实银行的钱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因为每个城市银行里的官员都是他们任命的，自然惟命是从。
中央银行对货币和信贷的控制不再有效，银行里老百姓的存款就像决了口的洪水一泻千里。国家统计局1993年4月份的报告说，地方政府的投资比中央政府还要多。
可是中国脆弱的基础设施和原材料工业根本承受不了如此迅猛的经济扩张，飞机票一般人根本买不到，货运列车每天短缺5万辆，造成损失11个亿，客车则总是超载，每天有80多万人站在车厢里度日如年；原材料的价格还是双轨制，但是钢材水泥的价格先是每月、后是每周上涨几百元，各种“倒爷”又开始漫天飞舞，连大学校园里那些“板材”、“线材”都弄不清楚的半大孩子也在琢磨着哪儿能搞到货源和车皮。
很快，1980年代后几年令人心悸的通货膨胀卷土重来：1992年末，商品零售价格上升了6.7%，大城市的生活物价指数涨了17%。那些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涨价最多：粮价上涨了43%；燃料价格上涨69%；建筑材料价格上涨25%，到1993年春天，原材料价格上升了40%，这预示着更猛烈的通货膨胀将接踵而至。
但是很少有中国的高级官员看出苗头不对，这也正应了邓小平一年前的话：“我党高级干部中懂经济的不多”。
64岁的副总理朱镕基是看出苗头不对的高官之一。两年前，他在上海顶着“姓社姓资”的压力鼓动加快改革，如今，他决定冒着被指责为拖改革开放后腿的风险给经济降温。
当年的4月1日，朱镕基把省长们统统召到中南海，请求大家“积极、正确、全面地领会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既要抓住机遇，加速发展，又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
所有人都能听出弦外之音，可是地方大员们却都不买账，一位省长说，“就全省来看，我们并不热”；另一位省长接过话头，“连你们都不热，我们更不热”；第三个省长说：“我们只有个别城市的速度较快，但那主要是由于外资的进入”；第四个省长顾左右而言他，根本不说自己“热”还是“不热”；第五个省长倒是表了态，但他的态度是：“我们才刚刚开始”；第六个省长更加干脆：“我们这里连温度都没有。”至于西部地区的那些省，都说自己被越甩越远，追还追不及呢！末了，省长们达成共识：1993年是“大干快上的一年”，要比1992年有更大作为。
显然，省长们对面前这位政治局新常委的了解还非常有限，他们没想到，这位副总理虽然言辞谦虚，但踩刹车的决定早已作出。
这也难怪，朱镕基是个个性十足的人，他头脑敏捷，行事专断，疾恶如仇，幽默而富有人情味，藐视强者而同情弱者。1993年他64岁，却仍能把圆周率背到小数点后近30位。他还给自己定下“三不”规矩：不受礼、不剪彩、不题词。一个外国记者研究了他的所有照片后，说他不会笑。一个中国记者多次听了他的讲话后，说他有四敢：“敢说，敢干，敢怒，敢爱。”还有人说他：从“右派到政治局常委，其跨度之大，非坚忍不拔之人莫能过也”。
由于李鹏总理病休，江泽民与朱镕基联手应对经济大局就成为1993年夏天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他们也真的想出了种种应急的办法：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限期收回违章拆借资金；削减基建投资，清理所有在建项目；削减行政费用20%；重新审查开发区；停止地方当局向企业和农民集资；改革外汇留成制度；停止用“白条”支付农民的粮款；停止出台新的价格改革措施，等等。
6月24日，这些办法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发全国执行，成为震撼全国的“十六条”。这还不算，副总理又接连发出了7个指示，把国务院的10个督察组派到20个省区(后来又增加了7个省)。“督察”的意思，就是监督和检察，其成员不仅仅来自中央政府的经济部门，也包括专司人事和党纪的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与此同时，上下舆论一致呼吁，局部服从整体，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保证中央政府政令畅行。这种将经济与党纪联系在一起的办法，让那些地方的官员不敢放胆胡来。
真正富有“朱镕基特色”的一幕，是他强力收缩银根，迫使那些为所欲为的银行回收贷款，这是对从中央到地方、从单位到个人的投资冲动的釜底抽薪。
经济过热的直接诱因是投资过度，投资过度是因为金融失序，到1993年春夏之交，金融混乱达到了顶点，下面几个例子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一个姓李的湖南人提出公款100万元，在银行透支1000万元，然后私刻公章，制造了操纵股价牟取暴利的“苏三山”事件；中国农业银行衡水中心支行把100亿美元交给了两个在纽约注册公司的骗子；一个叫沈太福的人以24%的年息集资10亿，自己贪污200万。
银行是中央垂直领导，一向是听话的好孩子，可是那年春夏，国务院接连7次发文，结果全然无用。7月，朱镕基自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在人总行约法三章：一、清理违章拆借；二、不得竞相提高利率、不得收取贷款回扣；三、银行不得向自办实体注资，自办实体和银行脱钩。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紧接着召开，朱镕基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身份，命令属下的行长们在40天内收回计划外的全部贷款和拆借资金。“逾期收不回来，就要公布姓名，仍然收不回来，就要严惩不贷。”他伸出手来，点着那些银行官员的鼻子厉声说道，“自己不勤政，又不廉政，吃吃喝喝，乱批条子，任人唯亲，到处搞关系，把国家财产不当一回事，你还坐在讲台上面作报告，下面能不骂你？更不会照你说的去做。你也不敢处理一个人，就只能搞点福利主义，给大家发点奖金，形成一种庸俗的机关作风，这要害死人的。
说到最后，他高叫一声：“同志们”，在听了那么多刺耳的话以后，大家还能听到他说“同志”，反倒吓一跳，谁也不敢走神，就听他接着说：“我在这里讲的，如果我自己做不到，我绝对不要求大家。如果你们发现我有不廉政、不勤政的问题，你们可以检举、揭发。但是我也要求大家，你们自己一定要以身作则。”
他停下来，示意大家可以走了。目瞪口呆的行长们连道别的话也忘了说，忐忑离去。所有银行里的电话交换台当即忙得不可开交，铃声响个不断，都是找自己的客户催着还钱的，仿佛当初忙着往外借钱一样。营业厅里又排起长龙，不同的是，这一回男男女女都是往里面送钱的———不是储蓄就是还债。也有来说情的，要银行通融，把债务延期，可是银行这次一点都不讲情面，他们说：“我通融你，朱老板非把我的头砍了。”
从此以后，朱镕基就被银行的大小官员叫做“朱老板”了，共产党的领袖被属下叫做“老板”，这可是头一回。
到7月底，拆借的资金收回来332亿，还增加了405亿的储蓄，以此为储备，银行又可以发行几百亿元去收购夏粮，国库券又有人买了，财政部不再厚着脸皮找银行借钱发工资了，股市也止跌企稳了。报纸上兴高采烈地欢呼“宏观调控初见成效”。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室主任袁钢明在10年之后评价道：“朱镕基最漂亮的杰作就是199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虽局部地区受了影响，但中国经济防止了更高程度的、全局式的恶性泡沫。如果不是当时采取断然措施，中国的损失将是极其惨重的。对于朱的这个功劳，怎么说都不过分。”
朱镕基的1994改革年:"经济沙皇"捅了马蜂窝
这下可是捅了马蜂窝，虽说改革总是有人失去有人得到，但要让强势阶层让出既得利益又谈何容易
“十六条”里有十三条是经济手段，只有三条是行政手段，因此，本次宏观调控与过去行政收权式的治理整顿是有本质区别的，也不会重蹈过去“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覆辙。
这是报纸上对1993年6月下发的中央六号文件所作的解释。
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如果没有手持尚方宝剑的督察组在后面虎视眈眈，如果不是上升到党纪高度，如果没有对丢乌纱帽的恐惧，习惯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地方当局和实际上受控于地方大员的银行系统对六号文件的执行就要大打折扣。
中国那些为数不多的懂得西方市场经济原理的经济学家此刻向中南海建言：现在的关键不是热与不热的问题，而是改与不改的问题。他们说，加速发展首先要加速改革，只讲发展不讲改革，肯定要出乱子。他们还说，不能再拖延时间了，只有彻底改革中国的财政、税收、金融、投资、价格体制，中央政府才有可能真正拥有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手段，中国经济才有可能走出计划体制下的治乱循环。
经济学家的意思很清楚，六号文件无疑是一剂猛药，但是长治久安靠的是制度建设。
他们把意见告诉了朱镕基。“必须紧紧抓住和十分珍惜当前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朱镕基把手一扬，拧起眉毛说，“坚决推进我们酝酿多年想干而没有条件干的改革。”这话要是不加署名，人们会认为是哪位40岁以下以敢言著称的经济学家说的，怎么也不会想到竟然出自这个固执、强悍，甚至有些专断的政府的副总理之口。
可是当时这样说话的人还不只是朱镕基，还有江泽民，还有李鹏，他们连续发表加快改革的长篇讲话时，党的另外4位常委也全都在场聆听，即使在中国这样充满了会议和讲话的国家，这种局面也是不多见的。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的经济纲领宣布，要“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新的经济体制”。
1994年后来被称为“改革年”。元旦刚过，国务院的高官们就放下架子主动约见记者，党的宣传机构则表现出一贯的高效率，大家听来听去，好不容易弄明白，朱镕基的“改革新政”内容如下：财税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企业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物价体制改革。
这下可是捅了马蜂窝，虽说改革总是有人失去有人得到，但要让强势阶层让出既得利益又谈何容易。
最难办的财税改革，朱镕基要推行的是分税制，就是把税源分成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3种，目的是把地方拿大头、中央拿小头的财政格局掉个个，而这简直就是在割地方大员的肉。
可是说话口气有多粗从来都跟腰包有多鼓成正比，不改财税体制，中央政府就无法主导新经济体制的建设。经过十几年的放权让利，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从1978的31.2%下降到1994年的14%，能源交通通信等需要全局考虑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央却没钱上马，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日益凸显；诸侯经济的态势越来越明显，各地封锁市场自造财源，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巨大浪费；富省愈富、穷省愈穷，中央却无力调剂；公款高消费难以控制，通货膨胀压力越来越大……
作为第三代领导集体里的中坚分子，朱镕基设计一个中央和地方分享权力和利益的制度，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充当一个调停人。这个调停人强硬而不失灵活，尽管如此，分税制的确立也花了足足一年半的时间。朱镕基后来回忆说：“实行分税制，来自地方的阻力非常大。我是一个省一个省地去谈，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我自己则掉了5斤肉。”
从那时起，“朱老板”的称谓就不限于银行系统了，而另一个为朱所不喜欢的称谓也不胫而走———“经济沙皇”。
分税制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产物：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3成，地方拿7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7成，地方拿3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7成，可是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
分税制的效果是逐步显现的，1995年，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降到了谷底，10.7%，自那以后稳步上升，2001年达到了17.1%。
加强中央政府财力也许是朱镕基最重要的经济思路，这一思路贯穿了他的副总理和总理任期，使得中央政府办了大量长期以来应办想办但没钱办的事情，成效立竿见影。还在他的副总理末期，中国经济的瓶颈制约已经得到解决，经济发展的平台初步搭成。
1994年的另一个重大举措是汇率并轨。1994年之前，官方牌价是1美元兑5元多人民币，但是外汇调剂市场是1比8元多，黑市价更高，在1992、1993年投资高涨时，1比10你都换不到美元。
这就给“官倒”以巨大的牟利空间，1987年的外汇价差是500亿，1993年这个数字可能翻了1倍。
可以想见，朱镕基在1993年底宣布自1994年元旦起取消双轨制，实现汇率并轨的消息引起的震动有多么大，断了的财路有多么多。
经济学家吴敬琏1997年回忆道：“那时既得利益者进行广泛的公关活动，宣传汇率并轨将引起巨大混乱，甚至导致人民币崩溃。可是中国政府顶住了压力如期实现并轨，虽然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而有过短期的小混乱，但是现在人们不得不承认，总的结果是好的。”
汇率双轨制的结束减少了经济运行的中间成本，人民币从此迈出了按市场定价的脚步，中国的出口则立即受益，外贸在当年就由赤字转为黑字。
更长远的影响还在后面。1997年7月，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一些国家的经济遭到摧毁性的破坏，但是中国成功避过风暴。评论者看到的多是中国政府当时的举措，只有少部分人指出：1993年的宏观调控和1994年的汇率并轨，使中国得以提前补漏，这是中国后来避免危机的两个决定性因素。
但是也有论者指出汇率并轨的副作用，比如新华社高级记者、经济学者杨继绳就始终认为，1994年的通货膨胀率之所以高达24.1%，人民币因汇率并轨而大幅贬值是最重要的原因。
1994年的另一项影响全局的改革是银行改革：目的是让银行摆脱地方政府干预，把人民银行办成中央银行、专业银行办成商业银行、成立独立的政策银行承担政策性贷款。这项改革之所以紧迫，是因为1980年代以来历次经济过热的资金来源都是银行贷款，在各级政府的干预下，银行成了官员和官商的提款机，但是无论政府、企业还是银行，都毋需承担投资失败的责任，这种体制存在着严重的道德风险和通货膨胀风险。
事实上，同时推开的投资体制和计划体制改革，想解决的正是同一个问题。
至于价格体制改革，则是要完成1988年物价闯关的未竟之业。如同审批制在2001年，价格双轨制在1994年已经是千夫所指，人神共愤。统计数字显示，1992年仅利率双轨制一项，就有2200亿以上的寻租空间。
朱镕基在1994年的一揽子改革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这是中央的集体决策，不要把功劳挂在某一个人头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今年76岁的杨启先回顾说，“但是朱镕基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宏观调控体制的改革从1980年代就开始酝酿，但是一直没敢作决策，为什么朱能作决策？
因为他有魄力、他敢于改革。1994年的改革非常关键，没有这次改革就没有日后软着陆的成功。”
朱镕基领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政策全面转向
1993年的中国经济就像一匹瘦弱的小马，在兴奋剂的作用下拉着一辆大车飞奔，如果不尽快停下来，一旦药劲过去，就会连马带车一起，轰然翻倒。
作为政坛的后起之秀，朱镕基主导中国经济将近10年，他的经济政策和他的个性一样鲜明，也和他的个性一样褒贬不一。
在他推行的诸多政策中，争论最多的也许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争论最少的，则是他自1993年7月至1996年末带领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
通货膨胀率从1994年的24.1%降到1996年的8.3%，但是经济增长率则只从1..6%回落到9.7%。
那时候美国1990年代的长期繁荣才进行到一半，美国经济还没被叫做“新经济”，而自1970年代以来，凯恩斯理论失灵，高通胀低增长的“滞胀”难题一直困扰各发达国家的政府首脑。
因此，中国经济的软着陆在国际上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甚至认为朱镕基应当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国内，经济学界也极少有人对软着陆提出质疑，而国内经济学界一直被戏称为“十个人能提出十一种说法”。
1993年的中国经济就像一匹瘦弱的小马，在兴奋剂的作用下拉着一辆大车飞奔，如果不尽快停下来，一旦药劲过去，就会连马带车一起，轰然翻倒。
但是怎么才能既让这匹瘦马停下来又不心肌梗塞，国内的领导人并无成功经验，失败的教训却近在眼前——1988年底开始的“治理整顿”固然让通货膨胀率从18.8%降到了1990年的3.1%，可是经济增长率也从11.3%跌到了3.8%。
1993年的通货膨胀率是14.7%，已经向1988年的最高记录逼近。老百姓则再次萌发出抢购商品的冲动，贮存美元、黄金和优质耐用消费品的现象日益普遍。
刹车在1993年下半年已经狠狠地踩了下去，但是1994年的情况看起来却更加糟糕，GDP增长率下跌了一个点，通货膨胀率则上窜了6个多点，达到24.1%，一举刷新了1988年的记录。
行政命令的老办法固然见效快，可是既伤筋动骨又只能收效一时，况且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刚刚宣布了要搞市场经济。
朱镕基决定当一回探路人，用市场手段调控经济的探路人。
袁钢明回顾说：“他总结了80年代经济大起大落的经验，力图既控制住泡沫经济，又要让经济保持足够的增长，因此软着陆就成了他明确的方针。
所谓软着陆，就是经济不要一下子降下来，调控要逐步进行。1994年的通货膨胀为什么比1993年还厉害，因为这就是软着陆的方式，不会立竿见影，通货膨胀还会延续一段时间，但是加热的趋势已经得到缓解。
“紧缩把投机倒把、房地产泡沫的资金来源彻底断掉，但是朱镕基对基础性生产，尤其是贫困地区西部地区的正常生产还给予保证。宏观调控把集中到沿海的过热过多的资金返流到原来的地方去，这种做法既降低了通货膨胀，又保持经济的必要增长。”
1994年底，朱镕基自己作了一个阶段性的回顾：“去年6月中央下发六号文件，7月开始宏观调控。首先是整顿金融秩序，过去的既往不咎，7月7日开始，超出贷款规模乱拆借的银行行长一律撤职，结果(乱拆借)一下子就刹住了。
“第四季度中央又把银根放松了一些，对企业的流动资金放松了一些，这个放松是大有好处的，否则企业就没法继续生产，就会大起大落。这说明，中央对宏观调控力度的掌握是恰到好处的。”
1996年12月，袁钢明的两个上司、社科院经济所名誉所长刘国光和现所长刘树成在人民日报联名撰文，总结3年半来的宏观调控。据说，看到这篇文章后，朱镕基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篇文章把软着陆的经验总结为4点：第一，及时削峰，而不是等到经济扩张到难以为继的时候才被迫调整。第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适度从紧而不是全面紧缩，在结构上则做到有松有紧，对低水平无效益的企业紧，对泡沫经济紧；对高水平高效益企业松，对国家重点项目松。第三，适时微调，在适度从紧的总原则下，根据经济运行的具体情况微调和预调。第四，自始至终抓住软着陆的主线。宏观调控是以治理通胀为首要任务，还是以加快增长扩大就业为先，一度是争论的焦点，党中央和国务院则明确提出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并且自始至终贯彻了这一任务。
正如这篇文章写到的那样，在软着陆的问题上，经济学界并非自始至终都在用一个声音说话。事实上，从1996年下半年开始，经济学界就明显地分成了两个阵营。
袁钢明回忆说：“当时物价下降和企业流动资金紧张、投资下滑的情况同时出现，于是经济学界的分歧开始明显，以吴敬琏、刘国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主张继续从紧，以厉以宁、董辅为代表的另一批经济学家则认为经济已经偏冷，主张放松银根，还有人提出要扩大基建投资刺激需求。朱镕基当时的看法是还是要防止过热，他还公开批评过厉以宁，提出要继续适度从紧，防止过热、防止通胀回潮。”
“从执行效果来看，”袁钢明评论说，“从1993年下半年到1996年下半年非常成功，软着陆的成果有目共睹。当然局部问题也有遗憾，比如粮食问题没有处理好；财税制度的改革结果是发达地区受益更多，落后地区财政状况有所恶化；金融过于集中，金融工具收得太死，民间金融彻底关死了，农村金融明显矫枉过正，还有就是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很正确，但国企改革没跟上，所以不得不在贷款上对国企开口子，这就使银行改革打了折扣。”
1997年，中国的通胀率剧降到0.8%，经济增长是8.8%，这出乎国内大多数观察家的意料。这里有国内经济政策的原因，但更直接的原因，是从当年7月份爆发了席卷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致使中国经济增长在第四季度突然发生下滑，也使包括朱镕基在内的国内各界人士全面彻底地重新审视中国经济的增长环境和经济政策。
1998年3月，69岁的朱镕基正式就任国务院总理，几个月后，中国的经济政策全面转向，一个新阶段开始了。(本报记者卢嵘对本文亦有贡献)
新任总理以悲壮开场:"我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本届政府无疑是一届对改革目标和改革难度有着充分自觉的政府，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或大破大立，或大破小立，或者还刚刚破题。这一幕雄壮戏剧的主角之一是朱镕基，而我们无一例外是参与者。我们共同选择了这条不归之路，渐行渐远，寻找通往天堂之门的正确方向
那一幕戏剧性的场面是如何发生的呢？
1998年3月，新任总理朱镕基以一脸悲壮开场，此后数月，这一表情如此颠倒众生，颠倒全球媒体，乃至香港专栏作者阮次山干脆以夸张的口气叹道：“惊为天人”。遗憾的是，此类感叹暂时遮蔽了一种危险倾向，同时也大大强化了此种危险。
这种危险倾向就是大众“壮”而不“悲”，朱镕基“悲”而且“壮”，或者说因“悲”而“壮”。对“悲”、“壮”的自行取舍，表明本届政府对改革的目标与改革的难度有着充分的自觉，而大众一方面认同改革目标，另一方面却难以认同——至少是难以体会——改革难度。
这一细节的自相矛盾之处，并非无关宏旨，而是此后掀起争论与波澜——对朱镕基功过得失的评价——的伏笔。这是后话。
比如说，何为“地雷阵”？何为“万丈深渊”？地雷在哪里？如何引爆？
引爆的后果何在？这一问题如此严重，居然被大众所忽略，居然忽略了朱镕基何以会用《出师表》的风格发表施政决心：“我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惨烈图景 朱镕基决心排雷
广东引爆
1998年11月底，各省部级一把手齐刷刷地来到北京，参加一个罕见的金融研究班，当时的口号叫“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大有大战在即的气象。
城门失火，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在民间，甚至连臭豆腐卖不动了、剃头拔牙的人少了，都一股脑地归罪于亚洲金融风暴。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惨烈图景震惊了我们，也惊醒了我们：我们真的就是那么固若金汤吗？如果说此前对金融动手还心存疑虑的话，那么1998年举国上下显然获得了共识。
1998年6月21日，海南发展银行在岛内的141家网点齐齐关闭，宣告沉没。
以此为发端，5年里金融圈内几乎尸横遍地，家家有份。
屡屡作奸犯科的信托业被整体性地脸上刻字，而广东则成为重灾区。
1998年10月6日，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被强行关闭，次年1月10日，宣布申请破产。当天，香港《经济日报》社论标题一片肃杀气象：“朱铁面击破广信神话”。
2月4日，26名全球投资基金代表来到广州，与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王岐山——他被外界视为朱镕基决心排雷的先头兵——讨价还价。2月9日，华尔街日报就此发表评论说，“当金融方程式中移去了道德风险之后，中国的主权信用和整个投资环境会更加健康。”
但海外债权人关心的是偿还问题。1999年3月15日，朱镕基对此发表意见：“我想，今后不会有去年的金融机构破产，也许就没有了。但前提是各个债权银行不要逼债，不要逼他们提前还贷款；你逼急了，他就只好破产。
如果大家坐下来按照国际惯例谈一谈，采用资产重组、注资、债权变股权等办法，这个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你的债务也能得到赔偿，他也用不着破产。”
这番话是说给海外投资人听的。当时舆论普遍认为，本次事件是一个分水岭，它表明中国的金融机构开始遵循市场经济的铁律，政府不再对国有金融窗口公司所欠外债承担无限责任。
在此后的操作中，广东2000多个早已资不抵债的金融单位及其分支机构悉数消亡。当时，学界评论说，此举一方面“实现了金融安全区的构划，保住了广东省的改革成果”，另一方面可视为国家信用体系在中国的终结。
作为余震，2002年6月7日，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被关闭。在业内，该公司号称皇子皇孙，隶属财政部，曾连闯327国债案、长虹配股事件、东方电子事件而大旗不倒，却不料最终栽倒在银广夏财务造假案上。
引爆显性地雷后，中国金融业继续在“降低风险度”的旗帜下前进，大破而小立。
惜贷拯救不了银行
不良资产的旧伤如此之深，显然成为1998年后银行家们的殷鉴。现在，他们普遍实施的是放贷责任终身制。也就是说，经手人不论走到天涯海角，也依然难逃职责。
它产生了什么后果呢？一位基层信贷员说：“我可管不了8%，我为你保8%，然后你把我扔到监狱吗？”
银行内部则流传着一个笑话，说要警惕“穿高级西装者、出入大酒店者、带小蜜者”，因为这类人看起来更像个骗子。
银行家看所有人都像骗子的时候，他的日子也就好过不到哪里去：银行总得放贷赢利啊。经济学家宋国青说得好，银行“想给身体输液，却找不着扎针的地方”。
扎针的地方不多，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结果“杨白劳”与“黄世仁”大眼瞪小眼，彼此抱怨。
但学者李扬对此表示欣赏，理由是“银行承担不了拯救市场的责任，因为它本身就是被拯救的对象”。
所以银行家口里喊着“保八”，也是在商言商在先，在商言政在后。
这个现象向好里说，是银行越来越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银行了，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市场主体了。但是这个越来越像，指的是它的约束机制，问题是，只有约束机制而缺乏激励机制的市场主体依然值得忧虑。
1.4万亿不良资产悬念
看起来银行首先面临的问题还不是激励机制问题，而是化解巨额的不良资产。
1998年的春天，每天早上大约7点半，国家经贸委的大门边上就停满了来自各省市的小轿车。8点到了，他们蜂拥而入，直奔债转股办公室。
事情是这样的。当年4月20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正式挂牌，使命是处理中国建设银行高达2000亿的不良资产。此后长城、东方、华融相继成立，一年后，1.4万亿不良资产易位。四公司“把债权转股权、企业重组作为开展资产处置工作的突破口”，所以各地谋求债转股的就把它们当作突破口。
作为拥有大量低效率国有企业的转型经济国家，中国的银行重组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单一的银行重组，而是与企业重组二合一的“银企重组”。因此，此次动作就具备了很强的制度意义，被认为是国企改革主战役。
在学者张春霖看来，如果把“扭亏为盈”作为债转股的政策目标，又把“债务负担”作为政策依据，陷阱就产生了。
比如说，一个企业资产是100万，负债率是100%，交付利息之前赢利能力是3万，银行利率是5%，交付利息后亏损2万。但是债转股之后呢？它什么也没多干，不就赢利3万了吗？
因此，张春霖警告说，债转股战役由是演变成一出数额巨大的账面游戏，多了些“集体债务大逃亡”的道德风险，那么价值又何在呢？
实际上，朱镕基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2001年春，他明确指出：“会不会形成所有欠银行债务的国有企业都在等待着债转股？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批准了4000多亿的银行债务转为银行股份。”
他举天津无缝钢管厂为例：“这个项目的建设没有一块钱资本金，还不起银行的债务，不但还不起，连银行的利息都不可能还。200多亿的投资嘛，一年光利息就得付20多亿。你不能不救它，因为它的产品是符合国家需要的。
补充资本金财政拿不出钱来，那么就只能把银行的贷款转为银行对于这个无缝钢管厂的股权……那么这个债转股以后呢？现在这个天津无缝钢管厂已经扭亏为盈，很快就会有红利发生，这个钱是完全可以收回的。”
专家曹远征说，资产管理公司实际上就是一个托管机构，它的运作原则就是变现为上，它不是一个盈利主体，它以消灭自己为目标。
它怎么消灭自己呢？就是借助外力，以招标、拍卖等方式引进外国投资者。在巨大的中国不良资产处置市场的吸引之下，一些有实力的国际投资者成为资产的大买家。中国不良资产处置的速度因此有望加快。
朱镕基闯两大雷区:一是国企改革一是机构改革
谁领去年风骚？
这个答案看2002年度CCTV经济人物评选。
第一个冲上颁奖台的是一汽集团总经理竺延风，此人年方41岁，人称“少帅”，委实是号人物。
汽车业去年出人意料地打了一个翻身仗，第一次超过电子产业，成为GDP增长的头号功臣。遥想两年前汽车业灰头土脸的日子，真有河东河西之叹。
第二个冲上台的是李毅中，他的头衔是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总经理，中石化去年最光彩夺目的业绩，一是在争夺加油站中与地方政府斗智斗勇，战而胜之；二是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有了国际化气象。
其次还有上海宝钢集团公司总经理谢企华，中国联通总经理杨贤足，诸公财大气雄，都是国企巨头。这一点在此前的评选中确实罕见。
那么，它能说明国企改革的成功吗？
2002年3月15日，朱镕基的回答是肯定的：“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在3年里实现扭亏为盈，这个目标已经基本完成。如果没有这些国有企业交税的话，中国的财政收入状况不可能这么好，不可能每年以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1倍的增幅在增加。”
但偏偏有人较真，因为这些大家伙基本上还是垄断产业或者是相对垄断产业，它们能不赢利吗？
何况还有父爱主义。比如说，宝钢的谢企华就得到过关照。那是2001年的事，中国石油西气东输管线钢全球招标，半路里杀出韩国浦项制铁，报价每吨217美元，而宝钢是395美元，后来宝钢降低了竞价，被照顾了4万吨。
但是和5年前相比，日子毕竟好多了。5年前，如果谁想体验垄断带来的怨气，那就到电信部门去找满足吧。现在，虽然我们还有怨言，但是毕竟可以扬眉吐气一把了。
5年来国企改革最动人的一幕，当属垄断产业的重组。在此之前，则不得不提政府机构改革，后者使前者的步伐相对从容。
朱镕基一次性拆掉9座小庙
当年，外电曾评价朱镕基闯进两大雷区：一是国企改革，一是机构改革。
1998年的“两会”期间，他在人大湖南代表团参加讨论时说：“我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
他干的这事是一次性拆掉9座小庙，9个专业经济部门一并撤销或降格。
此举意味着按照计划经济模式设计的政府机构框架逐渐消解。
但是其中难处可想而知，机构改革剥夺的不单纯是部门利益、个人利益，还有集团利益。
当年，零点调查公司对1012名企业家的调查发现，仍有25%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希望保留产业主管部门。此中情绪表明，部分企业家对市场压力深感恐惧，尽管他们同样抱怨婆婆管得宽，但婆婆也有温暖体贴的一面。
1997年12月底，朱镕基在一次讲话中道出一番苦衷：他正在操作国务院机构改革，找几十位部长逐个谈话；没有一位部长主动表示自己的部门该撤；长时间坐着谈话使他过度疲劳，每次站起来都很困难。
各部委的官员们说，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还不那么有力，还离不开那只有形的政府之手。
但是朱镕基还是把这只手砍了下来。国务院序列当时有公务员3.3万人，按照精简一半的指标需分流1.7万人，其中有2000人即将到年龄而自动离退休，仍有1.5万人需要安排。
1999年4月14日，朱镕基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宣布了自己的胜利：“我们原定的目标是要3年内把中央政府减少一半，但是去年我们就把这个一半机构减少了……现在政府机关的人是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今年我们要进行地方政府机构的改革，当然这个任务就比较艰巨了，因为它不是33000人，而是500万人。我们的目标也是要减少一半，当然我们把这个时间确确实实要放宽到3年。”
2001年2月19日，国家经贸委举办了一个简朴的新闻发布会，宣布国家机械工业局、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等9个国家局正式撤销。3年前，它们由部降为局，3年之后终归于撤销。
这个过渡如此平稳，连国家经贸委原主任盛华仁都感到惊讶，“在调整中几乎没有人给国务院给中央写信”。
经济学家周其仁对此评论说，政企分开为市场秩序奠定了制度基础，防止政府的管理权力与市场利益搅在一起。但是企业能否真正自主地投入市场竞争，还受到地方政府的制约。其中最为舆论关注的有两大垄断行业：铁路和民航。尽管铁道部和民航总局都提出了改革重组的方案，进展却殊为迟缓。
但它们不会是最后一批谢幕者，岁暮年初，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的传闻再度响起，不过，这已经是下一届政府的事了。
朱镕基:我不能接受"赤字总理"这个荣誉称号
西方的一些观察家开玩笑说，2000年度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应当授予朱镕基，因为他不单战胜过烈火(指的是通货膨胀)，还战胜过寒冰(指的是通货紧缩)。但是有些人不这么看，他们认为朱镕基是“赤字总理”。
我们看到，本届政府展开的是一幕雄壮的戏剧，所描述的本质上是一个简单的主题：致富的愿望与致富的能力，以及供给致富平等机会的制度创新。
大众由“壮”而不“悲”变成“壮”而且“悲”，朱镕基“悲”而且“壮”，情怀依旧。对“悲”、“壮”二字的重新回归，表明本届政府对改革的目标与改革的难度有着充分的自觉，而大众一方面认同改革目标，另一方面体会到改革的难度，开始呼唤公平。
本届政府无疑是一届对改革目标和改革难度有着充分自觉的政府，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或大破大立，或大破小立，或者还刚刚破题。这一幕雄壮戏剧的主角之一是朱镕基，而我们无一例外是参与者，我们共同选择了这条不归之路，渐行渐远，寻找通往天堂之门的正确方向。
8%：主题与变奏
在朱镕基施政纲领里，排名第一的所谓“一个确保”，就是确保8%的GDP增长率。当时没有多少人预料到，在此后的日子里，8%这个数字是多么的折磨人。
看起来真是奇怪，事实上，在此之前的13年里，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9.6%，为什么形势突然转折，为区区8%而操心？
因为除了地雷阵，还有两块乌云漂浮在朱镕基头顶。
一块飘荡在国门之外：它会不会最终激荡在中国上空，夹带冰雹砸坏我们的门窗？这块乌云就是东南亚金融危机。
外经贸部的官员很快为自己的草率乐观而后悔。最初，他们向朱镕基承诺，即使达不到1997年20%的增长率，踮踮脚跟怎么着也能摸到10%。结果令朱镕基大失所望，是负增长，而且这一负就是3年：从1998年到2000年，持续低迷。
另一块飘荡在本土上空。企业家们忙着大打价格战，大商场寻找一切理由打折，就连世都百货———那可是当时北京城富人扎堆的地方———有时居然也打到1折。但是他们痛苦地发现，消费者还是不为所动———经济学家们说，这就是通货紧缩。
甚至连朱镕基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声“可惜”，“VCD生产得太多，世界第一，卖不出去”，吓得整个行业出了一身冷汗。
实际上早在1997年年初，一个名叫刘慧勇的人就上书朱镕基，建议应当注意通货紧缩这个危险而陌生的敌人。但是这个恼人而陌生的面孔到底是不是通货紧缩，当时决策层还存在争论。
1998年2月，李岚清副总理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的发言，表明决策层不仅承认了这个敌人的存在，还下决心战而胜之。他说，在未来3年内，中国将投资7500亿美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确保8%呢？
经济学家们说，GDP增长率简直就是中国经济机器——众所周知，它的运行效率还难如人意——的润滑油，“一慢下来毛病就全出来了：对财政来说，GDP一掉，财政收入加倍掉，就揭不开锅；对银行来说，GDP一掉，存款往下掉，坏账往上冲，就可能出现支付困难：对企业来说，GDP一掉，三角债立刻膨胀；对就业来说，GDP一掉，就意味着数百万工人下岗。”
答案是“非得倒一大桶进去不可”，这一桶就是8%。
收钱的人与花钱的人
谁是1998年最忙碌的部门？答案是税务、海关、审计、军队以及交通部门。前三者忙着收钱，后者忙着花钱，军队则忙着抗洪。
1998年，全国各地的税务局门前冷落，百万税收大军散落街头小巷，与各色人等一笔笔清算陈年旧账。年底一算账，居然增收了1560亿元，乐得朱镕基跑到国家税务总局拱手相谢。
在一次与政协委员的座谈会上，朱镕基说：“这主要是上一年打击进口走私，进口环节的税收增加了700多亿。”
是年，中央政府以国债的形式向民间飞快地借了2000多亿元，加上配套资金高达6000亿元，然后又飞快地把这些钱花出去。这些钱花得如此之狠、之快，连广州一家习惯于坐冷板凳的私营企业主都感同身受：他看着仓库里积压的测绘仪器像水一样流出，看着人民币像水一样流进自家腰包，恍然若梦。
恍然若梦的还有各地政府，地方政府向中央要钱历来当仁不让。但这一次不同，他们发现，富贵逼人来，天上真是掉馅饼了。一个内地省会城市干脆组织了500多人驻扎北京，夜以继日地画图纸，然后夜以继日地把图纸变成现金。
突然暴富的交通部却是愁眉不展，当年10月，时任部长的黄镇东召集各路人马，号召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把全年1800亿的投资花出去。
所有这一切都直奔那个8%而去，人们焦急地观察投资的效果。年底到了，结果是7.8%。
1999年3月15日，在“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如是说道：“过去的一年我感到非常难，我们的成绩来之不易呀！”
这一年朱镕基容颜不改，只是头发似乎日渐稀少。美国《时代》周刊感叹道，他就像一只飞向太阳的鸟，翅膀已被烤焦了。朱镕基的回答是，我的翅膀还在！
一边反贪污，一边制造贪污？
1998年10月20日晚，朱镕基在北海市迎宾馆就餐。突然之间，朱镕基面沉如铁，停箸不食。
当时正是《焦点访谈》开播的时间，那一次倒霉的是山西运城地区水利渗灌工程弄虚作假案。看罢该案，朱镕基沉默不言，夫人劳安劝他多吃一点，他将饭碗一推，低声说道，不吃了。结果举座为之不欢。
此前1个月，朱镕基在九江大堤上高声怒骂，指责被长江洪水冲垮的大堤是豆腐渣工程，是王八蛋工程，被奉为国骂之经典，一时广为传诵。
事实上，朱镕基之所以如此愤怒，固然出于对吏治腐败之痛恨，另一方面则源于一种担心。他担心旁观者的讽刺会变为现实：一边反贪污，一边制造贪污。
想想看，当年一个公路局长掌控着如此之巨的建设资金，连苍蝇都会飞过来。
果然，云南昆禄公路通车18天就不堪使用，此类丑闻举国震惊，云南遭受暂停国债拨款之处罚。
1998年的最后3天，朱镕基出现在三峡工地，反复强调质量问题。
但是这一系列举动并不足以化解质疑者的顾虑，反对者说，积极的财政政策把民间投资通过国债集中起来，变成政府投资，其弊端有二：政府投资不如民间投资有效率，其次容易孳生腐败。
对这个问题，朱镕基在2001年3月5日的政协委员座谈会上算了一笔账，作了局部回答：“去年比前年的财政收入——前年财政收入是13880亿——增加了1960亿元，差不多2000亿，超收680亿。主要增加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是国有企业的好转。国有企业的增值税比上一年增加650多亿，国有企业的所得税比上一年增加350亿，合计是1000亿。增收的一半以上是靠企业状况的好转。然后在进出口环节增收了差不多500亿，另外在股票市场的发展上，印花税增加200多亿，利息所得税也比前一年超收100多亿。
“所以你不扩大内需，国有企业就是亏损，财政也没收入，这个路子已经找到了。”
“我不接受‘赤字总理’这个‘荣誉称号’”
2000年上半年，GDP增长8.2%，这是整整3年里最闪亮的数字，景气低迷眼看着快要结束了。
当年的8月3日，本报曾以如下的方式做了一次报春鸟：“经济复苏似乎盼着盼着就真的来了。人们不再缩手缩脚，得了闲专挑大商场跑。地段价格稍好一点的房子，几十万元一套，刚刚看见个地基就紧着付钱。房地产商发现，已经烂掉的楼盘稍事运作就可能重现生机。他们确信正在迎来1993年以来最黄金的时期。汽油、钢材、平板玻璃的买家们则相当不习惯地发现，厂商在3年之后，重新试图跟他们讨价还价。”弗罗斯特的诗中写道：“一些人说世界将陷入烈火，一些人说世界将陷入寒冰。”西方的一些观察家开玩笑说，2000年度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奖项应当授予朱镕基，因为他不单战胜过烈火(指的是通货膨胀)，还战胜过寒冰(指的是通货紧缩)。
但是有些人不这么看，他们认为朱镕基是“赤字总理”。因为1996年编制“九五”计划时立下了两个财政目标，一是到2000年基本消除财政赤字，至少要控制在100亿以内，结果现在是3000多个亿；二是国债规模控制在3000个亿，不料现今到了18000亿，这还不包括地方政府借债。
对此，朱镕基不以为然。
2001年春，他对一些政协委员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政策主张，与他大多数发言一样，色彩雄辩：
“有的同志把积极的财政政策贬值成赤字财政，我认为这是绝对的不正确。如果不是这个政策，九八年就已经垮了，同志们。1000多万人的职工下岗，出口萎缩负增长，怎么能贬值为赤字财政呢？
“去年增收1960亿，比预算超收680亿。同志们，这钱不都回来了嘛？
你不就是发了1500亿的国债嘛，来搞这个基础设施嘛？
“我超收的680亿用在什么地方？同志们，200亿用于减少了赤字，就等于说又少发了200亿国债，去年实际上只发了1300亿。把300亿拨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我们成立了一个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就是来弥补全国的养老金的不足。”
在2002年“两会”期间，朱镕基进一步辩驳说：“前天我看到香港有一份报纸，送给我一个荣誉称号叫‘赤字总理’。我从来不接受荣誉称号或者荣誉学位，因此，对这个问题我需要解释几句。……留给下届政府的不只是债务，而是2.5万多亿的优质资产，在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将长期发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所以对不起，我不能接受‘赤字总理’这个荣誉称号，奉送回去。”
朱镕基的"入世与变法":WTO给中国一个全新开始
美国之行
1999年，中国加入WTO看起来已到最后关头。但国内的舆论有点怪，坚决主张“不能拿原则做交易”，明眼人一眼就看出，这句话的所指，就像是早已化为尘土的李鸿章。
这个被影射为李鸿章的人，就是现任总理朱镕基。
同年4月6日，朱镕基出访美国，他告诉美国人，“中国已经给美国很好的出价”，龙永图的话同样意味深长，“如果美国再不满意，会后悔很多年”。
看上去一切顺利，不料中间突然横生枝节，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在发表联合声明之前，公开了中国的底牌。
朱镕基被完全激怒了，中美谈判破裂。
美国一名记者以尖刻的口吻挖苦克林顿：“他入主白宫以来，最应该后悔的事情有两件，一个是勾搭了莱温斯基，一个是拒绝了中国人的协议。前者证明了他的无耻，后者证明了他的无能。”
克林顿赶紧找到朱镕基重修就好，建议再次启动谈判。事实上，美国对中国市场的需要同样迫切，它之所以态度强硬，不过是想获得更多的利益，而非阻止中国入关。应了那句老话：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国。
这个姿态让朱镕基重新乐观起来：“有些观察家说，我们已走了百分之九十五的路程，我自己认为，差不多是白分之九十九了。”
不料峰回路转，5月7日，美国人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举国声讨“美帝国主义”。中美谈判再度搁浅。次年，中美撞机事件使两国关系雪上加霜，降至冰点。
入世与变法
1999年秋天，江泽民主席访美，以求大同存小异的政治家智慧一举扭转局势，中美谈判重返正轨。11月15日，中美达成协议，入世大门从此洞开，此后不过是一些细枝末节。
2001年11月13日，轻舟过了万重山，随着多哈的一声槌响，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从此，中国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对大多数人来说，WTO这个词汇在耳朵根聒噪了十几年，早就听腻味了。
但是它一旦变为现实，就是胡萝卜加大棒，一不留心就挨一棒子。
因为加入世贸组织，不是那种一次性的交易，而是与公开、透明、公平的基本市场原则的对接，最终导致社会权力的重新分配。而众所周知，此前法律法规的表面冲突，反映的不过是利益集团的各自取向。
其次，所谓与国际接轨，意味着要看着别人的脸色行事了，因为WTO体现的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要求，而非一己之意志。
早在1999年，中美双边谈判达成协议后，中国对与WTO接轨的“变法”工程就已经启动，涉及国务院25个部委，囊括2200多条全国性法律法规、数以万计的地方性法规、难以计数的大小文件；涵盖了外贸、金融、税法、知识产权等诸多领域。
清理门户的工作大概做了1年零3个月，才理出个头绪，解决之道很中国，叫“谁出台，谁负责”。
如果说上述动作不过是应对入世之需，那么今后3到5年内，将次第向重典推进。届时人大部门那叫真忙。
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无论从1793年的马尔嘎尔使团到访算起，还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的屈辱算起，都以中国加入WTO告一段落，而拥有全新的开始。
朱镕基"破戒"题词:总理三写"不作假帐"
朱镕基曾经为自己“约法三章”：不题词、不剪彩、不受礼。正因如此，他少有的几次“破戒”更引人瞩目。这其中最著名的两次，一次是为中国新成立的三个国家会计学院题写了校训“不做假账”，一次是为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朱镕基三写“不做假账”，是2002年11月19日他在香港举行的第十六届世界会计师大会上演讲时自己透露的。
这其中也有些许差异，2001年4月16日，朱镕基在视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时，为该校题写的校训是：“不做假账”。同年10月29日，朱镕基视察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后，题字是“诚信为本，操守为重，遵循准则，不做假账”。位于厦门的第三个国家会计学院还在建设中。
朱镕基在香港说，“我希望每一个中国国家会计学院毕业的学生，永远都要牢记这四个大字！”
朱镕基考察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时，曾经跟在场的人员半开玩笑地说要做一个调查：“我最关心的是这些学员做不做假账，你可以对学员做一个不记名的调查，发一个卷子，让他打勾：一个是严重做假账的；一个是稍微做点假账的；一个是不做假账的。你做一个调查看看，得出一个百分比。调查要确实不记名。”可见他对于有关会计人员造假的真实情况是有疑虑的。
在后来朱镕基发表的重要讲话里，他把不少会计师事务所和会计人员造假账、出具虚假财务报告称作严重危害市场经济秩序的一个“毒瘤”。指出许多贪污受贿、偷税漏税、挪用公款等经济违法犯罪活动，以及大量腐败现象，几乎都与财会人员做假账分不开。“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信用文化，一个没有信用文化的国家怎么能够建立市场经济？”
他指出，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是企业科学管理和政府宏观经济决策的依据。虚假的会计信息必然会造成决策失误，经济秩序混乱。国有企业改革要获得成功，必须加强经营管理特别是财务管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在强化法制、严格管理的同时，加强会计从业人员特别是注册会计师队伍的建设。
在那次讲话中，他明确要求，所有国有大中型企业、金融机构的财务主管，都必须到国家会计学院接受培训，达到合格要求才能上岗。
朱镕基为《焦点访谈》栏目题词是在1998年10月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主任梁建增对于当时的情景还记忆犹新。朱镕基来视察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意外，因为在此之前，朱镕基曾经多次对《焦点访谈》做过的节目作过批示。那一天大家确实非常激动，就像敬一丹后来所说的：“他一进来，我们的眼睛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
朱镕基那次说了很多鼓舞人心的话，特别是他说，料到《焦点访谈》肯定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阻力，来视察就是表明一种支持。他说：“《焦点访谈》自开播以来，我不敢说是最热情的观众，至少也是很热情的观众；既是一个积极的支持者，同时也是义务的宣传者。我在各种场合都宣传《焦点访谈》，尽管你们也没给我推销费……”
他说：“《焦点访谈》以其良好的宣传效果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舆论监督指出我们前进中的问题，反映群众看到希望。因此各级领导和社会各方面都要支持舆论监督。”在后来和记者、编导的座谈会上，他还说：“我也接受你们的监督。”赢得大家的一片掌声。
朱镕基那天还对《焦点访谈》的工作提出了很多具体的要求和期望，其中一些涉及到极为细微之处。比如他说，要避免咄咄逼人的采访，不要自己下结论，不要做裁判员等等。
那天的题词，是敬一丹代表全体编辑、记者向朱镕基提出请求的：“您能给我们留几句话吗？”当时没有抱太大期望，没想到朱镕基没有犹豫就拿起笔来写了赠言，刚刚写完前两句，站在总理正后方的白岩松就忍不住率先鼓起了掌，大家也都鼓起掌来，朱镕基笑着说：“我还没写完呢。”然后又写下后面两句话。写完之后，朱镕基还笑问：“怎么没有准备毛笔呢？我的毛笔字更好些。”
在随后的座谈会上，朱镕基笑着说这四句话不是临时想出来的，是昨天晚上想了一个晚上的，以至于血压都升高了。
朱镕基执政最后一年:更为务实甚至还有些可爱
破与守的交织
2002年的朱镕基已不复当年的火爆脾气，代之以温情的一面。
首先是朱镕基以较浓厚的笔墨在2002年强调“平民意识”，其平民情怀发乎于心，令人动容。其次是从2001年夏日辞别清华开始，这位老人在不同场合面对记者时，自我评价的言辞明显增多起来，这股柔劲更显得荡气回肠，甚至还有些可爱。
隅守守，是朱镕基在最后一年执政的主题词。在2002年“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他的调子便已清晰可见：“我将恪尽职守，奋力拼搏，以不辜负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是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国务院全体同志的帮助下来进行工作的。我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有限的。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
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朱镕基没有食言，他朝着为百姓办实事的方向努力，将“平民意识”发挥得淋漓尽致。
2002年3月5日，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一口气扔出了培养和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增加农民收入等8大民生问题。并且强调“必须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培育和提高居民的购买力。”对此，朱镕基特别提出了5条措施：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适当给机关事业单位员工加薪；扩大就业和再就业；改善消费环境。
如此这般将民生问题放入宏观经济政策的高度加以强调，在历年来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实少见。
而农民问题一直是朱镕基的一块心病。2002年3月29日，朱镕基深入山西太原、晋中、临汾及吕梁山腹地的农村和天然林保护区考察，宣传“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的思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2002年12月27日，朱镕基会见出席全国民委主任会议代表时显得更为语重心长：要动真情，干实事，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朱镕基对困难群众的关注几乎贯穿了整个2002年。也正是这一年向人代会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朱镕基在中共执政史上第一次使用了“弱势群体”这一敏感之词。
朱镕基“平民情怀”的另一方面，还特别体现在其一直着手解决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再就业工程问题上。
然而，现实中，中国从1990年代开始便出现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状况改善之间结构断裂的问题有增无减，使“现阶段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高度相关”最终变成了一句空谈。尽管2002年GDP保持了7.8%的高增长率，但城乡居民低收入者和农民的收入问题并没有得到明显改观。朱镕基的平民情怀终究被烙上了悲情色彩的印记。
朱镕基的另一个重要政绩还表现在2002年12月31日开通了世界上第一条磁浮商业示范运营线———上海磁浮列车线。
外交突破
2002年11月4日，朱镕基先后出席了东盟领导人会议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与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该协议是开辟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的里程碑。
此外，在东盟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中(俗称“10＋3”)，朱镕基重点围绕“10＋3”会议“推进东亚合作”的主题，提出深化“10＋3”合作的政策主张，提议将经贸、信息产业、环保、人力资源开发、文化合作作为3方确定今后合作的重点领域。
智者胸怀
2002年朱镕基在公开场合多次传递这样一个重要信息：社会公正性。
痛斥做假账，是朱镕基强调社会公正性最突出的表现。
强调社会公正性多少有些为其严字当头的执政生涯谢幕的意味，但同时也体现了这位睿智老人的坦荡胸怀。
另一方面，朱镕基自我评价的言辞不断见诸报端。2002年“两会”期间，朱镕基坦然表示“自己原来没有估计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么大”；“我所不满意的，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等等。这与之前“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陈辞相比，这个时期的朱镕基显得更为务实和淡泊。
朱镕基昨天的85分钟
上午9点零6分，朱镕基内阁的历史进入倒计时。在高朋满座的人民大会堂，身着黑色西服的朱镕基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走上主席台，宣读他执政生涯的最后一份政府工作报告。
雷厉风行的朱镕基依然锐色不减，一开场便单刀直入，总结其执政5年来的工作成绩。在1个多小时里，洋洋洒洒数千言列数了5年来朱镕基内阁最为“出彩”的九大施政“心得”。其中，最为朱镕基内阁津津乐道的首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经济结构调整、将“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和推进国企改革。同时，他还分析了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农民收入缓慢、失业率较高等十余个遗留问题，并向下届政府提出扩大消费需求、抓好“三农”问题、加快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推进西部大开发等8项建议。人民代表10余次热烈的掌声，表达了对朱镕基及其整个副总理、总理生涯的肯定。
两赴"泡沫经济博物馆" 朱镕基令北海回到地上
上世纪90年代初，海南、北海、惠州成了全国经济过热的三个符号，作为中国沿海“最后一块处女地”，北海无疑是热中之热，被经济学家称为中国的“泡沫经济博物馆”。10年过去了，这些当年“超常规、超想象、超规模”开发造成的影响仍未消除。
从1993年到1998年，5年时间里，作为国家重要领导人的朱镕基两到北海考察，这对于一个地级市来说是绝无仅有的。有人甚至认为，1993年1月朱镕基到北海的考察直接坚定了他实行宏观调控的决心……
朱镕基令北海回到地上
“没有谁比朱镕基对北海的影响更大了，是他的宏观调控政策给了北海当头一棒，北海热才大潮退去。”新华社北海记者站的主任记者梁思奇数了数来过北海的七八位国家领导人，作出这样的判断。他甚至认为，是1993年1月朱镕基来北海考察，直接坚定了他要实行宏观调控的决心。“因为他回去没多久，金融系统就开始整顿了。5个月后，即当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下发，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加大。”
1993年1月4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第一次踏上北海的土地。此时的北海已成了中国最“狂热”的一块土地。
广西社科联主席、时任北海市委副书记的周国丰用20个“暴”字来形容当时北海之“狂热”：项目暴立、地产暴热、高楼暴起、万商暴涌、边贸暴做、人才暴入、客房暴满、银滩暴游、车辆暴流、财政暴增、银行暴存、居民暴利、农民暴收、商品暴销、川味暴行、市容暴变、物价暴涨、剪彩暴举、领导暴忙。
在这20个“暴”字背后，是全国各地数千企业数百亿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入北海。10万人口的小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四面八方拥入了50多万的炒家、淘金者。写字楼价格从1000多元／平方米飞涨到4000元-5000元／平方米；公寓楼价从不到1000元／平方米猛涨到2000元-3000元／平方米；房地产公司一下子冒出1000多家。
一个占地不过0.333平方公里的屋仔村，就有上千家公司在这儿安营扎寨，房产公司招牌林立，让人眼花缭乱。路边的小餐馆，通宵食客不绝，操着全国各地的口音在谈论着项目、土地、大厦，在憧憬着一夜暴富。
而北海市政府也在梦想着在短短的几年里，把北海建成一个人口100万、城区面积100平方公里、工农业总产值100亿的现代化大都市。
他们“勇敢大胆”地推出“低门槛”政策，低价出售土地，还允许拿到土地批文的公司炒地。于是一块尚在规划中的红线图上的土地就在不同的房地产公司间炒来炒去。市政府几万元一亩批出去的地，几经倒手，最高的竟被炒到了100多万/亩。一年多的时间，北海市竟批出去了80平方公里的土地。
为了吸引投资，北海市政府还对投资者实行“四不政策”：一不问投资项目可不可行；二不问上级有无批文；三不问资金来源可不可靠(只要尽快到位)；四不问年度计划是否达标(只要有实际项目)。一时间，北海经济“高度繁荣”。
“朱镕基与北海的领导站的位置不一样，他很冷静、清醒。”北海市委副秘书长廖德全回忆说，“在1993年1月5日市政府的汇报会上，朱镕基就提醒北海，要注意经济大环境的变化，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他虽然没有说北海经济是泡沫，也没有提宏观调控，但对北海的做法并不赞赏。”
廖德全还记得在会上朱镕基拿北海与上海进行了比较：“北海不同于我的上海，上海经济实力雄厚，人才济济，产业发展已相当成熟，想上什么项目就上什么项目。即使是这样，上海的浦东也远不同于浦西。城市化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逾越不得。”对朱镕基在“上海”前加“我的”两字，廖德全印象深刻。
也参加了那次会议的北海现代产业城的部门经理邵鸣声，对朱镕基那次的北海之行记忆犹新，他说：“朱镕基这个人个性鲜明，市长帅立国在汇报北海的大发展时没讲几句就被他打断了，脸色很不好看。”
虽然朱镕基进行的宏观调控对置身房地产业的邵鸣声影响很大，但他还是说：“我很喜欢朱镕基，因为他很可爱！”邵解释他觉得朱镕基很可爱的原因是：一个朋友告诉他，朱镕基搞宏观调控时，有人劝过朱，说这得罪人，不讨好，但朱镕基说，再不搞宏观调控，中国的经济还了得，大不了不当这个副总理。
很多人后来注意到1993年朱镕基给北海指出的发展方向是：发展港口，城以港兴；利用亚热带气候，抓现代化农业；利用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发展旅游业。他对当时炙手可热的房地产业只字未提。“虽然朱镕基1993年到北海只有短短的20多个小时，但他走后中央和国务院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让北海从高空应声落地，摔得很惨，现在都没有缓过气来。”一直关注北海房地产的《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陈地盛说。
“朱镕基点过我的名”
遭宏观调控“当头一棒”的北海很快冷了下来。易文，湘军进军北海的领军人物，当年，他可是意气风发，被称为北海开发的一匹“黑马”。作为一个经历了北海开发由热得发烫到冷到谷底全过程的人，易文对此体会颇深。
“北海开发大潮退去之后，我们就像一个没娘管的孩子，晾在了海滩上，下一步的命运是什么，不知道。”像许多经历了北海热潮的人一样，易文也带着很强的迷茫感和挫折感：“我终于明白了一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1992年，带着深居内陆的6000多万湖南人走向大海、走向世界的梦想，带着省政府的重托，易文来到北海，很快与北海市政府达成协议，湖南国信出资修建构建大北海框架最关键的疏港大道。作为补偿，北海市划出2000亩土地给湖南国信。
疏港大道路宽120米，全长14.8公里，预计投资4亿元，号称“中国城市第一路”。湖南国信则开始规划那2000亩土地，他们预计投资60个亿建设北海湖南经济开发区。其中一个激动人心的项目是建设一座68层高的湘信国际金融中心大厦，作为北海湘军的标志。
还没等疏港大道完全建成，开发大潮回落，资金断流，“中国城市第一路”烂尾在北海城外。如今那里已是杂草丛生，几无车行。
而北海市政府补偿的土地，只拿到了500多亩。当年的豪情壮志，如海潮之泡，转瞬成空。
10年过去了，这些当年“超常规、超想象、超规模”开发造成的泡沫还没有散尽。走在今日的北海市，不多远便可看到一幢幢烂尾楼散落道边，城外，一条条烂尾路伸展于野地、荒草之中。北海，被许多经济学家称为中国的“泡沫经济博物馆”。
经过10年的盘整消化，现在的北海还闲置土地28659亩，积压空置房109.9万平米，半截子工程121.55万平方米，沉淀资金200亿元以上。除积压空置房外，闲置土地和半截子工程超过三亚，沉淀资金总量是三亚市的3倍。
在北海市政府住宿区的一幢小楼里，1993年向朱镕基汇报工作的市长帅立国早已离休在家。2月27日，记者找到了他。提起朱镕基，提起北海热，他说：“你找对人了，北海那段历史，我最有发言权，有许多话要说。朱镕基多次点过我的名。”
询问了记者的采访意图和记者对朱镕基的看法后，帅立国说：“接受不接受采访，说什么，怎么说，我得考虑考虑。”在闲谈中，对朱镕基，他的评价是“一个廉洁、有个性的领导人”。记者等了两天，最终，帅立国还是决定不接受采访，不愿多说。
“现在的数字，咬一口流很多水出来”
1998年，北海还没有从1992、1993年经济过热的阵痛中走出来，但中国的宏观经济已经软着陆，走上了高增长、低膨胀的健康之路。
10月20日，为视察缉私工作，朱镕基再次来到北海。“晚上7点10分，我挎着相机等着拍照，朱镕基的车驶进了北海市迎宾馆，在五号楼前徐徐停下。车门一打开，身穿灰色西装的朱镕基总理走下来，和迎候的领导亲切握手。我拼命按动快门，闪光灯跟不上快门速度，一下闪，一下不闪，我一边避让着，一边抢拍，慢慢退到五号楼的台阶旁。迈步走上台阶的总理注意到全场惟一挂着‘记者牌’、拿着相机的我，还朝我点了点头。”梁思奇回忆说，“我一直后悔，为什么没有脱口问候一声：‘总理好！’。”
那次采访完后，这位惟一在场的摄影记者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敬爱一个人》，获得了当年广西新闻奖(副刊类作品)。文章中，梁思奇写道：“那张印象中冷峻的脸，除了在谈到打私、谈到重复建设和金融危机时仍旧显得冷峻，更多时候流露的是宽厚、和蔼的神情。他谈吐幽默，一针见血。”
当晚，朱镕基没让任何人作陪，晚餐是他和夫人劳安在房间里吃的。负责接待的宾馆老总说：“朱总理一边吃，一边看《焦点访谈》，当时曝光的是山西运城假渗灌工程。看着看着，只吃了小半碗饭的朱总理就放下了筷子，劳安劝他多吃一点，他说：‘不吃了！’房间里的空气一下子变得沉闷起来。”
晚餐后，朱镕基和北海市市长在下榻的北海迎宾馆长时间散步，了解北海市的发展情况。他对自治区和北海市的领导说，不要再搞泡沫经济了，北海走了很大的弯路，要不然的话，北海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北海要好好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
参加采访的梁思奇清楚地记得朱镕基对北海领导说：“我是专泼冷水的，我一路都在泼冷水。”
在第二天的情况汇报会上，朱镕基还结合东南亚金融风暴，阐述了中央实施的宏观调控、金融秩序整顿对避免金融危机发挥的重要作用。
谈到北海的经济，朱镕基语重心长地指出，北海房地产方面遗留的问题要继续努力解决，在处理遗留问题中，要努力探索新方法、新措施，革除积弊。
梁思奇说，朱镕基明察秋毫，幽默风趣，在会上，朱镕基询问有关乡镇企业的一个统计数字，领导一时答不上来，朱镕基说：“算了，反正现在的数字，咬一口，流很多水出来。”惹得大家笑了起来。
讲到当时因违规借贷导致资不抵债而被关闭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朱镕基说：“有人对我说，广东国投是块金字招牌，不能拆，拆了可惜，但我看它并非金字招牌，而是镀金的，没有多少金了。”此话令全场解颐。
在这次会上，令北海干部记忆深刻的一个细节是，在讲话中，朱镕基脱口问道：“缉私码头沙滩上的两个大油罐是谁摆在那里的？听说是一个个体户。是不是谁得了什么好处，允许人家把两只难看的大油罐摆在沙滩上？”问得会场上的人哑口无言，会后，北海市领导便布置人拆除了那两只难看的影响北海海滩风光的大油罐。
另一个让人难忘的细节是，在北海有关领导汇报说有一个走私头子跑了后，朱镕基大声对在座的公安部副部长、主管缉私的李纪周说：“李纪周，你给我把他的名字记下来，跑到天涯海角你都要给我抓回来！”一个多月后，包庇走私的李纪周被双规，而那个走私头子还躲在国外。
朱镕基考察安徽:对不起大家让你们受委屈了!
朱镕基总理执政时期推行的一项重要政策就是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其成败将对中国未来产生深远影响。朱镕基总理卸任在即，他所推行的这项政策进展如何？
安徽是农村推行税费改革的试点省，2001年朱镕基总理专程考察过那里。
今年2月下旬，本报记者沿着总理当年走过的路线进行采访，那里农民负担有所减轻，但也出现了新的问题……
“我向总理撒了谎”
55岁的乡村教师叶长玉用手摆弄着衣角，面有羞涩。尽管事情已过去两年了，但一说起朱总理前来视察的情形，她仍觉得无地自容——当年她当着许多父老乡亲的面，对尊敬的总理撒了谎。
20世纪末，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朱镕基决定在农村推行税费改革。这是他“心中的三件大事”之一，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最重要的措施。
总理说，当初全国有4个省自荐要进行试点，但到最后，有3个省打了退堂鼓。
留下的只有安徽省。
阜阳市下辖的太和县及滁州下辖的定远县作为试验点率先进行了改革。
按照安徽省上报的材料，太和县很快取得了较明显的效果，一些诸如乡统筹、村提留等等收费项目被砍掉，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了。
“太和经验”迅速在阜阳地区推广开来。叶长玉所在的颍上县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3年前实行了税费改革。
2001年7月18日午后，火辣辣的太阳下，一辆中巴车沿着简易的机耕道开进了颖上县五十里铺乡一个有着近2000人口的大村——粉坊村。
朱镕基这次是带着教育部部长陈至立、财政部部长项怀诚等一行人在安徽省委书记王太华的陪同下到颍上县考察的。总理想实地了解农民的负担是不是真的减轻了、又在多大的程度上减轻了。
总理说，他现在最关心的是，农民减负后，减少了收入的乡村政府机构能否正常运转？乡村教师的工资能否正常发放？因为乡政府的开支70%到80%是用在教育上的，总理担心，乡政府的收入减少了，就会砍教师们的工资，教师们为了要吃饭，就会提高学生们的学杂费：这实际上还是等于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朱镕基下了车，村民们看到他面带笑容，很随意地朝村民们打招呼。“电视里总看到他板着脸，原来也有笑得这么随和的时候呀。”村民们想。
“我很高兴朱总理到我家做客。”67岁的村民顾其生说。那天，总理微笑着，像朋友一样拉着他的手走进他家。
顾其生按照当地风俗让客人坐了上座，总理让他坐在身旁，和他拉家常。
顾其生一一回答：家里共有5个人，7亩多地；税费改革后，每亩地只交税68元，比以前少交了50多元，这样，他家一年就比以前要少交350多元，这差不多等于赚了一亩地回来——那时一亩地的收入，也不过三四百元。
总理问，“那这么看，你家的负担确实是减轻了？”顾其生点头。粉坊村党支部书记付辉说，总理问话很实在，他知道村民们不太懂大道理，提的问题都很具体，“在拉家常中就把一些要害的问题都了解到了，让大家回答起来又容易又很自然”。
从顾家出来，总理来到村子里一片树阴下，和大家围坐一圈。他问教师叶长玉：你一个学期收每个学生多少学费？
叶长玉答：60元。
旁边的村民们你看我我看你，气氛怪异。
总理和教育部长陈至立似乎看出什么。陈部长拉过面前的一个姓胡的二年级小学生，问他交多少学费。那孩子先看看叶，不敢说。陈部长拍拍他的肩膀，叫他不要怕。那孩子好一会才回答说是120元。
叶长玉耷拉下头来，脸一下子红到脖子根。
总理摇了摇头，接着问她：那你的工资有没有被拖欠？
这时叶长玉急忙从怀里掏出一沓钱来，说：不欠不欠，总理您看，我昨天还领了两个月的工资呢！
总理眉头一皱。旁边一些人忍不住笑出声来：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叶长玉后来对记者说，工资本来是有欠的，因为总理要来，县里在前一天才想办法发了两个月工资；当着这么多领导的面，她不敢说实话。事后虽然谁也没有因此责怪过她，但她不能原谅自己。
“这些就不说了，你就直接点”
当天下午5点多，五十里铺乡政府一间会议室里，4个乡的乡党委书记、村干部正襟危坐，接受总理的询问。
总理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讲什么都不会犯错误，也不会罚款。”
五十里铺乡党委书记孙军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材料，向总理介绍这个乡的概貌、税费改革存在的问题以及建议等等。当时在现场的一位新闻工作者后来对记者说，总理足足用20多分钟时间才听完该书记“从三百年前说起”似的“四段论”汇报。
总理问：费改税之前，你乡上的年均收入是401万元，费改税后是289万元(按：该乡一些干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实际上费改税后是210万元，乡领导当时有顾虑，报的数字有水分)。你说你硬缺口有65万元，你这个账怎么算的？又怎么解决的？教师的工资发没发？
孙军算不清这笔账，答：现在从上面借钱发工资，再困难我们也要保教师的。
总理说，借钱，增加你的债务；你还不了了，就开口叫我减免？
孙答：我们要深化改革。总理摇摇头，说：这个道理别讲了，没钱不能吃饭哪！
孙军额头上见汗，答：当务之急是精兵简政、调整结构、加快发展，想办法增加财政收入，培养财源……
总理摇头一笑，诙谐地说：口号正确，做起来难。一句话说得满屋子都笑了。
当地一名记者说，阜阳的官员们一般有两本账：一本实际账，一本给领导看的账。看得出来，总理似乎洞悉这一点，他对孙军的回答不满意，说：“这个钱(指硬缺口)或者是欠的，或者照你说是借的……但我最担心的还是义务教育保了没有？教师的工资、学校的运作保了没有？”
总理转过头来问圣堂乡党委书记。该书记掏出材料，一字一句地念：“尊敬的领导……党中央、国务院……”总理打断他：“这些就不说了，你就直接点，你的情况是不是和刚才这个乡一样？”
乡党委书记见来不得半点虚的，便说了实话：税费改革后，2000年乡上的财政赤字高达142万元，拖欠教师一个季度的工资。按照上面的要求，现在这个乡的小学生人均一学期交学费120元，中学生交160元，比正常的收费高了很多。现在乡上还要给历年欠下的沉重债务付利息……
再问另两个乡，情况也差不多。总理在听了安徽省常务副省长张平介绍阜阳乡镇财政缺口的原因以及乡镇机构改革的情况后，问众人：现在的情况是，你们的人员太多了，负担不起，能不能减下来？答：能减。
孙军苦着脸向总理介绍五十里铺的情况：该乡一共有干部教师400多人，税费改革后，干部编制一下子从130多人减去了93人，但按照政策，这些减去的人员在3年内还要在乡上拿工资，对乡上来说，编制减了，负担并没有减轻。
张洋村村支书朱志恒反映，现在农业税的80%要交上去，干部的工资全部要在剩下的20%内解决，可是这20%全部用来救济五保户、特困户、钉子户都不够，干部的工资能不泡汤？
总理点点头，说：五保户的问题很复杂，最好大体有个标准。五保户还是交给村里，由乡里给村里一定的补助。你们在实施的过程中再考虑吧，要及时调整。
与乡村干部的会谈持续了很长时间。一位乡党委书记说，总理来之前，该怎么向总理说，上面没有明确，大家心里没有数，不免搞了些假材料。但是总理以他务实的作风和平易近人的形象影响了大家，使大家渐渐地放开了，“我们感到总理是来倾听我们烦恼、解决我们问题的，不是追究我们责任的，他能体谅我们的苦衷。”
当晚，颍上县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各乡镇干部，一定要和总理讲真话，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掺假。
“农村基层教育的条件真是苦哇！”
摸着凹凸不平的课桌面，再看看高低大小不一的凳子，朱镕基长叹一声：
“农村基层教育的条件真是苦哇！”
这声叹息至今仍清晰地响在十八里铺宋洋小学前校长王伟的耳边。
2001年7月19日，总理来到该校考察。总理先在各个教室看了看，又到图书室里呆了20多分钟，里面的图书少得可怜，也没有桌子板凳，不多的空间里堆满杂物。
“你别看总理好像只是随便地往图书室里一站，其实包含的内容可多着呢。”王伟说，从图书室书籍的多寡、种类、价格、设施等等上面，至少可以在一个侧面上推断出这个学校的经济状况、学生家里经济负担状况等等。
总理和大家座谈。
江口镇党委书记李敬业首先发言：“敬爱的、尊敬的……”总理一听，赶紧笑着说：“前面的可以去掉，敬爱的、尊敬的在那儿呢。”总理用手指指黑板上方的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等人画像。人们“哄”地笑出声，气氛活跃起来。“咱们开门见山，谈的就是教育。”总理说。
李敬业便向总理交底：我们镇每年资金缺口200多万元，没法投入教育。
总理望向王伟：校长，请你说说他们怎么欠你工资的？
王伟：“1998年和1999年各欠两个月工资，去年欠了4个月工资”。
“过去8个月的现在补发了吗？”
“没有。”
“津贴发了吗？”
“津贴是没有的。”总理的脸色凝重起来。接下来他和夏桥小学校长张勇算了一笔学校收费的细账。以小学五年级为例，每学期每个学生学杂费、书本费等几项合理收费合计不足120元，学校却向每个学生收了160元。
总理问：你160元是怎么算出来的？答：镇里还要提留。总理睁大了眼睛：镇里还要提留哇？李敬业向总理解释，镇里将学校收来的钱全部收上去，然后再按一定比例返还部分办公费，这是近两年实行的“零户统管”。总理说：“收了以后再还？那不是俗话说的脱了裤子放屁？”
总理对安徽省委书记王太华说，因为看到了乡镇财政的困难，所以中央财政加大了转移支付(一种由国家财政对乡村进行补贴的办法)的力度，现在看起来似乎仍然有很大的缺口。“不行，我们得另想办法。”他说，只是千万别在农民身上打主意了。
有一件事让王伟和宋洋小学的老师们至今提起来仍感动不已。会谈结束后，总理想要一套学校的教材，以便回去研究。“为这一套教材，总理竟站在大太阳下足足等了10分钟。”不久之后王伟才明白了总理此举的深意：在国务院的推动下，全国实行对中小学教材“减肥”，把纸张、价格大幅度下调，“这实质上等于再次给农民减了负。”王伟说，阜阳地区的农民们当然也在受益之列。
临走上车，总理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声音低沉但同时又很坚定地说：“谢谢大家对我们说了真话，使我们了解了很多前所未有的实际情况。”54岁的曹老师说，总理还说了一句令她“终生不忘”的话：“很对不起大家，让你们受委屈了。我们回去一定想办法。”大家动了情，用力地鼓掌，含着泪水目送总理。
学校遇上新问题
2003年2月下旬，记者来到颍上县，沿着当年总理走过的路线进行采访。
3月1日，星期六，宋洋小学。当年总理和大家会谈的办公室，墙壁上还挂着伟人的画像，王伟的后任李明彦坐在第一排中间的课桌前，这是他的办公桌，桌上堆放着近尺高的作业本。他说，没办法，学生的作业太多，而老师太少，他这个校长也只好在星期六加班改作业。
总理离开后，2001年7月22日，新华社播发消息说，总理指出，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各级政府必须确保教师工资的按时足额发放。由县级财政部门通过银行直接发放在编教师的工资，对财力不足、发放教师工资确有困难的县，要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增加转移支付的办法加以解决。
总理同时发布禁令，不准通过提高向学生收取杂费标准等来增加教师收入。
李明彦说，现在看起来，总理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农民减轻了负担，教师的工资也得到了足额的发放。但是，对学校来说，新的问题又来了。李明彦说：“说实话，一年多来学校的一切几乎看不到什么变化。因为我们没钱。”
现在，农民们减轻了负担，学校的学生一下子增加到600名，比总理来时增加了五分之一。但学校的教室、桌子板凳就不够用了。
乡镇政府自身财力都很紧张，学校只能靠从收取的学费里挤出一点钱来作为发展资金。
李明彦算了一笔账：总理考察后，有关方面对中西部核定的小学收费，一学期是80元，除去书本费、杂费等必要的开支后，学校只能得到30多元的支配费用，也就是说，学校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只有3万多元，除了笔墨、纸张和水电等基本的开支外，剩不下几个钱，举凡校舍的修建、改造、设备的增添都没有钱。
让李明彦最发愁的是，学校的师资严重短缺。按照规定，像宋洋小学这样规模的学校，教师应该有20名左右，可是现在该校却只有13名教师，其中有数名即将到达退休年龄。
由于经费短缺，一些院校的毕业生根本不愿到学校来。学校以前有4名聘请的老师，在每个月只能拿100多元工资的情况下，最后不得不与学校挥泪告别。
如今，包括李明彦本人在内，13个老师身兼数职，既教语文又教数学、英语，还得客串教音、体、美、自然、社会、思想品德等等，每个老师每天至少上五六节课以上。
因为配套政策跟不上，增加收入来源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因此李明彦认为改革还存在许多缺陷和不足。不过李明彦认为任何改革都有一个过程，现在谈得失固然可以，谈成功与否还言之过早。
(本文采写得到阜阳广播电台崔波的大力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清华同学谈朱镕基诗作:情发于中而形于言
“湘西一梦六十年，故地依稀别有天。吉首学中多俊彦，张家界顶有神仙。熙熙新市人兴旺，濯濯童山意怏然。浩浩汤汤何日现，葱茏不见梦难圆。”
朱镕基这首题为《重访湘西有感并怀洞庭湖区》的诗作在2001年6月下旬的《中华诗词》杂志刊出。朱镕基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避免战乱，一度转至湘西山区洞口国立八中读书，并在此认识了劳安，两人携手风雨数十年至今。
朱镕基是清华大学电机系1951届毕业生，我是他同班同学，2001年4月29日，清华大学举行庆祝建校90周年大会，全校庆祝大会刚一结束，镕基同志立即赶到我们聚会的地点，随后他逐一和班友们握手，当一见到我时，立刻就说：“欧阳鹤！你不是老让我做诗吗？我最近做了一首诗，今天带来了。”
我热爱中华传统诗词，现又在中华诗词学会工作，曾几次写信请他写诗，供《中华诗词》等刊物发表。但考虑他日理万机，难以拨冗，未必能如愿以偿，所以当天的事完全出乎意料。与大家握手以后，开始座谈。在和大家畅谈了在校时的学习和生活后，镕基说：“我最近到湘西去了一趟，60年后故地重游，感慨很多，写了一首诗《重访湘西有感》。”接着逐句加以朗读和解释，详细说明了写此诗的思想过程。
抗战时期，朱镕基和夫人劳安都曾在湘西上过学。时间过去了近60年，这次他们重到湘西，今昔的巨大变化使他们感到振奋。过去湘西是土匪出没、十分贫穷落后的地方，如今人流熙攘、高楼林立、市场繁荣。尤其是吉首大学给他以很深的印象。该校为民族大学，全国招生，现有学生过万人，校区山清水秀、建筑宏伟。
镕基说：“我刚进清华上学时，觉得礼堂、图书馆这么大，一下子被镇住了，可是与吉首大学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张家界风景秀美独特，奇峰笋立，也给他留下美好印象。
但有些现象也使他触目惊心。洞庭湖淤积过半，湘西多山，过去葱茏满目，现在树都砍光了，变成濯濯童山。照这样砍下去，不出7年，全国的树将被砍光。这是一个有关生态环境、影响到子孙后代的大问题，使他感到忧心忡忡。他要求地方各级领导下定决心，抓好环保，尽快恢复生态，欠债一定要还清。他说：“现在库存粮食吃不完，袁隆平的科研成果还可以使水稻亩产达到1500公斤，为什么不能拿出来搞环保呢？给你们政策，什么时候办成，就要看你们的努力了。”他还意味深长地说：“环保问题不但我们要抓，下一代还要继续抓，要世世代代抓下去。”镕基同志虽已年逾古稀，但仍心系环保，殚精竭虑，力挽时艰，恪尽职守。他的愿望是一定要使祖国处处童山重绿，大地常春。不达到这一目的，他总感到夙梦难圆。
情发于中而形于言，镕基同志的诗作《重访湘西有感》就是在上述情况下写成的。
吴小莉眼中的朱镕基:他是个外刚内柔的人
5年前，朱镕基甫任国务院总理的那次“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亲自告诉主持人，“你们照顾一下凤凰卫视台的吴小莉小姐好不好，我非常喜欢她的节目。”吴小莉因此名闻遐迩，成为海内外传媒的焦点人物。5年后，在朱镕基任期将满的时候，吴小莉放下刚刚出生不到两个月的女儿，又来到北京，参加“两会”报道，按照她的说法，这叫“有始有终”。
在被“幸运点名”之后，吴小莉又获得两次长时间跟随朱镕基出访的机会，一次是1998年出访欧洲，一次是1999年出访美国、加拿大。
访欧的那一次，朱镕基刚下飞机，举手向人们打招呼，接着看到吴小莉在人群中提问，伸手指着她笑着说：“吴小莉，你现在在香港有名了。”吴说：“谢谢总理。”继续提问，他却笑着离开了。
吴小莉后来在手记里写道：“这是自记者会后，我们第一次再度‘见面’(电视上见到的除外)，朱总理又以他率直的个性，当众表达了他在‘点名事件’后，对香港媒体反应的看法。虽然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却让我放下心来。不只因为他的俏皮，更因为他的坦然，让我知道，‘点名事件’后，在媒体上掀起的轩然大波对他并没有影响，他率性依然。”
从一个媒体人的角度，吴小莉觉得朱镕基实际上很乐于和媒体交往。“他知道这是你工作的一部分，非常尊重你的工作。他那么忙碌，但是都会注意到我们的存在，给我们以帮助。他会把我们当作平等的人来对话。”
吴小莉在访欧手记里也写道，看到记者们早早晚晚跟着他，他会很不忍心地说“辛苦了”。他也开始习惯大家不停地追问，有机会时，总是想法子回答。
“他回答问题绝不敷衍，总是仔细聆听，然后就你的问题，作适度回答，所以常常看到他有时侧着头，或是支起耳朵仔细听问题。即使是在法国，发生撒传单的抗议事件，媒体同业追问‘有什么感想？’时，他老实地说：‘听不清楚问题。’等到听明白了，即使已被保镖护送到门外，他也回过头来，大声回答：‘我没看见。’一次为了赶下一场会见，没法回答完问题，他还显得十分抱歉。‘和亚洲领袖会谈后对金融危机有什么新做法？’‘大家立场一致！’‘什么样的立场？’‘帮助，尽一切可能地帮助！’‘什么具体方案？’‘方案有的是！’但是他两手一摊，满脸歉意地说：‘现在来不及说了！’接着被随从人员簇拥着离开。”
不过别遗憾，他总是会在别的公开场合发言时补偿你。媒体对他所有提问，他可以很快融入他的演讲或即席发言里。一次是在对英国商界的晚餐演说，我们相信，即使他事前准备了讲稿，在现场也被他临机应变地改得差不多没了。他在演说过程中，补充了下午他没法回答完的具体援助方案。一次是亚欧会议结束当晚，他会见英国侨界，原本预计10多分钟的发言，他即席演说了23分钟，除了对侨界应有的鼓舞外，其中又间接回答了许多媒体的疑问。
他的现场反应非常快，如果你给他一语双关的好题目，他绝对可以给你意料之外的好答案。媒体问：“你刚才横跨东西半球的子午线，你觉得东西方现在关系如何？”“关系很好呀！我刚才就横跨了东西方，而且我一个人就可以把它们连在一起！”这就是朱镕基，一个什么都看在眼里，明白在心里的人！
长时间的访问也让吴小莉看到朱镕基性格的多个侧面。“原来觉得他在电视上的形象非常严肃，实际上我们看到过很多次灿烂的笑容。比如我们在1999年访问美国那一次，后来到加拿大去参观一个非常有名的花园，他和夫人同行，当时的画面很漂亮，都是花，我就问他，有没有给夫人送花？朱镕基说：‘你问夫人。’夫人就说：‘有有……’他们两个都笑得很开心。”
还有一件事给吴小莉印象深刻，就是访问美国和加拿大那次。他在美国纽约演讲的时候，说上海是中国的纽约，在访问加拿大的记者会上吴小莉就发问：“你说上海是中国的纽约，那香港是中国的什么？”朱镕基回答说香港是中国的多伦多———多伦多是加拿大的金融中心。后来香港媒体就大肆报道说：多伦多的金融地位比纽约差多了，怎么香港才是多伦多呢？
第二天到了温哥华，在冷餐会上他就说：“我要做一个特别澄清。”他要让香港的民众知道，说这句话的背景是因为他自己在加拿大。吴小莉由此看到了朱镕基对舆论的重视程度。
吴小莉认为，朱镕基是一个“外刚内柔”的人，外表看来很硬，但内心很柔软，比如他看到民间疾苦会很伤心，很容易动情。他也非常细心，比如，《狮子山下》是香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生活比较困苦时候的一出戏剧，其主旨是激励大家奋发生活，因为香港的经济不算很景气，财政赤字严重。这部戏里面的主题曲在近期又被香港人拿出来重新传唱，去年朱镕基参加香港举行的世界会计师大会的时候，居然在最后一天发表演讲时把歌词最主要的一部分背出来了，他肯定是专门找来歌词背熟的，意在鼓励香港人振作起来。从这一小小细节，可见他的一番深意和苦心。这让吴小莉深为感慨。
农民眼中的朱镕基:说内心话我们挺舍不得他离任
“我知道北京要开‘两会’，因为电视上天天在说。”河南省固始县的农民任家志说。
河南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固始则是这个农业大省中的人口大县。任家志住在离县城几十公里外的一个镇上，以前忙时在家务农，闲里开拖拉机给人拉砖。去年他卖掉拖拉机，买了辆松花江车，专职从镇上往县城跑出租。
但是“两会”是什么，他说不上来。北京马上要召开的“两会”，离他似乎很遥远。因为平时很忙，实际上他连看电视的时间都不多。他也知道，现任国家总理是朱镕基。
但是，和大部分当地农民一样，对于“两会”以后朱镕基即将卸任总理一事，他并不清楚。
李照军说，像“两会”和总理卸任这样的事，都是国家大事。“你要问我什么时候收麦、割稻，我知道。如果要问国家大事，我可就不晓得了。”
李照军住在任家志的邻村。在当地人眼中，他已经算是很有头脑的了。
其实，他已经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当地农民。一年中，他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度过。在那里，他有一个废品收购站，每年能挣几万块钱。这当然已经很不错了，大家都称他“李老板”。
一年只有春节前后，他才回到固始。像大多数挣到了钱的当地农民一样，他在老家盖了楼房，电视、VCD也早有了，甚至还买了辆摩托车。但他说自己太忙了，顾不上关心国家大事。
在问到如何看待朱镕基总理时，开出租的任家志和收废品的李照军想了半天，都报以憨厚的笑容算是回答。在当地，像他们这样的青年农民，基本上常年在外打工，留在家里的大都是老人和小孩。
一位村民说：他们比较关心村里或乡里领导的换届，最多只关心到县一级。因为换个好领导，也许就会少收点税费啥的，至少不那么折腾村民。再高一些的领导，好像离他们生活就很远了。
“说句内心话，我们还是挺舍不得他离任的。”庞开端说。
他是军人出身，现在是固始县泉河乡的一位村支书。这位年轻的村支书曾被乡里送出去学习了两年，有一定的理论水平。他认为朱镕基是一位威望很高、性格鲜明的铁腕人物，说话做事雷厉风行。
这位村支书表示，从政策执行的角度，是很希望有这样铁腕人物存在，并且巴不得从乡里、县里、省里都有这样的领导。只有这样，中央有关农村的政策才能不打折扣地真正贯彻到位，农村才会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
不过，大家都承认，最近几年来，家乡还是变化明显。固始县位于鄂、豫、皖交界处，曾长期顶着国家贫困县的帽子。但最近短短数年内，相当多的农家都建了楼房，买了彩电和VCD，并通了电话。
庞开端说，下一步就要给村里通上有线电视。更主要的是，在最近几年内，农民负担确实大幅减轻。
已经当了好几年村支书的庞开端说，以前集资建校、集资办电、修路等都需要农民出钱，一个农民每年要负担好几百元钱。现在像修路、农村电网改造，包括下一步的有线电视入户，都有国家专项资金投入。同时，中央还取消了很多农业方面的税费。
李照军也承认，最近几年农民负担明显减轻了。至少在他们村，外出打工者只要交80元钱给村里就行了。其他各项税费就不用交了，田地则交由村里安排。
“这在以前，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他说。
庞开端在当地村民中很有口碑，他总希望能为当地经济发展找到点办法。令他比较苦恼的是，村里现在没有什么企业，虽然全村最近数年变化很大，但农民收入提高主要归功于外出打工，而不是当地经济有了大的发展。
任家志则抱怨说，由于大多数人都外出打工，老家冷冷清清，生意很难做。而且跑出租的各种税费很多，人搞得很辛苦，仍然挣钱不多。他希望国家能在鼓励农民在当地就业上想点办法。
如果在2103年评说朱总理:为改革不惜粉身碎骨
史书是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写的。过100年，今天的政治能被史学家说清楚么？到那时，我们还会面临不能“预测”过去的窘境么？这本身又是难以预测的事情。但不论未来100年中国是什么样子，不论史学家是些什么人，今天的国家总理朱镕基，或者说今年卸任的国家总理朱镕基，将会在那时写就的历史中占据一个位置。我相信100年后中国的民主制度已经成熟，政治家已经高度职业化，他们的利益诉求已经相当地中立和超脱，使那时的史学家会不受政治直接干预而能比较确切地臧否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人物。
朱镕基总理率真的个性和袒露胸怀的一贯语言风格不大符合官场的习俗，却为中国人民所称道。人们不会忘记他直抒胸臆、铿锵有力的个人为政之道：
为了改革，即使前面有万丈深渊，即使不幸会摔得粉身碎骨，我也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作为共和国总理，他走得怎么样？我相信未来的史学家会给他积极的评价。未来100年，中国要完成四个重要转变，也许从国家总理在实现这些转变中的作为来评价其功业更有意义。
第一，中国社会由垂直控制结构向扁平社会结构转变。扁平社会的大体特点是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宪法和各项法律的保护，国家已经建成成熟的约束政府权力的宪政制度，公正、平等、自由、民主和人身安全这些观念将成为人民和政府官员的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权力将得到重新分配，地方政府的权力将大大扩张，相应地会有一个更适合权力配置的行政区划制度产生；民间公共合作组织将大大发育，并在公共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显然，关于这个转变，我们还远没有在思想观念上做好准备，遑论实际部署安排。也许，目前中共中央提出的“三个代表”以及建设政治文明的新口号，为新的政府部署第一项转变提供了一个铺垫。
第二，中国社会由一个半现代半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在这个转变中，农村人口和农业经济的比重将大大降低，中国社会将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全社会的城市化，实现各种制度与国际社会的全面接轨。这届政府在这个方面的成绩可圈可点，其中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是中国加入WTO组织。如果没有这项重大政治行动，国务院在各项市场化改革中仍将举步维艰。中国人向来有国际大于国内和沐泽四方的观念，有了WTO章程，就有了一种强制性的共识，也有了一种政治压力，相关的改革就容易进行了。这些年的银行体制改革(包括“三角债”的处理)、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都有相当大的难度；有的改革举措在是否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方面，在社会上还有不同看法。早已引起人神共愤的城乡分割制度，还没有被动摇。如果不是加入WTO的政治决策，改革简直令人绝望。朱镕基总理在这项重大行动中一马当先，甘冒被误解和指责的风险，为这项行动立了大功。
第三，中国社会的利益分配机制也将由垂直控制转向市场与政府共同控制，政府将成功地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使全社会形成一种公平与效率相对统一的格局。人口规模增长的成功控制和国家物质基础的大大增强，将为这个转变创造条件。这些年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大大丰裕了，但不可否认，社会收入的差距也明显拉大了，特别是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拉大了。知识界对社会分配不公的批评我们已耳熟能详，这些批评大多是有道理的。这几年城市社会保障的推进速度比较快，农村的改革涉及到许多复杂的问题，进展相当艰难。总理最担忧的农民问题要留给下一届政府继续努力解决了。
官场腐败使总理憎恶，人民愤怒，但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一个过程。
第四，在自然资源的利用方面，中国要实现由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利用转向保护式利用，中国的自然生态环境恶化将代之以生态平衡，并实现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相互协调。这几十年中国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
朱总理在生态保护方面所下的力气给人深刻印象，他在地方安排这项工作时的苦口婆心令人感动，而地方利益作祟所引起的敷衍和抗拒也实在叫人寒心。
生态建设缺乏法制保障，行政压力稍稍减弱，更大的生态破坏就会发生。下一届政府在这方面任重道远。
一个政府和一个国家领袖在历史上的作用一定会受到既定历史条件的制约，一个具体的国家总理还会受到国家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的制约。在这些制约之下，国家领袖的个人禀赋和远见卓识也会有一定的运作和施展空间，我们只能在这个空间里才能对领袖个人进行评价。我相信，以后的史学家会依据我们今天还看不到的更多的史料来作出对领袖的更合理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