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顶上的野草转贴：索尔仁尼琴语录

●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时间不能救赎一切。

●世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条生活之路。

●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

●人民的精神生活比疆土的广阔更重要，甚至比经济繁荣的程度更重要。民族的伟大在于其内部发展的高度，而不在其外在发展的高度。

●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就有多少中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当一个沙哑的声音向你说你被捕了，这个时候，天地就崩溃了。

●除了知情权以外，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它意味着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在我的生命尽头，我希望我搜集到并在随后向读者推荐的、在我们国家经受的残酷的、昏暗年代里的历史材料、历史题材、生命图景和人物将留在我的同胞们的意识和记忆中。这是我们祖国痛苦的经验，它还将帮助我们，警告并防止我们遭受毁灭性的破裂。在俄罗斯历史上，我们多少次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精神上的坚韧和坚定，是它们搭救了我们。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世界正在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

●我们不要忘记，暴力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而且它也不能够孤零零地生存：它必然与虚假交织在一起。在它们之间有着最亲密的、最深刻的自然结合。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支持。凡是曾经把暴力当作他的方式来欢呼的人就必然无情地把虚假选作他的原则。暴力在出生时就公开行动，甚至骄傲地行动着。但一旦它变得强大，得到了牢固的确立，它就立即感受到它周围的空气的稀薄，而且倘若不自贬成一团谎言的浓雾又用甜言蜜语将这些谎言包裹起来的话，它就不能够继续存在。它并非总是公开使喉咙窒息，也并不是必然使喉咙窒息，更为经常的是，它只要求其臣民发誓忠于虚假，只要求其臣民在虚假上共谋。

●只要还能在雨后的苹果树下呼吸, 就还可以生活。

●苦难有多深，人类的荣耀就有多高远。

●一个作家的任务，就是要涉及人类心灵和良心的秘密，涉及生与死之间的冲突的秘密，涉及战胜精神痛苦的秘密，涉及那些全人类适用的规律，这些规律产生于数千年前无法追忆的深处，并且只有当太阳毁灭时才会消亡。

●如果不相信有神，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转贴：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受奖演说

　　陛下！诸位亲王殿下！

　　女士们和先生们！

　　在这个大厅里曾有许多获奖者在你们面前发表过受奖演说，然而，大概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给瑞典皇家学院和诺贝尔基金会带来如此之多的麻烦。有一次，可以说我曾经来过这里，尽管不是血肉之躯来过；还有一次，是最尊敬的卡尔．拉格纳．基耶罗先生已准备动身前往我国光临寒舍了①；再就是这一次，我终于亲自来了，不合时宜地占着多余的座椅。为了使我能够发表3分钟的演说，竟需要经过3年多的时间，而皇家学院常务秘书今天又不得不给我这样一个作家第3次提供机会。

　　正因为我给你们大家带来了如此之多的麻烦，我在这里应该请求诸位原谅，尤其应该对你们已故的前国王和你们大家于1970年在这里面对空座椅所举行的那次热情的祝贺仪式表示感谢。

　　然而请你们相信，一个获奖者要把4分钟的演说装在肚子里4年，这同样是不轻松的。当我最初准备到你们这里来的时候，对于一生中第一次要在这自由的讲坛上说些什么，我没有任何准备，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对一个不自由国家的作家来说，他的第一次登台和第一次演说也就是讲世上的一切，讲他自己国家里的一切痛苦，在这种情况下，忘却授奖仪式的目的，给在座诸位欢庆的酒杯里注入几滴苦涩是可以原谅的。但是，打从到这里未能成行的那一年起，即使在自己国家里，我也学会了把头脑里所想的东西几乎全部公开地说出来。而被驱逐到西方之后，我就更有这种畅所欲言的可能了，这在你们这里是根本不在话下的。现在，我已没有必要使这简短的发言负荷过重，何况在这种气氛中，那样做也是完全不适宜的。


　　不过，事隔几年再来对诺贝尔奖金的授奖致答辞，我倒觉得也有其特殊的优越性。比如说，在4年的时间里，可以感受到这种奖赏在你的生活中已经起到什么作用。就我来说，它在我的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它帮助了我，使我在残酷的迫害中没有屈服。它帮助了我的声音的传播，使长达几十年之中人们对我的前辈一无所知的地方也听见了。它从外部给了我支持，没有它的支持我未必能够挺得住。

　　对于我，瑞典皇家学院可说是作出了相当罕见的例外对待：决定把奖金授予我的时候我还处在中年，而根据我的公开文学活动算起，我甚至是处在幼年时期，总共才是创作活动的第八个年头。对皇家学院来说，这里潜伏着巨大的冒险性，因为当时所发表出来的东西只是我创作的一小部分。

　　也或许，任何文学与科学奖金的美好使命都正体现在这里——有助于前进中的发展。

　　我对瑞典皇家学院表示由衷的感激，因为它以自己1970年的选择对我的创作活动给予了异乎寻常的支持。我敢于以人数众多的非官方俄罗斯的名义向皇家学院表示感谢，那里的这些人由于写书，甚至由于读书而遭到迫害，他们连公开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也没有。皇家学院由于自己的这项决定而听到了许多非议，仿佛这奖赏是服务于政治目的的。不过，根本不知道其他目的的那些嘶哑的喉咙，也只能喊出这种调调来。

　　我跟你们大家都知道，艺术家的工作是不能纳入贫乏的政治范畴的，正如我们的整个生活，不管我们怎样去捕捉，其中也不会有我们社会的意识。

　　　　　　　　　　　　　　　　　　　1974年 12月 10日

　　　　　　　　　　　　　　　　　　　于斯德哥尔摩
转载：索尔仁尼琴谈普京

德国《明镜》周刊2007年第30期（7月23日出版）以《用血书写成的》为题发表了原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的访谈记录。索尔仁尼琴谈到他对苏联历史、普京政府的内外政策、俄国今后的发展以及他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改革的看法，以及对西方的失望。现将谈话内容摘要编译如下。

　　《明镜》：13年前您从流亡地回到俄国时对新俄国的发展感到失望。您拒绝了戈尔巴乔夫颁发给您的国家奖，同样也拒绝了叶利钦给您的勋章。现在您却接受了普京给您的国家奖。他可是曾经十分野蛮地迫害和折磨过您的秘密警察从前的头子啊！这不是前后矛盾吗？

　　索尔仁尼琴：实际上1990年就已经要为《古拉格群岛》给我颁奖。不过提出建议的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当时它还是苏联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拒绝了。我不能因为一本用几百万人的血写成的书而获得个人荣誉。1998年，当国家处于困苦的低谷时，我的《俄国在堕落》出版了。那时叶利钦亲自下令授予我最高国家勋章。我回答说，我不能接受一个把俄国带到毁灭边缘的国家政权的嘉奖。但是最近授予我的国家奖不是由总统个人，而是由一个有名望的专家组颁发的。俄国的这些研究工作者和文化创造者享有无可指摘的荣誉，他们是在自己的领域绝对受到尊敬的人。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在国庆节发奖，而我在接受这一奖励时表示了这样的希望：我曾把整个一生奉献给对俄国的痛苦经验的研究和评价，但愿这些经验能保护我们不再面临不幸的堕落。

　　是的，普京曾是秘密警察的官员，您说得对。但是他不是克格勃侦讯人员，也不是古拉格的劳改营主管。在任何国家都不会贬损外交活动方面的情报工作人员，他们在有些国家甚至还受到赞扬。

　　《明镜》：您整个一生都在呼吁国家权力为古拉格和共产主义恐怖的几百万牺牲者表示悔恨，您的呼声真正起作用了吗？

　　索尔仁尼琴：今天，在人们能指望政治人物做出的事情中，公开悔过恐怕是最难的了，对此我已经习惯了。

　　《明镜》：这里我们又要谈到普京了。俄国现在的总统把苏联的崩溃说成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他说，应当结束折磨自己的对过去的考察了，有人企图“从外面”以不公正的方式把“罪责感”强加给俄国。对于本来就愿意忘记苏维埃时期俄国发生的事情的那些人，他的话难道不是投其所好吗？

　　索尔仁尼琴：他指出“从外面”并没有错：您毕竟看到，对于美国企图作为世界第一强国担当新的独霸角色的忧虑在世界上到处都在增加。而美国的这一做法也是要牺牲俄国的。说到“折磨自己的对过去的考察”，那就要指出，令人遗憾的是，“苏维埃的”和“俄国的”这两个词迄今仍被混为一谈。我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反对这种做法了。但是所有的国家，也就是西方国家、以前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以前的苏维埃共和国都轻率地对待这两个概念。

　　《明镜》：我们从您近来对现实发展的一些言论想到，您认为俄国已经缓慢地重新走上正确的道路了。您怎样评价普京统治俄国的时期——与他的前任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钛相比？

　　索尔仁尼琴：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作风表现出令人吃惊的政治幼稚、缺乏经验和缺乏对自己国家的责任感。这不是在行使权力，而是愚蠢地放弃权力。西方对他赞赏，他感到这是对他的行为方式的认可。不过仍必须承认，第一次给我国公民以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的是戈尔巴乔夫，而不是——像到处都认为的那样——叶利钦。

　　叶利钦对俄国人民不负责任的程度丝毫不亚于戈尔巴乔夫，而且扩大到其他领域。他努力使国有财产尽可能快地转入私人之手，他听任俄国的财富毫无阻拦地受人掠夺。为了得到地方诸侯的支持，他直截了当地要求实行分离主义，促使通过了使俄罗斯国家四分五裂的决议。这就剥夺了俄国的当之无愧的历史作用和它在国际座席中的地位。西方则报之以大声喝彩。

　　《明镜》：而普京呢？

　　索尔仁尼琴：普京接手的是一个遭到抢劫并且完全失去平衡的国家，就其大部分居民来说已丧失勇气并陷于贫困。他打算做能够做的事情，而恰恰缓慢的、逐步的重新建设才是可能的。这些努力并没有立刻被觉察到，更谈不上受到重视。您能从历史中举出一个强大的国家领导为重新建设而作的努力会受到外国抱有好感的注意的例子吗？

　　《明镜》：对此我们很难理解。在俄国，批评的声音几乎是不受欢迎的。几乎没有反对派。

　　索尔仁尼琴：毫无疑问需要一个反对派，每一个力求俄国能健康发展的人都希望如此。与叶利钦时代一样，现在确实只有共产党人才是真正的反对派。

　　当您说到几乎没有反对派时，您肯定是指上世纪90年代的那些民主主义党派。但是必须不带成见地承认：居民的生活在90年代不断恶化，俄国全部家庭中有四分之三的生活水平都严重地倒退了，而这一切都是在“民主的旗帜”下发生的。人们撇开这些旗帜有什么好奇怪呢？这些政党的领导人迄今还不能就想象中的影子内阁的部长职位达成一致意见。俄国一如既往还没有建设性的、透明的和人数众多的反对派，这是令人遗憾的。显然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形成这样的反对派。正像其他民主主义制度也需要时间才能成熟一样。

　　《明镜》：最近几年俄国由于石油和天然气而富了起来，形成了一个中等阶层。尽管如此，俄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是非常大的。怎样才能改善这一情况呢？

　　索尔仁尼琴：我认为俄国的贫富差距是一种必须由国家尽可能快地加以控制的、充满危险的发展趋势。许多童话式的巨大财产是在叶利钦时代通过残酷无情的掠夺产生的，但是重新分割大企业并不是最明智的解决办法，何况这些企业目前的所有者确实是在努力进行有效率的经营。正确的道路也许是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好的生存条件。这也意味着必须保护每一个同时也是中产阶级企业主的公民，使他们不受专横和腐败之害。通过开采属于人民的矿藏而获得的收益必须投入经济建设以及用于教育和卫生事业。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学会排除掠夺和浪费。

　　《明镜》：不管怎么说，俄国常常感觉受到外国的冷遇。目前我们发现俄国和西方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冷下来了，俄国和欧洲的关系也是这样。原因何在？西方在哪一方面没有理解今天的俄国呢？

　　索尔仁尼琴：我最感兴趣的是心理原因：在俄国和在西方，原来怀抱的希望同样都不符合现实状况。当1994年我回到俄国时，我体会到一种把西方世界和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国家的国家制度神化的态度。这种态度不是以真实的认识或自觉的选择为根据的，而是由于自然而然的对布尔什维主义统治及其反西方宣传的拒绝。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对塞尔维亚的野蛮轰炸以后，这种情绪改变了。好像用黑色的笔划下了浓浓的一道，再也擦不掉了，而且我认为这是遍及俄国社会的所有阶层的。还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要把分裂的苏联的若干部分拉进它的范围的尝试，尤其令人痛苦的是乌克兰，这是与我们最亲密的国家，是通过几百万家庭的关系与我们联系起来的。一条军事联盟界限会在一瞬之间切断这种密切联系。

　　在那以前，西方主要是被我们看成民主的救星的。现在我们不得不失望地断定，西方的政策首先是受实用主义支配的，往往还要加上利己的和露骨自私的考虑。许多俄国人在体会到这一点时，理想也就破灭了。西方为讨厌的冷战的结束感到高兴，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统治的年代之后，俄国国内出现了无政府状态，对外又放弃了所有的阵地。西方很快就习惯于认为俄国差不多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了，而且将永远这样。当俄国重新强大起来时，西方人的反应是惊慌失措——也许还受到尚未完全克服的对俄国的恐惧的影响。

来源:左岸文化 作者：殷叙彝（编译）

索尔仁尼琴：我从未违背自己的良知

本文中文译文刊载于2007-07-25

俄罗斯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于2008年8月4日辞世，其生前接受德国《明镜》周刊专访，谈到了俄罗斯曲折的历史，谈到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谈到了他对生命和死亡的态度。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创作是与俄罗斯本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他被视为“俄罗斯的良心”。在这次采访的最后，88岁的索尔仁尼琴表示他无惧死亡——因为他已实现所有的文学梦想。

编译：刘南　舟舟

资料图片：普京拜访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

我习惯于全身心地投入战斗

记者：亚历山大·伊萨那维奇·索尔仁尼琴，我注意到，就在我进门那一刻，你依然在伏案工作。你已经88岁高龄，并且行动不便，但依然有工作的冲动。能告诉我们，你的创作动力来自哪里吗？

索尔仁尼琴：动力来自我的内心，打我生下来的那一天开始，它就存在于我心。我习惯于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去创作，去战斗。

记者：你的工作室中摆放了4张书桌。而你在作品《石磨缝隙中的谷粒(1974年到1994年美国日记)》中提到，哪怕在森林中散步时，你都会不停构思和创作。是这样吗？

索尔仁尼琴：还待在“古拉格群岛”(编者注：实际上苏联并没有古拉格群岛这个地理名称，这是索尔仁尼琴的一种比喻说法，他将整个苏联比作海洋，而这个海洋上处处皆是监狱和集中营的岛屿，他把这些岛屿称为古拉格群岛)的时候，我有时会在石头墙上写写画画。我习惯在草稿上记录下灵感，然后构思好内容，再将草稿毁掉。

我从未违背自己的良知

记者：那么，在最苦难的时候，你是否曾失去信心？那时候，你的信念依然存在吗？

索尔仁尼琴：当然。我总是在想，不管结局如何，我都能坦然面对。随后，事情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很有点否极泰来的感觉。

记者：1945年——当索尔仁尼琴上尉在前线突然被逮捕，并被押回莫斯科的卢比杨卡监狱，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罪名判处8年劳役时，你依然这么自信吗？而当时你被投入监狱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你在给朋友的信件中冒犯了斯大林。

索尔仁尼琴：当时我们是在德国柯尼斯堡前线，刚刚突破了敌人的防线，随后我就被剥夺军衔、军功章和配枪。事实上，我当时依然十分乐观，我有自己的信仰和观点。

记者：什么观点？能详细阐述一下吗？

索尔仁尼琴：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观点也在逐渐改变和完善，但我一直相信，我的所言所行从未违背自己的良知。

努力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记者：13年前，当你结束流亡生活，回到莫斯科时，眼前所见的新俄罗斯让你十分沮丧。你分别拒绝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为你颁奖的提议。然而，你在今年6月接受了普京总统为你颁发“国家荣誉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普京曾担任俄罗斯联邦安全服务局(FSB)的局长，而FSB的前身正是曾给你带来苦难的克格勃(KGB)。你怎么看待这一切？

索尔仁尼琴：在1990年，要为我颁奖的并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苏联当局，并且奖项是颁给《古拉格群岛》一书。我拒绝了这一提议，因为我无法接受把奖颁发给一本数百万人用鲜血写就的书的事实。

1998年，俄罗斯处于低潮。就在那一年，我出版了《崩塌中的俄罗斯》。叶利钦总统愿意为我颁发圣安德列勋章。而我的回应是：我无法接受一个给俄罗斯带来苦难的政府所颁发的荣誉。

现在的“国家荣誉奖”并不是由总统以个人名义颁发的，而是经过专家的评选而颁出。我有幸凭借对国家、对人民的尊重得到提名并最终获奖。在今年的国庆日，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向我颁奖。在接受这一荣耀的同时，我也表示，我希望俄罗斯的苦难历史——我用了毕生精力来向人们努力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能够让人们和俄罗斯以史为鉴，保持清醒头脑。

至于普京总统，是的，他曾在情报机关工作，但他并非“古拉格群岛”的头目。他在海外从事情报工作，这绝没有让他蒙羞，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自省和宽容才能为民族疗伤

记者：你用了大半辈子来呼吁当局反省“古拉格群岛”，对数百万遭迫害的人表示愧疚。你的大声疾呼有效吗？

索尔仁尼琴：我逐渐认识到一个事实：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对现代政客来说，公开的忏悔都是难以接受的选择。

记者：普京总统曾表示，从地理政治学来说，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灾难。他说，现在是时候停止对历史的沉重反思了，尤其是大量的、“来自外部”的“不当反思”极大地伤害了俄罗斯人的感情。这些反思难道不是恰好验证了不要遗忘苏联历史的说法吗？

索尔仁尼琴：随着苏联解体，人们越来越关心“美国单极化”的问题，作为唯一的霸权国家，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开始扮演新角色。

而在“历史反思”问题上，唉(叹气)，我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不断提到这一话题，这是有关“苏联”和“俄罗斯”的问题，不管是西方国家、东欧的一些国家，以及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没有人能抹杀历史，没有人能忘却历史。老一代政客并不打算忏悔，新一代政客也在大呼委屈、谴责指控，所有人都把矛头对准了现在的莫斯科。政客们上蹿下跳，表现得就像他们已英勇地解放了所有人，只有莫斯科依然处于苦难之中。

我的个人观点是，我希望目前这种不正常的局面尽早结束，人们只有正面直视历史，才能深切体会个中苦难。

目前很多俄罗斯人开始怀念苏联时代——但只要冷静审视历史，这种怀旧情绪就将不复存在。现在，东欧有“去红军化”的趋势，这是因为许多国家终于能正视苏联在意识形态上所带来的伤害，苏联红军究竟是解放者，还是入侵者？

我们不应该把过去的罪责归咎于某个领导人或政治体制，但我们必须明确，只有发自肺腑的自省和宽容才能为整个民族疗伤。换个角度说，外部的指责和声讨是毫无益处的。

不了解过去就没有未来

记者：承认过去意味着人们必须清楚地了解过去。然而，俄罗斯的历史学家都在抱怨，与1990年相比，在莫斯科查阅历史资料的难度更大了。

索尔仁尼琴：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这种现象的确存在。另一方面，当局也公开了数千卷档案，一些文献资料过去是保密的，但现在，研究员不用耗费太多工夫就能看到它们。其中一些资料经过整理已经公开出版或即将出版，军事历史学家德米特里·沃尔科古诺夫和前政治局委员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为此都作出了很大贡献。

上世纪90年代末期，FSB将10万名罪犯的原始调查资料移交给了俄罗斯联邦档案局，2004年至2005年，俄罗斯联邦档案局将这些资料集结成册，出版了一共有7卷的《斯大林的古拉格历史》。我有幸参加了这一出版工作，我确信，资料都是真实可靠的，现在，全世界的研究者都以这套资料为研究蓝本。

记者：据我们所知，在你的所有作品中，《古拉格群岛》是最有影响力、最能引起读者共鸣的。在这一作品中，你展示了苏联铁腕统治对人性的蔑视和摧残。现在已事过境迁，再回头看看，你认为这本书的影响力究竟在哪里？

索尔仁尼琴：你不应该拿这个问题来问我——作者很难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评估。

记者：你曾经说过，俄罗斯人以英勇的男子气概忍受着暗无天日的20世纪。俄罗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人们吸取到了什么教训，是否开始自我反省？

索尔仁尼琴：现在似乎有了一些反省的苗头。市面上，有关20世纪的出版物和影视作品正越来越多——虽然它们的质量良莠不齐——这说明民众需要这样的作品。最近，电视台还播出了以作家沙拉莫夫的作品为原型的系列剧《俄罗斯》，还原了斯大林时代集中营的恐怖和残忍。

还有，我惊奇地发现，从2006年2月开始，有关我以前的作品的讨论正越来越热烈，那些旧书被再版发行，还有我的新书《关于二月革命的思考》也得以公开发行。我很高兴自己的作品引发了人们思想的碰撞，包括那些反对我的观点的人，因为他们也热衷于了解我们的过去——不了解过去就意味着没有未来。

普京继承了一个“失落国”

记者：您如何评价普京统治的这段时期，普京与他的前任叶利钦以及戈尔巴乔夫有何不同？

索尔仁尼琴：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显得异常幼稚、缺乏经验，对国家不负责任。与其说他对国家的领导，不如说是对国家权力的轻率放弃。随之而来西方的赞美让他更坚定地认为他的所做所为是对的。但我们要清楚，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是戈尔巴乔夫而不是叶利钦头一回给了我国公民言论和行动的自由。

叶利钦时期，照样不顾民生，只不过表现出来的形式不同而已。叶利钦急于推行私有化，在他手上，国有资产被大规模地卖掉。为了获得地方领导人的支持，叶利钦支持分离主义，还制定了相关法律，他的鼓励和授权使苏联分崩离析——这让苏联人长期奋斗形成的历史功绩荡然无存，使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剧降，而这一切却令西方国家击节叫好。

普京继承的是一个被掠夺一空、迷茫失落的国家，人们一贫如洗、士气低落。他开始尽其所能让这个国家逐渐恢复元气。这些努力不明显，也不会马上被人看好。

记者：你一直主张建立地方自治政府，在这一点上，您主张的模式与西方民主有所不同。在普京统治7年后，我们观察到完全相反的情形：国家大权集于总统一身，一切以他马首是瞻。

索尔仁尼琴：对，我一直坚持认为需要建立地方自治政府，但我从未将这种模式与西方民主对立。相反，我一直试图用我亲眼所见的瑞士和英国建立高效地方自治政府的例子来说服他人。

最大的任务：照看好人民

记者：尽管有了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所获的财富，尽管中产阶级队伍有所扩大，但俄罗斯的贫富分化仍然十分严重。应该怎样去改善呢？

索尔仁尼琴：我认为俄罗斯的贫富分化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现象，国家需要对此高度关注。我们需要做的是给中小企业以发展的空间。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市民和小企业主，使他们免受朝令夕改和官员腐败之苦。这意味着要将国家天然资源的收入投入到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保健中去。我们必须同时学会如何杜绝贪腐。

记者：俄罗斯需要某种国家理念吗？应该是怎样的？

索尔仁尼琴：“国家理念”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有人会认为它是一个国家的民众对于他们所渴望的生活方式的共同理念。这种统一的理念可能很好，但决不应该被少数派人为地去制造，或者自上而下强加于人。

在后苏联时代，当“建立国家理念”的讨论刚刚掀起时，我就泼过冷水，我之所以反对，是因为，在经历了惨痛的损失后，我们只有一个最大的任务：那就是照看好我们奄奄一息的人民。

俄罗斯人对西方失望

记者：俄罗斯经常发现自己形单影只。最近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有恶化的趋势，其中包括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为什么会这样？西方在理解俄罗斯的问题上有什么困难？

索尔仁尼琴：我们能举出很多原因，但最有意思的是心理原因，如：虚幻的希望和现实的碰撞。这对于俄罗斯和西方同样都存在。当我于1994年回国的时候，对西方世界的膜拜正如日中天。必须承认，造成这种膜拜的原因不是对西方的真正了解和理性认知，而是出于对专制和反西方宣传的本能憎恶。这种情绪随着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而开始改变。公正地说，北约的轰炸令俄罗斯所有阶层的人都深感震惊，终生难忘。后来北约开始扩展它们势力范围，并将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拉入它们的阵营，俄罗斯人的情绪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乌克兰向西方国家靠拢尤其令俄罗斯痛心，乌克兰同俄罗斯的紧密纽带体现在两国有数百万生活紧密相连的家庭，他们的亲人生活在边界的两边，任何的变故所产生的军事对峙都将使他们骨肉分离。

过去人们通常将西方国家视为“民主骑士”，但这种幻觉已经一去不复返，人们很失望地看到了西方国家政策中隐藏的实用主义、刻薄、自私。对俄罗斯人来说，这是一次深刻的觉醒，从前的幻觉一下子粉碎了。

西方国家很容易就会认为俄罗斯已经沦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并从此一蹶不振。当俄罗斯从经济和国力上开始恢复元气，西方的反应，或许是下意识的恐惧。

记者：西方将它和前超级大国苏联联系在了一起。

索尔仁尼琴：西方事实上认为俄罗斯完全没有民主。当然，俄罗斯还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它才刚刚开始走向民主。

当“9·11”发生后，俄罗斯难道没有毫不犹豫地向西方伸出援手？只有心理障碍或许是政治上的短视才能解释西方对俄罗斯援助的拒绝。

在面对新的威胁时，西方国家将俄罗斯推到一边难道不是一种奢侈吗？在我回国前，我曾接受西方媒体专访，我表示：“展望未来，我们就会看到，在21世纪欧洲和美国都更需要俄罗斯作为伙伴。”

记者：你一直希望德国充当俄罗斯和西方世界之间的桥梁，你认为德国能发挥这种作用吗？

索尔仁尼琴：我的确这么认为，在德国和俄罗斯之间有一种先天的吸引力。否则，经不起两次世界大战的考验。

信仰是一个人生命的根基

记者：东正教对俄罗斯人的影响在你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俄罗斯东正教正在变成国教，就像几个世纪以前那样。

索尔仁尼琴：我们年轻的国家正在学会尊重它，将它视为一个独立的机构。

记者：1987年的时候，你接受《明镜》专访，你说你很难公开谈论宗教。信仰对你意味着什么？

索尔仁尼琴：对我来说，信仰是一个人生命的根基和支撑。

记者：你害怕死吗？

索尔仁尼琴：不，我不再害怕死亡。小的时候，我父亲的早亡对我产生了一些阴影。他27岁就走了。在我所有的文学梦想实现之前，我害怕死亡。但在30岁至40岁期间，我对死亡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变得非常坦然。我认为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存在的最后终结。

记者：无论如何，我们希望你的创作生命长盛不衰。

索尔仁尼琴：不，不要。已经够了。

代表作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在索尔仁尼琴的创作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作家在这部作品中以高超的浓缩时空的技巧，描写了普通犯人伊万·杰尼索维奇在劳改营里度过的一天，展现了主人公在逆境中对生命的尊重及其对不公正的抗争，张扬了人性尊严，揭示了人生的真谛.小说表达了作家对人生的深沉思考与道德探索。

《古拉格群岛》

这部长达140万字的巨著，堪称前苏联法制历史最精炼的描摹。所谓“古拉格”，即“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原是前苏联劳改制度的象征。作者将其比喻为“群岛”，意在指出这种制度已经渗透到前苏联政治生活的每个领域，变成了苏联的“第二领土”。全书分监狱工业、永恒的运动、劳动消灭营、灵魂与铁丝网、苦役刑、流放、斯大林死后7部，既以“群岛居民”的经历为线索，又穿插了前苏联劳改制度发展史中的大量资料，结构宏大，卷帙浩繁，充分显示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驾驭材料的能力。

《癌症楼》

小说主人公的原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作者本人。索尔仁尼琴从流放地到塔什干治病的坎坷经历和所见所闻，构成了《癌症楼》这部小说的基本素材。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在部队里待过7年，又在劳改营里待过7年，之后是在流放地度日。就在这时他得了癌症，直至奄奄一息才好不容易住进了“癌症楼”，经X射线照射他病情好转。但是下一步的“激素疗法”将使他“失去体会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的能力”，这代价在他看来“是太残酷了”，他愤而反抗。表面上看来，科斯托格洛托夫过于粗鲁，喜欢嚷嚷，实际上他比较随和、一点也不傲慢，只是他生活中充满了不幸，以致性格扭曲、性情暴躁。作者正是通过典型人物性格的扭曲，揭露和抨击了肃反扩大化以及此前此后一次次清洗的罪恶及其对千千万万人心灵的损害。　

悼念"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

纪念20世纪最后一个伟大的灵魂

索尔仁尼琴于2008年8月3日夜因中风在伦敦逝世，享年89岁。

【相关报道】

　　(记者 田冰)俄罗斯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八月三日夜在莫斯科病逝，享年九十岁。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向索尔仁尼琴亲属表示了哀悼。

　　2007年6月1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莫斯科郊外索尔仁尼琴家中拜访他。88岁的索尔仁尼琴坐在轮椅上，宛如雕像。

　　人物简介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Солженицын，1918年11月12日－），前苏俄流亡作家。1918年11月12日生于高加索基茲洛沃茨克。苏德战争爆发后，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曾任大尉炮兵连长，两次立功受奖。1945年2月，作者在东普鲁士的前线被捕，因为他同一个老朋友通信中批评了斯大林，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他8年劳改。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6年解除流放，次年恢复名誉，后定居梁赞市，任中学数学教员。

　　1962年苏俄“大阳春”时代，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开明的《新世界》杂志刊登了索尔仁尼琴描写苏联集中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一举出名。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苏联当局立刻下令《新世界》杂志停刊，索尔仁尼琴遭到围剿。

　　1965年索尔仁尼琴再接再厉，准备将小说《第一圈》付印，结果遭抄家，有关稿件都被充公。索尔仁尼琴从此被迫将著作偷运出国外出版。

　　1967年，索尔仁尼琴给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散发对本国书刊检查制度的“公开信“，抗议苏联的报刊检查制度，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检查制度”，而大会通过了谴责他是苏联作家的叛徒的决议。

　　1968年写成暴露莫斯科附近一个政治犯特别收容所的中篇小说《第一圈》及叙述苏联集中营历史和现状的长篇小说《癌症病房》，均未获准出版。1969年他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70年代后，他与物理学家萨哈罗夫齐名，成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

　　1970年10月“因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获诺贝尔文学奖。但索尔仁尼琴未能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他原在国内未获出版的作品及新作长篇小说《1914年8月》在西方国家先后问世。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到西德，同年12月起侨居瑞士苏黎世，后流亡美国。

　　1974年的索尔仁尼琴

　　1973年12月，巴黎出版了他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该书由作者的个人经历，上百人的回忆、报告、书信，以及苏联官方和西方的资料组成，分七大部分叙述1918～1956年，特别是斯大林执政期间，苏联各地关押迫害数百万人的（由于是不同时期，分批处决，具体数字难以统计）集中营的情况。继承了雨果和托尔斯泰十九世纪的人文传统，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著作之一。

　　美国政府于1974年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1975年定居美国。

圣徒照

　　戈尔巴乔夫当政后，1989年，苏联作协书记处接受《新世界》杂志社和苏联作家出版社的倡议，撤消作协书记处于1969年11月5日批准的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苏联作协的“不公正的、与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相抵触的决定”，同时委托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作家们向最高苏维埃提出撤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74年2月12日的命令。根据苏联作协的决定，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开始在苏联国内陆续出版。

　　苏联解体后，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 于1994年回归俄罗斯。

　　索翁的部分言论

　　官僚统治

　　俄罗斯的历史极具悲剧性。即便是今天的政治现状离我们理想的道德标准也相距甚远。70年的极权统治之后，国家和人民再度遭受掠夺，俄罗斯重又陷入了毁灭的旋涡。人民不能当家作主，不能自主决定自己的命运。现在我们的国家里，人民民主自治是被压制的。取而代之的是一群高高在上的官僚。我们的政界是由这样一批人组成的：这些人是上级任命的、他们一生都在咒骂资本主义，而现在他们却在大肆吹捧它，还有贪婪的原共青团头目、彻头彻尾的政治冒险家以及见风驶舵的经济强盗。当然他们中一些人本不想扮演这样的角色，是历史让他们进入了角色。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说俄罗斯会沦为"第三世界"。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我始终相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俄罗斯精神是崇高的，它远远高于目前苦难的现实。

　　人民自治

　　我曾有机会对普京总统讲，为了维持俄罗斯的统一，必须加强政府的中央集权。但是，仅仅依靠这一点，俄罗斯的繁荣是不会到来的。为了实现俄罗斯的繁荣，还需要积极有效的，从下到上不断增强的地方自治，以及有保障的地方财政。我们的宪法第12条已经对此作了规定。但是，遗憾的是这样的组织目前不存在，也无人去建立。尽管许多省份曾迫于压力进行了这样的尝试。然而，人民政治组织应该是这样的：先是地方的，然后从中派生出地区的，其后是州一级的，只有这样产生的自治组织与政府的相关机构相互协调，才可能赋予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

　　杜绝空谈

　　拯救危难的祖国，不能从讨论国家的象征开始。对于那些年轻力壮却又毫无出路的男人们来说，在他们的头顶上奏响什么样的国歌，是无济于事的，他们对此漠不关心。双头鹰怎么也不会帮助呻吟在贫困中的数百万民众。我认为，关于国家象征的所有问题，至少推后25年再议，眼下讨论这些问题不合时宜。

　　普京功过

　　评价总统普京的政绩，议论他治国的一些具体举措时，不应该忘记，他接手的是怎样的俄国。不要嫉妒他当上了总统。叶利钦时代，首先国家财产被掠夺瓜分，数千亿美元流失到蔚蓝的海岸岛国。当然，叶利钦具有不可多得的"才能"，他为俄罗斯的解体创造了一切条件。他以私人交易的方式进行政治行贿，并以此取代国家法律制度。眼下普京面临的不是数十个，而是数百个触目惊心的问题。要一下子都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不出一点错。所以，尽管许多人都批评他，依我看，他明显的错误只是取消生态委员会和森林管理局的自主权。因为这一结果导致对大自然和森林的出卖和掠夺。

　　还有一些我觉得则是有争议的问题。例如，联邦议会即上院的改革问题。原来是由各地区有资格的，能够承担责任的省长们组成。现在，提出要由那些得势的、永久迁居到莫斯科，并将享受部长级生活待遇的、也许是三流的政治家们替换他们。毫无疑问，普京总统提出了正确的目标：强大俄罗斯，加强俄罗斯的统一。但是，议会改革这样的方案是不能为他的目标服务的，正好适得其反。

　　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普京总统有着非常明智的决策，而欠缺果断的实施。例如，他同那些在近年内靠掠夺，侵吞，贪污而发迹的暴发户的斗争。那些人无偿或是半价得到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因为这些资源都是属于国家的，我们始终没有私人财产，也没有完善的私有制度，而这样下去俄罗斯则不复存在。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国家杜马已经开始酝酿有关经济大赦草案。也就是说，从现在起，以前偷的就一笔勾销了，从今后大伙开始诚实地生活。这是很荒谬的。在腐败的基础上，我们的国家完全不可能站稳。普京应该在施政前，为了国家肌体的健康，首先清除这个毒瘤。

　　土地问题

　　卖，还是不卖农业用地--我们的激烈争论并不是因为土地问题引起的。新富们的贪婪驱使着他们尽快将自己的不义之财投到有利可图的土地上。接下来应该考虑的问题是着手开办地区性土地银行和设立土地委员会。如果没有资助(分期付款和低息)，我们是不 会有合适的买主的。土地银行资助了土地购买者，然后又清算偿还。在发生买卖行为的时候，不以任何国家任职级别为条件。(如果是被国家没收了土地的富农后代，一旦有旁人佐证就可以无偿拨给土地。)占有取得的地块应通过个人和继承的方式。但是，应当有一个规定：所得地块只能作为农业用地。当地的土地委员会要对此进行监督。如果土地挪作它用，由土地委员会决定收回用地。土地银行将退赔付款和已经发生的土地费用。

　　乌克兰

　　同乌克兰签署的最后一个协议令我大惑不解。叶利钦在十年间不断地在乌克兰总统们面前一味地低头妥协。他丝毫不关心在乌克兰和克里木的俄罗斯人的命运，不关心俄语的命运。他看中的是与克拉夫丘克和库马奇的拥抱。今天情形如何呢?结果是我们仍然继续妥协。在乌克兰，俄罗斯文化遭到践踏侮辱和充满敌意的禁封。中学里俄语受压制，大学则完全遭禁。乌克兰已经从俄罗斯夺走了黑海，现在又隔开了亚速海。这个可以通航的海峡，纷争从未停息。乌克兰还故意让北约在自己的领土接二连三地搞军事演习。为什么我们允许他们推迟十年偿还债务?以优惠价卖给他们天然气?似乎是自己人要偷就让他们偷吧!对此，我无法理解。

　　车臣问题

　　众所周知，车臣战争不是源自普京，而是叶利钦1994年丧失理智的决策结果。这是他犯下的严重罪行，尽管现在他已经得到了宽恕。马斯哈托夫在这三年里为了自己的独立都做了些什么?在恢复公民生活方面，他无所作为。是的，在这三年中，他让车臣储满炸药和各种武器，训练一批狂热的雇佣兵。我在1992年曾建议叶利钦："放弃车臣吧，他们要脱离出去，想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就让他们去吧，国界就沿铁尔科划定。"但是马斯哈托夫利用这三年制造恐怖爆炸活动。我发现我给叶利钦的建议错了。车臣为了成为军事恐怖的政体而一直在寻求自己的独立。不是普京侵犯车臣，而是马斯哈托夫的部队侵犯达吉斯坦。那么，是否要让出达吉斯坦?然后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这样做只是为了避免战争?是的，对俄罗斯来说，车臣战争是一场深重的灾难。这个问题至今仍未解决。

　　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如同其它任何一种自由一样，是一件异常珍贵的礼物，但它却具有双重性，当人们谈及我们今天的言论自由受到压制时，作为一个从苏联时期过来的历史见证人，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我认为目前新闻传媒基本上是自由的，畅所欲言，无所顾虑，也没有感到什么压力。至于新闻工作在许多方面受制于出资人的意图则是另一码事。现在的问题是另一方面：我收到几份报纸，都看了。又收到几百封信，人们在大声抱怨他们所经受的一切。这些当然是社会不和谐的声音。但是，我敢断言，报刊所反映的生活较之我们现实的实际生活要肤浅得多，琐碎得多。报纸在忙于应付政治阴谋，而极少关心人民的福利。为了装饰门面，把一些生活事件写进报纸和电视里。最可怕的是按照来自上层官僚们、来自最高权力机关、法律机构和教育阶层的意见来决定一切!似乎不需要人民自治，一切由上层来考虑，一切由上层来决定。这种对新闻自由的内在干扰是很危险的。只有当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拥有自己的声音，他们的双手从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而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俄罗斯的繁荣才会真正到来。

　　索尔仁尼琴的道德光芒

　　中国人对索尔仁尼琴的熟悉，主要来自他对专制主义的反抗，但对他那巨大的道德勇气完全来自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对上帝的信仰这一点，似乎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二战快结束的时候，索尔仁尼琴因写信批评斯大林被捕，在服役期间被关进他后来称为”古拉格”的苏联集中营。他在传记中写道，被捕的那天，是认识到悔改并走向神的开始；他的第一间牢房，是他的”情人”，在那里他才开始了解自己的内在生命，倾听灵性的声音，最后找到上帝。在蹲监禁和做苦力的双重煎熬下，祸不单行，他又得了腹腔癌。但真是”祸兮福所至”，在手术做完的后半夜，他和躺在另一张手术台的一位基督徒囚犯进行了对他一生来说最关键的交谈。据他回忆，虽然在黑暗中看不清对方的脸，但那位同样反对斯大林专制的基督徒医生，详细讲解了自己的人生，尤其是怎样从犹太教转成基督徒的心路历程。在那个漆黑的夜晚，索尔仁尼琴不仅听清了那洋溢着福音的声音，而且那些话语，像光，照亮了他心中的黑暗；像盐，给了他后来作为作家试图治疗人类心灵腐烂的永恒药方。

　　也许是上帝的旨意，那位基督徒医生和他讲完话后，第二天清晨就死在手术台上，荣归天国。正是由于索尔仁尼琴的宗教情怀，使他的作品继承了俄国伟大的基督徒作家陀斯妥也夫斯基所高扬的道德传统。索尔仁尼琴在1970年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书面致词中，曾极力赞赏陀斯妥也夫斯基，称他是一个具有”洞见真理能力的作家，一个很奇妙、充满智慧之光的人。”

　　陀斯妥也夫斯基之所以能够在十九世纪中叶就预言了二十世纪的血腥暴力，是因为他从欧洲知识分子开始抛弃上帝、走向纯理性和物质主义之中，看到了其背后的恐怖：”不信神，就什么都信”。随后的历史迅速证明了：斯大林们，希特勒们，尼采们，黑格尔们，弗洛伊德们，马克思们，以纯理性改造社会的乌托邦，把世界拖入无尽的灾难。而索尔仁尼琴，则由于亲身经历了二十世纪人类的深重苦难，他的作品更是以激愤、控诉的色彩，描绘那个挑战上帝的黑暗时代。

　　美国作家艾力克森（EdwardEricson）在《索尔仁尼琴道德的形象》一书中说，索尔仁尼琴是”一个燃烧着理想、信仰，具有动人生命史的人。”他在俄国作家中对专制主义最有进攻性、批判性。但他的反抗，和其它东欧异议作家不同的是，他不是政治和文学层面的反抗，更不是从经济角度控诉共产赤贫，而是在信仰的根基上，进行道德——良知层面的反抗。

　　索尔仁尼琴认为，是由于无神论，造成了斯大林的乌托邦和暴政。那是一个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世界，没有爱，没有公义，没有信仰；它只要宣传口号，用所谓阶级平等，改变了外在的社会环境，而根本没有改变人的内心，反而使人心的恶更为泛滥。索尔仁尼琴认为，善和恶的界线并不在于国与国、党与党、阶级与阶级、或种族、地缘、血缘之中，而在于人的内心。革命可以摧毁承载恶的人的肉体，以及其生存的外在环境，但摧毁不了邪恶本身。因为人的恶（原罪）是与生具来的，是人类始祖偷吃禁果的后果。不管有没有”革命”，邪恶都会存在。但革命会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导致邪恶更大范围地蔓延。

　　相信上帝的索尔仁尼琴根本无法接受西方启蒙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对人类进步的解释，因为邪恶不是经济状况的产物，而是滥用了神所赐给人的自由。索尔仁尼琴曾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认为”时间没有救赎的能力”，反而会带来更大的不幸和悲剧。也就是说，对于一个人而言，如果没有基督信仰，没有属灵的生活，不论他有多少”时间”，活多长，经历多复杂，阅历多丰富，其心灵成长、爱的能力都不会随年龄而自然成长。时间本身，寿命长短，并不能自然地带来救赎和人性的提升。不仅不能，反而还会因为”时间”的延长，也就是经历和阅历的丰富，而使人心负面积淀增多，欲望和原罪更蔓延。

　　人类整体和世界的发展也是这样，如果没有了神，那么人类不论繁衍几千年，世界不论有多么久的历史，最后社会不仅不会真正进步，反而会爆发更多的灾难，二十世纪就是典型的例子。因为失去上帝之”光”，世界只能更多阴影，丢掉了耶稣的道德之”盐”，人类会加快腐败。说到底，没有上帝，就没有了绝对的道德标准，人类就会为所欲为。因此索尔仁尼琴一生都在其作品中传播基督信仰，主张作家要做的，是帮助人明辨是非、善恶；并强调，基督教不是空洞的教条，而是治疗人心灵的源头活水。”而只有在灵性和道德的基础上，公义和人性的制度才可能建立。”

　　索尔仁尼琴对文学创作的定义是，小说必须能够符合那些主宰一般人生活的道德准则才行。因为人同时具有行善和做恶的两种能力，而人这两种能力的表现，在《圣经》里被表现的淋漓尽致，所以应是艺术家的永恒主题。

　　因此从索尔仁尼琴最早期的作品，就渗透着对这些永恒价值的探究。在他初期的剧本《风中之烛》中，就探讨了这种主题。该剧本的原名是《你的心内之光》，就是引用路加福音中的话，比喻人的良心好比是烛火，而二十世纪启蒙运动后的人生观像是外来的强风，它以人类自由意志的名义将人心中良知的烛火吹灭。剧本的主角叫”亚力”，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同名；经历也相似，很像是索尔仁尼琴的精神自传。亚力经常说，”上帝祝福你，监狱！”他认为，”苦难是灵魂成长的杠杆”。

　　该剧否定了两种价值观：一是科学乌托邦主义——世上所有问题都有理性的解决之道。二是倡导感官享受，及时行乐，毕竟人生苦短，而且只有一次。索尔仁尼琴认为，这两种观点殊途同归，最后都是肯定现世，而不是信仰的境界。在哲学上都是物质主义，而不是服从上帝、遵从耶稣的灵性世界。这个剧本是所有索尔仁尼琴的文学作品中唯一没有以苏联为背景的，但却是最早以上帝和信仰为探究中心的作品。

　　索尔仁尼琴的成名作是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伊凡．丹尼索维奇生命中的一天》，并因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部艺术性并不十分强、描写苏联劳改营生活的短篇小说，之所以能够引起重视，主要在于索尔仁尼琴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并不是斯大林对人不人道，而是人对人的不人道；斯大林并不是历史上人性进步过程中的某个失常状态，人类心灵中的邪恶是一个永恒的世界性主题。小说的主人公伊凡这个形象的闪亮之处，是他那种忍辱负重、坚守最起码的人性尊严底线的努力，他展示，无论专制的残暴把人贬低到何等地步，都无法把人性彻底泯灭。人虽在原罪驱使下堕落，但上帝的影像依在；本来属灵的人心可以被邪恶败坏，同样也可以藉上帝的恩典而得到救赎；”良心比生命本身更重要，更有价值。”

　　后来索尔仁尼琴写的《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等作品也是这样，提出”人为什么活着”，也是人类生存的终极问题。在这些作品中，索尔仁尼琴对苏联共产制度的谴责和批判，不是注重其政治上的罪恶，而是它的道德性的罪恶。索尔仁尼琴认为：人类只有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才能找回灵性，建立道德的根基，因为”道德植根于灵性”；人类只有经由它，心灵才可能更新，才会有爱、怜悯、公义、宽恕等神性；只有对上帝的信仰，才能作为人性道德的基础。所以索尔仁尼琴在领取诺贝尔奖的书面演讲词中清晰而坚定地表示：我绝不相信这个时代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义和良善的价值观，它们不仅有，而且不是朝令夕改、流动无常的，它们是稳定而永恒的。而这个价值观，就是基督信仰，就是《圣经》中的绝对道德标准。

　　索尔仁尼琴和那些著名的东欧异议作家最大的不同，是他不仅看透了专制的邪恶，也看清了尼采们以”上帝已死”为口号的启蒙主义所带来的灾难性；同时以巨大的道德勇气，只身挑战庞大的斯大林政权和帝国，因为他坚信：”极权主义社会绝非永久和不可动摇的”，”减弱它们稳定性的因素，就是宗教意识的复苏，它是极权主义要求全面控制人类精神制度的天敌。”美国作家斯卡梅尔（MichaelScammell）曾说，苏联解体后的克格勃秘密档案揭示的索尔仁尼琴，是”个人与巨石搏斗”的英雄传奇，展示了一个知识分子独力抗争专制的智慧与勇气。苏联解体后，索尔仁尼琴写的第一本回忆录，书名就是《牛犊顶橡树》，由这个书名可以想象到，一个倔强的老人，一肩抗着人类的道德旗帜，一肩背负着俄罗斯的苦难，韧性地跋涉，绝不回头，绝不妥协；像一只牛犊，执拗地顶着坚硬的橡树，在历史长河的背景下，定格出永恒的抵抗形象。他之所以坚守在道德层面而不是政治层面的反抗，就因为他的准则是：永恒的比暂时的伟大，天国的比人间的伟大，灵性的比政治的伟大。

　　1983年，索尔仁尼琴接受邓普顿奖（Templeton）演讲时说：”超过半世纪以前，我年纪还小的时候，已听过许多老人家解释俄罗斯遭遇大灾难的原因：‘人们忘记神，所以会这样。’从此以后，我花了差不多整整五十年时间研究我们的革命历史，在这过程中，我读了许多书，收集了许多人的见证，而且自己著书八册，就是为了整理动乱后破碎的世界。但在今天，若是要我精简地说出是什么主要原因造成那场灾难性的革命，吞噬了六千万同胞的生命，我认为没有什么比重复这句话更为准确：‘人们忘记了神，所以会这样。’”

　　“既不懂西方，也不懂俄罗斯”的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挑战共产专制的智慧和勇气，使他不仅在西方世界，而且在俄国民众中都享有巨大的声望。苏联帝国垮台後，很多俄罗斯民众盼望索尔仁尼琴回国出任政治领袖，当年的一项民调显示，48%的俄国人支持索尔仁尼琴出任俄罗斯总统。

　　但索尔仁尼琴在回国之际向《纽约时报》记者说∶”我回国後不会谋求任何官方职务。但是，对於使俄罗斯人民从过去沉重的状况中解脱出来，恢复健康的精神生活，我将发挥影响力。”这位崇尚精神价值的作家回到俄罗斯，就对正处於社会转型期的俄罗斯现实提出很多批评。他大声谴责社会上诸种见利弃义，贪污舞弊，和”大款”的挥霍奢侈，”新贵”的撒谎欺骗，始终保持做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承担监督权力者、针贬社会腐败的角色。即使被邀请到俄罗斯国会演讲，他仍然率直地批评政府官僚机构的膨胀和腐化，指著议员们尖刻地说，”很多共产官僚只是在身上刷了一层民主油漆，就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派。”

　　索尔仁尼琴在结束二十年的流亡生活後，不是从美国直飞莫斯科，而是经由阿拉斯加飞到西伯利亚，飞到当年曾关押他的劳改营总部所在地。当他经过四千多公里的旅程，从飞机走下来，面对欢迎的人群，他第一个举动是俯身用双手抚摸西伯利亚的土地，一字一句沉痛地说∶”我到这里向这块土地哀思，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当年在这儿被杀害，并埋葬在这里。在今天俄罗斯迅速政治变革的时代，人们太容易遗忘过去的几百万受害者。”索尔仁尼琴在演讲中强调要调查当年共产专制的罪恶，要追究迫害者的罪责。他主张，像德国追究当年纳粹罪行一样，俄罗斯人要追究共产党徒的罪恶。面对一些俄罗斯人提出要忘掉过去，向前看，寻求”全民和解”和”民族和睦”，他反驳说∶”离开精神净化，不会有真正的民族和睦。””当年的杀人者、迫害者必须承认错误并忏悔。”他说，对他个人来说，他不仇恨任何人。但”我将永远不会原谅那些在西伯利亚迫害和残杀了几百万同胞的人。”索尔仁尼琴认为，只有追究了过去的罪责，”过去”才不会重演。一位对此同感的俄罗斯海军军官说∶”索尔仁尼琴回来了，古拉格就不会回来。”

　　但索尔仁尼琴回国後的言行，也暴露了两个致命弱点∶否定西方文化价值和宣扬民族沙文主义。索尔仁尼琴在演讲或接受记者采访中，对西方文化进行了抨击。他认为西方文化是堕落的，他把西方流行音乐视为”铁幕下渗进去的污水”，并痛斥西方社会的摇滚乐、色情、犯罪和枪杀等。他的结论是，”俄罗斯不能照搬西方的经验。我们的生命、精神等，必须植根於我们自己的传统，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自己的环境。”索尔仁尼琴还批评”俄罗斯人不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不以身为俄国人为荣”。他还特别忧虑他信奉的东正教正逐渐被进入俄国社会的其他西方教派所取代。

　　索尔仁尼琴的这些言论，显示著他对西方文化价值的错误理解，因为西方文化并非就是摇滚乐、色情和暴力等，它的主要价值是”古典自由主义”，或者说是以基督信仰为核心的文明。它制度性地、尽最大可能地保障个人自由，视人的自由为最高价值，政府和一切法律的建立都是为了保障个人自由，而不是以国家强大为目的。西方文化是人类现有文化中最符合人性的”人的文化”，体现著目前人类最进步的精神文明；也正因为这种文化是最符合人性的文化，它才能穿越独裁者、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封锁和对抗，被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所接受。实际上，这种接受，就是亿万人内心深处人性需求的呼唤，用认同西方文化的方式得到了表达和印证。

　　在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有两个西方，一个是重视传统价值，强调基督信仰的保守派（conservative）的西方；另一个是强调无神论，以自由的名义鼓励放纵的左派（liberal）的西方。一左一右，一直在西方激烈地争夺思想和话语权力。索尔仁尼琴虽在西方生活了多年，但他一直隐居写作，全是写有关苏联的事情，没有认真学习和把握西方文化价值的精髓。而且他拒绝学习英文，放弃了直接接触美国社会和文化的重要媒介。这都导致他没有能力区分”两个西方”的根本不同，而是把西方看作一个整体加以否定。其实无论哪国的知识分子，人来到西方，绝不等於了解了西方，更谈不上把握了西方文明。如果不是有意识地学习西方文明，即使在西方呆一辈子，也会像索尔仁尼琴一样，根本不了解西方文明的价值。索尔仁尼琴抨击西方文化价值的言谈，并不受俄国人的欢迎。莫斯科一家独立的日报说，索尔仁尼琴现在”既不懂西方，也不懂俄罗斯。”

　　索尔仁尼琴的另一个弱点是他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结。他回国後，多次表示对前苏联分成现在的十五个共和国不满。他认为，在俄罗斯以外的其他共和国中，俄罗斯人属於少数，那是旧苏维埃”企图压倒俄罗斯民族的阴谋”。他不忿∶”俄罗斯民族为什麽非要受制於少数民族不可？”他在俄罗斯国会演讲，不断重申他的”大俄罗斯”历史观∶恢复俄国的大版图，兼并乌克兰和哈萨克，或至少是”统一”原苏联领土北部的一半，因为那里居住著很多俄罗斯人。

　　正因为索尔仁尼琴持这样的民族观，当俄罗斯军队攻打要求独立的”车臣”，造成当地很多平民伤亡时，这位以尖锐批评著称的异议作家没有发出任何谴责的声音。而同样曾是不同政见者的俄罗斯生物学家科沃耶夫（SergeiKovalyov），则公开强烈谴责政府军的暴行。这位人权捍卫者还专程从莫斯科奔赴车臣首都，住在那里几个星期，观察并收集当地平民的伤亡情况，以及人权被侵犯的记录。

　　索尔仁尼琴在国家、种族与人的自由发生冲突时，维护国家利益、强调种族至上的思想，从根本上说，是源於他没有将个人自由视为最高价值，仍把国家版图之类的东西看得大於人的尊严。索尔仁尼琴虽然勇敢坚定地反抗斯大林的专制，但是他没有思考清楚的是，斯大林罪恶的核心是剥夺人的选择权利。一个合理的社会，首先要保障人民的选择自由，这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健康的主要标准，不是它的版图大小，也不是哪个民族占统治地位，而是那里的人民活得有没有自由和尊严，人们有没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索尔仁尼琴一方面坚定地反对践踏人的专制，一方面又主张恢复”大俄国”，剥夺其他民族的选择权利，表现出在他内心深处仍然没有真正懂得自由的崇高价值，或者也可以说，他还没有真正读懂《圣经》，没有理解明白上帝的话语。因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会看重现世地域的大小，而是心灵天国的辉煌。

　　索尔仁尼琴回国後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崩溃的俄国》（Russia inCollapse），更是发出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声音：”俄国正在知识精英和西方，尤其是美国面前下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大是向俄国施压的西方阴谋”，”俄国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奴隶”，”俄国社会将毁灭┅┅再过一个世纪，字典里『俄国』这个字眼，就可能惨遭删除┅┅”《纽约时报》报导说，该书第一版印刷了五千册。这位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全球知名作家的新书头版竟只印了五千册，对此莫斯科的年轻批评家阿迈林（GrigoryAmelin）尖刻地指出：”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但没有人看他的书。”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1989年首次在莫斯科出版时，发行了一百万册。他刚回国後在全国电视上主持的”交谈节目”也因收视率太低而取消，他到各地旅行讲话也没有媒体关注。

　　一位反抗共产主义的英雄，享誉世界的作家，曾被视为俄罗斯良心的巨人，怎么今天却被他的同胞离弃？索尔仁尼琴回国後开口闭口都是教导人们”要爱国”，强调”只有爱国主义才能凝聚起俄国人民。”（这种语言很像当年苏共《真理报》上的话。）他在美国起程回国时，曾刻意展示他是一个”爱国者”，在机场向记者们炫耀他的”苏联护照”（除索尔仁尼琴外，他的家庭所有成员包括妻子和三个儿子都加入了美国籍），他举著”共产苏联”发给他的那本护照对记者们说，”虽然不幸的是这上面印著『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但不管怎样，它毕竟是一本苏联护照。”五分之一世纪的流亡岁月，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自由人”的生活，而是仍然保持了他是”俄国人”的身份。

　　这种”俄罗斯国家情结”使索尔仁尼琴不能满怀欣喜地去欣赏大苏联解体後人民获得的自由和尊严；而是高声抱怨，并为失去的大国疆土而悲叹。在他眼里，重要的是俄罗斯这个国家，而不是那块土地上生活的人民的选择权，包括他们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发财致富的权利。索尔仁尼琴也像托尔斯泰一样，激烈地反对私有制，反对市场经济，反对私有财产。他忽视了，或者从来没有明白过，拥有私有财产正是人的最基本的天赋权利之一。只有保障人们私有财产的权利，充分实行自由交换”私产”的市场经济，人民才可能富有，社会才能繁荣。

　　索尔仁尼琴这种”俄罗斯至上”和”反对私有制”的观念，必然导致他对西方持抵触的态度。他甚至呼吁，”不要尝试把西方的经验强迫地嫁接到俄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精神，必须产生於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氛围。”在索氏的这种呼吁中，经常见到的是”我们，我们”，而几乎没有”他们”和”世界价值”（UniversalValue）。更没有了他曾最强调的人类都是上帝的子民，都是天国的儿女，这种最根本性的普世价值。

　　索尔仁尼琴：衰弱，但稳定——“只要活着，就给国家开药方”

　　特约记者孙越自莫斯科报道　俄罗斯著名作家、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上周在莫斯科家中对中华读书报特约记者说：“只要我活着，就要给国家开药方。”

　　他身体依然非常衰弱，但健康状况稳定。不过，前些天他偶感风寒，还在咳嗽流泪。

　　2006年12月27日，读书 报特约记者向索尔仁尼琴赠送了中国特产乐陵红枣。

　　“刚才还有朋友来电话说，也许中医和中药对我的病更有疗效。”索尔仁尼琴说，“看看，话音未落，你就送来了中国的红枣。”

　　索尔仁尼琴告诉中华读书报：“大家都说，我活着是一件好事，不仅可以听到大家说什么，还可以跟大家一起承受痛苦。可惜，现在没多少人愿意听我说话了。但只要我活着，就要给国家开药方。”

　　多年来，索尔仁尼琴几乎从不接受记者采访，因而此次见面实属不易，但也不准拍照。

　　他看上去很忧郁，不愿意讲话，标志性的花白长须垂在胸前，穿一件暗绿色西服上衣，黑色高领薄毛衣，不打领带。

　　他递给读书报记者一张当天在莫斯科出版的《一起生活的时代》报，上面刊登了索尔仁尼琴1998年出版的《崩塌中的俄罗斯》一书的片断。

　　“你看了就会明白，为什么俄罗斯是这个样子了。”索尔仁尼琴说，“也许你应该把这本书译成中文。”

　　与索尔仁尼琴的会面结束后，他的夫人娜塔利娅·索尔仁尼琴娜还邀请记者到莫斯科市中心参观了索氏的老房子。

　　此地位于特维尔大街12号。1974年2月12日，索尔仁尼琴就是在此被捕，后遭驱逐。

　　这座四室老宅现为索尔仁尼琴的书房。靠右手的一间现在用做索夫人的办公室，里面有两个摆满了图书的玻璃门书柜，完全是上世纪80年代的款式，一张并不宽敞的书桌，没有电脑，只有一些秘书送来的需要阅读的文件。隔壁两间书房，一大一小，都是秘书的办公室，那里书架上的图书堆得顶到了天花板。

　　有大约三、五个秘书到这里全职上班，年龄都在50岁以上，他们负责处理索尔仁尼琴的稿件、图书和资料等事务。

　　索尔仁尼琴娜告诉读书报，俄罗斯将在2007年举办主题为“索尔仁尼琴与世界”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主办单位之一就是索尔仁尼琴亲自创办的“俄罗斯侨民文学中心”，研讨会主会场分别设在俄罗斯和美国，届时，主办单位将邀请世界各国的索尔仁尼琴作品研究学者参会。“索尔仁尼琴在中国”也将成为此次学术会议的主题之一。

　　索尔仁尼琴：俄罗斯坐标上的雕像——一生都在向公众公开讲真话

　　“我一生中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我的一生都在于冲破阻拦而能够向公众公开讲出真话。”但令人唏嘘的是，随着年华无情流逝，当年的“斗士”索尔仁尼琴也只能坐在轮椅上接见现任总统。

　　即使1994年在流亡20年回到祖国后，索尔仁尼琴依然不懈地批评“民主化”的叶利钦政府。从2003年普京电贺索老84岁生日到今年6月12日登门拜访，作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也终于得到祖国的官方肯定，而那个政治异议者的索尔仁尼琴在和普京的合影中，像雕像一样屹立在时代坐标上。

从不是明哲保身的顺民

　　索尔仁尼琴出生于十月革命的第二年，是一个遗腹子，父亲在军队供职，战死在一战德国前线，索尔仁尼琴靠着中学教师的母亲一手拉扯大。他是大学数学系高材生，1941年刚刚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就应征入伍参加卫国战争，两次立功受奖。就在战争结束前，战斗英雄索尔仁尼琴却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批评斯大林，最后在前线被捕，被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罪名判处八年劳役，但直到1956年才结束流放。

　　在劳改营中，索尔仁尼琴开始了文学创作，当然这些只能写给自己看。随着赫鲁晓夫的上台整个社会环境开始松动，索尔仁尼琴把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投给《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看到小说之后预感到一位大师的诞生，但不敢擅自刊登这篇苏联文学中第一次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作品。特瓦尔多夫斯基设法托人把小说转给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曾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要求委员们表态同意该书出版，虽然当时许多人没有表态，但是赫鲁晓夫还是下令出版该书。当1962年第十一期的《新世界》刊登了这部小说时，已是《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送到编辑部的一年之后。小说给索尔仁尼琴带来了巨大声誉，一时间各种社会活动应接不暇，索尔仁尼琴在苏联的声誉达到了顶峰。

　　在某种程度上，索尔仁尼琴在苏联文坛是由赫鲁晓夫一手捧红的，随着1964年赫鲁晓夫的下台，索尔仁尼琴的处境日益艰难，1965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就开始受到公开批判。

　　当整个社会舆论随着赫鲁晓夫下台而对索尔仁尼琴不利的时候，作家早就忘记了20年前对声誉如日中天的斯大林的批评带来的灾难，和1945年的那封批评信一样，在强权面前，索尔仁尼琴从来不是一个明哲保身的顺民。索尔仁尼琴在1967年5月的作代会前夕，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这位由赫鲁晓夫捧起的苏维埃作家成了当局的眼中钉，而有点“不知好歹”的索尔仁尼琴顶着风口浪尖在国外出版了《癌症楼》和《第一圈》，这几乎是灾难性的。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开除作协会籍。

　　但在回忆往事时，面对曾经有知遇之恩的赫鲁晓夫，索尔仁尼琴的看法却是：“我是被赫鲁晓夫捧起来的，在他面前，我没有行动的真正自由，我应当在对他和列别杰夫的态度方面永远毕恭毕敬感恩戴德，尽管这对于一个从前的劳改营分子来说是可笑的，怀着一种人对人的感激心情，这种感情是任何政治上的公正所不能取代的。现在，我摆脱了庇护，也就随之摆脱了对他们的感恩戴德。”

　　顶着橡树的牛犊

　　随着作品在欧洲的出版，索尔仁尼琴在世界文坛的声誉日隆。1970年，因为“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代所具有的道义力量”，索尔仁尼琴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索尔仁尼琴得到苏联当局的明确警告：出去后就别想再回国。没有选择主动流亡的索尔仁尼琴致信斯德哥尔摩，出于个人原因放弃诺贝尔奖。1973年底，以揭露十月革命以来“非人的残暴统治”为主旨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也在巴黎出版，集中体现了索尔仁尼琴反对强权和暴力、极力消除笼罩在自己国家头上不真实的神话和虚假印象、追求正义和真理的思想。但四年后，作为国际知名人士的索尔仁尼琴还是被迫出走他乡，并被剥夺苏联国籍，从联邦德国、瑞士一直流亡到美国。

　　有人说，索尔仁尼琴的声誉来自对苏联的批评，他作为“铁幕”以西的政治工具而被过度吹捧。但事实上，即使受到西方各国的优待，索尔仁尼琴依然像自传《牛犊顶橡树》中牛犊那样，在铁幕那边横冲直撞，1978年，他在哈佛大学批评西方的演讲招致美国的围攻。而1994年被叶利钦邀请回到故乡后，他又无情揭露俄罗斯社会现实并猛烈抨击当权者，1998年拒领叶利钦总统颁发的圣安德列勋章。“只要还活着，或者直到牛犊顶到橡树上折断了脖颈时为止，或者是橡树被顶得吱吱响，倒在了地上为止。”索尔仁尼琴这样形容自己，他这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牛犊，总是很不明智地、数十年如一日地用自己的脑袋和犄角狂热地顶向枝干庞大根基深厚的橡树。

　　索尔仁尼琴就像巴尔扎克所说的那样：“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作家（我不怕这样说）能够与政治家分庭抗礼，或者比政治家还要杰出的法则，就是由于他对人类事务的某种抉择，由于他对一些原则的绝对忠诚。”俄罗斯女作家尤利兹娅认为，索尔仁尼琴是上一代作家中最后一位代表良知的作家，他能够改变社会进程，或至少影响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索尔仁尼琴自己也认为：“文学可以加速历史前进的脚步。”“出色的作家，不成功的政治活动家。”北京大学俄语系任光宣教授这样评价这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用文字和口号为俄罗斯命运奔走甚至受难的文学家。

　　摩罗在《巨人何以成为巨人》中说，“领袖不只是代表人民，而且的的确确是由人民培养出来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领袖，从而也就有什么样的民族和社会。”在俄罗斯，之所以能产生像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等伟大的文学巨人，其原因就是有这样一群具有“强烈的尊严意识和人道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并在普通百姓中获得广泛支持。也因如此，1994年之后的索尔仁尼琴甚至被一度视为俄罗斯未来的先知。“他能得到俄罗斯百姓认同主要是在于他的使命感，在大家不敢说的时候他说了真话。这也是俄罗斯200多年来的一个传统，无论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百姓。”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文学专家陈建华这样评价索尔仁尼琴。

　　总结自己的一生，索尔仁尼琴在《牛犊顶橡树》中说到，“我一生中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我的一生都在于冲破阻拦而能够向公众公开讲出真话。”但令人唏嘘的是，随着年华无情流逝，当年的“斗士”索尔仁尼琴也只能坐在轮椅上接见现任总统。“索老的身体确实一日不如一日了。”和索尔仁尼琴相识并长期保持联络的北京大学任光宣教授告诉早报记者。

　　学者观点

　　周尚文（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

　　普京亲自登门拜访索尔仁尼琴并为其授予俄罗斯国家奖，这当然有普京政治上的考量在里面。近几年来，西方经常指责俄罗斯的人权状况，普京通过此举可以获取一定的政治资源，当然这也是对一位老作家表示的由衷敬意。

　　陈建华（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

　　在我看来，索尔仁尼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他们的作品都描绘了病态社会下人性的扭曲，索尔仁尼琴和陀氏一样，希望为俄罗斯的未来指明道路，也就是用他的所谓的社会主义，这当中有点宗教空想的东西。

　　回国后的索尔仁尼琴

　　北京大学俄语系任光宣教授曾与索尔仁尼琴有过一面之缘，并与其一家保持着长期的友谊。

　　1994年索尔仁尼琴回国之后，不太了解俄罗斯国情得罪了许多人，他吸取教训闭门谢客。“与索老的唯一一次见面是我一生最珍贵的记忆之一。”任光宣告诉早报记者：

　　“我与索尔仁尼琴曾有一面之交，那是1996年夏天，在莫斯科举办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之前。我发现大厅里有一位身材中等、蓄着大胡子的俄罗斯人周围簇拥着好多人，那个人很像是作家索尔仁尼琴，但我又不敢确定，于是问了身边的一位俄罗斯人，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我当即决定向他走去。因为我知道这是与这位俄罗斯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见面和对话的良机。我趁机向他把自己做了简单的介绍，说我是来自中国北京大学的教师，索尔仁尼琴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有一个儿子是学中文的。’我与索尔仁尼琴的谈话就从这里开始了。我向他简单地介绍了他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小说《古拉格群岛》在我国的译介情况。我告诉索尔仁尼琴，他的小说《古拉格群岛》在1981年就被译成中文，并于1982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问世，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这部小说在他的祖国俄罗斯与读者第一次见面是在1989年。他既感到惊讶，又十分高兴。

　　我与索尔仁尼琴妻子娜塔丽娅·安德烈耶夫娜相识于2003年，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告诉她索尔仁尼琴作品在华的翻译情况，但她开玩笑地回答道，‘第一，我们不知道；第二我们没有收到一分钱稿费。’”

　　娜塔丽娅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是索尔仁尼琴的第二任妻子，在索尔仁尼琴最倒霉的时候他们开始在一起，共患难几十年。娜塔丽娅非常漂亮、有风度，从不以名人妻子自居，也不会在社交场合谈起自己的丈夫。近年来，索尔仁尼琴身体不适，所有社交活动大部分由妻子代劳。

2007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向索尔仁尼琴颁发人文领域杰出成就奖

环球时报8月4日报道8月3日晚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因中风在伦敦逝世，享年89岁。

索尔仁尼琴1918年出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等。

资料: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于1918年12月11日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父亲曾在沙俄军队中供职，战死在德国；母亲系中学教员。由于他是个遗腹子，童年全靠母亲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1924年，随寡母迁居到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市。在这里，他读完了中学，考入罗斯托夫大学的数学物理系，194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与此同时，作为莫斯科大学的函授生，他在攻读文学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卫国战争时期，他应征入伍，当过炮兵连长，并因作战有功，两次获得勋章，后升至大尉军衔。

1945年2月，他在东普鲁士的前线被捕，按他本人的说法，是因为在与友人通信中“批评斯大林”而“案发”被捕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他8年劳改。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6年解除流放，1957年，终于宣布他“无犯罪事实”，被恢复名誉。此后，他定居于梁赞市，在一所中学里任数学教员。在担任教学工作的同时，他从事文学创作。

1962年11月，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新世界》杂志发表了索尔仁尼琴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据《文学报》报道，它是“在苏共中央赞同之下发表的”①。著名诗人、《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为这篇小说写了“代序”，说它“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它说明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领域或现象不能给予真实的描写”②。赫鲁晓夫也夸奖这部小说是“从党的立场反映了那些年代真实情况的作品”③。小说即刻轰动了整个前苏联，在文艺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继它之后，前苏联文坛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流放地。囚车和监狱的作品便大量产生。索尔仁尼琴也于1963年连续发表了3部这类主题的中短篇小说:《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马特辽娜一家》《为了事业的利益》。1963年，他加入苏联作协。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从1965年3月开始又受到公开批判。可想而知，旨在暴露斯大林时代阴暗面的长篇小说《癌症楼》（1963—1967）和描写政治特别收容所的《第一圈》（1969）已没有可能在苏联国内问世了，它们同索尔仁尼琴此后的其他作品都是在国外出版的，且引起巨大的反响。

1967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遭到当局指责。1968年，长篇小说《癌症楼》和《第一圈》在西欧发表。

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但瑞典皇家学院却于1970年“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金。当时，前苏联官方认为这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自然，索尔仁尼琴没有前去领奖。

1971年，德、法两国同时出版他的长篇小说《1914年8月》。1973年12月，以揭露十月革命以来“非人的残暴统治”为主旨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也在巴黎出版，这是一部自传兼特写性的3卷本长篇小说，披露了从1918年到1956年间苏联监狱与劳改营的内幕。

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他先到西德，后移居瑞士，并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了4年后补发的诺贝尔文学奖状。1976年他迁往美国。

1989年，苏联作协书记处接受《新世界》杂志社和苏联作家出版社的倡议，撤消作协书记处于1969年11月5日批准的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苏联作协的“不公正的、与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相抵触的决定”，同时委托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作家们向最高苏维埃提出撤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74年2月12日的命令。

1994年，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回归俄罗斯。他的作品得以正式出版。

转贴：景凯旋：向索尔仁尼琴致敬

景凯旋：向索尔仁尼琴致敬

作者：景凯旋 南京大学教授

如果有人问我，谁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索尔仁尼琴。在上世纪的大作家中，卡夫卡深刻，乔伊斯高妙，普鲁斯特丰富，但要论伟大，仍然非索翁莫属。他凭着一支笔，改变了历史的方向。为了表彰他的杰出贡献，普京总统6月12日向索翁颁发了俄罗斯国家奖，高度赞扬他的名字和创作与俄罗斯本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此举也在表明，俄罗斯在今天世界上的地位，不是仅仅靠丰富的石油，强大的军力，更是靠着俄罗斯作家创造的不朽业绩，尽管这一业绩是揭示俄罗斯一段沉重的经历。

这位88岁老人一生坎坷，因为对现实持批判立场，他坐过牢，患过癌症，遭过流放，但他却始终关注着俄罗斯的命运。他爱这片土地，是因为他生在那里，更深刻地说，是他在那里经受了无比的痛苦。今天，他的祖国终于承认，他才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因为在他心中，祖国从来不是抽象的名词，而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是古拉格群岛上的千百万囚徒，他对此的揭露与批判，使人民这个字眼重新有了能够感知的热度，为俄罗斯文学重新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许多中国读者都曾深受俄罗斯文学影响，像熟悉自己的家乡一样，熟悉那里的白桦林和雪原，但有了索尔仁尼琴，俄罗斯在我们心里才变得更加清晰而真实。他作品里透出的深沉、阴郁和悲怆，蔑视权威的勇气，铿锵有力的文字，就像是一根钢钎打进岩石。牛犊抵橡树是由于勇气，这种勇气来自俄罗斯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来自笔比剑更有力的确信，相信即使最残酷的年代，也压抑不住人性。从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中，我们知道了在古老的“诗言志”传统之外，文学还有一个更高的使命，那就是追求真理。

索尔仁尼琴曾引用过一句俄罗斯谚语：“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在他看来，文学的生命正在这里，它既不迎合权力，更不是徒有形式。作家深知，现代人最大的人性缺失就是对谎言俯首听命，面对不义熟视无睹。为此他曾写下一文《莫要靠谎言过日子》，希望人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讲违心话，至少不要参与撒谎。按说，这在任何文化中都是一个共同的底线和常识，但他却因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一句真话的份量的确太重。在这方面，艺术家和权势者之间的较量，其实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

可以说，索氏的创作是记忆的文学，或见证的文学。后世的人要了解这个世纪，就必须读他的作品。从心理学讲，一个人没有记忆，就没有人格。一个民族没有记忆，就没有文化特征。正如索氏引用的一句俄罗斯谚语：“提旧事者失一目，忘旧事者失双目。”正是为了这一点，为了那些生者和死者，索氏才决心把看到与想到的一切写出来，以强烈的使命感创作出一部部传世之作。

俄国女诗人阿赫玛托娃讲述过同样的事。一次，她在监狱门外排队等候看望她的儿子，一位老妇人转身问她：“您是阿赫玛托娃吗？”她说：“是的。”老人又问：“您是否认为有一天您能够讲述这个故事？”女诗人沉默片刻，然后回答说：“是的，我会试试的。”老人激动地望着她，毫无血色的脸上显出一丝微笑。

这就是俄罗斯灵魂，将苦难变成一种意义，而不是轻盈的逃避。在获奖感言中，索尔仁尼琴再次提到他一生所从事的事业，“在我们国家经受的残酷的、昏暗年代里的历史材料、历史题材、生命图景和人物将留在我的同胞们的意识和记忆中。这是我们祖国痛苦的经验，它还将帮助我们，警告并防止我们遭受毁灭性的破裂。在俄罗斯历史上，我们多少次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精神上的坚韧和坚定，是它们搭救了我们。”

俄罗斯将在今年举办“索尔仁尼琴与世界”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届时“索尔仁尼琴在中国”也将成为会议的主题之一。中国学者可以告慰作家的是，他的许多作品在中国都已经出版，中国读者知道它们，甚至比俄罗斯读者还早。然而，我们是否也能无愧地告慰作家，我们没有失去双目，此刻我们也在倾听他发出的历史的声音？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景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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