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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甲骨；刘鹗；王懿荣；考古学史；金石学
内容提要：本文在辨析对安阳甲骨发现的若干误解基础之上，提出甲骨的发现不是行为意义上的发现，而是认知意义上的发现。甲骨的发现不是由一个特定的学者一次性完成的，而是由刘鹗《铁云藏龟》、孙诒让《契文举例》和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三个环节构成的。发现甲骨的讨论也不应该将古董掮客和古董市场排除在外，古董商在安阳甲骨的早期流布和收藏中的地位正说明甲骨收藏存在一个“前甲骨学时代”。因此，甲骨发现的学术史讨论有助于我们反思对中国考古学史的理解和写作。
Keywords: oracle bones, Liu E, Wang Yirong, history of archaeology,antiquarianism
Abstract: Based on identifying certain mis-interpretations on thediscovery of oracle bones in Anyang, the present paper proposesthat the term “discovery” refers to intellectual establishment morethan the behavior of physically locating and collecting. In theintellectual meaning, the discovery of oracle bones consists ofthree successive steps, represented by Liu E’s Tieyun Cang Gui, Sun Yirang’sQiwen Juli and LuoZhenyu’s Yinxu Shuqi QianBian. It is not reasonable to attribute the discovery of oraclebones inscriptions to the actions of encountering and collectingoracle bones of a specific recognized scholar, especially when thedirect evidence lacks. Besides, the antiquaries and antique marketsshould not be excluded from the early history of finding andcollecting oracle bones. Their contribution proves that there is anera of collecting oracle bones in the antiquarianist fashion before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udy of oracle bone inscription.Therefore, the debate o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finding oforacle bones is significant to realize re-considering theunderstanding and writing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archaeology.
在《安阳》首章《甲骨文：最初的发现及学术界的初步接触》中，李济（1896-1979）先生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说法，“知识的进步是循序渐进的。十九世纪末甲骨文的发现与其说是偶然，不如说是学者们不断努力的结果。在1899年所发生的事件之前存在着长期的学术史准备，这对清代学术史的考量意义重大，因为它培育了学者们，使之达到能够认知甲骨刻辞的重要性的成熟阶段”[i]。他特地征引小屯一带隋代墓葬予以说明。隋墓频频打破晚商文化层和文化单位，甲骨碎片早已出露地表，并且掺入隋墓回填土中。然而，隋代学者却没有“发现”甲骨[ii]。李济先生意在指明，甲骨的发现不是行为意义上的发现，而是认知意义上的发现。这一论断促使我们反思中国考古学史的阅读和写作方式。作为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史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安阳甲骨的学术史观察应该着眼于资料如何公布、史学价值如何被揭示以及研究范式如何发生转变，而不是争辩在行为意义上，学者或者收藏家得见或者收藏甲骨的具体时间的早晚关系。不过，遗憾的是，迄今为止，针对安阳甲骨的发现的学术讨论大多纠缠在后一个问题上。其次，即往的学术史追溯过度局限在少数精英学者群体上。至少对于以实物的发现、流布、收藏和阐释为特征的古物学或者考古学而言，这个视角是值得诟病的[iii]。学术史观察屏蔽了精英学者之外，众多对学术发展进程施加了重要影响的群体。然而，围绕精英学者的并非唯唯诺诺的群氓，尤其是在同光时期之后的古物学进展上，古董掮客和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精英学者们的研究和阐释。以“潍贾”相称的山东潍县一带的古董商人群体在甲骨的发现和确认的过程中的贡献必须得到确认，而不能将其视为甲骨从安阳小屯村民手中流入精英学者的收藏之间的一个无关紧要的匿名环节。此外，如果不再将发现甲骨的学术史简化为按照年代顺序罗列发现、收藏和著述，而是将其放置在晚清金石收藏潮流变迁的整体情境中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甲骨的发现、收藏和研究历史上存在一个“前甲骨学”时代。在史学价值被完全揭示出来之前，甲骨的收藏和刊布仅是同光时期（1862-1908）金石收藏潮流的组成部分。甲骨最初被纳入收藏范畴并不是建立在对其史学价值的认知基础之上，而是晚清金石收藏扩大化的表现之一。在收藏和刊布上，甲骨的地位与新被纳入的其他器物种类，如镜鉴、封泥、玺印、陶文、砖文、货泉等无异。此外，和众多收藏门类一样，甲骨的最初收藏深受古董市场的操纵。基于上述分析，对安阳甲骨的发现的学术史考察为反思考古学史的写作实践提供了一个契机。
既往研究中，行为意义上的发现甲骨转换成为何人最早见到或者收藏甲骨，并衍生出多种假说。但是，这些假说都是“去情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写作方式的产物，文化歧视倾向显而易见，而且评判标准轻率变更。首先，诸多假说都设立了清晰的身份限制，不予考虑精英学者之外的各种人物。所以，甲骨发现问题等同于哪位精英学者率先发现或收藏甲骨。但是，讨论进入到精英学者群体范畴之后，却突然放弃文本实证主义立场，不再依据甲骨收藏的刊布次序，转而讨论何人最早见到或收藏甲骨。大多假说无法得到同时期直接文本的支持，因此不得不转而依赖间接文本，辗转多手的晚期文本甚至口承传统。同时期直接文本的缺失看似偶然，实则反映了此时甲骨在金石收藏中的地位，后文将进一步阐发此点。罗振玉于1908年最终确认甲骨出自安阳小屯之前，无人亲临过甲骨出土现场。早期精英学者只有通过古董掮客才能得见甲骨。这样，发现甲骨的智力活动逐步演变成为厘定不同精英学者通过古董市场见到甲骨的先后关系。既往的讨论大多默认单线式时间观念，这对既无垄断性古董商、也无垄断性藏家、古董流通渠道相对自由而多元的古董市场而言并不适用。如果再考虑到古董商和古董市场常常处于文本覆盖之外，这种讨论的可信度将受到进一步质疑。因此，讨论行为意义上的甲骨发现既无学理依据，也无充分的材料。
发现甲骨的学术史阐发肇始于董作宾先生[iv]。李济《安阳》等基本沿用董说[v]。虽然，刘鹗（1857-1909）《铁云藏龟》是甲骨发现历史上的第一个确凿无疑的节点，但出于迄今未可明晰的理由而被董作宾摈弃。《铁云藏龟》年代最早的版本是光绪三十年（1903年）抱残守缺斋石印本，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甲骨图录。“刘鹗发现甲骨说”是唯一有确凿的同时期文献证据的假说，但是却很快被其他假说取代。安阳一带流传由古董掮客范维卿居间，端方首见甲骨的假说。但是，李济认为端方说来自古董商口述，并不具备“学术影响”[vi]。端方金石收藏规模巨大，其中青铜、玉石、陶瓦等众多器类均有图录刊行，唯有甲骨从未被人言及，迄今亦无任何公私收藏将其来源追溯至端方收藏，因此，端方说无从稽考。《铁云藏龟》中的若干表述诱使学者们提出“王懿荣发现甲骨说”，但迟至经过董作宾和胡厚宣整理和倡导之后，才渐成主流说法[vii]。八十年代之后，新出“王襄和孟定生发现甲骨说”构成对王懿荣说的最主要的挑战[viii]。在王懿荣说和王襄和孟定生说相持不下之时，继之而起的还有陈介祺说[ix]。虽然晚出诸家假说在不同程度上动摇了王懿荣说的基础，但是悉数默认精英主义文化立场，和以行为意义上的“见到”取代认知意义上的“发现”的逻辑，因此无法形成范式意义上的进步。
《铁云藏龟》刘鹗自序、吴昌绶序和罗振玉序都言及刘鹗并非收藏甲骨第一人，其收藏是建立在他人的收藏基础之上的。这一表述在随后的讨论中被过度阐释。刘鹗自序中提及，其甲骨收藏逾5000片，主要来源大体计有：约有1000余片甲骨来自于1900年庚子之乱中自杀殉国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的后人；潍县古董商赵执斋“奔走齐鲁赵魏之地，凡一年，前后收得3000余片”；通过范姓商人，自定海方若（药雨）处收购甲骨300余片；此外，己亥年（1899年），刘鹗曾派其子前往河南收集甲骨，“龟板已亥岁出土在河南汤阴，属之古囿里城，传闻土人见地坟起掘之，得骨片，与泥粘结成团，浸水中或数日，或月余，始渐离晰，然后置盆盎以水荡涤之，约两三月，文字方得毕现”。“已亥一坑所出，虽不敢云尽在于此，其遗亦仅矣”[x]。倘记录不舛，则可以推知，《铁云藏龟》刊布之时，甲骨的真正出土地点尚不为外界知晓。已亥所得，虽有原始的“考古”意味，但显然是在古董掮客的安排之下的“发现”，刘鹗之子应该没有亲临发掘现场。由于精英主义文化立场，后世研究者多略去范姓、赵姓等古董掮客不论，仅仅关注王懿荣收藏。对于来自王懿荣的甲骨收藏，《铁云藏龟自序》提及，“既出土后，为山左贾所得，咸宝藏之，冀获善价。庚子岁，有范姓客挟百余片走京师，福山王文敏公懿荣见之狂喜，以厚值留之，后有潍县赵君执斋得数百片，亦售归文敏”。吴昌绶序也提及，“地下悉宝，一旦拨豁呈露，以供好古嗜奇者之探索，文敏导其前马，先生备其大观”。因此，在甲骨收藏的先后关系上，无论是吴昌绶还是刘鹗本人都同意，王懿荣收藏甲骨早于刘鹗，而其最早收藏甲骨推定在庚子年（1900年）。但此说和刘鹗之“已亥坑”的发现存在抵牾。罗振玉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中指出，“光绪已亥，予闻河南之汤阴发现古龟甲兽骨，其上皆有刻辞，为福山王文敏公所得，恨不得遽见也”[xi]。此说将王懿荣最初收藏甲骨的年代提前至已亥年（1899年）。1920年，王懿荣四子王汉章编订《清王文敏公懿荣年谱》，提及“河南彰德府安阳县小屯地方，发现殷代卜骨龟甲至多，上有文字，估人携之京师。公审定为殷商故物，购得数千片。是为吾国研究殷墟甲骨文字开创之始，事在是年秋”[xii]。这是王懿荣发现说的首次正面表述，距安阳甲骨的发现已经有二十余年。因为罗振玉业已经证实甲骨出自安阳而不是此前风传的汤阴，《年谱》相应作出调整。
王懿荣早于刘鹗收藏甲骨应该可信，但是以王懿荣作为甲骨研究的首倡者却并不妥当，甚至王懿荣是否辨识出甲骨都值得置疑。作为国子监祭酒，王懿荣长期浸淫于金石时风之中，在鉴定考释上名重一时。吴士鉴《王文敏公遗集?序》称“鉴别宋元旧版，考释商周器，得公一言，引为定论”。“既回翰林馆，绵历十年，中朝言学者，自吴县常熟外，惟公丰采隐然，负时重望，名流从萃，趾错于门”。吴县指潘祖荫（1830-1890），常熟指翁同龢（1830-1904）。潘祖荫以三代铜器收藏著称，有《攀古楼彝器款识》等流传于世。翁同龢则以版本之学知名。传记和遗集之中将王懿荣与潘、翁同列，实是溢美之辞。无论是《王文敏公遗集》还是其他辑录之中，均未见王懿荣任何言及甲骨的文字。遗集卷四《求阙文斋文存》，卷六《福山金石志残稿》、卷七《天壤阁杂记》、卷八《汉石存目》多涉及金石，但金石之论并无创见；卷七之中前往河南府、潍县等地记录尤多，但从未涉及甲骨。如果《铁云藏龟》刘、吴、罗三家说法应当采信的话，则王懿荣即使有甲骨收藏，亦无未来的金石考古之学和史学对甲骨的意识，《遗集序》称王懿荣为“吾国研究殷墟甲骨文字开创之始”实缺乏任何直接证据。
最迟在三十年代，王懿荣说已经成为学术界倾向的说法。1931年发表的一篇错漏百出的报刊文字虽开启恶例，但是并非如同此前论及的一样影响了公众乃至学者的判断，而是学者频繁引用，修改成说，以适应王懿荣说。1931年，北平《华北日报》副刊《华北画报》刊登了署名为汐翁的《龟甲文》一文。该文本系报刊写手的应景小文，但是却添加了众多以讹传讹的故事情节。由于细节舛误，导致了甲骨发现一题上出现更多争议。《龟甲文》以刘鄂发现甲骨为基本线索，应本于《铁云藏龟》,但增加了诸多虚构情节，该文称“戊戌年丹徒刘鹗铁云客游京师，寓福山王懿荣正儒私第。正儒病店，服药用龟版，购自菜市口达仁堂。铁云见龟版有契刻篆文，以示正儒，相与惊讶。……铁云遍历诸肆，择其文字较明者购以归”[xiii]。此杜撰故事有多处破绽，已被学者一一指出[xiv]。《龟甲文》一文影响了1937年再版的董作宾《甲骨年表》，但是董作宾修改了汐翁《龟甲文》的大意，将刘鹗发现甲骨改写成为王懿荣发现甲骨。此后对甲骨发现的追述多从《甲骨年表》。陈梦家先生1956年著《殷虚卜辞综述》亦采纳王懿荣发现说，不过没有接受汐翁的杜撰，而是认定1899年秋，潍坊商人范氏“试售于王懿荣”[xv]。
对王懿荣说构成主要挑战的是王襄和孟定生说。1988年，李鹤年提出最初发现甲骨的是天津王襄和孟定生。这一假说既不置疑以收藏传闻作为发现甲骨之始的逻辑，也不否认王懿荣于1899年得见甲骨，但以王襄和孟定生在更早的戊戌年（1898年）“发现”甲骨为由提出新说。与他说不同的是，王襄和孟定生说有自述材料为证。李鹤年重新发掘了署年为1955年的王襄先生遗稿《甫室殷契》[xvi]。文中称，“世人知有殷契，自公元1898年始。潍友范寿轩售古器物来言，河南汤阴出骨版，中有文字。征询吾人，欲得之否。时有乡人孟定生共话，极怂恿其往购，且言欲得之。孟氏意，此骨版为古之简策也。翌年十月，范君来，告以得古骨版，期吾侪到彼寓所观览。彼寓西门外马家店，店甚简陋，土室壁立，窗小于窦，炕敷苇席，群坐其间，出所谓骨版者，相共摩挲。所见大小不一，沙尘满体，字出刀刻，即定其物，复审其文，知为三古遗品。与之议定价格，骨之钜者，一字一金；小以块计值。孟氏与襄皆寒士，各就力所能得者，收之而已。所余之骨版，据云尽售王廉生，得价三千金，言之色喜”[xvii]。李鹤年据此立论，认为王襄和孟定生在1898年即“知有殷契”，应以此二人为甲骨的发现者。此条证据说服力甚为薄弱。即使从文辞判断，王襄和孟定生在1898年也未见到甲骨。
王襄在年代跨度甚大的多处文字中都提及最初接触甲骨的经历。多方对比可知，王襄和孟定生收藏甲骨的年代应该不早于1899年。王襄《题所录贞卜文册》记载，“前清光绪已亥年，河南安阳县出贞卜文。是年秋，潍贾始携来乡求售。钜大之骨，计字之价，字偿一金。一骨之值，动即十数金。乡人病其值昂，兼之骨朽脆薄，不易收藏，皆置而不顾。惟孟定老世叔及予知为古人之契刻也，可以墨迹视之。奔走相告，竭力购求。惜寒素，力有不逮，仅于十百数中获得一二，意谓不负所见，借资考古而已。后闻人云，吾侪未购及未见之品，尽数售诸福山王文敏矣。翌年，潍贾复来，所携亦伙。定老与余各有所获。值稍贬，故吾侪得偿所愿焉”[xviii]。另有《题穞易园殷契拓册》，“当发现之时，村农收落花生果，偶于土中检之，不知其贵也。潍贾范寿轩辈见而未收，亦不知其贵也。范贾售古器物来予斋，座上论言所见，乡人孟定生世叔闻之，意为古简，促其诣车访求，时则清光绪戊戌冬十月也。翌年秋，携来求售，名之曰龟版。人世知有殷契自此始。甲骨之大者，字酬一金。孟氏愈余皆困于力，未能博收。有全甲之上半，珍贵逾他品，闻售诸福山王文敏公。观范贾所携，知有龟甲兽骨二种。予藏有数骨，色变黑褐，质仍未朽，疑为象或驼骨。且有卜字上吉字，知为三古占卜之物。至于殷世，犹未能知。清季出土日富，购求者鲜，其值大削。予时读书故京师，且京津两地所遇，尽以获得。汰其习见之文字，细屑之甲骨，最括存四千余品。拙著殷契征文所录，皆寒斋旧储”[xix]。数说互校可知，王襄和孟定生等人可能在1898年风闻甲骨出土，但是未曾见到甲骨。而见到甲骨之时，已经到了1899年秋天。文中所提及剩余甲骨“尽售王廉生”，但 却无法确认这是王懿荣首次收购甲骨。而且，多处文本表明，当时有多家掮客同时贩售甲骨，仅依范寿轩一人无法确定各家见到甲骨的顺序。
无论是王懿荣说，还是王襄和孟定生说，甚至端方说，都明确无误地表达出古董掮客在甲骨流传上的居间斡旋作用。古董商不是金石器物自发掘到流入各个收藏之中的被动环节，事实上，诸家说法，尤其是王襄的表述，都暗示古董商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当时的甲骨收藏的形成。在意识到潍县古董商在发现甲骨上的价值之后，另有数家或补充旧说，或另立新说。最初揭示潍县古董商人在确认甲骨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邓华于1999年发表的《甲骨文发现之初的一段疑案》，但关于何人发现甲骨上仍从旧说，而提出了一个折衷说法，即真正率先破释甲骨文的为王懿荣，而山东潍县古董商人范维卿（原文作范维清）是最早发现并返销入京的人。另外，在多处“潍贾”记录，特别是王汉章提及“潍县估人陈姓”的基础之上，有人提出陈介祺说[xx]。该说也最终回到精英主义的窠臼之中，以潍县籍的晚清金石收藏大家陈介祺（1813-1884）为可能的最先见到和收藏甲骨者。但是，陈氏收藏门类涉及金石、砖瓦、玺印、封泥、造像等多个类别，数量繁多，“为近代之冠”[xxi]。而陈介祺的金石收藏发表和研究甚为完备，却无一线索提及甲骨；此外，董作宾、陈梦家等诸家记录的安阳一带的早期口承资料表明从“龙骨”和“刀尖药”到“甲骨”的转型过程极为迅速，因此，在陈介祺的时代，安阳农民甚至尚未开始在农闲季节挖掘“龙骨”兜售。
以上诸说，除刘鹗说之外，其他诸家假说均无确凿证据，而且都是以行为意义上的发现取代认知意义上的发现，甚至在“发现”的定义上，也存在以“得见”替代“收藏”的概念偷换。而精英主义倾向又使对行为意义的发现的追溯无法彻底贯彻到底，某些身份准入原则将翻检土地的安阳农民和作为中介的潍县古董掮客屏蔽在外，轻率地将甲骨发现之功赋予一个连续环节上最早出现的精英知识分子。
如果从认知意义上重新认识甲骨的发现的话，我们发现，这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件，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认知意义上的发现可能由某位学者独立完成，但是也不能排斥多个学者的连续努力。构成这个过程的不同环节都应该建立在具体可信的证据基础之上。在这个观念之下，认知意义上的甲骨的发现至少包括三个环节。首先，甲骨的公布起始于1903年刘鹗《铁云藏龟》的刊行。毋庸置疑，甲骨在此之前已经见于京津一带的古董市场和各家收藏之中，但是从变金石私藏为学术公器的角度看，《铁云藏龟》具有里程碑价值。《铁云藏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甲骨图录，也是甲骨引起大范围的学者和公众的关注的肇始。全书收录甲骨千余片，悉数出自刘鹗收藏，约占其收藏的五分之一左右。该书采取原大拓片形式，每页包括两片甲骨，每片甲骨上文字多寡不一，均未作任何释读，但是，刘鹗已经确认甲骨为“三代文字”。该书的里程碑价值在刊印之后不久即已经获得学术界的认可，以至于在刘鹗于1909年客死迪化、铁云收藏基本瓦解后，“铁云”仍然是在甲骨资料刊布上的标尺，诸多新刊甲骨图录都宣称和刘鹗收藏之间的传承关系。刘鹗甲骨收藏拆分离散之后进入到不同的收藏之中，其中约1300片由叶玉森收藏。叶玉森挑选其中未曾入选《铁云藏龟》的240片，墨拓编辑成《铁云藏龟拾遗》。罗振玉进入甲骨的收藏、整理和研究也得益于刘鹗。铁云甲骨收藏中也有部分归入罗振玉收藏。罗振玉整理刘鹗赠送的未曾著录的甲骨，编辑为《铁云藏龟之余》。
文字释读是继材料公布之后的第二个关键环节。《铁云藏龟》的刊布为释读甲骨文的最早尝试奠定了基础。该书印行之后不久，名儒孙诒让（1848-1908）即得以见到，“不意衰年睹兹奇迹，爱抚不已”，“迩年河南汤阴古羑里城掊土得古龟甲甚夥，率有文字，丹徒刘君铁云集得五千版，甄其略明晰者千版，依西法拓印，始传于世”，“辄穷两月力校读之，以前后复緟者参互审绎，乃略通其文字”[xxii]。孙诒让选取文字，编辑具有开创之功的《契文举例》，于光绪三十一年（1904年）刊行。这是第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著作，全书共计十篇，分别释日月、贞、卜、鬼神、人、官、地、力、礼、文字、杂例。虽然王国维指责该书“谬误居十之八九”[xxiii]，但也有论者明辨其学术贡献[xxiv]。《契文举例》确认甲骨文字为“极古之文字”，并释读了大约数百甲骨文，对于提升甲骨在晚清收藏和学术中的地位极有裨益。
甲骨真正成为研究商代晚期历史的重要史料则与罗振玉的学术贡献密不可分。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提出，“甲骨自出土后，其搜集、保存、传播之功，罗氏当据第一，而考释之功亦深赖罗氏”。王国维亦称，“审释文字，自以罗氏为第一。其考定小屯为故殷墟，及审释殷帝王名号，皆由罗氏发之”。罗振玉经由刘鹗的启蒙进入甲骨的收集和研究领域。其在甲骨研究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甲骨和晚商历史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全面揭示了甲骨的史料价值。罗振玉是第一位实证性地确认甲骨出土情况的学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他最终调查清楚，甲骨的出土地点在安阳小屯一带。1912年刊布的《殷墟书契前编》称，“因遣山左及厂肆估人至中州，瘁吾力以购之，一岁所获殆逾万。意不自歉，复命家弟子敬振常，妇弟范恒斋兆昌，至洹阳采掘之，所得则又再倍焉”。自此，甲骨的出土地点不再为古董商所迷惑。此外，商王年表的辨识和推定也是自罗振玉发轫的。
总而论之，在认知意义上，安阳甲骨的发现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作为晚清金石收藏扩大化之后的收藏门类之一的甲骨的发现和公布，以1903年刘鹗的《铁云藏龟》的印行为标志；其次是认知甲骨的文字学价值和释读的最初尝试，以1904年孙诒让的《契文举例》的刊布为标志；最终是甲骨的史学价值的揭示，以1912年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的刊布为标志。在不到十年的时间中，安阳甲骨由金石收藏扩大化之后的一个新生的收藏类别转变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上述三种著述分别标明了三个关键的转折点，其标尺地位是没有任何其他类似著述可以替代的。
以三个环节标识的认知意义上的甲骨发现过程并不否认在刘鹗收藏之前，已经出现成规模的甲骨收藏和频繁的甲骨流通。董作宾在安阳小屯的最初调查也侧证了此点[xxv]。在“龙骨”和“刀尖药”转变为“龟版”的过程中，古董掮客起到关键的引导作用。早期甲骨藏家无一亲历甲骨出土现场，甚至长期为古董掮客的陈述所惑。诸家收藏之中均可见到古董掮客的记录，王懿荣的收藏来自“山左贾”、“范姓客”、“潍县赵君执斋”、“估人”等兜售，刘鹗继而依赖“赵执斋”、“范估”和“定海方若”等扩充其收藏，王襄和孟定生的甲骨也来自携甲骨赴京的“潍友范寿轩”或“潍贾”。值得注意的是，来自潍县一带的古董掮客成为甲骨流通的主要中介。不过，潍县古董掮客并非居于垄断地位，也有来自定海等地的古董商参与其中。诸家早期甲骨藏收藏背后的大型职业集团已经呼之欲出了。
地方文献亦可见潍县古董掮客在早期甲骨收藏中的记录。《潍县志稿•艺文志》载，“范春清，字守轩，范家庄人，好贩鬻古器，与弟怀清游彰德小屯得商爵一。岁次复往，屯人出龟甲相示，春清以钞数千购四五十片，去京师谒王文敏，懿荣见之惊喜不置曰，君等真神人，何处得此，以厚偿留之。懿荣及刘鹗、端方诸公皆器重之，而甲骨文始显于世”。以范守轩为代表的潍县古董掮客构成晚清金石收藏中的一股重要中介力量，其活动范围以京津市场为主，并非局限于山东一带。以地利之便推测潍贾和陈介祺等山东籍藏家之间的关系并不准确。但是，潍县古董掮客也不是平津古董市场上唯一活跃的力量，赵汝珍《古玩指南》所列包括潍坊在内的多个古玩制伪集中地实际上就是晚清时期活跃的古董掮客的聚集地。潍县古董掮客也不是仅仅经营甲骨，而是涉及到金石收藏的各个门类。因此，潍县古董掮客对甲骨发现的作用不应该孤立考虑，而需要在晚清金石潮流变迁的整体情境之中考察。
古董商在收藏活动中地位的提升是晚清金石收藏潮流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乾嘉时期，既有晚明以来的实学风气为基础，又有来自帝室和士林的倡导，金石学渐成显学。但是，自乾嘉至民初的金石学并非一以贯之，而是处在不断的范式转型之中。王国维论及清代学术时曾用“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描述学术转型[xxvi]。清代金石学也存在类似的转型。乾嘉时代金石学勃兴，旨在承继北宋宣和时代（1119-1125）金石学传统，在收藏类别上基本遵循北宋金石收藏实践，尤以带有铭文，能辅助正经补史的三代青铜器为主。虽然乾隆力倡玉器收藏，但古玉在金石学中尚缺乏应有的地位。同光时代之后，金石学出现“新”的潮流，最显著的特色可以概括为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是金石收藏门类的扩展。金石收藏从之前狭义的金石上扩展开来。玉器经吴大澂《古玉图考》奠立了在金石学中的地位。此前没有得到关注的诸多类别也被纳入到金石收藏之中，并且出现一批具有范式价值的著述，其中包括李佐贤《古泉汇》、吴式芬、陈介祺《封泥考略》、瞿中溶《集古虎符鱼符考》和陈介祺《簠斋藏镜》等。其次，金石学著述的编辑体例和旨趣也在发生变化。金石和经学逐渐分离，金石有成“蔚然大国”的趋势。虽然众多器类仍然同文字有密切联系，但是文字正义的地位有所下降。以晚清规模最大的金石收藏端方收藏为例，其收藏按照铜器、玉器、刻石等多个类别分别编辑《陶斋吉金录》、《陶斋古玉图谱》、《陶斋藏石记》、《陶斋藏砖》等。在编辑体例上，对器物的客观描述和铭文纹饰的摹写渐成为主流。因此，同光时代之后的金石学开始整体性地表现出博物学倾向。受到前两个特征的影响，晚清金石收藏的形成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构成第三个特征。乾嘉时代依靠政治权威收集古物的做法在少数收藏，如端方收藏上，还有所表现，但是更多的金石收藏是建立在市场机制之上的。金石学与经学的剥离并拥有独立的研究价值也扫清了古董商深入参与收藏活动的障碍。这个时期的古董商多数并不是居中流通环节，而是充当服务于藏家的掮客。古董掮客和古董市场因而对诸藏家的收藏结构和规模影响甚大。
因此，甲骨最先是在晚清收藏扩大化的过程中新发现的收藏门类，其史学价值是逐步认识的。大约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甲骨进入到完善的古董市场之中，但是其历史定位及价值都未从一开始就得到准确揭示。作为学术研究类别的甲骨的发现应该以刘鹗《铁云藏龟》、孙诒让《契文举例》和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标志三个连续的环节。而在刘鹗的《铁云藏龟》刊布之前，甲骨确凿无疑地已经在古董市场上流通，并且已经出现了若干藏家。由于缺乏同时期文献，刘鹗之前的诸家甲骨收藏已经不可能全面复原。这个时期的甲骨收藏应该视为“前甲骨学”阶段，这一阶段的甲骨收藏不影响我们对认知意义上的甲骨发现的判断。
[i]Li Chi. Anyang. Seattle: WashingtonUniversity Press. 1978. 中译本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等多个版本。
[ii]安阳隋墓资料在[1]引书中已经提及。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1.(3).
[iii]对考古活动中非职业人士的价值和地位的关注，参见BrianFagan. The Rape of Nile: TombRobbers, Tourists and Archaeologists in Egypt, New York:Scriber Press. 1975.
[iv]董作宾.甲骨年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二分.1930; 董作宾、胡厚宣.甲骨年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乙种之四.1937.
[v]李济.安阳.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3-16.
[vi]同[5]:15.
[vii]同[4].另见胡厚宣.殷墟发掘.北京：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 12；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1988: 3.
[viii]李鹤年.最早知道、鉴定和收购甲骨的是谁.历史教学.1988. (10): 50-53; 王成.谈甲骨文的发现者.山西档案.1989. (3).
[ix]李若晖.甲骨文发现者和发现年代质疑.武陵学刊.1996. (4): 38-40.
[x]刘鹗. 铁云藏龟.抱残守缺斋光绪三十年（1903年）石印本.
[xi]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玉简斋宣统二年（1910年）本.
[xii]清王文敏公懿荣年谱.此说亦有学者质疑，见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9.
[xiii]汐翁.龟甲文.华北日报华北画刊.(89). 1931-07-05.
[xiv]萧艾. 甲骨文史话.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2; 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8.
[xv]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1988: 3.
[xvi]王襄.甫室殷契.历史教学.1982. (9).
[xvii]李鸿年.最早知道、鉴定和收购甲骨的是谁.历史教学.1988. (10): 50-53.
[xviii]河北博物院半月刊.(33). 1933.
[xix]王襄.簠室题跋.河北博物院半月刊.(85). 1935.
[xx]王汉章.古董录.河北第一博物院画报.(51), (52); 李若晖.甲骨文发现者和发现年代质疑.武陵学刊.1996(4): 38-40.
[xxi]清史稿.陈官俊、陈介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排印本.
[xxii]孙诒让.契文举例.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
[xxiii]转引自[15]:55.
[xxiv]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4; 甲骨学通论（增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288;詹鄞鑫.孙诒让甲骨文研究的贡献.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8): 50-53. 2003.
[xxv]董作宾、胡厚宣.甲骨年表.史语所集刊.乙种之四.1937.
[xxvi]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23).
全文发表于《华夏考古》201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