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鸣
汉武帝刘彻是被某些国人推崇为大帝的,汉武大帝,有电视剧为证。但实际上,这位汉朝排序第五的皇帝,是个烂皇帝。只不过,命很好,不是一般的好。如果隋朝的杨广命有他一半好,伐辽用对了人,取得了胜利,那么,他绝不会是炀帝,而是从里到外光鲜的武帝了。老子杨坚是文帝,他是武帝,理所当然。
汉武帝登基时,汉家经过文景之治的几十年休养生息,家底超厚,有本钱折腾,他也就真的开始折腾。其实,北边的匈奴之患,由来已久。到底是跟这些游牧人死磕好呢,还是放他们一马,防还是要防,但以和平交易为主,对汉朝更有利?其实很明显,就该选择后者。成本低,代价小,对国家经济和百姓生活损伤都不大。一般来讲,游牧人的侵扰,是季节性的,草原有灾,他们会南下,如果无灾无害,大体就相安无事。游牧人侵扰农耕人容易,反过来,农耕人要深入反击,事倍功半,劳民伤财,要想彻底消除隐患,基本上不可能。然而,汉武帝选择的是,大动干戈。
汉武帝刘彻,依靠的主要将领,一个卫青,是他的卫皇后的弟弟,一个霍去病,是卫皇后的外甥。都是拉裙带上来的,标准的外戚。汉武帝呢,也是标准的任人唯亲。自古以来,凡是这样的用人,多半要砸锅。然而,汉武帝用的这俩人,却都是将才。是他有知人之明吗?未必。没见他选拔,也没见他筛选。后院里拎出两个,就当菜,还真成了硬菜。说来说去,就是命好。
靠着这俩能打的,跟飘忽不定的匈奴人缠斗,的确重创了他们,但汉朝的损失要数倍于敌。农耕人出征,长途奔袭,十万人马作战,按沈括的算法,至少得有三十万人马运粮草。深入大漠越远,后勤供给线越长,所需的人马就越多。前线损失过半,后勤损失完全。匈奴消停一点,这边汉朝的国力大损。文景之治好不容易攒的家底,都给折腾没了,粮没了,钱没了,人也快没了,老百姓叫苦不迭。如果像隋炀帝伐辽那样,前方战绩不佳,那么汉武帝的江山,没准就完了。那么后世给刘彻的谥号,多半是“炀”。再编电视剧,肯定轮不到他了,总不能来个“汉炀大帝”吧?
国库见底了,汉武帝着急。加强国力,一靠国家资本主义,铁盐国营。二靠横征暴敛,对商人加税。最后,都是把负担往老百姓身上搁。这样折腾一阵,国库是满了,但百姓穷了。这他不管,只要匈奴威胁小了,就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武功盖世,是天字第一号。理所应当,再活五百年。于是,好神仙,求长生,学秦始皇,东南西北到处走,满世界找神仙。大把大把的钱扔出去,浪费在路上,丢在水里。便宜了贪官,便宜了方士,坑死了百姓。堂堂帝王,屡屡被被骗得半死,可是致死不悟。跟他同时代的司马迁写《史记》,其中的《武帝本纪》,说来说去,就是在骂他。要说完全是司马迁因为受了他的宫刑,公报私仇,倒也未必。因为大家公认,司马迁作为史官,史德还是不错的。说一千道一万,还是汉文帝刘彻做的太差。一个皇帝,好园林,好宫室,好出巡,好封禅,好神仙,好大喜功。有这么多好,还能有个好?这一系列耗费资财的行动,都是汉文帝自己干出来的,每折腾一次,就是流水一样的民脂民膏。
这样的皇帝,固然有司马相如这样的马屁文人,写了长篇的《上林赋》来歌功颂德,留在史书上的形象,就该是司马迁笔下那副德行。看来,司马迁的《史记》,汉武帝没有过目,大概也没有功夫过目。要看,也看《上林赋》,听东方朔插科打诨。那年月,人也没后来那么坏,汉武帝百密百疏,也想不到弄一个文网,严查文人的思想。被割了关键零件的司马迁,还被招进宫里,做了权力不小的中书令,每天下班回家,写他的谤书。
说到中书令,这也是汉武帝作的孽。在他之前,汉朝的宰相制度运作良好,轮到他了,非要削弱宰相的权力。把原本宫里的一个沟通内外的小机构尚书台扩展起来,逐渐把大权收到宫里,于是,自他之后,种下了宰相逐渐被闲置,权归尚书台制度变异根苗。而这尚书台,由内官(宦官)主持的时候,就叫中书令。所以,汉武帝,又是一个破坏制度的罪魁。信任宦官,大权独揽,实际上是从他开始的。
汉武帝最大的功业,是打击匈奴。但打完了匈奴还在,他死后,匈奴喘过气来,威胁也照旧。他的后世子孙,还是得跟人家相处,打不过了,依旧得和亲。大美女王昭君,就是这样,在他的后世子孙手里,便宜了匈奴呼韩邪单于。这点业绩,除了可以让后世山寨的沙文主义者不断意淫一下之外,在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