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方周末》未经戴旭同意发表访谈文章的声明 未经本人同意发照片

关于《南方周末》未经戴旭同意发表访谈文章的声明

戴旭

今天(4月18日),《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对我的访谈文章(也包括对别人的访谈):“我本来就怀疑美国搞生物武器”。(文章附后)

我要声明:这是一篇未经我同意发表的文章。

以下是采访的简单经过及文中明显谬误:

几天前,我接到南方周末杨继斌编辑的电话,说他们要做一个军事话题的访谈。我答应了。4月16日上午,《南方周末》记者雷磊给我打电话,约我见面。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南方周末官网发表了一篇攻击你的文章,现在《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你,你要小心。因为近期屡遭欧美媒体和国内一些微博知识分子的暗算,于是有点犹豫,让雷磊把提纲先通过电子邮件发过来先看看。

到了晚上,杨继斌编辑反复请求,要我见他们记者一面,并一再表示他们官网上那篇攻击我的文章,他不知情,他马上去协调撤下来。看他一片诚恳,在没有看到采访提纲的情况下,我在一个茶楼见了《南方周末》记者雷磊和师小涵。

见面之后,我先声明:所有访谈内容,发表时必须经过我的审看和同意,不能篡改原意。雷磊保证:一定遵从大校意愿,发表文章一定经过您本人同意。

约定达成,采访开始。此时已经晚上10点钟。

雷磊首先就南方周末官网发表攻击我的文章做出解释,我则对他们这么晚还要工作表示同情。这在文章中被理解为“在数次推延了受访时间后,他因为南方周末的“截稿时间”逼近而改变了主意”。

因为要查看雷磊给我发的邮件,所以我带上了笔记本。这一情况被《南方周末》记者和编辑解读为“手里拿着笔记本电脑。他神形有些憔悴,不停地在关注网络上对于自己言论的各种反应,神色凝重”。

打开笔记本,在垃圾邮件里找到雷磊发给我的采访提纲有29条之多。

访谈从一个大迂回开始:我的出生地及其故乡介绍。然后,雷磊一直问我对文革的感受,我隐约感到这与原定的军事访谈关联不大,于是开始对他提纲中的部分内容做了跨越。

两个多小时的访谈中,大部分时间我都在谈自己的学术研究之路,谈美国海湾战争引起世界军事革命如何改变我的学术研究之路,谈美国的世界帝国战略和美国在欧亚大陆三大战场的整体推进。

但是,在今天发表的访谈文章中,该内容只字未见。这是《南方周末》要进行的军事访谈吗?

最后谈到了我那条微博,谈到美国媒体质疑我的关于禽流感是美国生物武器的说法。我说:微博中我并没有直指美国,而是说M国。但他们自动对号入座。而且,我这样说绝不是一点根据没有的,如果他们看看2008年《北京日报》关于基因武器的简单介绍,及其引述的《纽约时报》透露就可以明白:美国早在2001年就开始研制基因武器了。那篇文章中就提到使用“动物兵”的问题,就提到基因生物武器会引发巨大的心理效果。我说那些质疑者如果多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就不会凭感觉大喊大叫了。但是,《南方周末》今天发表的文章不说我这些话,只说“我掌握的资料没必要告诉你”。

到4月17号晚上约7点左右,雷磊告诉我:准备发表的稿子发到你邮箱了。

我打开一看:只有1200来字,而且都是关于禽流感微博的事,这与南方周末所说的军事访谈基本不是一回事,于是立即回复雷磊记者:我不同意发表。

接着(8点20分左右),我接到雷磊记者的短信说:报社的流程到8点半,如果大校还不同意,那我们就遵照大校的意愿不发了。

我回信:不同意发。祝你们在北京愉快。

我以为这事就结束了。但是,今天,突然看到他们还是发表了,是改头换面的版本。

该文发表后,我问雷磊:为什么你们没有经过我审看、同意,你们就发表了?你为什么要违背你的承诺?雷记者解释说该文并没有恶意。可是,我的问题是:我们是有言在先的,你们发表访谈内容要进过我同意。雷记者说,他要问问编辑。截止17点,尚未接到编辑解释。

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审看,文中出现很多不准确、不严谨、甚至是无中生有的地方:

1、我看到的那本书《把一切献给党》是一本传记,不是“小说”。

2、我和倪乐雄的友谊也不是开始于1997年。

3、我并没有说父亲参加了“对台的战斗”,因为28军当年驻地对面是金门。

4、我父亲是从运城军分区转业的,而不是转业到运城军 分区,军人不可能从军队转业到军队;

最让人遗憾的是文章结尾:“冯玮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跟戴旭等人主要的争论还是集中在论据上面。他认为使用生化武器是违反国际公法的,戴旭质疑H7N9是他国散播的,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很严重的指控,应该有更清晰的证据。冯玮曾呼吁同戴旭就一系列问题举行公开辩论。戴旭的回应是“他不配”。

事实是:我从来没有跟冯玮争论过生化武器问题。

还有不少不准确的地方,不一一指了。我对所有媒体都没有偏见,一直支持媒体的工作,但媒体也应该尊重的基本权利。我对所有的朋友也以诚相待。我不赞赏你们这种不诚实、不守信誉的做法。你们就是这样做新闻的吗?

一个人要讲诚信。一个媒体要讲职业道德。这是做人、做事的底线。

从明天开始,你们不要再给我寄《南方周末》了。

谨此声明。戴旭 于2013年4月18日

附:原文

“我本来就怀疑美国搞生物武器”
戴旭:我掌握的资料没必要告诉你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雷磊 实习生 田香凝
2013-04-18 来源:南方周末

戴旭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不乏其人。网络时代让这名大校成为了中国当前最有名的军官之一。 (南方周末资料
近几年来,以张召忠、罗援、戴旭为代表的一批高级军官在舆论中频频发言,已经成为中国观点市场上的一道景观,民间将他们统称为“鹰派”。

谈到戴旭的学术,戴旭的朋友倪乐雄教授说:“戴旭读书不多,聪明,悟性高,是个难得的人才。”“军队学者在学术功底上差了些,论据上也有很多欠缺,和复旦等学校还是不能比的。”

而对于处事原则,戴旭说“自己信奉对等原则,别人说我狂徒,自己当然要回击骂回去”。他的理由是《亮剑》中李云龙也爱说脏话。

戴旭热

“他们中一枪两枪,我已经是千疮百孔了。”

2013年4月16日晚11点,南方周末记者在戴旭大校位于北京西四环外的家附近见到了他。他个子不高,身着深绿色冲锋衣,手里拿着笔记本电脑。他神形有些憔悴,不停地在关注网络上对于自己言论的各种反应,神色凝重。

在网络上“喊打喊杀”的戴旭,生活中是一个善于体谅别人的人。这是认识戴旭的人一再和南方周末记者提及的一面。在数次推延了受访时间后,他因为南方周末的“截稿时间”逼近而改变了主意。“让记者现在过来吧。”戴旭说。当时已近晚上10点。

采访是在一间茶楼开始的,他声音高亢,讲到兴奋处他会使用一连串的反问句,并伴有握拳的手势,但他并不喜欢打断别人。其间他两次接到女儿催促回家的电话,他一直安慰说“聊一会儿,很快就回家”。

戴旭生活的两面,在茶水杯旁的笔记本电脑前铺展开来。笔记本外,是一个普通中年男人所拥有的静谧夜晚;笔记本里面,是让他陷入其中的舆论热潮。这次让他“中枪”的是禽流感问题。

“对于最近风靡的禽流感,国家高层部门一定不要高调!否则就会像2003年的SARS那样上当!当时M国为了打伊拉克,怕中国趁机采取其他行动,所以对中国使用了生物心理武器,中国举国乱作一团,正中M国下怀。现在,M国故技重施。中国这次要吸取教训,从容应对即可——死不了几个,连中国车祸千分之一都不到。”

戴旭这条显示发布于4月6日的微博迅速成为热门话题。根据4月7日统计,当时全国已有18人感染H7N9禽流感,6人死亡。众多媒体人及学者认为,这句话“已经超出了做人的底线,是反人类言论”。支持戴旭的人士则认为,舆论“高举人性”口诛笔伐,实际上是“文革”做派。

事后,戴旭删掉了最后一句“死不了几个,连中国车祸千分之一都不到”,重新发布了微博。

“我并不觉得自己说的不对,而是觉得引起了争议,删掉最后一句有助于大家理解我的本意。”戴旭并不觉得自己要表达的意思不妥。

戴旭上一次走进舆论漩涡,是在两个月前。2月20日,一条微博贴出的一张日文传单上写着“罗援戴旭建议:中日开战就应该轰炸东京”。包括复旦大学教授冯玮在内的网民转发了这条微博并称两人为“狂徒”,“极端反华的日本右翼军人也不会发出轰炸北京这种举世震惊的狂言”。双方随后陷入骂战。

“我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戴旭说。冯玮介绍说,关于这一说法的网帖网上相关资料共16000条,果真没有说过,谣言起于何处?之后戴旭发起还击,称冯玮为“国贼”、“二鬼子”。

“他们中一枪两枪,我已经是千疮百孔了。”此后戴旭感到很受伤,虽然感到在微博舆论中有些不适应,他仍然觉得不能放弃。“网络就是捍卫国家利益的上甘岭,我不会后退半步的!”戴旭在微博上说。

戴旭并不孤独。近几年来,以张召忠、罗援、戴旭为代表的一批高级军官在舆论中频频发言,已经成为中国观点市场上的一道景观,民间将他们统称为“鹰派”。而戴旭又是其中最活跃者之一,在《C形包围》一书中他说中国已经被敌人包围;在演讲里他宣称“2030年美国将肢解中国”;作为空军大校的他还曾断言“除我外,600年来没有一个军人真正懂海军”。除了军事战略之外,他对房地产、GDP问题也有很多评论流行于网络。

敢写敢说,戴旭的言论受到了《环球时报》、中华网等一批媒体的欢迎。在2010年12月某网站评选中,他被三十多万网民公推为与郎咸平、张宏良等人并列的“中国互联网九大风云人物”。

军事专家、上海政法大学教授倪乐雄也在《盛世狼烟》序言中称赞戴旭是“一位具有大师气质的战略家”。而另一些学者则忧心忡忡,认为戴旭“脑筋不清楚,危言耸听,不学无术”。复旦大学教授冯玮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戴旭“无知言论正好给中国威胁论以依据”。

战略家、鹰派、阴谋论家,“戴旭热”延续至今仍在呈现不同面貌,戴旭本人对此一直很少评判。“对于捍卫国家安全来说,被说是鹰派也没什么。”4月16日,戴旭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我并不是一个好战分子。”

军人家庭

“美国对华的围困威胁迫在眉睫。”

1964年,戴旭出生在豫东民权县一个叫做双塔的小村子里。戴旭的父亲是一名军人,从普通士兵做到了基层军官。戴旭说,父亲所在的原28军驻守厦门,身在侦察连的父亲参加了对台的战斗。1985年百万大裁军,父亲在裁撤范围内,就转业到了山西运城军分区工作。戴旭的叔叔也是一名军人。

军属的童年多数都是同老人一起生活,戴旭的爷爷是地道的农民。黄河故道旁边的民权县曾是抗日战场,老人家经常讲起他亲见日本兵随意枪杀中国人的往事。在豫东乡间,类似的故事不断被讲述。

“这对于我幼小的心灵有一定影响,激发我的民族情感。”戴旭说自己想不通家乡人如此朴实善良,为什么外国人要来侵略,对日本的印象在那时差不多定格了。

戴旭读小学期间,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但戴旭拥有一个不知忧愁的童年。“人都有适应力,任何时代都会追求美好的事物。”“文革”前后,豫东很多地方吃不饱、生活困苦,戴旭说因为在童年,对这些感受并不太深。后来,戴旭随军来到山西运城,进入康杰中学学习,那是一所以烈士命名的学校,有着浓厚的拥军拥烈传统。

一家人团聚后,戴旭最喜欢的地方是父亲的书房。唐代的边塞诗、宋代的辛弃疾是他所热爱的。另外他还发现了一本叫做《把一切献给党》的小说,主人公吴运铎在眼睛瞎了、手臂断了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军械研究。“国家面临存亡,他是个把国家命运当成自己使命的人。”戴旭说自己一直将吴运铎作为自己的榜样。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社会整体弥漫着英雄主义的情绪。当时还在高二的戴旭与同学们一起到火车站迎接北返的战士。人山人海、锣鼓喧天的景象让戴旭萌生了辍学参军的想法。“军队的孩子对军人有一种天然的感情,军队的孩子也大多都选择了当兵。”

成长在军人家庭,在经历了正统而单纯的岁月之后,根正苗红的戴旭参军入伍,之后进入空军电讯工程学院,先后在空军地空导弹某部飞行学院任导航台长、新闻干事。“那时候更多的是基本军事素质的培训。”戴旭说,当时他还没有进入军事理论的研究范畴。

1988年,戴旭再度进入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学习,那个年代柏林墙倒塌德国统一,东欧剧变冷战结束了。对于戴旭而言,他则完成了研究领域从技术军工到政工的变化。

这座地处中国最发达城市的军校,有着宽松的学术氛围。戴旭说在这里他阅读了大量的西方哲学书籍,例如叔本华、尼采等等。课余时间,他的兴趣则集中在西洋军事史。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一时期广泛政治军事经济书籍,全面培养理论素质”。

军校生活后期,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了。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出动的一系列新式武器令戴旭大开眼界,精确制导的战争形态也让戴旭感到坐立难安。“42天的战争,空战就进行了三十多天。”戴旭说,当时军队主流理论还是以人民战争为主,对于新的战争形态而言,明显滞后。“当时没人提,我就提出来优先发展空军。”

此前,冷战已经结束。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改革的春风重新吹拂,中国同欧美国家的关系也逐渐恢复正常。“当前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类似的国际形势的判断,出现在这一期间中小学的政治课本上。

“美国的军事科技引领世界,并企图成为世界帝王,它在打乱、威胁这个世界。”戴旭说,作为关心国家安危的学者他不得不跟踪美国。戴旭研究认为,中东战争、俄罗斯周边的动荡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原因就是因为美国觉得这些地区的军事、宗教力量会威胁到自身安全。戴旭说,这一跟踪就是18年,直到他2008年撰写了《C形包围: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突围》一书,阐述美国对华的围困威胁迫在眉睫。

投桃报李,以牙还牙

“但能感觉到他眼睛里的那种强悍。”

南方周末记者对戴旭的采访,结束于凌晨1点。记者回市中心的住处时,他甚至帮记者和黑车司机讲价。这与他在网络上展现的强悍不同。2013年2月24日,郑州大学的学生李江与伙伴管思聪到戴旭家中拜访,戴旭也热情接待了他们。

李江回忆说,2012年初他接到任务要采访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当时他给时寒冰、曹建海、叶檀、熊培云和戴旭都发了邮件,只有戴旭回复了。戴旭在信中说,很高兴看到有思想的年轻人,在他方便时可以面谈。

“2009年时,我看到社会对他的正面评价是远远多于负面评价的,但是在他开通微博后,他的很多言行简直是在给自己抹黑。”李江发现戴旭本人和他在舆论中展现的形象还是有区别的。

倪乐雄是戴旭的好朋友。他们的友谊开始于1997年,当时经人介绍他与当时还是上校的戴旭在北京军区军官俱乐部一起吃饭,两人从近代历史谈到军事,一聊近三个小时。戴旭个子不高,穿着便装,“但能感觉到他眼睛里的那种强悍”。

“戴旭读书不多,聪明,悟性高,是个难得的人才。”倪乐雄说戴旭的判断令他赞叹。戴旭曾判断说,朝鲜跟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僵,进而上美国的床。“现在证明都是对的。”

此后,两人引以为知己好友。倪乐雄说,戴旭为人慷慨豪爽,到他的所在城市都会请吃饭。“这些年,朋友的礼节他都做到了,虽然我知道他其实也不是特别富裕。”

2008年戴旭写成《盛世狼烟》一书,请倪乐雄写序言,倪说本来自己讨厌写序,但还是破例给戴旭写了。序言中,他称“戴旭的文章,常有空谷足音、独步千古之感”。戴旭也曾在文章中说,倪乐雄在某些方面是比肩“梁启超、周恩来”的思想家。“他都没商量,就写上了,呵呵。”倪乐雄说。

“他是个投桃报李、以牙还牙的人。”倪乐雄说,戴旭和很多人发生争吵符合他的性格。戴旭也解释说,自己信奉对等原则,别人说我狂徒,自己当然要回击骂回去。他的理由是《亮剑》中李云龙也爱说脏话。

“论据不足就说论据,怎么能人身攻击呢。”戴旭觉得这是典型的“文革”做法,“现在中日关系这样紧张,他(冯玮)是日本的一个客座教授,我也怀疑他想干什么。”

学术大校

对于很多怀疑他论据不足的说法,戴旭说“我掌握的资料他们知道么,有必要告诉他们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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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些人有和平麻痹的思想,我们全社会都缺少足够的警惕性。”2009年底,戴旭开通了博客,借助网络平台宣传自己的主张。戴旭坦承自己选择网络发声,就是想借此警醒军队和国人。

戴旭说,1980年代军队里还有一个私下的交流会,总参谋部等军官都会举办沙龙,探讨学术观点,但之后这类圈子交流就没有了,只有正式的论坛和讲座,他与倪乐雄就常常介绍对方到对口单位讲座。

进入网络之后,戴旭发表了大量关于贪腐、房地产以及GDP的评述,这令他赢得颇高的人气。“房地产是没什么技术含量的行业,只会使得GDP虚胖,这样不会使得国家强大。”戴旭曾经观察晚清危局,当时中国以茶叶、丝绸、瓷器占到世界生产财富的33%,但很快被能够生产钢铁、枪炮的欧美列强打败,而当时这些国家的GDP远不如中国。他解释自己之所以批评社会现象,就是觉得这限制了国家战略。

对于军人身份发言质疑国家的一些政策是否合适,戴旭认为没有什么不妥。“日美等国军人也是经常发表言论的。”

对于很多人觉得他是军队发言人的说法,戴旭说:“多数都是自己思考的结果,写出来说出来。”

2012年,曾一度盛传戴旭被转业离开军队,原因就是其自负的态度不见容于同僚。据与戴旭有接触的军队院校人士介绍,内部对与戴旭的评价也不一,很多人并不赞同他的看法。

2012年底,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国防》杂志赵勤轩在退休后,一连发表数篇网文评述戴旭走红现象。文中称戴旭“危言耸听,不具备学术性”,由此也引发了一轮讨论。后来赵勤轩发文说,戴旭化名“万木霜天”自夸并攻击他。接受采访时,戴旭说自己并没有。“他(赵勤轩)很有意思,自己岳父曾是毛主席的战士,经常说别人是五毛,其实背叛自己的信仰。”

“我研究国际战略,除了跟踪美国的军事经济动态,我的研究资料主要是军队刊物、外国军事研究的参考资料。”对于很多怀疑他论据不足的说法,戴旭说“我掌握的资料他们知道么,有必要告诉他们么”。

戴旭的自信,在此次禽流感引起的风波中再次显露出来。

“你判断可能是美国散播了病毒,有什么依据?”南方周末记者问他。

“2008年2月,印尼卫生部长苏帕莉出版了一本书:《是时候改变世界了——禽流感背后神秘之手》。苏帕莉在书中指责印尼向世卫组织提交的禽流感病毒样本受到美国军方的控制,世卫组织与美国国家实验室共享禽流感病毒样本。我也在《北京日报》上看到一个报道,说之前南非白人政权毒杀黑人的病毒,这个病毒样本被某大国拿走了,这个大国是谁。曾经,美国人还免除731部队这些人的罪状,让他们为美国服务。那我为什么就不能怀疑呢?我不怀疑我就不能得出结论。”

而谈到自己发那条引起争议的微博的本意,戴旭说:“禽流感发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看到病毒传播造成伤害,就事论事,容易引起一些恐慌。哈佛大学法学院一个教授曾说过,工业时代随着技术进步,也会带来流感等一些非传统的安全问题。政府部门因为也没有遇到过这些问题,就会应对过度,这反而让老百姓觉得病毒可怕,形成恐慌。我的本意让大家从容应对,这是非常清楚的。”

“军队学者在学术功底上差了些,论据上也有很多欠缺,和复旦等学校还是不能比的。”倪乐雄说之前跟戴旭探讨,说中国1947年前后才会造机关枪。而实际上1930年代广西就能造了,这在学术上是极不规范的。倪乐雄说他指出来之后,戴旭马上就接受了。

冯玮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跟戴旭等人主要的争论还是集中在论据上面。他认为使用生化武器是违反国际公法的,戴旭质疑H7N9是他国散播的,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很严重的指控,应该有更清晰的证据。冯玮曾呼吁同戴旭就一系列问题举行公开辩论。

戴旭的回应是“他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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