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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历】张维为
学历：
1978-1981：复旦大学外文系文学学士
1981-1983：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国译员培训部、联合国翻译专业研
究生毕业文凭
1988-1994：日内瓦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 国际关系硕士(1990)
、国际关系博士(1994)
主要经历：
1975-1977：上海艺术品雕刻二厂工人
1978-1983：复旦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
1983 - 1988 中国外交部翻译室主要英文译员 （曾为邓小平，胡耀
邦，赵紫阳，李鹏，李先念，乔石，钱其琛等中国领导人担任主要译员并
随同国家领导人出访过数十个国家，参与接待了许多外国来访政要。）
1988-1994：瑞士日内瓦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学习
1990 - 1994 瑞士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1991: 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发展中心访问学者
1995 - 1998 瑞士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2000年：意大利Boconni University访问教授
1998 至今：瑞士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
2004 至今：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参加过在世界各地举行的大量的学术会议并作主旨发言，走访过106
个国家和地区
目前职务：
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兼任教授
清华大学特邀研究员
暨南大学客座研究员
日内瓦韦伯斯特大学兼任教授
比利时欧洲亚洲研究所理事会 理事
欧盟Europe-China Academic Network (ECAN)特邀专家
欧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副主席
第一章 中国，赫然崛起
一、第一次出国的震惊
今天访问泰国曼谷归来的很多国人，谈起曼谷都不屑一顾，无非是
一个热热闹闹而又乱糟糟的城市。但我从1983年4月15日抵达曼谷国际机
场的那一刹那起，就不时感到“震惊”：我第一次看到了现代化的繁忙机
场，来自世界各地的波音客机不停地降落起飞，而地面调度又显得那么井
然有序，候机大厅明亮宽敞，机场商店货品琳琅满目，比当时北京最漂亮
的王府井工艺美术品商店还要富丽堂皇。当时的北京首都机场比曼谷国际
机场可差了一大截。在这个地方，我第一次看到了汽车飞驶的高速公路。
第一次看到了晚上九点还在营业的超级商场，各种商品应有尽有，主要街
道到了晚上十点钟还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我第一次感到了什么叫服务
：商店的服务员是那么友善、那么客气，哪怕你只是在门口路过张望一下
，服务员都会迎上前来，带着微笑问你是否需要帮助。
在当时的北京，这种服务态度我从未见过。泰国不仅服务好，而且效
率高：你今天定做一套西装，明天就做好，送到你的饭店，价钱也不贵。
曼谷的繁华使我这个来自大上海的青年学子深感不安。毕竟上个世纪30年
代当上海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的时候，曼谷恐怕比中国的一个县城好不了
多少。后来我还访问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日本，一个更比一个现代化，
泰国还是其中最落后的。
一想到邓小平在1978年10至11月的两个月内，也先后密集地访问了
这四个国家，我可以想象他老人家当时所受到的震动。当年去法国勤工俭
学，邓曾路过新加坡，现在亲眼看到新加坡的巨变，怎能不感慨万千？他
后来多次说过中国要向新加坡学习，要比新加坡做得更好。他在日本参观
了日产汽车公司后说：“我明白了什么叫现代化” 。
从这些国家访问归来的邓小平，在1978年12月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的历史进程。从泰国回来不久，我就到外交部翻译室报到。我参加的第一
场重要外事活动是接待菲律宾马科斯总统的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
。马科斯夫人先派了一个先遣组来北京为她的访问做准备。因为马夫人是打听北京哪里购物最好，礼宾司总是推荐北京友谊商店，这是当时北京为
数不多的涉外商店，所以菲律宾先遣队很快有了个口头禅，
“Friendship Storeagain?（怎么又是友谊商店？）”“北京除了友谊
商店还有其他商店吗？”他们好几次问我。
世界闻名的采购高手，所以她的先遣组成员个个都是采购高手。他们干脆
开玩笑，称自己是advanced shoppinggroup（先遣采购组）。他们老是
时间飞逝。20多年过去了。今天我可以说，在现代化的进程上，中
国已经大步地走在泰国、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之前了。我后来访问泰国不下
十次，泰国和中国的差距逐步显现，曼谷和上海、北京的差距也明显拉大
。2006年泰国的军事政变又给该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不确定因素。但
泰国还是有不少地方值得中国学习，例如，泰国航空公司的服务质量，全
世界有口皆碑。2005年我还访问了菲律宾，我看到马尼拉的棚户区居然延
绵不断，如果光从外表看，马尼拉的城市面貌，与今天北京的差距至少20
年。过去这20多年里，菲律宾不停地搞政治，所谓的“人民力量”一波又
一波，换了四位总统，经历了不可悉数的各种兵变，而整个菲律宾的经济
过去20年增长有限，人民生活鲜有改善。
当然北京的发展也有些太快了。这个中国传统的经典城市失去了太
多原本不该失去的特色。这种损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人们文化水准
的不断提高，越发让人感到遗憾。这似乎也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我们过去
30年发展模式的成就及其问题。但是，持平地说，无论我们的发展模式有
多少不足和问题，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致力于改革开放，致力于现代化
建设，整个中国的面貌已经发生了令人叹止的变化。比方说，消除贫困在
国际上历来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但中国仅用了短短20多年的时间，使
得近4亿人脱贫，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提前实现联合国贫困人口减半的“千
年目标”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整整提前了12年。虽然还是比较低水平的脱
贫，但你只要去任何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看一看，大部分国家在过去30
年里，政治动荡，经济和社会发展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水平没有下降就不
错了。
二、在海外感受中国崛起（1）
实际上，不管你是否使用“中国崛起”这四个字，国际社会似乎已
普遍接受了这个概念，而且从我的观察来看，大部分使用这个概念的人对
中国并无恶意。至于印度是否真正崛起，国际上还有争论。但对中国的崛
起，世界似乎已形成了共识。置身国外时，对此感受尤深。中国的崛起似
乎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事实。我1983年访问泰国的时候，泰国还鲜有来自中
国的客人。我下榻的饭店经理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我：“你真的来自‘红
色中国’？”我离开之时，他说，“请向邓小平总统问好。”而今天，中
国游客已成为泰国最大的客源。10年前我到台湾访问，在台南市中心一家
餐馆吃小火锅，老板娘听说我来自中国大陆，惊讶的盘子几乎掉在地上：
“你跟我们长得一样啊？”而今天，台湾很多计程车司机都会说：“听说
大陆进步很快呀。”
实际上，整个中国周边的地区，从朝鲜，到韩国，到泰国，到越南
、老挝、柬埔寨，甚至到澳大利亚，几乎一夜之间，中国游客就成了他们
最大的客源，随之而来的就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人民币几乎都可以兑换
了。在欧洲，“中国热”也一直持续着。除了商店里都有很多中国制造的
产品外，带有中国文化元素的东西，从中式老家具到老子的《道德经》都
很受欢迎。瑞士的名牌表店，家家配上了华人职员。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现
在每周有54个航班直飞北京、上海、广州、香港，上座率近百分之百。从
布鲁塞尔到巴塞罗那，从慕尼黑到阿姆斯特丹，从巴黎到伦敦，与中国崛
起有关的讨论会一场接一场，让人应接不暇。2007年深秋，参加了在里斯
本举行的中欧论坛会议，葡萄牙总统致词强调：“欧中关系的前景无比开
阔。”
拉美情况也类似。我到巴拿马参观闻名世界的巴拿马运河，巴拿马
和中国还没有外交关系，但运河管理局的经理一听我来自中国，便为我一
人单独介绍了半天这条运河的历史和今天，最后说：“我们早该和中国建
交了。”我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计程车司机问我是日本人还是
中国人？我说“中国人”。他以拉美人特有的夸张口气说：“中国人来了
，我们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在巴西，一位多次访问过中国的学者对我
说：“20年前，上海比不上圣保罗，现在圣保罗比上海落后了一大截。”
我在发展中国家讲学，一当提起中国经济30年内增加了10倍以上，并且提
前12年实现了联合国2015年极端贫困人口减半的“千年目标”，听众甚至
会自发鼓起掌来。
正因为这样，今天的非洲也特别关注中国。莫桑比克工商部官员对
我说：“我们欢迎中国的投资，越多越好。”我到坦桑尼亚的第二大城市
阿鲁沙，旅店经理与我开玩笑：“只要中国人每人捐给我们一分钱，我们
国家就现代化了。”在约翰内斯堡，一个黑人教授对我坦言：“非洲很难
重复中国奇迹，因为上层没有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下层缺少中国人那种
吃苦耐劳的精神。”一次在内罗毕谈中国发展模式，一位听众问：“中国
出口到非洲的产品质量不怎么好，这是什么原因？”没等我回答，会议主
持人、肯雅塔大学的校长就说：“过去日本产品的质量也很差，中国很快
就会赶上来的。”讲座结束，我坐上计程车回旅馆，司机听说我来自中国
，对我说，“中国货质量还不错，但中国人建的路更好，车开上去真舒服
。”
对于中国的崛起，除了赞誉之外，也有不少担心、疑虑甚至反感。
我去意大利米兰做访问教授，一位当地学者私下对我说：“很多意大利人
害怕中国人：中国人来了，把经营不下去的杂货店和餐馆都买下，然后开
意大利餐馆，卖比萨饼和面点，比我们意大利人做得还好，还便宜，再加
上偷税漏税，我们怎么竞争？”意大利和西班牙后来都出现过针对华人的
骚乱。
有一次我去巴塞罗那开一个讨论中欧关系的学术会议，见到法国前
总理法比尤斯，他对我说：“我们欧洲人心里真是有点害怕中国，不是担
心你们要打仗，而是担心这么一个问题：除了需要人与人直接接触的服务
外，在几乎所有其他的领域，中国最终都可能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我
最近去非洲也有这样的感觉：随着中国在非洲影响的迅速扩大，不少当地
人开始抱怨中国产品损害了非洲的民族工业，抱怨中国人不与当地居民接
触。
二、在海外感受中国崛起（2）
2007年10月在日内瓦一次讨论亚欧经济制度比较的研讨会上，一位
丹麦学者甚至提醒“欧洲经济要当心‘中国化’”。他说，“你看，欧洲
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企业都是小公司，现在很多小公司的经营方式越来
越不规范：不开发票、非法雇用东欧工人、节假日也干活。”另一位学者
则持异议：“这是欧盟扩大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竞争使然。中国的企业倒
是在从不规范走向规范，否则中国不可能吸引到这么多的外国直接投资，
而欧洲企业则需尽快摆脱许多不合时宜的规范，否则欧洲将失去国际竞争
力。”
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心情更是复杂。我前年到纽约出差，住在曼哈
顿尚东区的一所公寓里。临走时，我的美国房东老太太以略微犹豫的口气
问我：“现在我们是朋友了，你能不能坦率地告诉我：中国和美国之间以
后会不会打仗？”老太太在朝鲜战争时期是美军护士，毕竟是过来人，知
道中美交恶对双方带来的代价。美国近期的民意测验表明近三分之二的美
国公众认为美国应该和中国发展互利合作的关系。但一位资深的美国中国
问题专家私下对我说，美国一方面感受到了中国的崛起已势不可当。但另
一方面，又总觉得很难接受一个不信上帝的民族，一个“共产党国家”竟
然会成功，竟然要与美国平起平坐。
与欧洲相比，美国的宗教势力影响更大，意识形态色彩更浓，这也
影响了很多美国人对中国事务的判断。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人众多，但对
中国前景误判的人也最多，不少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先是预测邓小平百年
之后中国要大乱，后又预测中国会像苏联一样解体。有一个叫章家墩的美
籍华人2000年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国即将崩溃》的书，还上了《纽约时报
》的畅销书榜。他认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将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冲击下迅速
走向崩溃，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七年之后，中国非但没有崩溃，而是通过
改革开放和体制创新，经济总量又翻了一倍，经济规模世界第三，中国还
成了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和带动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现在回头
一看，不是中国崩溃了，而是这些唱衰中国的观点崩溃了。
去年五月，在巴黎一个中国问题研讨会上，一位学者不经意地提到
了章家墩的名字，会场发出一阵笑声，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他成了国际学
术界的笑柄。当然，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仍有不少人死抱住僵化的意识形态
不放，天天盼望着中国的崩溃，那也没有办法了，就让他们去吧。
很久以来，中国总是对发达国家说：我们人均收入比你们低很多，
赶上你们还早着呢。但西方很多人，特别是工商界人士往往不这么看。他
们说：你们人民币的汇率是扭曲的，不能反映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你
们沿海发达地区在硬件的很多方面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
你们内地的发展速度也不慢，和沿海正在形成一种良性互动。你们的沿海
地区就有3亿多人口，如果你们沿海地区2020年达到今天葡萄牙的水平，
这不是不可能的。那光是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规模就会大致等于今天的欧
盟。西方持续不退的“中国热”很大程度上与这种研判有关。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人自己十分清醒。中国知道自己面临的各种严峻
挑战：遏制和消除腐败、缩小贫富差距、建立社保体系、推动生态文明、
推进法制建设和政治改革、确保中国的长治久安等等。中华民族的真正复
兴还需要全体国人今后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我们不会为国际社会的种种赞
扬而忘乎所以，也不会为任何暂时的挫折而垂头丧气。
中国迄今所取得的成绩还只是初步的，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笑在
最后才笑得最好。这种清醒姿态的背后是一种新的民族自信心：通过过去
几十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基本上摸索出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不管我
们今天面临多少挑战，我们还是处在1949年以来最好的时候，处在近300
年来最好的时候，而且处理各种问题的资源和回旋余地都是前所未有的。
我们可以冷静从容地应对各种挑战，继续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
推进这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现代化事业。
三、中国崛起：不同凡响的意义（1）
中国崛起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它首先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
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质的变化，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势头已经不可阻挡。从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很长时间内，中国社会的主要变迁大都局限在上层
结构。占中国社会人口大部分的农村还是处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甚
至到了1978年，我们的社会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一种自然经济。农民日耕夜
做，勉强糊口。工业基础已经形成，但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没有活力。
1949年以前还存在的一些微薄的商品经济也给取消了，计划和票证控制了
社会每一个细胞，社会流动性极低，也没有外贸和国际市场的概念。除了
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外，社会节奏发展相当缓慢。
中国过去的仁人志士都致力于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但
现在通过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已经彻底打破了小农经济和
计划经济的格局，整个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也因此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千年未有之
大变局。
中国已基本上完成了从一个封闭的中世纪式的农业社会转向一个
开放的工业和商业社会的过程，并几乎和西方同步地转向信息社会。工业
社会、商业社会、信息社会已经成了中国今天社会的主要特征。这种新的
结构性的变革已经产生了对法治社会和市民文化的真正内需、产生了对适
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真正内需。
我走过的大部分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他们的情况往往和我们相反
：社会底层还是一个中世纪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
平非常低下，传统部落和宗法社会主导着大部分人的生活，实际上这些国
家的内部并没有产生对西方式民主政治的真正内需，但是在西方国家的压
力下，这些社会的上层结构却形成了一种后现代的西方民主政治结构，其
结果就是整个国家上下结构完全脱节。社会上犯罪率不断飙升，白天上街
都危险，晚上没人敢上街，但议会里却在讨论向“文明国家”学习废除死
刑。老百姓为每日的柴米油盐而挣扎，艾滋病吞噬着大量的生命，政府连
把药品发到基层的能力都没有，但各种政党却忙于争权夺利，永远以民主
的名义，行使部落主义、宗派主义或民粹主义之实，结果往往是国家持续
动荡、政府无力整合社会、经济与民生凋敝、甚至导致内战和国家分裂。
这个问题在非洲特别突出。
中国结构性的变化也体现在国家财力的增强，这为我们今天解决
各种社会矛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和回旋余地。你去发展中国家访问，如印
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缅甸、尼日利亚、肯尼亚，你会发现一些发展
中国家的典型现象：城市街道的人行道少，马路上的路灯少，有路灯也不
一定亮，不少地方的垃圾堆成山，阴沟污水四溅、但几乎没人管这些事。
这实际上反映了政府治理能力疲软和财力不足。要么是经济落后，没有多
少税可以收；要么是政府能力弱，税收不上来；要么是贪官污吏截流了财
税收入。不少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干脆主要依赖有限的外援，国库空空又导
致了官员和军队的极端腐败、基础设施缺乏、公共服务非常有限，甚至连
邮局、医院都处在半倒闭状态。
与此相反，发达国家虽然讲民主，但中央和各级政府的税收从不
马虎。以法国为例，付税日超过一天，就多收你百分之十，一点通融的余
地都没有。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过，中国历史上，好像皇权无限，但实际上
天高皇帝远，经济基础是无数自耕农，农业税收不到多少，政府的财政收
入往往并不高。但过去这30年，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出现了质的飞跃。
2006年，仅上海地区为本地和中央创造的财政收入就达到了4800亿
元。邓小平1984年曾说，到了2000年，我们的国民收入到了1万亿美金，
我们可以做这个做那个，而现在我们光是外汇储备就是1万7000多亿美金
。邓小平生前反复强调综合国力，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就是综合国力的
重要体现。中国比较充裕的财力使我们能够比较从容地处理各种棘手的社
会和经济问题。
三、中国崛起：不同凡响的意义（2）
我们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过去10年突飞猛进，就和国家财力有关，整个
世界为之惊叹，我们的高速公路，10年前在世界上前30名都排不进去，但
现在中国高速公路的总里程数已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极大地推动了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在中国，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人们的心理变化也是另外一
个重要特征。中国近代史上的变革往往局限在社会的精英阶层，大众心理
则变化不大。但现在不一样，普通老百姓的每一个细胞都调动起来了，要
发展、要挣钱、要自我实现，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机会。当然，
当一个社会处在这种快速变革的时候，也会凸显各种不安和矛盾，很像一
个处在青春期的少年，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同时，又带有青春期的风险
。但是从历史发展的长期合理性角度来看，这是任何一个社会走向现代化
的必经阶段。
我自己出去访问，很注意观察街上无所事事的人是多还是少，并
以此作为判断一个国家发展的潜力和势头的重要指标。你去约翰内斯堡、
去开罗、去阿尔及尔、去金边，你可以看到游手好闲的人很多，说明这些
国家失业问题严重。去孟买这个被称为“印度的上海”的大城市，你会感
到无所事事的人比上海要多好几倍。仅此一点，你就可以得出结论：孟买
赶上上海，谈何容易。
我20年前第一次访问瑞士，感觉到瑞士生活的快节奏，匆匆上班
的人群和他们急促的脚步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时国内还比较悠哉悠哉
。现在相反了，中国现在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忙碌的国家，特别在沿海城市
，生活节奏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快。当然物极必反，国内现在也开始讨论放
慢生活节奏的问题。这是一个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中国人最终
也一定会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但是从一个社会实现现代化的
进程来看，生活节奏加快，确实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必经阶段。
这一点也反映在中国手机的迅速普及上。我感觉没有一个国家使
用手机的人比中国多。当然这不一定是好事。欧洲很多人说，手机是一种
新的公害，也不是没有道理。但从一个历史发展的大角度来看，这个事实
反映了中国人的横向联系前所未有的增加。法国社会学创始人之一杜尔凯
姆认为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最大差别就是传统社会是纵向联系为主，现代
社会是横向联系为主，因为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社会生活日益丰富，一
个社会就这样由传统的纵向的“机械凝聚”转为现代的横向的“有机凝聚
”。一旦“有机凝聚”基本形成，现代化进程便势不可挡。
这种横向联系也把中国和世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今天的中
国经济已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中国离不开这个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
。回想起来，当人们还普遍认为中国的开放只是对发达国家开放的时候，
邓小平就反复强调：中国的开放是对全世界的，即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
发展中国家开放，这是极富战略眼光的大思路，为中国和整个世界都创造
了大量的发展机会，我2006年夏天去贫穷的科索沃访问，在一个人口只有
两百来人的小镇，看到两三个商人满头大汗地从卡车上卸下中国生产的鞋
子和百货产品。科索沃国家电视台的负责人对我说：没有中国产品，我们
无法想象科索沃人今天将怎样生活。
英国一位学者曾这样对我概括中国因素给世界带来的变化：凡是
中国能大量生产的，你就要尽快回避，否则你自掘坟墓。凡是中国不能大
量生产的，你就要拼命生产，那才无往不胜。这种颇为夸张的说法倒是勾
画出了中国崛起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大量机会和挑战。当然最好再补充一句
：中国崛起给世界带来的机会多于挑战。
在2007年中欧论坛会议上，一位欧洲学者曾问我怎么看待美国推
动的世界民主国家联盟，我坦率地说：关键是没有中国的合作，这个联盟
什么国际问题也解决不了。中国的崛起意味着，在今天，从反恐斗争到全
球环境治理，从化解朝核危机到处理伊朗核问题，从多哈一轮贸易谈判到
世界金融秩序的稳定，都需要中国的合作。把中国看作敌人，只会损害美
国自己的利益。我还补充了一句：“中国崛起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拒绝
意识形态挂帅，把所有国家都看成是自己的朋友，或者是潜在的朋友。美
国难道就不能从这种智慧中得到一点启发吗？”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就极为
赞赏这一点，他最近说：“如果世界所有国家、所有势力集团都能像中国
这样小心谨慎，那世界就会太平一些。”这是智者之言。
中国神话般的崛起，背后确实有很多智慧。中国的崛起不只是经
济总量、外贸总量、外汇储备总量、国民生产总值、高速公路总里程等，
而且是一种新型的发展模式及其背后的指导思想。这个模式并非十全十美
，恰恰相反，它还衍生出不少问题，我们自己在国内抱怨这个、抱怨那个
（其实别国老百姓抱怨不比我们少），就说明这个问题，但是与西方主导
的发展模式相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非洲推行的“结构调整方案”和
美国在俄罗斯推行的“休克疗法”），中国模式的效果要好得多。正是在
这一点上，中国的崛起实际上也是中国软实力的崛起。
西方的软实力迄今为止并没有能够解决当今世界的一系列严峻问题，
如消除极端贫困、防止不同文明冲突、消除恐怖主义威胁等。中国模式的
相对成功，不仅使中国自己发展起来了，而且带动了整个世界的发展，同
时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展现了中国增长中的软实力，这一切对
发展中国家会有启迪，对重新思考如何共同对付人类面临的诸多挑战也会
有帮助。
四、中国的另外四种选择（1）
一个国家的发展，就像人的一生，主要就是关键的几步。这几步
走对了，一切都会比较顺利，前景会比较光明。这几步走错了，就会伤筋
动骨，甚至全盘皆输。回头看一下中国走过的30年，不能说没有犯错误，
有些错误也不能说不严重，但是在最关键的几步上，我们走对了。改革开
放从1978年底开始，回头看来，如果不是邓小平这位强势领导人的主张和
坚持，中国本来也可能选择不同的路径。我想到了以下四种可能的选择：
第一种就是“极左模式”：不改革开放，全面肯定和延续过去的
“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改革
初期提出“两个凡是”的人基本上是这种思路。如果当时中国走这条路的
话，中国的结局恐怕不会比我国北方的那个邻国好。该国今天的情况，众
所周知，这里就不赘述了。
第二种选择是“极右模式”，走一条全盘西化，用一个亲西方的
政府取而代之的西化模式。我记得80年代，主张“全盘西化”的学者在大
学里演讲，总能赢得一片喝彩。“中国最需要的是进口一个总理”，下面
一片掌声。连“最好让西方把中国殖民一段时间”的观点，支持者也不少
。关于西方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实效如何，我可以简单谈一谈菲律宾的情
况。因为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西化比它更彻底了：菲律宾先是西班牙的
殖民地，人们的宗教信仰都改成了天主教，后来又是美国的殖民地，很长
时间内被视为亚洲的“民主橱窗”，其政治体系和制度几乎完全照搬美国
，三权分立、政教分离，至今民主和宪政确立了一百来年了，虽然其间有
日本占领时期和10来年的马科斯独裁政权统治，但1986年一场“人民力量
”推翻了独裁政权。2001年又是“人民力量”赶走了埃斯特拉达总统。可
是这个国家却长期陷于政治动荡，一个曾经在东亚仅次于日本的强国，一
个美国树立起来的“民主橱窗”，却由盛转衰，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四小
龙，又很快地被中国超过。
我是2005年夏天访问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首先入目的就是大量
的贫民窟。菲律宾全国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平均每日的收入不到
一个美元。现在每十个菲律宾人中就有一个背井离乡，在海外打工。总计
约800万人，使菲佣成为菲律宾整个国家的名片，菲佣的汇款也成了菲律
宾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菲律宾的机场都设有为劳务输出人员开辟的专门
通道。
因为我1983年底曾在北京接待过马科斯夫人一行，我便问马尼拉
大学的一位教授，现在的菲律宾和马科斯的时候比怎么样？她坦率地说，
“现在更糟。什么人民力量，都改变不了菲律宾少数声名显赫的家族控制
整个菲律宾政治的现实，他们是既得利益者，通过自己的财力和人脉，影
响菲律宾的各级政府。”她还谈了这么一个观点：“过去是马科斯家族和
他的亲信腐败，他们贪够了之后，倒也为老百姓做点事情。现在是换一个
政府，就是新一轮贪污的开始。你怎么办？老百姓怎么能富裕起来？”
菲律宾人现在说，菲律宾民主最后归结为3g，也就是枪（gun）
、钱(gold)、暴徒(goons)。我的导游对我说：“过去马科斯政权的时
候，只有马科斯和他的亲信可以这样，现在恢复民主了，谁都可以做这些
事情，情况比马科斯的时候还要糟。马科斯一倒台，表面上看是民主胜利
了，实际上，这三个g开始普及了。”我问他为什么菲律宾政治中有这么
多谋杀，从1986年至今，已发生了近千起政治谋杀。他说，“政治职位是
政界人物的财源所在，所以许多政客不惜铤而走险，雇用杀手，谋害政治
人物和敢于揭露真相的新闻记者。政府连枪支都管不住，现在有40多万枪
支散落在民间。”他让我出门也要当心。最后与我分手时，他说：“这个
国家就像一艘快下沉的客轮，船上的人都想离开。”
马尼拉虽然破破烂烂，但也充满活力，汽车大都抹得花花绿绿。
2004年这个国家曾创造过5327对情侣同时在首都马尼拉接吻的吉尼斯纪
录。只有这样一个热情洋溢的民族才会把一个电影明星埃斯特拉达选上来
当总统，然后又把他投入监狱，判终身监禁，最后阿罗约总统又把他特赦
。
四、中国的另外四种选择（2）
类似菲律宾这样“全盘西化”的国家，在第三世界比比皆是。经
济和社会结构是中世纪的，上层建筑是后现代化的，结果就是政府和人民
的需求严重脱节，人民迟迟摆脱不了贫困，国家长期处于动荡之中。老百
姓在为基本生存而奋斗，社会失业率和犯罪率节节升高，国会里面在不着
边际地讨论向“文明国家”学习，一会儿“修宪”，一会儿“废除死刑”
，菲律宾在2006年也废除了死刑。
在排除了上述两种“极左”和“极右”的非改革模式之后，剩下
的还有两种改革的模式：一是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二是前苏联的“
激进改革模式”。
古巴的改革模式可以称之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尽量坚持原来的体
制，在局部地方作一些小打小闹的改革。古巴坚持计划经济，但也增加了
有限的市场调节，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很有影响的“鸟笼经济”思路颇有
共通之处。2005年8月，我到古巴访问了10天，住在一个朋友家中，所见
所闻，感触颇多。对于古巴，我是心怀某种敬意的，因为这么一个才1100
万人口的小国，竟然有勇气向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叫板，而且一叫就是40多
年。还有传奇般的人物卡斯特罗，我在欧洲近距离见过他两次，确实充满
了个人魅力。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古巴给人印象是失望的。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古巴的经济太困难了，人民的生活太
艰苦了。我对自己说，如果中国当时没有能够勇敢地走向市场经济，接受
全球化的挑战，中国今天的状况可能不会比古巴好多少。
那次，我是乘古巴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巴哈马首都拿骚起飞去哈瓦
那的，这也是我百国之行所乘过的最旧的飞机，前苏联制造的安波洛夫42
型螺旋桨飞机，看上去至少有30多年的历史。舱内40多度的高温，但所有
的空调都失效，一个小时的飞行如同洗桑拿，汗雨如注。机上的乘务人员
也是毫无笑容。飞机一起飞，坐椅上方的手提行李舱门全被震开，其中一
个手提包还掉了下来，幸好没有砸着人，但大家都有些紧张。只有一个美
国小伙子，一手搂着自己的古巴女友，一边放声大笑。我看到一些古巴老
年乘客对此有一种愤怒的表情，大概感到古巴的尊严受到了侮辱，但也只
能无奈。
哈瓦那主要商业街上的商店大都空空如也，服装店的橱窗就是几
件白衬衫，药房出售的，包括红药水、紫药水在内，大概只有二三十种药
。市场供应给人的感觉比上海在“文革”期间还要萧条很多。我的房东告
诉我，主要生活用品都实行配给供应。面粉、猪肉、鸡蛋、甚至食糖，都
凭证供应。牛肉是国家专营，私人买不到，只供应给涉外的饭店和餐馆。
街上的车大都是50年代的污染耗油的旧车，所以满城都飘散着汽车尾气的
味道。车太旧了，所以抛锚的很多，路边开着车盖修车也成了哈瓦那的一
景，还有用卡车车头拖着公共汽车车身行驶的车辆。据说中国制造的大型
客车很快就要抵达，我可以想象那将会是哈瓦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政府对社会的控制非常之严。手机受到严格管制，鲜有人使用。
上网也很不方便。除了在市中心有一个我等了半小时还没有轮到我的网吧
外，几乎只有涉外饭店才能上网，每20分钟收3个新比索，约等于30块人
民币。价贵还不说，上网速度非常之慢，打开电子邮件，十几分钟就过去
了。只有四个电视频道：一个新闻台，播送的大都是枯燥无比的会议；一
个文艺台，播送一些不错的欧美经典故事片；两个教育台，传授数理化、
医学和文化方面的知识，优点是没有商业广告的打扰。报纸杂志很少，
Gamme是党报，8个版面的小开本，都是口号和会议新闻，书店图书的种
类和数量也很有限。
人们往往把古巴的问题归结为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但我和一些古
巴朋友私下聊天，他们认为，人为的因素至少占一半。比方说，榨糖，为
什么要凭证供应，因为糖价太低，糖农没有积极性。中国饭店的一位老板
说得更痛快，什么禁运，主要还是自己禁运自己。企业一点进出口权都没
有。看到有人赚了一点钱，政府就开始紧张，要征你税，最后搞得大家普
遍贫困。
古巴在80年代初曾尝试开放农民自由市场、物价改革、工资改革和
外贸改革，但由于很快出现了投机倒把、贫富不均等问题，古巴政府就从
1986年到1989年进行了“纠偏运动”，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和精神鼓
励，反对权力下放，使得经济又回到了原来计划经济为主。我曾好奇地在
路边一个只有两个理发师的一个小店理了个发，但一打听，这小店也是国
营的，离下班时间还有一刻钟，两人拍拍屁股走人了，外边等着的人就对
不起了。
四、中国的另外四种选择（3）
与古巴朋友私下聊天，可以感觉到卡斯特罗仍然深孚众望，但同
时人心思变，他们大多数在探讨的不是卡斯特罗之后古巴会倒向美国，而
是对中国模式和越南模式怀有浓厚的兴趣。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
罗，最近也多次表示要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并在一些方面已经开始
了行动，如通过了更加开放的农业政策，允许古巴市民购买手机、电脑等
，这是好事情。回想起来，如果中国当初没有走出计划经济的老路，没有
大刀阔斧地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而只对旧的体制修修补补的话，中国恐
怕也很难告别古巴今天这种短缺经济的状况。
但古巴并不全是弱点，经济尽管如此困难，但还是实现了全民医
疗低保。古巴的婴儿死亡率据说低于美国。计划配给供应，显然保证了人
民的最低消费和营养，所以看上去没有发展中国家那种很多人营养不良的
状况。古巴现在还为一些中南美洲国家的穷人提供医疗帮助，使很多中南
美洲的穷人也到古巴来看病。比较起来，我想中国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
国力大增，一年已有5万亿的财税收入，我们在社保方面一定可以比古巴
做得更好。
讲到古巴，还有两件使我深有感触的见闻：一是在哈瓦那城东一
街口矗立着一座为古巴独立而牺牲的华人烈士纪念碑，上面刻着古巴独立
战争英雄蒂格沙达将军盛赞古巴华人的两句话：“没有一个华人是逃兵、
没有一个华人是叛徒。”对一个民族的赞扬，这大概是最高级了。在19世
纪下半叶的时候，华人人口曾一度占到古巴人口的十分之一。在19世纪古
巴独立战争中，数千华人投入独立运动，有数支全由华人组成的部队，英
勇善战，不屈不挠，扬名古巴，这个纪念碑今天仍使游客停步注目，令华
人深感自豪，当年为古巴独立而长眠在异国他乡的同胞们值得我们后人追
念。古巴这个民族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民族，一个知道感恩的民族一定是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
在哈瓦那唐人街，我还看到正对着唐人街口的一栋大楼，上面刻
着“太平洋酒店”的繁体字，但早已人去楼空。华人协会70多岁的陶先生
告诉我，这些都是我们同胞的财产呀。这些华人业主当时都属于古巴的富
裕阶层，古巴革命之后，逃避他乡，这些财产也就给政府充公了。他说：
现在华人门可罗雀，大概只有200来人了，都老了。他还说，哈瓦那曾经
是美洲最繁华的城市，“那个时候还没有拉斯维加斯，美国人周末都到这
里来吃喝嫖赌。许多富人都在这儿买了房子，吃喝玩乐。”看着哈瓦那
海边大片的现已年久失修的豪华别墅，你就可以想象当年那些富人的奢侈
生活，但是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了1959年的古巴革命。猖狂出逃的富人中
不少是华人，当然也带走了他们的资金、技术和人脉。
这个世界上，缺少基本的社会公正和贫富差距过大总会导致动乱和
革命，但革命是英勇的、浪漫的，痛快的，而革命之后的建设则是艰巨的
、复杂的、耗费时日的。古巴人民在发展的道路上至今还没有探索出一条
符合自己国情的成功道路。
至于前苏联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走的是激进改革的道路，其结
果大家都知道。但我们不能忘记在80年代，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和
政治改革压倒一切，引来我们国内很多人的羡慕和赞扬。经历过1949年以
来毛泽东时代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国民间，特别是知识界，真诚渴望大
规模的政治改革，因为我们政治制度中的问题确实不少。
比较一下中苏两国在改革战略上的差别，中国在邓小平的强势领
导下，走了一条“稳健的改革道路”。如果从政治与经济互动的角度来看
，中国的这个道路也许可以概括为：较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与较小规模
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改革重点是为经济改革铺平道路，这也可以称为
“经济改革优先的模式”。这个模式产生的利弊大家有目共睹，但总体上
利大于弊，中国避免了大的动乱，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十倍于1978年，人
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
戈尔巴乔夫是政治改革为主轴，用经济改革来辅助政治改革，结
果成了首先要保证政治进程不可逆转，为此什么都可以做，违背了经济规
律，结果是灾难性的：苏联迅速解体，经济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
下降，人民多年的储蓄随着发疯似的通货膨胀化为乌有，人均寿命降到了
60岁以下。
四、中国的另外四种选择（4）
我是1990年6月访问苏联的，当时就感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方法行不通
。首先是苏联经济非常困难，商品全面短缺。我去莫斯科最大的百货商店
Gum,漂亮的俄罗斯传统拱顶商厦内，买什么都要排长队，在皮鞋和大衣
的柜台，只有一两种式样，排队总有100来人，而且需要护照才能买。莫
斯科的天气比我预期的要冷，我想买一件风衣，随即开始体验苏联式排队
，一个小时后轮到了我，一个服务态度非常粗鲁的女营业员，告诉我，仅
有护照不行，还需要有在莫斯科居住的证明，我只能作罢。中午又步行了
一个小时，找不到一个吃饭的地方，餐馆少，都排着长队，营业时间又短
。
俄罗斯人很有幽默感，很能苦中作乐。我路过一家电视机商店，
里面都是俄罗斯自己生产的笨重的黑白电视机，我好奇地进去望望，陪我
的苏联社科院朋友拉了我一下，说：“你可千万别买这家伙，它说不定会
爆炸。我们这儿流行的说法是‘苏联的电视机是专门为苏联的敌人生产的
’。”
政治改革带来的一个巨大问题就是政治参与迅速爆炸，而苏联的
体制完全没有为这种参与做好准备。激进的政治改革首先导致了人们质疑
苏联共产党的合法性，然后质疑整个苏联国家存在的合法性。立陶宛首先
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紧随其后。因为经济形势已
经恶化，戈尔巴乔夫乱了章法，他本人的威望几乎荡然无存，谁都可以拿
他开心。一个俄罗斯汉学家对我说了这么一个笑话，有个人发誓要去克里
姆林宫把戈尔巴乔夫给杀了，于是他拿了把手枪便上路了，但不一会儿就
回来了。人家问：怎么回来了？他说，要杀戈尔巴乔夫的人排着长队，我
等不及了，只能回来。
我记得1993年“休克疗法”的策划者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萨克斯教
授曾来日内瓦大学做讲座。在场的一位俄罗斯知名学者、前苏联的美国加
拿大研究所所长阿尔巴托夫，突然站起来提问。他用很清晰的英文质问萨
克斯，“我的祖国已经解体了，你高兴吗？”说完拂袖而去。萨克斯一脸
错愕。他退场后，萨克斯说：“不是我们的方案设计不好，而是刚才提问
的那么一批共产党的老朽在阻碍我们的改革，使得我们的改革方案受挫。
”但人们更要问的是：改革方案的设计怎么能不考虑到各种反对因素呢？
实际上关键还是这些美国学者不懂得俄罗斯的国情，乱开药方，
而苏联从普通的公众到政治精英当时都迷信西方，迷信美国，全盘接受了
西方政治话语，结果导致国家解体的悲剧。戈尔巴乔夫本人至今仍在西方
受到推崇，但很多俄罗斯民众不能原谅他。戈尔巴乔夫在自己人民心中的
地位一落千丈。1996年他曾参选俄罗斯总统竞选，得票率竟不到百分之一
。一位俄罗斯朋友最近对我说：“90年代那些年，对俄罗斯是一场空前的
浩劫，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今天的俄罗斯人对美国这么反
感，对普京这么支持。”
综合比较中国过去30年中出现过的不同模式选择，我的结论是：
我们的“稳健改革模式”虽然问题不少，但确实比“极左”和“极右”的
模式要好，也比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和苏联的“激进改革模式”要好
。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通过30年的奋斗，经济迅速增长，大部分人的生
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国，
而这些统计还是建立在人民币被低估的基础上的。西方人对中国有各种各
样的批评指责，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但否认中国这些成就的已经为
数不多了。如果说我们大约300年前开始落后于西方，现在确实是赶上来
了。
第二章 最不坏的模式？
在一个人口比美国、日本、俄罗斯、整个欧洲之和还要多的国家，
进行了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没有走西方
殖民主义侵略和扩张的老路，在内部克服各种困难，并使中国成为带动世
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这就是中国奇迹。中国模式，虽不完美，但与
那些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相比，还真是不错。
一、 最不坏的发展模式？
在一个人口比美国、日本、俄罗斯、整个欧洲之和还要多的国家
，进行了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没有走西
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和扩张的老路，在自己内部消化所有伴随现代
化而来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整个社会保持了基本稳定，并使中国成为
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中国究竟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全世界都
想知道。
我曾出版过两本英文专著探讨中国发展道路的问题，2006年11月
我又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模式的魅力》的
评论,就这个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2007年底，美国有影响的《新观点季
刊》把这篇文章和基辛格、斯蒂格利兹、亨廷顿等人的文章编在一起，出
版了一个探讨全球化有关问题的专刊。其实不是我的文章写得怎么好，而
是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反思，为什么西方自己的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收
效甚微，而中国没有采用西方的模式却能够如此迅速地崛起。
30年的时间不过是历史的弹指一挥间，中国却发生了巨变，整个
世界为之惊讶，称之为“中国奇迹”，我们的经济总量增加了十倍多，我
们大部分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堪称世界之最。但奇迹也伴随着问题，引
来了争议、甚至非议。至此，我想起了英国大政治家丘吉尔在40年代评论
西方民主制度时说过的一句名言：“民主制度很不好，但别的制度更不好
”，他的意思是与其他制度相比较，民主制度尽管有很多问题，仍然是最
不坏的制度。
但丘吉尔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语境中说这番话的。他本人一贯捍卫
与民主背道而驰的大英帝国法统。比方说，他坚决反对印度独立，更不要
说支持印度采用西方的民主制度了。但现在丘吉尔的这句话，已被不少人
抽离了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文化条件，变成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圣旨，甚
至导致了民主原教旨主义，结果也给这个世界带来不少麻烦。丘吉尔本人
如果仍然健在的话，看到世界上这么多诸如菲律宾、海地、伊拉克这样的
劣质民主，看到民主的印度至今还有3亿人仍然生活在赤贫之中，不知他
老先生会有什么感受，但这是后话。
我这里只想套用丘吉尔的句式说这么一句话：中国发展的模式很
不好（有很多问题和抱怨为证），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方面，别
的模式似乎还没有中国模式好，也就是说相比之下，中国模式可能属于最
不坏的发展模式。当然，我把中国模式看做是“东亚模式”的一种独特的
延伸。也就是说，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方面，还没有比东亚（“四小
龙”+中国）模式更好的模式。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
下，采取了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府干预，实行赶超战略，虽然也出现过各
种严峻的问题、甚至危机，但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现代化方面，其
他模式还无法比拟。
与“四小龙”相比，中国又同时完成了现代化事业起飞和经济体制
的转型。中国还是一个13亿人口的世界性大国，具有四小龙所无法比拟的
规模效应，中国发展模式对整个世界的影响自然也更为深远。
中国发展模式虽然衍生出不少问题，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所走的道
路相比，特别是那些执行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国家相比，中国模式还真
是不错。西方八九十年代曾在非洲推行了所谓“结构调整方案”，大力削
减公共开支、减少政府的作用，结果使非洲的国家能力变得更加脆弱，一
般认为这是导致非洲国家经济和社会危机恶化、艾滋病严重失控的主要成
因。
美国在俄罗斯推行了“休克疗法”，今天被很多俄国人称为俄罗斯
历史上出现的第三次“浩劫”（前两次是13世纪蒙古铁骑的入侵和二次大
战中德国纳粹的入侵）。“华盛顿共识”要求发展中国家，不管条件成熟
与否，都推动资本市场自由化，结果引来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后来的
阿根廷金融危机，使不少国家的经济倒退20年。回想起来，如果中国当初
没有自己的主心骨，摊上了这三个馊主意中的任何一个，后果将不堪设想
。多亏中国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才避免了上述灾难。
二、 东亚模式之争（1）
“东亚模式”是有争议的，这里首先要对“东亚模式”这个概念
作个界定。我这里讲的东亚模式指的是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台湾
、香港）在相似的历史、文化（尤指儒教）背景下，采取了具有现代化导
向的政府干预，推行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实行赶超
战略，迅速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而不是指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泰国等国在内的泛义的“东亚模式”，因为那些国家我也都访问过，他
们虽然想学四小龙，但我的感觉是他们远远没有达到四小龙的现代化水准
。我讲的“东亚模式”也不含现代化后期的韩国和台湾（他们后来转而采
用西方民主模式，但这条路走得并不顺当）。
在经济发展早期，韩国、新加坡、台湾的政府当局对经济进行直
接干预，经济起飞后，又逐步转为间接干预，而香港政府的作用则表现在
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制定引资政策，补贴公共商品供给，基础设施建设等
方面。东亚模式尽管自身有不少弱点，但其总体的成功是不容置疑的，因
为四小龙是战后世界上唯一从第三世界的起点出发，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
水准的社会。
东亚模式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备受争议，因为该危机使泰
国、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马
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说，一夜之间，我们过去20年的发展努力付之东流
。在对亚洲金融危机原因的分析中，美国学者和国内不少学者都把重点放
在“权贵资本主义”，也就是说东亚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府主导经济
，引起利益集团与政客勾结，造成信贷膨胀，缺乏权力监督、钱权交易的
腐败，最终成为泡沫经济。中国也出现了不少类似的问题，需要注意提防
和解决，特别要注意从制度上来解决，千万不要等到一发而不可收的时候
才解决，那就太晚了。
但这里要做一个区分：第一，上述这些国家中，除了韩国外，其
他国家都不属于我们所讲的东亚模式，他们试图学习东亚模式，但没有实
现质的飞跃。这些政府干预的前瞻性、连贯性和科学性方面远远逊色于四
小龙，后来又茫然跟进美国金融自由化的主张，加上权贵经济等因素，成
为亚洲金融危机的重灾区。
第二，东亚很多学者则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国际金融
市场缺乏监管，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金融投机大鳄兴风作浪，大发横财，
这个过程本身也不乏诸多腐败因素。我认为“权贵资本主义”、东亚国家
资本市场过早的开放、金融领域过早的自由化、缺乏监管的国际金融体系
等因素综合在一起，造成了这场危机。苍蝇不叮没有缝的鸡蛋，苍蝇和鸡
蛋上的缝都是危机的原因。我们在谴责和提防“权贵资本主义”的同时应
该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否则国际经济还会出现大问题。最近美国次
级房贷的危机祸及了美国自己，整个世界的经济也受到了牵连。
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1997亚洲金融危机
后曾说过这个危机“是对实行不民主政治制度的一系列惩罚”，不知他现
在对这场比亚洲金融危机更为严重的次贷危机竟发生在美国这么一个民主
国家该如何解释？为了证明西方模式是普世价值，阿玛蒂亚?森还大胆地
比较了博茨瓦纳和新加坡，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实行强势政府的东亚模式不
比西方民主模式好的结论。
他在《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一文中是这么说的：“博茨
瓦纳是非洲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也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
家之一，它几十年来一直是非洲大陆上的一块民主制度的‘沙漠绿洲’；
如果要把新加坡或中国的高经济增长当作威权主义体制在促进经济增长方
面做得更好的“确凿证据”，那我们就不能回避从博茨瓦纳之例中得出的
相反结论。”
阿玛蒂亚?森错了。笔者去过新加坡，也去过博茨瓦纳，两个国家天
壤之别。博茨瓦纳虽然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没有出现大乱子，矿产资源
比新加坡多一万倍，但博茨瓦纳离现代化的目标还十分遥远，47%的人还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博茨瓦纳公共卫生政策失败，导致艾滋病泛滥，人均
寿命一度低于40岁，现在也才40多岁。在联合国开发署的2007年的人类
发展指数上，新加坡排名25位，中国排名81位，博茨瓦纳排名124位。
真不知道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怎么会犯如此常识性的错误。这
也告诫我们，一定要相信“实事求是”，不要被一些理论权威所迷惑，我
没有仔细研究过阿玛蒂亚?森的经济理论，但他关于民主的研究确实漏洞
很多，经不起推敲。
东亚模式之争（2）
在东亚模式中，香港、新加坡、中国，或者说那些没有采用西方民
主制度的社会倒是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台湾80年代中期开始走向
“民主化”，但1997年金融危机时执政的还是国民党的团队。台湾陆委会
原主委苏起曾对我说过，台湾国民党的文官系统，至今为止没有一个部长
以上的官员是腐败的，而党的系统后来腐败了。
换言之，台湾在一个称职的文官精英政府领导下，成功地抵御了亚
洲金融危机。如果换成后来搞民粹主义的民进党政府，7年换6个“行政院
长”，是否还能够抵御这样一场危机，恐怕就难说了。
另外一个实行了西方民主化的是韩国。韩国的“权贵资本主义”确
实可以追溯到60年代，当时韩国的银行成了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子，金融机
构按照政府官员的“明言”或“暗示”贷款给和政府关系密切的大公司，
但银行资金的滥放似乎与1987年开始的民主化成正比的，随韩国民主化而
来的是经济民族主义的迅速抬头，政府盲目扩大对韩国企业的投资，90年
代初又实行资本市场自由化，知识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政客们忙于党争
，经济监管严重失控，使得韩国成为金融危机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但尽管韩国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韩国 在金融危机前已经
实现了经济上的一个质的飞跃，你只要比较一下韩国和坦桑尼亚：50年前
，坦桑尼亚的人均收入还高于韩国，但现在怎么能比，两个国家天壤之别
，原因就是韩国通过东亚模式实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质的飞跃，而坦桑
尼亚还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模式与东亚模式有许多共同之处：
首先，中国也有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化导向的政府。这个政府有能
力凝聚全民对于实现现代化的共识，保证政治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并在这
种环境中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开放。
其次，中国也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积极参与了全球化和国际竞
争，并因此而大大提高了中国整体的经济水平和综合竞争力，当然中国还
有四小龙所不可比拟的巨大的国内市场，使得中国经济也成为拉动推动亚
太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火车头。
第三，中国也是高储蓄率，高投资率；
第四，中国也重视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
第五，中国也实现了产业结构的深层次变革：由传统的农业经济转向
工业经济、商业经济、服务经济。
但中国模式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面，这种独特性来源于中国独
特的国情：（1）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总体教育水准明显低于四
小龙；（2）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起飞的同时，还要完成计划经济走向市场
经济的转变；（3）中国有长期动乱的历史。可以说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
挑战要百倍于四小龙当时所面临的挑战，正因为如此，中国这30年的成就
来之不易，中国模式的成功也自然格外引人注目。
三、 中国模式：你的独特之处（1）
中国模式有下列独到之处：
首先，作为一个有长期动荡历史的超大型国家，中国在处理稳定、
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方面找到了平衡点：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
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实现了中国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连续30年一个长
时期、大跨度的持续发展，从而为中国走向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第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指导方针非常务实，即集中精力满足人民
最迫切的需求，首先就是消除贫困，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过
去20来年中，中国脱贫的人数占世界脱贫的70%。如果没有中国扶贫的成
绩，整个世界的扶贫事业将黯然失色。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美国
人所说的恐怖主义，而是消除贫困，因为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仍然生活在
极其贫困的状态之中，其中8至9亿人（超过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还在挨
饿。就此一点，
第三，实事求是，一切都要经过试验，不断地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
人的经验教训，不断地进行大胆而又慎重的制度创新。改革措施一般都先
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进行试点，成功了再推广到其他地方。这不是包医
百病的办法，但确实大大减少了新措施可能给社会带来的震荡。这使中国
避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盲目采用西方模式而带来的困境，
也使中国成功地抵御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实际上，仅抵御金融危机这一项，中国模式就值得充分肯定。2005
年我曾访问印度尼西亚，危机造成的影响犹在，当地学者告诉我这场危机
使印尼过去20年的发展成果付之东流。很难想象如果中国未能抵御住这场
危机，将是什么后果。
第四，拒绝“休克疗法”，推行渐进改革：不是砸碎现有的不完善
的制度，另起炉灶，而是尽可能利用现有不完善的体制来运作，并在这个
过程中，逐步改革这个体制本身，使之转化，为现代化服务。
这种做法比较接近英国历史上的经验主义传统，英国人相信一个民
族约定俗成的文化习俗和文化判断的相对稳定性，提倡埃德蒙?伯克所说
的“有保留的改革”，并坚持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如果要有生命力，就
应该主要从自己的传统中逐渐衍生而来，而不是通过追求某种纯而又纯的
理想模式而来。
第五，确立了比较正确的优先顺序。中国改革开放大致展现了一个
清晰的格局：改革的顺序是先易后难；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
后内地；先经济改革为主，后政治改革。这种做法的好处是，第一阶段的
改革为第二阶段的改革创造了条件。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但求持续渐进、
分轻重缓急，最后通过逐步积累而完成。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务实有效的成
功之路，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有启迪。
第六，以开放的态度，有选择地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以我为主
，绝不盲从。
中国模式也衍生出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峻，我们非认真解决不
可。例如，我们的政府干预过多，造成某些市场的发育不足；我们政治改
革相对滞后，导致行业垄断和寻租腐败；我们的贫富差距问题、生态问题
、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等等，都引起了广泛不满。但是只要我们头脑清醒
、意志坚定、集思广益，这些问题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甚至可以成为我
们下一步全面发展、更上一层楼的机遇。实际上，把危机转化为机遇也一
直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特点，而过去30年所取得的成绩也为解决问
题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经验智慧。
有人认为只有靠西方的民主制度，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实际上，
这是一厢情愿。发展中国家采用苏联模式的没有成功，采用西方模式的也
鲜有成功，这是我走访100多个国家后得出的结论。
以反腐败为例，从研究腐败问题的最权威的国际组织《透明国际》
的历年报告来看，从我自己的实地观察来看，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很多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如印度、菲律宾、泰国、孟加拉、印度尼西亚、
阿根廷、乌克兰、俄罗斯等这些与中国相对可比的国家，腐败程度居然都
比中国严重，更不要说腐败到骨子里的很多非洲的所谓民主国家了。
其实原因并不复杂，在经济落后的国家，腐败分子几乎都可以打着
民主的旗帜，通过贿选或民粹主义易如反掌地获得实权，为自己的腐败找
到合法的保护伞。
四、 中国模式：你的独特之处（2）
而像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样的转型国家，剧烈的政治转型导致了一段
时间内政府的全面瘫痪，结果腐败就一发而不可收。亚洲“四小龙”中，
韩国和台湾在经济发展起来之后，也采用了西方的民主模式，但腐败问题
却有增无减，其中原因值得深思。最近李明博、马英九上台执政，是否能
够扭转这种颓势，还需观察。
相比之下，倒是没有采用西方民主模式的新加坡和香港成为亚洲反
腐败最成功的地方，他们的办法就是建立法治社会，构建令腐败分子望而
生畏的反腐机制，其经验值得中国认真借鉴。
我们今天遇到过的问题，欧洲历史上也都遇到过。在欧洲工业革命
时期，贫富差距之大，社会公正之少，腐败之严重，令人发指。但是与今
天的中国相比，这些国家却可以容易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如英国可
以把罪犯送到澳大利亚，把失业者送到非洲，把异教徒送到美洲，还能自
己制订世界政治和经济几乎所有的“游戏规则”，其贫富差距大于今天的
中国几十倍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上千万黑人奴隶和华人“苦力”都是合法
的。
而中国今天则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化解所有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所
带来的各种矛盾和难题。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时，其本土人口只有1000万
人，少于今天的上海。法国19世纪工业革命时，人口也只有2000多万，而
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进行这样一
场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在自己境内消化所有的问题，没有向外
扩张，而是给大部分国人和大部分国家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且还
使中国成了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
正是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成功及其模式的意义非同寻常。中国人
硬是靠自己的智慧、苦干乃至牺牲，闯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开辟
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广阔前景。有这样的精神财富和物质积累，我们可以
从容自信地应对各种挑战。
历史上的工业革命虽然带来了各种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最终大都
解决了，这些问题也不妨碍工业革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
工业革命前欧洲国家人均寿命不到30岁，以后就逐步增高，直至现在的近
80岁。但是回想起来，当初这些国家如果因为各种社会问题，过不了工业
革命这个坎，他们就不可能达到今天发达国家的地位。
中国现在就在过这个坎，不过就会功亏一篑。回想一下，邓小平当
年反复讲：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就是因为他预料到了在中国走向富强
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邓小平认为一定要坚持下去、一
定要克服这些困难、一定要过这个坎，只有这样，中国才有伟大的未来。
这是一种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国际视野，历史会证明邓小平的选择是正确的
，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
五、 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1）
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许多具体做法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但这些做
法背后的思想，特别是“实事求是”、“和谐中道”、“循序渐进”等，
则可能有相当的普遍意义。沿着这样的思路，中国应该能够沉着地应对，
并最终有效地处理和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这些思想同时也构
成了中国的政治软实力。
我们常说：中国硬件进步很大，软件跟不上，这个说法，一般地讲
，笔者完全同意，我们的地铁这么新、这么漂亮，但大家拥挤着上车，不
排队，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市民素质还有待很大的提高，这方面我
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仔细一想，中国的硬件进步这么大，是不是也有
我们自己软件的一部分功劳呢？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从高速公路到机场
港口，发展如此之迅速，难道不也有我们自己指导思想和相关决策的功劳
吗？
推而广之，我们为什么能使近4亿人摆脱贫困，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
的贫困则有增无减呢？我们为什么能够抵制“休克疗法”呢？我们为什么
能够避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呢？我们是如何克服SARS危机的？我们是
如何较为顺利地渡过了加入世贸组织的五年过渡期的？我们是如何众志成
城地应对2008年冰冻灾害和四川地震的？
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就是中国的软实力。
中国的软实力不能仅仅是太极拳、中华美食、写意画、书法、功夫
、舞龙、孔子学院等，同样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是政治软实力、政治价
值观、治理模式等等，而且这种软实力，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其他国
家和人民也要有一定的吸引力。
作为有国际意义的软实力，它必须能回应我们这个世界提出的诸多
挑战。当今世界面临四大难题：第一是贫困与发展问题，第二是和平与战
争问题，包括恐怖主义问题，第三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以及包容的问题
，第四是生态环保问题。西方模式能解决这些问题吗？迄今为止的经验表
明：不能。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容易。倒是中国模式给人们带来了希望
。
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加剧了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经济学家
Angus Maddison对世界上千年的经济发展规律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
在这漫长的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富国和穷国的差距基本上为2比1，但从
18世纪的工业革命开始，世界差距贫富差距扩大的进程大大加快了。
根据美国学者Jared Diamond的计算，现在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源消
费量是发展中国家的32倍。世界上还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其中
8至9亿人还食不果腹。但即使是这样，西方还是力求通过一切手段来巩固
自己已经得到的好处。在这种极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中国硬是走出
了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在消除贫困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对解决世
界的贫困问题会有启发。中国在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过程中提出的“互利双
赢”观念，也广受发展中国家的欢迎。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过去几年中，美国主导的“民主输出”模
式导致了世界更加动荡不安，仅伊拉克战争就造成了多少生灵涂炭？多少
财产损失？多少平民流离失所？而恐怖主义对美国、对世界的威胁则有增
无减。你到世界任何地方去，美国驻外的大使馆都是最壁垒森严的，被重
重屏障和警卫包围着。美国尽管有世界上最强的军事力量和最大的军备开
支，但美国的自我安全感比自己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低。相比之下，中国
人坚持“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主张通过标本兼治
与国际合作的方法来解决国际恐怖主义问题，这看来是更为可行的思路。
在文明冲突问题上，西方和伊斯兰的矛盾迟迟解不了套，甚至有愈
演愈烈之趋势。两年前，丹麦画家发表了嘲笑真主穆哈默德的漫画，在伊
斯兰国家引起轩然大波。2008年，由于一些极端伊斯兰分子威胁要刺杀这
位画家，丹麦所有报纸决定重新刊登这幅漫画，又引来了新一轮的文明对
抗。就我自己的观察而言，丹麦可算是西方世界中最开明的国家之一，但
是在处理漫画事件中，丹麦主流媒体还是无法脱离正面对抗、零和游戏的
西方传统。
鉴于此，我们怎么还能指望西方在处理其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上展
现出更为开明包容的态度呢？倒是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自己说得比较坦率
，他说，“在多元的、多种文明并存的世界中，西方的责任是保护自己利
益，而不是促进其他民族的利益，也不应为与西方没有多少利益关系的民
族排忧解难。”
中国人讲“和而不同”，不同文明互相关联、互相尊重、互相体让
、取长补短，这比亨廷顿的观点要高明。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鲜有宗教战争
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这种推己及人的思维可以比西方自我中心的思维更
好地化解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
五、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2）
在环境保护的问题上，美国是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人
口不到世界的十分之一，却消耗着四分之一的世界能源。世界上穷国对温
室气体排放的责任最小，富国的责任最大，但全球变暖的最大受害者却是
穷国和穷人。就像当年靠一人一票，不可能废除美国南方的奴隶制一样，
今天靠一人一票也不可能改变美国人浪费世界资源的消费习惯。
欧洲也一样，虽然环保意识空前高涨，能源消费也低于美国，但是
要大部分欧洲人改变自己仍然是相当浪费的生活方式，谈何容易。中国在
环境保护方面，现在做得还很不尽如人意，但从我们的发展模式中，可能
孕育出比西方更为有效的环保思路和方法。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一旦上上下
下形成了广泛的共识，我们解决问题的总体效率大大高于西方制度。这个
软实力如果用到环保事业上，也一定会产生世界性的影响。最近，国外有
报道，称中国在新能源的研究和使用方面，可能会走到世界的前列
简而言之，中国模式虽然还在完善之中，但在解决上述四个挑战
的前三个方面已经展现了自己的独特影响力，这种影响只会随着中国的崛
起而增加。在生态保护的问题上，历史也给中国软实力留下了独特的机会
。我将在本书第六章中再来探讨这个问题。
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过去要么苏
联模式，要么西方模式。冷战结束后，苏联模式随着苏联解体而退出历史
舞台，西方主流认为这是历史的终结，剩下的就是一条不归路：全世界都
将拥抱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冷战后的情况表明世界事务要复杂得多，如
果西方的制度真是普世适用的，那么为什么在第三世界一推行，则屡屡失
败，从菲律宾到海地到伊拉克都是如此。
中国模式回应了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些根本性的挑战：发展中国家
有没有权力把消除贫困、实现现代化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有没有权力从自
己的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中衍生出适合自己国情的制度安排？有没有权力在
实现各项人权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情况，分轻重缓急？有没有能力提出
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并影响迄今为止西方思想占主导的主流价值体系？中
国的经验对此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这些回答也体现了中国今天的世界眼
光和人类意识。
中国模式相对成功带来的不仅是中国的崛起，而且是一种新的思
维、新的思路、甚至可能是一种新的范式变化（paradigmshift）、一
种现有的西方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解释清楚的新认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
国的崛起也是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这将对解决中国自己面临的挑战、
对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对全球问题的有效治理、对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
未来的演变，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模式还会不断完善，并给这个世界带
来更多的惊喜。
第三章 西方“民主”遇上中国“实事求是”
一、 西方民主模式在发展中国家鲜有成功的例子，中国的政治改革
一定要走自己的路。如果西方真心诚意要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就应该
认真总结自己民主发展的历史，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民主化的顺序，西
方原生态的民主社会演变的顺序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和教育的发
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这个顺序搞错了
，一个社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慕尼黑的一场辩论（1）
2007年6月下旬，在慕尼黑郊外的一个风景如画的避暑山庄，知名的
马歇尔论坛举行了一场中国问题研讨会，由我主讲中国的崛起及其国际影
响。讲完之后的讨论很有意思。一个欧洲学者问我：“您认为中国什么时
候可以实现民主化？”我反问：“您的民主化概念怎么界定？”他颇有点
不耐烦：“这很简单：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说完还补充了一句
：“至少这是我们欧洲的价值观。”
我表示完全理解和尊重欧洲价值观，但我随即问他：“您有没有想
到中国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其中之一就是实事求是，英文叫做seek
truth fromfacts（从事实中寻找真理）。”我接着说：“我们从事实
中寻找了半天，就是没有找到发展中国家通过您所说的这种民主化而实现
了现代化的例子。我走访了一百多个国家，还没有找到。”我随即客气地
请他提供一个这样的例子。他一下子回答不上来。我说；“您可以想一下
，再告诉我。”
这时，一个美国学者举手，大声说：“印度。”我问他：“您去过
印度吗？”他说：“没有。”我说：“我去过两次，而且从北到南，从东
到西都去过。我的感觉是印度比中国要落后至少20年，甚至30年。我在孟
买和加尔各答两个城市里看到的贫困现象比我在中国20年看到的加在一起
都要多。”
他不吱声了。这时刚才提问的那个学者说：“博茨瓦纳？”我问
：“你去过没有？”他说：“没有。”我说，“我去过，还见过博茨瓦纳
总统。那是一个人口才170万的小国。博茨瓦纳确实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
，而且没有出现过大的动乱。这个国家资源非常丰富，民族成分相对单一
，但即使有这么好的条件，博茨瓦纳仍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人
均寿命不到40岁。”
“那么哥斯达黎加呢？”另一位学者问。我问他，“你去过这个
国家吗？”回答也是“没有”。我说：“我2002年访问了这个国家。那也
是一个小国，人口才400多万。相对于中美洲其他国家，哥斯达黎加政治
比较稳定，经济也相对繁荣。这个国家90%以上的人口是欧洲人的后裔，
各方面的起点不低。可惜哥斯达黎加至今仍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而且
贫富差距很大，人口中百分之二十还处于贫困状态，首都圣何塞给人的感
觉更像个大村庄，有很多的铁皮屋、贫民窟。”
我看大家似乎一时举不出其他例子，我就干脆反问：“要不要我
举出西方民主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不成功的例子？举10个、20个、还是30
个？还是更多？”我简单谈了一下美国创建的民主国家菲律宾，美国黑人
自己在非洲创立的民主国家利比里亚，美国家门口的海地，还有今天这个
倒霉的伊拉克。
听众中一些人开始点头，一些人摇头，但就是没有人起来反驳。
我便再追问了一个问题：“在座的都来自发达国家，你们能不能给我举出
一个例子，不用两个，说明一下哪一个今天的发达国家是在实现现代化之
前，或者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之中搞普选的？”还是没有人回答。
我说：“美国黑人的投票权到1965年才真正开始的。瑞士是到了
1971年，所有的妇女才获得了投票权，瑞士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普选。
如果要推动西方式的民主化，西方自己首先要向别人解释清楚为什么你们
自己真正的民主化过程，毫无例外，都是渐进的，都是在现代化之后才实
现的？这个问题研究透了，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
我还顺便讲了一个自己的假设：“如果中国今天实行普选会是一
种什么样的结果呢？假如万幸中国没有四分五裂，没有打起内战的话，我
们可能会选出一个农民政府，因为农民的人数最多。我不是对农民有歧视
，我们往上追溯最多三四代，大家都是农民。我们不会忘记我们自己农民
的根，我们不歧视农民，不歧视农村来的人。但是连领导过无数次农民X
动的毛泽东主席都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一个农民政府是无法
领导一个伟大的现代化事业的，这点你们比我还要清楚。”
这时一个不服气的学者说：“民主本身就是神圣的，崇高的，这
是普世价值，中国应该接受。”我说：“民主是普世价值，但西方这种民
主形式是不是普世价值，还很有争议。你们为什么不能更自信一点呢？如
果你们的制度那么好，人家迟早都会来向你们学习。但如果以普世价值的
名义，强行在世界推广你们的制度，甚至为此而不惜使用武力，那就过分
了。看一看今天伊拉克，据英国广播公司最新的报道，巴格达市的居民开
始用‘人间地狱’来形容他们的城市，但天真的美国人以为伊拉克人民都
会拿着鲜花去欢迎他们呢。”
当时因为还有其他许多有意思的问题，民主化的问题就没有继续
讨论下去。实际上任何人只要花点时间读上几本西方民主理论的入门书，
就会知道西方大部分的民主理论大师，从孟德斯鸠到熊彼特，都不赞成为
民主而民主，都认为民主是一种程序，一种制度安排，一种游戏规则，其
特点是“有限参与”，而不是“无限参与”。当然也有像卢梭这样的理想
主义者，呼唤人民主权，不停地革命，但法国为此付出了异常沉重的代价
，最后实现的也不是卢梭期望的目的民主，而是工具民主。
2006年，我曾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一篇评论，谈到
西方强行输出自己的民主模式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问题：西方“意识形态
挂帅，推行大规模的激进的民主化，无视一个地方的具体情况，把非洲和
不甚发达的地方看成是西方体制可以自然生根的成熟社会。在宽容的政治
文化和法治的社会形成之前，就推行民主化，其结果往往令人沮丧，甚至
是灾难性的”。
美国宾州大学教授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克?
施奈德最近出版了一本著作《选举到厮杀：为什么新兴民主国家走向战争
》（Electing to Fight: Why EmergingDemocracies Go to War）。
书中的基本观点是：走向西方民主模式的这个过程最容易引起内部冲突或
外部战争，因为政客们只要打“民粹”牌就容易得到选票，整个90年代里
，许多国家举行自由选举后，便立即进入战争状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
开打、厄瓜多尔和秘鲁开打、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开打、还有布隆迪
—卢旺达的大屠杀，导致100多万人丧生、当然还有南斯拉夫令人痛心的
分裂和战争，我2006年访问了前南斯拉夫所有的国家，光是波斯尼亚战争
中死亡的人数最保守的估计都超过10万人，成为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死
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多少罪恶都是以推动普世价值的名义犯下的。
再看看中国，走自己的路，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稳定，
经济规模扩大了十倍，人民生活普遍提高，虽然仍存有各种问题，有些还
相当严重，但中国的崛起，整个世界有目共睹，大多数中国人也对国家的
前途表示乐观。中国的相对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
就是可以和西方平起平坐地讲道理，你有理，我听你的，你没理，你听我
的。要是都听西方的，中国早就解体了。
在民主化这个问题上也是这样，西方还是没有摆脱“唯我正统，
别人都是异教”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在历史上曾导致了无数次战争
，几乎毁灭了西方文明本身，西方本可以从中悟出很多道理，但是西方，
特别是美国似乎还没有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
如果西方真心想要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就应该认真总结自己民
主发展的历史，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民主化的顺序，西方原生态的民主
社会自己演变的顺序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二是市
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这个顺序搞错了，一个社会
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西方却要求第三世界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
把最后一步当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为一步，不出乱子才怪呢。
世界在进步，民主也不再是西方的垄断和特权，新技术革命又为
民主提供了各种新的手段，其他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完全有可能，而且
也应该探索自己独特的民主发展道路。作为后来者，中国在自己民主建设
的过程中，应从过去发达国家和今天第三世界的民主实践中汲取有益的经
验和深刻的教训，超越西方那种狭隘的、僵化的民主观，推动符合中国国
情的、渐进而又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争取最终后来居上，建立一个繁荣
与和谐的新型民主社会。
从贝?布托遇刺到肯尼亚骚乱（1）
2007年12月27日夜，我从电视中看到巴基斯坦人民党领袖贝? 布托
夫人在拉瓦尔品第不幸遇刺身亡，在感到悲哀的同时，又感慨万千，因为
巴基斯坦是我非常熟悉的一个国家，巴基斯坦也是中国数十年来的全天候
的朋友，无论在上层，还是在民间，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友谊具有非常坚固
的基础。
如果连短暂过境也算的话，我本人曾三次去过巴基斯坦，1985年11
月我曾陪同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会晤过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将
军。贝?布托的父亲阿里?布托就是被哈克将军政变推翻的，最后还被判处
了死刑，但布托全家和哈克将军都是中国的挚友。哈克将军本人又于1988
年在一次奇怪的飞机失事中不幸身亡。人们普遍怀疑是谋杀，但最后也查
不出成因，只能不了了之。巴基斯坦的民主一路走来，可以说就是在普选
、混乱、政变、刺杀、再普选的怪圈中循环，真有点凄凄惨惨。
我从电视上看到的不仅是血肉横飞的画面，还有那我熟悉的拉瓦
尔品第的市容和街道，20多年过去了，这个城市还是那么乱糟糟的样子，
房子还是破破烂烂，街道还是人畜混杂，和我20多年前访问这个城市相比
较，看不出什么变化。这么些年来，巴基斯坦经济发展不很顺利，民生没
有大的改善，其民主制度也就像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没有坚实的基础
，悲剧不断的深层原因是人民持续的贫穷和政治结构的上下脱节。
一位退休的巴基斯坦政府官员对我说，“我很同情布托夫人，但
是即使她没有遇刺，顺利当选为总理，她也会遇到巨大的困难。她如何保
证巴基斯坦的军队与她合作？如何保证巴基斯坦的情治系统与她合作？如
何保证代表巴基斯坦伊斯兰势力的部落长老与她合作？没有这些合作，她
靠什么来整合社会、治理国家？布托夫人的支持者主要是穷人以及一批亲
西方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但布托夫人无力整合巴基斯坦社会，她过去总理当得并不好，现在
她死了，她的儿子当选人民党领袖，这是她遗嘱中的嘱咐，这个事实本身
就说明了了我们的民主质量大有问题。”西方把一人一票看成是民主的唯
一指标，根本不考虑一个国家成功运作的诸多复杂条件，而西方国家自己
则是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与磨合，形成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庞大的中产阶
级和比较稳定的政治与法律制度，然后才开始搞普选的。
巴基斯坦民主困境实际上反映的是整个第三世界民主经常遇到的
困境：先是穷人拥戴的领袖被选上台，但这种领袖往往无法整合社会力量
，也无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然后军队就借机发动政变，但军政府也往
往治国无方，人民便再一次要求民主化，民选政府上台后，这个循环又重
新开始。
布托夫人死亡后三天，非洲的肯尼亚大选结果又引起了争议、冲
突和厮杀。我对肯尼亚情况还算有点了解，因为我前后去过肯尼亚四次，
最后一次是2007年4月。我与肯尼亚非洲经济研究所的非洲同仁讨论中国
与非洲关系以及中国发展模式，非洲朋友很有兴趣。
讨论中我们的话题很快就转到了中国模式与肯尼亚政治，当时肯尼
亚的大选已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之中，一位学者问我，如何看肯尼亚即将举
行的大选？我笑着问他，您是要听外交辞令呢？还是朋友的诤言？他说当
然要诤言。我就坦率地告诉他，“据我的观察，非洲国家大选的特点之一
就是同一个部落的人一般只投自己部落人的票，这样一来，你们选举的结
果可能会使人民更加分裂，搞得不好，还会导致社会动荡。”我说，“从
中国的经验来看，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主要的注意力不是放在改善民生，
而是放在政治纷争的话，很难产生积极的结果。”
肯尼亚人口才3000多万，却分属40多个不同的部族，其中最大的是
基库尤和卢奥两个部族，选举中竞争的两个政党分别代表了这两个部族，
而部族成员对自己部族的认同大都超过对肯尼亚的认同。我问下榻饭店的
经理，你准备投谁的票，他说一定投他部族的候选人。非洲大部分国家还
远远没有形成像欧洲那样的民族国家。这位饭店经理是卢奥族人，他对我
说，“我首先是卢奥族人，然后才是肯尼亚人。”
这就像在中国，如果大部分人都强调自己首先是湖南人，湖北人，
然后才是中国人的话，我们这个国家要维持国家统一和团结就会非常困难
。非洲现在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在民族国家尚未形成的时候，来一人一票
的普选，结果使许多社会变得更加分裂和动荡。
二 从贝?布托遇刺到肯尼亚骚乱（2）
另一位学者问我，如果采用中国模式，您觉得肯尼亚应该怎么做呢
？我说，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不推销自己的模式，但我可以谈一点个人的看
法，你们听完后就可以把它忘掉，他们笑了。我说：“你们一共有7个省
和一个省级特区，这当中有没有大家公认的干得比较好的省长？如果有的
话，可以考虑通过合适的程序推选他来担任国家首脑，这叫做政绩合法性
。”我还说，“一个理想的政治制度应该是程序合法性与政绩合法性的结
合，现在西方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只谈程序合法性，不谈政绩合法性，
结果不理想。”会议主席说，“我们中国朋友的建议很有道理，只是在肯
尼亚已经很难这样做了。”我点头同意。
果然，12月肯尼亚大选，出现了对选举结果的质疑，接踵而来的
就是族群冲突和厮杀，造成了上千人死亡，伤者无数，30多万人流离失所
，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遭到重创，至今尚未喘过气来。其实不是我有什么
先见之明，而是任何一个相信“实事求是”的人，在肯尼亚呆个三天，作
一点调研，都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我抵达肯尼亚的当天，电视里就报道
，肯尼亚两个主要部落已经有一些零星的冲突，不祥的征兆已经出现，连
给我开车的司机都告诉我，12月大选的时候治安可能会有问题。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具有国际影响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
2007年12月22日发表了一篇关于肯尼亚大选的评论，题目是《虽有不足
，但（肯尼亚）还是别国的榜样》，称在非洲这个动荡不安的大地上，总
算有这么一个进行和平普选的民主绿洲，它可以成为别国的榜样云云。我
读了文章哑然失笑，心想，这类文章的作者真应该到中国来进修一下什么
叫做“实事求是”。
当然作者可能并无恶意，毕竟肯尼亚当时的情况比其邻国要好。
肯尼亚北面的苏丹，从1956年独立以来的50多年里，只有11年可以算作
是和平的，其余时间都在战乱中度过。北面的索马里也处于军阀混战的无
政府状态。不远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刚刚经历过“非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至少有500万人丧生，边上的乌干达也不安宁，乌干达北部一直处在战
争状态。
半个月之后的2008年1月5日，《经济学人》杂志又刊登了一篇题
为《光天化日之下的谋杀和抢劫，（肯尼亚）种族清洗可能演变成内战》
的文章，还配了部族厮杀、烈火冲天的图片。这么一份西方的权威杂志，
对别国政治进行分析的时候，怎么可以如此漫不经心呢？两个星期之内，
就把一个国家从“别国的榜样”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而又不向别人交代自
己这个弯子怎么转的？我有时真是很佩服西方媒体的勇气，对别人的事情
预测老是出错，但鲜有认错的。
过去30年，西方媒体对中国的预测更是谬误百出，但也从来没有
表示歉意和反省。2008年对西藏骚乱的报道也是这样，失掉了基本的职业
道德和专业水准，例如，几乎所有的西方媒体都把尼泊尔军警殴打藏人的
图像解说成中国武警殴打藏人，造成了恶劣的国际影响。西方媒体的深层
次的问题是意识形态作怪，总认为他们的制度代表了世界最好的制度，他
们的价值就是普世价值。不管别人遇到什么问题，西方从政客到媒体都是
以不变应万变，开出的都是多党制和普选这一帖药方，治不了病，甚至把
人治残了，治死了，都是病人自己的事，和开药方的人没有任何关系。
西方关心的只是表面的形式民主，认为形式本身就会产生正义，
但正如肯尼亚出生的英国记者AidanHartley对一些非洲国家的选举发表
的坦率评论：“选票无非是给那些贪官污吏一件合法的外衣，使他们可以
随心所欲地掠夺百姓五年，这个周期一结束，下一个同样的周期又开始了
。”他还说，这些政客也完全掌握了西方的心理，用英语讲话时，讲的都
是人话，一旦转为自己方言讲话时，讲的都是鬼话。这些政客坐着直升机
到民众集会的地方，用英语讲一番民主人权，这是说给西方记者听的，一
般老百姓也听不懂，但转用方言讲话时，就充满了对其他部落的仇恨和谩
骂。
非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结构还是传统部落和宗法社会。部族之间的
厮杀是谁在主导？是村里的长老和巫医。政客和这些人勾结，他们一发话
，下面的不少民众对其他部族的人就开始打砸抢杀。非洲有句谚语：大象
打架，草地遭殃。大象就是这些政客，草地就是平民百姓。非洲不少国家
的政治往往是一种零和游戏。赢者得到一切，输者失去一切。选举的结果
又几乎完全是按照部落和宗教区分的，同一个部落的人，永远选自己部落
的人，同一宗教的人永远选自己宗教的人，结果是选举一次，人民的分歧
加剧一次，直到格斗、动乱、内战。而这一切又和政府机构从上到下的腐
败结合在一起，因为政府的位子都是肥缺，给个人带来大量的好处，一旦
获得了权力，就不惜一切手段来保护这种权力。
据我的观察，在非洲这么多穷国中，大概只有坦桑尼亚和加纳等为
数不多的国家基本走出了部落主义的怪圈，但即使这样，坦桑尼亚和加纳
的经济发展仍然落后，如果光是看它们相对繁华的城市，如阿鲁沙和阿克
拉，给人感觉像是20年前的中国县城。
我们可以从巴基斯坦和肯尼亚的挫折中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一个对
自己人民负责的发展中国家政府，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来探索自己的发
展道路。但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使得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这样的选择权，
结果只能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导致了危机不断，这些国家的发展也因
此而困难重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幸运的，中国是个大国，可以主宰
自己的命运，可以拒绝外国势力假借任何名义来主导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
二、 好民主才是好东西（1）
除了巴基斯坦和肯尼亚最近出现了政治困境，黎巴嫩、孟加拉、菲
律宾、格鲁吉亚、尼日利亚、斯里兰卡、蒙古等发展中国家，政治危机均
很频繁，社会动荡不止。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些问题：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民
主没有带来人民所企盼的和平与繁荣，反而成了各种危机的成因呢？它们
的民主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又能从中汲取什么教训？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想不妨了解一
点西方哲人对民主问题的思考，哲人就是哲人，大师就是大师，经过多少
岁月沧桑，他们的观点还是令人感慨万千。西方不少人已经忘记了自己政
治先哲关于民主提出的许多忠告，也许我们要提醒他们，忘记过去就意味
着背叛。了解一些西方先哲的观点，也有益于帮助我们弄清发展中国家今
天民主困境的根源、了解西方民主原教旨主义的盲点，并使我们能更好地
为中国的民主建设做一些前瞻性的思考和布局。
谈民主是要追溯到古希腊的，因为那是西方民主的发源地。当时希
腊的雅典城邦实行了民主制，男性公民（不包括女性，也不包括占人口绝
大多数的奴隶）通过公民大会来决定宣战与媾和、法庭终审等重大事宜。
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苏格拉底，因“腐蚀青年思想”之罪，被这种制度判
处了死刑。他的学生、古希腊的另一位思想巨人柏拉图对此愤愤不平，认
为这是“暴民”统治。
这位晚孔子124年出生的西方先贤一贯认为：人的智力、品行和能力
是有差异的，而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否认这些差异，预设所有男性公民，
不分良莠，都行使同样的政治权力，结果导致了“暴民”政治。为了说明
自己的观点，柏拉图还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你病了，你是召
集民众为你治病呢？还是去找医术精湛的大夫呢？你一定会去找医术精湛
的大夫，那么治理一个国家，其责任和难度远远大于一个大夫，你该找谁
呢？
这个问题代表了柏拉图的精英主义政治理念，长期影响了欧洲政治
的发展。从今天的标准来看，柏拉图的精英意识也许过强、民众意识过弱
，雅典民主制度虽有各种缺陷，但毕竟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民主尝试，功
不可没。同样，柏拉图的观点虽有不足之处，但他提出的问题在今天仍有
现实意义，多少国家就是因为一人一票选出了恶人而走向了灾难。
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德国的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当时的魏玛共和国
是良好设计的产物，选举公正，舆论自由，宪政民主。但纳粹党，通过良
好的基层组织系统，利用人们的各种不满，采用民粹主义的手段，在1932
年的选举中，获得37%的选票。而在1933年更是获得了44%的选票，比另
外三个政党的票数之和还多，成为德国议会的第一大党，以理性著称的德
国人结果选出了仇恨人类的希特勒执政，最终不仅给德国带来了灭顶之灾
，也差一点毁掉了整个西方文明。如果柏拉图活到1933年的话，他一定会
说，我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
西方一些国家现在把本应该是内容丰富、文化深厚、操作精致的民主
大大简化，连经济发展、教育水平、法治社会、公民文化这些优质民主的
基本要素都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唯有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才代表
真正的民主，结果导致了第三世界的劣质民主层出不穷：贪官污吏通过贿
选当政易如反掌，大批政客只知道争权夺利，永远以民主的名义，行使民
粹主义、部落主义和黑金政治之实，他们的国家也因此频频陷于动荡甚至
战乱之中，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历史证明：只有优质民主才是人民之福
，劣质民主只能是人民之灾；只有好民主才是好东西，烂民主只能是坏东
西。中国的政治改革一定要拒绝烂民主、建设好民主。
我们不应该学习西方推崇的那种竞选程序决定一切的民主。竞选程
序决定一切就像学生上课报个到就是好学生，学习成绩好坏则反而是无所
谓的。你选个演员，选个美女来当政，毫无政绩可言，也是合法的。台湾
陈水扁就是个典型，当了8年“总统”，没有什么政绩可言，“考试”都
不及格，但按照西方的程序决定轮，他可以赖在位子上，不算反民主。我
们民主政治的设计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我们不仅要求这个学生报到上课
，他还必须不断通过考试、而且必须是高分通过。
三、好民主才是好东西（2）
像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本来就有上千年的精英治国的传
统，我们应该从中国的实际和传统出发，积极探索并逐步建立一种既能保
证德才兼备的人才脱颖而出，又能使他们的权力受到全面监督的新型民主
制度。这大概也是柏拉图当年提出的问题对我们今天民主建设的启示。
有人说，只要制度好，领导人的素质好坏无所谓，瑞士就是个例子
，七个联邦委员，每人轮流担任一年联邦主席，瑞士很多国民不知道自己
国家的总统是谁，因为换得太勤了，瑞士不也是运转得挺好吗？但瑞士是
一个超级小国，其独特的政治制度也是经过了长期磨合才形成的，中国模
仿不了，美国、法国也模仿不了，也没有必要模仿，因为各国的传统和条
件差别太大，就像瑞士几乎家家都有枪支，中国能学吗？发展中国家总体
上法治建设尚未完成，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密不可分，所以领导人的素
质往往在很长时间内对一个国家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比方说，没有邓小平，哪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国
家，令人不敢恭维的小布什连任两届总统，结果领导无方，美国国运便直
线下降，世界迅速进入了“后美国时代”（美国《新闻周刊》总编Fareed
Zakaria 2008年5月语）。
这里还要提及古希腊的另外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叫亚里士多德，他
对什么是优良政体也有深刻的见解，他认为一个优良政体至少需要两个条
件：一是中产阶级占多数，二是法治的确立。他认为中产阶级比任何其他
阶级都倾向稳定，他们不会像穷人那样容易图谋他人的财物，也不会像富
人那样容易引来别人的觊觎，所以中产阶级是优良政体的基础。亚里士多
德非常强调法律的作用，他认为一个城邦只有能够维持法律权威时,才能
说明它已建立了优良的政体。他认为如果民选领导人，没有法治的规范，
就极可能成为独裁和暴君。
他的这些思想对后来西方民主制度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世界的经验来看，没有一人一票而有法治和广大的中产阶级，一
个社会可以运作得很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香港，而光有一人一票，没有
真正的法治和广大的中产阶级，民主的品质一定不高，出现劣质民主的概
率极大。前面提到的那些陷入民主困境的国家，其根本的原因几乎都是中
产阶级太小、法治太弱。比方说，肯尼亚大选出现了争议，既没有具有公
信力的司法体系来裁决，又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支撑社会的稳定，于是不
同的派别和部落就开始了恶斗和厮杀。纵观世界民主的发展过程，发展中
国家建设民主的最佳切入点，不是一人一票，而是大力发展经济和教育、
不断壮大中产阶层、努力推动法治建设。
中国正在走这条路，2020年我们的中等收入者将占人口的多数，这
将对中国的民主建设产生极为深远的意义。
谈民主是不能忘记法国激进思想家卢梭的，他最早提出了“主权在
民”的思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为民主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民主志士，但
卢梭在其名著《社会契约论》中也提出了一个今天似乎被人们遗忘的深刻
问题。他假设一个国家有一万公民，那么每个公民所能享受到的主权就是
万分之一。如果这个国家的公民是十万人，那么他的主权就是十万分之一
，也就是说，一个人手中这一票的影响力，一下子就小了十倍。他由此而
推论，国家越大，一个公民对自己国家的影响力就越小，民主的效果也就
越差。
卢梭本人对此也未能提出真正的解决办法，但他认为比较理想的民
主社会应该是小国家、小政府、贫富差距也不要太大，以免引起对抗。在
我们这么一个13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里实践民主，我们的制度设计中一定
要认真考虑和回答卢梭当年提出的这个问题。
最后还要提一下哈耶克，他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大师，他把民主
严格界定成一种决策程序，一种手段而非终极价值，他认为终极价值是人
的自由。哈耶克反对民主多数的滥用，认为即使是多数同意的决定也不一
定具有合法性（比方说大部分人决定要分掉小部分人的财产）。不管你如
何评价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学说，但他在其名著《通向奴役之路》中对民主
建设提出的一个忠告值得注意。他是这样说的：“我们无意创造一种民主
拜物教。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过多地谈论和考虑民主，而没有足够地重视民
主所要服务的价值。”
看看今天这个世界，那些极力在全世界推销西方民主的人，几乎都
是民主拜物教的信徒，总认为一人一票，就可以解决世界的所有问题，结
果把多少国家搞得四分五裂，生灵涂炭，但自己对别人连一声道歉都不说
，这种傲慢与愚昧导致了近年美国政治软实力的急剧下跌，连美国前国务
卿奥尔布赖特最近也感叹：美国在世界的信誉从没有像今天这么糟。
哈耶克关于民主所服务的价值高于民主本身的观点，对我们今天的
民主建设仍有启发。我们进行民主建设过程中应该首先考虑民主所要服务
的价值，这个价值应该是国家的良好治理（goodgovernance）和人民的
幸福生活。
我们应该从这个价值出发，来设计我们的民主制度，而不是为民主
而民主，更不能为了迎合西方国家的认可而去投其所好。我们一定要以中
国人的眼光，为解决中国人面临的问题来研究和实践民主，只有这样才能
确保中国的国运昌盛和人民幸福。我们30年经济改革的经验已经证明，中
国走自己的改革开放之路，虽然也有诸多问题，但总体效果比那些跟着西
方亦步亦趋的发展中国家要好得多。
政治上也一样，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的发展中国家没有真正成功的，
成为失败国家的倒不在少数。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只有走自己的民主创新
之路。我们要汲取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切经验和教训，拒绝烂民
主，实践好民主，逐渐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和谐、民主的伟大国家
。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路，整个世界为之惊叹。在政
治改革方面，我们也会逐步地走出自己的路，并最终赢得世界的喝彩。
另一位学者问我，如果采用中国模式，您觉得肯尼亚应该怎么做呢
？我说，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不推销自己的模式，但我可以谈一点个人的看
法，你们听完后就可以把它忘掉，他们笑了。我说：“你们一共有7个省
和一个省级特区，这当中有没有大家公认的干得比较好的省长？如果有的
话，可以考虑通过合适的程序推选他来担任国家首脑，这叫做政绩合法性
。”我还说，“一个理想的政治制度应该是程序合法性与政绩合法性的结
合，现在西方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只谈程序合法性，不谈政绩合法性，
结果不理想。”会议主席说，“我们中国朋友的建议很有道理，只是在肯
尼亚已经很难这样做了。”我点头同意。
果然，12月肯尼亚大选，出现了对选举结果的质疑，接踵而来的就
是族群冲突和厮杀，造成了上千人死亡，伤者无数，30多万人流离失所，
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遭到重创，至今尚未喘过气来。其实不是我有什么先
见之明，而是任何一个相信“实事求是”的人，在肯尼亚呆个三天，作一
点调研，都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我抵达肯尼亚的当天，电视里就报道，
肯尼亚两个主要部落已经有一些零星的冲突，不祥的征兆已经出现，连给
我开车的司机都告诉我，12月大选的时候治安可能会有问题。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具有国际影响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2007
年12月22日发表了一篇关于肯尼亚大选的评论，题目是《虽有不足，但（
肯尼亚）还是别国的榜样》，称在非洲这个动荡不安的大地上，总算有这
么一个进行和平普选的民主绿洲，它可以成为别国的榜样云云。我读了文
章哑然失笑，心想，这类文章的作者真应该到中国来进修一下什么叫做“
实事求是”。
当然作者可能并无恶意，毕竟肯尼亚当时的情况比其邻国要好。肯尼
亚北面的苏丹，从1956年独立以来的50多年里，只有11年可以算作是和
平的，其余时间都在战乱中度过。北面的索马里也处于军阀混战的无政府
状态。不远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刚刚经历过“非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至
少有500万人丧生，边上的乌干达也不安宁，乌干达北部一直处在战争状
态。
半个月之后的2008年1月5日，《经济学人》杂志又刊登了一篇题为《
光天化日之下的谋杀和抢劫，（肯尼亚）种族清洗可能演变成内战》的文
章，还配了部族厮杀、烈火冲天的图片。这么一份西方的权威杂志，对别
国政治进行分析的时候，怎么可以如此漫不经心呢？两个星期之内，就把
一个国家从“别国的榜样”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而又不向别人交代自己这
个弯子怎么转的？我有时真是很佩服西方媒体的勇气，对别人的事情预测
老是出错，但鲜有认错的。
过去30年，西方媒体对中国的预测更是谬误百出，但也从来没有表
示歉意和反省。2008年对西藏骚乱的报道也是这样，失掉了基本的职业道
德和专业水准，例如，几乎所有的西方媒体都把尼泊尔军警殴打藏人的图
像解说成中国武警殴打藏人，造成了恶劣的国际影响。
西方媒体的深层次的问题是意识形态作怪，总认为他们的制度代表
了世界最好的制度，他们的价值就是普世价值。不管别人遇到什么问题，
西方从政客到媒体都是以不变应万变，开出的都是多党制和普选这一帖药
方，治不了病，甚至把人治残了，治死了，都是病人自己的事，和开药方
的人没有任何关系。
西方关心的只是表面的形式民主，认为形式本身就会产生正义，但正
如肯尼亚出生的英国记者AidanHartley对一些非洲国家的选举发表的坦
率评论：“选票无非是给那些贪官污吏一件合法的外衣，使他们可以随心
所欲地掠夺百姓五年，这个周期一结束，下一个同样的周期又开始了。”
他还说，这些政客也完全掌握了西方的心理，用英语讲话时，讲的都是人
话，一旦转为自己方言讲话时，讲的都是鬼话。这些政客坐着直升机到民
众集会的地方，用英语讲一番民主人权，这是说给西方记者听的，一般老
百姓也听不懂，但转用方言讲话时，就充满了对其他部落的仇恨和谩骂。
非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结构还是传统部落和宗法社会。部族之间的厮
杀是谁在主导？是村里的长老和巫医。政客和这些人勾结，他们一发话，
下面的不少民众对其他部族的人就开始打砸抢杀。非洲有句谚语：大象打
架，草地遭殃。大象就是这些政客，草地就是平民百姓。非洲不少国家的
政治往往是一种零和游戏。赢者得到一切，输者失去一切。选举的结果又
几乎完全是按照部落和宗教区分的，同一个部落的人，永远选自己部落的
人，同一宗教的人永远选自己宗教的人，结果是选举一次，人民的分歧加
剧一次，直到格斗、动乱、内战。而这一切又和政府机构从上到下的腐败
结合在一起，因为政府的位子都是肥缺，给个人带来大量的好处，一旦获
得了权力，就不惜一切手段来保护这种权力。
据我的观察，在非洲这么多穷国中，大概只有坦桑尼亚和加纳等为
数不多的国家基本走出了部落主义的怪圈，但即使这样，坦桑尼亚和加纳
的经济发展仍然落后，如果光是看它们相对繁华的城市，如阿鲁沙和阿克
拉，给人感觉像是20年前的中国县城。
我们可以从巴基斯坦和肯尼亚的挫折中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一个对
自己人民负责的发展中国家政府，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来探索自己的发
展道路。但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使得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这样的选择权，
结果只能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导致了危机不断，这些国家的发展也因
此而困难重重。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幸运的，中国是个大国，可以主宰自己的命
运，可以拒绝外国势力假借任何名义来主导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1）
2008年3月在巴塞罗那参加一个学术会议，遇见西班牙前外长Josep
Pique先生。他回忆起几年前访问中国的经历后对我说，“当我第一次登
上长城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对中国政治有了一种新的感悟，这就是我
们再也不能用传统苏联共产主义的概念来理解中国了。”
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模式和苏联模式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但对
于一个西方政治人物，这个认知来之不易。现在许多西方人还是把中国看
成是苏联，看作是一个放大了的东德。但这位西班牙的前外长，通过与中
国的接触，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接触，感受到了中苏两种体制的差异，感
悟到了一个重要而朴素的真理：今天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中国自己历史传统
的一种独特延续，这种延续决定了中国道路的独特性。
西方学界和媒体经常讨论中国的未来，但概括起来不外乎这么三
种观点，一是“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各种问题，这些问
题最终将导致中国的分裂和崩溃。二是“和平演变论”，认为随着中国经
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国会变得更加繁荣，最终也会走上西方民主的道路
。三是最近开始流行的一个观点：中国可能既不会崩溃，也不会走西方民
主的道路，而是变成一个“富强而专制”的国家（如美国《洛杉矶时报》
前驻华记者詹姆斯?曼的新书《中国幻象》所描述的那样）。
第一种观点，由于这么多对中国的悲观预测均告失败，现在相信的
人已大大减少。但第二种、第三种观点，西方接受的人还不少，其实，这
三种观点的最大盲点在于其西方中心的历史观和西方话语的局限性，不了
解中国政治的发展和演变已经超出了西方中心论衍生出来的理论框架和西
方话语的诠释能力。
我的好朋友，法国学者高大伟曾说过这么一段有意思的话：“在
中国面前，西方要学会谦虚。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至少有7个朝代的历
史比整个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都长，还有长期精英政治文化的传统，很难
想象中国会完全跟着西方模式走。中国一定是我们新世界的一个共同设计
师（co-architect）。”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对成功就说明了这一点
。西方主流经济和政治学者从来没有想到中国走自己的路会如此之成功，
也没有想到他们自己主导的发展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会如此之不成功。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对成功，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的政治体
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我们经济改革成功有三条根本的经验，第一是
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完美的理想
设计出发；第二是循序渐进、不断试验、摸着石头过河、逐步地推动体制
转型；第三是拿来主义，非送来主义，也就是说，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
但以我为主，以自己的眼光来决定取舍，绝不盲从。这种成功的思路也可
以大至勾勒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进道路。
在西方历史上，与这种渐进改革思路比较接近的是英国历史上的
经验主义变革思路。从国际经验来看，走经验主义的道路比理想主义的道
路代价要小。英国是经验主义政治变革的典型，法国则是理想主义政治变
革的典型。
英国从1688年光荣革命后，其国内制度就一直是渐进的改良，坚信
一个民族约定俗成的文化习俗和判断力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坚持英国思想
家埃德蒙?伯克“有保留的改革”的理念，坚持他在《法国革命感想录》
中提出的英国人“永不仿效他们所未曾尝试过的东西”，并坚持一个国家
的政治体制应该主要从自己的传统中衍生而来，而不应该像法国大革命那
样通过追求一种理想的模式而来。英国一直是不断地磨合，小步地改革，
从未切断自己的历史。这种渐进的方法使英国比法国获得了更长时间的稳
定与发展。在1837年开始的维多利亚时代（她在位64年），英国达到了自
己强盛的顶峰。
英国当时工业生产的能力，超过了全世界工业能力之合，其富庶程
度为当时的法国所望尘莫及。一个法国人看了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行的
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后曾感叹：法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却未能养活自己
的人民，而英国是个“贵族国家”，却养活了自己的人民。（注意，当时
人们普遍把英国看做是“贵族国家”，非“民主国家”）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2）
的确，走理想主义道路的法国很长时间内处在不停的动乱和革命
中，经济也远远落后于英国。法国的作法是先确立一个伟大的理想，特别
是卢梭“主权在民”的思想，然后波澜壮阔地去实践这些理想，但法国付
出的整体代价比英国要大很多。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的政治制
度一直比较动荡，甚至到了1946年的第四共和国还没有稳定，政党过多，
议会过强。一般认为法国政治体制稳定下来是在戴高乐的第五共和确立了
总统制之后。
加拿大学者纳多和巴尔洛两人合写的介绍法国文化的畅销书《6000
万法国人不会错》中对此作了一个总结：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962年
法国政体稳定下来的173年间，“法国一共经历了五个民主政府、三个皇
室政权、两个帝国、一个法西斯政权，而且所有这些政府都是以暴力而告
终的。”
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我们还要注意人口上的差异。法国大革命时，
法国人口才2000多万，比今天的上海多一些，即使到了1962年，法国的
人口也才4000多万，而中国今天已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像法国这
样折腾的话，内乱不说，全世界都受不了。
从中国1949年以来的历史来看，前30年的经历更像法国，后30
年的经历更像英国，而后30年的情况总体上比前30年要好得多，大部分人
民得到了实惠，中国的崛起已不可阻挡。对于中国今后的政治改革来说，
经验主义的渐进道路应好于理想主义的激进道路。但是我们不少国人也有
类似法国人这种政治浪漫主义情节和激进主义的传统，总希望通过激进的
政治变革来解决中国存在的所有问题，毕其功于一役。其实，在中国这么
一个超大型的国家里进行政治改革，一定要考虑每一项改革政策的代价。
稳妥地推动政治改革，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成果，这才是中国前进的
最佳之路。
经验主义模式是内需驱动的，而内需中关键是有效内需。有效内
需驱动的改革比较稳健，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都产生了真
正的内需，才会是有效内需，这也是改革最大的内在动力。打个比方，中
国房产业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了拥有物业的有产者，进而产
生了对《物权法》的实实在在的内需，随之而诞生的《物权法》就很有针
对性和操作性，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在政治领域，中国目前阶段，最强的
内需可能是反腐机制建设、党内民主机制建设、服务性政府的建设、法治
社会的建设。
由于西方的强势推动，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创造了一些人为的内
需、虚假的内需，而这些国家的内部并没有产生那种思想、文化、民情等
方面的真正内需。结果就出现了上下结构的完全脱节。2007年4月肯尼亚
NTV做了民调，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第一是就业，第二是治安，只有不
到2%的人关心宪政改革，而肯尼亚议会讨论的第一是宪政改革，第二还是
宪政改革。还有议员则提出了“向文明国家学习，废除死刑”的议案。这
种上下严重脱节的情况，和8个月之后开始的种族厮杀也有一定的联系。
2008年2月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了一个西方6国国民对自
己国家现状满意程度的调查，结果发现不满意的人大大超过满意的人：
您对自己国家的现状是否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意大利 4 80
法国 7 67
美国 19 52
英国 20 41
德国 28 36
西班牙 30 38
资料来源：2008年2月8日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
《纽约时报》2007年10月30日也刊登了一个美国民调，80%的人
对本届国会的工作不满意，68%的人认为国家的方向出现了问题，60%的人
认为自己下一代的生活会比现在差。人们对美国政府解决问题的信心已经
低于60年代越南战争和1974水门事件时期。而美国非常有影响力的皮尤研
究中心2005年对17个国家进行的调查，发现72%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现
状表示满意，在被调查的国家中拔了头筹。76%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质
量在今后5年中还会提高，这个结果也高于其他国家。在2008年该中心又
对24个国家内进行了类似的民调，中国又再一次拔了头筹，86%的人对国
家的总体状况表示满意。
2008年3月，在美国“世界民意网站”对全球领导人信任度的民调中
，中国领导人在本国的信任度为93%，远远高于西方领导人。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3）
您对自己国家的现状是否满意（%）？
满意（%） 不满意（%）
中国 72 19
约旦 69 30
巴基斯坦 57 39
西班牙 51 44
荷兰 49 50
英国 44 51
加拿大 45 52
土耳其 41 55
印度 41 57
美国 39 57
黎巴嫩 40 58
印度尼西亚 35 64
法国 28 71
俄罗斯 23 71
德国 25 73
波兰 13 82
资料来源：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2005
如果上述由美国学者独立进行的民调大致反映了各国的实情，那
么我们可以说，尽管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尽管国
人还抱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现状的总体的认可度，对
本国领导人的信任度、对自己未来的信心都名列世界前茅。这不能不使人
重新思考中西体制优劣等一系列问题。
如果考虑到西方国家的人均资源消费量为中国的10倍以上（根据
JaredDiamond的计算，美国的人均资源消费量为中国的11倍），而人民
的满意度还如此差强人意，这种反思就更需要进行。当然，中国人口众多
，即便有72%或者86%这么高的满意度，不满现状者，尽管比例低，也不会
是一个小数目，所以我们没有任何骄傲自满的理由，相反，我们必须如履
薄冰，认真地解决各种存在的问题，使老百姓的满意度进一步提高。
客观地说，中西制度都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过去30年内，
中国总体上在不断地改革进取，而西方则显得思想僵化，故步自封了。欧
盟一位荷兰籍高官曾私下对我说，“虽然我们和中国举行人权对话时，要
求中国进行各种改革，但我们自己国内的改革却步履艰难。比方说，为了
每周增加一小时的商店营业时间，政府和工会代表谈了十几年才达成协议
。这对公共利益是好还是坏？当然不好。”他坦率地对我说。
中国体制的务实、高效、有序等特点，现在已很少有人否认。这
使我想起了自己和一位德国朋友吃饭的经历。那次，这位非常喜欢中国文
化的德国人请我到一家知名的德国餐馆吃饭，服务员不停地给我们换盘子
，他笑着对我说：你看，中国菜比我们德国菜可口得多，但我们吃饭的仪
式比你们隆重，你们就是一双筷子，我们德国菜没多少东西吃，但不停地
换刀具，换杯子，换盘子。我后来一想，这个比方似乎也很政治。如果说
饭菜质量的好坏是“内容”，盘子换来换去是“形式”的话，那么我们制
度中的不少“内容”，并不亚于西方，甚至优于西方。
比方说，过去30年我们制度的总体表现，明显超过了采用了西方政
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在一些方面也超过了不少发达国家：美国2005
年“卡特利娜”飓风救灾的表现和中国2008年的抗震救灾怎么能比？法国
2003年8月一场突来的热浪，竟造成了全国1万多老人非正常死亡，举世震
惊；意大利像走马灯一样地换政府，但连城市垃圾等问题多少年都处理不
好，更不要说解决根深蒂固的黑社会问题；前面引述的民调结果某种程度
上也反映了西方体制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
西方政治制度很像西餐，有一整套规范的形式。这种形式又可以
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内容服务的，如西餐一定是分餐制，一人一份，
比较卫生，很像通过票决制来确保选民对候选人有某种监督；另一部分是
形式高于内容的，更多一些美学功能，如不同的酒水要使用不同形状的杯
子。西方民主体制中的登记投票、组织集会、电视辩论等，也有一种类似
的形式美。尽管西方体制实现的“内容”与我们的“内容”相比，各有千
秋，但在形式和程序方面，西方的许多做法，往往比我们的做法更有吸引
力。他们的做法更容易拉近政治人物和民众的距离，使公众更容易有一种
参与感。
比方说，竞选双方的辩论，许多话都是竞选语言，没有多少人把它
当真。但辩论这种形式、既可以让百姓了解他们的政策，又为百姓创造了
一种喜闻乐见的政治参与形式。电视辩论对民众有不小的吸引力，甚至有
点像我们的春节晚会，成了许多国家的保留节目，大家都喜欢看，但看完
之后又说没太大意思。在发达国家，除了法国等为数不多的国家外，一般
大选的投票率都不高，约在50%左右，但主要候选人的电视辩论往往收视
率很高，这说明很多老百姓只想看一出好戏，至于哪一位候选人当选，对
他们的生活并不产生很大的影响。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4）
我们要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民主形式的创新，从而使老百姓有更多
的政治参与感和认同感。内容和形式比，内容更重要，但形式不能被忽视
。我们在形式方面可以借鉴西方的一些形式，也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传统资
源中进行提炼和创新，也可以土洋结合，创造出新的形式，从而使我们的
民主在形式上更规范，更有活力，更为丰富多彩。
我甚至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政治改革的重点就是从重视“
内容”走向“内容与形式”并重，从强调“结果”走向“结果与程序”并
重。中国人是很善于学习别人长处的。还是拿吃饭作比较，中餐是合吃，
不如西式分食那么卫生，但只要在菜上加一双公筷，就解决了合吃的卫生
问题，中西形式就接轨了。
当然，西方政治制度值得我们借鉴的不只是形式，也有内容，比
方说三权分立的学说强调了对权力的制约，我们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来借鉴
权力制约这个思想，我们也可以汲取西方在权力制约方面的一些设计。但
是像美国那样的三权互相势均力敌，对美国可以，对其他西方国家也不一
定适用。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其实也是行政主导型，法国总统和德国
总理的权力都大于议会。欧盟本身也是如此，欧盟委员会的权力大于欧洲
议会。德国和丹麦的议会也是协商一致为主。当然，我们在保持行政主导
的同时，也要借鉴国际经验，大力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
在借鉴西方的一些做法时，我们没有必要，也不需要像西方那样
，把形式和票决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唯一。我们要把民主从西方那种僵化的
和狭隘的话语中解放出来，走民主创新之路。西方在推销自己民主模式的
时候，把本应该是文化深厚、形式多样的民主，简化成了一人一票竞选总
统，这本身是对民主事业的一个巨大伤害，使我想起了法国政治学家托克
维勒的名言：有两种人最能伤害民主：一种是反民主的人，另一种是民主
激进论者。今天西方推动“颜色革命”的人就属于后面一类。
我们的民主建设一定要有创新精神。民主建设应该是一种生机勃
勃的事业，民主可以有一千种、一万种形式，而不应被局限于一人一票普
选这一种形式。
我在研究台海两岸关系时曾提出：双方应坚持“先易后难”的原则
，从小事情做起，从“职能合作”做起，“积小变为大变”，“积量变为
质变”，积无数个互相合作的“小中华”，最后形成全面合作的“大中华
”，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我觉得我们的民主建设也可以是一个类似的过程，民主建设应该从
我们身边无数的“小民主”开始，最终汇成中国的“大民主”。“小民主
”就是我们每天都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如住宅小区的“阳光”管理、
事业单位的“阳光”财务、单位第一把手权利的限制、各种各样的论证会
、听证会、辩论会、记者招待会、市长热线、电子政府、人性化管理、信
访制度的完善和规范、逐步取消城乡二元户口制度、差额选举比例的扩大
、各种各样的民意调查、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讨论政府的公共政策、不同
阶层和不同群体的利益协调等等。
我们要使人民群众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到我们生活中的民主气息越来
越多，感到他们可以参与讨论的事务也越来越多，同时这个改革的过程又
是一个渐进的、有序的、使大家不断受益的过程。民主与阳光共生，民主
从身边做起，民主从小事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大家实践和经验的
积累，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的日益成熟，无数的“小民主”最后一定
能汇成中国整个社会和体制的“大民主”，这种“大民主”的最终形式将
在不断探索中逐步形成。
我们的政治改革一定要与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相辅相成，而不是
互相对立和损害民生。西方推动的人为内需，其特点就是政治变革与经济
发展、民生改善等完全脱节，甚至是破坏后者的。菲律宾的政治变革就是
单一政治方向的，与经济发展无关，与民生改善无关，甚至是矛盾的。吉
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也是这样。
在一个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一个政府如果不能凝聚全社会对
于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之上，推动政治体制革新
，而是把解决一切问题的希望都寄托在激进政治改革上面，风险极大，因
为政改和革命往往会使社会产生过高的期望，而政改和革命最后又不太可
能满足这些期望，结果期望很快就转变成失望，而且是具有巨大破坏力的
失望。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5）
我们在民主建设中要超越西方民主模式，特别是美国的民主模式，
因为这个模式本身就存在诸多问题。美国的民主与西方许多先哲的理想已
经相差很远，在美国本国和欧洲均受到很多批评，美国民主的商业化（铺
天盖地的广告）、庸俗化（一切为了讨好选民，一旦选上，自己的承诺又
不能兑现）和金钱化（美国民主制度之昂贵，绝非一般人可以想象）就表
明了这一点。
连美国2008年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在他的《希望的勇气》（The
Audacity ofHope）一书中都坦陈：“竞选，需要电视媒体和广告，这
就需要钱，去弄钱的过程就是一个产生腐败影响的过程，拿了钱，就要照
顾提供钱者的利益。虽然也可能使用政府的钱（但这个钱很有限，不足以
应付竞选，可能还会附带很多条件）。”
我们政治改革中还要防止邯郸学步。学习别人的长处是对的，但
如果还未把别人的长处学到家，就放弃了自己一些行之有效的土办法，这
就成了邯郸学步，这也是可怕的。邯郸学步的情况发展中国家不少。例如
，一些非洲国家，采用了西方的法律制度，但总是水土不服，但又把自己
原来传统中的习惯做法丢得干干净净，结果就出现了国家治理的失序，甚
至瘫痪。
至于中国以后会不会产生对西方政治体制的内需？也许会，也许
不会，现在尚难判断，这是一个留给未来的问题。如果中国以后真正的内
需和美国的真正内需一样，那么今后可能会产生类似美国的制度。如果内
需不一样，就不会产生类似的制度。
中国的政治传统和美国的传统差异如此之大，我很怀疑中国会出现
和美国一样的内需。但美国制度的某些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就我个人的
观察而言，美国民主制度的长处之一是它的基层民主，特别是它的社区自
我管理，而非劳民伤财的美国总统选举。我们应该借鉴世界上一切好的经
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来学习，并在传统与现代的互动过程中，为中国的长
治久安奠定坚实的体制基础。
我们可以按照经济改革成功的经验，摸着石头过河来进行政治改
革，在相当时间内最需要的不是“路线图”，恐怕也拿不出“路线图”，
拿出来也是一个“花架子”，但像经济改革一样，我们可以有一个“指南
针”，需要知道一个总体方向。经济改革的总体方向是市场导向的改革，
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政治改革总体方向应该是实现励精图
治的良政，确立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流的民主监督机制、一流的社会
协商机制，最终落实到人民的“优良的生活”。
在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某种更为完整的思路，或者叫“路线图”
，在适当的时候一定会应运而生，就像通过16年的改革和开放，我们终于
形成了内容丰富，而又可以操作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没有摸
着石头过河的16年实践，是提不出这样的理论的。
我们是一个大国，在中国实践成功的东西，就是真理，西方现在
可以不理解，可以挖苦，可以反对，但只要中国老百姓拍手叫好，只要最
终事实证明我们的选择和做法是正确的，他们就只能来理解你，诠释你，
并最终不得不接受你。中国模式最终一定会影响世界政治的游戏规则，丰
富世界民主政治的形式和内容。西方自己的模式也是这样一路走来，并最
终成为强势模式的，例如英国创立了君主立宪制，但很长时间内，别人还
是把它看作“贵族国家”，而非民主国家。这就像学外语，如果你认为世
界上只有英语好，那么你就永远是别人的学生，他永远可以说你哪些地方
不对了，甚至给你打个不及格。
现在中国崛起了，学习中文的人越来越多了，中文也自然会成为国
际社会的一种强势语言，你要和我交流，就要好好学习我的语言，尽量达
到我的母语水平，我还可以纠正你的发音和语法，也可以给你打不及格。
如果说30年前，我们中不少人还比较习惯仰视西方，那还情有可
原，毕竟中国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济凋零，百业待兴。但经过了3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如果今天
还是像一些人士那样，动不动就是美国怎样，西方怎样，就有点贻笑大方
了，恐怕连西方人对你都要少三份敬意。我们才对自己的政治制度进行了
一些“挖潜”和“微调”，国家就迅速崛起了。
如果我们继续推动符合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把中国人民的智慧和
潜力进一步发掘出来，那才是更加巍巍壮观的事业，好戏还在后头呢。我
们应该自信地、从容不迫地、不卑不亢地平视一下西方，看看他们制度的
长处在那里，短处在哪里，再对照一下中国，我们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在
哪里，从而搞清楚，对于西方的东西，哪些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哪些应
该反诘和扬弃，最终都是为了走出一条适合中国自己情况的政治发展道路
，一条能使中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人民生活幸福安乐的康庄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