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二节梁实秋与沈从文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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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1903——1987），北京人。他的散文创作开始于20年代，1927年他编《时事新报》的《青光》副刊，有段时间几乎每天都要写一篇散文，后结集为《骂人的艺术》出版。1928年10月，他在《新月》第1卷第8期上发表《论散文》一文，系统地提出过自己的散文艺术主张。但真正饮誉于散文界的是他的《雅舍小品》。1940年他在重庆以“子佳”为笔名在《星期评论》上开辟“雅舍小品”专栏，《星期评论》停刊后，他把这个专栏移至《世纪评论》上，至1947年共得34篇，1949年结集出版。他移居台湾后，一边在大学教书，一边继续从事散文创作，继而有《雅舍小品》续集、三集、四集及《清华八年》《秋室杂文》《槐园梦忆》等20多种散文集问世。
梁实秋在30年代因鼓吹抽象人性论，反对文学的功利性等原因受到过鲁迅等左翼作家的尖锐批评，但梁实秋不是一个没有反帝爱国思想的人，早在1935年他就撰文批评国民党政府奉行的不抵抗政策；他曾参加慰问团亲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写过像《记张自忠将军》那样宣传爱国抗日的文章。但到入川前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剧变。他是国民党的参议员，参政会议长汪精卫投敌不仅使他愤慨，也使他感到受了愚弄；到重庆后，又目睹达官显要在大发国难财，“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现象在官场比比皆是。于是一种由失望引起的幻灭感使这个本来就对老庄比较亲近的士大夫文人产生了思想危机，于是他转向独善其身，追求心境的平和。为了获得心理平衡，他采取“一切只要随缘”的态度来对等生活，寄情于巴山蜀水之间，以随遇而安的心态来处世，以超然的目光来审视尘世万象，《雅舍小品》中的散文正是在这种心境下产生的。1938年12月，他在《中央日报》的《平明》副刊上发表了“编者的话”，他说：“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有的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这段话在当时的文坛引起轩然大波，曾引起过文艺界的“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面对左翼人士的批判和声讨，梁实秋没有作过多的辩解和回复。《雅舍小品》可以说是他上述主张的艺术实践，或者借用台湾文学史家周锦先生的话说，《雅舍小品》正是上述主张遭到批判之后他的一种“无言的抵抗”。
“雅舍”是指梁实秋在重庆北碚与友人合住的六间陋室，是作者避乱隐居之所。《雅舍小品》的第一篇《雅舍》就描写了他当时居住的简陋屋舍。“雅舍”本无雅处，寒伧、简陋，他所住的是用青砖砌柱，黑瓦覆顶，竹篾泥灰敷墙的两间陋室。“风来则洞若凉亭”，“雨来则渗如滴漏”，入夜老鼠横行，“聚蚊成雷”，“每当黄昏时候，满屋里磕头碰脑的全是蚊子”。但作者在旅居中却颇具雅兴，为什么？只因为“自有它的个性”，有个性就“可爱”，因为作者在此陋室及其周遭的景物中感悟到一种旷远、安谧与亲切，从而忘记了世事的纷扰，怡然自乐，他以超然的态度来体验生活和对待时代的同雨。文章中明显地透露出他受老庄影响而产生的超脱、旷达的心态。他在《中年》里说：“中年的妙处，在于相当地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作自己所能作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他主张一切听从自然，一切随遇而安。由此他襟怀坦白，不计得失，宠辱两忘。这显然是一种遁世的士大夫心态，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某种体现。在《雅舍小品》中，也有许多描摹世态人情、社会风尚的篇什。他以洒脱的笔调，娓娓道来，或针砭时弊，或寄寓人生感悟，饶有趣味。《脸谱》一文借写脸来揭示人心，文中所描绘的种种脸相，生活中都不鲜见，但他借寻常生活图景而引发的主观感受，却颇能激起读者共鸣。一个人的脸无论怎样眉清目秀，但只要是“恹恹无生气”，就不会使人感到愉快；而“只要漾着充沛的活力”，那张脸即使“丑一点，黑一点，下巴长一点，鼻梁塌一点”，也都是“令人愉快的脸”。从他对生活中令人愉快的脸不多见的感叹里，折射出他对自己所生存的那个社会的遗憾之情。这篇小品最精彩的部分是对官场上那种“帘子脸”的讥讽：他们对下属“面皮绷得像一张皮鼓，脸拉得驴般长”，一旦见到上司，便“堆下笑容”，驴脸“立刻缩短，再往瘪里一缩，马上变成柿饼脸”，若是在更高的上司面前，那就“连笑容都凝结得推不下来，未开言嘴唇要抖上好一大阵，脸上作出十足的诚惶诚恐之状”。读了他的《脸谱》，我们在会心微笑之余，能不对官场人际关系的虚伪产生反感吗？《孩子》也是一篇针砭时弊之作，梁实秋对娇宠孩子的世风及其危害性，虽是以调侃的口吻加以揭露的，但他的善意与爱心溢于字里行间，读起来倍感亲切，至今仍有引人深思的艺术魅力。《狗》也写得十分精彩，它的高明之处在于作者并不把主要视角对着狗，而对着它们的主子和遭受狗害的人，写他们各自的心态。狗的主人见到有人受到狗的惊吓而狼狈不堪时，每每拊掌大笑，每每脸上“泛出一层得意之色”。作者感慨道：“我顿有所悟，别人的狼狈永远是一件可笑的事，被狗所困的人和踏在香蕉皮上面跌跤的人同样可笑。”由此从一个角度揭示了世态的炎凉。《男人》《女人》《乞丐》《医生》《客》《病》《握手》《下棋》《信》《衣裳》《结婚典礼》《汽车》等等，仅从这一类以社会世相为题材的散文题目，我们就可以看出梁实秋生活知识的广泛、观察事物的细致，而且居然对形形色色的事物都有兴趣去思考。这些小品除了能丰富知识外，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净化人们心灵的作用。
梁实秋主张文学要用人的理性，用人的高尚的情感与道德来克服人性的弱点，陶冶、提升读者的精神境界。他有一些散文就是实践这样的主张，表达一种鞭挞丑恶、颂扬美好情操的主旨，如借物喻人的《鸟》《猪》等。在《鸟》中，他把林中快活自由的鸟儿，从鸣啭之声到形体的可爱，结合自己的感受，抒写得很有诗意。同时，作为对比，他又反复谈到清晨看到提笼架鸟的人在街边散步时的内心感触：“我感觉兴味的不是那人的悠闲，却是那鸟的苦闷。”他所感受到的林中群鸟的喜悦与囚于笼中的鸟儿的悲哀，分明是注入了自己在人间所获得的感怀的。同样意旨的还有《懒》一文，文章蕴含着他对以懒为乐的人性的一种向善的劝诫。在这一类散文中，贯穿了他坚持的“文学是人性的描写”的主张。
梁实秋到台湾后创作的大量散文，仍然体现“雅舍”气质。他品尝玩味美食，同时借以倾泻自己对故土乡情的缅怀和眷恋，后有《雅舍谈吃》一书出版。也有不少忆念故友，追述故土风物，抒发怀旧恋乡之情的篇章，如《谈徐志摩》《谈闻一多》《忆冰心》《忆老舍》《故都乡情》《放风筝》《北京的街道》《北京的零食小贩》等，尤其是悼念故妻的《槐园梦忆》最为催人泪下，文章追叙半个世纪来夫妇俩辗转生活与恩爱情怀，写得熨贴真切，感人至深。
总之，梁实秋以恬静安详的心境与平和冲淡的心气，于常见事物中做警练不俗的文章，于艰难时世中领受作画的乐趣。他以旷达人格叙事抒情，以高文明程度和高学养境界作文，广征博引，中外逢源，宏丰的学识使他的作品别具一种雍容自在的韵味。他追求散文中主体的本色，自然、真率，文中常常是机智闪烁，谐趣盎然，但在他那幽默的行文中又透着愤世嫉俗的情绪，在那快言畅语中往往包孕着几丝苦涩。
沈从文散文创作数量较多，先后出版有《鸭子》（1926，散文、小说、戏剧、诗歌合集）、《记胡也频》（1932）、《记丁玲》（1933）、《从文自传》（1934）、《湘行散记》（1936）、《湘西》（1939）、《烛虚》（1940）、《云南看云集》（1943）等。
沈从文的早期散文，或写自己对都市人生的亲身感受，抒发自我的内心苦闷；或借故土风情的回忆来慰藉异乡游子受伤的灵魂。这些格调清新，文笔流畅且富有诗意的早期散文幽清而感伤地传达出当时穷困的知识青年在人生道路上艰难跋涉的种种情怀。1932年至1934年《记胡也频》《记丁玲》《从文自传》等三部传记体散文相继问世。前两部分别写于胡也频遇难和传闻丁玲被国民党杀害之后，同为纪念亡友之作，后者则是作者离开湘西以前二十年生命历程的自叙。这三部作品，生动地记录了五四以后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时代风浪里的浮沉。理性精神从蒙昧走向觉醒、生命从自在走向自为是贯穿《从文自传》的思想主线；《记胡也频》《记丁玲》则交织着革命、爱情、文学事业三条线索，描写了三个不同性格的文学青年的遭遇与人生哀乐，三人的友谊以及在思想和人生道路上的选择，从一个侧面剪辑中国二三十年代的社会面影。
《湘行散记》和《湘西》是沈从文于1934年和1938年两次重返湘西时的收获。前者是他返乡探视母病途中的所见所闻，后者主要介绍湘西的景物、出产、民情。两部作品，在内容上互为表里，在结构上互为经纬，是以湘西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发展为中心，融汇着作者对湘西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它们代表着沈从文散文创作的最高成就。
沈从文生于湘西、长于湘西，湘西给了他生命的肌体，也给了他人生的教养。因此，当他回到故乡的山山水水中时，他把自己的情感全部倾泄出来，为这里的生命而欢欣鼓舞。在他的眼中，这里的生命活得胆大包天，色彩浓烈，痛快淋漓。《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的主人公敢作敢为，“凡有他撤野机会时，他从不放过那点机会”。《沅陵的人》中的寡妇与和尚，团长和周家夭妹都有一种朴质的真、赤诚的爱。《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鸭窠围的夜》中的水手和吊脚楼里妓女的爱是火辣而奔放的。沈从文很多地方写到湘西人行为的粗犷，语言的粗野，而作家却称之为“妩媚”，是足可以显现他们的“色彩和生命”，并常常与城里人进行对比，表示出他对城里人生命力干枯的深刻卑视。但沈从文并没有在张扬湘西的生命形态过程中走向极端，而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对湘西进行了冷静的审视与反思。他的笔饱蘸着酸苦，倾诉着湘西下层人民在贫困和死亡线上挣扎，世代相承的人生命运。我们从作品有关湘西社会历史的演变的叙述中，看到了一幅幅鲜血淋漓的图画：历代统治者对湘西苗民和无辜百姓的血腥屠杀和下层人民在动荡不宁的历史风雨中悲惨不可言状的痛苦；辰河小船上水手们微薄的收入，《辰溪的煤》中那矿工家庭的悲惨遭遇，《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里，那个年近八十的老纤夫，为儿女，为自己，担负着的生命的重压……世变时移，他们的这种人生命运，却依然一代代承袭下去。《老伴》里十七年的旧景重现，就是这种历史现象的具体写照。作者不仅叙述了下层人民生活的艰辛，还透过一些特异的人生现象，发掘出下层人民精神上受到的压抑与摧残。《凤凰》中有关放蛊、行巫、落洞少女的叙述，揭示了湘西妇女所受的苦难。同时，作者并没有停止在现象的描述上，而是透过这一切，去把握它们的社会原因。作者猛烈地抨击了历代湘西“牧民者”所采取的对湘西的“方略”，从政治上对湘西人的歧视与苛扰，而外来商人则完全控制了湘西的经济命脉。桃源城门上的斑斑血迹，凤凰两位朋友的坟墓，是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实行反革命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在《桃源与沅州》里，沈从文有意将国民党的反革命大屠杀与沅州的幽兰香芷、屈原的放逐行吟放在一起描写，暗藏着对“杀人屠夫”的政治讽刺，在叙述军阀陈大章的兴衰往事和山头那一列石头建筑时，文章仅用“如今业已成为古迹”轻轻一点，便表达出对这些残忍嗜杀军阀的轻蔑。沈从文表面上似乎不动声色，没有慷慨陈词，但处处语藏锋芒，表达出自己的爱憎。作者没有在痛苦的现实面前跌入悲观失望的深渊，他写到了湘西人民的勤劳、勇敢与不断激发出来的反抗。《厢子岩》《虎雏再遇记》《五个军官和一个煤矿工人》都表现出这种倾向。北伐时期湘西的农民运动也进入了作家的视野。作者相信，历史的发展，一定会使湘西获得新的转机，并把转机的希望，“寄托到年轻一代的觉醒上”[434]。在《辰河小船上的水手》的结尾中他写道：“浦市地方屠户也那么瘦了，是谁的责任？希望在这个地面上，还有一群精悍结实的青年，来驾驭钢铁征服自然，这责任应当归谁？”当然，那时的沈从文还作不出正确的结论。
《湘行散记》和《湘西》中的散文将风景、地理、民俗与传说、神话、历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一幅充满魅力的图画。作者笔下的湘西，神秘而又奇异。作品在叙述中，层层剥开“神秘”的外衣，裸露出湘西社会种种人生现象的必然。山川的秀丽、出产的丰饶、人民的忍苦耐劳，与现实的政治黑暗相映照，加重着对“牧民者”批判的分量。《湘行散记》和《湘西》里的散文还弥漫着强烈的情感氛围。作者立足现实，评说历史，思索未来，结合着对湘西历史发展的思考，糅进自己的情感，显示出一种深沉强烈的情感力量。在文章体式上，《湘行散记》和《湘西》将游记、小说、通讯诸种文体因素融化在一起，形成独具一格的散文体式。
《烛虚》是沈从文40年代重要的散文集。如果说《湘行散记》《湘西》是作者对外部现实世界的客观叙写，那么，《烛虚》则是他对社会人生的内心观照。“《烛虚》之于《湘西》《湘行散记》，犹如鲁迅的《野草》之于《朝花夕拾》”“《烛虚》与《野草》，堪称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双璧。”[435]
沈从文将这部散文集题名为《烛虚》，其目的是要潜渊烛虚，“察明人类之狂妄与愚昧，思索个人的老死病苦”，辨明存在与生命的意义，从而“使生命之光，煜煜照人，如烛如金”。《烛虚》也有外部世界的摹写，如自然景物、人生百象、社会风俗等都有生动的叙写，然而外部世界的摹写只是一个触媒，作品的最终指向是对存在与生命意义的探寻。
探寻存在与生命意义的主人公——“我”是一个在与世俗作战中败北、受伤的精神界之战士。“我发现在城市中活下来的我，生命俨然只淘剩一个空壳”[436]，陷入了一种自我迷失的境地。但“我并不厌世”，“我”翻看人生这本大书，由自我迷失进而返照现实人生。而现实人生所呈现出来的却是一种生物学上的退化现象，“金钱”、“禁律”使“人性”丧失净尽。“和尚、道士、会员……人都俨然为一切名分而生存，为一切名词的迎拒取舍而生存”[437]。多数人所需要的是“生活”，“以为能好好吃喝，生儿育女，即可谓知生”。他认为，为了避免这种生物学上的退化趋势，就必须摆脱金钱与现存社会一切有形秩序与无形观念对人性的扭曲，回归生命“对自然的倾心”的本性。这种对自然倾心的本性，便是美与爱。由美与爱构建的世界，才是生命的本真世界——一个依据生命法则呈示的真实世界。目前社会的现存秩序与观念完全亵渎与颠倒了生命法则，人类的现实世界是一个对美与爱完全丧失了感觉、人性已被扭曲的世界。“若有一人，超越习惯的心与眼，对于美特具敏感，自然即被称为痴汉。此痴汉行为，若与多数人庸俗利害观念相冲突，且成为罪犯，为恶徒，为叛逆。”[438]“我”愿意作这样的“痴汉”，因为“一切文学美术以及人类思想组织上的巨大成就，常惟痴汉有份，与多数无涉”。“我正在发疯”，想把自己一点力量“黏附到整个民族向上努力中”，用文字作工具，摧毁这迷失人类本性的现存有形社会与无形观念，这便是“经典的重造”——“相信一切由庸俗腐败小气自私市侩人生观建筑的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都可以用文字作为工具，去摧毁重建。”[439]
《烛虚》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个孤独睿思的人生探索者。这个人生探索者的心路历程，正是昆明时期沈从文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
《烛虚》尽管主要是内心世界的抒写，思辨味浓，但它并非一味抽象议论，而是议论与抒情、叙事、写景紧密交织在一起。诗意与思辨同在，内在心境与外在物境融而为一；写现时心境，又渗透对过去的深切回忆；对“读书人”的批驳，即以真事作引，又不囿于此，转而对人性进行抽象而带普遍性的思考。可以说，在表现手法上，《烛虚》不拘文体，抒情，议论，状物，叙事错杂在一处，似乎驳杂无序，但其间贯串的对“生命”的思索，又将这些芜杂的叙写联成一个有机整体。浑如一幅以人事、景物、回忆、想像为经，以极富哲学意味的思辨为纬，交织而成的斑斓织锦。
第三节报告文学
丘东平（1910—1941），广东海丰人。1928年春参加过“海陆丰起义”，担任过起义组织织者彭湃的秘书。起义失败后，被迫在香港流浪并开始写作。1937年他参加了“八一三”上海抗战，随后又北上济南，南到汉口、南昌等地抗战前线。1938年春参加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这一阶段是他创作最为活跃的时期，连续发表了《叶挺印象记》《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我认识了怎样的敌人》等著名的报告文学。1940年，他调苏北解放区任鲁艺华中分院教导主任，1941年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壮烈牺牲。
丘东平的报告文学大都写于抗战初期，这个时期他直接生活和战斗在抗战最前线。他以自己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及时地将血与火的战斗实况呈现在读者面前，有力地鞭挞敌人的罪恶，赞颂军民同仇敌忾的抗日热情。《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借一个女难民之口，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屠杀上海市民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也表现了上海市民不甘屈服，在敌人屠刀下奋起自卫反抗的壮烈图景。他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是国民党抗日军队的战地报道，这些作品一方面表现了国民党抗日军队下层官兵的爱国热情和顽强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国民党军队纪律松驰，指挥混乱，素质不良等现象。对国民党错误的战略战术，作品也给予了揭露和批评。《第七连》通过一个在战斗中负伤的连长的回忆，记录了国民党军队与日本侵略军在上海附近的一次战斗实况。这是一次艰难的阵地防御战，由于战略的错误和指挥无方，这支部队不仅没有挡住敌人的进攻，反而与友军发生了误会，前后挨打。抗日战场上出现这种狼狈局面，其教训是令人深省的。然而，正如作者在《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中开篇所指出的：“可恨的是我们并不曾从这牺牲中去取得更高的代价。……我们对于东战场整个危殆的战局尽了挽救的责任没有呢？并且，我们在对敌人的反攻中曾经把战斗力发挥到最高度没有呢？”《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提出这个问题，也回答了这个问题。抗日军队被动挨打，阵地失守，节节败退的局面是国民党片面抗战造成的恶果。《友军的营长》则从另一个角度批评了国民党军队。一个国民党的营长在遭到日本军队突然袭击，伤亡惨重，眼看就要全军覆灭的情况下，带领两个连逃出险境，保住了一部分有生力量。但是，他却不敢再回到国民党军队里去。因为，在国民党军队里“存在着一味专横暴戾的无情军纪——生是犯罪的，只有死才得到鼓励和褒奖”。无奈，这个营长找到了新四军。新四军对这个营长突围不仅不认为是“犯罪”，相反，以游击战争灵活的观点来评价，认为这是一次胜利。并向国民党的指挥部发报，说明情况，指出突围的意义所在。但这个营长回部队后还是被枪毙了。《友军的营长》反映了国民党军队的专横和残暴，同时也反衬了新四军的优良作风。
丘东平的报告文学大都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以当事人自述的形式反映特定的时代生活。这样很容易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面貌，给作品染上较浓的感情色彩。他在表现国民党前方将士时，落笔较有分寸，能从实际了出发，对国民党下层官兵的抗战热情和国民党军队的本质有所区别。他的笔锋刚健，描绘真切，具有浓烈的战争气氛。
曾经是“京派”作家的萧乾，本来以小说创作为主，但这个时期他也写了不少记述灾难和离乱年代人民疾苦的报告文学。收入1937年出版的《小树叶》集中的报告文学作品，如《鲁西流民图》《大明湖畔啼哭声》《宿羊山麓之哀鸿》等，以满含深情之笔，描绘了山东灾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哭声遍地的悲惨景象。他还有一些作品一方面赞颂国民党军队下层官兵在极端艰苦条件下支撑抗战局面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则揭露了“这个古国在种种现代花样下，是蕴藏着怎样根深蒂固的腐朽卑污”[440]《血肉筑成的滇缅缅路》一篇最为典型，作者描绘了二千五百万民工“铺土、铺石，也铺血肉”的事迹，为修路民工唱出了热情的赞歌，同时又揭露了国民党当局不顾筑路民工的死活，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的罪行。
1939年萧乾曾作为《大公报》驻英特派记者兼战地记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度过整整七个年头，是当时西欧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他写了不少国外通讯和战地报告，这些作品大多收集在1947年出版的《人生采访》中，德国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火一夜之间席卷了大半个欧洲，但在奋起反抗的欧洲人民面前又顷刻败退下来。萧乾在表现这场战争时，没有回避战争的恐怖和惨象，他在许多地方写到了炸弹下的尸体，倒塌的房屋，满地的瓦砾，真实地反映了包括德国人民在内的欧洲人民所受到的战争的创伤，但给人们印象最深的还是人民在战争中的英勇奋斗、沉着镇定和乐观自信。他还多次写到英国和世界许多国家的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关注和支持，如《矛盾交响曲》《血红的九月》《银风筝下的伦敦》等。《银风筝下的伦敦》让我们看到在敌机轰炸下的伦敦人民毫不畏惧，凭着机智和勇敢挖出了无数的定时炸弹，排除了隐患。被炸后的伦敦凄惨破败，但伦敦人民并没有悲观失望，一蹶不振。作品写道：“在最漆黑的日子，伦敦还能笑。破屋栋、送奶车、举重机上全悬挂着饱经风霜的国旗，颓壁上写着种种谐句。”萧乾这样来反映西欧战场，不仅对欧洲人民是极大的鼓舞，而且对同样处于战争灾难时刻的中国人民也不无启示。把国外的所见所闻与中国的现实社会联系起来，从兄弟盟邦抗击法西斯的斗争中吸取经验，这是萧乾旅欧报告文学的一大特点。正如他后来所说：“浪迹海外的旅人不仅常从洋山洋水联想到本国的景物，更无法抑制的，是从国外的事物联想到本国。看到好的，他恨不得立即把它带回去；看见不好的，总希望家里能以幸免”[441]。他作品中那种对祖国命运的忧虑与关切，体现了海外游子对祖国母亲的眷念、挚爱之情。
萧乾的报告文学新闻性强，材料丰富，善用典型事例，善于叙事写景，语言生动活泼、机智幽默，既富有说服力，又具有艺术感染力。
周而复（1914—2004），原名周祖武，祖籍安徽，生于南京。他在抗战前即开始报告文学的写作，1936年创作的《在深林一样的马路上》发表在茅盾主编的《中国一日》上。而他大规模地开展报告文学的写作是1939年，这一年秋天，他从延安出发，渡过黄河，经过晋西北到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这里，他和八路军战士一起反“扫荡”，参加过“百团大战”，与子弟兵和人民群众一道过着战斗的生活。此时期他创作了不少反映晋察冀边区人民英勇抗日的英雄事迹的报告文学，其作品大都收入《歼灭》集中（1949年出版）。其中的《黄土岭夕暮》写的是八路军的一次包围战，一千五百名日本侵略者踏进晋察冀边区腹地，被八路军包围在山沟里。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我八路军凭着优越的地势和顽强的战斗精神，打退了敌人无数次冲锋。最后弹尽粮绝，但战士们依然坚守阵地。作品没有描写战斗的全过程，最后的胜负也没有明确交待，但是从作品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得到作者的必胜信念，整个作品的调子是乐观而开朗的。而其中反映当时部队开荒种地的热烈情景的《开荒曲》，虽然还是“剪影”性的，但所表现出的那种热气腾腾、你追我赶的生活气息和劳动气氛却能给人以强烈的感染，作品有一种轻松、欢快的笔调。
周而复在晋察冀度过三年的战地生活后，于1942年冬返回延安。1944年他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著名的《诺尔曼·白求恩断片》。作者以无比崇敬的心情，真实地记录了白求恩大夫的感人形象。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带来了大批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在抗日根据地，他深入敌后，深入前线，雷厉风行、艰难劳苦地开展工作。为了战争的需要，他为中国人民培养了大批医务人员，创建国际和平医院。他为伤员着想，敢干批评某些不负责任的作风，敢于严格要求。在严冬，他把自己的被子送给伤员盖；把炊事员特别为他做的营养品亲手喂给重伤员吃。他的“万能血型”的鲜血输进了中国八路军普通战士的血管里。在战火纷飞的前线，他不顾自己的安危坚持为伤员做断肢和腹腔手术；他救活了许多英勇善战的革命战士，也为晋察冀边区普通老百姓治病。白求恩因竭尽劳瘁而逝世时，全边区的人民及子弟兵个个悲痛下泪，可见白求恩精神感人至深。作品通过白求恩大夫在抗日前线的生活和工作片断，写出了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形象。人物性格刻画得真实生动，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
周而复1944年到重庆，担任党中央机关杂志《群众》半月刊的编辑。其间他为《新华日报》写了一些关于晋察冀边区战斗生活的报告文学，后收入《晋察冀行进》集中。
周而复的报告文学创作追求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他善于吸取小说的艺术手法，很多地方以描写替代叙述，以刻画替代交代；其次，他还善于选择一些典型的细节或性格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第三，他在对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一广阔的现实生活的报导上，往往不局限于“横断面”的描写，而是将笔触向四处延伸，把现实与历史，光明与黑暗，民主与专制，欢乐与痛苦等相互对立的因素联系起来。这种纵横交错、对比反衬的描写，增强了作品的说服力和战斗力，也使作品具有真实感和历史纵深感。
华山（1920—1985），是新华社老记者，也是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他于1949年出版了《踏破辽河千里雪》和《英雄的十月》两部报告文学作品集。其中除《窑洞阵地战》和《碉堡线上》写于抗战时期外，其余大部分写于解放战争时期。而这些写于解放战争时期的作品又大都是以东北的解放为背景的，有的就是描写辽沈战役的。
他的《窑洞阵地战》记述的是太行武乡地区广大民兵利用窑洞打击日寇的故事。作品一方面表现了侵略者的凶残，更多的笔墨则在突出抗日民众对敌斗争的大智大勇。他们因地制宜，改造了古老的野窑，保存自己，打击敌人。《碉堡线上》反映了敌占区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敌人作斗争的情况，集中地写出了年仅十八岁的游击队队长小刘灵活地和敌人展开斗争的故事。作品没有把主人公写成“无根之木”式的孤胆英雄，而是把他当作敢于斗争的人民群众的代表来加以歌颂。整个作品富有传奇色彩，又饱含着浓重的战斗生活气息，是反映抗日游击战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的佳作。
解放战争时期，华山创作了很多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度的英雄主义气概以及广大人民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报告文学作品。如《踏破辽河千里雪》《英雄的十月》等长篇报导，描绘了东北战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热情地歌颂了许多英雄战士，说明了人民战争的胜利正是这些英雄战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他在表现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胜利进军的同时，又真实地描述了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的情景。
华山在描绘严峻艰苦的战斗生活时，很善于挖掘喜剧性的因素，作品中往往散发出一种诙谐幽默的艺术魅力。他描写人物笔墨精练，善于抓住人物某一典型细节或瞬间镜头，用白描手法加以表现，有时寥寥几笔就把人物写得很有神韵。他作品的语言明快，记事生动。刘白羽称赞华山能“把战争的英雄豪情和艺术凝练结合起来，他的文章既是英雄的又是美的”[442]。
[参阅文献]
1、卢今：《别一种风范——梁实秋散文创作论》，《文学评论》，1994年第6期。
2、苏振元：《梁实秋散文论》，《杭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4期。
3、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修订本），岳麓书社，2006年版。
4、黄钢：《纵论解放区的报告文学》，《文艺理论与批评》，1992年第6期。
[思考题]
1、 如何理解梁实秋《雅舍小品》中的旷达？
2、在《湘行散记》《湘西》里，沈从文是如何描写湘西世界的？
3、丘东平的报告文学是如何反映抗战初期的国民党军队下层官兵的抗战热情的？
4、分析周而复的报告文学《诺尔曼·白求恩断片》
[1] 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廿世纪文学三人谈·缘起》，《读书》1985年第10期。
[2] 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一)》第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6月版。
[3]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1916年1月《新青年》第1卷第5号。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5页。
[5]王瑶：《在东西古今的碰撞中·序》，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版。
[6]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10节，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第15页。
[7]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40年版，第57页。
[8]《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10节，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第13页。
[9]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茅盾全集》第20卷，第45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
[10]郭沫若：《文艺之社会使命》，载1925年5月18日《国民日报·觉悟》。
[11]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鲁迅全集》第6卷，第2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2] 《估学衡》，《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3] 《致××信》，1922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13卷第1期。
[14] 胡适：《淡新诗》．《星期评论》．1919年l0月l0日。
[15] 郭洙若：《论诗三札》．《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1月15日。
[16]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诗话》。
[17] 沈从文：《论朱湘的诗》，花城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1卷．第117页。
[18]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青》．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15日初版，第8页。
[19] 胡适《胡适日记》第2册，第52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
[20] 胡适：《尝试集》代序一．亚东图书馆．中华民国11年l0月增订四版，第1页。
[21] 鲁迅：《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
[22] 胡适：《尝试集·自序》。
[23]胡适：《<尝试集>四版自序》，亚东图书馆中华民国11年年10月版。
[24]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8月初版．第1页。
[25] 鲁迅：《鲁迅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8月版，上册，第48页。
[26]胡适：《谈新诗》.《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初版，第300页。
[27] 任钧：《新诗话》。
[28] 朱自清：《论初期的白话诗》。
[29] 参见康白情的诗《草儿在前》附文。
[30] 鲁迅：<鲁迅全集·集外集·序》。
[31] 胡适：《谈新诗》，《中国新文学大系》第1集第295页
[32] 冯文炳：《谈新诗》。
[33] 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中国新文学大系》第l集第68页。
[34]参石刘半农的诗篇：《学徒苦》、《卖萝卜的人》、《奶妈》、<牧羊儿的缘哀》
[35] 刘大白：<(旧梦)付印自记》。
[36]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版，第2集第16页。
[37]《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一·“泛神论”条》，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9页。
[38]郭沫若：《少年维特之烦恼》中译本序引《创造》季刊1922年3月第1卷1期。
[39]郭沫若：《论诗三札》，《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1月15日。
[40]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闻一多全集》，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卷，第351页。
[41]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42]胡适：《<尝试集>四版自序》，《尝试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43]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15日版第4页。
[44]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同前。
[45] 郑振铎：《飞鸟集-序》，上海译文1981年7月出版。
[46] 成仿吾：《诗之防御战》，《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329页
[47] 参见冰心：<繁星·自序》。
[48] 任钧：《新诗话》。
[49] 《三叶集·宗白华致郭沫若信》，亚东图书馆中华民国9年5月版。
[50]闻一多：《诗的格律》，《晨报》1926年5月13日。
[51] 闻一多：《诗的格律》，《晨报》1926年5月13日。
[52] 徐志摩：《吸烟与文化》。
[53] 胡适：《追悼志摩》。
[54] 徐志摩：《猛虎集·序文》。
[55]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56] 徐志摩：《诗刊放假》。
[57] 陈西滢：《西滢闲话》。
[58]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59] 李金发：《诗问答》
[60] 李金发：《巴黎之夜景·译者附识》
[61]李金发：《女性美》
[62] 朱自消：《新诗杂话·新诗的进步》
[63]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64]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65]冰心：《我做小说，何曾悲观呢》，载1919年11月11日《晨报》。
[66]高尔基：《俄国文学史·序言》。
[67]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68]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69]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70]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71]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72]茅盾：《冰心论》，载《文学》第三卷第二期。
[73]茅盾：《冰心论》，载《文学》第三卷第二期。
[74]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75]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76] 《庐隐自传》，上海第一出版社，1934年版。
[77]王统照：《王统照短篇小说集·序》。
[78]郑振铎：《许地山选集·序》。
[79]沈雁冰：《小说月报》第13卷第2号“最后一页”。
[80]茅盾：《落花生论》，《文学》第三卷第四期。
[81]茅盾：《落花生论》。
[82]沈从文：《论落花生》，《读书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83]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84]茅盾：《读(倪焕之)》，载《文学周报》第8卷第20期。
[85]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说一集·导言》。
[86]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87]《叶圣陶选集·自序》，开明书店1951年版。
[88] 同上
[89]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90]朱光潜：《桥》，载《文学杂志》第1卷第3期。
[91]郁达夫：《过去集·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
[92] 倪贻德：《东南之滨的短序》，元华书局，1931年版。
[93]郁达夫：《敝帚集·文艺鉴赏上的偏爱价值》。
[94] 郁达夫：《零余者》。
[95] 倪贻德：《玄武湖之秋·致读者诸君》。
[96]倪贻德：《玄武湖之秋·致读者诸君》。
[97]温庭筠：《达摩支曲》。
[98]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99]张衡：《思玄赋》。
[100]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101]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
[102]《浅草》创刊号卷首语。
[103]陈翔鹤：《郁达夫回忆琐记》。
[104]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四卷第57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版。
[105] 朱自清：《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文学周报》1928年第345期
[106] 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鲁迅全集》第4卷第167页。
[107] 周作人：《美文》，1921年6月8日《晨报副刊》。
[108]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集》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263页。
[109]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序》，《周作人散文》第2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110] 见《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1987年《新文学史料》第3期。
[111] 周作人《十字街头的塔》
[112] 章锡琛：《周作人散文钞·章序》
[113] 周作人：《苦竹杂记·笠翁与随园》
[114] 周作人：《本色》
[115]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集》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16]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117]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118]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九》
[119] 冰心：《往事》
[120] 阿英：《谢冰心》，《现代中国女作家》，北新书局1931年版。
[121]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二十七》
[122] 阿英：《谢冰心小品序》
[123]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124] 叶绍钧：《朱佩弦先生》
[125]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126] 朱自清：《残信》1922年11月7日给俞平伯。
[127]朱自清：《内地描写》，《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会1996年第2版，第342页。
[128] 叶绍钧：《朱佩弦先生》
[129]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130] 梁遇春：《泪与笑·天真与经验》
[131] 梁遇春：《春醪集·谈“流浪汉”》
[132] 梁遇春：《泪与笑·救火夫》
[133] 废名：《泪与笑·序》
[134]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135]沈从文：《论落华生》，《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第103页。
[136] 阿英：《现代十六家小品·序》
[137]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载《新小说》1902年11月第1卷第1号。
[138]柳亚子：《〈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辞》，载《二十世纪大舞台》1904年10月第1号。
[139] 陈独秀:《论戏曲》,载《新小说》1905年2月第2卷第2号。
[140]郑振铎：《晚清戏戏剧录叙》，《郑振铎全集》第6卷，第768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
[141]欧阳予倩：《回忆春柳》，《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19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
[142]钱玄同：《反对用典及其他》，《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143]参见钱玄同：《论旧戏》，《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18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144]欧阳予倩：《予之戏剧改良观》，载《新青年》1918年10月15日第5卷第4号。
[145]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刘半农文选》，第13页，徐瑞岳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146]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载《新青年》1918年10月15日第5卷第4号。
[147]周作人：《论中国旧戏之应废》，载《新青年》1918年11月15日第5卷第5号。
[148] 傅斯年：《戏剧改良各面观》，载《新青年》1918年10月15日第5卷第4号。
[149]宋春舫：《世界新剧谈》，《宋春舫论剧》第一集，第259页，中华书局1923年。
[150]钱玄同：《随感录》，《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录》，第84页，沈永宝编，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
[151] 傅斯年：《戏剧改良各面观》，载《新青年》1918年10月15日第5卷第4号。
[152]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1918年4月15日第4卷第4号。
[153]参见陈白尘、董健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第97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
[154]傅斯年：《论编制剧本》，《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影印本），胡适编选，第390—39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155]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文集》第2卷，第476页，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156] T.E.C. 胡适：《论译戏剧》，载《新青年》1919年3月第6卷第4号。
[157]茅盾：《文学与政治的交错——回忆录（六）》，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158] 《民众 戏剧社宣言》，载《戏剧》1921年5月第1卷第1期。
[159] 《洪深戏剧集·代序》，
[160]冯光廉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上卷，第6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161]郭沫若：《王昭君·后记》，《沫若文集》第3卷，第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
[162]郭沫若：《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郭沫若论创作》，第36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
[163]洪深：《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影印本），第4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164] 蒲伯英：《我为什么要主张职业的戏剧》，载《戏剧》1921年9月第1卷第5期。
[165]余上沅：《国剧》，转引自洪深：《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影印本），第7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166]钱杏邨：《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拓荒者》1930年1月创刊号。
[167]冯雪峰：《〈社会的作家论〉题引》，《雪峰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53页。
[168] “拉普”即苏联无产阶级作家联盟。
[169] 《文学与革命》，载1928年6月l0日《新月》第1卷第4期。
[170] 《文学的纪律》，载1928年3月10日《新月》第1卷第l期。
[171] 《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见《偏见集》，正中书店1934年版。
[172]周起应：《文学的真实性》，1933年5月《现代》第3卷第1期。
[173]傅彦长：《以民族意识为中心的文艺运动》．1930年1]月10日《前锋月刊》第1卷第2期。
[174]林语堂：《论幽默》．《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6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0页。
[175] 《庄子与文选》，1 933年10月15日《申报·自由谈》。
[176]曹聚仁：《论突围》．《涛声》第2卷第44期。
[177]致立：《一点异议》，《申报·自由谈》1933年10月20日．
[178]曹聚仁：《论突围》．《涛声》第2卷第44期。
[179]洛夫：《咱有点论义》，《涛声》第2卷第44期。
[180] 《咀华集·序一》，文化生活出版社，1 936年。
[181]《论落花生》，见《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第104页。
[182]《论汪静之的<蕙的风>》．见《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第160页。
[183]参见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卷），（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年版，第36～37页。
[184]在《〈地泉〉五人序》中，瞿秋白（易嘉）、阳翰生（华汉）曾用它来概括早期普罗小说的特征。参见《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185] 《中国青年》（1926年5月特刊号）编者为蒋光慈短篇小说《疯儿》所加的按语。
[186]郑伯奇：《〈地泉〉序》，《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869页。
[187] 苏读余：《〈冲出云围的月亮〉》，《现代文学》创刊号。
[188] 朱璟（茅盾）：《关于创作》，《北斗》创刊号（1931年9月）。
[189] 朱璟（茅盾）：《关于创作》，《北斗》创刊号（1931年9月）。
[190] 钱杏邨：《〈英兰的一生〉》，《太阳月刊》创刊号（1928年1月）。
[191]易嘉（瞿秋白）、郑伯奇、茅盾、钱杏邨、华汉（阳翰笙）：《〈地泉〉五人序》，《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864～883页。
[192]冯雪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决议》，《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20～422页。
[193]冯雪峰：《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北斗》第2卷第1期（1932年1月）。
[194] 茅盾：《读〈倪焕之〉》，《文学周报》第8卷第20期（1929年5月）。
[195]沈雁冰（茅盾）：《文学者的新使命》，《文学周报》第190期（1925年9月）。
[196] 茅盾：《从牯岭到东京》，《小说月报》第19卷第10期（1928年10月）。
[197]沈雁冰（茅盾）：《论无产阶级艺术》，《文学周报》第172、173、175、196期（1925年5～10月）。
[198]茅盾：《〈地泉〉读后感》，《〈地泉〉五人序》，《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870～874页。
[199]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茅盾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60页。
[200]茅盾：《再来补充几句》，《茅盾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64页。
[201] 钱杏邨：《〈野祭〉》，《太阳月刊》第2期（1928年2月）。
[202]阳翰笙：《〈地泉〉重版自序》，《〈地泉〉五人序》，《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882页。
[203] 王任叔：《评〈短裤党〉》，《生路》1卷1期（1928年1月）。
[204]参见蒋光慈：《关于〈评短裤党〉》（《太阳月刊》第2期）、《死去了的阿Q时代》（《太阳月刊》第3期）、《〈野祭〉》（《太阳月刊》第2期）。
[205]“左联五烈士”是指1931年2月7日被国民党当局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的左联五位作家：柔石、胡也频、李伟森、殷夫、冯铿。
[206]鲁迅：《柔石作〈二月〉小引》，《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9～150页。
[207]鲁迅：《我们要批评家》，《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1页。
[208]鲁迅：《柔石作〈二月〉小引》，《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9页。
[209] 瞿秋白：《〈子夜〉与国货年》。
[210]茅盾：《再来补充几句》，《茅盾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64页。
[211] 乐黛云：《〈蚀〉和〈子夜〉的比较分析》，《文学评论》1981年1期。
[212] 茅盾：《爱读的书》。
[213] 茅盾：《〈春蚕〉跋》，《茅盾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214]茅盾：《〈春蚕〉、〈林家铺子〉及农村题材的作品》，《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
[215] 沙汀：《感谢》（1945年6月）。
[216] 吴组缃：《评茅盾〈子夜〉》，《文艺月报》创刊号（1933年6月）。
[217]吴组缃：《关于〈霜叶红似二月花〉》，吴组缃：《苑外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9页。
[218] 吴组缃：《读〈春蚕〉》（1953年春作）。
[219] 茅盾：《我怎样写〈春蚕〉》，《青年知识》第一卷第三期（1945年10月）。
[220] 茅盾：《女作家丁玲》，《文艺月报》第1卷第2期（1933年7月）。
[221]丁玲：《我的创作生活》，《丁玲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页。
[222] 茅盾：《女作家丁玲》，《文艺月报》第1卷第2期（1933年7月）。
[223]“五四”以后女性作家的情爱小说中，从冯沅君（淦女士）的《卷葹》，到庐隐的《丽石的日记》、《海滨故人》等，再到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经历了一个从理想主义的两情相悦到“现实主义”的自恋自怨，再到“自然主义”的“自我暴露”的过程。在个性主义历程中，这是一个从自我的想象和幻灭到自我发现的过程，但同时也带来了个性主义文学的终结。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正是这一终结的标志。
[224]《韦护》的结局是韦护放弃缠绵的爱情生活，离开丽嘉南下广东投奔革命，丽嘉也在读完韦护留下的长信后翻然悔悟，决心“好好做点事业出来”。丽嘉的原型王剑虹则是在瞿秋白南下广州后因肺病及寂寞而死去。
[225]丁玲：《我的创作生活》，《丁玲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页。
[226] 茅盾：《女作家丁玲》，《文艺月报》第1卷第2期（1933年7月）。
[227] 参见钱杏邨《关于〈母亲〉》，《现代》第4卷第1期（1933年11月）。
[228] 冯乃超：《新人张天翼的作品》，《北斗》创刊号（1931年9月）。
[229]参见鲁迅：《致张天翼》（1933年2月1日）、《致增田涉》（1932年8月9日），《鲁迅全集》（第十二、十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30]参见张天翼：《论〈阿Q正传〉》（《文艺阵地》第6卷第1期，1941年1月）及《我怎样写〈清明时节〉的》（《文学》第6卷第1号，1936年1月）。
[231]沙汀、艾芜、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6～369页。
[232]艾芜：《墨水瓶挂在颈子上写作的》，傅东华编《我与文学》，生活书店1934年版。
[233] 艾芜：《想到漂泊》，《漂泊杂记》，生活书店1935年版。
[234]鲁迅《叶紫作〈丰收〉小引》，《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页。
[235]普洛克鲁思德斯（或普洛克鲁斯特斯），希腊神话中的强盗。传说他常把捕到的人放在铁床上，短则拉长之，长则锯短之。
[236]吴组缃：《答美国进修生彭佳玲问》（1985年4月10日），《苑外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7页。
[237]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影印本，第2页。
[238]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8页。
[239]胡风：《〈生死场〉读后记》，《萧红全集》（上卷），哈尔滨出版社1998年版，第95～97页。
[240]胡风：《〈生死场〉读后记》，《萧红全集》（上卷），哈尔滨出版社1998年版，第97页。
[241] 参见本章第四节“叶紫”项下注。
[242]茅盾：《〈呼兰河传〉序》（原名《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载《文艺生活》新10期，1946年12月），《萧红全集》（上卷），哈尔滨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109页。
[243]赵园：《论萧红小说兼及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特征》，《论小说十家》，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244]参见[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年版，第234页。
[245]鲁迅：《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7页。
[246]巴人：《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巴人文艺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247] 端木蕻良：《我的创作经验》，《万象》第4卷第5期（1944年11月）。
[248] 刘西渭：《咀华集·九十九度中》。
[249] 关于“京派”的介绍吸收了严家炎先生、吴福辉先生的研究成果。
[250]老舍《我怎样写<二马>》，载1935年10月16 11《宇宙风》。
[251] 《从文小说习作选》，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11月版。
[252] 引自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花城》1980年总第5期。
[253]《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
[254] 刘西渭：《篱下集》，见《咀华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
[255]《梅雨之夕·自跋》。
[256] 巴金《将军集·序》。
[257] 巴金《我的几位先生》（短简（一）。
[258] 巴金：《短简（一）·我的幼年》。
[259] （《巴金自叙》213页，团结出版社1996年）。
[260] 巴金：《激流·总序》。
[261]巴金：《<家>十版代序》。
[262]“大河小说”是法国文学术语Roman-fleuve的日译名词，指反映时代的连续性的长篇小说，是19世纪中期以来法国长篇小说的重要体制，由巴尔扎克率先实践，被众多法国作家钟爱。它的特点是：多卷体，长篇幅，描写年代长，人物多，背景广阔，容量极大，最适合于历史叙事。
[263]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原载上海《中国文艺》第1卷第2期，1937年6月），《李劼人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华阳国志》是东晋时一部四川的地方史志。
[264] 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
[265]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266]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267] 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268]鲁迅生前自己编订出版了14本杂文集。鲁迅逝世后，《且介序杂文末编》为许广平补编而成。1939年，许广平又编订出版了《集外集拾遗》。后来发现的佚文，则编为《集外集拾遗补编》。
[269] 鲁迅：《准风月谈·后记》。
[270] 鲁迅：《准风月谈·后记》。
[271] 鲁迅：《坟·灯下漫笔》。
[272]鲁迅：《南腔北调集·谚语》。
[273]鲁迅：《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274]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七）》。
[275]鲁迅：《华盖集·通讯》。
[276]鲁迅：《伪自由书·文章与题目》。
[277]鲁迅：《准风月谈·帮闲法发隐》。
[278]鲁迅：《南腔北调集·漫与》。
[279]鲁迅：《准风月谈·我谈“堕民”》。
[280]鲁迅：《准风月谈·“揩油”》。
[281]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282]鲁迅：《准风月谈·二丑艺术》。
[283]鲁迅：《准风月谈·新秋杂识（二）》。
[284]鲁迅：《坟·灯下漫笔》。
[285]鲁迅：《且介亭杂文·隔膜》。
[286]鲁迅：《准风月谈·野兽训练法》。
[287]鲁迅：《坟·春末闲谈》。
[288]鲁迅：《坟·再论雷锋塔的倒掉》。
[289]鲁迅：《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
[290]鲁迅：《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
[291]鲁迅：《花边文学·算帐》。
[292]鲁迅：《热风·三十六》。
[293]鲁迅：《花边文学·倒提》。
[294]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295]鲁迅：《南腔北调集·经验》。
[296]鲁迅：《坟·论睁了眼看》。
[297]鲁迅：《热风·恨恨而死》。
[298]鲁迅：《译文序跋集·〈出了象牙之塔〉后记》。
[299]鲁迅：《坟·再论雷锋塔的倒掉》。
[300]鲁迅：《坟·再论雷锋塔的倒掉》。
[301]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新文学的要求》。
[302]鲁迅：《华盖集·题记》。
[303]鲁迅：《华盖集续篇·我还不能“带住”》。
[304]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
[305]鲁迅：《而己集·小杂感》。
[306]鲁迅：《伪自由书·前记》。
[307]何凝（瞿秋白）：《鲁迅杂感集·序言》。
⑤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⑥鲁迅：《准风月谈·为翻译辩护》。
⑦鲁迅：《坟·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
[308]鲁迅：《华盖集·小引》。
[309]鲁迅：《两地书·一O》。
[310]鲁迅：《伪自由书·言论自由的界限》。
[311]鲁迅：《三闲集·我与〈语丝〉的始终》。
[312]鲁迅：《花边文学·序言》。
[313]鲁迅：《伪自由书·不通两种》。
[314]鲁迅：《两地书·六》，又见于《花边文学·偶感》。
[315]鲁迅：《两地书·二四》。
[316] 5051鲁迅：《坟·写在<坟>后面》。
[319]鲁迅：《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
[320] 何其芳：《我和散文——〈还乡杂记〉代序》
[321] 同上。
[322] 刘西渭：《读〈画梦录〉》，原载1936年9月《文学月刊》第1卷第4期。
[323] 宗珏：《鹰之歌》，《国闻周报》14卷31期，1937年8月9日。
[324] 丽尼：《〈鹰之歌〉后记》
[325] 李广田：《画廊集·题记》
[326] 李广田：《回声·回声（三）》
[327]林语堂：《林语堂自传》，《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0卷第28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28]林语堂：《林语堂自传》，《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0卷第28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29] 王西彦：《赤裸裸的自己——〈丰子恺散文选集〉序言》
[330]茅盾：《关于编辑〈中国的一日〉的经过》，《茅盾全集》第21卷第17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331] 夏衍：《中国话剧运动的历史和党的领导》，载《戏剧报》1957年第20期。
[332] 郑伯奇：《中国戏剧运动的进路》，载《艺术月刊》1932年3月第1卷第1期。
[333] 田汉：《我们的自己批判》，载《南国月刊》1930年3月第2卷第1期。
[334] 洪深：《农村三部曲·自序》，上海杂志社公司，1936年。
[335] 张庚：《洪深与〈农村三部曲〉》，载《光明》1936年8月第1卷第5期。
[336] 夏衍：《走过来的道路》，载《收获》1958年第3期。
[337] 夏衍：《谈〈上海屋檐下〉的创作》，《夏衍论创作》，第2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
[338] 夏衍：《〈上海屋檐下〉后记》，《夏衍论创作》，第2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
[339]夏衍：《谈〈上海屋檐下〉的创作》，《夏衍论创作》，第2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
[340] 夏衍：《历史与讽喻》，《夏衍论创作》，第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
[341]夏衍：《〈芳草天涯〉前记》，《夏衍剧作集》第2集，第48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
[342] 夏衍：《改编〈复活〉后记》，载《新华日报》1943年4 月28日。
[343]夏衍：《忆江南——〈水龙吟〉后记》，《夏衍论创作》，第5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
[344]陈白尘、董健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第644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
[345]李健吾：《〈以身作则〉后记》，《李健吾批评文集》，第103页，珠海出版社1998年。
[346]胡风：《关于创作发展的二三感想》，见《在混乱里面》，重庆生活书店1945年版。
[347]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1949年7月茅盾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所作报告。
[348] 《人生·文艺·文艺批评》，见《逆流的日子》，重庆希望出版社，1947年。
[349] 艾青：《北方·复活的土地》
[350]艾青：《诗论·服役二十三》，《艾青全集》第3卷第43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351]艾青：《诗论·美学一》，《艾青全集》第3卷第10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352]艾青：《诗论掇拾（一）》，《艾青全集》第3卷第48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353] 田间：《几次探索》。
[354]闻一多：《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19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55] 绿原：《白色花·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56] 同上。
[357]胡风：《论战争期的一个战斗的文艺形式》，《胡风全集》第2卷第514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58]艾青：《诗论·掇拾（一）》，《艾青全集》第3卷第50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359] 牛汉：《并没有凋谢》
[360]冯至：《冯至选集》，第1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5年版，第12页。
[361] 冯至：《立斜阳集》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186页。
[362]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诗话》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363]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364]冯至：《立斜阳集》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190页。
[365] 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6月版。
[366] 袁可嘉《九叶集·序》．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67] 郭沫若：《序〈王贵与李香香〉》，《华商报·热风》，1947年3月12日。
[368]胡风：《忆东平》，《胡风全集》第三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6页。
[369] 姚雪垠：《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及其他》。
[370] 茅盾：《读书杂记》。
[371] 夏衍：《忆谷柳》，《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辑。
[372]张恨水：《创作生涯回忆·<金粉世家>的背景》。
[373]沙汀、艾芜1931年11月29日致鲁迅信．见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来信》。
[374] 沙汀：《纪念鲁迅先生，检查创作思想》。
[375] 茅盾：《法律外的航线>读后感》。
[376] 1938年6月《文艺阵地》第l卷第5期。
[377]《烧箕背》载《文艺阵地》第7卷2、3期；《北斗镇》，载<文学创作》第l卷第5期。
[378]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足“讽刺”?》。
[379] 钱钟书：《围城·序》。
[380]路翎：《〈路翎小说选〉自序》，《路翎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35～236页。
[381]胡风：《〈饥饿的郭素娥〉序》，《饥饿的郭素娥·蜗牛在荆棘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382]胡风：《〈饥饿的郭素娥〉序》，《饥饿的郭素娥·蜗牛在荆棘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383]胡风：《〈饥饿的郭素娥〉序》，《饥饿的郭素娥·蜗牛在荆棘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384] 邵荃麟：《评〈饥饿的郭素饿〉》，载《青年文艺》第1卷第6期，1944年7月。
[385] 鲁芋：《蒋纯祖的胜利》，《蚂蚁小集》之四，1947年5月。
[386]胡风：《〈财主底儿女们〉序》，《财主底儿女们》（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387]胡风：《〈财主底儿女们〉序》，《财主底儿女们》（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388] 赵园：《艰难的抉择》，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14～315页。
[389]胡风：《〈财主底儿女们〉序》，《财主底儿女们》（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390] 张爱玲：《流言·自己的文章》。
[391] 陈乃欣：《徐讦二三事》．台北尔雅出版社1980年11月版。
[392]转引自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卷），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03页。
[393]转引自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人民日报》(晋冀鲁豫版)。1947年8月l0日。
[394] 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
[395] 郭沫若：《板话及其他》，上海《文汇报》，1946年8月16日。
[396]茅盾：《关于<李有才板话>》，《群众》第12卷第lO期。1946年9月。
[397]《人民日报》，1947年8月10日。
[398] 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
[399] 赵树理：《也算经验》。
[400]冯雪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文艺报》1952年第10期。
[401]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印前言》．《人民日报》1979年7月18日。
[402] 郭沫若：《洪波曲》，1959年版第91页。
[403] 欧阳予倩：《戏剧在抗战中》，见《抗战独幕剧选》，戏剧时代出版社1938年版。
[404] 参看曹禺：《编剧术》，重庆：正中书局，1940年1月出版。
[405] 转引自荃麟：《一个钢铁样的人》，载《戏剧春秋》1卷6期，1942年4月出版。
[406] 陈白尘：《戏剧创作讲话•什么是抗战戏剧》，上海杂志公司1940年版。
[407]夏衍：《论正规化》，《夏衍戏剧研究资料》（上），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版，第154页。
[408] 《郭沫若讲历史剧》，上海《文汇报》1946年6月26日。
[409]黄佐临：《<吴祖光剧作选>跋》，《吴祖光剧作选》，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版，3页。
[410]黄佐临：《<吴祖光剧作选>跋》，《吴祖光剧作选》，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版，3页。
[411]郭沫若：《献给现实的蟠桃》，《郭沫若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421页。
[412]郭沫若：《论古代文学》，《郭沫若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页。
[413]郭沫若：《我怎样写《棠棣之花》，《沫若文集》第3卷，第16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414] 郭沫若：《历史·史剧·现实》，《郭沫若论创作》，501页，
[415] 郭沫若：《《孔雀胆》二三事》，《郭沫若论创作》，456页。
[416] 郭沫若：《《屈原》与《厘雅王》》，《郭沫若论创作》，388页。
[417]郭沫若：《孤竹君之二子·幕前序话》，《郭沫若全集》文学编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238页。
[418]陈瘦竹：《再论郭沫若的历史剧》，《陈瘦竹戏剧论集》下册，第1356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419]参见朱栋霖、王文英：《戏剧美学》，第281－286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420] 郭沫若：《诗歌国防》，《沫若文集》第2卷，第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
[421] 阳翰笙：《阳翰笙剧作选·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422]何其芳：《评《天国春秋》，《何其芳文集》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83页。
[423]欧阳予倩：《忠王李秀成》，《欧阳予倩研究资料》，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165页。
[424]陈白尘：《《陈白尘剧作选》编后记》，《陈白尘剧作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561页。
[425]陈白尘：《《陈白尘剧作选》编后记》，《陈白尘剧作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561页。
[426]吴祖光：《<捉鬼传>后记》，《吴祖光剧作选》，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版，520页。
[427]贾克：《一支活跃在后方的戏剧尖兵》，收《中国话剧运动50周年资料集》2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115－116页。
[428]参看张庚：《论边区剧运和戏剧的技术教育》，载1942年9月11日《解放日报》；唯木：《当前的剧运运动和戏剧界的团结》，载1942年5月11日《解放日报》。
[429]张庚：《话剧民族化和旧剧现代化》，载《理论与现实》1卷3期，1939年9月出版。
[430]周扬：《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周扬文集》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439页。
[431]丁玲：《<延安文艺丛书>总序》，见《延安文艺丛书》“秧歌剧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432] 见1946年1月3日《晋察冀日报》关于《白毛女》演出的报道。
[433]请参考贾植芳、俞元桂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434]沈从文：《一个传奇的本事·附记》，《沈从文文集》第10卷第163页，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435]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修订本），第398页，岳麓书社2006年版。
[436]沈从文：《烛虚·烛虚》，《沈从文散文全编》（下编）第521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437]沈从文：《烛虚·烛虚》，《沈从文散文全编》（下编）第512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438]沈从文：《烛虚·潜渊》，《沈从文散文全编》（下编）第528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439]沈从文：《烛虚·长庚》，《沈从文散文全编》（下编）第536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440]萧乾：《人生采访·前记》，《萧乾文集》第8卷，第332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441] 萧乾：《海外行踪·代序》
[442] 刘白羽：《风雪的沉思》，《新闻战线》，1985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