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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封二
封二政治、家事遗嘱及自序
自序结尾及目录
孙中山与宋庆龄1915年在东京结婚
黄昌谷：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放弃在美优厚生活加入同盟会，作孙中山的随从私秘。
为纪念辛亥革革命100周年，笔者在“新浪博客”(blog.sina.com.cn/u/1269903927)上推出了《我的旧藏秋瑾集》、《铜币上的辛亥名将》及《见证拥护共和奖章的历史》三篇文章（后两篇分别被10月9日《新民晚报》、12月11日《中国文物报》和10月25日《上海收藏报》采用）后。上海浦东新区有位署名“indanazhangl”的网友留言：“在辛亥革命百年时读到这本书颇有意义。” “地球在我脚下”的网友鼓励我：“加油！！期待更多美文。”巧合的是，江苏南通藏友张先生则邀我前往，向我展示、并鉴赏了他珍藏的旧籍——《三民主义》一书。
该书由上海三民公司（时址：四川北路底狄斯威路口）企划编辑、印刷，初版发行于中华民国十五年九月（1926年9月），再版于中华民国十六年四月（1927年4月），全书一册，定价银五角。
封面书名《三民主义》由孙中山亲笔题写，署名孙文，并盖有孙文印章；封二印有“首倡三民主义者、国父孙中山先生”身着西装的标准像；封二另一面是孙中山的“遗嘱全文”影印，其中包括孙中山在1925年3月11日弥留之际，由夫人宋庆龄扶腕，在汪精卫所记录、代笔的《政治遗书》（总理遗训）和《家事遗书》上签字的文本字样，宋子文、孙科、何香凝、吴敬桓、戴季陶、邹鲁等十位国民党要员的见证签字。
（政治遗书全文：“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家事遗书：“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据资料记载，在这一天，随后签字的还有孙中山以英文口授，由鲍罗廷、陈友仁、宋子文、孙科笔记了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致苏联遗书》。全文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经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才识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决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孙逸仙（签字）。
三民公司没有将《致苏联遗书》一文收编在书中。当时，可能与平衡国民党右派反对“联苏”“联共”的态度有关。
该书由孙中山亲笔作《自序》；时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改组委员、广州市市长、黄埔军校政治部英文秘书兼政治教官（原国民党左派高层领导廖仲凯的秘书）甘乃光为本书写了序言。
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是在旧三民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05年11月，孙中山在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东京）的发刊词中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作了进一步阐述，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简称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民族主义的目的是推翻清王朝对汉族的压迫，并不排斥满族人民；也就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清王朝封建统治。
民权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创立民国”。就是要进行政治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民权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核心。孙中山还把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分为三个时期，即“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和“宪政时期”。并提出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国家机构组织的具体设想，即“五权宪法”，指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各自独立，又相互制衡。
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平均地权”。主张核定全国地价，现有的地价归地主所有，革命后因社会进步所增涨的地价归国家所有，由国民共享，做到“家给人足”。
多年以后，宋庆龄曾回忆说：“在这种（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中，像在其他革命工作中一样，每当孙中山要向前跨一步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企图把他拉回来。一听到宣布他决定实现这种统一战线，有些人就来找我，以为我会帮助他们反对这一行动。当我拒绝这样做、孙中山坚决做下去的时候，这些人就退党，并且公开攻击他。可是孙中山是吓不倒的。他曾多次宣称，除非国民党有一个真正革命的纲领，否则他就要同这批人分手，并解散国民党。他宣布他将组织一个新党，或者本人加入共产党。”
1921年12月，在国民党党内有识之士的支持、宋庆龄的鼓励帮助、更兼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孙中山同列宁委派来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远东代表马林（荷兰共产党员）举行过为期5天的历史性会谈，（宋庆龄也参加了这次会谈）。孙中山接受了马林关于“联俄联共、改组国民党”的建议。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和具体帮助下，以解决改组问题为中心内容的国民党“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著名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在这篇宣言中，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一是“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使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二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民族压迫。
民权主义，以实行普遍平等的民权主义为主要内容，人民“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免诸权”。
民生主义，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规定“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反对土地权“为少数人所操纵”。稍后他又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反对私人资本“操纵国计民生”。经过这样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便是新三民主义。
新三民主义最大特点就是它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它也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若干原则基本一致，所以新三民主义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孙中山在本书自序中说，“兹值国民党改组，同志决心从事致心之奋斗，亟需三民主义之奥义、五权宪法之要旨为宣传之资。尚望同志读者，本此基础，触类引仲，匡补聚遗，更正条理，使成为一完善之书，以作宣传之课本，则其造福于吾民族、吾国家诚无可限量也。”为此目的，孙中山为宣传、解释三民主义极尽全力、呕心 沥血：
孙中山对于演讲稿的读校工作十分重视与认真，每篇演讲稿一般都要经过3次的修订，才最后定稿。他所讲的“民族主义”6讲、“民权主义”6讲及“民生主义”4讲，都是由秘书黄昌谷负责主要记录、并由高师校长邹鲁负责读校的。孙中山曾要求邹鲁在读校时，“除将笔记之文字校正外，如有意见不妨尽量参加进来。”邹受命后，每次演讲都到场聆听。孙中山每讲完一讲，即要黄昌谷将记录整理抄正稿，送给邹鲁读校。邹在读校时，先将记录稿阅读一遍，看所记之内容与孙讲的内容是否相符合，若发现有不符之处，则用另纸记下，就这样或改正、或删节、或增补，统将签注纸条贴在错漏处；然后，他再逐字逐句诵读，进行文理和词句上的润色，直至自认为全篇文意不差和文理无瑕时，才送交孙中山亲自审阅。孙中山将演讲词审视修订后，再次发交邹读校。如是者经往还约3次，直到孙中山反复修订到认为全篇完全满意时，他才交给负责宣传事务的戴季陶拿去正式出版发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对精神产品认真负责的精神，及其为人处世一丝不苟的作风。
孙中山在演讲“三民主义”的过程中，还表现出虚怀若谷、从善如流。有一天，他在讲到关于“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内容时说：“西洋人修身，出则衣冠整洁，纽扣必结，须面必剃，革履必擦，指甲必去垢……”。在场听此演讲的党人刘成禺，越听越觉得不对头，他在孙中山回到大元帅府后，马上对他说：“先生今天演讲‘修身’的内容时，解说恐怕有误。中国古人讲‘修身’，是重在品行，故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修身，以身作则乃为士民之范，在内行也。先生所标举西洋人的讲卫生为‘修身’，此乃不对，所谓正其衣冠，尊其瞻视，是为外表而非内行也！”孙先生听了刘的这些话后，沉吟良久再问曰：“岂不是我今天真的讲错了？”刘答道：“此事的确是讲错了！”这时孙中山想起讲稿记录已发往报馆付印，乃着急地说：“有错必纠，不能以讹传讹！可讲话稿已送走了，怎么办呢？”在一边的帅府秘书长杨庶堪忙说：“赶快派人到各报馆取原稿回来，就说是此稿速记时有误，尚需修正之！”孙中山依言而行，立即派守桥队队长邓演达等深夜乘马车赴报馆取回了讲话稿，并按刘成禺的意见进行了修改。人们当时在评论这件事说：“孙先生大有子路闻过则喜、大禹听善言则拜之风，从而使左右得以进辞。其气度之伟大如此，实令人敬佩！”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期间，及会后的3-4月和8月间，孙中山几乎每个星期的休息日都要从珠江南岸的广东士敏土厂大元帅府出发，前去珠江北岸的广州文明路广东高师礼堂（今广东省博物馆）演讲“三民主义”。起初，他与随从10多人先由帅府出门到江边，乘电动轮船过江后改租汽车前往高师；因人员较多，每次要租用三部汽车才行。久而久之，孙中山觉得这样花费太多了。有一天，他通过副官找来庶务干事，孙中山笑着点头说：“我想了解一下每次去高师演讲要付多少车费？”庶务说：“每次往返租三台车，共计要15元钱。”孙中山说：“往返路程总计不过5华里左右，要用去车费15元，太浪费了！以后过河后不必租用车子了，我们可以安步当车，自行往返！”从此后，孙中山每次去高师演讲都摈去车从，过江后即偕卫士、秘书和副官等人，从天字码头徒步前往文明路。这件事当时在革命同志间很快就传为美谈。
1924年11月，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皖系军阀段祺瑞也先后假意表示欢迎孙中山来北京，企图利用孙中山来转移全国人民的斗争目标，缓和正在各地蓬勃发展的国民会议运动，同时也想软化和收买孙中山，瓦解革命阵营。为谋求祖国统一，孙中山刚指挥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又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犯难、抱病北上。此时“民生主义”还未及亲自校阅，其余均经校阅：27日孙中山在张园病榻思及存于广州大本营寝室内之书桌上下之三民主义讲稿，面谕原笔记人及随侍之黄昌谷、吴敬桓回广州时，须即向该室看守人检齐，负责保管。
可见，孙中山在病重之际，首先不是考虑个人的身体，而是以国事为重，关心的是三民主义的讲稿。这是一种忘我的革命精神。
1925年3月12日9时30分，孙中山因积劳病剧，由原发胆管腺癌转移到肝部，逝世于北京协和医院。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对于三民主义，很多人曲解他是“孔子以后继承道统的大圣。”也有人贬低是一种“政治哲学”“不能给予一种社会运动的理论根据。”更有一些孙中山生前身边人也开始叛变了他的思想。在1926年3月12日孙中山周年祭日之际，由上海三民公司编辑、甘乃光敬序的《三民主义》一书正式出版，真实地记载、捍卫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对以后的北伐、抗战和新中国的建设都有重要的作用。
历史走过了86个年头，《三民主义》作为一本原生态读本，使我们从历史第一手资料入手，认识孙中山思想学说的概貌，有助于发现中国波澜壮阔的近现代史之真相，启迪民心，继往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