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也谈北京话的来源，及南方话的起源
因老家在北京，一直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但未及深究。最近从网上得到一篇文章《“普通话”的真相：满州人的蹩脚汉语》（以下简称《蹩脚汉语》），引发了我的兴趣，好好探究了一把。
我发现，以《蹩脚汉语》为代表，网上有不少误区。一是说北京话不过是胡人学说的不成熟的汉语，是从满人进京才出现的，二是说南方话才是纯正的古汉语，因为它是古代中原人带到南方的。我认为大多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逻辑。
上篇北京话的来源
一、现代北京话来自那儿？
中国对北京话历史研究最深的权威学者是林焘先生，燕大、北大语言学教授，著有《北京官话溯源》、《北京官话区的划分》、《普通话和北京话》等，对北京话的历史来源作了比较详尽的考证和论述。后辈学者多引用林先生的结论，我也以林先生研究成果做为论据。
众所周知，跟现代北京话（注意，不是指古代北京话，古代北京话从辽金便已形成，即现代北京话的源头，见第五小节。）最相象是东北话，所以现代北京话的源头之一（另一源头是从辽金形成并流传下来的外城的老北京话）应该来自东北，而不是来自离北京最近的河北，这是学界都赞同的，问题是，具体来自东北的哪一块？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有些文章说来自辽宁省，这肯定不对，多数学者都认为来自黑龙江省。据南开大学语言学教授邢凯说，在全国各大城市中与北京话最接近的就是哈尔滨方言，所以在方言分类中，哈尔滨方言归入“北京官话区”（而北京官话又归入更大的“东北官话区”）。有一篇论文《从封闭形式类角度看黑龙江方言与北京话的一直性》，列举了大量语言现象，经统计得出：北京话与黑龙江方言的一致性为95.24%，这是全国各省市方言与北京话最接近的。
我没听过哈尔滨话，据听过的人说，简直就是标准的普通话。所以有人说，哈尔滨没方言，直接就是普通话。据哈尔滨出生的网友关东行者说，哈尔滨话只是没北京话那么浓的“京味儿”，我想大概就指儿化音、轻声等。
显然，北京话不符合方言按地域连续渐变的普遍规律，在河北方言的包围中形成了一个北京话方言岛。
为什么北京话最接近黑龙江话？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满人入主中原，定都北京造成的。也就是说，现代北京话的源头之一是满人带来的。
不光北京，承德也说这种话，也是个方言岛。原因也一样，因为承德也是满人集中的地方。
从上图可以看到，北京和承德都属于“东北官话”区，当然，它们与哈尔滨又组成更小一些的“北京官话”区。
为什么满人带来的是黑龙江方言？因为黑龙江省就是满人的发源地。满族的前身是女真族。当年努尔哈赤一统建州女真，野人女真和叶赫部女真便全是在黑龙江，后称“后金”，定都赫图阿拉，伐明至宁远城失利悲愤而死。直至其子皇太极继位才改后金为清，女真族改名满族。
另一方面，哈尔滨话反过来又受到京旗移垦的深远影响。清代中期，近10万北京满族人返回满族原在哈尔滨地区，给当地讲汉语的土著人民带来标准的中文语音。
二、满人进北京后主要说满语还是汉语？
《蹩脚汉语》说：“满人入关进驻北京后……内城说满话，外城说明朝官话。”但“北京城里的一棵小树、厨房里的一件工具，用满语都无法表达！”所以“北京内城的满人开始了他们艰难的模仿汉语的历程。”
实际过程并非如此，不是满人进北京后才开始学汉语，而是满人还在关外时就已经说汉语了，已经说了几百年，而且那时候说的已经是“北京话”——即黑龙江方言。
据学者研究：“满族有自己的语言满语，但在满族形成阶段，汉语在东北早已居于优势地位，在满族中成为通行语言。满清入关前十年，满族人之间一般以汉语对话，连地名官名也用汉语名称了。1644年，就是带着这种东北汉语方言，满清八旗进占了北京。”（5）
“根据历史档案的记载，在初建八旗时汉族人只占4%，到入关时迅速上升到76％，在八旗中占了绝对优势．这些在旗汉人中的大多数原来都是世代居住在东北地区的汉族人，他们所说的汉语方言就成为八旗的通用语言。”（2）
进驻北京的旗人中多数是汉人，所以旗人通行汉语而非满语
三、东北方言是怎样形成的？
据学者研究：“自辽至清的一千多年中，不断有大批幽燕地区的汉族人移居东北，其中绝大部分是战争中被东北少数民族政权掠去的。这些使用幽燕地区汉语方言的汉人与东北少数民族杂居，接触密切，也影响了少数民族的语言使用。东北地区通行的汉语，就是在幽燕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5）（括号中数字代表文章末尾所附参考文献的序号）
也就是说，一千多年来，东北的汉族人逐渐占了多数，再加上汉族文化比较高，幽燕汉语（河北话）便逐渐成为东北主要通行语言，满语反倒不通行。“当地少数民族中有不少人在汉族的长期影响下逐步汉化．最终甚至放弃了自己民族的语言．金在迁都到燕京的时候，女真贵族就已经不大能说本民族的语言了。”（2）
为什么我们说满人入关前早已使用了几百年汉语？因为金代的女真人就是后来的满人。可想而知，金代已熟用汉语到如此程度，到满人入关时当然更熟了。
东三省内方言比较统一，但也有点儿区别，辽宁汉族人最多，语音跟河北也最接近。黑龙江省满人较多，所以跟河北话就差得远些。其特点是保留古音成份少，语音结构简单。为什么北京话（黑龙江话）好懂？原因恰恰在此。
语言的杂交混合其实也跟物种杂交一样，有好处，变得简单，就容易通行。这也算少数民族对汉语的贡献吧。
四、北京话并非满人学汉语的结果
《蹩脚汉语》说：“普通话”也好，“京腔京韵”也好，原来都是“满州人的蹩脚汉语”，说白了“就像日本皇军学说中国话：‘你的，八路的，干活？’一样”。是一种“满式汉语”。
其实完全说错了，正如上文所说，旗人带来的北京话是幽燕汉人到了东北之后所说的汉语，只不过经上千年的交流影响，跟原来的幽燕汉语略有不同罢了。但肯定是汉人说了上千年的成熟的正规汉语，而非满人到北京现学的“满式汉语”。
这种汉语已成为东北地区的通行语言，包括满人和汉族旗人都用它，并把它带到了北京。
也可以说，一千多年前从幽燕带出去的汉语，在东北转了一圈，又由旗人带回了幽燕。
《红楼梦》是生活在康雍乾年间的旗人曹雪芹用北京话写的，我们可以看出，旗人进京仅几十年到一百年，汉语已掌握得如此纯熟，达到了中国文学的顶峰，成就超过了所有汉人小说。这充分证明旗人所说的汉语并非进北京时“艰难模仿汉语”才学会的，而是早在进京之前几百年在东北时就已经充分掌握了，否则不可能有如此深厚的文化积淀。
旗人曹雪芹用北京话写的《红楼梦》成为中国文学的顶峰
五、满人入关之前的北京话是什么样？是“吴语”吗？
1、辽金时代已形成最初的北京话
林焘说：“公元936年，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幽州地区从此脱离中原汉族的统治……公元1153年成为金代的国都燕京。从辽至金，大量的北方少数民族涌进北京地区，原住在北京地区的汉族人民被迫或自愿和他们居住在一起，加强了和他们的联系，和宋朝统泊的中原地区广大汉族人民反而在政治上完全分离，交往也受到严重的阻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三百年之久。和外族语言长期密切接触，和广大中原地区的本族语言反而关系疏远，北京话从一千多年以前就开始处于这种和其他汉语方言完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这种语言环境对北京话的发展变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可能早在辽金时期，北京话就已经成为发展最快、结构最简单的汉语方言。”（2）
也就是说从辽金时代，已形成不同于中原的最初的北京话，当时已具有结构简单的特点。
2、蒙元时代北京话已成为全国标准官话
林焘说：“在金统治的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内，长安和洛阳已经不再是政泊中心，这个地区的方言也就逐渐丧失了原来的权威性地位。到了元代(1206-1368年)，蒙古族统一了中国，在北京地区兴建起了世界闻名的元大都，取代了过去的长安和洛阳成为全国惟一的政治中心，元大都话也就逐渐取代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方言，成为具有新的权威性的方言。”（2）
从元杂剧的用韵分析，此时的元大都话已很接近现代北京话。蒙语虽然有些影响，但并不大。“所谓元大都话，主要是辽金两代居住在北京地区的汉族人和契丹、女真等族经过几百年的密切交往逐渐形成的，随着元大都的建立而趋于成热，成为现代北京话的源头。”（2）
3、明代继承了元大都话
明代的北京话是什么样的呢？有人说是河南话，这肯定不对，但有点儿影子。
《蹩脚汉语》说：“满鞑子没到北京前的真正“国语”倒是江南方言——“吴语”。”这就更不对了，连影子都没有。
“朱元璋灭元后，各地移民大量入京，大都话渐式微，由于河北移入人口较多，故北京民间方言以河北口音为主，而官方则使用“雅言”，即河南官话。到朱棣迁都北京，江淮官话等也对北京方言产生了一定影响。”（7）所以明代的北京话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混合语言，但肯定仍然继承了元代的北京话，仍在向现代北京话发展。明徐孝《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中所记的音系可能代表了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的北京话，已经和现代的北京话十分接近了。
《蹩脚汉语》为什么认为明代北京话是“吴语”呢？可能因为朱棣迁都北京，江淮官话等也对北京方言产生了一定影响。他以为“江淮方言”既然指的是江苏、安徽，而江苏话属于吴语，所以北京话就成了吴语。
其实这是因为对中国汉语方言分区完全不懂造成的。江淮方言中的“江”其实仅指江苏北部，即苏北话，以南京话为代表，它和苏南话完全两码事。江淮方言属于北方话中的一种，而苏南话与浙江话一起才叫做“吴语”，属于南方话。完全是南辕北辙，牛头不对马嘴。
就算明代的北京话中有江淮方言因素，但那也只是受了点影响而已，最多就是朱棣时代的皇家和亲贵中说一说，影响不了北京话的大格局。
绿色区域属于北方话，可知中国绝大多数地区通行北方话，亦可知苏北也属于北方方言区，故江淮方言决非吴语
六、北京内外城方言区别大吗？
《蹩脚汉语》说：“满人入关进驻北京后……内城说满话，外城说明朝官话。”这肯定不对。
内城基本不说满语，而是说从东北带来的黑龙江话——北京话。只是“清代前期上朝时，规定官员必须说满语，汉族官员也得学满语。民间则出现了旗下话、土话、官话三者杂糅的趋势，北京话正是这三者结合的产物。”（7）
这里清楚地说明了现代北京话的两个来源，一个是内城的旗下话，即旗人带来的黑龙江方言，另一个外城的老北京话，即从元代继承下来的明代官话和土话。实际上内外城这两种话很接近。为什么接近？因为旗人从东北带来的方言也还是从幽燕地区出去的。
“到清中期，随着对汉臣的倚重，且为提高办公效率，清宫上朝一律改用北京话，满语虽仍是国语，但不再充当官话。”（7）可知就连满人在朝廷上说满语也已经比较费劲了。
据说到了清后期，皇族中会说满语的已经不多了。
而外城一开始仍然说明代的老北京话，因明代北京话也很接近现代北京话，所以内外城差别其实并不大。据学者林焘说：“当时满族人的儿化词语就比汉族人少，“兔儿爷”要说成tuerye，并不像汉族人那样儿化成turye。”（2）
后来随着内外城的交流，尤其民国之后，汉人大量涌入内城，内外城差别更小了。大概只有北京人自己才能听出来区别。
解放后随着大量政府公职人员迁入，京西多部队大院，出现了一种所谓“新北京话”，以王朔小说为标志，与以满人作家老舍作品中的老北京话有了一些差别。但主要体现在用词上，音调上还是一致的。
七、北京话发音最糟糕吗？
《蹩脚汉语》又说：“满语对比汉语有它先天的残疾，首先，入声字一下子就全丢了，这就是汉语同音字增多最根本的历史原因，用满语套学汉语的发音更是不伦不类，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发音最糟糕的汉语。是一种不成熟的蹩脚的汉语语音系统。”
首先，“用满语套学汉语”不存在，前面已分析满人入关前几百年就已经会说汉语，甚至说得比满语还流利。作者不懂历史，以为满人不会说汉语，进北京才现学，所以得出“发音糟糕”“不成熟”的结论。
北京话的确保留古音少，语音结构简单。但问题是，简单就一定糟糕吗？复杂就一定优秀吗？首先简单就易学好懂嘛。
学者林焘认为：“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越是封闭，发展变化就越慢；越是开放，和其他语言和方言不断接触，发展变化就越快。现代的北京话和汉语其他方言比较，可以说是最开放的语言；现代的北京话保留的古音成分少，语音结构简单，也可以说是发展变化最迅速的汉语方言。”（2）那么语言究竟是开放发展好呢？还是封闭保守好？
我们都知道伦敦音是英语的标准音，能说一口伦敦音最为人称羡。但伦敦是国际大都市，语言交流最多，最开放，保留古音最少，所以才最有生命力。而继续保留英国古音的恰恰是偏远落后的山区乡镇。
我们以前学俄语，是按照莫斯科发音学的，音变比较多，比如O在非重读时发A的音，后来知道在俄罗斯的边远地区O尚未发生音变，仍然读O。这说明越是发达的中心地区音变越多，越是偏僻落后的边远地区保存古音越多。
世界各国语言演变规律都是从复杂趋向简单，从古音多趋向古音少。
那么北京话少了入声字就一定糟糕吗？的确，在吟诵古诗词时，如果用北京话，有可能出现韵律不和谐。但在日常说话时，少了入声字不见得不好听。明真空《篇韵贯珠集·玉钥匙歌诀》：“入声短促急收藏。”有点儿像是“吞进去的音”，不大容易形成高亢响亮的效果。
网上有人说：“你想北方游牧民族骑在马背上狂奔，入声音互相怎么会听得到？听不到岂不分道扬镳，背道而驰？入声音是会亡族灭种的。”这说法虽有点儿调侃，但入声字不响亮是肯定的。
北京话虽没有入声，但多轻声，轻声同样能丰富语言的节奏感和调值变化。另外，北京话多儿话音，往往用来表达喜爱、亲切的感情色彩，或者少、小、轻等状态，也使北京话多了一份儿表达感情的手段。
我们听演员用普通话朗诵现代诗文，抑扬顿挫，响亮感人，用北京话说相声，幽默逗乐，极富表现力。还有老舍话剧《茶馆》那京腔京韵，充满浓厚的文化意趣。看起来，少了入声字不见得不好听，不见得表现力不丰富。尤其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名著《红楼梦》正是旗人曹雪芹用清代的北京话写的，你能说这是一种糟糕的发音吗？
老舍话剧《茶馆》那京腔京韵，充满浓厚的文化意趣。
学者林焘说：“一些人还有方言优越感，误以为自己的方言最生动，表现力最强，不愿意学普通话。”（2）这从反面肯定了北京话的生动和表现力强。
我举两个生活中的例子。一位四川小姑娘在火车偶结识一男子，被骗奸后遗弃，后警察问这姑娘为什么受骗，姑娘竟说，因为他那口北京话太好听。
中国一号刑侦大案主犯北京人白宝山，在乌鲁木齐杀多人抢钱逃走，当天警察访问目击者凶犯口音，目击者说：可能是东北人吧，反正说话挺好听。乌鲁木齐人对北京话和东北话不大能分得清，总之，“北京话好听”成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
八、北京话为什么成为国语？
《蹩脚汉语》说“北京话……即满族学习汉文时所说的蹩脚汉语，但他们是统治阶级，于是他们的话就成了正统的国语。”
这个说法有些道理，但不完全。诚然，首都方言，官家用语，一般都很自然成为“官话”“国语”，全民族的通用语言。但另一方面，北京话能够为全国所接受，并不仅在官方的硬性规定，还因为它有广泛的基础。
如果在统一的中国选一种通用语，是选70%的中国人使用的北方话呢？还是在30%人口的六七种南方话中任选一种？谁的基础更广大？这不明摆着吗？
“南蛮”地域不大，却弄出六七种互相完全听不懂的方言（吴、粤、闽、湘、赣、客家），请问好处在哪儿？
那么在北方话中选哪一种为通用语呢？只有北京在近千年来一直是北中国（辽、金）或全中国（元、明、清）的首都，北京话一直是官话，而且现代北京话更具有语音简单的优势，自然是首选。
辛亥革命后，首届国会决定究竟以北京话还是广东话为国语时，虽然国会要员中粤人占多数，北京话仍以一票胜出，说明北京话做国语确是大势所趋，连孙中山也说服他的老乡们否决了粤语。
就算当时粤语胜出，也不可能成为最终的国语。因最终政权归北方的袁世凯，首都仍在北京，国语还得改成北京话。就算老蒋后来统一了中国，定都南京，也不会把粤语定为国语，因为浙江人、南京人也听不懂粤语。
总之，北京话成为国语，一是因几百年定都于此，二是它有最广大的语言基础，三是它即使在北方话中也是最开放，发展最快，语音最简单，最好学易懂的语种。
论文《从封闭形式类角度看黑龙江方言与北京话的一致性》的作者有一段极精辟的论述，可做为上篇的总结：
“黑龙江方言与北京话的极其接近不是偶然的。据林焘先生（1987a）的研究，现代北京话是一种在阿尔泰语系民族背景下形成的移民方言。自辽至清的一千多年中，不断有大批幽燕地区的汉族人移居东北，其中绝大部分是战争中被东北少数民族政权掠去的。这些使用幽燕地区汉语方言的汉人与东北少数民族杂居，接触密切，也影响了少数民族的语言使用。东北地区通行的汉语，就是在幽燕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1153年金海陵王从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市南）迁都燕京，将这种在东北使用了二百五六十年在少数民族语言背景下发展的方言带到燕京时，金朝女真族汉化已经相当深入了，女真贵族已经习惯使用汉语了。这种方言在元代成为大都话。明代从山东、山西、河北以及江浙一带向北京大批移民，从明开国到定都北京的五十多年时间里，估计移民有几十万人，形成北京话比较复杂的局面。建州女真居住在牡丹江流域，与汉人接触最多，较早地接受了汉文化。满族有自己的语言满语，但在满族形成阶段，汉语在东北早已居于优势地位，在满族中成为通行语言。满清入关前十年，满族人之间一般以汉语对话，连地名官名也用汉语名称了。1644年，就是带着这种东北汉语方言，满清八旗进占了北京。这两次大的语言回归，对现代北京话的发展和北京官话的形成，都有极大的影响。外城汉人的土生土长的北京话和内城满清带回来的东北话虽同根，却由于所处地区和所接触语言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一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能叫人感觉到有差别，但随着交通的发达、人口的流动以及居民成分的变化，到80年代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北京话最早形成于辽金，至元已成为全国的官话。
第二、金定都于北京时，第一次将幽燕方言从东北带回北京。金亡又带回东北，清（即后金）进北京时，第二次将这种方言带回北京。这两次语言回归使北京话不同于周围的河北话，而更接近于黑龙江话。
第三、第一次带回的北京话经过元大都话和明代官话的演变，至清成为北京外城方言，第二次带回的北京话成为北京内城方言。因两次语言是同根的，所以差别不大，最终合并为现代北京话。
下篇南方话的起源
九、北方话一直是以中原为核心的汉语，后来又受了些胡音影响
“中国从商周直到北宋的两千年时间里，都城一直在中原地区，而且主要是在长安(西安)和洛阳两地。因此，这种全国都能通行的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应该就是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方言。”（2）自南宋以来，中原国都逐渐移至北京，中国北方的官话逐渐从洛阳话转变为北京话。
从东晋以来的“衣冠南渡”，“五胡乱华”，胡人成了北中国的统治者。宋代北方又被辽、金、蒙古占领。所以北方汉语不可避免地受到少数民族的影响，有些古音消失。但即便此时，在北方汉族人仍占多数，仍是北中国人的主体，而且汉文化远高于少数民族，所以北方通行语仍然是汉语，而非鲜卑语、契丹语、女真语、蒙古语。也就是说，北方话只不过是带胡音的汉语而已，并非胡语，更非胡汉掺半的混合语，比如《蹩脚汉语》讥笑的鬼子汉语：“八格牙鲁！你的死啦死啦的有！”。
因北方多平原，地域辽阔，战乱不已，人口流动频繁，所以语言交流也频繁，这正是北方话内部比较一致的原因，不管华北方言区、西北方言区、西南方言区、江淮方言区，相互间都大致能听得懂。
总之，北方话一直是以中原方言为核心直接传承下来的，虽然受了些胡音影响，但终究是汉族人说汉语，而非胡人学汉语，所以基本保持了原来的风格。
十、南方话源于少数民族土著学汉语
有人说南方话，甚至广东话是最纯正的汉语，也有人说“粤语是古代的河北、山西、陕西话，福州话是古代的齐语，闽南话是古代的河洛语。”（4）《蹩脚汉语》说：“容易学会普通话的北方人，也不必沾沾自喜，其实你们所谓的“南蛮鸟语”，才是正宗的华夏之音。”
其实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南方话的起源和历史。最近有一篇潘悟云先生的论文《语言接触与汉语南方方言的形成》对这个问题阐述得很清楚。
他说，以往的旧观点“似乎是北方汉族几次大移民才形成南方的基本居民。”“但是，近年来发现南方人类基因与北方大不一样，这说明南方居民形成的主体并不是北方移民，而是原来的南方土著。东南汉语方言形成的主体就是当地的土著居民，他们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土著语言为底层的混合语。”（3）
上古时代，百越和苗蛮是南方的主体人种，与北方人整体基因不同，形成中国的南北两大人种
“我们再来想像一幅发生在古代东南的语言接触情景。这里居住着百越居民，他们很早就与北方的汉族发生接触了。小股的汉人也开始移居江南一些城镇，于是在百越社会中就出现了双语现象，百越人互相之间说百越语，与汉人打交道的时候说汉语，不过不是纯正的汉语，而是一种混合语式的汉语，长期的双语现象，百越语与混合语式汉语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最后百越语就消失了，剩下只有克里奥尔式的汉语，就是南方方言的前身。”（3）
“克里奥尔语”泛指所有的“混合语”。也就是说，古代南方各语言正是如《蹩脚汉语》作者所讽刺的“鬼子学汉语”的“混合语”。如中原人说“我先走”，广东人说“我行先”，词序颠倒，是不是有点像“你的八路的干活？”。尤其现在很流行的南方句式“我有看到”“我有听到”，是不是有点儿像“金票大大的有！”
百越包括于越、瓯越、闽越、东越、扬越、南越、骆越等，“自交阯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3），多数学者认为古越语属于“古侗台语”，即少数民族语言。除了百越，南方还有苗彝瑶布依等各种少数民族，他们本来就各自语言不同，他们学成的汉语自然也各自腔调不同，再加上南方山川纵横，交通阻隔，战乱较少，缺乏交流，所以形成了吴、粤、闽、湘等互相完全听不懂的各种南方方言。
百越是古代少数民族，分布于东南一带，荆蛮则分布于两湖滇黔一带
广东话中有一些独有的汉字，如：冧、喺、冚、嗰、乜、啲、鎅、焫、嘅、揾、嘢、咗、嚟，这可以说是百越语的孓遗文字，充分证明粤语等南方话起源于少数民族语言。
又比如，一个“他”字，在吴语、闽语里叫“伊”，在赣语、粤语、客家话中叫“渠”的，还有“伲”、“其”等多种叫法。这说明南方人学北方话时有各自不同的说法，表明南方话源于多种不同的原始土著语言。
只有揭开这个谜底，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南方话为什么那么复杂多样，各自听不懂。如果真像他们所说是由古代的北方话演变而来，那就应该比较一致，不可能如此纷杂。
《孟子·滕文公上》：“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说明在春秋战国时代，在北方士族南迁之前的几百年，南方话早已成型，已被北方人视为“鸟语”，很难听懂，并非由北方人大规模南下后才形成南方话。
画家正在绘制大型油画《和辑百越》，反映了中原汉人与百越少数民族的交往
十一、南方汉人与南方少数民族及东南亚人之间的关系
据九十年代我国遗传学家通过分子遗传学DNA研究对比，发现中国人种分两大种群，南方汉族与苗布依等少数民族同属南方种群，北方汉族与蒙满回藏等同属北方种群（8）。这也是上节潘悟云先生所说：“近年来发现南方人类基因与北方大不一样。”的依据。
从《维基百科》上查到以下三条资料：
“南越人是具有浓厚文化特色的古代民族或民族集合，聚居于岭南，主要分布于广东的珠江流域和韩江流域。随着中原人的持续大规模南迁，原住民南越人与汉族长期杂居，多数土著居民逐渐与汉族融合，最终被汉化。没有被汉化土著居民聚居地逐步缩小，这些土著居民后来演变为黎族、壮族、瑶族、畲族及苗族等少数民族，退居山地，分布于现在的中国广东、广西、海南及云南等地。”
由此可知，南方少数民族一部分汉化成了南方汉人，另一部分仍然是土著少数民族。
“百越有许多支系，其中干越、扬越、东瓯、闽越（闽越族）、南越（南越族）等几支百越中的大族，西瓯、骆越等演变为现代的汉族及中国国内外的一些少数民族，如壮族、傣族、黎族等，以及越南、老挝、泰国、缅甸、印度境内的京族、岱族、佬族、泰族、掸族、阿豪姆人等民族。”
由此可知，百越人后来分化为南方汉人、南方少数民族，及东南亚各国民族。
“京族是越南的主体民族，占越南总人口的86%，是狭义上的越南人。在中国境内，京族被视为少数民族之一。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京族的母语京语通常被认为属于南亚语系，故京族一般被视为南亚语系民族。另有一种说法认为，京族是百越后裔的壮侗语系民族之雒越为主体，加入南岛语系民族之占人、南亚语系民族之高棉人及汉藏语系民族之汉人而重新融合而成的民族。而由于长期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京族文化更接近于东亚而非东南亚。”
从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南方汉族人无论在人种体质上还是语言上都与南方的少数民族以及东南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我们现在就清楚了，南方汉人为什么与北方汉人在人种上，语言上差别那么大，原因就在于南方汉人实际上是被汉化的南方少数民族，怪不得他们在体质上很像南方少数民族及东南亚人，即使在语言上与那些语言也有许多共通之处。
南北汉族分属两大人种，基因不同。北方汉族起源于华夏和东夷，有北方游牧民族融入。南方汉族起源于汉化的百越苗蛮，与东南亚人有体质和语言上的联系。
十二、北方话是如何掺入南方的
从上文已知，远在春秋战国时代或更早，南方古代少数民族已经在汉化过程中，通过学习北方汉语形成了七八种不同的南方方言。
自西晋末以来，北方士族有三次大规模南渡——西晋末晋元帝渡江，唐“安史之乱”后，中原士庶避乱南徙；北宋末，宋高宗渡江。而小规模北人南迁则数不胜数。
中原人迁到南方历经上千年，多次，且分为多支，因“每次的移民数量不大，也不太可能发生语言的替换。”（3）到哪省被哪省同化。到吴越被吴越同化为吴语，到湖南被荆楚同化为湘语，到广东被南越同化为粤语，到福建被闽越同化为闽语……最多不过是在南方各语言中都遗留了一些北方话的古音。
我举一个现实例子，来证明“每次的移民数量不大，也不太可能发生语言的替换。”的现象，我以最熟悉的“新疆话”（指新疆汉语方言，而非维语）为例。
内地多以为新疆没有汉语方言，似乎汉人数量很少，又来自五湖四海，没有一个主体。实际不是这样，新疆有汉族主体，而且有方言，基本与甘肃西部玉门敦煌方言一致。清乾隆收复新疆后，北疆沿天山一带（西至乌苏、精河）划归甘肃管辖，称为“甘肃新疆”，甘肃西部人口大量迁入，形成新疆汉人和新疆方言的基础。新疆的语言学家据此编有《新疆汉语方言词典》。
待--阿古柏分裂新疆，又被左宗棠收复后，一直到民国、解放后，内地各省汉人陆续进疆，总数量大大超过原土著汉族，现已近千万。但因“每次的移民数量不大，也不太可能发生语言的替换。”在我青少年时代，仍流行新疆话，与甘肃西部方言几乎没区别，内地人后代基本被同化。直到文革后，内地汉人大量流入，再加推广普通话，乌鲁木齐等大城市的年轻人已渐变为普通话，但带明显的“新疆味儿”，北疆各县仍流行很原始的新疆话。这说明即使外地流入人群文化较高，数量很大，但只要不是一次性大量流入，而是陆续流入，就不大可能彻底改变原住地方言。
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即清初“湖广填四川”，明末张献忠在四川杀人如麻，致四川人口大减。于是清初便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尽管如此，四川还是四川话，仍属于北方话的西南方言，并未变成湖广话。这说明一般情况下，移民很难彻底改变移入地的方言。
还有个例子很明显，那就是1949年国民党败走台湾，从大陆移民到台湾100至300万人，而台湾原住民只有六、七百万，经过几十年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移民的政治地位和文化普遍高于原住民，但移民的后代仍然被原住民的闽南话所同化。大陆方言在台湾的唯一“成就”是推行了“国语”，即带点南方味的普通话。现代台湾人大致都能听得懂普通话，但台湾方言仍然是闽南话，而非大陆的某一种方言。这同样说明移民很难彻底改变移入地的方言。
同理，北方古代移民也不可能彻底改变南方话，使其变为“齐语”、“河洛语”。
总起来说，北方一直是汉族人说汉语，后来受了些胡音的影响，而南方话则是少数民族学汉语，后来又受了些北方话的影响。
如果要问哪种话比较接近古代华夏音（中原语）？当然还是北方话，而不是南方话。
十三、假想的历史与真实历史
按照《蹩脚汉语》的说法，南方话才是古中原语的正宗传袭，北方话则成了胡人学说的“蹩脚汉语”。除非历史是这样的——南方本来基本没多少人类存在，是由北方人大批量短时间内迁入，大大超过土著，从而把北方话整体带入南方。而北方则因汉族人短时间内整体迁走，剩下的汉族数量大大少于游牧民族，，北方基本成为胡人世界。但这样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南方话为什么那么繁杂多样，互相听不懂。
而实际历史是：上古时代华夏民族形成于北方，而当时的南方已有百越苗蛮等少数民族存在，这是中国南北两个不同的大种群，生物基因都不大一样。百越等通过向先进的华夏种群学习汉语，最终放弃了越语，使用汉语，从而融入汉族，形成各不相同的南方话。后来因战乱北方汉人多次（每次数量并不大）迁入南方，将北方话的因素陆续掺入南方话中。
其中江浙是个特殊例子，因汉族偏安政权首都多建于此（如金陵、杭州等），所以此地移入的北方人最多，致使人种都发生了变化，从生物学上已属北方人种，但语言仍属南方话中的吴语，这就是因为每次移入的人群并不多，陆陆续续移入，所以北方人后代总是同化于吴语。
而北方虽然在西晋之后建立了胡人政权，但北方汉人中的大部分仍居留原地。虽有鲜卑等“五胡”融入，北方人种仍以汉族为主体，汉语仍然是北方通行语言，只是受到胡音影响，丢失了一些古音。因中国的首都多在北方，所以从古到今，整个中国的官话始终是北方话。
十四、为什么南方话多文言？
《蹩脚汉语》说：“南方语言中至今保存着的‘来哉!来哉！’等极近似古汉语的语言，在北方就没有。北方自《元曲》以来记录的极近似今天白话的语言，南方也没有。总体来说南方语言近似文言，北方语言近似白话。”
这个说法比较符合实际，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其实很好理解，南渡的北方人以贵族和士人为主，所以叫做“衣冠南渡”。“衣冠们”自然说文言多些，所以南方话中的古音多文言。而北方的平民百姓则多数仍留北方，所以北方话近似白话。
比如闽南语中有一些字词：筷子叫箸，热水叫汤，蛋叫卵，黑叫乌，吃叫食，房子叫厝，你叫汝，知道叫知，用叫使，站叫企，他叫伊，儿子叫仔，爷爷叫公，奶奶叫嬷，锅叫鼎，睡觉叫困，走叫行，脸叫面，绳叫索，翅膀叫翼，棉袄叫裘。这些都是古汉语中的文言词。
《蹩脚汉语》却据此认为：“南方语言既近似文言，可见南方语言代表的是传统的汉话。”
其实这是个误解。即使在古代，也还是有口语和书面语（文言）的区别，广大平民百姓自然说口语，即使文人平时说话也不能总是“之乎者也”，否则没法儿与市井交流。因上古时代尚无纸笔，用刀刻在竹片上，书写极艰难，所以书面语力求简练，中国也因此形成了与口语相差较大的文言文。我们看古代散文和古代章回小说，就能看出区别很大。
所以说，古代汉语并不等于文言文，平时说话还是口语。文言只是写在书上的语言，并不代表古汉语。南方话中搀杂一些文言词，并不能说明“南方语言代表的是传统的汉话。”
十五、既然北方话更接近古代中原话，为什么南方话中反倒古音多？
为什么一些人认为南方话是正宗的古代中原话？就是因为南方话中古音比较多，而北方话中没有古音。
其实，这是把一个概念闹混了，造成逻辑混乱。什么叫“古音”？就是现代北方话中已经消失了的语音。众所周知，古代洛阳话被称为“雅言”，即当时的普通话，这该算最正宗的华夏古音。而现代洛阳话与古代洛阳话相同的音，肯定不能叫做“古音”。假定现代洛阳话有80%的语音与古代相同，只有20%不同，那么这20%就成了“古音”。
这20%由中原人带到了南方各省，比如到现在还剩下10%分别保存在各种南方话中，假定粤、吴、闽、湘、赣、客家等各自保存了1%到2%，现在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了，于是就说，南方话中保存的古音比北方还多！
虽然现代洛阳话保存了古洛阳话的80%，但“古音”肯定为0%，因为只要存下来的就不能叫“古音”了，而粤语只保存了古洛阳话的百分之一、二，但仍然比北方话多！
所谓南方话保存古音多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并不是说现代广东话比北方话更纯正，比现代洛阳话更像古代洛阳话。
我们假定现在有一位古墓中的洛阳人忽然活了，如果让他来听现代洛阳话，估计还能勉强听得懂，但如果让他来听现代广东话，肯定一个词也听不懂，在他听起来仍然跟古代的“南蛮鸟语”一个样儿。
北方话虽然受了一些胡人的影响，但究竟是从上古的中原话直接进化而来的，进化有连续性和传承性，现代的洛阳话无论如何应该更接近古代的洛阳话，不大可能现代的广州话、闽南话、上海话反而更接近古代洛阳话。
总之，北京话并非满人学汉语的不成熟的“满式汉语”，而是从古代的幽燕方言经由东北传承下来的成熟汉语。南方话也并非最纯正的古汉语，它不是北方人南下后才形成的汉语，而是上古时代南方少数民族通过学习汉语而形成的汉语，后来受了一些北方人南下的影响罢了。
参考文献：
1、金启孮《“普通话”的真相：满州人的蹩脚汉语》
2、林焘著《普通话和北京话》语文出版社2000年
3、潘悟云《语言接触与汉语南方方言的形成》
4、马散联盟《中国南方方言》
5、聂志平《从封闭形式类看黑龙江方言与北京话的一致性》
6、王邵男、董志民《浅谈黑龙江方言和普通话的区别》
7、《北京话》百度编辑
8、陈仁彪等《我国大陆主要少数民族ＨＬＡ多态性聚类分析和频率分布对中华民族起源的启示》《遗传学报》1993年第5期
